孝文化研究范文1
【关键词】传统文化；孝；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问题逐步显现出来，由于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社会各界对于养老问题的关注程度逐渐升高。由于养老问题与孝道紧密相连，于是，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传统孝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其中，早期专门研究传统孝文化的学者占据大多数，近年来，对于传统孝道观念当代价值的研究兴起。本文中，笔者对这些成果进行了逻辑的梳理，现概括如下。
一、国内研究状况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传统孝文化的研究有很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第一，对孝的起源的研究。肖群忠教授在《孝与中国文化》中首先提到了孝的起源与演变，他从历史文化角度及现象入手，对孝的起源进行分析。他认为，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从实践上使其政治化了，出现了“汉以孝治天下”的情形，孝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开始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魏晋隋唐时期，玄学、佛教盛行，这体现了道、佛对儒家的冲击，在儒、佛、道对立交融的过程中，该时期的孝文化体现出崇尚与变异的特点，魏晋仍以“汉以孝治天下”相标榜，但已出现了一些援道入儒的新特点，强调孝道的自然亲情，而削弱孝道的政治教化功能。唐代时期，从总体来看，甚至不太重视孝道。宋元明清时期，孝道演变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除元朝外，宋、明、清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孝道，孝道在理论上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专制化，在实践上则体现为愚昧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愚孝”。近代中国，一些仁人志士开始怀疑批判封建家族制度与孝道，但由于传统势力的强大，以及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软弱性，往往又出现徘徊和对旧的礼教传统的复古。i到了现代，前后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对待孝道；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尤其是“”时期，孝道是被否定的；近些年又重新对其进行辩证分析，进而扬弃。
肖波先生在《中国孝文化概论》中探讨孝文化的起源时认为，孝文化起源具有原因和条件两方面特点。就其起源的原因来讲，可以分为：生命个体性起源；社会性起源；信仰性起源。其中，生命个体性起源是因为，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具有本能性。社会性起源则是由于孝是一种伦理层面的规范，马克思曾说过：“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ii所以，这种联系必然会反映到生活中，于是，孝文化的社会性起源也就不难理解了。信仰性起源存在两方面崇拜，一是生殖崇拜，二是祖先崇拜。再者，从孝文化起源的条件来看，有特定生产方式、血缘宗法制度以及中国个体家庭三个条件。肖波认为，孝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最具有基础性的精神内涵，它源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它和人类社会发展相统一。正如黑格尔指出的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孝文化总括性地涵盖了人伦本源的孝伦理和政治化了的孝道德，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iii
第二，在孝的内涵方面的研究。朱岚在《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发展史》中对孝的内涵作出概括，她认为，中国传统孝观念内涵丰富，从行孝对象及行孝内容来看，有四层含义，分别为：对在世或已故父母的孝敬；对先祖先公的追念祭祀；对君王天子的孝；继承先祖德业、立身扬名，以耀族荣宗、光前裕后。张云风在《漫说中国孝文化》中谈到孝的内涵时指出，孔子在《孝经》中全面阐述了孝的内涵，包括孝的地位与意义、孝的阶段与层面、孝的标准、孝的作用，孝子施孝方式等等。iv并且，他认为，“善事父母”是孝最重要内涵，但是，由于“孝”涉及道德品行的各个方面，包罗万象、蔚为大观，所以，将其固定于“善事父母”还是不够的，还应推广为“泛孝论”。
第三，传统孝道的反思与现代价值方面。曾仕强教授在他所著的《孝就是道》中对于传统孝道的反思与现代价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二十四孝”的故事所追求的是永恒的价值，其内容要与时俱进，不应该局限于某一个时代去理解。这些故事中，一些故事迄今为止仍具有深远的意义，要用心体会其中的道理。另外，对于孝的现代价值的理解，曾仕强教授认为，现代人有时过分自我，彼此疏离，需要孝道和谐来调适。更重要的是，道是要实践的，人能弘道，但是不能等着道来弘人。
另外，对于孝的反思与当代价值的问题，大部分学者都是在继承传统孝道观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的集成，并对其负面作用进行反思，从而弘扬其正向值。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学者、教授利用传统孝道解决现实问题，以挖掘传统孝道的当代价值时，很统一的对养老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关于孝文化的若干思考》、《社会变迁中的养老和孝观念研究》、《孝与折衷主义：中国城市养老的实证研究》、《中国传统孝文化探析》、等。杨振华《“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指出孝的德育价值意义；陈旭《传统孝道在和谐家庭建设中的价值研究》揭示了孝道与和谐家庭的关系；方程《传统孝道的历史嬗变与当代审视》在孝道的历史与现在中把握其意义。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随着历史的变化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的孝道文化，如何正确把握孝道文化的内涵及意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孝道的关键所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二、国外研究状况综述
对于“孝”的研究并非国内学者的专利，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孝道，国外不乏一批学者钻研儒家文化，研析传统孝文化，可以说，孝、孝道、孝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已经是世界性课题。外国人同样讲究“孝”，西方人则更多的将目光放在感恩教育上面。他们眼中的孝文化与中国传统孝文化一同构成了世界孝文化的重要内容。在西方一些国家中，早在古希腊时期，孝道就被视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但是，由于价值观的不同，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国一样，把传统孝道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价值体系来弘扬和教育人民。所以，在西方，除了《圣经》这本经典以外，对孝的相关阐述不在多数，而西方哲人们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了社会养老问题中，所以西方社会养老理论发展速度较快，而孝文化研究发展缓慢。虽然这些成果没有全面地阐述孝的前身及后延，但是却对我国自身研究孝及孝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则同样将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儒学研究上。
一方面，日本对待儒家学说的态度，是将儒学渗透于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求以儒学规范行为，并将其融入到人际关系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直以来，日本的民族行为极为明显，传统孝道文化贯穿于日本发展，逐渐变成统治者的思想工具，但是，同它的积极意义相比，这种极端化的思想给其它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能被掩盖的事实。
另一方面，韩国对于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至深。我国传统孝道在韩国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韩国同我国一样，将孝道观念作为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血缘关系情节深厚。然而，虽然两国对于孝道的认同相似，但是在孝道的实践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韩国对于孝道的发展与我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韩国目前所推行的孝道仍具有一定的封建统治色彩。
以上就是对国内外关于传统孝文化的研究状况的浅略综述，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可以为日后对传统孝文化的研究打下基础，厘清孝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好的发挥孝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注释：
i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
ii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24.
iii 肖波.中国孝文化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
孝文化研究范文2
一、丰年村简介及资源现状分析
（一）丰年村简介
丰年村位于黑龙江省桦川县创业乡东北部十公里处，全村共有农户609户，2 114人，各地面积9.6平方公里，有耕地13 429.4亩。随着第一书记孙积家的到来，慢慢有了变化，村庄被规划得井然有序，道路宽敞干净，围墙上更是绘满了关于孝文化的小漫画，这个普普通通的小村落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孙书记更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争取到了大量的扶贫资金建设村庄，争取把丰年村打造成为“水稻种植”“果蔬采摘与休闲垂钓”和“养老敬老”三位一体的特色美丽乡村。
（二）旅游资源现状分析
1.生态绿色有机米。丰年村拥有士平水稻专业合作社和绿怡水稻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有水田地4 500亩，30%用于优质米生产，20%用于良种繁殖，50%用于生产糯米。水稻田不施农药化肥，人工结合稻鸭除草灭虫，使用农家有机肥，为绿色有机米。丰年村拥有自主注册的“桦士园”“绿怡”等系列的品牌大米，其中鸭稻米和蛙稻米是丰年村水稻种植的特色。
2.以孝为主题的乡村文化。丰年村于2015年?e行了十大寿星和十大孝子的活动，进一步弘扬了孝贤文化，增强了丰年村的敬老爱老意识；村庄内的围墙上有以“孝”为主题的彩色绘画和正在积极筹建当中的养老活动中心。距丰年村入口一百多米处有一个“孝”文化广场，广场中央立有一块雕刻“忠孝文化第一村”的石碑。广场上有适合游者和村民休憩、健身的器材和座椅，适合老年人等茶余饭后散步、休闲的地方。
3.文臣采摘园。文臣采摘园，丰年村积极开发建设的一项适用于休闲旅游的基地，采摘园分为不同主题，有花卉园，供游客欣赏；果树采摘园，供游客采摘品尝；农家乐主题餐厅，供游客品尝特色农家菜。采摘大棚位于丰年村中心位置，毗邻村内小水库，四周绿树围绕，景色优美，是游者游乐与欣赏乡村风景的最佳位置。
（三）研究方法
本篇文章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对当地进行了考察，同时对村民和村干部进行了访谈，了解到了丰年村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结合文献研究法，对此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二、SWOT分析
（一）发展优势
1.优越的地理条件。丰年村地理位置适中，地势平坦，资源丰富，适合旅游业及乡镇企业的发展，且丰年村乡路平坦开阔，交通便利，佳木斯及桦川县的客车都可直达村口，从佳木斯出发半个小时即可到达，且车次多，所以无论是组团游还是自驾游都非常便利，适合旅游业的发展。
2.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年村自身自然环境优美，稻田成片，绿树成荫，村内更有小型水库穿过，这些要素组成了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村落画卷，丰年村更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自然景观，给人们营造了一种适合休闲与游览的生态环境。
3.注重孝文化的发展。丰年村自2015年开始着力把本村打造为黑龙江省“忠孝文化第一村”，丰年村注重孝文化的发展，拥有以孝为主题的广场，更是在村庄的围墙上绘上了以“孝”为主题的小漫画。并打算开发建设养老中心，供村内留守老人和老人游客养老及休闲。
4.国家政策支持及地方资金支持。国家近年出台了各种政策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如近二年开始实施的扶贫计划、新农村建设等。丰年村拥有大量的水稻田地，村内更是有自己的稻米加工厂，并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大米为本村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5.具有丰富的可借鉴经验。全国首个以“孝”为主题的大型山水文化景区――中华孝道园在常州武进太湖湾旅游度假区建设并开园，园内以中国唯一个千年孝子寺――蓼莪禅寺为依托，依山傍水，景色优美。园内主要以“孝”为主题，以祭祖和观音文化特色，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基础组成的文化旅游景区；孝感，唯一个以“孝”命名的城市，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如在《二十四孝》中就描述了孝感的三位人物，分别是卖身葬父的董永，扇枕温褥的黄香，哭竹生笋的孟宗，孝文化在此地源远流长并一直被传承着。近年来，孝感对孝文化的传承也从过去的敬老尊贤的“小孝”发展成为了重德重信，感恩回报的“大孝”，整个城市以“孝”为主题进行建造。
（二）发展劣势
1.基础设施落后不健全。目前丰年村无线信号还不太稳定，需要继续建设和完善，村内暂时还没有可以接待游客用餐的餐饮场和供游客休息的标准的客栈，娱乐设施及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还没有建设完全。
2.村庄缺乏规划。村庄缺少专业人士指导的系统的规划与开发，如村内旅游资源利用不彻底，建设的旅游基地不够系统且太过分散，造成了村庄内无序的乱开发状态。
3.青年劳动力储备不足及现有村民意识落后。丰年村老龄化严重，青年劳动力大多出去务工，对村庄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旅游的开发与建设都带来局限性。村中现有的村民由于历史原因或村民受教育程度的局限，及盲目相信发展旅游业的弊端，使一些村民抵触发展乡村旅游，从而成为阻断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发展机遇
1.旅游业发展一直备受国家政策的支持与保护，并且具有较大的潜力。在“十三五”计划的鼓舞下，更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成效。近几年更是成为人们主要的休闲与娱乐途径，人们通过旅游缓解压力，释放自己。而乡村游的形式，使人们近距离感受自然，亲近自然，近年更是备受游客们的推崇与喜爱。
2.近年“忠孝文化”备受国家重视。国家近年开始推崇以德治国，重视构建社会和谐社会，重视家庭的教育，重视道德的建设，主张敬老爱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孝”文化旅游的发展。
（四）发展挑战
1.村内旅游产品比较单一，缺乏一定的特色，并且对外营销力度不够，对外推广力度不够，导致于少数人知道并了解丰年村，以至于丰年村一直处于待开发状态。
2.村内旅游产品挖掘深度不够。丰年村对于村庄内部的旅游资源挖掘太浅，导致一些资源没有被利用和开发起来。
3.同类旅游产品中知名度微小，应加大力度对外宣传。
三、发展对策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完善乡村道路网，信息网的建设，优化住宅环境，建设更多游客居住的农家院客栈；积极改善农村环境，加快建设广场及村内的娱乐设施建设。积极吸引外来企业的技术与资金支持，建设养殖基地，扩大稻米加工厂的规模，充分利用村庄内部资源，为走特色乡村路奠定一定的资金基础。
2.加快垂钓园的建设，丰年村正在开挖大塘建设垂钓中心，其作用主要是供游客们在闲暇之余进行垂钓打发时间，垂钓上来的鱼按折扣卖给游客，让游客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每年7月初举行一次垂钓大赛，参与并获得冠军者可将所钓的鱼作为奖品免费带回家。
3.以文臣采摘园为依托吸引旅游者的到来，积极完善文臣采摘园的基础出设施建设，5个大棚分别种植花果蔬菜供游客们欣赏与品尝，建立1个大棚式特色农家乐，供人们平常特色农家菜。
（二）加大“忠孝文化”宣?髁Χ?
1.积极发扬忠孝文化，每年暑期举行关于孝文化的诗词歌赋大赛，如《忠孝赋》《孝经?开宗明义》《鹿鸣》等一些与孝有关的诗词歌赋背诵的比拼，比赛分为成人赛和儿童赛，不同比赛会根据结果为参与者提供一定的奖励，如旅游券、餐饮券、住房券等等。
2.从心育德，学理明孝。从小培养孩子的孝义、孝德等方面的知识，如学校积极开展孝文化课堂或科目，积极培养孩童养老、敬老、爱老的品性。每个月评比一次“最佳小孝贤”，布置实践作业，如孩子为父母涤足、敬茶，做家务，并进行板报的出版。
3.利用媒介对本村的孝文化旅游进行大范围推广和宣传，如进行电视推广（新闻夜航），进站广告牌推广，网络推广（微信，官网），广告推广（黑龙江旅游台），宣传手册和宣传单的印制，政府也应该支持与积极推广，打响口号，吸引更多旅游者的到来。
（三）创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1.建设居家养老中心，建设方便老人活动的基础娱乐设施，如室、乒乓球室、门球场地，适用于老年人的健身器材，以孝为主题的花园广场，老年娱乐图书馆；建设服务于老年人的医疗室、服务站、厨房、餐厅等。努力建成多功能、安全、现代的综合服务养老活动中心，以此吸引来自于城镇的老年人来此绿色养老和健康养老。
2.孝文化花园广场的完善，积极完善孝文化广场的建设，在广场周围的墙壁上撰写上一些与孝有关的诗词歌赋或孝道故事，如《弟子规》《游子吟》《墨萱图》《劝孝歌》及《诗经》中《国风》等，在广场外沿建设一个书本形状的石碑，刻上卧冰求鲤，闻雷泣墓的故事。可以在广场周围种上花卉，花卉可以修剪成一个“孝”字。
3.露天乡村大剧院，每天晚上放映与孝文化有关的纪录片或影片，将重阳节定为村庄的旅游节，当天会举行与“孝”有关的舞台剧表演和篝火晚会，游者可以带着孩子来领略“孝”文化，让孩子从小就受到熏陶，养成良好的品质。
4.享受清新的空气，欣赏乡村风景，品尝地道美食。创建忠孝为主题的乡村食店，利用稻米加工厂，生产印有与孝有关的诗词歌赋或小漫画的糯米糕等一些副产品，并在不同口味的包装盒上印上不同的孝道故事，以此为依托宣传孝文化和丰年村。
5.在金秋十月举行祈福斋宴，效仿康熙皇帝举办的千叟宴，邀请村内65岁以上的老人，游客可以带领家人一起参加，每位游客收取适当的费用，如果举行当天恰巧老年游者寿辰，可给予免单优惠。祈福宴结束后，举办“孝文化”评比大赛，届时在比赛上评比出十大孝子和十大寿星，即起到教育后代的作用。
孝文化研究范文3
关键词 空巢老人 养老 孝亲文化传承
一、文化传承状况
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人们受教育的水平也在逐步提升，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前社会，“孝道”正在逐渐缺失。古人云“以德服人”，诚然，我们的国家也应该以德服人，当今社会更加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我们应该承认，“孝道”的传承做得远远不够，有因为赡养父母而兄弟反目成仇的现象存在。孝文化将家庭养老观念赋予我国家庭养老实际中，因而使养老的家庭行为转化为社会行为，短期行为转变为世代相继的行为，随意行为转变为规范行为。赡养老人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内在责任和自主意识，是其人格的一部分，孝道传承问题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1]
二、空巢老人的生活现状和调研结果
（一）空巢老人生活现状
1.老人空巢现象已经非常严重。随着近年来老龄化的加剧，中国空巢现象尤其是农村空巢现象的严重性，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据统计资料，截止到2013年，中国的空巢老人已经超过1亿。据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空巢老人家庭占比已达到32.64%，其中农村空巢老人家庭比例为30.77%。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至少有45%的老人过着子女不在身边或没有子女的空巢生活。专家预计到203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增长至3亿，空巢老人家庭比例将达到90%，我国将有超过2亿空巢老人，并且大部分空巢老人都生活在农村。
2.没有收入来源，被疾病困扰。很多空巢老人的收入都很微薄，城市有的老人有退休金，农村老人就没有经济来源了。虽然子女给一部分钱，但是有的老人往往是入不敷出，因为一旦老人患病就需要大量的金钱吃药、看病、住院。在我国空巢老人中，有很大一部分老人被疾病所困扰，吃药占据了他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开销。
（二）调研结果
1.农村和城市空巢老人调查结果。选择聊城市空巢老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空巢老人的问卷调查，我们整理问卷并将问卷结果汇总，得出以下结论：86%的空巢老人有强烈的精神需求，城市空巢老人物质无忧但是缺少精神关怀，而农村空巢老人在物质不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精神慰藉更是缺乏。
2.与子女联系情况。城市空巢老人的子女一般忙于工作，一年回家次数在3～5次之间，在家停留时间一般为4～7天，平时电话沟通为一月4次左右。农村空巢老人的子女一般在农忙和过年时回家，一年为3次甚至更少，一般子女都在一线、二线城市务工，每次在家停留半月左右，过年停留一月左右；平时一月电话沟通为两次以下，99%的老人不会使用视频工具和子女聊天，相比而言，农村空巢老人更加孤独。城市空巢老人的生活比较丰富，娱乐生活也多样化，而农村空巢老人社交比较单调。城市中的娱乐设施比较完善，而农村娱乐设施几乎没有。
3.心理健康状况。农村空巢老人不论是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都普遍比城市空巢老人差。可能的原因：农村子女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在外务工，忙于生计从事体力劳动，本身比较累，加上话费比较贵，与老人之间话题也比较少，所以联系次数也较少。而城市子女文化水平高，城市中信息比较开放，空闲时间较多，有更多时间关心父母。
4.缺乏精神慰藉。对于空巢老人来说，缺乏的不是物质基础，而是精神慰藉。由于子女长期不在身边，尤其是丧偶的老人更加孤独。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电话就可能让他们热泪盈眶，感觉没有被遗忘。老人很多时候会感到空虚，感受不到关怀，长此以往，会给老人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空巢老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精神需求，子女应该多多联系父母，常回家看看。
三、改善空巢老人状况与传承孝亲文化的建议
（一）政府方面
1.加大孝亲文化宣传力度。孙中山先生在宣讲“三民主义”时曾说：“讲伦理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包的道德，社会不能没有孝。”[2]孝亲文化是养老的文化基础和根基，孝亲文化的缺失，使得很多子女有孝心却没有孝行。为了更好地解决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政府必须加强孝亲文化的弘扬力度，让孝亲深入人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大孝亲文化宣传力度，动员子女多回家看看，营造温馨的家庭气氛，这无疑对于社会和谐和空巢老人的状况改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完善相关政策。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孝敬双亲，尊老、爱老、养老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必须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相关政策，才能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让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加强娱乐设施建设。当前老年人的娱乐方式和娱乐生活都十分匮乏，城市中的老年人还好，农村空巢老人除了带孙子、闲话家常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了，生活十分单调。为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加强娱乐设施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4.改善医疗条件。很多老年人患病的时候，尤其是患上大病重病，老年人自己显然无法承受，很多儿女也无力支撑。改善医疗条件，加大对老年人医疗投入，改善医疗保障机制对于改善空巢老人的境况是很有帮助的。
5.推行更多的养老方案。对于空巢老人来讲，有更稳妥的养老保障才没有后顾之忧。近几年比较火的以房养老以及消费养老都可以试着推行。如何切实解决好老有所养的问题，尤其是空巢老人、失独老人以及高龄老人的养老问题，确保该群体未来的生活质量，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棘手问题。美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国家都推行“以房养老”模式来解决老龄人养老问题。[3]虽然现在这个模式不是很成熟，但是我国可以尝试摸索。
（二）子女方面
1.多回家看看。子女应该平时多回家看看，就算不能经常回家也要多多联系父母，让父母感觉到自己被关心，多多和父母沟通，对待父母要像他们对待小时候的我们，多点耐心，多点爱心。
2.主动向生活中的孝亲榜样学习。生活中有很多敬老、爱老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事迹很感人，虽然我们有时候很无奈，被各种事情牵绊，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父母。身为子女，应该主动学习生活中的孝亲榜样，对父母多点关爱。
（三）老人自身
1.多多锻炼身体。老年人自身应该多多锻炼身体，是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通过锻炼来改善自身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通过锻炼身体还可以调节心情，认识更多的人，这样有助于老年人改善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况。
2.培养积极的态度。老年人年龄大了应该更看得开，更加豁达，不应该整体思虑过重，这样对自己的身体十分不利。老年人应该培养自己积极的态度，让自己活得更加开心，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度过老年生活。
四、结语
目前，聊城市的孝亲文化传承一般，空巢老人都很需要子女的关怀，有强烈的精神需求和心理需求。传承孝亲文化是当先急需做的事情，以文化养老，政府要积极弘扬先进的孝亲文化，批判继承儒家的孝亲文化，改善空巢老人的生活现状，促进社会和谐。
（作者单位为安徽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云英，黄金华，王禹.论孝文化缺失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0.
孝文化研究范文4
【关键词】孝义文化；江南第一家；建筑；形制；
在我国汉族传统的民居中，广受主流文化即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位于浙江金华浦江县的“江南第一家”是中国古代社会家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更是以孝义著称于世。江南第一家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其耕读乐业、崇尚孝义的家规和家风成为社会的典范。
一、孝义文化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文化以其博大的宽容度和森严的体制影响着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忠孝义文化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统领，作为古代道德规范伴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和巩固。儒家鼻祖孔子认为忠表现了人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和坦诚，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忠更多意义上代表了对国家和最高统治者君主的忠心耿耿。而对于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广义上的孝不仅局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如：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和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的本意中包含了公正、合理和应当去做，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义，认为信和果都必须以义为前提，并且把它放在了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之一。忠孝义是对儒家思想简要的表达和概括，一言蔽之即是忠心、孝道和仁义，其对象分别针对了国家、父母和朋友。
二、浦江江南第一家
我国历朝历代对家族文化的重视和传承在世界罕见，一家一社会，家族文化受到历代当时主流文化的浸染，同时也是与之相对应的家族个体文化的体现。治家与治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共通之处，道德规范和人际相处、等级制度和治理原则都是我国儒家文化的有力体现。在我国浙江金华，有一座以“郑氏宗祠”为中心的古民居建筑群，它被称之为“中国古代家族文化儒学治家的典范”。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家庭问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郑义门”的忠、孝、节、义被统治者所推崇，其治家经验甚至被明太祖朱元璋借鉴用以治理天下。故而赐封其为“江南第一家”。在这个大家庭中，其所推行和崇尚的孝顺父母、尊师重教、兄弟友爱、邻里和睦、勤劳朴素等治家持家原则，是长久以来我国优秀家族文化和精神内涵的充分体现。以郑氏治家的中国古代家族文化和所体现的儒学治家的原则受到了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广大学者的关注。浦江江南第一家以其丰富的古代家族文化和明清建筑组合为独特，将儒家文化和民俗传统融为一体，是江南难得的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风景名胜。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郑义门”，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它以孝、义治家，郑氏家族同居共炊三百六十余年，因其忠、孝、节、义而屡屡受到历朝皇帝的表彰。明开国文臣宋濂在此居住32年，郑氏《家规》、《家仪》就是经宋审订，至今典籍尚存。浦江江南第一家历经宋、元、明三朝十五世同居共食达330余年，鼎盛时三千多人同吃一“锅”饭。数百年间173人为官无一贪渎，168条家规经宋濂整理成为明代典章制诰的蓝本。
三、建筑形制
“一门尚义，九世同居”九座牌坊矗立在古镇入口。牌坊群的第一坊，就叫“江南第一家”。“江南第一家”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赐。郑氏家族从南宋开始同居，到明初已经几百年没有分家，几千人同财共食，和睦相处。第二座牌坊叫“孝义门”。郑宅原叫仁义里，后来因为郑氏家族的孝义家风被历朝所推崇，又经常被朝廷表彰，就改成了孝义门，后来连村名也叫作孝义门了。第三座牌坊叫“三朝旌表”。郑氏义门从南宋开始始终如一，家族的日子过得有条不紊。所以在宋元明三朝都受到朝廷的旌表。第四座牌坊叫“有序”。因为郑氏义门把“有序”和“师俭”当作了治家的两大支柱。没有序肯定要乱的。郑氏义祠堂专门设立了一个有序堂，制定了168条家规教育子孙。“有序”牌坊后，依次叫“恩德”牌坊、“麟凤”牌坊、“取义成仁”牌坊、“礼部尚书”牌坊和“九世同居”牌坊。令人称奇的是九座牌坊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各不相同，有砖木混合结构的，有木结构的，有石雕的，有砖雕砌的。
郑氏古建筑前，主建筑物高约四米，宽约两米，长约十米，房屋上有匾额书写着“江南第一家”几个大字。这是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所赐，匾额下有对联：“三朝旌表恩荣第，九世同居孝义家”和“文章空冀北，孝义贯江南”。迈过“江南第一家”的十大牌坊，矗立在眼前的是“郑义门”的治家规范――“郑氏规范”。这是世界上最齐、最全的家庭管理规范，共168条。而在新修郑氏规范石碑图和郑氏规范木刻碑图上，可以看出郑氏祠堂能被称为“江南第一家”的理由。郑氏家族168条家规，森严而极具道德规范。郑义门白麟溪南岸有口“孝感泉”井，相传为南宋初期郑义门九世同居第一世郑绮双膝跪地三日三夜为其病重的母亲求泉，孝心最终感动上天而得。郑氏后人将这井挖大，砌了石|，在井上建了亭子，供村人饮用至今，已有七百多年了。
郑氏义门的古建筑群体同样有着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它的布局是孝义文化观念的体现。整个民居以郑氏宗祠为建筑主体，以白麟溪为主线，以孝感泉、东明书院、老佛社、维仁斋以及青萝故址、宋文宪公祠等为基点。分布有公共建筑，布局上平等于集聚的民居建筑，民居以“台门里”、“房头”等为单位。一个大的家族群体集居是义门的一大特色，号称“九世同门”，这种独特家族文化的形成与孝义同居的传统习俗文化分不开。至今在社会所流行的养老和敬老都是我国古代社会孝义文化的遗留，多世同堂、人丁兴旺、子孙绕膝的家庭被认为美满。，郑义门一年有大小祭祀、礼仪一百零八种，主要的有祭祠、祭祀、春祭和初献礼、亚献礼、冠献礼、终献礼以及劝食礼、荐苟礼、受福礼等，另有迎灯试水龙等民俗活动，融合与建筑环境之中。
四、结语
“江南第一家”以其饱含的家族文化特色，体现在了古民居的建筑形制上，实现了儒家所推崇的忠孝仁义、和睦相处、乐善人生等观念，符合了“肥水不流”的建筑特征。“江南第一家”正是反映了儒家所传承的“耕读”传家朴素为本的观念，建制规范而极富整体性，朴实大方而艺术性强。古建筑不以华丽取胜，平直而规整，将建筑环境与文化传统紧密结合。浦江郑氏建筑不仅是儒家文化的活化石，更是家族文化的展览馆，不负其“江南第一家”的美名。
参考文献：
[1]傅瑾启.江南第一家联匾辉天下[J].对联（民间对联故事），2007，03：8-10.
孝文化研究范文5
基于自然性血緣情感关系的孝道观念，构成中国人的根本价值信念与基本文化立场，是齐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在家庭领域，基于传统反馈型代际模式，子代赡养老年父母是孝道伦理规范和道德义务。即使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孝道观念在促进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与情感支持方面仍然具有积极效应[1]。非华人文化圈的相关研究也发现，家庭伦理规范是驱动子女照料父母的重要影响因素[2]。因此，随着中国渐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发挥孝道伦理对家庭养老功能的保障作用具有紧迫性、重要性。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推进家庭美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由此，转型期孝道观念及其变迁激发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探索较多而一致结论不足。通过农村的调研和个案访谈，近年有文献指出，中国社会似乎出现“孝道沦丧”，致使农村家庭养老机制遭受巨大冲击[3]。基于六个城市的数据调查也得到类似结论，伴随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成年子女的孝道认知程度及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逐渐减弱[4]。不过，当部分研究试图勾勒中国孝道沦丧的图景时，另一些较为复杂甚至相悖的事实也被描绘出来。有研究指出，农村地区的代际关系类型并非是单一的，而是从亲近到矛盾之间具有多元化类型[5]。这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得出孝道观念衰落或是代际关系弱化的结论。更有研究从父母的角度出发，发现老年人对子女孝顺程度的总体评价越来越好[6]。
结论的差异固然可能是源于地域、数据及测量方法的不一致，但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没有区分孝道的内涵维度，笼统考察孝道变迁容易混淆研究结论。事实上，孝道涵盖“权威性”和“相互性”两种在内涵性质及运作功能上明显不同的属性。孝道的这两个维度构成叶光辉等人所提出的孝道双元模型[7]。前者反映家庭角色道德规范，后者则反映亲子之间的情感互动。曹惟纯、叶光辉利用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发现，制度和社会变迁带来的不是孝道的兴衰，而是孝道内部结构中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对消长[8]。权威性孝道观念在早期表现式微，但近期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剧，孝道整体认同感上升，且权威性孝道相对于相互性孝道呈现出更加强劲的上升势头[9]。因此，对于孝道式微的判断，尚需更为细致的分析。
代际传递是孝道文化的初源维护。但相比之下，目前对孝道的研究，学者们常常关注其变迁趋势，以及孝道观念对其他变量（如代际支持）的影响，而很少对孝道本身的形成及其传递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另外，就实证研究而言，“孝道沦丧论”者大多依据区域性调查和个案访谈的资料，其结论有待全国性大规模数据的翔实论证。我们需要辨析至少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孝道观念究竟经历了何种变迁，不同内涵维度的变迁趋势有何不同;二是家庭作为文化传承的基本单位和载体，在孝道观念的形成、世代更迭和绵续中起到什么作用。具体一点，就是父母的孝道观念是否能够传递给子女。这对于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巩固和发挥家庭养老基础地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鉴于此，本文在孝道观念形成及其影响因素这个框架下，从代际传递视角切入，利用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家庭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孝道观念的变迁及代际传递效应，以便深入理解当代中国孝道观念的传承机制。研究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辨识和区分孝道观念的內涵和结构维度，并阐述不同孝道维度的变迁趋势;②从代际传递视角探究孝道观念的演变及其持续性;③探析孝道观念代际传递效应本身随时展之变化特征。
二、理论与文献综述
通过承继和演绎，儒家孝道的内涵有其不同的历史承载，对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和社会关系具有基本的价值和文化导向作用。然而，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和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文化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衰微。不过，孝道观念是否会伴随现代化而弱化或是消亡，现有文献并没有一致结论[10]。尽管有研究指出，转型社会的孝道观念已从绝对权威服从（子代服从亲代）转向平等亲情与辈分权威两个维度并存的二元模式[11]。但不管怎样，这两个维度的孝道观念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8]。这说明孝道观念在历史沉浮变迁之中，持续性依然占据绝对支配地位。
代际承继和世代绵续是文化传承的首要特征。文化传承涉及一个社会如何将社会成员共有的偏好和价值观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它是文化或文明积累的基本方式。有研究指出，尽管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会随社会制度环境的变迁而变化[12]。但个体的文化信念主要来源于上一代的文化传承，然后受到个体经验的影响而发生缓慢更新并传递至他们的下一代[13]。而且社会环境越稳定，文化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持续性就越强[14]。
家庭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场所和载体。社会化或文化传承理论认为，父母拥有家长式的利他心理，关心自己的孩子并有目的地传递自认为正确和/或对子女有益的信念、偏好和价值观。这意味着父母会对子女提出某种形式的口头指示或劝告，投入时间、资源，甚至直接干预子女的生活，期望他们能够拥有与自己类似的文化特征或偏好[15-16]。类似于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学说，他们都把社会化看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达应该如何行动的指示。同时，经典的社会化理论强调父母不仅仅是“口头劝导者”，而且是孩子的行为榜样[17]。儿童持续暴露于父母的特定行为模式中，导致他们学习模仿、适应并内化该行为及其相关的态度，这一过程被称之为垂直社会化。
具体到孝道文化观念，代际传递也正是孝道文化延绵至今的主要机制。生物个体在向社会人转变的成长过程中，长辈尤其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会传递和教化有关孝道伦理规范。个体同样会加入这一过程之中，儿童通过观察父母的尊亲行为、长幼尊卑以及家庭成员的代际互动关系，潜移默化地形成与之相关的态度。因此，个体孝道观念形塑于儿童社会化过程并受原生家庭环境的影响，且在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化过程中呈现出稳定的代际传承性。然而，孝道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价值观，国际学术界对其代际传递机制缺乏科学全面的研究和探讨，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此外，在文化代际传承过程中，当一种文化受到外部冲击时，家庭内部会投入更多的资源以传递文化意识给子代，从而保证文化的延续[15]，那么当传统孝道文化在社会转型中面对现代化、城市化的外在冲击，家庭内部的资源倾向对孝道传承的正向效用机制是否还能发挥效用，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研究论证，这构成本文的研究动机。
已有研究从亲子互动关系角度考察个体孝道观念的形成机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教养行为对子女的孝道观念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18-19]。不过，就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仅有李启明、陈志霞基于湖北襄阳农村地区439户家庭调查数据[20]，为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他们发现父母孝道观念和行为对子代孝道观念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并促使其在代际互动中实践自己的孝道行为。遗憾的是，由于数据限制，其研究结论局限于特定区域的特定群体，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有待全国性翔实数据资料的验证。此外，由于成长陪伴时间或是家庭角色的不同，父亲和母亲对子代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孝道观念代际传递过程中，有必要区分和比较父母各自独立的作用。
另外，代际传递效应本身也可能随时展而变化。代际传递是文化再生产和维持文化观念稳定性的重要机制，但传递本身也是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一方面来自父母，他们会结合自己的经验，选择被社会公认或更有价值的觀念传递给后代。例如，通过对移民家庭的调查研究发现，父母不仅向子女传递他们个人认同的价值观，也会刻意地传递社会上公认的重要价值观[21]。另一方面的选择性也来自子代，受个体特征（如受教育程度）和成长体验的影响，会有选择性地学习或接受来自父母的观念和行为。同时，孝道观念的形成还可能受到同伴朋友的影响，并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推广而受到特定社会宏观文化和制度的影响。总之，孝道等文化价值观念的代际传递，在内容和程度上都会随着时展而变化。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我国家庭模式、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传统孝道在现代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我们应该如何传承孝道文化，已然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而现有研究对于孝道文化现状及其传承的分析，大多忽视了代际传承的效用机制，且根据文化传承模型[15]，父母在家庭内部的文化传递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将父亲、母亲都纳入代际传承的分析中是十分必要的。综上所述，无论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还是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都有必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对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并以此来探讨孝道文化的变迁以及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势。基于此，本研究将利用全国代表性的调查资料，从家庭出发，构建亲子匹配数据，综合探讨父亲、母亲对子代孝道文化的代际传承效用，并深入分析孝道文化代际传承效用的变迁趋势。
三、数据、变量测量与方法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CFPS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跟踪调查项目，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内容涵盖个体特征、家庭关系、经济状况等诸多主题。其中2014年CFPS专门设计了孝道观念的测量模块，且其调查对象为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这是目前涉及孝道观念最具全国代表性、最有时效性的亲子匹配调查数据，为分析孝道观念及其代际传递效应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在实证分析中，使用CFPS项目组公布的“个人截面权数”进行加权，使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
2.孝道观念及其结构维度
孝道文化观念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这也使得其量化测量较为完善。叶光辉提出并利用经验研究验证了双元孝道模型[7]，随后双元孝道模型也被基于大陆、台湾地区，以及香港地区的大型综合调查的分析所验证[1， 8]，是目前较为可靠的孝道测量方式。所谓孝道双元模型，即指现代中国人的孝道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相互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其中，相互性孝道主要是指亲子之间的情感、精神交流，体现儒家“亲亲”原则;权威性孝道则强调子代对亲代的遵从，体现儒家传统中的“尊尊”原则。在实践生活中，相互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相互融合，共同构成我国反馈型的代际关系模式的基础，不仅在情感支持上遵从父母，更从经济照料上赡养双亲。
在CFPS数据中，测量孝道观念的具体指标一共有以下六项：①无论父母对子女如何不好，子女仍应善待父母;②子女即使在外地工作也应经常回家探望父母;③子女应放弃个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④儿子结婚后应和父母住在一起;⑤为了传宗接代，人应至少生一个儿子;⑥人应做一些光宗耀祖的事情。每个测量指标均有五分类的选项以供受访者选择（1—5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对孝道观念测量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可以提取得到两个公因子。其中，公因子1涵盖的变量是③④⑤⑥项，这些变量主要强调子代的辈分角色义务;公因子2涵盖的变量则是①善待父母和②经常回家探望父母，主要强调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这与胡安宁等的对孝道观念的测量结果[1]是类似的，故本研究遵循胡安宁等学者的分析，将公因子1命名为权威性孝道（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公因子2命名为相互性孝道（reciprocal filial piety）。研究计算了两个公因子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其中权威性孝道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70，而相互性孝道则为0.44
由于数据的限制，构造相互性孝道维度时只用到了两个观测变量，造成其克隆巴赫系数相对较低，这和胡安宁2017年研究等同类文献的结果是一致的。。
3.分析方法
本文的因变量为个体的孝道因子得分。由于代际传递的探讨需要用到子女以及父母的孝道观念，因此，我们以家庭中的子代为参考，构建亲子匹配数据，以子代的孝道观念作为因变量，并检验亲代孝道观念对子代孝道观念的预测作用。本研究在加权使用全国总样本的基础上剔除了父母全部去世的个体，同时我们剔除了由于未当面访问等造成孝道观念调查变量缺失的个体，得到父母至少一方在世，且关键变量未缺失的样本量为23703。其中，能匹配上父亲相关信息的样本量为6794，能匹配上母亲信息的样本量为7660，能匹配上父母双方信息的样本量为5941
由于控制变量亦存在部分缺失值，故后续进入模型的样本量略小于此数。。不过，在CFPS数据中，一般情况下只有与父/母共同居住（同灶吃饭）的家庭才能同时搜集到亲子两代的相关信息，从而成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为避免父母健在但因没有“同灶吃饭”而没有进入调查所导致的样本选择偏差，本文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通过使用从样本选择方程中获得的信息，对回归方程估计中的样本选择偏差进行矫正。
本研究对“是否与父/母同住”建立选择方程，其中只有当zi=1（zi表示“是否同住”，同住=1，非同住=0），个体i才会进入回归方程。即被解释变量是否进入回归模型取决于二值选择变量zi。用两个方程来表示被解释变量yi的决定因素：
回归方程：yi=βixi+εi，当z*i=1时，样本进入回归模型。
选择方程：z*i=wiγ+ui，当z*i>0，则zi=1，否则zi=0。
Prob（zi=1|wi）=Φ（wiγ）
则：E（yi|z*i>0）=E（βixi+εi|wiγ+ui>0）
=βixi+E（εi|wiγ+ui>0）
=βixi+ρ·σ·λ（-wiγ）
其中，λ为逆米尔斯比率，xi为决定被解释变量的外生变量向量，wi是决定z*i的外生变量向量。
选择方程以“与父/母同住”为被解释变量，来探讨与父/母同住与否的个体的孝道观念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现有的相关研究表明，个体由于教育、收入，以及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异，会在与父/母一起居住这个问题上做出不同选择[22]。同时，婚姻与住房情况对于家庭规模、居住结构也会存在影响。基于现有研究基础，本研究的选择方程中主要探讨了个体的基本人口学变量、婚姻、教育、收入以及住房状况对“与父/母同住”的影响。
回归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子代与父代的影响因素。如子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取对数）、是否有孩子、健康状况、住房产权、调查地点、户籍、出生世代，以及父母年收入（对数）、父母的年龄、父母的受教育年限、父母的健康状况。考虑到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转型与文化冲击方面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个体孝道观念，因而将省级层面的地区虚拟变量加入模型中，以便控制无法观察的地区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回归分析中，调整样本在省份层次上的聚集效应，以得到稳健标准误。
各变量在样本中的具体分布如表1。从表1可以看出，本研究所分析的样本中，男性占比要高于女性。这是由于在“从夫居”的大背景下，以家庭为调查单位的情形下，与父母“同灶吃饭”的男性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就是多于女性的。分析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1.3岁，已婚比例为57.18%，有52.97%的个体已经生育至少一个孩子。整体而言，被研究的个体在调查时居住地点的城乡分布比较均衡，但是由于存在居住在城镇但持有农业户籍的人口，所以农业户籍人口比重为71.94%。表1也展示了父母的相关信息，可以发现，父母的年龄都在55岁以上，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均高于母亲。
四、分析结果
1.孝道观念及其变迁趋势
图1报告了孝道观念各个测量指标的分布状况。可以发现“①善待父母”、“②常回家探望父母”这两项构成相互性孝道维度的指标，“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例较高。也就是说，虽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我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传统孝道观念也一度受到质疑甚至批判，但当今社会中，亲子间基于情感互动的相互性孝道，仍然得到了高度认可。
图1中的③至⑥则反映了权威性孝道的测量指标的分布状况。相对于相互性孝道的明显右偏，权威性孝道各指标的分布则相对更为均匀，对权威性孝道观念测量指标持不赞同态度的居民比重明显高于相互性孝道。其中对于“人应该做一些光宗耀祖的事情”说法倾向于不赞同的比例相对较低（11%），对于“子女应该放弃个人志向，达成父母心愿”和“儿子婚后应该和父母住在一起”两种说法，倾向于不赞同的比例则分别达到19%和22%。这与传统孝道观念中子女对于父母权威的绝对服从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发展，其追求自身权益的意识逐步增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代表性观点。对于“为了传宗接代，人至少应生育一个儿子”的观点，赞同的受访者与不赞同或无所谓的受访者各占一半，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性别平等意识的宣传与普及，生育观念的性别维度发生了一定转变，男性偏好在我国社会虽仍然存在，但已经出现明显的改善。
至于孝道的世代变迁，通过出生年代的适当分组，能够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变化趋势。本研究综合考虑个体出生年份，以及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节点，将世代划分为四个组：分别为1949年及以前的世代、新中国成立后1950—1978年世代、改革开放后的1979—1989年世代、1990年及以后世代（“90后”）。出生于这四个世代的样本比重分别为：15.04%、54.98%、17.92%、12.07%。
图2反映了孝道观念的世代变迁趋勢。从中可以发现，基于亲子间情感互动的相互性孝道认同度高于基于角色规范的权威性孝道，这与国内外其他同类研究结论是一致的[20]。就世代变迁而言，权威性孝道观念的强度随世代推进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这意味着权威性孝道的影响力有减弱的趋势，似乎印证“孝道衰亡”的观点。不过，反映代际情感互动的相互性孝道观念则随着出生世代的推进而保持稳定且略有上升趋势。这表明，孝道是否衰落不能一概而论。此外，从图3可以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无论是相互性还是权威性孝道意识的强度均较为接近。也就是说，在权威性孝道随着世代的推进而逐步减弱的情况下，亲子之间的孝道观念仍非常接近。这可能正是由于子代孝道观念的形成是受父母的影响，因而在孝道内部维度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仍然稳健。当然，父母对子女的孝道观念的影响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检验。
2.回归分析结果
在因子分析基础上，研究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别对孝道的两个维度——相互性孝道与权威性孝道的代际传递进行探讨。为了减少共线性问题并检验父母孝道观念对子代观念的独立影响，模型逐步验证父亲、母亲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1—3分别为母亲、父亲以及父母双方对子女权威性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模型。模型4—6则为母亲、父亲以及父母双方对子女相互性孝道的代际传递模型。
从表2中模型1—3回归结果可知，父亲、母亲的权威性孝道会显著影响子女的权威性孝道观念，但父辈的相互性孝道观念对子女的权威性孝道观念没有影响。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纳入父亲、母亲的孝道观念，发现父母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对子代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具有独立的影响。模型3同时纳入父母双方的孝道观念，发现父母孝道观念影响子代孝道观念的结果保持稳健。也就是说，父母的权威性孝道观念意识越强，子女的权威性孝道观念也越强，但父母的相互性孝道对子代的权威性孝道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此外，个体（子代）的权威性孝道还会受到性别、教育等特征状况的影响。男性的权威性孝道观念要强于女性。针对这一发现，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权威性孝道观念体现的是儒家“尊尊”原则，当前社会性别平等意识虽日益增长，但“从夫居”“父权制”在社会生活中仍扮演重要角色，而“从夫居”“父权制”是家庭角色规范的主要体现，所以在基于家庭角色规范的权威性孝道意识强度上，男性强于女性。而教育对于权威性孝道观念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个体受教育年限越长，权威性孝道观念越弱。
模型4—6是相互性孝道代际传递的分析结果报告。与权威性孝道观念的回归结果类似，情感性孝道观念也具有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父亲、母亲的相互性孝道观念对子代同一维度，即相互性孝道观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女性的相互性孝道意识强于男性，似乎印证“女儿更孝顺”或是女儿与父母情感交流更多、更能体贴父母。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权威性孝道观念还是相互性孝道观念代际传递效应模型，母亲孝道观念的回归系数都大于父亲孝道观念的回归系数。就本研究而言，在父、母的孝道观念采取相同测量方式的情况下，可以说母亲对子女孝道观念的影响大于父亲的影响。针对这一发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基于当前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一般更多地扮演子女教育者的角色，尤其是子女青少年时期，往往是母亲花在陪伴和教育子女上的时间更多。且女性的情感表达更为丰富，子女在日常生活中与母亲的情感互动更多。因此，母亲对子女潜在意识的影响作用更强。
值得说明的是，按照常理来说，接受教育越多的个体更懂得感恩，孝道观念应该更强。但是研究结果却显示，受教育年限对个体的权威性和相互性孝道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权
威性孝道基于传统辈分角色规范，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对于“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等传统观点的认同度逐步减弱，这与曹维纯等的研究结论[8]是一致的。而教育年限对基于亲子互动的相互性孝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年限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而有研究已经证明，现代化对于孝道存在侵蚀作用，现代化水平越高，孝道被侵蚀得越严重[4]。同时，在快速城镇化和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的背景下，受教育程度提高又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同住概率降低、居住距离增大[22]，从而不利于代际情感互动和孝道观念的传承。这也让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分析，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是否存在世代差异，也就是代际传递效应的程度是否在不同世代、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
3.孝道观念代际传递效应的稳定性
上述模型分析了孝道观念的代际传递，但是其代际传递效应在不同世代、城乡之间的稳定性则需要进一步的检验。表3报告了加入父母孝道观念与其他变量的交互项之后的孝道观念代际传递分析结果。表3中的分析结果仍然是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中加入交互项之后，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依然显著，父母的权威性孝道、相互性孝道均对子代相应维度的孝道观念产生正向影响。
┣┣（中）表题┫┫表3 孝道观念代际传递的稳定性检验
变量母父父母
权威性孝道：
权威性孝道（父）*农业户口-0.058*（0.038）-0.011（0.035）
权威性孝道（母）*农业户口-0.080**（0.037）-0.065（0.040）
权威性孝道（父）*1978年及以前-0.003（0.035）0.053（0.001）
权威性孝道（母）*1978年及以前-0.069（0.052）-0.035（0.034）
权威性孝道（父）*1979—1989-0.026（0.042）-0.012（0.041）
权威性孝道（母）*1979—1989-0.036（0.032）-0.011（0.034）
控制变量有有有
相互性孝道：
相互性孝道（父）*农业户口-0.044*（0.027）-0.080***（0.024）
相互性孝道（母）*农业户口-0.007（0.024）-0.011（0.024）
相互性孝道（父）*1978年及以前-0.096***（0.035）-0.116***（0.040）
相互性孝道（母）*1978年及以前-0.016（0.045）0.021（0.047）
相互性孝道（父）*1979—1989-0.078***（0.028）-0.067***（0.025）
相互性孝道（母）*1979—1989-0.035（0.025）-0.021（0.025）
控制变量有有有
┣┣（中）表注┫┫ 注：1.表中的系数估计基于表2中的模型设定，所有控制变量均有纳入模型;2.模型中以1990年及以后出生的世代为对照组;3.表中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允许样本在省份内聚类;4.*、**、*** 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3的分析结果还显示，权威性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较为稳定，不受出生世代的影响。在单独考虑父亲或母亲对子女孝道观念影响的情况下，农业户口居民的权威性孝道代际传递效应弱于非农居民，但是这种差异在同时考虑母亲和父亲的情况下不显著。
相互性孝道的代際传递效应的异质性要高于权威性孝道。与父母一起居住的个体中，农业户口居民的相互性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要高于非农户口的居民。这与我国当前的老年人口养老方式不无联系。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在农村的普及率低，而城镇地区的养老方式相对更为多样。绝大部分的农村老年人口是居家养老，老年生活基本是靠成年子女支持，年幼的子代更能体会到成年父母在照顾家中老龄长辈时的用心，在言传身教之中，孝道观念的代际传承也得以加强。
父亲对子女的相互性孝道代际传递效应会随着世代推进逐步增强。这一现象在与父亲同住以及与父母双方同住的样本中均得到了验证。在以1990年及以后出生的世代为对照的情况下，父亲的相互性孝道与1978年及以前出生的世代、1979—1989年出生世代的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1990年及以后出生世代的相互性孝道代际传递效应最强，相互性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随着世代的推进在逐步加强。
结合孝道代际传递效应的稳定性检验结果（见表3）与世代变迁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图2）可以发现，权威性孝道的整体发展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但是其代际传递效应不随世展而显著变化，这说明权威性孝道的整体下降趋势不是由于代际传递效应引起的;而相互性孝道的整体发展比较稳定，但是其代际传递效应却在逐步增强，这说明孝道的代际传递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孝道衰落，甚至会促进孝道观念认同度的上升。
五、结论与启示
深度老龄化背景下，弘扬传统孝道文化以维护代际和谐、发挥家庭养老功能，已凸显其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从亲子代际关系出发，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亲子匹配数据，研究孝道的内涵维度，以及不同维度的变化趋势和代际传递效应。
孝文化研究范文6
关键词:传统孝慈；思想政治教育；和谐社会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of the foundation, reference and carry forwar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dutiful-kind culture is constructs the harmonious society's important link. Dutiful-kind culture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improve the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lubricant, also is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article is 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urrent dutiful-kind toda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discuss research.
Keywords: traditional dutiful-ki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rmonious society
中图分类号：G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孝”和“慈”作为传统家庭生活的核心规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孝慈精神。然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 是要实现社会的和谐, 社会和谐就是要构建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诚实守信的关系, 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传统孝慈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过程中,保存了原始社会中的众多因素.而孝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促进家庭关系和谐、提高个人修养的剂,也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百善孝为先“孝”和“慈”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传统道德之本,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这些都逐步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孝慈精神。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 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孝”字, 这说明公元前11世纪前就已经有了孝的概念。被后世推崇的尧舜禹三代圣君中的舜即以孝著称,一旦尊亲与尊过发生矛盾, 孝道与国法发生矛盾, 孟子坚持维护的原则,他主张抬高尊亲而不是尊国, 抬高孝道而不是国法。孝为立身之本。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果不强调孝，社会肯定乱套。中国古代选拔领导干部，称之为“举孝廉” [3]。这样就为孝道与忠道结合起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2.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分配方式等的多样化, 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亦纷纷而至, 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个人必备的道德品质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和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能够更好地研究和揭示人们思想盆地形成发展的规律[7]。
2.1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社会责任的哲学意蕴：
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探求真、旨归善和创造美上。“探求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先要探求真，具体表现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构建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形成对现实、对生活、对学科的开放体系，保证学科获得持续发展的知识源泉，促进学科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真的探求，以使学科建构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必须合乎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创造美”。历史活动中的“美”，同时也就是对于历史必然性即“真”的达到和对于历史合理性即“善”的实现；既研究建构学科的结构与内容之真，又研究创造人们的精神家园之美等等。对学科研究进行审美思考，超越单纯的真与善的层面，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承担社会责任的更高境界。
2.2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人文意蕴
社会政治责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要的责任是承担社会政治责任,即积极推进伦理道德的创新与发展，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型道德规范，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着意于个体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解决目前不同程度存在的“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引导人们参与道德实践，积极过道德生活，加速人的道德社会化，实现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再生产。
3.传统孝慈对当今思想教育的现实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面临着西方的各种思潮的冲击，不良价值导向的挑战，以及“信仰危机”，诚信，尊重等问题的考验，人们思想道德教育则成为他们道德选择、道德行为的路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人生。
3.1孝慈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现阶段正处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热潮之中，“小康”与“和谐”不仅语出先秦儒家，更为有意义的是，它确立了二千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目标，更加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确信。因此，孝慈是做人的基础，是从事社会活动的基础，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基础。这个基础稳固了，就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
孝慈立足于个人如何应对人我关系和群己关系，它表现出一种对于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整体主义的心理体悟，“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还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均提示着人的责任和义务。是一种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提升人和完善人的文化，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道德本体性及以民为本的社会本体性。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
3.2孝慈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要得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效益经济,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不仅仅涉及现代社会公共秩序，更涉及现代人的心灵与精神秩序,唯有人们和谐宁静的心里精神秩序，方有真正持久、和谐的社会公共秩序。古人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现今社会也是如此。以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慈孝文化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基础。慈孝文化是人际和谐的范导，引导并调节人际关系走向友善、平等、诚信、合作的新型人际关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都可以由慈孝文化推而广之，都属于大慈孝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