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1
【关键词】历史地理因素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对策
引言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基于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大局，果断地选择了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力求达到缩小国内各地区发展差距必须优先服从于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大局需要。这一战略从效率优先的角度，使东部地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先机，从而使得东部地区经济在近三十年快速发展，也使得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很多，除了经济效率的差距、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等因素外，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历史地理原因。世纪之交，我国西部地区迎来了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值此国家发展战略重点西移之际，分析比较东西部地区在经济崛起的差异性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和把握西部经济腾飞的现实起点和基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选择发展战略，实现追赶目标的基本前提和现实要求，以求达到东西部经济均衡发展，实现国家制定的宏伟目标——共同富裕。
造成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很多，文章以历史地理因素为切入点，对引起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的历史地理原因进行了分析，力求在历史规律中寻求突破口。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给出了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对策建议。
1.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现状
造成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的原因众多，历史地理环境异同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国历史地理环境是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整个时期，可以分为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个方面。就自然地理环境因子而言，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有时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觉察。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发生迅速、剧烈的变化，造成巨大的影响。如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人文地理环境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如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当然，这两方面是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的。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1经济基础差距凸显。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综合性指标，能够客观地反映地区收入水平。从表1.1来看，从1978年—2007年东西部地区GDP总量逐年显著增加，东部地区的增速明显快于西部地区。同时，东西部地区GDP的总量逐年拉大，进一步凸显了地区经济水平发展差距。表1.2显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动情况，从统计资料来看，相当长一段时间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增速高于西部地区，自2005年始，西部地区人均GDP的增速快于东部地区。这说明，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显著，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增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是，由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距还很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实际差距还将持续。
1.2人力资源结构失衡。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但其中不易利用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占60%，这种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形成了极其不合理的人口分布。我国95%以上的人口偏集于瑷珲——腾冲线以东，而以西的广大地区人口则不足全国的5%，平均每平方公里仅10人。造成西部许多地区劳动供给易受到数量限制，缺乏供给的弹性，难以大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也意味市场狭小，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缺乏凝聚力。就高科技人才而言，高校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各大城市，东部地区优越的创业环境和丰厚的待遇吸引了大批高科技人才。相对而言，西部地区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吸引高科技人才的管理模式和创业环境。使得西部地区的人才外流现象明显，这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差距。从比例上看，东中部地区高科技人才的比例远远超过西部。例如全国31省市区本科院校分布情况就能反映出来，如图1.3。按照2006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共有719所本科院校，分布在31个省、市、自1治区（港澳台除外）。其中包括985院校39所，211工程大学115所和其他604所普通院校从表1.3中可以看出，本科院校东中部地区有546所，占据总数的75.938%，而西部地区只有176所，并且主要集中在较发达的陕西、四川、重庆地区；再如211院校，东中部地区有92所，占总数的79001%，西部地区只有23所，占据20.909%；而985院校，东中部就占据39所中的32所，而西部只有7所，并且只有分布在陕西省3所、四川省2所、重庆1所和甘肃省1所，其他西部省份没有一所。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极度不平衡。
除以上现状，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的现状还包括产业状况的差异、生活水平的差异、市场化程度差异以及健康状况的差异等。
2. 我国东西部经济差异的历史地理原因分析
2.1自然因素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从地理环境上看，我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经纬度跨度大、地形地貌独特的国家，气候、水文、资源等分布情况差距较大。自然地貌方面，以瑷珲——腾冲线来看，我国西部地区整体海拔较高，山沟纵横，尤其是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如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水资源短缺，交通不便。相对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西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以及云贵高原的绝大多部分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发展的局限性。气候方面，近2000年来，前1000年气候相对温暖，后1000年相对寒冷，中国北方在唐中期以后气候转冷。总体而言，中国西部地区气候相对干冷，东部地区较温和湿润。东部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2.2历史因素
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大多在中原地区，而边疆地区人口稀少，开发受限明显。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曾今辉煌过，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就发生在这片热土里，尤其是汉唐时期，但之后往日的那种繁荣逐渐消沉。到了唐代我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从近代来看，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边疆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尤其是西部的边疆地区。从现代来看，新中国的建立为西部地区扫除了落后制度的障碍，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地区的广大领土并未得到国家应有的重视。从历史角度看，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又可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两方面。
2.2.1内部因素。历史上受战乱、人口迁徙、生态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了历史上三次重大人口的迁移，其大体趋势为自西自北向东南迁移，人口的迁移不仅带给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先进生产技术的东移南迁。具体而言，从不同的历史时期来看，具体表现如下：
（1）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770前—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各国都对自己的区域做了较大的开发，如齐国、鲁国对今山东半岛农业的开发、秦国对成都平原的开发、楚国对荆楚以及越国和吴国对长江三角洲的开发等。
（2）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黄河流域的农业地位进一步确立，当时经济区主要有三个：一是关中平原地区，二是关东地区，三是成都平原地区。其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不同地区经济的发展。
（3）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公元581年）。这一时期气候变冷，游牧民族南下入侵，北方战乱不已，北方地区农业遭受破坏。北方农业区域缩小，游牧民族牧区向南扩展，黄土高原和河套地区成为牧区，而同时江淮地区、太湖地区、成都平原的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4）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公元581年—公元960年）。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气候温暖的朝代，我国北方经济有所恢复，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当时经济十分发达。中唐以后，南方经济有了发展。随着气候的变冷，战乱增加，农业经济受到破坏，关中地区粮草不济，就食东都洛阳，出现关中地区靠东南八道供给的现象。
（5）宋元时期（公元960年—公元1368年）。这一时期，长江中上游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江下游已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而成都平原成为后方粮草的生产基地。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由黄河流域转向了长江流域。
（6）明清时期（公元1368年—公元1840年）。北方地区在“明清宇宙期”（或者叫“小冰期”）的背景下经济残破，经济地位大大下降，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发展起来，“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现状。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城市大量出现，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反观长江上游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同一时期。东南沿海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以珠江流域的发展最为明显。
（7）近代以来（公元1840年—公元1949年）。一方面是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积累，商品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入侵，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工业经济在经济中的地位开始上升。而20世纪50年代，工业经济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东部工业向大后方的西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8）新中国成立以来。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国家对西部经济的发展重视起来，60年代曾有大量东部沿海企业内迁西部，使得东西部经济差距有所缩小。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根据梯度理论的推进方式，将中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提出率先发展东部地区战略，这一时期东部地区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东部沿海城市发展壮大起来，东西部经济差距逐渐拉大。
2.2.2外部因素。15、16世纪欧洲新航路的开辟使得世界的商业中心由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由此，世界贸易就由陆路转向了海路。西部地区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我国东部地区处在海洋线上，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从地理的角度来看：西部地区深居大陆内部，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多山地和丘陵，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较恶劣，处在我国领土的边缘地带，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西部地区虽然领国较多，但这些周边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地缘关系欠佳。这种现状阻碍了商贸流通，使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受阻。而东部地区濒临海洋，地理位置优越，海上交通发达，这有利于东部地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对发展外向型经济极为有利，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东部地区率先实现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对策建议
对于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对策，本文只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进行阐述。
3.1基于地理视角
3.1.1保障西部生态建设体系。由于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受限，因此保障生态环境是西部生态屏障建设的需要，西部地区是我国的生态屏障，国家在西部生态建设中已经采取的一项重点工作——退耕还林，这样做的目的：第一，为了有效地遏制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以保障包括北京、天津地区在内的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第二，对于提高和巩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进而保障全国的生态环境将起到积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西部环境恶劣造成的人口转移带动人才的转移，必须通过对环境的改善，吸引人才的流入，尤其是要重视高科技人才的引进，从而促进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力求达到与东部地区协调发展，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供人才保障。
3.1.2健全西部经济发展规划体系。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必须积极发展西部特色的地区经济；必须加快西部城市化进程，积极创造条件，吸引高科技人才到西部工作创业，提高西部经济发展水平。
3.2基于历史视角分析
3.2.1打造文化实力。重建丝绸之路的辉煌，打造文化软实力。通过对古丝绸之路沿线文化的打造宣传来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3.2.2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一个地区高科技人才的数量决定了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由于古代受战乱的影响从而导致人才，技术流向东都沿海地区，经济从西部地区转向东部沿海地区，所以从长远来看，优化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必须吸引人才的流入，加强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
3.2.3加强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不断提高西部地区的科学文化素质，要把丰富的劳动力转变为经济性的人力资源关键在教育。通常说来，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虽然人力资本投资报酬递减，但边际收益仍然显著。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继续对传统的人力资本投资领域进行低层次的投资，将影响人力资源收益的提高。因此，西部地区在构建完整教育体系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基础教育，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必须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的科学文化素养。
除以上对策外，我们还可以采取适度倾斜西部地区的财税政策，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西部地区制度创新，优化和调整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解决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对策建议是西部地区必须实施追赶型战略，发挥“后发优势”，从调整西部地区财政税收政策、加强自我发展能力、推进制度创新、调整经济结构入手，利用政策优势、市场机制和制度创新能力，逐渐实现追赶目标，以期达到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高书国，杨晓明.中国人口文化素质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84.
[2]向书坚.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2
关键词：萨丕尔- 沃尔夫假设 语言相对论 军事标语 文化思维差异
1、引言
“萨丕尔- 沃尔夫假设”( Sapir Whorf Hypothesis )[1]的一个重要理论，“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阐述了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关系。语言相对论则认为, 语言差别反映思维差别。 人的语言不同,思维也不同。换言之,“语言”之差异, 即“世界”之差异。语言相对论，是初始假说的修正主义，即认为语言、文化和思维之间有相关性，但是产生不同思维方式的跨文化差异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2、中西方军事标语及其反映的民族深层文化差异
2.1中西方军事标语
军事标语[2]是用简短的语言表达政党或某一群体的政策、思想或要求。作为一种宣传的手段。在部队，军事标语影响了军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生观及世界观。笔者通过网上和实地观察搜集到一些军事标语来作分析，可以看出，东西方军事标语的不同特征也反映出了东西方国家深层文化的差异。中国部队的征兵军事标语：为人民服务；为了“大我”牺牲“小我”；亏了我一人，幸福十亿人；祖国安宁我光荣，人民富裕我幸福；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一步生；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等。西方的军事征兵标语：Let me know just who I am；Do Something Amazing；Be All You Can Be；Get an Edge on Life；It’s Not just a job. It’s an Adventure； Full Speed Ahead；The Few. The Proud；We're Looking For a Few Good Men；Aim High.；Be Part of the Action.。
2.2东方集体主义文化 VS 西方个人主义文化
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东西方军事标语映射出东西方深层文化的差异。中国的军事标语倡导的文化价值体系是“集体主义”，推崇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国家和集体的“大我”而牺牲“小我”的价值观。推崇的是“团结就是力量”的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而美国等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军事标语倡导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推崇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强调个人生存的价值、潜能、勇气和自信。
3、中西方军事标语反映的深层文化差异原因探析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是扎根于文化土壤而开出的花朵。军事标语语言的差异也反映出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东方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的根源，源于东方的儒家文化、农耕文化和西方的宗教文化和航海文化。
3.1儒家文化 VS 宗教文化
中国文化深受儒、道、佛教的影响。儒家文化倡导一个“仁”字，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结关系。中国人按传统的仁义道德至上的思维定式, 主张“中庸”、“和谐”、“和为贵”、这种“和合”文化观念。所谓“和谐”,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和谐。在整体与局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局部服从整体、个人服从社会，是以集体（整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古代范仲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现代军事标语中，“亏了我一人，幸福十亿人”；“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等都体现了这种为了集体的利益而舍弃个人利益的“仁”文化观念。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是受宗教影响的。美国人信仰的基督教，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拯救者-耶稣，就是一个个体英雄。西方宗教注重的是个体的生存意义、个体的价值，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派来的。每个个体都具有个体的潜能、生存的价值。因此，西方强调的是个体价值的实现，个体的能力的实现，崇拜的是个人英雄主义。从军事标语中可以看出，这种以自我价值实现为中心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观念，例如：Let me know just who I am； Be All You Can Be；Get an Edge on Life；It’s Not just a job. It’s an Adventure； The Few. The Proud；We're Looking For a Few Good Men等。
3.2农耕文化 VS 航海文化
从社会生产实践和生态环境来看，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因为特殊的地理心态环境，在古代传统的农业劳动中，会面临着各种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人和人之间自然的形成了群居式的生活方式，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以团结的力量来抵御自然灾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形成的根源。美国的地域环境是三面环海。美国文化本源上，是一种航海文化。这种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航海文化不需要群居式的生活方式，强调的是以个人的力量去克服困难，征服自然的个人英雄主义文化。西方人主张天人相分，人与自然相分对立，而人处于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人们讲“人的进取”精神。
4、结语
军事标语是语言使用的一个特殊的域，有其使用的特殊功能目的。从“萨丕尔- 沃尔夫假设”( Sapir - Whorf Hypothesis)的语言相对论看，语言是文化的镜子。东西方军事标语的不同特征透射出东西方国家，因地域生态环境及社会历史实践的原因，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体系。通过分析军事标语的语料，体现出语言、思维、文化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 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关系。
参考文献：
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3
关键词：金融发展；区域金融；区域差异；经济增长
从全国范围来看，credit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5，private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2，这两个指标的全国变异系数小于东部，大于西部、中部及东北。相比ctedit指标，private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著。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如图2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股票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5.21%、西部19.35%、中部13.64%、东北12.34%；债券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9.52%、中部1.64%、西部1.45%、东北0.56%。东部省市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遥遥领先，排除北京对东部的影响后，由于北京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而股票和债券大多以总公司的名义发行，导致北京股票和债券规模偏大，其中，债券出现了75.05%的离群值。东部股票指标均值为25.46%，债券指标均值为2.24%，仍然居四大区域之首，显示了东部省市较强的直接融资能力，其次是西部，中部和东北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弱。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1.08、西部0.69、中部0.49、东北0.31；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2.43、西部0.78、东北0.75、中部0.40，排除北京的影响后，东部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为0.93，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为0.81，东部各省市的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最严重的不平衡；西部区内差异次于东部，其中，西藏的债券指标趋于0；东北三省的债券市场较股票市场发展差异明显；中部的区内差异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3.31，排除北京的影响后，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2，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1。整体上看，资本市场发展的规模远不及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而且资本市场发展的地区差异大于金融中介发展差异。
（3）保险市场发展差异（如图3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11%、中部2.95%、东北2.86%、西部2.67%；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1 537.85元/人、东北749.48元/人、中部523.35元/人、西部433.55元/人。东部省市保险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领先，中部和东北居中，而西部最弱，排除了西藏对西部的影响后，西部地区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为2.84%、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为462.67元/人，与中部和东北仍有差距，表明西部的保险市场欠发展，这也是未来西部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西部0.37、东部0.35、中部0.13、东北0.08；保险密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0.86、西部0.45、东北0.30、中部0.26。显示了东部与西部保险市场发展的区内差异较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北京、上海两地的保险深度分别为5.59%和4.38%，保险密度分别为3 521.31元/人和4 376.68元/人，大大高于地区均值，而西藏保险深度为0.82%，保险密度为113.24，均为全国最低，拉大了区内差距。
从全国范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1，保险密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相对保险深度指标，保险密度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著。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平均指标与同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与同年全球工业化国家平均保险深度8.8%、平均保险密度3 655美元相比，较低的保险深度和密度说明了我国保险公司总体保费收入规模偏小。数据来源：《sigma：2008年度世界保险业》
2.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整体考察：主成分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作整体上的考察。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些假想变量被称为“因子”。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观测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把一组观测变量化为少数几个因子后，可以进一步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成这些因子的因子值，利用因子值可以直接对样本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类。
首先，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不同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各金融发展指标的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并用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后续的分析，标准化的方法为：
zi=xi-σx(2)
其中，xi为指标x的第i个观测值，为指标x的均值，σx为指标x的标准差。并用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判断数据是否合适做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值为116.2097，显著性为0.0000，拒绝指标相关矩阵是单位阵的零假设，显示各指标的观测数据具有共同变异，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基于主成分法提取初始因子。按照主成分分析通常遵循的“85原则”，即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超过85%，确定提取的因子个数。主成分提取结果显示只需选取前三个因子即可，其方差累计贡献率为88.5833%。
再次，再用varimax正交旋转法简化因子载荷矩阵，寻求有实际意义的因子解。旋转后，因子1主要与“credit”、“stock”、“bond”、“保险密度”等指标相关，这四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6972、0.9574、0.8390、0.6754，可概括为“金融发展规模总量因子”；因子2主要与“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相关，这两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9319、0.5368，可概括为“保险市场发展因子”；因子3主要与“private”指标相关，指标的因子载荷为0.9842，可概括为“金融中介效率因子” 。旋转后的因子解反映了
区域金融就是将金融运行和发展置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加以考察，金融系统作为区域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带有所在区域的烙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和气候环境多样化的国家，金融差异是各种区域差异的集中反映。区域金融差异表现在量与质两个层面上：量的差异包括金融资源与交易数量的差异；质的差异主要是指金融结构不同，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金融行为的不同特点，以及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从我国区域金融整体发展的现状来看，区域差异主要体现为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在主成分因子分析中，金融中介效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只占17.9005%。
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4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可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关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分析。通过对五百多名中国人思维方式评定结果的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从五个维度来衡量：①变化性：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静止不动的东西；②矛盾性：世界并不是精确和清晰的，而是充满着矛盾的统一体；③折衷性：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喜欢做极端的事情；5联系性：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脱离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⑤和谐性：客观事物只有与其它事物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有意义。至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维度，我们和国外的合作者正在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实证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特征符合上述的分析。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原因
东西方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根源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尼斯比特从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入手，系统地阐述了东西方思维的产生渊源和特性。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现在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我们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理解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意义
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两种文化对人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思维方式研究可以回答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瑟夫·尼德汉姆就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为什么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心理学家把这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叫做“尼德汉姆难题”。很显然，如果考虑到东西方人的思维特性，这种矛盾并不难理解：西方人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而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西方人善于分解和分析，所以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5
［关键词］《红楼梦》;文化差异;翻译;影响
一、引言
现如今，世界文化传播与交流呈现良好势头，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改革开放政策深入贯彻执行以来，文化的交流更是不断加强，但是如何将中国文化走出去便成为了学术界人士日益关注的问题。作为软实力的一种，名著翻译成为弘扬本国文化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地域、历史、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文化的异质性，即文化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翻译活动出现了“文化缺失”“文化矛盾”等现象。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本文就以名著《红楼梦》影响力最大的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大卫•霍克斯所翻译的TheStoryoftheStone和杨宪益及其夫人的翻译本ADreamofRedMansions为例，从中西文化差异为基点对译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探究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二、文化差异与翻译
所谓文化，不是民族在成立之初就形成的氛围，它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内部共同特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在生活与活动方式上的总和，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与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科技科学、以及法律体系都有密切的关联。顾名思义，文化差异就是在文化方面所展现出的不同。具体而言就是由于不同地域人口生存环境的差异，而长期养成的习惯，处世态度、观点信仰、宗教理念、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正因为如此，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在民族习惯和习俗上都表现出了较大的不同，都有自己特有的文化特征，文化差异也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翻译是一种最常见的文化传播方式，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递行为，它主要是通过不同的行为规范，将语言进行转换，利用不同的符号传达相同的思想。翻译的终极使命就是将文化从一种语境转移到另一种语境，并保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意思，不改变其中蕴含的道理，能够让别国的人们在自己的语境下进行全面的理解。所以，翻译又可以被看作是连接两种语言文化的桥梁，二者的关系密不可分。按照文化翻译学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窥，翻译则是文化与文化的对话，是译者在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文化活动。归根结底，翻译就是从一种社会文化语境走出来再走进另一种社会文化语境的过程。表面上看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沟通，实质上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融。故文化差异势必对翻译有一定的影响。
三、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具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史，在长期的积累和生活中保留着文化的精髓，语言特点非常鲜明，汉语也以婉约含蓄、简洁明白为具体特征。《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更是有着浓郁的语体风格，再加上文化差异的影响，使得翻译过程变得尤为复杂。直观地了解了文化差异与翻译的相关理论，有必要以《红楼梦》的杨霍译本为例，从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方面对翻译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加深文化差异对翻译活动影响的理解，以便更好地欣赏作品内涵将原作的文化特征有效传播。
(一)生态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地球之大，遍布各个国度甚至是同一国度的不同地域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各有特色，归根究底是由人们所生存的环境所决定的。中英两国生态环境的差异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在翻译活动中，这些差异也影响着译文的表达。对比杨霍二人对中国名著《红楼梦》的英译文，明显地看出中西生态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例: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第十八回)杨译:Facingeachotherinthesofteastwind!．．．霍译:Theirmistress，standinginthesoftsummerbreeze．．．．原文中，“东风”一词看似很普通的词语，可是在中英两位翻译家的译文中明显看出，它的表达用语是不一样的。杨译文中，用了直译法将其译为“eastwind”，而霍译文中却用了“sum-merbreeze”。简单的一个表示风向的词语，中英两位翻译家的译文差异竟如此之大!究其原因，只是中英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风向所代表的季节和风的特征就不同。中国位于北纬81度至南纬11度之间，北临北冰洋、东临太平洋、南临印度洋，大陆性气候特征显著，季风气候典型。所以，汉语中的“东风”代表春、夏季节从太平洋上吹来的温暖而潮湿的气流。然而，英国地处亚欧大陆的西端，西临大西洋，东隔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相望，因此源于墨西哥湾的热带暖流通过大西洋到达英国的西风温暖宜人，而从西伯利亚刮过来的东风则比较寒冷。故在英国，“东风”却指秋、冬季节从欧洲大陆吹来的寒风。在上面例句中，中国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因中国的生态环境特点忠实于原文采取直译法，将“东风”译为“eastwind”，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对中国读者来讲，意义简洁明了，可是对西方读者来讲会误解其真正的意蕴。而霍克斯则考虑到读者的感受把“东风”转换成“summerbreeze”。这种表达方式，即适合中国生态文化中东风代表春夏季节的意象，又表达了其的内涵特征“breeze”，不论是中国的读者还是西方的读者都会明白其内涵，没有形成文化缺失与冲突。同时，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差异，这种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第二十四回)杨译: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cookamealwithoutrice．霍译:Eventhecleveresthousewifecan＇tmakebreadwithoutflour．中英两国地理位置的差异造成了两国人民饮食习惯的不同。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杨宪益先生祖籍是淮安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属于中国南方，人们以大米为主食，人们也经常用“鱼米之乡”来指物产丰富的地方，现代汉语中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说。所以，对于土生土长在中国南方的杨宪益先生来说，大米是人们一日三餐中的主食，在他的译文中“没米的粥”当然就直译为“amealwith-outrice”。相反，西方文明主要由游牧民族发展而来，游牧生活居无定所，自然就没有固定的农耕收获。所以，西方食物的来源主要来自于放牧的牛、马以及猎物等，还有动物的奶类，即以肉、奶为食。英国是一个岛国，海洋环境造就了人们不可能发展农业。所以，英国人食品的主食是牛奶、面包。生活在英国的霍克斯就是根据英国人的饮食习惯把“没米的粥”转换成“breadwithoutflour”。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生态文化的差异影响着译者的翻译方法。
(二)宗教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语言与文化相辅相成，语言以文化为载体而文化又反映在语言的各个方面。从实质上来讲，翻译活动就是语言之间的一种转换行为，也是不同文化间的转换活动。《红楼梦》是中国最有名的古典名著之一，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尤其涉及到的宗教文化耐人寻味。而宗教乃是社会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征是不同文化的表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文化贯穿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艺术、传统习俗，又可称为是一个社会基本的道德标准或行为准则，这种标准和准则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在对《红楼梦》的翻译中，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不同的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充分体现中西宗教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例:贾瑞一把抓住，连叫“菩萨救我”。(第十二回)杨译:…heseizedholdoftheTaoistandcried:“Saveme，Bodhisattva!Saveme!”霍译:“Holyone．Saveme!”Hecriedoutagainandagain．“菩萨”全称为“菩提萨埵”，梵语Bodhisattva，是典型的佛教用语。“菩提”本源于“菩提树”因为佛祖就是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的，所以，“菩提”之意又为“觉”或“觉悟”;“萨埵”意为“有情”，有情是指有情爱与情性的生物。故菩萨便是觉而有情，顾名思义，就是要自觉地彻底觉悟并且要有情爱和情意，在佛教文化中国指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齐从愚痴中解脱出来的人，也指信佛学佛之后发愿自度度人乃至舍己救人的人，这样的人便叫做菩萨。在民间，人们通常把热心肠的，能为众人着想的，助人为乐的人成为“菩萨”。在上述的翻译中，杨熟知中国宗教文化，使用直译法，在译文中运用“菩萨”的本源词汇，保留了原文的宗教文化内涵，对于精通中国宗教文化的读者来讲，这种表达无疑是既遵循了“信”的翻译标准有达到了“雅”的表达效果。可是霍译中，却将“菩萨”替换成基督教里指代的“上帝”将原文翻译为“holyone”，“holy”意为神圣的;值得尊敬的;值得推崇的;圣洁的，圣徒般的;宗教的，霍译文中，使用ho-ly单词完全是受其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故，不难看出，宗教文化差异影响着译者的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从而导致译文表达的差异。
(三)文化意象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意象，顾名思义，是“意”和“象”的组合体。“象”者“物”也，“意”者“寓意”也，就是用物来表达语言的真正寓意。通俗地来讲，就是用具体的东西来表现抽象的概念。其中，“象”是一种或多种能感观感知的具体事物，而意则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或情感。文化意象不断出现在各民族的语言里，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带有丰富的寓意，深远的联想，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对文化意象的差异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文化意象的错位和丢失，产生误译。民族文化在意象上进行凝结，英语和汉语的适用人群不同，地域形成有别，文化意象的差异自然也就非常大。以《红楼梦》杨霍译本中译文为例，即能明白这种差异之大，便能理解中西文化意象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作用。例:早被她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第三回)杨译:…“Dearheart!Fleshofmychild!”shecried，…霍译:…“Mypet!”and“Mypoorlamb!”burstintoloudsobs．汉语中，人们通常都说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也通常用“心肝宝贝”代指父母疼爱的子女。对原语中的“心肝儿肉”，杨氏采用直译的方法完全忠实于原文将其译为“Dearheat!Fleshofmychild”，意在表达贾母对外孙女黛玉的疼爱之情，这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读者来讲，即可心领神会其中的奥妙，可以想象外祖母对外孙女的疼爱程度。而霍氏将之译为“Mypet”和“Mypoorlamb”。首先使用pet一词，原意为宠物还指受宠的人，这里用它指代黛玉，表示黛玉就是贾母所宠爱的人。“lamb”本指羔羊，小羊，在圣经中是耶稣基督的象征，喻指温顺柔弱的人。霍克斯使用“poor”一词来修饰lamb。首先，当时的林黛玉进贾府时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也离开了他，她是个孤女，显得有些可怜，这符合poor的本意。但是，和lamb放在一起有表现出对其的疼爱，且说是意味深长，同时又体现出基督教文化对霍的影响，所以，使用lamb从多方面都体现出西方文化的特色，表达准确，意义深刻，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原语的内涵与意蕴。
(四)文化背景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作为一种认知的再造过程，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翻译者处于一个独特的地位，当然会受到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影响，杨霍二人的译文之所以有差异，很多方面都是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作用，而文化背景是造成中西文化差异最根本的因素。杨宪益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的译文作品则更加具有民族特色，多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运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希望将原著的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戴卫•霍克斯虽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但英国的本土文化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在《红楼梦》翻译上他受英国生态文化，西方宗教文化，社会文化的影响，多处运用意译的翻译方法，以读者为翻译的目标对象，以交际为主要目的，希望读者与原作者产生共鸣，能够实现同样的读书效果。例: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第四回)杨译文:Aconfoundedmonkendsaconfoundedcase．霍译文:Andthebottle－gourdmonksettlesaprotractedlawsuit．“葫芦”一词看似很普通，但它的用意并非那么简单，对其的理解决定着译文的表达，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它的理解是不同的，形成的译文自然也就不同。霍译文中，将“葫芦僧”翻译为“thebottle－gourdmonk”这只是形象地描述了一下主体，而没有将“葫芦僧”的真正用意表达出来，也没有将“葫芦”之意体现出来，对原文内涵的表达出现了很大的缺失，信息传递有误且使原语文化意蕴淡然无从。对不懂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讲，对其的理解充其量也就是云里雾里直指其一而不知其二，没有办法领会原文的精髓。反之，杨译文中，正是由于结合了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用到了“confounded(糊涂的)”一词，意味深长，既说明了僧人的特点又说明了案件的实质，凸显了原文内涵，结构简洁明了，意义言简意赅，便于读者理解原文的真正意义和作者的目的。由此可见，译者的文化背景差异同样影响着翻译活动。
四、结束语
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原因范文6
[关键词] 气候； 物候； 文学； 古典诗歌； 差异性； 地域性
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都有其地域性，这一点无须再讨论。那么，文学的地域性又是如何形成的？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文学的地域性是由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造成的，这一点也不需要再讨论。而地理环境是一个大概念，地理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宗教、风俗等要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关于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人们已经作过一些探讨，而对关于自然环境的各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探讨得则很不够。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气候对文学的影响。本文认为，文学的地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的差异性以及由气候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物候的差异性造成的，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气候的差异性影响到物候的差异性，物候的差异性影响到文学的地域性。为了把这个问题讨论得深入和集中一些，本文仅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
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气候和物候。
一、 气候与物候的内涵及其特点
气候，就是指“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1]129。通俗地讲，“就是指整个地球或其中某一个地区一年或一段时期（称为时段）的气象状况的多年特点”[2]33。气候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差异性，一个是地域差异，一个是时代差异。
物候，“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1]99，用竺可桢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3]14。在大自然中，那些受气候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植物（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他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
“物候现象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3]45。气候的特点决定了物候的特点，气候的地域和时代差异导致物候的地域和时代差异。美国著名森林昆虫学家霍普金斯认为，物候有纬度差异、经度差异和高下差异。具体来讲，就是物候每向北移动纬度1°、向东移动经度5°，或向上升400英尺（12192米），植物的阶段发育在春天或初夏将各延期4天，在晚夏和秋天则要提早4天。这个发现被称为“霍普金斯定律”。竺可桢先生参照这一定律，结合中国和世界有关国家的情况，总结出物候学的四大定律，即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物候的纬度差异、经度差异、海拔差异和时段差异。
在明白了气候与物候的内涵及其特点之后，我们再来考察文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 文学与气候（物候）的关系
文学与气候（物候）的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关系，但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有关这一方面的言论却非常少见，至于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就更是没有了。据笔者的考察，似乎只有中国6世纪（梁代）的批评家刘勰（约466—约537）和钟嵘（约467—约519）以及法国19世纪的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曾经提到过这一问题。例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4]693
694刘勰这里所讲的“春秋”，也就是下文的 “四时”（春、夏、秋、冬）的一个简称；他所讲的“阴阳”，则是下文的“阳气”和“阴律”的一个简称。“阴律”就是“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云：“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5]679这个解释是准确的。在古代汉语中，“阳气”和“阴气”这一对概念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有时候是指气候，有时候则未必。什么时候是指气候呢？这要看具体的语境。一般来讲，当“阳气”和“阴气”并举，又与表示时令或季节的“四时”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它们就是指气候。如苏浚《气候论》：“晁错曰：扬粤之地，少阴多阳。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阳气常泄；地卑，故阴气常盛。阳气泄，故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阴气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6]229
230其中“阳气”和“阴气”并举，又与“四时”出现在同一语境，是专门讲岭南地区的气候的，故名之为《气候论》。刘勰上面这段话是说，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春秋代序），气候也在不断地变化（阴阳惨舒）；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物候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物色之动）；随着气候和物候的变化，人的心理也在发生相应的波动（心亦摇焉）。每当阳气萌发的时候，蚂蚁（玄驹）就开始行走；每当阴气凝聚的时候，螳螂（丹鸟）就开始潜伏。小小的虫子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是很深的……每年都有相应的物候（岁有其物），每种物候都有不同的样子（物有其容），文学家的情感是随着物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情以物迁），文学作品的语言则是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的（辞以情迁）。这段话就是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
如果说刘勰所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还需要作一番考证与阐释的话，那么钟嵘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就可以说是非常明白了。其《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7]1这里的“气”，就是指“气候”。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在讲到钟嵘的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8]312这个解释也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是，“景物”有两种，一种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景物，一种是不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景物。前者就是物候，后者则是一般的景物。刘勰所讲的随着阳气萌发而行走的蚂蚁（玄驹）是初春的物候，随着阴气凝聚而潜伏的螳螂（丹鸟）则属于深秋的物候，它们不是一般的景物。钟嵘这里所讲的“物”也是指物候，而不是一般的景物。我们可以联系《诗品·序》中的另一句话来理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7]28这里的“四候”就是指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春风春鸟”、“夏云暑雨”、“秋月秋蝉”、“冬月祁寒”，就是随四季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物候。所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四句话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这样：气候使物候发生变化，物候又触动人，所以被触发的感情便表现在诗歌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
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问题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刘勰和钟嵘都谈到了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但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自从刘勰和钟嵘讲过这个问题后，似乎再也没有人讲过这个问题了。其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是刘勰还是钟嵘，他们的主观意图都不在讲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主观意图是在强调“以少总多”的写作方法，反对“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而钟嵘《诗品·序》的主观意图则在探讨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创作得失。由于他们的主观意图不在讲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所以后人在解释他们的这几句话时也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国外，则似乎只有法国19世纪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讲到“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差别时说：“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9]146
147“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是指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和中国的刘勰、钟嵘一样，斯达尔夫人对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的表述也是很简略的，他们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专门的研究。例如，气候是如何影响文学的，它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又影响到文学的哪些方面等等，他们都没有展开必要的论证。
关于气候影响文学的基本途径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此不赘。本文只讨论气候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具体来讲，就是讨论气候和物候的差异性对古典诗歌的地域性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疆域辽阔，各地所处的纬度和海陆位置不一样，地形也不一样，季风的影响又特别显著，这就使中国各地的气候环境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例如：从热量来看，中国就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和高原气候区等六个气候带；从降水量来看，中国又可分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等四种气候类型。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几个国家的气候环境像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差异性。气候的差异性导致了物候的差异性，气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导致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正是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地域性，使其呈现出不同的地域色彩。
三、 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与古典诗歌的南北差异
气候的南北差异主要是由各地所处的纬度差异造成的。中国疆域辽阔，从最南端的曾母暗沙（位于北纬3°58′），到最北端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位于北纬53°33′），南北相距约5 500多公里，共占纬度49°多。南北距离如此遥远、纬度跨度如此大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就历史时期的疆域来看，虽然各个朝代有所不同，但都可以称得上辽阔。在这个辽阔的疆域内，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是很大的，例如吉林省安图县的年平均气温只有-73℃度，而西沙群岛的年平均气温却高达264℃，南北两地的年平均气温相差337℃。历史时期的南北气候差异也大体如此。
气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南北差异。当北方的哈尔滨一片冰天雪地的时候，南方的广州仍然是鸟语花香。竺可桢讲：“物候是随地而异的现象，南北寒暑不同，同一物候出现的时节可相差很远。”[3]6“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种差异，至于被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3]24
我们不妨先看看唐代诗人韩愈、白居易写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市的两首诗：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10]3864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白居易《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10]4942
杂花生树，曲江水暖，这是唐代长安（今西安）仲春时节的物候。唐代属于五千年来的第三个气候温暖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从8世纪初至9世纪中期，也就是韩愈、张籍、白居易、柳宗元所生活的唐代中期，长安一带甚至可种柑橘，并且能结果实，可见地处暖温带的关中地区，气候是相当温暖湿润的。在韩愈、白居易写作这两首诗的仲春时节，长安的日平均气温在6℃—11℃左右，正是百花盛开的日子。韩愈被曲江池的千树繁花所陶醉，为白居易不能应约前来而遗憾，而白居易则回答说，他的私家园林的红樱树也开花了，他在园子里同样可以绕花而行。
韩愈、张籍、白居易所处的长安是百花盛开，柳宗元所处的柳州就不是这样了。他的《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写道：“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10]3937百花凋谢，榕叶飘零，春半如秋，与韩愈、白居易笔下的长安迥然不同。这是因为柳州地处南岭以南，属于热带气候。由于南岭山脉挡住了北方南下的寒冷气流，使这里的气候非常温暖，冬季只有三十多天，而夏季则长达二百一十多天。又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有利于接受从海洋吹来的暖湿气流，又使这里的气候非常湿润。在这个温暖而湿润的地区，通常只有凉季（11月—2月）、暖季（3月—5月）和暑季（6月—10月）之分，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别，或者说，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柳州的二月正是凉季，雨过花残，榕叶飘零，是这里常见的物候。所谓“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是秋”。柳宗元是北方人，他在长安生活了33年。在他过去的经验里，二月是没有叶落花残的物候的，所以当他在柳州初次看到这种物候时，便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产生悲秋之意，异地为官的失落、人在旅途的孤独、思念家乡的情绪等等纷至沓来，然而他的描述却是非常真实的。
气候和物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南北差异，进而影响到诗歌的南北差异。我们再看唐人的两首诗：
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周朴《塞上曲》）[10]7703
越岭向南风景异，人人传说到京城。经冬来往不踏雪，尽在刺桐花下行。（朱庆馀《岭南路》）[10]5866
在中温带的边塞地区，气候寒冷而干燥，黄河冰冻，三春无花，风沙漫天，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故人烟稀少，来这里戍守边疆的将士，终日只能在风沙里艰难地行走。而在亚热带的岭南地区，则气候暖湿，终年无雪，四季皆春，植物繁茂，自然环境十分优越，人们生活得很自在，可以在刺桐花下惬意穿行。可见气候的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差异，影响到自然环境的差异，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差异，最终影响到诗歌的地域差异。
在中国文学中，体现南北地域差异的作品非常多，评论家们往往言及于此。如况周颐讲：“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11]卷三，57这一段话是由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的相关表述生发而来的，常常被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当作经典来引用。意思是说，南方江山秀丽，人们的气质秀雅；北方气候严寒，人们的气质粗犷。南方的文学精雕细刻，但未免过于柔弱和华丽；北方的文学未免过于粗放，不知道人们在嘲笑他们只会穿着狐皮袍子骑马打猎。况周颐的这个描述是真实的，但多少有些笼统。事实上，南北方的疆域是很广大的，南方跨两个气候带，北方跨三个气候带，南北方各自的气候环境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即便是同属亚热带的江南地区与岭南地区，同属暖温带的齐鲁地区与关中地区，其间的差别也很大。有时甚至是同一座山，山南山北的气候就不一样，因而物候也不一样。宋之问《咏庾岭梅》写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 此诗又作刘元载妻《早梅》，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18页。
在同一个季节、同一个日子、同一个海拔高度上，因山南山北的气候不一样，梅花的状态就不一样，向南的梅枝上花开得很热闹，朝北的梅枝上则有几分冷清。可见对于南北之别，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张敬忠的《边词》：“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10]818长安（今陕西西安）和五原（今属内蒙）都在北方，然长安位于北纬34°13′，属于暖温带；五原约在北纬41°，属于中温带，两地相差约7°，分属两个气候带，它们的气候环境是不一样的，物候也不一样。同是二月，五原的河流刚刚解冻，垂杨尚未展叶，而长安的某些花朵却开始凋谢了，两地的物候竟相差一个月。这说明同在北方，因纬度差异较大，物候的差异也较大，文学的地域差异也随之较大。再看南宋陆游的《东阳观荼蘼》：“福州正月把离杯，已见荼蘼压架开。吴地春寒花渐晚，北归一路摘香来。”[12]24258东阳（今属浙江，古代属吴地）在北纬29°24′，福州（今属福建）在北纬26°，虽然同属亚热带，并且同处近海地区，但纬度相差3°多，故东阳的荼蘼要比福州的荼蘼晚开12天左右，诗人的描述是非常真实的。这说明同在南方，因纬度有差异，气候和物候就有差异，文学的风貌也同样有差异。无论是笼统地讲北方，还是笼统地讲南方，都难免有些粗疏。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与其讲南北之别，还不如讲纬度之别，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具体，也更准确。
四、 气候（物候）的东西差异与古典诗歌的东西差异
气候的东西差异主要是由气候的大陆性强弱不同造成的。凡是大陆性强的地方，冬季严寒而夏季酷热；凡是大陆性弱的地方，即海洋性气候地区，则冬春较冷，夏秋较热。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大陆性气候，东部沿海地区则带海洋性气候性质。由于海陆之间受热和散热的快慢不同，夏季有东南季风，冬季有西北季风，这就使中国东西之间的温差比南北之间还要大。在夏秋两季，东部比西部要热（西冷而东热）；在冬春两季，则东部比西部要冷（西热而东冷）[3]31
32。
气候的东西差异影响到物候的东西差异，这一点前人已经注意到。如刘献廷就讲过：“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早三四十天。”[13]卷二，16长沙府在东经113°，吴下（这里当指作者晚年所居住的江苏吴江）在东经120°60′，两地相差7°60′，按照“霍普金斯定律”来推算，刘献廷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大体上还是符合事实的。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表现东西物候之差异的作品也是不少的。且看下面一组诗句：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10]2050
忆长安，八月时，阙下天高旧仪。衣冠共颁金镜，犀象对舞丹墀。更爱终南灞上，可怜秋草碧滋。（吕渭《忆长安十二咏》之八）[10]3488
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李白《长干行》）[10]359
三首诗都是写八月的物候。东经84°的轮台（今属新疆）是北风凌厉，连坚韧的白草都被吹断了，飞雪漫天，俨然一幅冬天的景象；东经109°的长安（西安）是天高气爽，秋天的野草碧绿而滋润，并没有枯黄的感觉；东经119°的江宁（南京）则是暑热未退，蝴蝶在西园飞舞，纯然一幅夏天的景象。虽然三地都处在北纬32°—42°之间，即南北纬度相差不到10°，但东西经度却相差25°—35°，即东西之差异大过南北之差异。表现在物候上，便一个是冬天，一个是秋天，一个是夏天。
许多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往往只注意到文学的南北差异而忽视东西差异，所以有关评论只涉及南北而不涉及东西，这可能是由于在地理认知上只考虑到了纬度的差异，而没有考虑到经度的差异，没有考虑到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其实东西之间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是惊人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导致气候的差异，进而导致物候的差异，气候和物候的差异导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文学风貌的差异。
中国文学的东西差异也不可以笼统言之。中国文学的东西差异从自然环境来讲，乃是经度的差异、西高东低的地势差异以及大陆性、海洋性气候所导致的气候和物候差异造成的。在许多地方，尽管同是西部、东部或中部，由于经度的不同，其间的气候和物候的差异也很明显。请看崔颢的《渭城少年行》：
洛阳二月梨花飞，秦地行人春忆归。扬鞭走马城南陌，朝逢驿使秦川客。驿使前日发章台，传道长安春早来。棠梨宫中燕初至，葡萄馆里花正开……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河边。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秦川寒食盛繁华，游子春来喜见花。[10]329
洛阳在北纬34°40′，东经112°25′，海拔为155米；长安在北纬34°13′，东经108°58′，海拔为438米。虽然两地的纬度只相差27′，但经度却相差3°67′，海拔也相差283米，东西的距离大于南北的距离，长安离海要远一点，海拔也比洛阳要高，所以长安的物候就比洛阳要迟一些，当洛阳的梨花凋谢时，长安的梨花正在开放。因为两地的经度、气候、物候有差异，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同一首诗所描写的不同文学风貌。
五、 气候（物候）的高下差异与古典诗歌的高下差异
气候不仅有南北（纬度）差异，有东西（经度）差异，还有高下（海拔）差异。气温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而逐渐下降，一般每上升200米，气温就降低1℃，有的地区甚至每上升150米，即可下降1℃。这种差异也会在物候上表现出来。“霍普金斯定律”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气温每向上升400英尺（12192米），物候就要延迟4天。竺可桢指出：“高度相差愈大，则物候时间相离愈远。在长江、黄河流域的纬度上，海拔超过4 000米，不但无夏季，而且也无春秋了。”[3]35
气候与物候的高下（海拔）差异在古典诗歌中也有不少表现。先看李白的两首诗：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10]1700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邪。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李白《子夜吴歌·夏歌》）[10]1711
镜湖即鉴湖，在浙江绍兴。五月的镜湖已是荷花竞放的夏季，而五月的天山却还在冰雪的覆盖下沉睡，连花的影子都没有。这个描写是很真实的。除了两地纬度不同外，主要因为镜湖是平原上的一个湖泊，而天山则高出云表，其主峰博格达峰海拔5 445米，终年积雪，根本就不具备花生长的气候环境。
也正是因为不同的气候环境，形成了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他们的气质。在五月的镜湖，气候温润宜人，荷花竞相开放，美女下湖采摘，花容人面交相辉映，人们纷纷乘船出来观赏，连通往镜湖的小溪都有些堵塞了。可见这里的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环境优越，人们的生活悠闲，气质优雅。而五月的天山就不一样了，这里气候寒冷，自然环境艰苦，连春天的影子都看不到，人们只能从《折杨柳》的笛声里，想象杨柳依依的风采。也正是这种寒冷艰苦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人们的坚毅气质、尚武精神和豪迈气概，他们枕戈待旦，清早出征，奋勇杀敌，誓言斩下侵略者的头颅，建功立业。天山的寒冷环境与镜湖的温润环境，天山人的刚健气质与镜湖人的优雅气质，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再看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10]4889据作者《游大林寺》一文介绍，此诗写于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公元817年4月28日），白居易当时任江州司马，而大林寺就在庐山的香炉峰顶。文章说：“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山高地深，时节绝晩，于时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14]卷四三山下是初夏，山上则如正月和二月；山下的桃花无影无踪，山上的桃花正在开放。山下与山上俨然两个世界。这是因为大林寺所在的庐山香炉峰顶海拔在1 100—1 200米左右，平均气温要比山下低5℃，物候也要比山下迟20天左右 “如照他所说，大林寺开桃花要比九江迟60天，这失之过多，实际相差不过二三十天。”见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可见同一纬度，同一经度，同一时间，如果高度（海拔）不一样，物候就会不一样。这一类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
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复春。野老不知尧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10]626
鸟道穿云望峡遥，羸蹄经宿在岧峣。到来山下春将半，上得林端雪未消。（罗邺《春过白遥岭》）[10]5717
古松古柏岩壁间，猿攀鹤巢古枝折。五月有霜六月寒，时见山翁来取雪。（灵澈《简寂观》）[10]9133
黄华水帘天下绝，我初闻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欢宫，银河下濯青芙蓉……是时节气已三月，山木赤立无春容。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元好问《游黄华山》）[15]184
以上作品所写之景观都是在同一纬度，同一经度，同一时令，只是因为所在地势（海拔）的高下差异，才有了气候和物候的差异，进而才有了文学的差异。中国文学中大凡写山中景色、山中生活的作品，大都具有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过去人们并未深入研究，许多人只是感到诧异。其实说到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气候（物候）的高下（海拔）差异造成的。
六、 气候（物候）的时代差异与古典诗歌的时代差异
气候（物候）也有时代差异。气候（物候）是有周期性波动的，其平均周期为122年。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是由气候的周期性波动所决定的。当气候与物候的周期性波动发生在不同的地域时，便构成了它们的地域性。所以，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也会导致地域的差异。
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在古典诗歌中也有反映。例如在西周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梅树的种植比较普遍，《诗经》里就有五次写到梅花。如《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16]77终南山在长安（今西安）之南。唐代的时候，这里的气候也很温暖，所以在唐人的诗里还写到梅，如元稹的《和乐天秋题曲江》：“梅杏春尚小，菱荷秋亦衰。”[10]4488但北宋中期以后，气候变得寒冷，而梅花只能抵御-14℃的最低温度，所以关中一带就不再有梅了。苏轼的《杏》诗云：“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12]9113而宋代杭州的气候要比关中相对暖和一些，所以在林逋、姜夔、陆游等南宋作家的诗词里，就经常写到杭州的梅花[17]447。
再如荔枝，乃是一种热带植物，广泛种植于我国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在唐代，由于气候温暖，成都也能种植，张籍《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10]4290荔枝只能抵御-4℃的最低温度，至北宋中期以后，由于气候变冷，成都就不能种荔枝了，只能在成都以南60公里的眉州和更南60公里的嘉州种植了。苏辙《奉同子瞻荔支叹一首》云：“蜀中荔支止嘉州，余波及眉半有不？”[12]10073表明自那以后，气候更为寒冷，连眉州也难以种荔枝了。
唐代关中有梅而宋代关中无梅，唐代成都有荔枝而宋代成都无荔枝，这是气候和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所致；宋代关中无梅而杭州有梅，宋代成都无荔枝而嘉州有荔枝，这又是气候和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地域差异。所以，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只要是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便构成地域的差异。
考察气候（物候）的时代差异，还有另一层意义，这就是：当我们根据古典诗歌中的物候来复原和研究有关作品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时，一定要考虑到气候（物候）的历史变迁这一因素。事实上，任何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缓慢变化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显得丰富多彩，也才使中国古典诗歌的地域色彩显得多种多样。
总之，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古今中外都没有人作过专门研究，但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理解文学与气候的关系，进而理解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对这个问题的考察、研究和认识也许不够深入，因此希望有识之士批评指正，更希望同道中人能够就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1]刘敏、方如康主编： 《现代地理科学词典》，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Liu Min & Fang Rukang（eds.）， Modern Geographical Science Dictionary，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9.] [2]严济远： 《气象、天气和气候有什么区别》，见少年儿童出版社编： 《十万个为什么·气象》，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第32
33页。[Yan Jiyuan，″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teorology， Weather， and Climate？″ i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ed.）， One Hundred Thousand Whys： Meteorology， Shanghai：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1980， pp.32
33.] [3]竺可桢、宛敏渭： 《物候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Zhu Kezhen & Wan Minwei， Phenology，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9.][4]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Fan Wenlan， Notes to Wenxin Diaol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5]詹瑛： 《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Zhan Ying， Interpretation of Wenxin Diaolong，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9.][6]苏浚： 《气候论》，见汪森辑： 《粤西文载》（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