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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特点范文1
【关键词】金融危机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效应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被人们认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危机的中心是西方发达国家。但在全球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想避免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变得十分困难，尽管中国以过去30年成功的改革开放积累的经济实力。具备了一定的应对这场危机的能力。但是，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将是非常严重的，如何应对这场危机。这成为我国当下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目前我们采取的最大的行动就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手段，来缓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2008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旨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总额达4万亿元；时间到2010年的投资计划，这一财政政策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如何规划财政政策的取向？具体选择怎样的财政政策手段和对财政政策作出怎样的结构安排？这些问题是我们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必须要关注并加以研究的，为此。本文的研究涉及如下几个内容：当下金融危机的特点及对中国影响的程度；财政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功能及取向；适应当下金融危机形势的财政政策选择
一、当下金融危机的特点及对中国影响的程度
金融危机是指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超预期的恶化。它的基本特征是。人们基于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而出现更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出现较大的下滑，同时还会出现。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上升等现象。甚至还会伴随社会动荡或政治危机。然而，这些特征在不同的金融危机下表现得不尽相同，正是由于各次危机不同的具体特征。决定了应对金融危机时总是难以照搬其他的经验。本次金融危机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特点。金融产品创新的风险转移对我国的影响。这是指我国金融机构购买美国金融创新产品遭受的损失。对此，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未大规模开放，这形成了一道较好的“防火墙”，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金融危机向我国扩散。当然，在这场危机中，我们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其次，金融危机通过对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间接地影响到我国的实体经济。由于我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联系最密切的一个途径就是对外贸易。
二、财政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功能及取向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手段之一。财政政策发挥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或政府想达到某种宏观经济目标时，就可以采取财政政策，有时是将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一起加以使用，有时则需要在两种政策中加以选择，或者加以组合。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使用不在于要不要采取财政政策，而在于如何正确地使用某种财政政策或科学地组合各种财政政策。
在面临金融危机冲击时，中国政府采取的最有利的举措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笔总额达4万亿元并将在两年内完成的财政投资计划，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具有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实力。
在财政政策的两种手段中，财政支出是与消费、投资以及净出口并列构成国内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财政支出政策就是通过调整政府的支出来达到刺激经济或抑制经济增长的目的。在当下的金融危机中，我们为避免受金融危机冲击而出现经济衰退的关键是想尽办法扩大内需。因为金融危机对我们冲击最大的是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对此，设法保持对外贸易的规模和增速自然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面。但是，以扩大内需来补充出口的降低更是需要我们考虑的。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对外贸的较大依赖严重地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长，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扩大内需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从一般的逻辑来讲，扩大内需必须要增加居民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就增加居民的消费来说，除了增长居民的收入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以及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本身是一个需要综合和系统解决的问题，其中一定不能忽视的就是政府的作用，或者政府借助财政政策发挥的作用。具体说来，有两个方面的效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达到，一个是通过减税和扩大转移支付水平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三、适应当下金融危机形势的财政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金融危机不可替代的政策工具。因为在人们的信心遭受打击而一时难以恢复时，政府站出来施以积极的经济行为不仅是对人们信心不足的弥补，而且也是恢复人们信心的保障。因此，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是财政政策是否具有效应，而是如何正确地选择实施财政政策的手段。从财政政策本身来看，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对此，进行财政政策的选择就是我们在当前的形势下，到底该实行财政支出政策，还是实行税收政策，或者是二者的某种组合。从财政政策调控的对象来看，财政政策通过调控消费*投资*进出口对经济增长施以影响，还会对就业、通货膨胀、社会保障等产生作用。因此，财政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这些调控对象的特点进行，或单独采取财政支出政策或税收政策，或进行这些政策手段的某种组合。
参考文献：
[1]许成钢.解释金融危机的新框架和中国的应对建议[J].比较，2009，（39）.
财政政策特点范文2
关键词：财政政策；现代农业；支持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01
一、现代农业建设与财政政策
1.现代农业的内涵与特点
现代农业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义标准，目前我们所说的现代农业可以理解为有世界水平的生产效率、生产工具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和经营体系完备、环境与经济能和谐平衡发展等。现代农业也有着科技型农业、产业化农业、高素质农业劳动者为基础、可持续发展、机械化等特点。
2.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扶持现代农业建设的必要性
现代化农业是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现代农业也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并存的特点，从实践经验及权威统计数据来看，农业增长的高度与财政农业投入是一种绝对正相关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运用财政政策来扶持现代农业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3.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的主要途径
在不破坏市场对资源配置，政府不会负担过重的前提条件下，政府在运用财政政策支持农业建设时，要有重点有选择，政府涉及的程度和范围也要有所限制。对于农业科技研究、农业基础建设等投资风险较大、收益率低、示范性强的农业投资，政府在政策上应该给予创造一些条件，鼓励社会资金介入。对于农业生态工程、农业食品安全体系等长远宏观性投资，则应该以政府投入为主。而对于一般性的农业生产经营投资，市场是完全可以自行调节的。在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的方式上，主要有财政农业补贴、财政农业投资及涉农税收优惠等方式。
二、我国现行农业财政政策及成效
1.现行农业财政政策。近年来，我国的农业政策虽然存在着一些变化调整，但却始终以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主线开展。这其中就包括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科技发展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机械化的财政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劳动者提高素质的财政政策等。
2.现行农业财政政策的成效。伴随着国家一系列支持现代农业的财政政策的出台，我国现代农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劳动者素质提升、农业产业化提升、农业生态保护、农业机械化等方面均取得了成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及发展农业经济的目的。
三、现行农业财政政策的主要问题
首先，财政支持农业支出的比重偏低。近年来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但据相关统计数据来看，财政用于支持农业支出的增长额仅占财政收入约7%，这个数字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非常不符合，这与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在支援农业建设责任上划分不到位有很大关系，不利于全国范围内建设现代农业。
其次，财政在支援现代农业的结构和方式上存在偏差。暗补是我国农业补贴采用的主要方式，即在流通渠道使农业劳动生产者间接的获得补贴，但多数的补贴往往又被滞留在了流通环节。在这种方式下，补贴大多用于了经营亏损的弥补及行政经费上，而农业生产劳动者获得的补贴其实很少，不能体现出补贴的真正本意，补贴政策应该起到的激励作用也不能够实现。正是由于不合理的补贴方式，使得财政涉农补贴结构也出现了问题。在一定的财政支农规模下，补贴资金被大量的用在了购销环节，而农业基础建设、农业科技研发、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保险投入等方面的投入被削减，这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现代农业的长远发展的。
再次，财政支持现代农业建设的效率低下。财政支出在管理上不够规范严谨，没有一个完备的资金管理体制，资金投入渠道过多且不能被集中使用。部分领导在资金的使用上也随意性很大，使得支农支出不能达到政府预期的效果。在资金的使用安排上用一种全面大撒网的操作方式，力求能够面面皆到，但是实际上，往往是不仅未能照顾到全局，还使有的项目因为资金短缺而半途荒废，从另一个方面造成了支农资金的浪费。
另外，财政支持现代农业建设的导向机制建设滞后。现代农业的发展单单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不够的，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有多元的资金渠道。但由于农业投资收益水平相对低于其他行业，社会资金的介入积极性也就不高。因此，财政支农支出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机制，充分发挥出导向作用，吸引社会投资。
最后，税收政策力度及范围偏小。企业所得税对于农业行业给予了一定优惠政策，但在农业基础建设及有关现代农业上的税收政策却几乎没有，这必然无法促进社会资金对现代农业进行投入。农业生产劳务和购进物质的减免税范围也较小，在农产品产业化及市场化中，现行税收政策也不够公允，农产品的各个产业缓解所得到税收优惠不同，不利于整个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
四、完善现代农业建设财政政策的思路与建议
现代农业建设的财政支持应该以农业可持续发展、粮食食品安全、提高农业竞争力等为根本目标。同时也应该遵循适度性、法制性、可持续性等基本原则，保证现代农业的良性发展。
1.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创建多元化的投入体制。农业现代化的程度越高，需要的财政资金扶持也就越大，政府应该在目前财政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扩大财政资金投入比例，从而满足高速发展的现代农业。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应该充分发挥引导作用，通过鼓励金融机构向农业贷款、给予投资者信贷优惠等手段，使社会资金可以更多的流向现代农业投资。
2.改革农业的补贴政策。一方面，将原来的暗补转为明补，把补贴从流通环节转向生产环节，确立以产出补贴为主的补贴方式。调整补贴的结构，增加农业基础建设和农业科技研发的补贴比例，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农业补贴的监督管理，按照精细化的管理要求操作，确保应该得到补贴的对象均可得到补贴，没有遗漏。
3.改进税收优惠政策。涉农税收优惠政策要更加完善，优惠范围和力度要扩大，保持优惠政策的持久性。同时为了促进农业组织结和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政府应制定出一个专项税收政策体系。
4.财政资金的使用率要提高。首先要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合理的划分各级政府的责任范围，在符合民意的前提下把资金用到实处。其次要完善农业项目的审批制度，避免贪污舞弊的行为出现、避免重复投资的发生、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专家分析，保证财政资金使用率。
5.财政政策法制化。政府应从建立完善的农业补贴法、财政投入要依法操作、制定合理可行的农业保险法等方面来提高财政政策法制化。
参考文献：
[1]赵秀丽.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J].经济论坛，2004.
财政政策特点范文3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特点范文4
关键词：中小企业；财政政策；发展；支持
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中小企业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和调整过程中，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局限性，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家有必要通过宏观调控等手段促进中小企业度过难关，实现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政策性支持，其中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直接影响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快速反应性和直接利益相关性，所以研究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小企业发展现状以及财政政策支持必要性
1. 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从中小企业的界定来看，根据不同的界定标准，每个国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对中小企业制定相关标准，其目的是更好的实现管理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中小企业的定性界定可以总结为：企业拥有独立的经营权和所有权，但是企业受到资金和融资的限制，相比大企业来说，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从定量界定来看，主要看的是一定时期内，从事企业生产性和服务性雇员的人数，资产总额以及营业额。无论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中小企业是相对概念，其区分的主要标准是企业的规模实力和企业的竞争能力。
在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迅速，截止2013年底，我国注册中小企业数量超过1500万户，这其中还并未包含个体工商户，在不断深化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将不断增加，它是解决劳动力就业，提高经济市场活力，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重要力量，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对象，财政政策必须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提高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
2. 财政政策在中小企业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财政政策在中小企业发展的必要性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结合中小企业的特点，中小企业的数量庞大，但是实力较弱，更方面发展不够成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国家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利用财政政策，提供优惠政策，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其次，国家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必要内容，在国家宏观调控不断完善的同时，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尤其是利用财政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当关键。
二、财政政策在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1. 财政统筹协调不到位
对于中小企业的财政政策支持较为分散，资金规模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实际不同步，特别是财政资金控制在多个部门手上，实行的是多部门管理，不能形成合力，最终导致财政政策的整体效果不好，许多地方把注意力放在大企业的招商引资上，导致小企业发展空间受阻，较高的政策门槛，让中小企业望而却步，对中小企业的参与度，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2. 财政资金引导不明显
财政政策的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的情况，在国家一些地方表现的较为突出，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基本都是无偿资助的形式实现，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不明显，由于过多的依靠财政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内生动力来说是不利的，特别是贷款门槛的问题，导致中小企业的贷款门槛升高。
3. 财政政策导向不突出
国家推行财政政策其目的是为了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加强的行业倾向性，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在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和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需要进行及时的调整和优化，对于人才的引进和科技人才的扶持上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完备上，国家的财政政策倾向明显不足。
4. 政策支持管理不到位
财政支持管理不到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部门协调能力差，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配合能力较差，对于项目资金的监管和使用上，不能形成良性管理机制，导致在项目申报时，脱离了实际情况，增加了成本，甚至造成了资金的浪费；其次，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规范性不足，许多项目资金还控制在较少企业手里，容易滋生腐败。
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
1. 突出中小企业财政政策设计
中小企业主要是以自主创新型企业为主，是各级政府在实施财政政策的重要支持对象，但是受到单一政策的影响，其推动作用较为式微，所以在财政政策进行时需要统筹规划，提升财政政策的设计效果；要把系统性和协调性相结合，突出重点解决主要问题，特别在中小企业的政策制定和管理环节，要保证政策的支持力度，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除此之外，建立完善的财政政策体系，统筹专项资金，提高政策的引导性和适应性，减少企业使用优惠政策的成本，并建立完善的信息提供机制，加强宣传。
2. 强化财政政策的统一化管理
在财政政策的实施时，最主要的是执行能力，所以要坚持管理和执行，达成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首先要加强管理，强化政策落实，通过统一领导，统一的规划能够形成政策合力，保证专款专用，政策的执行到位；其次，强化监督管理，保证资金使用，在实施财政政策之后，需要对项目资金进行科学的管理监督，保证资金的使用，防止资金的挪用和占用；最后，建立绩效评估制度，提高政策的支持力度，以及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其创造性。
财政政策特点范文5
关键词：新常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1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1.1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十分可观的，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而受到影响。2008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5年达到两位数，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回到一位数是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12年至今的增长速度保持在7%-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而中国从1949—1978年年均增长为9.9%，这样比较能够发现年均增长速度约降低2%—3%。
1.2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渐成为主体，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低到高所占比重逐渐增多，第三产业增加值一年比一年高，已经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需求结构趋向优化，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也在加强，收入分配合理性得到改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趋势，结构合理优化，发展科学稳定。
2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存在的问题
2.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相越界
首先，两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准。之前我国没有严格的划分两大政策，两大政策没有很好地界定区分,致使宏观经济的不能按秩序运行,宏观调控不能发挥效用。其次，两大政策相互“越位”。最后,两大政策的调控功能不完善。近年来社会资金结构十分不合理,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规模迅速扩大与资金结构扭曲并存,资金供需不平衡与资金流动混乱并存。
2.2财政、资金政策配合空间不足
在新常态下，两大政策空间因为被压缩而减少。政策性导向和市场化运作是政策性金融的特点，我国采取政策性金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使其主要帮助国民经济的弱点处，如偏远落后地区需要发展、农业等弱小行业需要扶持、民生领域像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也离不开支持。但是，当下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目标的初衷，精力放在市场份额和市场目标上，追求“短平快”的利益。充足财政性资金反而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统一。而且，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除了开办时拨付资本金外，只能通过定向发行金融债券和向中央银行借款方式筹资，其资金成本高于商业性金融机构，追求市场性目标背离了政策性目标的大方向，这种矛盾现象使得政策性金融发展受到限制，且不利于两大政策在相互配合领域调控发挥作用。
3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建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加强两大政策更好的协调配合，提出以下对策：
3.1找准定位，优势互补
新常态下的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服务全局的意识和定位，帮助国民经济稳定高质的提高。两大政策在结构调控与总量调控、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互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有选择的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货币政策的调节往往会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做配合的时候，应该把当前的总量扩张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策应，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也要做到兼顾其他，运用财税政策向三农社保、科教创新、教育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做倾斜支持。
3.2加强两大政策的配合
第一要提高财政政策调控的比重，改变以往由货币政策“占大头”的局面。中央财政集中的资金比例要增加，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对政府分配方式要严格规范，对财政进行统一。当前，我国财政权利分散情况明显，各级政府都能够利用职权行驶财权。第二要明确两大政策各自的重点所在。两大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特点、作用等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提倡效率原则，更加注重提高人们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财政政策偏重公平原则，保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所以要根据两大政策不同的侧重点来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作用。第三要做好两大政策配合的最佳方式。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状态，需求过高的问题一直存在，不能轻易放松对社会总需求的控制，否则会导致经济发展的波动，所以要找准两大政策配合的最佳方式。
3.3协调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配合工作
中央负责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总体，但执行的细节和具体处关键在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协调配合，为使两大部门在实施政策之中的衔接和配合做到更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应该建立一个由两部门联合打造的机构，成员由财政部、中央银行选出的人员组成，定期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两大政策矛盾的症结所在，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减少或者化解矛盾，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伟京.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努力开创财政改革新局面[J].经济研究参考，2015(5).
[2]王小广.新常态下我国2015年经济形势展望和政策建议[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6).
财政政策特点范文6
1．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一般称“资本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当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有所谓一枝独秀的美誉。然而，进入90年代后，以地价下降为导火索，资本泡沫逐步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多年的徘徊或萧条期。1990年GDP增长率达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长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为-2.5％，2001年为-0.5％。失业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为5．3％，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价连续下跌，批发物价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为0．6％外，其余年度均为负数；消费物价虽不象批发物价那样长期下跌，也有两个年度为负数，基本上在0值周边波动。其二是泡沫经济时期泡沫化了的资本严重缩水。股市缩水：日经平均指数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与1989年相比缩水70％以上。其间，虽在1993年和1999年出现过反弹，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动，目前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缩水：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连续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价(日本中央政府国土交通省调查的价格)与最高价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价格共下跌了36．0％，商业用地价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调。
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尤其是通货紧缩，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预算扩张。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参见表1)。同时，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预算的债务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参见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对策。采取经济政策，是在政府感觉到预算安排的扩张力度仍不够，需采取追加预算时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为对预算扩张的强化或补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实施政府经济对策(这两年预算安排仍是扩张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两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担忧和“关心”程度。据估算，这些政府经济对策共动用资金(包括增发国债和减税等)130多万亿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国债发行、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
(1)扩大国债发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债规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债余额(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债，下同)，占GDP比重为61．4％。但在90年代国债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上升为139．6％，约1．4倍。从绝对额上看，日本GDP约为500万亿日元(90年代用现价计算的GDP基本上没有扩大)，1990年公债余额约为300万亿日元，2002年为700万亿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万亿日元，年平均增加40万亿日元，年均递增9％。公债余额增大速度快，无疑是大量发行公债的结果。
表1日本租税负担率(单位：％)
税收社会保障负担合计
国税地方税小计
199017.99.527.411.338.8
199315.49．O24.41236.4
199414.58.723.212.235.3
199514.58.923.413.236.6
199614.2923.213.336.5
199714.29.223.413.637．O
199813.49.522.91436；8
199912.99.222.113.835.9
200013.99.323.214．O37.2
2001149.623.614.938.5
1997年美国15.811.727.59.236.7
有关国家英国37.51.839.39.348.6
德国25.53.729.225.254.3
情况法国29.86.536.325.762．O
注：负担率为与国民收入相比。资料来源[日]日本银行国际局编{国际比较统计}2000年版；[日]财务省2002年4月编发的宣传材料《财政的现状与今后的方针》。
表2日本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
中央财政预算债务依存度(％)公债余额(中央与地方政府)占GDP比重(％)
美国意大利
19908.461.455.3105.4
19917.658.259.5109.3
199210.159.861.9118.3
199311.26363.4119.9
199418.769.462.6126.1
199517.776．O62.2125.2
199628．O80.661.3124.3
199721.684.759，1122.4
19982097.356.7119.9
199937.9116.954.2118.5
200038.4125
200134.3128.5
200236.9139.6
资料来源[日]财务省2002年4月编发的宣传材料(财政的现状与今后的方针)；[日]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编(财政金融统计日报)2001年第5期。
(2)减税。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实施一些临时性减税措施外，1994年进行了一次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提高消费税税率，决定从1997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两个百分点中一个百分点作为地方消费税)，同时从1995年开始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1999年再次下调了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00万日元提高到330万日元，低税率(10％)的适用范围由300—600万日元，扩大到350—900万日元，最高税率由50％下调至37％。与此同时，以个人所得为税基的地方居民税(都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也采取了减税措施。一般经营性法人的所得税(即法人税)税率也由37％下调至30％。在增税减税同时进行的税制改革中，减税的力度明显大于增税，税负呈不断下降趋势。日本税负1990年为27．4％，1999年下降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为22．9％。1997年因提高消费税税率税负略有反弹，但总体上未能阻止税负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减税主要是针对国税的，地方税的税负在90年代保持了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升，1993年为9．0％，2002年上升为9．6％，国税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国税税负为17．9％，1999年下降为12．9％，2002年为14．0％。
(3)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公共投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支出项目。在90年代，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公共投资支出保持了较快增长，每年比上年度增长5％左右(1997年为1．3％，1998年为-7．8％)，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为10—15％。加上综合经济对策等追加预算，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如1998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公共投资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经过两次追加预算后，公共投资支出比上年度实际增长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除一般预算安排资金外，还通过财政投融资提供资金。在90年代财政投融资保持了较大规模。1990年财政投融资计划总规模为34．6万亿日元，1999年上升为52.9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4．8％。由于财政投融资是有偿资金，其投向与私人资本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进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质疑，其增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规模也较大，1999年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政府预算中公共投资支出分别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资主要用于交通、城乡基础设施，治山治水和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政府固定资产形成规模也大，1998年政府总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重达6．2％，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社会保障实行收费制，其运营原则上独立于财政，由社会福利部门管理。但这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承担社会保障支出，相反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负责公共救助、公共卫生医疗等职责外，对于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年金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提供资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资金占社会保险制度给付总额的20—30％。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期间，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对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亿日元购物券，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90年代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较快，以中央财政为例，1990年社会保障支出为11．63万亿日元，2000年上升为16．8万亿日元，10年增加5．2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3．8％。在中央财政支出中，除作为国债成本的国债费外，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最快，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为19．7％。
二、财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来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了400多万亿日元的公债，相当于GDP总额的80％。目前公债余额已相当于GDP的1．4倍。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两次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90年代日本经济呈现出复苏短期化特点。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5％和5．0％后，1997年出现了下降(-2．5％)；2000年实现了1．2％增长后，2001年又出现了下降(-0．5％)。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两次暂短的复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把日本经济推向正常的增长轨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学术界，有人称90年代以后日本财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运用经济政策，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政策的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政策运用缺乏针对性，而财政政策孤军作战，以及公共投资效率下降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经济，其对外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好的态势。如进出口总额，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递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递增4．3％。贸易顺差，除1994年和1995年两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扩大，1999年为1230．4亿美元，比1990年的635．3亿美元增长94％，年平均增长7．6％。由于对外经济势头良好，日元也处于升值状态之中，1990年美元对日元的平均汇率为144．88日元，1995年升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为113．91日元，目前为130日元左右。
国内经济问题较多，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费增长非常缓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为负数(-0．3％)。而且与政府消费相比，民间消费增长更加乏力。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则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为负增长(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投资下降。有5个年度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虽有增长，有的年度增长幅度还相当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16．0％和15．2％，仍没能改变总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压缩财政投融资规模所至。
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创伤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机构的功能。在资本泡沫膨胀时期，金融机构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泡沫活动之中。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价格飞涨时期，金融机构的资产也以股票等有价证券和土地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账面收益曾高达34万亿日元。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金融分业经营的框架下，金融机构通过向以证券交易和不动产买卖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企业(包括金融、财务企业等)融资，实际上间接地将资金投入证券和土地市场。已经倒闭的7个住宅专业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机构资产也以严重泡沫化了的证券和土地为主。资本泡沫的破灭，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的资产严重贬值，而且由于贷款或融资对象的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不能还贷，致使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关于不良债权的统计标准不断变化，其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监督厅公布日本金融机构“有问题债权”为87万亿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为43．4万亿日元，其中银行32．5万亿日元。
金融资产贬值，不良债权增加，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破坏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不足，出现了谨慎消费与谨慎投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资产以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为主，据统计，1996年底日本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52％是定期存款(美国为17％)，11％为现金或活期存款(美国为2％)。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大及其表面化，严重影响了居民对金融机构，乃至日本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出现了谨慎消费。90年代初以来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调，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实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费并没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贷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谨慎消费影响国内需求，加上生产经营性公司、企业本身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和负债增加，投资者也出现了谨慎投资倾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大量不良债权和资产贬值的影响下，出现了惜贷行为，金融功能严重弱化。90年代，日本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过10％，而银行贷款增长率很低，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为负数，
如上所述，日本经济的问题出在金融体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对策重点放在扩大公共投资和启动消费上(其中也有一些解决金融体系问题的对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义上讲是下错了药，政府措施缺乏针对性，这是日本90年代以来长期财政扩张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财政政策扩张缺乏必要的货币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机构惜贷，实际上形成了财政政策孤军作战的局面，这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资效率下降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试图以此来扩大内需。但是，公共投资扩大内需的效果与投资效率是有关系的。只有当投资能带动民间的投资或者区域、产业的发展时，其效果才大，这就是所谓乘数效应。众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发达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在此基础上再过份扩大公共投资，往往是“奢侈”或浪费。
眼下，我国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扑灭了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从而“洋为中用”，提出我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不得调整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认为，他们对日本“教训”的把握不够准确。日本经济在1995年开始恢复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5％。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对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讲：(1)通过了《财政结构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债(不包括建设公债)发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编制了相对紧缩的预算，财政预算规模增长幅度下降，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律确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实施特别的经济对策。但是，从结果看，1997年的财政政策并非紧缩，而是扩张减速。虽然1997年的税负比1996年仅上升0．2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影响)，但债务余额继续扩大，1997年末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为84．7％，比1996年上升4．1个百分点。
虽不能完全否认财政政策调整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遭重创。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调整政策取向，日本经济是否就会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再度下滑，除固有问题影响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没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响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合资企业的收益，同时还影响了日本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1997年经济增长回落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决不是调整财政政策的“教训”。其后，1999年日本经济重又出现过复苏势头，但仅维持了几个月，2000年下半年开始就又转向下降，其间财政政策并未进行调整。总不能把这次下降的原因又归结为财政政策吧!日本经济在复苏与萧条之间挣扎，是其经济本身的症结决定的。此外，作为结论，认为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整，这在理论上也是存在问题的。作为景气调整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景气情况调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调整就无政策可言。而且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也是值得商讨的。该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意味着政府大量的国债和大规模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前提。我觉得，如果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或者说离开政府大规模投资就要出现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就不是健康的经济。我认为，我国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资效率低下，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训，要随时注意财政政策的效果和财政政策取向的调整。
三、日本财政政策展望
1．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难题。
当前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有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和财政能力低下等，它们是决定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01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日本政府对当前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不乐观。因出口的恢复，国内库存调整和资本存量调整的结束等，预计2002年度下半年经济会恢复增长，但增长率在1％左右，而且后劲明显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问题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制约投资和消费的扩大。而且政府推进的“结构改革”在近期内将增加企业倒闭和失业，加上美国经济的不透明性，经济恢复的动力明显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对财政压力增大。199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老年化比率)为16．7％，已进入高度老年化社会。不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进程十分快速。据日本政府预测，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将超过20％，2020年将达25％以上，成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将加大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据测算，70岁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医疗费为年轻人的5倍，加上现收现付制年金账户的高额赤字等，其对财政的压力是巨大的。
再次，财政债台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来的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债务累积。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债余额相当于GDP的1．29倍，2002年预算通过后，则进一步上升为1．4倍。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据内阁府的测算，假定社会保障水平及其他税制不变，2005年开始以提高消费税为主来实现长期财政平衡，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23％，同样条件下，2020年开始运作，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在所得税税制不变的情况下，将消费税税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认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缓。
2．今后财政政策展望与小泉结构改革。
在日本理论界、产业界和政治家中，对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较大。主流观点主张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他们认为经济复苏是基础，只有经济复苏了才能真正解决财政问题。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称，在政治家圈内也属于非主流派。其能成为总理也是人们对主流派政策丧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内阁诞生后，极力主张结构改革，结构改革的核心是压缩政府支出，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加强竞争，活跃市场。从财政政策上讲，主张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他主持编制的中央财政第一个年度预算(2002年度预算)突出反映了这一特点。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收支规模比上年度预算下降1．7％，与上年度决算相比下降5．9％。顶住各方压力，将国债发行规模控制在30万亿日元，公共投资规模压缩10．7％；同时，大幅度压缩财政投资规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