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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1
关键词：宏观政策调整；通货膨胀；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引语
通货膨胀是指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和显著的上涨。通货膨胀对经济生活的影响随通货膨胀本身的发生类型、程度以及人们预期的不同而不同。通货膨胀一旦发生，在社会的产量、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会产生复杂的影响。尤其是通货膨胀在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审慎处理的问题。
二、当前国内通货膨胀的原因
一是输入性通胀，全球货币未能协调，宽货币与高通胀成为常态，目前包括欧美等地，刨除房价因素外其他消费品价格并不低。从按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数据计算，我国进口大豆的均价自今年7月以来已经连续三个月上涨，今年9月中国进口大豆均价比7月份上涨了5.3%，与此同时，食糖现货价格指数历史性地突破6000元/吨大关，食糖批发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达70%。基本生活用品以及石油等资源品价格处于大幅上涨阶段。
二是内源性通胀。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还上以往社会保障体制不足、收入分配失衡的欠账。新华社报道，展望“十二五”，中国经济总量将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社会保障与提高最低工资需要有人买单，当社会财富不足以支撑时，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胀。未来中国CPI有可能维持在4%以上的高位。经济学家厉以宁10月16日表示，如果国际油价、铁矿石价格和粮食价格继续上涨，输入型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3%的通货膨胀率警戒线是适用于西方的，而中国近期来看，维持9%的经济增长率是可能的。如果9%的经济增长率还把3%的通货膨胀率作为一个警戒线，会给经济带来很多问题。4.5%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警戒线是可以的，是社会可以承受的。考虑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办法，目前3.5%的CPI加入房产等因素，可能已经在4%以上。
三、宏观政策的经济调整
从当前的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增速过快问题已经在政策的影响下受到了一定的遏制，大体上实现了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发展。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加强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因为从当前的不稳定形势来看，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下行风险还将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通胀压力仍高位存在，因此，宏观调控需要在“保增长”和“反通胀”之间把握好平衡。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动力不足。这种发展方式缺乏稳定性，国际市场上一旦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会立刻出现波动。应当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使得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从生产角度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支撑增长。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近年来徘徊在40%左右，而美国的水平是80%。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必然加重资源环境压力，是不可持续的，应当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
从投入方式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靠物资消耗推动经济增长，自主创新能力偏弱。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国内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难以为继。应当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
2、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
货币政策结合财政政策才会发挥宏观政策的潜力。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防止产能过剩加剧和通货膨胀的抬头。截止2009年5月，信贷迅速扩张，规模已达5.18万亿元。虽然，信贷规模高速扩张在短期内能刺激国内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是存在着扩大资产泡沫、影响银行体系稳定、引致通货膨胀、推高产能过剩等多方面隐患。目前，信贷高速增长主要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项目建设有关。除对拉动GDP有短期效果外，对切实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社会消费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经济结构与分配体制不合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长期不能改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对信贷规模和方向的控制，对私人投资部门的信贷进行引导，在信贷方面进行必要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结语
当前我国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另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供求不平衡导致的房价持续高攀，因此，我国应切实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这一根本决策入手，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的势头。
参考文献：
[1]李长密. 通货膨胀风险预期分析及宏观经济调整对策[J]. 中国证券期货， 2010， (04) .
[2]方平. 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调控策略研究[J]. 西部金融， 2010， (07) .
[3]丁茂战. 宏观经济要迈四道“坎”[J]. 上海经济， 2010， (07) .
[4]刘琛君. 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与搭配——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分析[J]. 全国商情(理论研究)， 2010， (03) .
[5]刘伟.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突出矛盾及宏观经济政策调整[J]. 理论学刊， 2010， (07) .
[6]薛俊波，孙翊，吴静，王铮.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模拟系统的开发及其应用[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0， (04) .
[7]胡艳妮.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依然存在[J]. 金融博览(银行客户)， 2010， (07) .
[8][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07-02.
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2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此外，促使该国政府下决心举办农业保险，也与其邻国美国20多年试验农作物保险所提供的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关。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3
【关键词】行政合同;民商合同;经济行政合同
一、对行政合同的界定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了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合同是实现私权利主体的个体利益,通过民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市场经济主体的自发行为。行政合同目的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行政管理的特定目标;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一方面是配合行政主体履行职责,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实现个体利益。行政合同出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从“夜警”国家到行政国家的产物。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征求行政相对人意见体现管理的人性化和管理即服务的现代公共管理理念。行政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执法行政行为,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补偿的不同之处在于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方可成立,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不具有单方意志性;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在合法合理前提下行政主体可以直接实施,不必征求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具有单方意志性。行政合同从内容上分类,主要包括经济行政合同、人事聘用合同、计划生育合同、国家科研合同等。下面将运用行政法和经济法理论分析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二、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经济行政合同产生基础
经济行政合同是现代市场经济产物。现代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调节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的自发调节,缺少政府的干预和调控。1776年斯密的传世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他的经济自由理念对各国影响深远:市场自发调节,政府不干预经济只充当“守夜人”角色。这种理念和思潮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主流价值观,不可动摇。在纯粹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市场调节之手被大大削弱甚至被砍掉,政府干预之手无休止地延伸,无论是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宏观经济领域只有指令性计划和服从,没有双方的合意,是纯粹的行政管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有制和自由资本主义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发达国家走向了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被政府有限干预的市场经济取代。政府干预、国家管理等理念占据主流。经济行政合同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即混合经济中才可能出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协同并用时才能出现。
(二)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经济行政合同属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不同点,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点同样适用于经济行政合同。只是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合同。经济法是政府对经济参与、干预(规制)和调节之法,既包括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介入,又包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介入。在微观经济领域,对应的是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市场规制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规范企业行为,控制市场结构和状态,创造充分、公平、适度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在这个领域里是纯粹的经济行政管理,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社会控制手段对市场活动主体检查监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能出现双方的合意。所以在市场规制法中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将由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挥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间接干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化趋势。宏观调控法的主要调整方法是引导,即经济利益诱导和计划指导。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经济参数如税率、利率等,诱导微观主体,履行宏观调控职责,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这种方法是导向性的,不是强制性的,是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但要求微观市场主体配合,要求微观市场主体的同意。经济行政合同只存在宏观调控法中。通过以上分析,对经济行政合同界定如下:政府为了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该合同体现了政府意志主导性和宏观经济效益性。
三、经济行政合同的种类
经济行政合同具体包括哪些,现在还没有定论,现将比较典型的经济行政合同加以分析,进一步证明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政府采购合同
依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行为。政府采购当事人包括采购人、机构和供应商。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的或者采购人委托机构与供应商签订的就政府采购事项达成的协议。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一般买卖合同。采购资金是财政资金,是预算收入,是纳税人的钱,一般买卖合同资金是私部门资金,是买受人支配的资金,政府采购要符合《预算法》的规定。政府采购目的一方面是满足政府需求,另一方面目的是通过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宏观经济。一般买卖合同是实现私人物品所有权的转移,满足生产生活需求。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征收、行政征用,从财政学角度考察,政府采购支出属于购买性支出,要求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则,要求双方合意。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通过变化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完成的。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似乎是微观活动,但实质是为了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政府采购合同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履行调控职能运用的合同,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二)再贴现合同
再贴现是指商业银行将通过贴现业务持有的尚未到期的商业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转让,借此获得中央银行的资金融通。实质上是中央银行通过再贴现业务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融通。对中央银行而言,再贴现是买进商业银行持有票据,是一种信用业务;对商业银行而言,再贴现是出让贴现票据,解决一时资金短缺困难。整个再贴现过程,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票据买卖和资金融通过程。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再贴现事项达成的协议,包括再贴现对象、再贴现率、再贴现金额等内容。再贴现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贴现合同。贴现合同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自然人,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再贴现合同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是行政机关,和商业银行不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贴现合
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是提供金融服务,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工商企业,是筹集资金,实际上是民间的资源配置。再贴现合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筹集放款资金;对于中央银行而言,是通过再贴现业务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资金流向,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再贴现合同不是中央银行的单方意愿,中央银行是被动的,要有商业银行的申请才可以,是双方的合意,不具备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再贴现率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再贴现率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实现通过一系列再贴现合同完成,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三)公开市场业务合同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买进或者卖出有价证券,借以改变商业银行准备金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种措施。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选择了一批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有效传导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作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债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货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进或卖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票据达成的协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一方必须是中央银行,一国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行政机关,与相对方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资本市场上普通的投资者和筹资者,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公开市场业务合同目的,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对于相对方是实现投资收益或者投机利益;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投资者实现投资收益,筹资者筹集所需资金。既然是市场业务,就要遵循市场规律,不可能向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公开市场业务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公开市场业务合同实现,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参考文献】
[1]柯梅森.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4
摘要：本文在对我国“出口创汇”经济政策对产业布局影响的分析和物流行业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新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在新宏观经济政策下我国物流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物流产业；物流网络；产业结构调整；加工贸易；出口退税
中图分类号：F253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和出口退税政策一直是我国鼓励企业产品出口、实现“出口创汇”、缓解我国外汇短缺的两项主要对外政策。加工贸易是指由国外厂商提供原材料、零部件及产品设计方案，国内的生产厂家依据国外厂商的设计图纸或货样进行加工装配成成品后复运出境的一种对外贸易方式。出口产品退（免）税，简称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产品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特别消费税。出口退税主要是通过退还出口产品的国内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加工贸易和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为我国企业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有力保障，使我国形成了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制造业平台。
一、对外贸易政策促使我国物流网络形成东部沿海发达，中西部内陆落后的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条件、进出口通关环境、劳工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下，97%以上的加工贸易企业和大部分外向型生产制造企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使得包含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型企业达到数十万家。其对外加工贸易总额占到全国对外加工贸易总额的97.4%以上，东部地区物流量占全国物流总量六成以上。东部沿海地区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为东部地区物流业的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和原动力。同时，东部地区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也为本地区物流网络的搭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因此，我国绝大部分物流节点设施，诸如物流园、物流中心、货运场站等大部分设立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以东部地区外向型生产制造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而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受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其经济发展速度、生产制造技术水平、企业规模等均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导致中西部地区在多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以下就物流网络建设、物流发展环境、物流效率、保税物流业务等进行比较分析。
1、物流网络建设
东部沿海地区依托于它的沿海区位优势，在国内外生产制造的强大需求推动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基本完成了以港口码头、物流园区、物流中心、货运场站等节点设施为核心，以发达的公路、铁路、水路运输线路为纽带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物流网络的搭建；中西部地区由于长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相对迟缓。中部地区基本完成了交通网络骨干线路的建设，各种类型的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空港等结点设施业已规划完毕，部分已经在建或建成。西部地区正大力修建交通基础设施，物流网络节点设施规划尚在研究中。
2、物流发展环境
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秩序规范，国际化水平较高，生产制造企业物流外包意识较强，物流外包现象较为普遍，物流发展环境成熟；中西部内陆地区从外部引进的专业物流企业较少，大部分物流业务由当地传统货运企业承担，仍以传统的仓储运输服务为主，市场垄断特征明显，物流发展环境较差。
3、物流效率
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各种类型、规模的物流企业云集，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物流效率较高，基本可以满足本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对有关国际国内物流运输的需求；中西部地区受当地经济总量和物流发展水平的制约，物流活动基本由本地区传统的货运企业，主要以提供本地区运输、仓储服务为主，综合服务服务提供领域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流效率较低。
4、保税物流业务
东部沿海地区已适应我国对外加工贸易的需要，形成了完整的保税物流服务体系，可提供多种类型的保税物流服务，保税物流量很大；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加工贸易企业很少，保税物流量很小。
二、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对我国未来物流业发展的影响
1、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局限性
虽然在“出口创汇”政策的带动下，我国出口加工型企业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加工贸易型企业的飞速发展，更为我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加工贸易型企业也不断的暴露出其自身的不足：
（1）产品附加值不高。我国加工贸易仍处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加工环节主要集中在最终产品的组装和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在核心技术、产品设计、软件支持、关键零部件配套生产等领域缺乏竞争力。
（2）加工贸易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其产业配套、运输成本、物流效率、营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尚未大范围开展加工贸易。
（3）进出口贸易不平衡。近些年来，在我国对外加工贸易带动下，我国进出口顺差愈来愈大，导致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引起了诸多国际贸易争端。
（4）原材料资源利用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我国的资源有效利用率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护环境，充分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必须促使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价值，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率。
因此，为了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必须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抑制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减少贸易摩擦，促进贸易平衡，缓解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对我国未来物流业发展的影响
(1) 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
自2007年开始，我国针对“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密集出台一系列的具有针对性宏观调控政策：
2007年7月1日 ，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调整了2268项涉及服装、鞋帽、箱包、玩具、自行车、家具、皮革毛皮制品、羽毛制品、塑料、橡胶制品、风扇、摩托车等多种出口“强劲”的产品出口退税税率。
2007年7月23日商务部、海关总署了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共计1853个十位商品税号，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15%。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此次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政策调整，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实行差别政策：一是东部地区新设立的外贸企业，不予批准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业务；二是中西部地区A类和B类加工贸易企业继续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空转管理。
从以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方向来看，政府在未来的规划中将继续加大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政策力度，控制对外贸易顺差过快增长，通过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和出口关税政策，完善扩大进口的支持政策。积极增加进口，重点进口国内需要的资源类产品，鼓励一般贸易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进一步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从而逐步实现我国经济的增长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
但从国家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实行经济政策的差别对待，也可以看出国家期望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加快形成布局合理、比较优势明显、区域特点鲜明的新的加工贸易区域发展格局。
因此，在未来中长期发展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必将立足于自身的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向科技创新和贸易服务这两个方向方面发展，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的高科技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中心，经济的发展将向技术创新和服务型方向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将发挥其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渐承接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及生产制造型企业，成为我国产品新的生产、组装、制造基地，经济的发展将向生产制造和加工贸易方向发展。
（2）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对我国未来物流业发展的影响
在新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带动下，服务于生产制造企业的物流行业的发展战略也必将随着我国经济产业布局的战略调整而重新调整、我国物流网络布局也必将伴随我国生产制造产业的战略转移和重新布局而产生新的变化。我国物流产业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我国物流网络体系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显现以下四个特点：
在物流网络建设上，东部沿海地区将是我国未来的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制造中心。产品的科技含量、精密性、附加价值等将会有极大的提高。企业之间深层次的加工合作也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导致物流服务更趋向于灵敏化、及时化、准确化发展。因此东部沿海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向覆盖面更广、货物通过速度更快等方面完善发展，最终形成覆盖全区的发达的成熟的物流网络格局。中西部地区作为我国未来的生产制造基地和加工贸易中心，将依托本地区资源优势和生产制造潜力，借鉴东部沿海的地区的物流网络搭建经验，大力发展本地区的物流网络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形成较为科学合理的物流网络格局。
在物流企业及服务方面，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生产企业的转型升级，经过激烈竞争后的物流市场将会形成以实力强大的综合物流企业为主，以提供专业化的中小型物流企业为辅，形成结构合理、主次分明的格局，物流服务的综合化和专业化特征明显；同时，随着中西部市场的不断开拓、成熟、发展，国内外大型物流企业不断进入中西部地区，其物流服务也由单一的运输、仓储向多元化、综合物流服务等方向发展。
从物流发展环境上看，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全球化、国际化水平愈来愈高，物流外包理念深入人心，物流外包服务将高度专业化并深入到生产企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中西部地区的生产企业也将随着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外部市场的竞争地需要而大力发展物流外包业务。
对保税物流业务，由于加工贸易中心“西进”，东部沿海地区各主要港口和保税物流节点设施将作为中西部地区保税物流圆区、保税物流中心的进口货物暂存地，保税业务逐渐以大进大出为主要特点。区域内的分拨配送业务将会大大减少；中西部地区保税物流将会逐渐发展成熟，与东部地区港口、码头保税物流园区/中心联系日益密切，提供各种保税物流服务。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随着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制造中心、加工贸易中心“西进”的步伐逐渐完成，必然引起我国物流格局的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我国加工贸易中心不断西移，以加工贸易为依托的保税物流业务也不断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最终将形成以中西部地区为核心，以东部沿海港口、保税物流结点设施为起点的新的保税物流体系。
②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物流联系将日益密切，中西部地区广阔的物流市场将会逐渐的被充分地挖掘，东部地区以出口为主导的出口型物流服务体系逐渐转向以进出口平衡为导向的物流服务体系，并立足于沿海、沿江等区位优势，开展灵活多样的国际物流业务。而我国中西部地区则借鉴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经验，逐渐建立起以服务于加工贸易的物流配送体系。
③东部地区的物流货运品类将以产成品和零部件的出口，以原材料、资源性产品的进口为主，中西部地区主要以区域内资源型产品、半成品和零部件的运输和仓储为主要特色，生产制造企业间的物流量将极大地提高。
④东部地区逐渐成为中西部地区对外出口的通道，本区域内的物流量逐渐下滑，但与中部地区之间的物流量将会出现飞速的攀升；中西部地区则逐渐成为出口产品的主要货源地和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等产品的主要消耗地。
结束语
随着我国新经济产业布局的脉络愈来愈清晰，调整的步伐愈来愈快。东部地区对外出口型企业通过立足内需，充分发掘国内市场；科技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战略转移、发挥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资本输出，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等方式应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加紧转型升级。而服务于生产企业的物流企业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应对我国经济产业布局的大调整；如何配合生产制造企的转型升级而进行自身的转型升级；如何在调整期间探索出新的业务模式、新利润增长点等，都是摆在物流企业面前的一道道新的课题。
作者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2007]90号 [EB/OL].finance.省略/guonei/hgjj/20070619/16013704756.shtml.
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5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 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 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 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 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 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 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 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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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冯用富． 我国不宜选择浮动汇率制?N?． 经济学消息报，1999－12－31（2）．
〔2〕郑 辉． 有关人民币汇率安排?J?． 上海经济研究，1999，（11）．
〔3〕姜波克． 国际金融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国际经济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5〕Mundell，R．A．，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6〕Mundell，R．A．，1962．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ability?J?．IMF Staff Papers 9．
宏观经济政策的种类范文6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美国一般将之定义为3%）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律。潜在GDP这个概念是奥肯首先提出的，它是指在保持价格相对稳定情况下，一国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值。潜在GDP也称充分就业GDP，即一国的所有生产能力得到完全释放所达到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定律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失业率。
例如，美国1979～1982年经济滞涨时期，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律，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4.5%。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5.8%，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10.3%(5.8%+4.5%)。根据官方统计，1982年实际失业率为9.7%。与预测的失业率10.3%相当接近。但是，当人们用我国的实际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发现该定律在我国并不适用。究其原因，是人们对奥肯定律并未透彻的理解，忽略了它适用的条件。本文将通过对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讨论来探讨它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奥肯定律中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奥肯定律中涉及两个变量：一个是失业率；另一个是经济增长率。
（一）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的应用
从失业率来看，奥肯定律研究的是排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以外的失业率。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起因来看，我国目前的失业率构成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由于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自然失业率，另外，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微小的周期性失业因素所能反映出的促进经济增长效果，在统计上并不能充分显示出来。
首先，我国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开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失业率出现了实质性的升高并且表现出随时间的波动性，我国失业率升高的最初起因，虽然有宏观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与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不同的因素，即由于旨在“减员增效”的企业劳动制度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职工大规模下岗和失业之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严重的冗员问题，据当时的调查，冗员率一般在1/3到2/5之间。而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国家，在企业完全独立自主地做出雇用和解雇决定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如果说，在没有普遍的冗员现象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以劳动力需求减少为结果的失业率提高，通常会伴随着减少劳动使用的其他变化的话，从严重的冗员现象出发的失业率提高，反而会提高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不仅如此，如果减员增效的改革的确奏效的话，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而这些因素都产生与高失业率减少劳动投入相反的效果。这样一来，单一且间接的失业率提高这个因素，就不能明显地被转化为产出增长率的降低。
诚然，在改革期间造成我国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也存在着宏观经济周期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刚刚从短缺经济进入到结构性过剩阶段，国内需求的制约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从而对劳动力需求减少，也是失业率提高的诱因。但是，作为一段时期持续发生的现象，我国的高失业率主要是由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健全造成的长期自然失业现象，同时在这一时期失业率上升的因素中，自然失业率的贡献也很突出。因此，在我国，“奥肯定律”的作用受到限制，即在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形式，下岗工人转换成失业工人，使失业率增加但劳动力就业状况可能并未糟糕。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字只是登记失业率，而这个指标与市场经济国家使用的失业率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内容，因而许多经验研究的结论并不可靠（如姜巍等，2005）。在我国，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常常不能确切地反映就业形势的好坏。
例如，国有企业下岗和失业最严重的1998～2000年期间，这个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1%。而当就业形势开始好转时，这个指标却大幅度提高了，从2001年3.6%，2002年4%，到2003年的4.3%和2004年的4.2%。原因是，凡是具有下岗身份即领取下岗基本生活费的，不管是否有工作，都不再进行失业登记。这样，这个指标没有包括那些下岗后没有工作的人，因而低估了失业率；随着从下岗向公开失业的并轨，下岗人数减少而登记失业增加，而这个增加可能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糟。
同时，我国的失业率统计还面临以下问题：失业统计反映不全面，不涉及农村人口。农村人口中隐性或半公开失业在全国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从大量流入城市的“民工潮”中可见一斑，然而却没有列入统计中。失业年龄上限为男50岁、女45岁，比实际退休年龄小10岁。这使得失业率统计值与实际值存在很大偏差。我国失业人数以年末最后一天的人数计算，是时点指针。而在理论上，应该以一段时间内的失业人数统计，即采用时期指针。国际通用的失业率为月度统计值，而我国采用的是年度统计值。国际上通用调查失业率，而我国采用的是登记失业率。
由于种种原因，失业后到有关部门登记的人数与失业人数之间有颇大的出入。无法统计大量的隐性失业。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中“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造成了大量隐性失业。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只得到生活补助、且实际上没有工作的下岗人员。他们都未被有效地加以统计。可见，中国失业统计的方法与指针已经与现在的经济发展相脱节。
（二）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奥肯定律的应用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奥肯定律是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按照相对稳定的生产要素稀缺性，根据价格信号制定投资策略，汇合成宏观经济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可见，“奥肯定律”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通常是以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为前提的。因此，从理论上讨论和经验上验证“奥肯定律”在中国的适用性，应该从我国市场发育水平，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的程度出发，着眼于考察上述条件是否存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即企业是否按照相对稳定的生产要素稀缺性，而从相对价格信号进行投资，汇合成宏观经济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从这一点上来说，我国刚刚进行机构改组，站在一个起步的位置上，作为市场经济的新的参与者，我国的市场机制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并且，我国的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市场运作不完全是由“看不见的手”控制，也不完全是以价格机制为导向的。
奥肯定律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一定指导作用，反过来，宏观经济政策也影响着奥肯模型。不管政策的效力是否足以强到改变模型中的相关关系，宏观经济政策都会对之产生一定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保证了公平，也阻碍了价格机制正常发挥作用。
奥肯定律反映经济增长率变化与失业率变化的应用局限
进一步说，“奥肯定律”仅仅反映在经济增长率变化与失业率变化之间的一种相关关系，而在经验检验时，通常并不考虑影响经济增长率变化或失业率变化的其他因素。因此，对于这一经验关系的表述通常有两种方式：表达失业率变动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即UcYΔ×-=ΔαYΔ；表达产出增长率对失业率变化的影响，即YcUΔ×-=Δβαβ。其中，Y为产出增长率的变动，Δ为失业率的变动，c是常数项，U为经验系数。在奥肯的最初研究中，这个定律揭示了失业率下降与经济增长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而更准确地说，是指实际失业率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百分点所引起的实际增长率对潜在增长率的偏离百分点（Okun，1962）。
实际上，在经济增长率之外，还有至少同等重要的因素影响失业率的变化或就业效果。例如，在自然失业率构成了整个失业率2/3以上的情况下，与造成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有关的劳动力市场功能，以及政府和社会提供就业信息、就业培训等服务的能力，对于治理失业具有更加直接的作用。因此，在实际中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下，用我国的经验数据去验证奥肯定律就会发生偏离甚至违背。
同时，经济增长本身既可以是就业友好型的，也可能是排斥就业型的。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密集型的增长，而这种类型的增长并不能同步地带动就业的扩大。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将其作为政府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的一项措施。
但是，在这个时期有三个因素不利于经济增长率带动就业的扩大。决策者和许多学者都主张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认为实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将阻碍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郭克莎，2004）；由于储蓄增加与贷款意愿不足的矛盾，利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周期性宏观经济现象演化成持续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信号，从而资本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成为政府推行重工业化战略载体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容易获得贷款，融资成本降低，而更反映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正好相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投资方向不利于那些吸收较多就业的产业，造成就业促进效果不明显的经济增长。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出现了工业增长中技术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趋势。
就目前来看，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很多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很大程度上缩短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带来了机械化代替人性化的趋势。先进技术及设备以更高的效率代替了很多人们能够从事的工作，这样，就会有一部分人“被迫下岗”，失业率增加，就会出现经济增长率提高，反而带来高失业率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