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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改变
厉以宁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回升主要是靠投资带动，而投资属于中间需要，不是最终需求。终端消费不扩大，经济基础难以稳固。二季度的经济指标总体看还不错，但如果以用电量、集装箱吞吐量、公路上货柜车的通行量及厂房闲置率这几项关键指标做分析，情况并不理想。这说明我国经济企稳向好，但基础还不稳固。
厉以宁特别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次经济回暖当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作用不可低估，现在远远不是改变的时候。
他建议，应通过政府的投资带动民间的投资，通过政府的投资拉动消费，保证经济增长后劲以带动经济的增长和复苏。
要调整的是信贷结构，不是货币政策
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立即调整的言论，厉以宁指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也不能改变，关键是在适度上把握好分寸。
他表示，当前，我国信贷方面的问题是出在信贷结构而不是信贷总量上。我国99％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很多中等偏下的企业特别是小企业，难以得到贷款，这是信贷结构的问题，需要调整。
“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变动不能频繁。因为政策变动频繁会影响人们的预期，预期一旦紊乱了，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就大了。”厉以宁提醒说。
三季度的情况会更好
外贸在这一次金融危机中损失严重。厉以宁认为，防止外需的下降，在当前也非常重要。目前，出口退税基本上没空间了，成本进一步降低也很难。我们要改变外贸思路，充分利用现在的外汇储备，鼓励企业走出去，用商业信贷推动产品的外销，借助海外工程项目带动商品销售。
“财政政策的滞后期是短的，货币政策的滞后期是长的。因此，当前只要把财政政策的重点放在启动民间投资、启动消费上，把信贷重点放在调整信贷结构上，相信第三季度的情况会更好。”
破解就业难题
“当前的就业情况并没有好转”，厉以宁指出。他建议，要解决回乡农民的就业问题，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给予回乡农民小额贷款，鼓励创业；二是借林权制度改革正在进行的时机，鼓励回乡农民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至于大学生就业，通过大量发展软件外包业或许是破解这个难题的好途径。
要寻找机遇，也要注重企业家素质
在危机中寻找机遇，这句话已经成了当前的流行语。厉以宁指出，城镇化建设就是当前民营企业的良机。目前，我国的县城有2000多个，重点镇有3万多个，城镇化率只有45％。每年有2000多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城镇要建设，县城要重新规划，这是多大的机遇!
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2
货币政策：货币刺激政策原本就不是带动经济增长的良方，而退出效应将给经济带来滞胀风险。
房地产：今年地产会受压。去年地产市场涨得那么高，地皮比较贵，现在房价肯定要往下掉。目前来看，二级市场的房价已经在开始往下掉了。不过，如果国家再不改政策的话，房地产市场会出问题。
潘向东（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政策：不会改变太多，上半年稍微偏紧，下半年如果经济下滑，会实行适度宽松政策。
财政政策：会延续去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房地产：这可能是今年“两会”最热的话题，我认为短期内观望气氛浓厚，国家不会加大筹码。
城镇化：今年城镇化会加快发展步伐，这会给内需动力提供源泉。
补充：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成为“两会”的热点话题。
金岩石（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政策：今年应该是在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之下，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来防范通胀风险。
财政政策：今年还只能搞公共投资。基建投资的特点，决定了一旦开始就不可能停止。
房地产：房地产政策实际上只能是通过多种政策组合，来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千万不能打压下去。因为打掉了房价，也并不能解决当前的经济结构问题；相反，遏制房地产，无异于自杀。
城镇化：目前的城镇化进程，存在两个盲点：一是省级权力配置资源，二是城乡差别配置资源。
李迅雷（国泰君安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与财政政策：这些经济刺激政策会慢慢退出，尤其是今年经济有些过热，而美国经济增长过快，这些使得货币与财政政策退出会越来越明显。
房地产：这是民生问题，会成为今年“两会”讨论的热点话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分和房地产相关，而且房地产成为地方政府拉动经济的动力，如果要使高房价降下来，建议应该放弃将GDP作为地方政府首要考核的目标。
城镇化：我认为目前应关注农民工问题。
马骏（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货币政策：在CPI同比增速达到2.25%(即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之前，中央银行就应该用上调利率的手段对市场和百姓传递一个“政府将努力保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的信号，以防止通胀预期的恶化。
财政政策：2010年财政赤字应该比去年下降。由于GDP增长已经很快，出口即将大幅反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加剧过热和通胀的压力。
汪涛（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财政政策：将延续中央定下的基调，即积极财政政策，对民生领域会加大投入力度，但不会如去年一样出台新的刺激方案。
货币政策：将由去年非常宽松转向适度宽松，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会成为主要形式，另外预计加息会在“两会”后启动。
城镇化和房地产：尽管城镇化是一个伴随着工业化的过程，但许多地方政府几乎可以肯定会将城镇化的实质理解为建设大量城镇住房，从而积极地推动商品房地产建设来取代原有的农村和郊区住房。
陈昌华（瑞士信贷中国研究部主管）
货币政策：政策定调适度宽松，问题关键在适度。
财政政策：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中央投入了4万亿，地方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投入，这部分贷款没有体现在政府财政上，但是以政府信用进行担保，是隐性财政支出。
房地产：政府的政策处于两难状态，如何将房价维持稳定，但同时保持活跃是个难题。
城镇化：这是好的目的，但问题是如何做，关键问题不是促进地方政府去搞投资，而是要解决农民工社保转业以及产业配套转移问题。
刘利刚 （澳新银行（ANZ）中国经济研究总监）
货币政策:目前已经开始走向中性。下一步应是加息，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趋于泡沫的时候。2010年货币政策将是量化工具与价格工具齐用，人民币也应适时升值。
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3
关键词：重商学派功能财政理论经济结构
一、重商学派向古典经济学派财政理论的转变
最早从事西方财政理论研究的当推重商学派。重商学派财政理论的核心集中在国家聚财理论方面，将聚敛和贮藏财富于政府中的货币差额理论和通过贸易顺差聚敛他国金银财富的贸易差额理论，作为国家的聚财手段。论文百事通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首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少数国家，如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确实通过贸易掠取他国财富，增强了本国经济实力。
但是，随着西方其他国家相继推行重商主义理论政策，重商主义所倡导的贸易差额理论和为取得贸易顺差而执行关税壁垒政策的示范效应，使各国贸易壁垒纷纷建立起来，在客观上阻碍了国际商品流通，切断了通过贸易顺差掠夺他国金银的国际通道。同时通过分配手段过分搜刮国内财富的手段，不仅要受到本国经济能力的限制，而且由于集权暴敛伤害了本国经济发展，使财源枯萎，减弱了政府在国内的聚财能力。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旨在使国家富足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在客观上却把国家推向了贫困的窘境。盛行一时的重商主义财政理论由此走向了破产。
18世纪后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由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繁荣，从实践上了“唯商是富”的国家富足理论，使产业发展重新受到重视，过去那种仅仅重视商业的畸形经济结构转向生产流通并重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的变迁孕育了自由经济理论的财政思想。以反对国家集权垄断，倡导经济自由发展而著称的古典经济学派适应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提出了反映早期资本主义产业发展需要的国家财政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财政政策。
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理论以倡导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以固定财政收支的自身平衡为目标，主张将政府限制在政治领域范围内，除必要的公益事业外，政府不得干涉经济的自由发展，认为政府支出是一种纯消费性支出，只要保证了政府非经济职能需要即可。政府支出必须实行节俭原则，政府只有将更多财富留在经济领域，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古典经济学派的这种支出理论原则被称为财政支出的最小原则。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理论由于适应了当时的特定经济结构，体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客观上促进了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小规模的经济竞争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经济竞争。经济竞争规模不断升级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规模效益的提高，增强了社会商品的总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经济竞争加剧了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程度，使整个社会的总需求能力相对减少。在“总供给＞总需求”的经济结构中，私人投资者出于追求最大利润的要求，纷纷压缩投资规模并裁减工人，不仅无助干缓解整个社会的供求矛盾，而且会导致经济萎缩。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使仅靠市场作用无法解决经济中的供求矛盾，无法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由此宣告了古典经济学派中性财政理论的终结。
二、凯恩斯功能财政理论体系的创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供求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在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的特定经济结构下，凯恩斯以缓解社会供求矛盾，解决充分就业问题为突破口，以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为目的，重新发展了国家财政理论，论证了国家活动范围和应该担当的职责。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为了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必须建立适应特定经济结构和旨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这样，凯恩斯改变了过去固守于财政自身收支平衡的“就财政论财政，不干预经济”的传统中性财政理论思维方式，把财政发展为用来调控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杠杆，创立了宏观功能财政理论体系。
从功能财政理论体系的组成内容来看，包括财政支出理论、财政收入理论、财政赤字预算理论、公债理论、货币理论以及投资乘数理论和边际消费理论等。在财政支出理论中，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不仅包括消费支出，还应该安排适量的政府投资以扩大国有企业，容纳失业人员。在消费支出方面，不仅应该包括政府消费，还应该安排一部分转移性消费支出，以提高社会消费能力。通过财政支出，增大对社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需求购买力，以缓解整个社会需求相对不足的供求矛盾。
在财政收入理论中，凯恩斯主张，必须以现代直接税取代间接税，通过“收入－成本－税金=利润”向“收入-成本=利润”核算模型的转变，增大利润这一利益引导机制对私人投资需求的刺激作用。在赤字预算理论中，凯恩斯论证了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推行赤字财政政策的合理性，并将公债理论和货币理论融于赤字预算理论中，即通过政府减税和增支的赤字财政政策，一方面可以扩大公债发行量，间接地增大货币供给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向银行“透支”，直接增加货币供给量。无论通过什么途径来满足增大支出的需要，其结果都会导致整个社会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并由此引发物价上涨和存、贷款利率的下降，最终减少整个社会的储蓄规模，达到鼓励消费和刺激私人投资的目的，从而扩大私人总需求。
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及其在此基础上构筑的宏观财政运行模式在美国得到首先应用，在取得一定成效后，西方其他市场经济的国家纷纷效仿，在客观上缓解了当时西方国家由于生产“相对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但是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和政策，在调整社会供求矛盾的过程中，历经一个时期的发展后，又面临着“滞胀”这一新经济结构矛盾的实践挑战。
三、功能财政理论的分化发展
经济“滞胀”这个曾经一度困扰西方经济发展的顽症，既是长期执行凯恩斯功能财政政策的结果，又与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存在着一定联系。从推行功能财政理论政策的结果来看，一方面，政府为刺激社会消费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而采取的“劫富济贫”政策，使低薪阶层和失业人口的福利待遇相应提高，使社会失业人员不再惧怕失业，由此滋生的失业人员排斥就业现象成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最大阻力。另一方面，持续执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产生了其功能方面的边际效应，使原有刺激成本(政府支出带来的物价持续上涨等)所获得的解决社会就业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功效不断减弱。
从促成经济“滞胀”的其他条件来看，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与应用程度的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同等经济投资规模可容纳的就业人员大为减少。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工会势力的增强和劳资双方长期斗争的结果，促使在岗工人工时缩短，劳动收入提高，使在职工人待业选择理想职业的经济担保能力增强，从而加剧了西方国家的摩擦失业现象。“滞涨”这一新型经济结构矛盾从根本上否定了物价上涨与就业充分化的联系，使凯恩斯功能财政政策陷入了新的困境。在解决经济“滞胀”问题的对策选择上，西方财政学界出现了分化。
立足于从总需求入手缓解社会供求矛盾的社会需求学派大致分化为两大分支：以美国某些财政学家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财政学派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虽然在细节问题上有所区别，但他们都以凯恩斯的功能财政理论为基础，对功能财政政策进行了修补式和替换式调整。由持续的赤字财政政策发展为根据不同年度预算需要，对盈余财政政策、平衡财政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的运用进行相机抉择，形成多年周期上的补偿性财政政策。其财政政策目标具有了双重性，既要防止失业导致的经济萎缩和达到充分就业目标，又要防止“用药过量”产生“滞涨”现象。
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4
【关键词】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文献综述
自从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我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也进一步的加大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从目前来看，随着各国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财政赤字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也就成为近年来各国学者高度关注的热点经济问题，而对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密切的关系，各国学者所持的观点也不尽一致。
一、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1．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第一，国外经济学者的研究。国外大多数都是从赤字财政的角度分析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Barro（1976）指出若债券存量增长率超过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导致通货膨胀。Sargent和Wallace（1981）认为持续的债券融资赤字将最终被货币化。Smith（1982）把维持货币目标路径的观点称为“货币主义”，并比较了当总赤字不变时，使用债券和发行货币手段进行赤字融资的后果。Allen和Smith（1983）、Darrant（1985）、Munir和Am（1991），通过对具体国家的实证分析，指出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都有显著的影响。Woodford（2001）认为货币政策决定一段时期内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财政政策决定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Uribe（2002）利用VAR模型对阿根廷20年的财政赤字与零售物价指数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发现财政政策所导致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是导致货币过度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国内经济学者的研究。大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的通胀与财政赤字存在密切的关系。龚六堂、邹恒甫（2002）通过构建不带货币和带货币的价格水平决定模型，指出我国的通货膨胀也是一个财政现象，价格水平是由政府债券的实际值与政府财政剩余相等来决定的。阎坤（2002）指出由于我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业务中收购国债，加之过大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巨大的货币扩张压力。当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国债模达到一定规模后，政府信用就会有所动摇，一旦政府通过国债实现不了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只有靠铸币税来筹集资金，最终无疑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万明国（2003）认为“财政赤字引致的财政性货币发行显然是一种货币投放，尤其当国债发行收入被作为财政支出安排时，就会对基础货币进而对货币乘数有所影响，起到一种创造货币的效应，由此构成对通货膨胀的推动。”许雄奇、张宗益（2004）采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对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赤字水平与通货膨胀互为因果。方红生、朱保华（2008）通过对1996～2006年的我国财政政策和物价水平进行分析，认为“在此期间财政政策承担了控制物价水平的重任，要想稳定物价，必须采取盯住赤字的财政政策。”张延（2010）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具有相对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即使目前通货膨胀尚未高企，刺激性财政政策也很可能已经过度。也有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的通胀与外汇储备有着显著关系。张晓朴（2002）、孙建平（2003）、刘荣茂和黎开颜（2005）对我国通货膨胀发生的现象进行解释，并发现外汇储备增加幅度和通货膨胀的发生存在显著的关系，这说明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着显著的影响。
2．二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当然，也有经济学者对财政赤字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提出质疑。第一，国外经济学者的研究。Friedman（1982）认为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实际上只存在最松散的关系。Darby（1984）认为只要既定的预算赤字就能够动态地同某一个范围内的货币增长率保持协调，那么财政赤字即使有货币化的倾向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Buiter（1985）研究了财政政策导致巨额人均实际总赤字对通货膨胀时间途径的影响，认为赤字的增长对长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Giannaros和Kolluri（1985）对10个工业化国家在1950至198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只有3个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迹象比较明显，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Abizadeh（1998）、Afonso（2002）等通过实证分析也分别发现美国和欧盟15国的预算赤字对通货膨胀率并无大的影响。第二，国内经济学者的研究。国内许多学者结合我国实际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也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李昌达和曹萍（1996）通过对中国1981至1994年的数据研究后得出，“我国的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显著的滞后相关性，其滞后期基本是一年；经济增长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首要因素，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则远远超过了财政赤字，赤字与通货膨胀的相关程度很低。”马拴友等（2002）利用VAR模型进行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较小。洪源和罗宏斌（2007）认为我国财政赤字不是引起货币供给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在样本区间内财政赤字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涂立桥（2008）认为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路径是通过国债余额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进而影响通货膨胀率来实现。在这一传递过程中，由于我国赤字在整个财政中的比重较小，所以赤字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也很小。万晓莉和傅雄广（2008）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尽管财政政策对价格有一定影响，但我国的物价水平仍然由货币当局决定。王珏（2010）认为财政支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具有反向变动关系，然后转为正向影响。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有正向变动关系。高茵（2010）指出财政支出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力很低，通货膨胀还是主要决定于货币因素和预期因素。
二、结论
第一，上述研究多是就政策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全面体现政策的综合影响；第二，在大多数实证分析中，经济学者直接采用财政赤字代替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变量的选择缺乏理论依据，并且数据的选择也并非完全处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期间；第三，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金融体制，运用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都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要弄清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从中找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客观的评判。
参考文献
[1]Barro．Rely to Feldstein and Bushana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84）：343～350
[2]Sargent，Wallace．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Federal Reserve Bank Minnepolis Quarterly Review．1981（5）：1～17
[3]Munir A.S.C.，Amar K.P.．Budget Deficit and Inflation：the Peruvian Experience[J]．Applied Economics．1991
[4]Woodford M．Monetary policy and price level determinacy in a cash-in-advance economy[J]．Economic Theory．1994（4）：345～380.
[5]Uribe．A fiscal theory of sovereign risk[R]．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2002：187～196
[6]龚六堂，邹恒甫．财政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决定[J]．经济研究．2002（2）
[7]阎坤．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J]．税务研究．2002（6）：10～14
[8]万明国．国债的货币化与通货膨胀效应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12）
[9]方红生，朱保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J]．管理世界．2008（3）
[10]Darby．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p Quarterly Review．1984（24）：32～37
[11]Buiter W.H.．A Fiscal Theory of Hyper deflations――Some Surprising Monetarist Arithmetic[J]．NBER Technical Working Paper．1985
[12]Giannaros，Kolluri．Inflation stabilization and BOP c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Working Paper．1985
[13]李昌达，曹萍．通货膨胀、赤字、财政政策[J]．四川财政．1996（10）：4～7
[14]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评价与展望[J]．管理世界．2002（5）
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5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着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br,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
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着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着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着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财政政策经济学范文6
「关键词公共财政;宏观财政;微观财政;公共经济;公有经济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以经济学为基础,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论文百事通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政学也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新的事物不断产生,旧的事物继续存在,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转型状态。当前财政学教材版本众多,内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使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在财政学教学中,对经济转型期财政学属性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才能走出困境。
一、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但以私人财政为基础
社会经济部门可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大部门。私人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厂商,公共部门主要是指广义的政府。研究私人部门行为的是私人经济,或称私人财政。研究公共部门行为的是公共经济,或称公共财政。我国习惯上将私人财政称之为财务,而将公共财政称之为财政。因此,在我国,财政仅指公共财政或政府财政,不包括公司和家庭等私人财政。因此财政具有公共属性,而不具有私人属性。从辩证法角度看,公共性与私人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公共”是“私人”的汇总,“公共”建立在“私人”的基础之上[1].
私人财政源于私人商品,公共财政源于公共商品。根据商品的特征不同,可将商品分为私人商品和公共商品,私人商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公共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私人商品市场上,供求均衡决定商品的最优数量,私人商品的供给曲线来源于所有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横向加总,而市场需求曲线是所有消费者的单个需求曲线横向相加得到。与私人商品不同的是,公共商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公共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由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纵向加总得到的[2].
对于私人商品来说,效率要求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等于边际转换率。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且运行良好,就能保证这一条件成立。对于公共商品来说,边际替代率之和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因为每个人必须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商品,效率要求每个人对所提供的最后一单位的总评价等于社会提供给它的增量成本。当私人商品在竞争市场中交换时,人们对私人商品的评价不会说谎。但是,人们对公共商品可能会隐瞒其真实偏好。这种让别人付钱,自己坐享其成的动机称为免费搭车者问题[3].公共商品的存在使得市场缺乏效率,同时公共商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私人商品由私人部门提供更有效率,而公共商品由公共部门提供更有效率。
私人财政是私人部门为提供私人商品,满足私人需求,凭借私人权利,进行私人支出和私人收入的经济活动。与之相对应,公共财政是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商品,满足公共需求,凭借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的经济活动[4].因此,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不具有私人属性,但公共财政以私人财政为基础,与私人财政对立统一。在财政学教学中,应注意比较公共财政与私人财政的区别与联系,才能使公共财政生动具体,脱离私人财政谈公共财政是抽象生硬的。
二、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
一谈到财政,有人认为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微观经济学集中研究构成经济的个体单位———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研究这些个体单位的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政府同样属于经济的个体单位,而非经济总体,因此专门研究政府的行为也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相反,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总体的行为,特别是诸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平易这类总量指标的变化[5].
经济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分,财政也有宏观财政和微观财政之分[6].宏观财政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财政宏观调控的手段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共预算,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实现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有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有进行需求管理的短期财政政策和进行供给管理的长期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行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该假设不仅适合私人部门,同样也适合公共部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带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内容同时又抱有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舞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主要由两大市场组成:一是经济市场,二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企业(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商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规和法律制度[7].政治市场主体包括选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员。
微观财政不仅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政府管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及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政府管制可以分为直接管制与间接管制,直接管制又可分为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间接管制解决的是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社会性管制解决的是外部性问题,而经济性管制则是为了解决自然垄断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财政既具有宏观属性,又具有微观属性,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财政既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也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在财政学教学中,既要看到财政的宏观属性,又要看到财政的微观属性,宏观财政具有微观基础,离开微观财政来谈宏观财政是空中楼阁。
三、现代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但有别于公有经济
公共财政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政府的收支,而是拓展到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因此,公共财政学也称为公共经济学,或者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现代意义的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按商品特征划分的,而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是按所有形式划分的。
公有经济的典型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为国营企业,现在称国有企业。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可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我国实行“抓大放小”策略,采取多种方式放活中小国有企业。从类型上看,国有企业既有竞争性国有企业,也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我国实行“国退民进”战略,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垄断性国有企业有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主要是行政垄断,即采取行政手段,限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的限制减少,但对民营企业的限制仍然较多,造成“一等国民是国企,二等国民是外企,三等国民是民企,四等国民是民众”的现状。相对于竞争而言,垄断不增加社会财富,只是将财富从消费者向垄断厂商的转移,相反,垄断减少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损害社会福利。因此,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尤其要反对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取消对民营企业的种种歧视和限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新晨
一种公共商品的公共提供并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路灯照明,并不一定设立国有企业生产路灯。政府是否出资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取决于效率。如果市场更有效率,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则不可取。混合商品一般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但政府提供混合商品也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不一定要设立公立学校和医院,政府也可以直接补助学生和患者,由学生和患者自行选择学校和医院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
国有企业同私有企业一样,以营利为目的,而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非营利性。国有企业提供的商品一般为私人商品,而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提供公共商品,具有公共性。因此国有企业不属于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的范畴,相反,国有企业属于私人财政或私人经济范畴,属于微观财政或微观经济范畴。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活动范围是公共经济,而非公有经济,转型经济要求不断强化公共经济概念,淡化公有经济概念。
因此,现代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价,而公共经济和公有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分类。在财政学教学中,应将公共财政拓展到公共经济,但要区分公共经济与公有经济。
「参考文献
[1]张馨。公共财政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曾福生,罗光强。西方经济学教程[M].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3][美]哈维?S?罗森。财政学(第六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贺飞跃,蒋祖学。公共财政:私人财政的对称[J].湖南税务,2003,(6)。
[5][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