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范文1
关键词： 近代；私立大学；筹资渠道；教育救国；校长负责制
中图分类号：G64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4-0047-04
清末受近代西学东渐的影响，一些开明人士认识到了学问的重要性，于是，我国兴起了私立教育。此时国人自办的私立高等学校有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1905年创办的中国公学、复旦公学等。[1]10-15民国时期私立高等教育达到了近代教育史上的高峰，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教育人士和著名大学。张伯荃之于南开大学，张謇之于南通大学，陈嘉庚与他兴办的集美专科学校群和厦门大学，马相伯之于复旦大学（原复旦公学），谱写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璀璨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重点的院校调整，私立大学全部合并、调整为公立。至此，活跃了近50年的私立大学销声匿迹于中国教育的舞台。近代私立大学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之下顽强地生存，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时隔半个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当代一批又一批的民办高校重新活跃在教育的舞台之上，尤其是近年来独立学院的出现，更是壮大了民办高校的队伍。截至2010年，我国共有民办高校676所（含独立学院323所），占中国高校总数的28.67%，在校生达到4 766 845人（含独立学院在校生人数为2 603 177人），占中国高校在校生人数的21.36%。[2]79-80民办高校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民办高校的发展，招生难、就业难、社会认可度低、师资力量薄弱、经费短缺等问题也随之而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近代私立大学的办学之路，借鉴近代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的发展经验，对当代民办高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的概况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过程。清末私立高等学校数量较少，而且学校管理不正规，只能视为私立大学的雏形。1912年至1927年，先后出现了两次兴办私立大学的热潮。第一次出现在1912―1913 年间，此时，民国元年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取消了清末《癸卯学制》中的“高等学堂”，代之为大学预科，按照规定需附设于大学本科之下，不能单独设立。于是，全国公立高等教育机构骤减，这给私立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时机。同时，1912年民国教育部公布了《大学令》，明文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3]110允许私人也可设立大学，并承认团体设立的也是私立大学。因有政策可循，从1912年开始，许多冠以私立大学之名的学校纷纷成立，因此私立大学的数量和规模有了一定的发展。张謇创办的南通大学就是在此时创办的。
第二次办学热潮出现在1917年至1924年。1917年9月27日，民国教育部颁布《修正大学令》，放宽了设立大学的条件，对当时私立大学的兴起及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25年，全国私立大学中，经民国教育部批准立案的有13所，经民国教育部同意试办的有14所，至于未经批准而创办者则为数更多。虽然当时创办的私立大学也存在着部分院校质量差、生源少、难以维持的局面，但是，仍然有很多院校有着自己的特色和知名度，成为当时或以后的名校。其中，有张伯苓于 1919 年创办的南开大学、陈嘉庚于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等著名的私立大学，复旦大学亦是1917年由原复旦公学更名为私立复旦大学。这些私立大学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二、近代私立大学发展的特点
近代私立大学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固然重要，但是私立大学自身的管理模式对于一个学校的发展更为关键。部分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各自特色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保障了私立大学的有序发展。
1.灵活的筹资渠道和完备的经费管理制度，保证了私立大学稳定的资金来源
资金是一个学校生存立命的根本。没有资金，高校的各种教学活动将没有办法维持。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战事不断，经济发展缓慢，高校资金难以为继。近代中国的很多私立大学都积极开拓资金来源维持其生存和发展。近代私立大学的外部资金来源渠道一是社会捐款，如南开创办时就是由社会人士捐助八万元，随着南开社会声誉的提高，开明富商、大资本家纷纷解囊相助，甚至军阀、官僚、政客为捞取政治名声也捐款给南开。厦门大学亦是著名教育家、爱国华侨陈嘉庚一直资助的。二是学生缴费，学费是近代中国私立高校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这一部分收入最有保证，因此部分私立高校对学费的依赖程度较高。此外，近代私立高校还积极探讨其他的外部资金来源渠道，如政府资助、银行借贷、发行债券等。近代私立高校内部资金来源有基金利息、校产租息及校产经营与运作收入、杂项收入等。以南开大学为例，当时，南开大学有多处土地做出租之经营，收入不菲。江苏督军李纯去世后，将遗产的四分之一捐赠给南开大学，学校以这笔巨款购买公债股票，把基金所得利息充作学校日常管理经费。[4]88-89
2.先进的董事会制度和合理的教育管理模式，促进了私立大学的和谐发展
管理是一个高校能否成功发展的又一关键。近代高校的管理体制在当时来看也是比较先进的。近代私立大学一般设立董事会，实行董事会监管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负责选聘校长、筹集经费、监督学校资金的使用、制定学校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等重大事务。由校长全权学校日常事务，在校长之下设教务处等行政机构，设立院系等学科学术机构，做到责任分明、相互联系，实现了私立大学的民主管理。如复旦大学，1913 年于右任等组织的复旦公学董事会，聘请孙中山、蔡元培、陈其美等人为校董，并推王宠惠为董事长，聘请李登辉为校长。[5]48-553在他们的帮助下经李登辉先生艰苦努力，复旦大学才逐步发展成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南开大学的管理模式以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办事高效而闻名，校长张伯苓在建校之初就确立了“将学校做成一法制学校”的主张，避免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情况。1921年，张伯苓召集南开师生代表20人讨论学校改革事宜，明确提出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明、师生合作”的管理方针，鼓励师生参与校务管理，保证了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除了实行董事会制度以外，近代私立大学还拥有一批高效的行政队伍。他们拥有的行政人员不多，但是办事却十分有效，既减轻了高校的开支，又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3.稳定优质的师资力量，提升了私立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
一个学校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教师的素质同时就是学校的品牌，学校的发展虽然和领导者的能力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批业务好、品行高、认真教学的老师。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办学之初就十分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张伯苓主张建立一支精干的教师队伍，使教师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为了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南开在教师选聘上也是煞费苦心。南开大学最初聘任的教师，主要是一批学有所长的留美学者或外籍教师。另外一部分教师来源是本校或国内著名大学的毕业生。他强调引进各学科最高学位人才和海外优秀人才，从机制上保证教师的水平和质量。经过连续几年任教考察的学科带头人，不再续聘，而是成为终身制，以稳定教师队伍；报酬激励与业绩挂钩，以鞭策终身服务南开的教师永不懈怠，不断创新；建立评议会或教授会，参与学校管理，激发教师的南开主人翁精神。[6]157
4.坚定执着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精神，实现了私立大学的鼎盛繁荣
办学理念决定了私立大学的发展前景。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百年大计，为什么办学，办学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每个办学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南开大学创办之初，学校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但是他正视各种困难，坚信办学理念。正如1934年他致南京政府教育部《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申请补助书》中说：“高等教育，重质不重量。”[7]246他凭着这种对教育的信念和自己对于教育的认同，使南开大学终于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厦门大学的创办人陈嘉庚资助厦大长达16年之久，面对经济不景气、自己经营企业亏损的情况，仍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厦门大学的校歌、校训、校徽均阐明“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理念。正是这种办学理念才使得厦门大学获得了“南方之强”的美誉。国人创办私立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通过发展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人才，实现中华民族的强盛，抵御其他国家的侵略。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教育救国”的理想很难实现，但是，正是这种执着的办学理念和殚精竭虑的办学精神，才促成了近代私立大学的鼎盛繁荣。
三、近代私立大学对当代民办高校的启示
1.完善民办高校管理政策法规，细化评估、考核、退出机制
近代私立大学发展的两次高潮都是和当时政府给予的政策有关。民国时期，政府对于私立大学的各个方面都有规定，限制了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办学力量，从而规范了私立大学的发展。当代民办高校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这和国家的政策也息息相关。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7年颁布的《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管理若干规定》等法律文件都对民办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国家的这些相关法律政策基本上都是比较宏观的，可以指导民办高校的设立与发展，不能约束民办高校的规范与退出。当代民办高校鱼龙混杂，很多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管理民办高校，极大地损伤了民办高校的声誉。为了保持民办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应该制定详细的政策法规，严格限制和规范民办高校，完善民办高校各个方面的评估机制，明确民办高校的退出机制，这样才能保障民办高校的健康发展，给民办高校创造良好的发展平台。
2.拓展资金来源，多渠道、多形式筹资
在现有的民办高校中，一部分由企业出资和公办大学联合办学，另一部分则属于个人投资办学。大部分民办高校资金来源单一，主要依靠学生的学费。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办高校在教学基础设施、师资培训、科研等方面的经费投入，这是不利于高校自身的发展与提升的。近代私立大学的资金来源渠道可以给我们一个良好的借鉴――民办高校可以多渠道寻求资金的来源。民办高校可效仿近代私立大学通过设立校产基金、校产租息、校产经营与运作等渠道募集资金；民办高校也可以寻求企业资金的捐助与支持，可采取校企合作、联合办学等模式，这样，民办高校的经济实力可以得到增强，教育质量可以得到保障，企业也可以获得宝贵的人才，实现民办高校与企业的双赢；民办高校也可倡导校友为学校捐助财物及资金等。民办高校只有积极拓宽资金来源与渠道，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循环与发展。
3. 引进科学民主的监督、管理模式，避免家族式管理
当代部分民办高校的校长同时也是学校的出资人，这样导致很多高校形成家族式管理，在学校中没有民主，教师的权利也得不到保证，给民办高校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当代民办高校可以借鉴近代私立大学的董事会制度，邀请教育家、企业家、文化名人等成立学校的董事会，共同监督、管理学校的日常事务，并聘请知名的教育家担任学校校长，学校的管理干部要做到任人唯贤，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管理模式。同时民办高校作为一个教育组织，也有必要探讨学校的管理模式，以便民办高校的发展能够长久下去。[8]23-25
4.保证民办教师的权益，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
当代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一样，为我国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是，他们却没有和公办教师一样的待遇。现在民办教师大部分都是聘任制，民办教师在人事关系、职称评定、养老、医疗、住房、保险、组织关系等方面都没有得到保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办教师的积极性。而近代私立大学能在那样物质贫瘠的年代请到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授课讲学，关键在于近代私立大学有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私立大学的教师不仅可以享受和公办大学教师一样的社会地位，而且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收入，使私立大学的教师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保证。这是值得当代民办高校管理者反思的，优质而稳定的师资队伍是大学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只有保障教师的权利，才能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让他们更好地为教育做贡献。
5.转变办学思路，树立为教育而办学的理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民办高校也开始市场化。部分民办院校的出资人，办学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学校的持续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导致学生和家长不信任民办高校。近代私立大学的校长，最后都被铭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成为耳熟能详的教育家，主要因为他们高尚的办学理念和顽强的毅力。他们为了学校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心血，不求资金的回报，甚至有人为教育一掷千金，是当代民办高校办学者学习的榜样。民办高校应该尊重“以人为本”的教育本质，更好地发挥民办高校相比公办高校更灵活的办学优势，开设社会急需的特色学科和专业，真正做到为教育而办学。
当代的民办高校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和近代私立大学的发展相比，在质量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和世界一些著名的私立大学更是不能相提并论。民办高校应该正视这些问题，汲取近代和世界上先进的办学理念，进一步促进当代民办高校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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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范文2
按照经济学理论，公共部门缺乏竞争会导致产品供给低效，但私人部门因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PPP模式将二者结合，起到相互牵制和优势互补的作用。在现实中，当政府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基础教育的需求，在公立教育中考虑引入私人资本和技术，对治理模式进行创新是自然的。所以，基础教育引入PPP模式是对公立学校能力有限的补充，使其能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满足基础教育服务的需求。一直以来对于公共教育领域的公私合作有两个基本思路：一是公校私营，虽然私营但学校的公办性质不变；二是民校公助，属于民办性质但政府要监管也给补贴。接受教育者的年龄越小，教育的公共属性应该越强。事实上，教育领域的第一个PPP形式便是公立学校私营计划。教育当局将部分公立学校的运行通过签订合约承包给私人经营者，学校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仍是公有性质，接受政府拨款。公校私营推动了公立学校改革，增强了学校的管理水平和经营自。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PPP模式成功的基础。基础教育PPP模式的现实表现存在着多样性，但其不变的基本内涵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一种合作关系，以满足政府单方面供给无力解决的公众需要。但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公私供给者集中在一起，没有认真考量他们的目标是否有相互重叠或是相互冲突的部分，就难以达成预定目标，使得人们对此种制度安排的可行性产生质疑。PPP模式需要界定好政府的角色，公共部门逐步主动建立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应当出台授权性的政策架构，推动PPP项目，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私营部门介入基础教育，不是取代公共部门的位置，而是优势互补，多层次、全方位进行合作，发展基础教育事业，造福民生。博弈公平建立在尊重契约的基础上，公共部门不得以优势姿态随意打破契约。但同时，政府是重要的参与方。面临着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和公平性问题，公共部门依然是提供教育服务的主要行为主体。采用该种治理模式，政府承担着介入风险和潜在的财政风险。政府部门应当从直接的教育经营中抽身，更多去关注教育系统的战略控制和规划。实行基础教育PPP模式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善教育投资和教育服务状况，将私人部门的逐利目标与公共部门的最大化社会福利目标相结合，维护基础教育系统的效率、质量、公平和社会责任。
2、借鉴各国基础教育PPP模式的成功经验
基础教育PPP模式作为一种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与各个国家自身的国情紧密联系。多个国家的经验显示，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是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可行途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关系可以多种多样，共同负责基础教育所需的不同方面。需要结合理论与实践，逐步摸索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基础教育PPP模式。
2.1美国的特许学校模式
美国的特许学校模式是将国立学校的经营承包给社区学生家长，并为当地学校带来新的问责制，是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和责任担当的社区层面的所有制。其源起背景是认为国立学校正在被失败的国家制度拖后腿，尝试通过家长经营把国立学校从这一困境中解救出来，并使它们重现活力。特许学校运动的成功就在于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形式给当地社区内部的教学活动注入新的内容。
2.2英国的私人主动融资计划
英国的私人主动融资计划从私营部门融资，被视为是改善学校财务管理的一种手段。这是一种主张将公司效能和创新性思维引入业绩不佳的国营部门的新公共管理思维。认为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的经营效率更高，将私营部门的经营原则引入公共教育部门将会提高学校的效率和业绩。该计划利用了一套比较指标体系，与先前国家管理制度下的经营状况相比，评估私人供给者的贡献是否确实改进了学校的财政业绩。
2.3新西兰的替代教育
新西兰的替代教育计划目的是帮助脱离学校系统的特殊学生返回主流中等教育或升入高等教育。学校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组成规模不等的联盟来申请替代教育的供给合约，联盟成员可以是营利或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等。签约学校或学校联盟提供替代教育服务可以形式多样，但签约学校或学校联盟必须对服务的质量和学生的学业结果负责。
2.4菲律宾的学校领养计划
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范文3
关键词：大学教育基金会；一流大学；中国；美国
大学教育基金会是指由大学依法成立的，通过募集资金、项目管理、资金运作，实现资金增值和保值，服务大学教学、科研和设施建设的非营利组织。[1]
美国一流大学基金会规模庞大、管理成熟，筹集到的巨额捐赠资金不仅满足了大学发展需要，更增强了大学的自主性，保障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作用。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起步晚、规模小，管理水平亟待提高。为了促进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建立多元化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体制，本文以2013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和美国高校商务官协会（NACUBO）公布的2013年美国大学捐赠基金资产总额排名为依据，选取ARWU排名前100位且捐赠资产规模前5位的美国公立大学5所、美国私立大学5所，以及国内大学捐赠资产排名前5位的5所一流大学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比较中国与美国一流公、私立大学教育基金会在资产规模、组织结构、筹资机制、投资策略与收益等方面的差异，为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一、中美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概况
美国大学教育基金会产生和发展与其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国私立大学基金会，也称大学捐赠基金会（Endowment fund），以各种形式的捐赠为基础，经过长期积累，逐步发展起来。耶鲁大学于1890年建立了第一个校友基金会，专门接受和管理校友的捐赠。随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大学教育基金会。然而这种基金会模式并未立刻引起公立大学的仿效。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公私立大学经费来源渠道不同，公立大学主要以政府拨款为主，私立大学则依赖于社会捐赠。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州政府提供给公立大学的资金占学校营运预算的80%，私立大学获得拨款的资金则不足20%。70年代初，由于受越南战争以及里根政府不干预政策的影响，政府下拨至大学的经费逐年减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公立大学发起了第一次主要的筹款运动。自此之后，公立高等教育的筹款按指数增长。1977年，公立大学获得的捐赠占私人对高等教育总捐赠的25%，1987占到34%，1997年攀升至42%，2007年达到46%。[2]实际上，像私立大学一样，公立大学也越来越依赖慈善资源为学校提供设施。
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爱国华侨、港澳同胞以基金的形式捐资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如邵逸夫教育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等。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拓宽办学经费来源，我国一些大学开始重视社会捐赠在高校成本分担中的作用。1994年，清华大学成立教育基金会，成为国内最早在大陆正式注册成立的大学教育基金会。随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教育基金会相继建立。截至2013年12月，我国已有405所大学成立基金会，净资产总额达到158亿元，规模占非公募基金会总量的45.8%[3]，但捐赠收入占大学办学经费的比重仍较小，2013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社会捐赠收入仅占办学经费的0.06%[4]。相比之下，美国公立大学（包括二年制大学）的社会捐赠约占学校经费的4%[5]，美国私立大学的捐赠收入约占学校总收入的14%[6]，一流私立大学甚至高达50%以上。我国要想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除了依靠政府拨款、收取学费外，还应该重视大学教育基金会的作用，多渠道筹集资金。
二、中美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比较分析
（一）资产规模
由于社会捐赠环境、税收政策、投资策略等方面的不同，中国与美国的大学教育基金会在资产规模上差距较大（见表1）。5所美国一流私立大学基金会2013年净资产均超过100亿美元，哈佛大学基金会以323亿美元位居榜首。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2013的捐赠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35.7%、35%、22.5%、16.4%、16%。①5所美国一流公立大学基金会2013年净资产均分布于10～90亿美元之间，在过去10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密西根大学教育基金会净资产从2003年的34.64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3.8亿美元，资产规模在公立大学中排名第一，在全美大学中排名第九。[7]2013年密西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捐赠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分别是5%、4%、3.9%、4.7%、6.5%。②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2013年净资产总量达158亿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基金会净资产规模名列大陆基金会前5位。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2013年净资产达32.2亿元，蝉联大陆高校基金会规模排名的榜首。
从资产规模来看，美国一流私立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总额最高，其次是美国公立大学教育基金会。相比之下，我国一流大学资金规模仍较小，捐赠收入尚未成为大学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两国社会捐赠环境、投资收益率等是造成资产规模差距的主要原因。首先，美国基督教所提倡的慈善观念影响深远，捐资助学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特色，校友、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大学进行捐赠的现象司空见惯。其次，管理资产规模与投资收益成正相关，即资产规模越大，收益就越高。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自1980年以来就一直是全美高校中基金会规模最大的，其投资收益率在1980-2010年高达10.2%，大约是基金会资产规模较小的大学的两倍。所谓“富者更富”，美国一流私立大学与其他大学由于投资收益的不同，造成捐赠总资产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二）组织结构
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合理的组织结构能有效地满足公共组织目标的需要[8]。中美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会在组织机构及人员设置上均存在较大差异。
第一，中美大学教育基金会机构设置存在明显不同。从筹集机构设置来看，美国一流公私立大学的机构设置更细化，捐赠办公室与捐赠形式相对应。例如，耶鲁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办公室包括团聚捐赠办公室、计划捐赠办公室、大型捐赠办公室、企业与基金会关系办公室等，分别对应团聚捐赠、计划捐赠、大规模捐赠、企业捐赠。而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办公室规模较小，大多没有细化。从投资机构设置来看，美国5所一流公立大学、5所一流私立大学教育基金会均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机构，聘请来自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组成管理团队，制定投资目标和投资政策。各个大学基金会依据自身的管理理念、投资规模、风险偏好、人员配置等因素来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资产管理模式。美国这10所大学的资产管理模式包括两类：一是由大学成立专门的投资公司负责管理。私立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公立大学――密西根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均成立专门的投资公司全权负责投资政策的制定和投资方针的具体执行。投资公司附属于大学，接受理事会的领导和监督，具有独立地位。在运作过程中，它们根据理事会所确定的投资总体政策，建立相应的投资制度，确立自己的投资原则，实施具体操作。二是由大学内部投资部门直接管理。私立大学――耶鲁大学，公立大学――密西根大学、华盛顿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均成立投资办公室作为财务副校长办公室的下属部门，直接负责大学基金会的资金管理。可以看出，选择哪种模式与是否为公私立大学无关。与美国一流公私立大学相比，我国这5所一流大学基金会均未成立独立的资产管理机构，而是由基金会职能部门――财务部或者资金运作部负责捐赠资产的投资运作（见表2）。
第二，中美大学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或理事会成员构成不同。美国5所一流公立、5所一流私立大学基金会董事会成员由该大学理事会任命，通常由大学校长、知名校友、专业领域的教授以及外部资产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以私立大学――耶鲁大学为例，耶鲁大学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主要来自各大投行、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公司的耶鲁大学校友以及至少3名耶鲁大学的教授。[9]再如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基金会董事会成员由大学教授、商业精英和慈善企业家组成。执行委员会包括捐赠活动指导执委会、财务管理执委会、行政管理执委会、项目委员会等，负责基金会的运营，为基金会管理提供咨询帮助。[10]而我国5所一流大学基金会中，只有清华大学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包括来自摩根大通投资银行、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的金融人士。其他4所大学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大多是学校的行政领导人，几乎没有金融行业、外部资产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士。
表2中美15所大学教育基金会组织机构设置
募集资金部、校友联络部、信息搜集部
财务部
资料来源：根据各个大学官网整理。
（三）筹资机制
美国5所一流公立、5所一流私立大学教育基金会筹集基金的方式灵活多样，主要包括：现金、不动产、有形资产、信托、证券等。以哈佛大学为例，捐赠形式包括现金、非现金、延后捐赠三类。非现金是指有价证券、不动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等；延后捐赠一般是指捐赠人购买各类养老保险而捐出其中的部分受益，如养老年金信托、慈善剩余信托等。[11]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美国一流公私立大学根据自身特点设立了不同的捐赠途径，主要包括年度捐赠、团聚捐赠、遗产捐赠、大学基金、父母基金、冠名捐赠、公司匹配捐赠和各学院设立的基金等。捐赠者可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目的，选择适合的捐赠途径。此外，美国一流大学基金会还会通过大型筹款运动来吸引捐赠，筹集的资金有明确的使用目的，一般用于学校最优先发展的项目和计划。如斯坦福大学为支持人类健康研究、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创新能力等，发起了大规模募捐运动――“斯坦福挑战计划”，获得了来自校友、友人、公司及各种教育基金会的大量捐赠。
我国5所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会募捐方式仍然比较单一，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仅限于现金支付和实物捐赠，没有使用信托、证券、延后捐赠等方式。而北京大学基金会接受的捐赠形式除现金和实物外，还包括股票、证券、债券、遗产，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灵活多样的捐赠方式不仅为捐赠者提供了操作上的方便，也无形拓宽了捐赠者的范围。目前，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资金募集常常以校庆为载体。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大学募捐的年度计划依据校庆进行划分，基金会充分利用校庆时机，向校友和社会人士发出倡议，以期得到更多的捐赠。此外，清华大学基金会策划详尽的捐赠项目，给捐赠者提供较明确的渠道。但是，常规性募捐活动较少，专项募款和巨额募款活动具有临时性和不确定性，无法保证高校经费来源的稳定。
（四）投资策略与收益
美国5所一流公立大学、5所一流私立大学以及我国5所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投资组合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美国5所私立大学还是5所公立大学，各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投资组合是多元化的，既有传统类的金融投资如股票或债券，又有非传统类的资产投资，即另类投资如房地产、绝对收益产品等（见表3）。这种另类投资可以推高最佳投资组合的边界线，在既定的风险水平下创造出收益率较高的投资组合。把非传统资产类别当作资产配置的工具之一，可以减少对传统有价证券的依赖，有利于构建真正分散化的投资组合。在所有资产配置组合中，股票是核心，投资占比最大。耶鲁大学的大卫・史文森研究表明，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而不是债券来实现财富最大化。房地产投资由于具有抗通胀、风险收益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的特点，因此在捐赠基金资产配置中的比例也较高，5所美国私立大学均在20%以上。
我国这5所大学教育基金会投资仅限于金融市场，没有涉及实物投资。由于受国内金融环境和投资政策的影响，资产分配较为单一，侧重短期投资，不存在明显的投资组合，投资风险较低，但收益较为有限（见表3）。虽然一些大学教育基金在增值运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清华大学通过银行间拆借市场、企业债券、央行票据、金融债、国债及国债回购、开放式基金等方式，实现了较高的收益率（5%，收益率排名全国居首），但同美国世界一流公私立大学相比，还是比较低的。
表3中美15所大学教育基金资产投资组合及收益率
三、启示与借鉴
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美国一流大学收入的重要来源，是一条筹措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渠道，其独特的使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挖掘社会资源，寻求社会赞助与帮助，填补官方资金支持的不足和缺憾；以独立的力量平衡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推动大学改革，引导大学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良性互动，使得“学术自由”、“思想独立”成为可能。[12]基于上述对中美两国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比较，借鉴美国一流大学基金会运作的成功经验，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加以改进和完善。
第一，拓宽社会捐赠方式，优化筹款项目。积极的募捐机制是影响基金会筹资渠道的重要因素。我国一流大学基金会应拓宽社会捐增的方式，除现金、实物捐赠外，还应该鼓励股票、信托、遗产、寿险等形式的捐赠。在募款项目上，不但要有满足以大学特定活动为契机的专项基金项目，如用于支持某试验室发展的专项基金，以名人命名的校园建筑，还应该设计多样的常规性募捐项目，保证高校捐赠资金的稳定。
第二，优化大学基金会组织机构设置。美国一流公私立大学教育基金会组织结构的特点是职能部门分工细化，权责明确，且均设立专业的投资部门。而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由于受编制的影响，人员配比往往不足，募捐组织机构单一化，投资部门发展依旧缓慢。为使大学募捐组织机构更好的运转，应从顶层重新考虑组织机构的设置，可参照美国一流公私立大学的做法，设立专门的投资机构或委托资产管理公司，将捐赠资金进行科学合理的投资，获取较高投资收益，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第三，提高决策组织人员的专业化素质，保证捐赠基金的高水平运作。目前，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决策组织理事会成员以学校领导为主，缺乏财务、金融、投资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我国大学基金会决策组织人员的专业化素质，才能保证大学基金管理更加规范、科学。首先，应考虑在大学推行决策组织人员的资格准入制度，引入市场机制，高薪聘请专业人员，每年进行绩效考核，优胜劣汰。其次，大学教育基金会应尝试聘请一些知名度较高、对投资决策有一定研究的社会贤达人士以及校友，他们一方面可以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大量社会资源帮助大学寻找更多的捐赠，另一方面帮助提高大学捐赠基金的投资收益率。
注释：
①②数据部分根据各大学2013年财政年报整理所得。
（下转第74页）
2016年第3期高 教 探 索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台湾公立大学法人化制度的变迁逻辑*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易鹏 刘文 赵强
收稿日期：2015-04-17
作者简介：易鹏，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文，广西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赵强，湖北科技学院教务处职员，硕士。（北京/100872）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台湾地区大学外部评鉴对大学自治的限制分析――以公立大学法人化为背景”（15XNH041）的成果之一。
摘要：对台湾公立大学法人化进行历史制度主义分析，发现政府的“单向管控”逻辑贯穿于法人化过程的始末。在“单向管控”逻辑的驱使下，一方面旧制度的结构得以固守；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改革者倾向自上而下地设计制度，从而使政治逻辑、经济逻辑主导改革进程。在“单向管控”逻辑与“政经主导”逻辑的交互下，公立大学法人化继承了“解严”前的制度习性，从而使其陷入无效率的曲折发展之中，破除路径依赖的关键在于推动制度逻辑由“单向管控”转向“多元治理”。
关键词：台湾公立大学；法人化；历史制度主义；单向管控；多元治理
一、台湾公立大学法人化概述
据台湾《大学法》规定，大学分为国立、直辖市立、县（市）立以及私立四种类型，前三种类型的大学统一称为公立大学。[1]公立大学法人化是指通过法制建设赋予公立大学法人资格，使其成为有权利能力的法律主体。公立大学法人化后，大学将拥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在人事、财务、学术研究及整体运作上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台湾“公立大学法人化”诞生已久：萌芽于“解严”前，在“解严”后呈现曲折发展，至2003年“立法院”通过“行政法人国立大学专章”时达到高潮。2005年1月经“立法院”朝野协商后，“行政法人国立大学专章”从大学法中删除[2]，此后“公立大学法人化”发展缓慢，几乎趋于停滞。回望台湾公立大学法人化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萌芽期（1984―1986年），在这段时间，台湾政府的高压统治以及对高等教育的长期政治干预，受到民众“自由运动”的冲击，在这些运动中，台湾大学学生首次提出“公立大学法人化”；曲折发展期（1987―2004年），公立大学法人化经历了17年漫长又曲折的修法过程；搁置与探讨期（2005年迄今），由于2004年公布的“行政法人国立大学专章”迅速遭到许多公立大学教师、行政人员的质疑与反对，因此，2005年1月经“立法院”朝野协商，“行政法人公立大学专章”被删除，自此“公立大学法人化”处于被搁置的状态，迄今台湾公立大学法人化仍停留于非制度化的探讨水平，法制实践任重道远。
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范文4
一、PPPs含义
公私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缩写PPPs或P3)的含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民营化大师萨瓦斯认为可以从三个种意义上使用公私合作模式这一术语。首先，是广义界定，指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生产和提供物品和服务的任何安排。其次，它指一些复杂的、多方参与并被民营化了的基础设施项目。再次，它指企业、社会贤达和地方政府官员为改善城市状况而进行的一种正式合作。
欧盟委员会将公私合作模式笼统地解释为“公共机构和商业社会之间为了确保基础设施的融资、建设、更新、管理与维护或服务提供而进行的合作形式”。
可以说，公私合作模式就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组成合作伙伴关系，在合同的约束下，分享资源、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从而实现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这一共同的目标。合作关系、目标一致、利益共享、风向分担是公私合作模式的四个最重要的特征。
二、特许学校的内涵
关于特许学校，美国教育委员会(EdueafionCommissionoftheStates)2005年将其描述为:“由教师、家长、社区团体或私人组织建立的，根据与州、学区或其他实体签订的合同经营的半自治(semi-autonomous)的公立学校。所谓的合同或特许状，详细规定了学校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学生的学习内容和期望达到的目标，以及绩效评估方式。只要特许学校能够达到特许状中所列条款的要求，就可以不必遵守对传统公立学校来说具有效力的一些规定和规章。如果特许学校不能满足条款要求，则会被责令关闭。”
由此可见，特许学校的基本思想是用责任换取自治。特许学校既对学业结果负有责任，又对学校财政负有责任。负责对象也很广泛，包括授予特许状的举办者、选择特许学校的家长和学生，以及资助特许学校的公众。特许学校的出现无疑给公众更多的选择学校的机会，也给传统公立学校带来了压力，在竞争的氛围下，促使公立学校加大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压力和动力。
三、特许学校的特征
1.公立学校
大部分的特许学校都是新建而成，少数是由传统公立学校转变而成，还有极少数特许学校由私立学校转变而来。但不管采取哪种方式，特许学校首先必须是公立性质的，即特许学校是从属于公立学校系统中的。因此，特许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也正是特许学校的经费来源表明了特许学校公立的身份。另外，对于传统公立学校适用的一些规定同样也适用于特许学校，如学生免费入学、教育机会均等等。
2.更多的自治权
与传统公立学校相比，特许学校具有相当的自治权。特许学校除遵从有关学校安全、学生健康等一般办学所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律规定外，特许学校不受州及当地学区对传统公立学校管理条款的约束，而且在学校经营、人事、课程及财政方面享有相当的自。但各州的特许学校具体享有的自治权的范围会因各自州的特许学校法的不同而有很大不同。
3.绩效责任制
特许学校必须对学生的学业成就负责，这一点也是明确写在特许状中的。也就是说，任何想要参与特许学校管理的私人部门，都必须与公共部门签订合同。合同的存在也恰恰说明在特许学校中向公众提供教育服务这一目标下，公、私部门形成了合作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公私合作模式类型。政府允许特许学校摆脱一些法令法规的束缚、脱离繁复的教育行政和官僚管理体制，为的是其在一种新型管理方式下，提高教育质量。在合同期满后，会对特许学校的绩效情况进行评估。如果合格，将续签合同;但若没达到标准，则取消特许状。所以，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不合格特许学校关闭。
4.选择性
特许学校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选择性。这种选择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教师选择在特许学校工作。因为对他们来说，可以拥有更多的教学自由和参与学校管理的机会，从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家长选择让孩子在特许学校学习，不必遵循传统公立学校的“就近入学”原则，还可以与老师和学校管理层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
特许学校是由一群对教育改革怀有抱负的个人或组织在选择和责任的原则下，面向所有学生开办的、主要由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它不仅可以满足家长和学生提高学业水平的要求，它还对教师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它的出现是对在教育领域中应用公私合作模式的很好的践行，是对公立学校的一次改革。在特许学校中，政府部门的角色从公立学校教育的直接供应者转变为安排者，通过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签订教育服务合同、授予后者特许状的形式，与后者共同承担教育责任，并且利用各自的优势，向公众提供平等、高质的教育。
四、政府的作用
既然政府的角色有所改变，那么在特许学校运行的过程中的作用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对进入、公平、质量等管制手段上，并在联邦相关法律和各州的特许法里有明文规定。
1.进入管制
进入管制，即谁有权利开办特许学校。不同的州特许法对此的规定不同。例如，纽约州规定特许学校申请人包括教师、家长、学校管理者、社区居民或以上各方联合申请。科罗拉多州规定个人或多人、非营利机构或组织、政府机构或组织或其他类型的机构或组织都有权申请开办特许学校。总之，各州的规定，体现了申请人的多元性质。有授予特许状权力的机构也很多元，目前包括了地方学校董事会、州教育局、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
2.公平管制
公平管制首先体现在对特许学校收费的限制上。既然特许学校属于公立学校，当然也是免费的。同时特许法还规定不允许特许学校利用自己卓越地位获取额外利益。不过为了保证特许学校的正常运行，特许学校可以从政府获得资助，有些州还允许接受实物捐助。
此外，特许法还特别关心那些所谓的“危险中”学生的教育情况，对他们进入特许学校给予特别的优先权。例如，纽约州特许法规定需要给予学业困难学生以申请进入特许学校的优先权。这种对于处境不佳学生的特殊关怀正是对教育公平的有力诠释。
3.质量管制
学校管理质量方面，特许法要求特许学校必须提交年度财政报告和审计报告。特许法还要求一些教育机构或其他实体对特许学校进行绩效评估。
公立、特许状和绩效责任制是特许学校的精髓。政府教育机构与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形成合作关系是为这些精髓发挥作用提供了有效的保证。特许学校打破了人们认为公立教育只能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先见”，拓展了提高公立学校教育质量的途径。中国同样面临着一些公立学校教育质量不佳的问题。人们也一直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美国特许学校的这一改革措施为我们打开了解决问题的一扇门。我们完全有可能在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和吸取他们的教训的基础上，与美国特许学校的创办者、教师、家长和学生交流的同时，走出自己的特许学校之路。
参考文献:
[1]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5.
[2]彭涛.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我国的实践及其法律框架构建[J].政法论丛，2006(6):80-87.
[3]PublicCharterSchoolDashboard2009
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范文5
一、教育市场化的理论基础
(一)新自由主义思想
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也称为“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litonFried-man)和哈耶克(F．A．Hayek)。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根本观点是：当代社会的所有弊病是由于资产阶级国家干预过多造成的。希望返回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去。“如果国家干预少一点，竞争就会进一步发展，垄断就会大大减少。”此，他们要为市场自由竞争恢复名誉，他们认为市场机制在满足人类欲望和分配生产资源到各种不同用途上起着重大作用。“市场资本主义(如果真正让它起作用的话)则是唯一使每个人最可能在社会中得到他所希望的东西的一种制度。”‘而正是国家干预妨碍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自由竞争不是名副其实的自由竞争。他们所指的国家干预包括西方国家的“国有化企业”、“福利国家”和巨型垄断企业。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企业私人化。新自由主义思想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打开了教育市场化之路。
最早提出教育市场化观点的是弗里德曼，他认为教育不应该是政府提供的一项服务，而应该是自由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弗里德曼在1955年发表的《政府在教育中作用》一文中指出：“我相信，若要对我国教育体制动大手术，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私有化之路，实现将整个教育服务中的相当大的部分交由私人企业个人经营。否则，没有什么办法能摧毁或者至少极大地在削弱现存教育建制的权力，而摧毁或削弱现存教育建制的权力，乃是根本改革我国教育体制所必要的先决条件。此外，也没有什么办法能给公立学校带来竞争，而只有竞争才能迫使公立学校按照顾客的意愿改革自身”。哈耶克也认为“不存在用以决定谁该接受进一步教育的所谓公平的教育依据，不必通过教育手段对学生进行选拔。对学生进行选择的唯一途径是竞争和市场过程”。
(二)新公共管理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在大多数先进国家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这种新模式有几种不同概念，包括“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尽管名称不同，它们实质上描述的是同样的现象——“为实现经济(Economy)、效率(Eficiency)和效果(Efectiveness)的‘3Es’作出的决定性的努力”，p传统的官僚制将被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取而代之。新公共管理的主要观点是：“注重管理而不是政策，注重绩效评估和效率：将公共官僚制组织划分为一些在用户付费的基础上相互协调的机构；利用准市场化和签约包出工程的方式促进竞争；削减成本；具有一种特别重视产出目标、限期合同、金钱刺激和自主管理的管理风格”。‘美国的奥斯本和盖伯勒在《重塑政府》一书中提出了“企业型政府”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大多数企业型政府鼓励提供服务者之间的竞争……宁可采用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总之，新公共管理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要把公共行政僵死的、等级制的官僚制组织形式转变为公共管理的弹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形式。
对传统的官僚管理模式的批评也波及教育领域。美国的一些打算改革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的人认为：由国家通过民主的方法对公立学校进行管理的理念应该被抛弃了。由人民对学校进行民主管理这种方法应该被一种全新的体系所取代，转而由市场进行间接的管理。美国政治家约翰·乔布和泰利·莫(JohnChubb＆TerryMoe)在《政治、市场和美国学校》一书中指出：“市场通过它们自身的特性，能够培养高效学校所必须拥有的自治。……消费者不会有购买低效学校的产品的需要，因此这些学校就会从市场中消失。……对学校进行民主管理不可避免会培养官僚作风，而这就会扼杀高效学校所必须拥有的自治”。
二、英美教育市场化的社会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英美国家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能力进行了抨击。尤其是罗纳德·里根于1980年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大选获胜以后，就开始推行公共部门的改革。公共部门在三个方面受到抨击。首先对公共部门的“规模”提出了抨击，认为政府过于庞大，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其次，关于政府的“范围”也发生了争论。认为政府本身介入的活动过多，凡是可由私营部门提供的服务均可通过合同或直销方式转交给私人提供者。第三，政府的“方法”受到持续不断的抨击。认为官僚制的方法必定会造成工作无起色和效率低下。如果必须由政府从事某些活动，也需要寻求除官僚制之外的其他的组织方法。对公共部门的规模、范围和方法进行的抨击所产生的明显结果是削减政府和改变其管理方式。
英国政府开始实施强硬的财政紧缩政策，积极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并着手解决福利国家政策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在撒切尔内阁和智囊班子中，信奉哈耶克主义自由市场观点的所谓“新右翼”(NewRight)人士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包括曾在1981至1986年间担任撒切尔内阁教育大臣的约瑟夫爵士(SirKeithJoseph)，以及撒切尔时代教育政策的主要设计师莱特温(OhveI_etwin)和塞克斯顿(StuartSexton)。约瑟夫爵士在1796年时所说的一句话，也许最能代表他们的市场主义信念。他说：“盲目的、非计划性的和没有协调的市场智慧完全优越于精心研究的、理性的、系统的、善意的、合作的、有科学依据的和尊重数据事实的政府计划。……市场体制是国民财富的最佳发生器；它能够以人类思维不能理解的方式，在没有强制、指导和官僚干预的情况下，协调和满足无数个体的不同需要。”
英国人把包括教育市场化、教育私有化在内的“私有化运动”，称作“撒切尔革命”。撒切尔夫人主要顾问谢尔曼于1987年8月6日《每日电讯报》写到：“倘若没有英国全部学校的私有化，那么撒切尔革命就是还没有完成。”因为“保守党”(私有化运动)前沿正在向私有化尚未触动的那些国有部门推进。我国这些社会部门的活动，诸如卫生和教育，这两者加起来每年都要消耗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竟对市场机会几乎一无所知。”
对这场运动，英国人自己是引以为豪的，他们说：人们看到的撒切尔革命的经济和财政好处还是表面的，“而最重要的收获时下人们也许还只能朦胧地认识到：这是对政府思考和行为方式的一场改造。……那些国有的产业部门把政府官员和部长们拖到了消费者利益的对立面。全国私有化工作一旦完成，部长们什么都管的角色必将一去不复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教育财政支出不断上升，但基础教育质量却始终不尽如人意，这引发了学校效能研究，即影响学校效能的因素是什么。许多研究发现官僚是影响学校效能的关键因素。美国政治科学家乔布和莫研究了学校自治与学生成绩的关系。他们发现公立学校对的政治要求反应太快。这种结果是由于“公立学校受到机构的直接民主控制”，而这些机构“天生地破坏了学校自治，并天生地有益于官僚”。他们还发现公立学校中的政治与官僚并不有助于形成与高学术成绩有关的学校组织的合意形式。与此相反，市场取向的非公立学校更可能产生他们所说的有效组织。这些高成绩学校(主要是非公立学校)与低成绩学校(主要是城市学校)有显著区别：“他们的目标更清楚且在学术上更有抱负，他们的校长是更强有力的教育领导，他们的教师是更专业的人员与更和谐，他们的教学工作在学术上更强有力，他们的课堂更有秩序并更少官僚”。因此，乔布和莫认为教育中的家长选择是一种根除民主政治与官僚的反作用的方法。
三、英美教育市场化的主要形式
英美教育市场化改革在具体实施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英美除了大力发展私立教育外，还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形式。特许学校(CharterSchoo1)。所谓特许学校，其基本含义是根据特定的合同或“特许状(Charter)”来开办的公立学校。与传统公立学校最大的区别是，特许学校凭着这张“特许状”拥有充分的自治权与办学权，得以从政府控制和微观管理中解放出来，在教师雇佣、教育资源分配、入学、人事管理等方面享有自。1991年，美国明尼苏达成为第一个通过特许学校法的州。该法允许学区授予某些学校以“特许状”并建立特许学校。到1998年为止，已有34个州通过了特许学校立法，允许有志于改革的一些学校及团体进行建立特许学校的尝试。特许学校向各类学生开放，供学生家长自由选择。不少教育改革专家认为，虽然特许学校不是一种将学校完全放开的学校市场化的形式，但是它体现了学校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强调学校有权直接与其顾客相联系，学校的目的就是最大程度地满足顾各的需要，供顾客进行自由选择。因此，特许学校是通过学校内部的改革来使学校结构适应现存的管理结构、是一种“有限的市场化”的做法。
学券制(EducationVoucher)。所谓学券，就是政府发给学生家长的一种有价证券，学生家长可以使用该学券在任何政府承认的学校，包括私立学校中支付学费或其他教育费用。其目的是促进各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教育质量。其实质是运用市场手段来运作公立学校，增加公立学校中的私营成分，以恢复其活力。学券制最早由经济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55年提出，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个别州进行了实验。但进展不大。90年代后，在美国教育改革大潮的推动下，至1995年，有十几个州对学券制进行了立法讨论，并在威斯康星、加利福尼亚、俄亥俄、佛蒙特、俄勒冈、波多黎各等州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实验、推广，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民营教育公司。美国爱迪生公司(EdisonProject)成立于1992年，在全美1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管理79所学校，在校学生3．8万名。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该公司到2005年管理的学校将达到420多所，学生数将达到26万。爱迪生公司非常注重通过市场筹措资金，1999年7月，微软公司的合伙创始人艾伦(PatticAllen)注入3000万美元，成为投资人之一。1999年11月，爱迪生公司在美国华尔街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民营教育公司的出现和发展，对所在国家教育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它既增加了教育投入，提高了社会对教育的关注程度，又注重了教育效率的提高，推动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创新；同时它还增加了教育供给，满足了人们教育选择的需要。这些无疑都是民营教育公司对整个教育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公助学额计划(AssistedPlacescSheme)。这项计划是由英国《1980年教育法》颁布实施的。根据这项计划，政府将为来自低收人家庭的优秀学生进入独立学校(IndependentcShol，指非政府举办的学校，也有人称其为私立学校——vate，cSho1)学习提供全额或部分学费资助。每所参与该计划的独立学校都要与中央政府签订一份合同，其中规定：校方每年将提供一定数量的学额，根据家庭收入对学生学费进行一定程度的减免，余额部分由政府提供补偿。参与该计划的独立学校仍然保持独立的地位，它们负责对人选学生的学业水平进行甄别，但是每年享受公助学额的学生必须有6o％来自公立学校。至1985--1986年度，政府已向226所独立学校支付了3380万英镑，用于公助学额学费的减免。受惠于该计划的学生达21412人，其中4o％享受完全免费资格。公助学额计划的实施，使收入较低的家庭也有了与富裕家庭一样的选择权，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流动，也体现了着重资助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家长)，而不是资助作为教育服务提供者的学校的市场化改革方向。自由入学政策(OepnEnmlment)。这项计划由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颁布实施。英国家长的择校权在(1980年教育法》中就有了规定，但由于地方教育行政当局为热门学校人为地设置招生上限，使许多家长经常失望而归。<1988年教育改革法>对此提出了新的安排：以1979年的招生数作为一个学校的标准招生数(StandardNumber，如果某一学校1988年的招生数高于1979年，则以1988年的招生数为标准招生数)；学校在标准招生数之内不得拒绝学生的入学申请：如果一个学校不再有招收标准招生数的能力，地方教育行政当局和学校董事会经中央教育主管大臣同意，可降低该校的标准招生数。但是减少的名额不能转到其他较差的学校；如果学校受理的申请人超过标准招生数，地方教育行政当局通常实施本学区学生优先原则，但家长有权对地方教育行政当局的决定提出上诉。自由入学政策的实施，使各个学校的招生不再得到地方教育行政当局计划的保护，而更多地依赖标准招生数之内家长的选择。这无疑强化了学校间的竞争，从而促使它们更加注意倾听消费者的呼声，不断提高自己的办学水平。
直接拨款公立学校(GrantMaintainedSchools)。英国(1988年教育改革法规定，任何公立中学和学生人数超过300人的公立小学，经家长秘密通讯投票认可，都可向中央教育主管大臣申请脱离地方教育行政当局的控制，成为直接拨款公立学校。转制后的学校直接接受中央政府的拨款，并在管理方面享有与独立学校同样的自。英国公立学校历来由地方教育行政当局负责开办和维持，直接拨款公立学校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安排。实施这项政策背后的主要想法是：建立一种由家长主导、经费直接来自中央、具有高度自的公立学校。这也是右翼压力集团的重要主张，其目的是削弱地方教育行政当局的作用，最终使它们逐渐消亡。在右翼人士看来，地方教育行政当局在配置教育资源方面代表着计划和低效，而直接拨款公立学校能够在确保义务教育完全免费的前提下消除地方教育行政当局的影响。他们甚至认为，应该将公立学校的所有权从地方教育行政当局转移至独立的托管机构，由它们自主经营、自主管理。
教育行动区计划(EducationActionZone，由(1998年教育法颁布实施)。该计划规定，政府将[就教育薄弱地区公立学校的管理权向社会公开招标，社会各界，特别是私营工商企业均可提出申请，在教育薄弱地区成立教育行动区，接管所属的公立学校。教育行动区将享受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可以自主设计课程、高薪聘请校长和教师、实现资源共享等等。成功的申请者必须提供令人满意的学校革新方案和合同期内改善学校办学质量的具体目标，并在政府的额外拨款之外注入相应的配套资金。教育行动区计划意在通过管理权的招标，吸引教育以外的社会力量参与教育薄弱地区学校的管理和运作。从而为薄弱学校带来新的管理思路、经验和资金，迅速扭转这类学校的办学质量。1998年6月和1999年11月，政府先后批准成立了两批共66个教育行动区，地域遍布英格兰全境。
督导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由<1992年教育(学校法》颁布实施)。主要措施包括：由根据该法成立的教育质量处取代原陛下督学处，负责受理注册督学的申请并对申请者进行培训，向合格者授予注册督学资格，学校督导工作由教育质量处公开向注册督学招标，并与中标者签定督导合同，增加督学的法定权力，如果他们认定一所学校办学失败，其督导报告中提出的整改措施经学校总督学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此次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引入市场化的招标机制，督导管理机构和督学的关系由原来的行政隶属关系变成了合同买卖关系，促进了学校督导市场的竞争。
四、竞争一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核心
尽管英美两国在教育市场化改革中采取了不同的举措，但改革的核心却是一致的——在教育领域中引入竞争机制，支持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以及私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只有竞争才是“整个私有化主张的核心”，是推动教育发展的最为有效的机制。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人力资本理论的先驱之一加里·贝克尔所说：“无论是推动教育发展，还是促进啤酒生产，我都相信竞争的巨大作用。在高等教育领域，美国世界领先，而这个领域是美国竞争进行的最为激烈的领域。竞争是极为重要的。”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曼基夫说：“二十世纪的经济史表明，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制度要比由国家实行中央控制的制度更有利于消费者，学龄儿童也该享受自由竞争的好处。”
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范文6
关键词：民办学校 现状 发展
国外私立学校是和公立学校并存的教育体系，其蓬勃发展是教育事业进步的强大助推力，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和有益的借鉴。而近年来我国民办学校也在逐渐显示出巨大的潜力，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资助学等都在为发展教育贡献力量。本文试图从国外私立学校发展入手，进一步探讨我国民办学校发展前景，以期为我国发展民办教育提供依据。
一、国外私立学校发展现状
1.美国的私立学校
⑴ 美国私立学校发展概况
美国的教育起源于私立学校。在独立战争以前，私立教育是美国教育的全部，无论从学校数量和规模，还是学生和教师人数等指标看，私立学校都占有极大的优势。二战后，由于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私立学校的发展势头落后于公立学校，学生人数也出现了缩减。但这并不影响私立学校在某方面所具备的领先优势，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得到广泛好评。
名扬海外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都是具备极高教学质量的私立学校，其培养的学生在社会上获得一致认可，在相关领域的造诣令人折服，导致美国私立学校的声誉比公立学校还好。无论家境如何，父母都愿意将孩子送往私立学校就读。同时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宪法赋予家长为其子女选择私立教育的基本自由。[1]这也为私立学校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私立学校发展得如此成功，与其享有高度自治权也是分不开的。美国向来提倡独立，从精神层面到物质层面。而美国的私立学校也沿袭了这一传统，拥有高度自治权，这是美国教育民主和自由的产物。具体体现在学校有权选择学生，有权决定课程，有权支配教育经费等。而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只能是法律规定的间接性，这不仅依法保护了学校的独立性，充分给予学校发展空间，而且间接管理也从一个侧面监督学校的运行，真正实现自治和他治的统一。
⑵美国私立学校特点
首先是教育的多样性。在不断接受移民的同时，对美国的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私立学校作为提供多样化教育的一个平台，不仅在教育种类方面力求拓展，更是在教育规模、教育水平等方面不断完善。这不仅满足了社会多元化的需求，更为私立学校的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是竞争性强。私立学校的发展离不开美国政府的资金支持，获取更多发展资金的不二途径是合法竞争。所以这要求私立学校要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在竞争中不断调整对市场的适应性，最大限度消除阻碍发展的壁垒。
最后是法制化。美国私立学校的管理是依法办学的典范，从政府对学校的各项资助到每位教师的聘用合同，无处不体现这法制的特色。法律的保障并没有限制学校的发展，相反它使私立学校成长于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下，维护了学校的独立性，维持了学校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这也是私立学校能和公立学校和谐相处、齐头并进的因素之一。[2]
2．法国的私立学校
⑴ 法国私立学校发展概况
在法国，私立学校是组成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力量。尤其在二战后，为了培养人才，振兴国家，政府决定“以合作的思想为基础”，调整“国家与私立学校之间的关系”，以保障“对一切可用资源的充分利用。”[3]为此，法国政府于1959年12月31日颁布《国家与私立学校关系法》，进一步明确如何对待私立学校，如何处理国家与私立学校的关系。时至今日，法律效令依然存在。
正是秉承“振兴法国”这一信念，政府自组建之日起就与私立学校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保障其地位和价值不受外界干扰。《国家与私立学校关系法》中，第四条和第五条法令确定：国家将以合同方式为私立学校提供援助，使私立学校保留其特点、独创性及特有的气氛。[4]
⑵法国私立学校特点
其一，适度的“管放”关系，维护教育。在“放权”方面，法国政府认为在开办高校时，任何无不良背景的本国或外籍人士，只要有地方、所聘用人员有相关资质，在完成必要的备案手续后都可以办学。但在给予充分办学，教学自由的同时，政府也规定了两个：一是教学内容必须合法，二是不能与现有的大学或学院名称、国立文凭或头衔等重复。在“管制”方面，除了严格规定大学名称以及国家文凭的名称，还明确了大学是“公正、自由、免费的全民教育机构”，投入是根据国家领土整治计划，在国家-政府发展合同的框架内通过逐级的年度预算而制定的，大学网络覆盖全国，基本满足民众需求。
其二，对办学者的经济约束。法国的私立学校是作为非营利机构来注册的，不用交纳商业性税收，但必须遵守以下规定：首先，学校学费等收入不能用于个人分配，而是投入学校的再运行；其次，学校拥有者或学校所属社团负责人的个人报酬不得超过法国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限额的3/4，然后，学校不得求助于商业手段进行运作。最后在财务制度方面，要求学校到企业规范中心备案，每笔收支都要记录在帐，并向税务部门申报。[5]
二、我国民办学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存在问题分析
⑴管理体制不健全
考察民办学校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民办学校一直在为资金的筹措忧虑。为了确保充足的资金来源，管理人员不得不将大量时间花费在与钱相关的项目上，这样势必会影响管理人员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极大降低了民办高校管理层的管理水平。另外，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民办高校，在权力的监督方面不到位，容易出现权力过大甚至腐败现象。
⑵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滞后
近几年来，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与之对应的政策法规建设则相对滞后。虽然在1992年、1995年、2010年等颁布了一些法律和发展纲要，但这远远达不到民办教育发展的需要。所以一部极具权威、体系完整、操作性强的民办教育法的出台迫在眉睫。
⑶教学质量良莠不齐
无论是师资方面还是教学条件等方面，民办学校均呈现不平衡发展趋势。有的学校有资金聘请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购买先进的教学设备；而有的学校则返聘离退休教师，租借教室场地供学生使用。如此大的办学差距，必将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甚至违背教育的初衷。
⑷收费标准不一
对于民办学校的收费目前暂无统一的标准。所以学校自主划定的收费标准会破坏市场平衡。高收费、乱收费情况的出现给主管部门带来麻烦，更为学校健康稳定的发展制造隐患。
2.对策设想
⑴构建完善的管理体制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管理民办学校的专门机构，对私立学校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并负责相关教育法律的贯彻执行。在政府对学校进行规划、审查、评估等活动时，机构承担协助和监督职责。这样既保证了学校有充分的自，维持办学活力与特色，更从根源拒绝了滋生的土壤。
⑵完善立法，巩固民办学校法律地位
民办学校的合法地位是促进院校竞争，推动高校多元化发展的强大动力。立法部门应进一步完善《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中关于民办学校地位的条款，明确民办学校职责，确保民办学校的各项活动受法律的保护和认可。
⑶注重办学特色，以质取胜
我国民办学校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如何在竞争中取胜，在优胜劣汰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是每所私立学校面临的最大难题。民办学校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不断进行教育改革，创出特色，以优质的教育教学质量和有效的教育教学方式去吸引更多的学生就学。同时，教师队伍的建设也不容忽视，教师的价值和对国家教育发展所做的贡献不能抹杀。培养独具特色的教师队伍是以质取胜的重要前提。
⑷严格执行教育收费标准，防止天价学费
高学费是民办学校的标志之一，这不仅会将一部分学生拒之门外，而且也违背“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即使进入学校就学，家境优越的学生和平民出身的学生在心境上的差别更是不言而喻，这很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从而引发社会阶层分裂。我国民办学校应加强对教育收费的严格控制，以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三、我国民办学校发展展望
1.民办学校向学历教育与正规教育转变
我国的民办学校有别于西方国家，起步是从非学历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开始。早期的民办学校由社会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而成，旨在为进行高考的学生进行补习。学生参加补习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学历，更不为获得任何资质。而随着公办学校质量的提升，民办学校受到冲击，产生了分化：一部分继续坚持原有的办学模式，另一部分则逐步转变为正规的学校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以学历教育和正规教育为主体的民办学校迅猛发展，相信这一趋势还将持续。
2.民办学校之间竞争日趋增强
在优化民办学校外部环境的同时，自身良好建设、提高教学质量、以特色求发展并必将成为发展的远大目标。学校不再局限于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等“硬件”方面，而是将重心转向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等“软件”上来，增强竞争力，展现生命力。
3.中外合作兴办民办学校的趋势加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交流合作的频繁，越来越多的境外组织和个人来中国兴办学校，进行培养、培训活动。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等，提高了学校的效益，增强了学校的外部性。与国外接轨的教育教学课程也预示着，中外办学出现了加强的趋势。
参考文献：
[1]民办教育研究与立法探索[M].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香港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2001
[2]许云昭.美国私立学校的发展及其对我们的启迪[J].湖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
[3]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外国教育史组.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下)[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