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美术的定义范文1
1、党对美术教育的领导权与政治挂帅
美术事业繁荣发展,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抓方向，抓思想。现实生活变化无穷,美术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能发掘出富有革命意义的题材,创作出动人心魄的作品,才能在这样巨大变革的时代里,积极地发挥创作能力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首先要“政治挂帅”，对教育者、学生的思想与艺术观等进行强力的“改造”，确保对党的坚决服从、社会主义美术教育方针的贯彻和教学思想的“纯化”。通过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文艺政策，明确“航向”；通过“向党交心”完成“自我改造”；响应“上山、下乡、下厂、下部队”，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成为工人阶级的忠实战士；通过“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与“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达到“领导权”的绝对占领。毫无疑问，思想改造的结果使被改造者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观、艺术观上有了极大的或根本性的改变。并由此直接导致了艺术题材、艺术风格、艺术语言的转变与革新，从而使艺术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傅抱石在《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一文中说：“几年来，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中国画工作者当前最重要的关键性的迫急的任务，首先是拔白旗，插红旗，争取政治挂帅。只有如此，我们才有武器和勇气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才能古为今用，笔墨一新”。
2、美术教育理念与美术观的激烈斗争
自建国8年来，文化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但在文化部门的工作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保守思想。在文化队伍中,资产阶级思想和作为资产阶级思潮的修正主义影响还相当严重。这就产生了文化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因此在文化工作中必须继续进行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斗争的严峻性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鸣放”上得到了充分反映。“本来，我们提倡学术上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艺术上不同风格的自由竞赛，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相信工人阶级有力量能够通过自由竞赛、自由辩论的方式在文化艺术上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却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解释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否定；他们十分讨厌思想改造运动他们的目的并不在开展甚么学术辩论和艺术竞赛，而只是企图利用这个口号来卷起一场主义的政治浪潮。”由此可见，艺术观的分歧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范畴，陡然上升到阶级斗争、主义的层面。“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说社会主义文艺不真实，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论点。很明显，他们攻击的目标不只对着文艺本身，而是对着整个社会主义制度。”1958年《美术》杂志5月号发表了一组题目为《大破大立，向党交心，红透专深》的文章，详细介绍中央美院、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中央工艺美院等几所高等美术院校的师生“交心”活动。编者在按语中说：“‘双反’运动以来所揭发的许多事实表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泛滥也确实是严重的。这就要燃起兴无灭资的烈火，把一切歪风邪气烧个干净。”可谓硝烟味十足。8月20日《人民日报》更是高擎“革命”的大旗，极力发出了“所有高等学校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拔白旗，插红旗，展开两条道路的斗争，保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切实贯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号召。这种斗争性贯穿于整个时期的美术教育之中，包括“中与西”、“古与今”、“为艺术而艺术”与“为政治而艺术”、创作上的“多快差省”或“少慢好费”等方面。
3、美术为工农兵服务的群众路线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在1942年《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直到时期文艺界为贯彻这一文艺方针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在美术教育界如此的加以行政干涉，思想如此之“左”，成为了一道独特风景。这可在“艺术教育竞赛目标”中窥见一斑：首先必须坚决地贯彻阶级路线,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今后五年内全国艺术院校中工农学生的比例要达到60%到70%,各校教职员中的左派达到70%。在坚决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教学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下,开明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保证为国家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先进艺术技能,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艺术传统的优秀劳动者。争取在今后两三年内做到节约国家经费的一部、大部或全部。这一“竞赛目标”喻示着，为更好贯彻“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艺术院校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比如增大“工农”生源的比列；增大教职工的“左派”比例；调整课程设置以解决“口径问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与“先进技能”的劳动者；对艺术观、创作观进行“改造”等等。其实，“艺术为工农兵服务”本质就是要艺术面向大众、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要求美术院校的教育者，首先要“自我改造”成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其次“，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首要的任务就是塑造工农兵的典型形象,刻画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在作品中发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也就是在艺术实践上要秉持“无产阶级的创作观”。为此，“文艺专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深入工农兵，把最好的作品献给他们；同时应善于向工农兵学习，从他们那里取得养料，并把群众的智慧和创造集中起来，加以提高。”再次，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认真贯彻“党的文艺路线”，与“为艺术而艺术”、“追求唯美”等资产阶级观点彻底决裂，为社会培养“红专深透”的一专多能的合格美术工作者。第四，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并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例如积极参加“上山下乡”活动，积极参与宣传国家政治政策的美术创作与“群众美术辅导”等美术普及工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不是把表现工农兵的意义绝对化和选材唯一化，而是要求艺术家具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表现工农兵作为贯串美术创作的一条主线，尽量多表现时代生活，其他选材也要多表现时代的情感。这也是提出“双百”政策的缘由，尽管在具体贯彻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一定的偏离。
4、美术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
长期以来，由于“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没有坚决认真贯彻，资产阶级文艺路钱、教学方法没有彻底打倒；资产阶级艺术思想及个人主义思想作风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因而在教学中导致了“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关门提高,使许多学生轻视甚至讨厌劳动人民,轻视普及,钻谋个人成名成家，追逐名利。”为根本改变这种状况，达到“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根本任务，就必需坚决贯彻“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贯彻与实践这一方针过程中所表现来的激进性是以前任何美术教育所没有的，却成为这时期美术教育的典型特征。例如，“三勤”（勤俭办学、勤工俭学、勤俭生产）、“三放”（下放到工厂、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开放学校大门和有关方面协作发展生产；干部下放到系、班去参加教学生产）等具体措施的实施，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发明”。当然，“这是一次根本的改革,不光有经济上的效益,而且是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最终,使美术教育家和学生（美术工作者）真正做到了工农结合，不仅搜集了创作素材，最主要的是改造了思想，解决了美术教育“政治与业务”的结合和“又红又专”问题。切实提高了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促使了美术教育与实际的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真正实现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真正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口径”不合问题；同时可以解决普及和提高关系,明确提高的方向；在实践中解决了继承传统与学习外国等问题。学生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后，还为国家节省大量了建设资金。
5、“多快好省”与“普及与提高”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指出，文化有事业跃进和思想跃进两个方面。事业的跃进必须配合经济的发展，同经济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思想跃进应当走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最前面，思想循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跃进。这一点在美术教育上有了充分的体现。比如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公布了跃进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群策群力,苦战五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美术学院”就是思想。表现在“事业”的上则有美术学校、美术系、辅导班、美术专业、工厂的大量增建与增设，美术工作队伍的大量扩充和美术家创作量的增加等。如此才能符合“多、快、好、省”的革命形势的要求，才能达到“普及与提高”的目的。在具体实施中，美术院校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体制、课程编排上大胆破除不合理部分，在教学与实践中不同程度践行着“多快好省”的理念。创作上，多数美术家认为：“多快好省不仅不与美术创作矛盾,相反促进了美术创作的繁荣。过去,有些人认为‘赶任务’赶出来的作品是不会好的,但如今许许多多‘赶’出来的作品质量并不差,而且有新的创造。问题在于思想解放和革命干劲,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创作生产力就得到了解放,一切迷信都可以打破。”这一理念在美术创作中的体现就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及时性、审美趣味的大众化和创作数量的高产。例如，中央美术学院在“跃进一周”会上向其他院校提了“要把首都雕塑化、壁画化”的挑战。完成反映和总路线为题的壁画138幅（大者为三百余平方来、反美英侵略的壁画除外）；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各系教员在中山公园为工农画像和出售国画共210幅事实上，“多快好省”和“普及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是互为因果的。这也是美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扬说：“在文艺工作中实现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文艺的根本方针必须是普及为主，普及与提高正确结合。从思想的角度说，正确处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的关键在于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应当用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改造文艺家的思想，用群众的创作丰富专家的创作。”普及与提高问题的解决，无论专业人才、业余骨干的培养，还是专业知识的普及、美术作品的生产，美术教育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对美术教育“”的评价
作为上层建筑的美术教育“”，与工农业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对于其功与过，亦当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尽可能给出一个客观评价。首先，就政治角度而言，艺术服务于阶级，服务于政治，服务于政权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美术教育“”的具体政策的制订都是紧紧围绕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一中心观念来丰富与发展的，贯彻“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和“多快好省”的工作路线。因此，这一时期的美术教育就成了一个集政治、经济、艺术和文化于一身的集合体。它不仅仅担负着传播国家的艺术教育政策、培养又红又专的专业和业余美术人才，扩大革命队伍的责任，更是执行国家宣传政治政策的创作任务与美术普及的中坚力量，以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这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其次，就文艺观而言，美术教育的“”依然是对“大众文艺”观的秉持与发展。强调艺术“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坚持“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文艺创作观，努力创造出“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艺作品。同时坚持“普及与提高”与“多快好省”的原则，说：“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条件。”这一文艺观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符合“时代”特定历史背景的。但由于思想的，在实际的贯彻过分程中导致了过分强调创作主题的政治化而忽略了艺术性，很多作品成为了政治口号的图解，艺术含金量低，严重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
当时虽然国家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由于某些文化部门和领导的官僚化、行政化，导致对这一政策的严重误解与偏离，甚至很多艺术家因不同艺术观的“鸣放”而上升到“、主义”的政治层面而被批斗。事实上，在《讲话》中坚持的“任何阶级社会中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观点并没有割裂政治与艺术的联系，只是更侧重政治标准而已。说：“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但是，由于某些当权的“执行者”对这一文艺评价标准的把握不当，由于过度夸大美术的社会功能，甚至把它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忽略了美术的自律性，不但导致了美术教育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影响了艺术的健康发展。就创作成果而言，虽然数量上大放“卫星”，但精品相对稀少。从这稀少的艺术性、思想性较高的美术佳作中，欣喜地看到了对美术题材的拓展、表现形式的探索和对“厚今”思想的重大转变，并形成了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时代风格特征。历史的车轮我们无法阻挡，但很多遗存的美术作品却见证了历史，即便那些苍白的作品，因表征了特定的时代信息和图像语系，而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与文献价值。时期的美术创作的价值就恰恰在于此。因此，对于“美术上虽然在跃进的年代产生了数以万计的作品，但能够在美术历史上存留的，几乎和逝去的时代一样，荡然无存”的论点是有失公允的。再次，从教育学的角度看，美术教育的严重违背了教育教学规律，违背了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原则，没能够充分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泯灭了个性发展，挫伤了很多师生的积极性“；拔白旗”等批判活动既是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又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紧张；长期的上山下乡，停课生产，改造思想，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成材率低，教学成果相对较差，造成了很大的智力、人力、物力浪费。当然，这也使艺术走进了生活，密切联系了群众，令艺术创作者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扭转了部分艺术家的偏见，使艺术真正走进了生活。
工艺美术的定义范文2
【论文摘要】文化工业与审美自治分别是艺术生产的他律性与自律性理论的代表，本文通过对这两种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追溯，试图揭示出它们之间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与同一，并通过当代审美实践的理论考察，指出它们之间看似截然不同的理论主张却统一于启蒙理性的当代实践——审美泛化。
在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主流话语的今天，重提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也许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对于某些大众文化研究者所倡导的应以大众文化研究取代文化工业批判，或专注于本体论研究而不及其它的理论趋向与态度，笔者深表忧虑，不敢苟同，因此不合时宜地旧话_革提。本文想阐明的足，文化工业从来就不是大众文化，更无从被大众文化研究所取代；审美自治并非净上，也从未完全自治；文化工业与审美自治其实互为表里，体现和贯彻着启蒙精神的理性逻辑，两者的组合形成了当前社会的审美泛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结局。
一、“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
当代大多数文化理论研究者是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了解“文化工业”这个概念的。阿多诺在《再论文化工业》…文中说到：“‘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这个术语可能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中首先使用的。霍克海默和我于1947年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该书。”随着当代全球性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和大众文化研究广泛深入地展开，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遭受了越来越多的理论挑战。概念是逻辑思维的起点，同时也往往是理论分歧之源。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文化工业”自然首当其冲受到挑战。这些理论认为，文化工业统治下所产生的被同一化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在实践中并未出现，而应用内涵更为丰富多样的中性概念“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取代大众文化(masscu[ture)，对“大众文化”采取多样分析的态度，而是一味地进行否定性的批判对此，我们应了解到，阿多诺曾详细论述了“文化工业”概念的来源：
“在我们的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m culture)。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同时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
阿多诺进而指出：“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它(指大众文化，作者注)与文化工业区别开来。”由此可见，阿多诺的批判从一开始就是严谨和明确的，是对准“文化上业”而不是针对“大众文化”(massculture)，更无论“大众文化”(oppularculture)因此，试图用“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取代“文化工业”，以瓦解阿多诺的批判立场显然难以立足。然而，人们的疑问也许不会到此为止，“文化工业”既不是大众文化，也不是“从大众本身产生出米”，那么，它难道是从天上来，凭空而降的?
比阿多诺稍晚些的美国左翼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将“文化”界定为“意义的领域”，他认为，“它(文化)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诸如悲剧与死亡。”因此，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文化工业主要是指文化艺术的现代化、工业化加工生产及其产品借助现代传媒的流通行为，如电影、电视、广播报刊等。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的论述虽然也是以这些领域的文化生产现象为主，但却不是简单的现象描述，而是就其深层的哲学意义而言的。阿多诺认为可以合法地被称为文化的东西，是作为苦难和矛盾的一种表达，试图紧紧抓住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工业’这个词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西方的、电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更多地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在结合工业的多种组织形式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技术理性实际生产的东西的意义上，它是工业的。”仅就这论述，往往使人们以为，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概念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有组织、标准化、批量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而实际上，阿多诺文化工业的重点在于，“文化既不可能代表那些只是存在的东西，也不可能代表那习以为常的、不再有束缚力的秩序范畴，文化工业利用这些遮蔽了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仿佛既存的现实就是美好的生活，仿佛这些范畴就是美好生活的真实的衡量标准。”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作为《启蒙辩证法》中哲学片段的组成部分相一致的是，这里的标准化、理性化，指的是启蒙精神对理性与秩序的崇尚，而文化工业作为对那些体现习以为常的不再有束缚力的秩序范畴的有组织、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正是以理性和秩序为标准，并将这一标准在全社会有计划扩散的启蒙精神的贯彻过程。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谓的“启蒙”并不是专指18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而是泛指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和确立其主权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然而这种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本身却变成了一种新式神话。结合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文化工业的概念应在其是作为已i贬值的、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的载体的意义上来理解，才是其作为哲学批判目标的本意。虽然，文化工业实践成其为可能，“既是由于当代技术的发展水平，也是由于经济的和行政的集中化。”但其内在的深层的原因在于启蒙理性的绝对化。在当代大众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理论只有在其被理解为是埘启蒙理性精神膨胀的批判时，才仍然是可以理解与接受的，并且也是不可取代的。
再回到本文开始的疑问，文化工业来自何处?我们就会明白，文化工业不是循着工业技术的发展，不是商业化以后的产物，它的出现应溯源于启蒙理性的出现及其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投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凭空而降的，从主观唯心主义抽象的“理性王国”空降而来。
二、启蒙精神与唯美主义
启蒙精神在20世纪遭到了否定性的哲学批判，然而在此之前漫长的西方文明发展史中，启蒙精神作为照耀人们冲破神话蒙昧的理性之光，曾经谱写了西方哲学与艺术的辉煌篇章。在恢宏人性战胜神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一次次文化解放运动中，理性精神逐步渗透到人类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赋予其意义、秩序和前进的力量。这种理性精神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哲学认识论中与感性认识相对应的那种理性认识，以抽象性、间接性、普遍性为特征，以事物的本质、规律为对象和内容；二是指那种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的思维理性，在它建构起的“理性王国”中，一切都要接受理性的裁判。正是在理性精神的照耀下，人文学者构筑起了古典美学的高峰，美的艺术的观念得以最后形成，黑格尔更是将美学看作艺术学，并将艺术定义为“理性的感性显现”。正是以理性的名义和根据，康德明确界定了美学的研究领域，美与艺术开始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哲学地位和存在价值。
在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的19世纪，作为引导人类的“进步思想”——启蒙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黑暗、丑陋的社会现实面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启蒙精神由于其自身的理性逻辑而走到了它的反面。哲学和美学经历了由理性向非理性，由意识转向无意识，由实住论转向价值论，由内容美学转向形式美学的历史嬗变。而正是在此时，与反映现实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对立的一股美学思潮，崇尚审美自治、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则逆流而卜，构筑了主观理性统治下独证的审美王国，理性与审美历史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启蒙理性的最后避难所沃尔特·佩特在《文艺复兴：艺术和诗的研究》中以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为例作了说明：“在这里，艺术家、哲学家以及那些受世事熏陶变得敏锐的人不是在寂静中生活，而是息息相关，并从西向的交流中相互汲取光与热。那时有一股总体提高与启蒙的精神，所有人都彼此想象地相互交流。是这种精神的一统使文艺复兴的所有不成果得以和谐一致；l5世纪意人利艺术的许多庄重典雅与影响止是要归功于这种同精神的密切联盟，归功于对这个时代的最好思想所做的参与。”
崇尚审美自治的唯美主义激烈地反对现实主义，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只有贪婪、丑恶和苦难，只有在远离现实生活的艺术中才有美。沃尔特·佩特在其代表作《文艺复兴：艺术和诗的研究》中阐述的理论观点成为唯美主义的宣言。他把美看成是一种脱离社会的现象，但又认为美尤其是艺术美应当紧紧地与真实相联系，“一切美毕竟都仅仅是真实所具有的精美”。他所说的“真实”并不是客观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而只是主观世界中感觉的真实。佩特还认为，美与智力的明晰性有关，“思想的纯粹的明晰性所拥有的充满诗意的美，心灵的冷漠性和严峻性在实际上所拥有的美的魔力，它们同肉眼的明晰性之间有着亲缘关系，这不仅仅是一种形象说法。”佩特的主观美论完全否定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美，这固然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现实持一种尖锐的批判态度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心中“真实”的审美王国只是由抽象的理性精神建构起的审美乌托邦而已。
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艺术除了表现自己之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艺术有独立的生命，正和思想有独立的生命一样，而且完全按照艺术自己的种种路线向前发展”。在王尔德看来，艺术应当脱离社会生活和自然世界，应当以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为表现对象，而且他心目中的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仿佛完全与特定的时代、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没有联系。手尔德对于美的看法同样是否定美与客观现实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艺术以追求美为目标，而美是超越一切现实而存在的。王尔德认为，艺术是“谎言”，因为艺术的目的是讲述“美而不真”的事物。他还认为艺术作品都是个人创造的产物，包括神话和传说也是如此。在唯美主义的理论中，审美和艺术领域处处体现着启蒙思想的理性逻辑。
阿多诺引用柏拉图的话来阐明，“客观地、内在地不真实的东西也不可能在主观上对人类是好的和真实的。”唯美主义者所倡导的审美独立和艺术自治，不仅没有审美感性的自由和解放，反而成为对感性最彻底的理性操控。正像启蒙辩证法所阐释的那样，“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阿多诺在评论欧洲唯美主义者时同样指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正是它所倡导的反面。”因为它们根本遵循着同样的理性逻辑，只能带来同样的自我摧毁的结果。
三、工业技术与形式主义
技术的发展无疑是实现文化工业扩张的重要前提条件。在阿多诺的理解中，文化生产过程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技术：一是文化工业生产的复制和扩散技术；二是艺术作品中的内在技术。“文化工业的技术概念只是在字面上与艺术作品中的技术是相同的。在后者中，技术与对象本身的内在组织有关，与它的内在逻辑有关。与此相反，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
从阿多诺的论述来看，所谓文化工业的技术足指当代的机械复制、大众传媒等现代工业技术，而所谓艺术作品中的技术应当是指艺术作品中形式主义的艺术技巧。“形式主义”是审美和艺术自治观中的本体论，它与唯美主义同时建构了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美学观，不过前者更注重审美主观性和纯洁性的维护，后者更专注于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理论归纳。现代主义艺术在形式上的革命和对古典美学的批判最初主要局限于艺术学的范畴之内，与重新寻找艺术的本质有关。贝尔创立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视觉形式理论和俄国文学研究者主张文学自治的方法论改革，即是对现代艺术探索的理论总结，又成为现代主义艺术的阐释依据。阿多诺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形式主义革命倍加推崇，并把形式主义美学原则引入社会学，从精英主义的立场出发，以现代主义艺术作为进行社会批削的武器，使之具有了与文化工业相对立的社会批判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认为，现代主义艺术，不以写实的艺术方式莺视题材的重要意义，是因为自由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被技术、传媒、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全面控制而失去了自由思考的能力，在一个人性异化的社会里，当现代主义艺术强调艺术形式自身的自律性、自主性、艺术创造的原创性和艺术家的主体性时，在根本上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对它的文化工业的超越、批判和否定。
虽然同样主张审美自治，形式主义者的美学目的与唯美主义者根本不同。阿多诺认为现代主义艺术中的形式主义艺术技巧使它成为了启蒙理性统治下“同一性”社会的对立面和反抗力量。而工业技术则借助意识形态的支持阻碍着艺术技术的实现，“只是就文化工业小心翼翼地使它自己避免包含在它的产品中的技术的充分潜力的影响而论，它依靠意识形态的支撑。它寄生在外在于艺术的、对物品进行物资生产的技术上，无关乎包含在它的功能性中的对内在的艺术整体的职责，电无关乎对审美自治所要求的形式法则的考虑”。
文化工业的代表莫过于好莱坞的电影和无所不在的广告，它们集现代社会的技术、文化、艺术、商业、传媒、产品制造为一体。在好莱坞的影片中，富丽堂皇的场景布置，宏大、热闹的场面，精心制造的光线、色彩和空间，无不具有西方古典主义艺术的审美趣味。古典文化中为少数人拥有和欣赏的艺术典范，在现代社会，则通过机械复制和文化工业批量生产而转换成为流行的、大众的通俗文化。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把古老的和熟悉的熔铸成一种新的品质”，正是指占典文化中的高级艺术典范在现代社会经过文化工业的技术、市场、商业体系、现代传媒的改造，在以“启蒙代替神话”的同时，以知识代替想象：“现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经过这种“技术”的改造和重新组装，文化工业最终成为启蒙精神的制造者和代言人。
四、审美泛化与感性操控
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正体现为审美的泛化与口常社会生活的审美化。许多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与美学家都一致认为：审美化正在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组织原则，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审美化(aestheticization)过程，以至于当代社会的形式越来越像一件艺术品。社会学家维尔什认为，“近来我们无疑在经历着一种美学的膨胀。它从个体的风格化、城市的设计与组织，扩展到理论领域。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正笼罩在审美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审美的建构物。”他甚至于认为，如果说经典的社会学家把理性化(韦伯)、社会分层(杜克海姆)等看作是现代性的动力并以此为研究中心，那么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则应该把审美化作为研究中心，凼为审美化无疑与理性化等一样成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因素之。
詹姆逊在论述后现代主义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扩张主要体现在文化方面。在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资本征服了世界之后，进入了人类最后未被殖民的领域——审美与无意识。他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系列演讲中指出，“德国的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黑格尔都认为心灵中美学者一部分以及审美经验是拒绝商品化的……对康德以及以后很多美学家甚至象征主义诗人来说，美、艺术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其不属于任何商业(实际的)和科学(认识论的)领域……美是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领域。而这一切在后现代主义中都结束了。在后现代主义中，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审美自治的乌托邦经过资本领导一卜的文化工业的冲击、整合与重组，变成了后现代时期社会化的然而支零破碎的审美泛化。正如费塞斯通的《后现代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正在?肖灭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针对后现代社会的审美泛化，鲍德里亚提出了“超美学”的概念，所谓“超美学”，指的是“美学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与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境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
工艺美术的定义范文3
关键字:美术思想;美术实践;艺术;审美;绘画
中图分类号:J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5-0046-01
我们都还记得梵高在画布上激情创作的画面,那一刻,他的艺术创作便很好地体现了美术思想与美术实践的同步性,因为,他在画布上每涂一笔都是他美术思想的驱动。但是,当一位艺术家没有进行艺术创作,只是构思、思索、想象的时候,他仅仅表现为艺术家的“美术思考”活动。而有一些情况,例如“流水线油画复制工厂”,他们虽然也能制作出许多精美的油画作品,但他们仅仅表现为一种“美术实践”却没有“美术思考”,所以,他们所绘制的作品就不能称之为“艺术作品”。 美术思想与美术实践一直是美术理论者与美术实践者都想弄懂的问题,但遗憾的是,美术思想与美术实践很难共处于同一个躯体之中,所以,美术思想与美术实践的矛盾就一直存在。
以下就此作以简要论述:
一、美术思想的定义
对美术范围内的绘画、雕塑、设计、工艺制作及书法篆刻等艺术类型产生的创意与思考称之为美术思想。
二、美术思想的来源:
(一)对美术史的了解与把握。人类通过C14的测定,已经知道,早在50到60万年以前人类就已经能够制作简单的工具了,这便是艺术创作的最初因子。从最初的原始美术到现代美术,西方美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现代人可以从中取得很多艺术灵感,而悠久漫长的中国美术史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
(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对人类历史、政治、伦理道德的观察与体会。“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任何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对生活有深刻体会的人。比如齐白石,他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虽未受过较高的教育,但他晚年却能创作出极高的、也极适合人类审美的艺术作品,这正是由于他对生活、对人世的深刻体会。另外,毕加索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艺术技法的卓越或是画面效果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为人类的命运、为人类的生存而担忧,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
(三)对人类艺术发展史的把握。艺术是一个极为广义的范畴,它包括文学与狭义的艺术即音乐、美术、舞蹈、建筑、书法、电影、摄影等。没有一个艺术家是没有任何文化底蕴的艺术家,但凡能登入艺术殿堂的人都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很多艺术家对人文科学都极为热爱,因为文学作品是他们感悟生活、感悟人生、提升道德与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对于各类艺术的涉及,也是成就伟大艺术家的重要方面,一位伟大的美术大师也一定会对其它诸如舞蹈、音乐、书法、电影等有着独到的见解的人,比如民国画家李叔同,既是一位音律大师,又是一位伟大的画家,还是一位书法大师。
三、美术实践的定义
对美术范畴之下的绘画、雕塑、书法、篆刻等艺术形式为载体而进行的艺术创作活动。
四、美术实践的方法
(一)绘画。作为美术学习者绘画是必须学习的一门基础教程。只有通过不断的绘画训练才有可能更好地提高画者的观察力,画面表现力及控制力。
(二)手工制作。美术是一门较为广义的学科,它包括多种艺术形式,比如雕塑、美工、剪纸等等都需要动手操作,所以,对美术学习者来说,动手制作是不可缺少的实践方法。
(三)其它。美术发展到现在已经呈现出多种样式,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绘画,比如现在的包裹艺术、行为艺术等,都已不再是传统的美术实践。
五、美术思想与美术实践的关系
在美术发展史上,美术思想与美术实践很少能达到和谐统一,所以就出现了争论,有些人认为美术思想先于美术实践、重于美术实践;有些人则认为,美术实践先于美术思想、重于美术思想。
根据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观的理论“实践出真知”只有通过实践才可能得出真知。马克思认为,一切真理都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工艺美术的定义范文4
二十世纪开始的三十余年间，”于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标志着左翼美术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美联”及“美联”成立前后的左翼美术团体，虽然在各自的“纲领”“宣言”的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不把新兴的美术运动，仅仅看作是美术上的一种流派运动，而看作是为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的一种手段。“时代美术社”在《告全国青年美术家的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的美术运动，绝不是美术上流派的斗争，而是对压迫阶级的一种阶级意识的反攻，所以我们的艺术，更不得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了。”（注：见1930年3月《拓荒者》第1卷第3期。 ）“漫画社”的行动纲领要求“画家们的作品要深入街头和工厂。进行对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活动。”以至“以绘画为武器，积极促进社会革命。”（注：引自黄可《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革命美术社团》，载《左翼文化运动史料》。）无产阶级和社会革命的主体是工人和劳苦大众，各左翼美术社团在明确了美术的阶级属性之后，都要求美术家必须走美术的大众化之路，要“走进工厂，和工人劳动者共同生活，彻底的理解工人劳动者的生活，从自己的作品中传达出来，并使自己的作品深入群众中去，以鼓动工人劳动者的斗争情绪。”（注：许幸之：《中国美术运动的展望》， 载1930年6月16日《河仑月刊》。）能被工农大众接受，并能成为教育大众、宣传大众、组织大众的有力武器的美术，在形式上当然不能采用被他们视为“和封建一齐走向死途的国粹美术”形式，也不能吸取“即成枯骨的东洋精神，”更“不是资产阶级艺术的印象派、达达派、野兽派、主体派或是‘构成派’，也不是什么‘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或是‘写实主义’。……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工农革命斗争中所生产的内容与被其所决定的形式。”（注：违忌：《普罗美术作家与作品》，载《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显然，普罗美术运动关注的是美术的宣传的战斗的功能，追求的是美术的社会功利价值。
左翼美术青年群体，在高昂的革命热情驱使下，不仅在舆论上吁求着美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而且他们还身体力行，为各个群众团体画宣传画稿，油印画报，并经常参加写标语、撒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他们把美术同革命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在两者之间，更倾心于革命，因为这些热衷于革命的美术家“一般由小资产阶级转变，投弃到无产阶级阵营里的”，他们希望并努力在生活方式、思想感情方面都同以往的美术家划清界线，急待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清除与克服“浪漫主义的倾向及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注：违忌：《普罗美术作家与作品》，载《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急待在斗争中在伟大的劳苦群众的集体中脱胎换骨。他们心目中的革命的普罗美术家“决不是像资产阶级美术家那样蓄着长头发，躲在象牙之塔内为统治阶级豪绅地主资本家歌功颂德，或带着怜悯的调子，用‘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名来欺骗大众。而却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们的技巧与能力将由群众的斗争中获得”。 （注：违忌：《普罗美术作家与作品》， 载《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
左翼美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一些资历不深、名气不大的青年美术家，他们充满改变旧世界的理想，他们既不眷念国粹艺术，也不迷信西方传统写实主义美术，对“让我们起来吧！用狂飚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的呼喊更是不屑一顾。他们崇尚社会革命。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坚信革命不能不以暴力对暴力，作为文化运动的美术运动必须依附于革命阶级进行阶级反抗的斗争。他们热切地从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文艺与批评》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吸取精神力量。以有“民族的苦闷、叫喊、血泪、豪壮”的苏联艺术和日本左翼美术为参照，企求建构起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美术形态。鲁迅，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左翼美术运动的发起者和导航人。他领导成立了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第一个革命美术团体“朝花社”，并对“一八社”的活动直接加以指导，对充满革命
激情的青年美术家总是给予有力的扶持和热情的鼓舞。
在鲁迅的倡扬下，左翼美术运动不仅将创作的重点转移到木刻版画上，而且从30年代初期到30年代中期随着时局的发展，左翼美术社团的工作重心亦由以“进行对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活动”，转移到抗日救亡的宣传上。
紧密结合社会革命与现实斗争，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寻救艺术的大众化之路，是左翼美术运动始终如一的特点。抗战前的左翼美术群体大多数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和青年画家，他们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看待艺术问题，把美术运动看作是阶级意识的美术运动，将斗争性、宣传性作为评判艺术优劣好坏的最高标准，对非斗争的非宣传的美术流派、美术家和美术作品，加以全面的否定、诋毁，对美术界众多的名家给以篾视与嘲讽，显示出相当强的排斥性和激进性。这实际上也在左翼美术群体和其他美术流派之间划出一道界线。当然，也给左翼美术思潮的传播设置了障碍。再加上左翼美术运动实质上已经演化为新兴版画运动，所以，尽管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美术思潮波及到北京、广州等地，但其影响并没有扩展到更多更广的层面。正如曾积极参与左翼美术运动的卢鸿基在抗战爆发后对战前美术发展趋势进行回顾时所说：
“虽然美术界这时发觉到有另一形态的出现，另一种理论的产生——宣传的、斗争的。但是没有给他们以丝毫的影响，也许是这支新军的青年都不在他们的眼中吧（只是他们忘记了一句话：后生可畏）。所以，新的理论的移植和新军的出现已有了差不多十年，仍是不能散播到整个的美术界来，一直到了民族的觉醒，开始了对日的抗战这一日，一般的情形，才承认艺术宣传及斗争是真理，也使先觉的鲁迅等成为一般所说的预言家。”（注：卢鸿基：《抗战三年来的中国美术运动》，载《中苏文化》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
的确，左翼美术思潮的影响在战前虽不是全局性的，但是在抗战中许多萌发于左翼美术运动时期的观点、认识却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深化，并被普遍的认同。
（3）国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学院写实主义、形形的现代主义绘画流派及左翼美术思潮之所以在中国传播流布，不仅是这些流派和思潮本身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而且重要的是与中国社会内部的某种社会期待有关。也就是说，这些思潮或流派切合了中国不同层面、不同群体美术家的美学价值取向和社会现实需求，因而被中国美术界接受，形成了各种思潮交迭消涨的局面。不管各种思潮的渗透力与程度如何，但最初都是西方同类思潮传输的结果。
与来自西方的各种美术思潮相对应的是归属于中国本土文化艺术产物的国粹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艺术思潮。这两种思潮根本上是从中国的自身艺术问题出发，由固有的美术传统演化而来，一开始就显现出特异的民族色彩。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艺术思潮，是既有内在联系又是完全不同的艺术思潮。国粹主义或曰国粹派是从属于20世纪初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化阶段以后的普遍现象，既可能发生在现代化是由内在因素催发的国家，其保守主义是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言；也可能发生在因外力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其保守主义既针对反传统思潮，同时也针对外来文化。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含有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双重因素。（注：参阅《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戊戌时期，特别是五四以来，在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一部分美术家为岌岌可危的绘画传统而担忧，他们站出来，以复兴国画为已任，与革新派展开了唇枪舌战。他们强调东西方绘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绘画体系，各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不能以新旧来评判绘画，“化其旧虽旧亦新，泥其新虽新亦旧”，中国画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而不断精进，中国画家无须去接受西洋美术的洗礼。国粹派画家不仅全面肯定传统绘画的价值，而且还认为西方的传统绘画“可谓形似极矣”，“绘画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矣。”总之，肯定传统绘画价值，寻求中国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的理论依据，是国粹派的旨归。国粹主义实际上是西方艺术思潮刺激下的产物，是对异质文化挑战的一种反应模式，所以，国粹主义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毕竟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所以，划地为牢地谈论中西文化艺术的优劣，并试图在两者之间筑起壁垒，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国粹主义在与革新派的交战中不仅没占过上风，而且作为一种思潮其流布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
工艺美术的定义范文5
二十世纪开始的三十余年间，”于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标志着左翼美术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美联”及“美联”成立前后的左翼美术团体，虽然在各自的“纲领”“宣言”的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不把新兴的美术运动，仅仅看作是美术上的一种流派运动，而看作是为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的一种手段。“时代美术社”在《告全国青年美术家的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的美术运动，绝不是美术上流派的斗争，而是对压迫阶级的一种阶级意识的反攻，所以我们的艺术，更不得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了。”（注：见1930年3月《拓荒者》第1卷第3期。 ）“漫画社”的行动纲领要求“画家们的作品要深入街头和工厂。进行对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活动。”以至“以绘画为武器，积极促进社会革命。”（注：引自黄可《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革命美术社团》，载《左翼文化运动史料》。）无产阶级和社会革命的主体是工人和劳苦大众，各左翼美术社团在明确了美术的阶级属性之后，都要求美术家必须走美术的大众化之路，要“走进工厂，和工人劳动者共同生活，彻底的理解工人劳动者的生活，从自己的作品中传达出来，并使自己的作品深入群众中去，以鼓动工人劳动者的斗争情绪。”（注：许幸之：《中国美术运动的展望》， 载1930年6月16日《河仑月刊》。）能被工农大众接受，并能成为教育大众、宣传大众、组织大众的有力武器的美术，在形式上当然不能采用被他们视为“和封建一齐走向死途的国粹美术”形式，也不能吸取“即成枯骨的东洋精神，”更“不是资产阶级艺术的印象派、达达派、野兽派、主体派或是‘构成派’，也不是什么‘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或是‘写实主义’。……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工农革命斗争中所生产的内容与被其所决定的形式。”（注：违忌：《普罗美术作家与作品》，载《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显然，普罗美术运动关注的是美术的宣传的战斗的功能，追求的是美术的社会功利价值。
左翼美术青年群体，在高昂的革命热情驱使下，不仅在舆论上吁求着美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而且他们还身体力行，为各个群众团体画宣传画稿，油印画报，并经常参加写标语、撒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他们把美术同革命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在两者之间，更倾心于革命，因为这些热衷于革命的美术家“一般由小资产阶级转变，投弃到无产阶级阵营里的”，他们希望并努力在生活方式、思想感情方面都同以往的美术家划清界线，急待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清除与克服“浪漫主义的倾向及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注：违忌：《普罗美术作家与作品》，载《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急待在斗争中在伟大的劳苦群众的集体中脱胎换骨。他们心目中的革命的普罗美术家“决不是像资产阶级美术家那样蓄着长头发，躲在象牙之塔内为统治阶级豪绅地主资本家歌功颂德，或带着怜悯的调子，用‘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名来欺骗大众。而却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们的技巧与能力将由群众的斗争中获得”。 （注：违忌：《普罗美术作家与作品》， 载《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
左翼美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一些资历不深、名气不大的青年美术家，他们充满改变旧世界的理想，他们既不眷念国粹艺术，也不迷信西方传统写实主义美术，对“让我们起来吧！用狂飚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的呼喊更是不屑一顾。他们崇尚社会革命。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坚信革命不能不以暴力对暴力，作为文化运动的美术运动必须依附于革命阶级进行阶级反抗的斗争。他们热切地从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文艺与批评》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吸取精神力量。以有“民族的苦闷、叫喊、血泪、豪壮”的苏联艺术和日本左翼美术为参照，企求建构起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美术形态。鲁迅，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左翼美术运动的发起者和导航人。他领导成立了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第一个革命美术团体“朝花社”，并对“一八社”的活动直接加以指导，对充满革命
激情的青年美术家总是给予有力的扶持和热情的鼓舞。
在鲁迅的倡扬下，左翼美术运动不仅将创作的重点转移到木刻版画上，而且从30年代初期到30年代中期随着时局的发展，左翼美术社团的工作重心亦由以“进行对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活动”，转移到抗日救亡的宣传上。
紧密结合社会革命与现实斗争，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寻救艺术的大众化之路，是左翼美术运动始终如一的特点。抗战前的左翼美术群体大多数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和青年画家，他们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看待艺术问题，把美术运动看作是阶级意识的美术运动，将斗争性、宣传性作为评判艺术优劣好坏的最高标准，对非斗争的非宣传的美术流派、美术家和美术作品，加以全面的否定、诋毁，对美术界众多的名家给以篾视与嘲讽，显示出相当强的排斥性和激进性。这实际上也在左翼美术群体和其他美术流派之间划出一道界线。当然，也给左翼美术思潮的传播设置了障碍。再加上左翼美术运动实质上已经演化为新兴版画运动，所以，尽管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美术思潮波及到北京、广州等地，但其影响并没有扩展到更多更广的层面。正如曾积极参与左翼美术运动的卢鸿基在抗战爆发后对战前美术发展趋势进行回顾时所说：
“虽然美术界这时发觉到有另一形态的出现，另一种理论的产生——宣传的、斗争的。但是没有给他们以丝毫的影响，也许是这支新军的青年都不在他们的眼中吧（只是他们忘记了一句话：后生可畏）。所以，新的理论的移植和新军的出现已有了差不多十年，仍是不能散播到整个的美术界来，一直到了民族的觉醒，开始了对日的抗战这一日，一般的情形，才承认艺术宣传及斗争是真理，也使先觉的鲁迅等成为一般所说的预言家。”（注：卢鸿基：《抗战三年来的中国美术运动》，载《中苏文化》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
的确，左翼美术思潮的影响在战前虽不是全局性的，但是在抗战中许多萌发于左翼美术运动时期的观点、认识却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深化，并被普遍的认同。
（3）国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学院写实主义、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绘画流派及左翼美术思潮之所以在中国传播流布，不仅是这些流派和思潮本身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而且重要的是与中国社会内部的某种社会期待有关。也就是说，这些思潮或流派切合了中国不同层面、不同群体美术家的美学价值取向和社会现实需求，因而被中国美术界接受，形成了各种思潮交迭消涨的局面。不管各种思潮的渗透力与程度如何，但最初都是西方同类思潮传输的结果。
与来自西方的各种美术思潮相对应的是归属于中国本土文化艺术产物的国粹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艺术思潮。这两种思潮根本上是从中国的自身艺术问题出发，由固有的美术传统演化而来，一开始就显现出特异的民族色彩。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艺术思潮，是既有内在联系又是完全不同的艺术思潮。国粹主义或曰国粹派是从属于20世纪初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化阶段以后的普遍现象，既可能发生在现代化是由内在因素催发的国家，其保守主义是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言；也可能发生在因外力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其保守主义既针对反传统思潮，同时也针对外来文化。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含有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双重因素。（注：参阅《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戊戌时期，特别是五四以来，在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一部分美术家为岌岌可危的绘画传统而担忧，他们站出来，以复兴国画为已任，与革新派展开了唇枪舌战。他们强调东西方绘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绘画体系，各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不能以新旧来评判绘画，“化其旧虽旧亦新，泥其新虽新亦旧”，中国画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而不断精进，中国画家无须去接受西洋美术的洗礼。国粹派画家不仅全面肯定传统绘画的价值，而且还认为西方的传统绘画“可谓形似极矣”，“绘画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矣。”总之，肯定传统绘画价值，寻求中国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的理论依据，是国粹派的旨归。国粹主义实际上是西方艺术思潮刺激下的产物，是对异质文化挑战的一种反应模式，所以，国粹主义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毕竟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所以，划地为牢地谈论中西文化艺术的优劣，并试图在两者之间筑起壁垒，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国粹主义在与革新派的交战中不仅没占过上风，而且作为一种思潮其流布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
工艺美术的定义范文6
艺术作品具有感性直观的审美特征
艺术创作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过程，它首先以感性形象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与客观自然和人类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带有感性直观的特征。
工艺美术的审美功能也具有这种审美直觉性的特点。工艺美术作为一种感知审美对象，对人们审美感觉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不仅在人们创造和欣赏艺术品的过程中，从感官到全身体会到一种审美愉悦感，而且使人的审美感觉变得丰富敏锐。工艺美术的形式特征既是这种感性直观的特征的表现，也是实现审美愉悦感的反映。固然，工艺美术的形式特征不是纯粹形式主义的，它服从于特定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但它仍然体现了民众对审美感知的关注。
一架普通的民间纺车，结构的对比均衡与和谐，具有强烈的形式美感；苗族的竹编背篓，造型或饱满有力，或纤巧优雅，而且还编织出各种美丽的图案；南北方不同民居的屋檐，除了适应不同的环境、气候，屋檐画出的线条或舒畅潇洒，或敦实严整，颇具美感，更不消说附着其上具有寓意象征的脊兽；而至于剪纸、年画、皮影、玩具等则更是以悦目的视觉美感形式幻化出一个审美的世界；供奉的纸扎、面塑、神像画虽然意在表达人们祭祀祈禳的心理，却仍然以缤纷绚丽的艺术形式，传达了赏心悦目的审美感受。
民间各种技艺口诀，除了人们对选材、加工技艺等的总结，以审美为内容的记录也是人们对视觉形式规律的感性把握。“文人一根钉，武夫势如弓”；丫环则“眉高眼媚，笑容可掬，咬指弄巾，掠鬓整衣”；贵妇人则“眼正神怡，气静眉舒。行止徐缓，坐如山立”。
这是塑造人物的规则。设色规律则称，“红间黄，喜煞娘”，“黑靠紫，臭狗屎”，“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这些视觉形式规律都表达了人们对审美愉悦感的追求。
工艺美术具有教育性意义
艺术对人类的意志、价值观、思想倾向以及行为方式等也都会产生各种影响，从而具有某种教育意义。这种教育意义与法律道德的政治教育方式是不同的，它以艺术形象的形式诉诸人的感性知觉、情感理智，将社会性的理性的内容倾注于艺术作品中，使欣赏主体在艺术欣赏中以平和的心态主动地接纳其中的某些内容，并自然而然地影响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导向。工艺美术所具有的这种艺术的教化作用有着更为坦率的表现，特别是表现在年画、剪纸、皮影、刺绣以及许多游艺和祭祀供奉活动中，内容多种多样。
有历史人物故事、神话传说、戏曲小说、时事内容等，形式也不拘一格。如年画中的《二十四孝图》《谎言无益》《孟母三迁》《男女平等》《日德青岛交战图》《齐桓公举火爵宁戚》《水浒故事》《三国演义》等；剪纸中的《老鼠嫁女》《岳母刺字》《挂角苦读》《秉烛夜读》《张良纳履》等都以此来劝诫教育世人祛恶向善、尊老爱幼、知书达理、发愤图强、维新自救等。当然，其中也有某些封建伦理思想和旧观念，但这种“成教化，助人伦”，“明劝戒、著升沉”的教化作用较之其他形式却是最直观、简易、形象的手段。抗战时期，解放区新题材年画运动的兴起也是这种宣教作用的充分体现。
当然这种教化并非仅仅是一种道德伦理教育，同时也有思想理性认识的教育，与工艺美术的认知功能有交叉之处。工艺美术这种教化功能的实现也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审美交流中，使主体与艺术作品在精神上融为一体，并体会到一种生命的亲切感，从而在交融中审美地把握了某种普遍的社会内容。当这种教化作用一旦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就会形成一定的社会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