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养殖产业调研报告范文1
一、我国猪肉市场现状及病死猪流入市场动因
（一）我国猪肉市场现状
我国是生猪养殖及消费大国，也是世界大的猪肉消费国，根据USDA统计数据，2014年全球猪肉消费总量10，995.4万吨；其中，中国2014年猪肉消费量达到 5，716.9万吨，占世界猪肉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达到52%；欧盟2014年猪肉消费量2，023.7万吨，占世界猪肉消费总量18%；美国2014年猪肉消费量864.7万吨，占世界猪肉消费总量8%。同时中国对国际猪肉市场也占有一定份额，因此猪肉的安全不仅关系到我国的民生大计，对亚洲乃至全球地区的食品安全也有重大意义。
病死猪是生猪养殖中的自然产物，也是我国畜牧生产中最主要的废物流之一，我国生猪养殖基数大，每年产生的病死猪数量多，而病死猪生前大多经过药物如抗生素一类的治疗，有高浓度的药物或其代谢物的残留，因此，一方面，病死猪一旦流入市场将危害消费者的健康，同时也损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那些被抛弃于江河湖海、路边堆积的病死猪，将增加疫情传播的可能性，对我国的生猪养殖市场造成威胁。
（二）病死猪流入市场的问题及原因
1.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问题
养猪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以深埋和焚烧为主，但仍然有病死猪被丢弃和病死猪流入市场的隐患；与个体户相比，饲养规模大的养猪场无害化处理更为规范，但总的来说我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仍有待探索；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认知度不高且补贴不到位；虽然政府采取行动防止流通环节病死猪流入市场，病死猪和病死猪流入市场的隐患仍然存在；猪肉批发零售环节中的批发环节、大型连锁超市和猪肉连锁专营店等能够实现对问题猪肉的追根溯源，但是农贸市场缺乏监管，给了病死猪肉流入市场可乘之机。
2.病死猪流入市场的原因
第一，填埋范围小，补贴少。部分地区仅仅对于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养殖环节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费用给予每头80元的补助。而根据相关规定，处理病死猪要挖坑、消毒、填埋，成本高达200元以上，而根据现行补贴政策，养殖户需要自掏腰包。将其售卖给收购商，虽然价格低于猪肉市场上20元一斤的猪肉价，仅有3到4元，但是对于想弥补损失的养殖户仍然会选择将病死猪出售。
第二，监管不利，有法难依。一方面，我国监管部门的权责不明，我国有近十个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但是这些部门之前责任分工不明，在面对监管时大多采用“踢皮球”的方式推脱责任；另一方面，我国《刑法》中，适用病死猪肉犯罪的条款主要有第140、143、144条。据了解，当前制售病死猪肉案件，大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论处。除非金额大，社会影响深的案件，一般刑罚较轻，判处几年徒刑以及一定数额罚款，这也是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甚至服完刑后不悔改的原因。
第三，食品检测不规范，进入市场相对容易。我国的食品进入市场相比于国际市场较容易，食品商标注册门槛较低，反观国际市场，商品条形码成为商品的“身份证”，没有条形码的商品不能进入市场，而欧美等国家的条形码普及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而我国食品标志的不明，大众不了解食品标志的含义，也就没有什么辨识可言，同时对于市场上的半成品以及熟食的贩卖，大众更不在意，而病死猪肉大部分就是通过腌制?D肉、半成品等途径进入市场。
三、方法选择及其模型构建
（一）方法选择
使用 SPSS 和EVIEWS统计软件对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进行实证检验运用计量模型分析等方法，识别养殖户处理病死猪风险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挖掘养殖户处理病死猪风险行为对病死猪流通链的影响机理。同时综合运用关联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分析方法。
（二）模型构建
从生猪养殖户的角度来看，作为生产者，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原则，养猪户是否出售病死猪以及是否向政府报告疫情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食品安全相关部门的惩处与养猪户能否得到更多的利益。
养猪户的收入与其饲养生猪的成本密不可分，因此可将养猪户是否出售病死猪对其家庭收入的影响表示为：
Y=（p-c）（n-n’）+p’n’-δ1c’n’+γ（1）
该式中y为养猪户家庭收入，p为生猪的单位价格，p’为病死猪出售价格，c为单位生猪的总生产成本，n为生猪出栏头数，n’为病死猪头数，δ1成为出售病死猪被发现的可能性，c’为养猪户出售一头病死猪受到政府惩罚的成本，γ为养猪户其他收入。对（1）式进行静态分析可得如下情形：
从（2）和（3）式发现，养猪户家庭收入与出售病死猪被发现的可能性和遭受惩罚呈负相关关系。
根据国家政策，养猪户可以选择向政府报告生猪死亡疫情，从而有 的可能性获得一定量的政府补贴。但是养猪户将不能再出售病死猪，并需要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进行销毁。i为政府对每头病死猪的补贴，由此可得到养猪户向政府报告疫情而获得家庭收入的影响为：
Y=（p-c）（n-n’）+ δ2in’+γ （4）
利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在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养猪户在生猪因病死亡时，若出售病死猪的收益大于向政府报告疫情获得的收益，那养猪户可能会出售病死猪；若向政府报告疫情获得的收益大于出售病死猪得到的利润，则养猪户可能会选择报告疫情。本文就养猪户是否出售病死猪与是否报告疫情进行展开分析。
理论上认为，养猪户是否出售病死猪和是否及时将疫情上报政府不仅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与养猪户的价值体系和养猪户的风险态度有关。价值体系偏高的养猪户会认为向市场出售病死猪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可能会选择无害化处理或者向政府报告；不喜好风险的养猪户会担心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后自己得到的处罚，因此在疫情出现的第一时间就向政府报告来寻求解决方案。
四、数据来源及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选取南方某县作为研究样本的采集地点。该县是全国畜牧业百强县市，年平均出栏生猪200万头，存栏110万头。生猪长期供应周边大中型城市。该县具有一定的养殖经验，因此此样本对于东部沿海省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该数据是在2015年1-3月进行调查中得到，由县政府筛选出的养猪户260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培训，正确理解每个题目的问答方式，并且每份问卷实行实名制，留有受访者的联系方式。共回收问卷251份，回收率达96.5% 。
（二）样本描述及分析
养猪户选择处理病死猪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五种方式：报告有关部门处理、深埋或焚烧、抛弃、卖给收购贩、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售。46.6%的养猪户选择将病死猪深埋或焚烧，但是有16.7%的养猪户选择卖给收购贩，而仅有29.9%的养猪户会向政府报告。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深埋病死猪需要一定的成本，必定会减少养猪户的利润，所以一些养猪户会选择其他的处理方式。
国家规定，生猪不正常死亡时，需要及时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疫情，控制疫情的扩大，而且上报疫情的养猪户可以获得政府一定量的补贴。但因此病死猪将由政府部门的集中处理，养猪户将不能再出售病死猪来获得收益。据分析，有53%的养猪户选择上报政府防疫部门，15.5%的养猪户遇到疫情时从未报告政府。2%的养猪户不一定选择上报，5.2%的养猪户偶尔上报，说明这些养猪户会根据其实际利润情况来选择是否报告疫情。
将对病死猪的处理方法及在养殖过程中遇到疫情是否上报有关部门进行交叉分析，“从未”上报的养猪户中有74%选择卖给收购贩和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售：选择“上报”的养猪户出售病死猪的情况几乎不存在，但会有1.5%的养猪户选择卖给收购贩来获取收益；选择“偶尔”上报疫情的养猪户出售病死猪的比例较高。由此可以发现，针对于上报疫情和出售病死猪的不同情况，养猪户会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经比较收益后做出选择。
五、实证分析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利用三个模型分析养猪户是否出售病死猪以及是否向政府报告疫情的选择问题。本文将养猪户对病死猪的处理方法作为因变量， 养猪户的回答有：报告有关部门处理、深埋或焚烧、抛弃、卖给收购贩、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售，用Yi表示，其所代表的值分别为1、2、3、4、5；Yi≥4代表出售，Yi
Yi = βXi + C
其中Xi为自变量，C为误差项。
（二）变量的赋值、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三）回归结果分析
上表是用不同变量对病死猪的出售行为进行回归所得的结果。
养猪户病死猪出售行为的代表影响因素分析：
1.养猪户自身因素。由表5可知，养猪户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出售病死猪的行为有正向影响，但是显著性水平较低，但是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养殖户认为这一行为是理性的，可以减少养猪户的损失；养猪户的年养猪净收入同出死猪出售行为呈负相关的关系，收入越高出售病死猪的行为越少；同时养殖收入在家庭收入占比与该行为有着正向关系，这意味着，养猪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率越高，其出售病死猪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会越大， 因而通过出售病死猪来提高收入的动机会增强，就越会出售病死猪。
2.养殖成本方面。饲养规模同病死猪的出售行为有着负向关系，随着饲养规模的扩大，养猪户越注意防疫，病死猪的出售行为也少。
3.有关部门对检疫的重视程度及养殖户自身对免疫的了解程度。检疫频率同病死猪出售行为有着负向关系，随着检疫频率的降低，病死猪的出售行为增加，有着非常高的显著水平，表明许多养猪户可能在不知道猪生病的情况下对病死猪进行出售；生猪疫病防治知识的了解程度同病死猪出售行为有着负向关系，对该知识的了解程度越高，病死猪出售行为越低，拥有防疫知识的养殖户可以减少病死猪的数量；强制免疫同病死猪出售行为有着负向关系，显著性水平较高，表明有关部门对养殖户所养殖的猪进行强制免疫可以减少病死猪出售的行为；同时养殖户对生猪生物安全的了解程度同病死猪出售行为有着正向的关系，但是显著性水平极低。
4.对有关部门政策的了解情况。对处罚条例的了解程度同出售病死猪行为有着正相关关系，对处罚政策越了解，出售病死猪的行为越少；同时病死猪处理的补贴同出售病死猪行为有着正向关系，收到补贴的养殖户出售病死猪的行为减少；对上报政府病死猪同出售病死猪行为呈反向关系，向政府报告的养猪户出售病死猪行为少。
六、数据质量与内生性问题分析
生猪养殖产业调研报告范文2
1.“特种野猪”野猪在动物学中属偶蹄目猪科猪属。野猪在世界上广为分布，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曾大量存在。由于受人为过多猎杀和适宜生存的环境空间的急剧减缩等因素影响，数量急剧减少，已被许多地方列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特种野猪”是近年来出现在报刊上的新名词。它是一些人对用野猪与家猪杂交后所产生的杂交猪的一种称谓，并不是什么高新技术的产物和具有奇特来历的动物。
2.“特种野猪”不是品种在养殖业中，品种是指用优选繁殖的方法产生并保持的动物品系。根据《种畜禽管理条例》的规定，作为一个新品种需要具备法定的报审条件，履行法定的审定批准程序，生产经营种用畜禽需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和许可。据了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特种野猪”通过品种审定或认定。因此，它不可能是什么品种。而《种畜禽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未经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公布的畜禽品种不得经营、推广、报奖和广告”。一些单位和个人将“特种野猪”当做种猪生产和出售，和现行法规有冲突。
3.野猪肉味不佳、“特种野猪”肉尚无特殊功用近几年来，吃“野味”在一些地方成为消费时尚，许多人出于好奇想尝一尝野猪肉可以理解。但其实野猪肉粗硬、口感差、有异味，并不如家猪肉好吃，更不像有人说的那样香味浓郁、肉质鲜美。至于有防治癌症和疑难病症、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等功效之说，尚无实据。
4.“特种野猪”不是国家开发项目有人称“国家科技部已将野猪列入星火计划，作为高新技术开发项目开发”；“农业部说，野猪市场前景广阔，适时开展野猪养殖商机无限”等。据调查了解，科技部并没有将野猪列入星火计划，也没有将野猪作为高新技术开发项目安排任何单位或个人去实施；农业部官方也没有说过“野猪市场前景广阔，野猪养殖商机无限”这样没有事实根据的话。
生猪养殖产业调研报告范文3
按照7月10日县四大班子联系会议精神及议定的事项，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檀宏利进行认真安排部署，采取调研和召开会议等方式全面推进禁养区实施工作，下面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多方调研摸清实情
1、我县畜禽养殖基本情况。我县生猪年饲养量约350万头, 多年来生猪饲养量位列全省第一、全国前列，是辽宁省农业“一县一业”的生猪产业示范县，生猪“调出量”达到出栏量的90%以上，占沈阳猪肉市场销售量的四分之一，连续5年获得农业部“生猪调出大县”奖励。其他畜禽产业也十分发达，年产肉牛20万头，羊53万只,禽类1600万只。
2、我县禁养区实施工作基本情况。县政府于2016年6月委托第三方制定了《昌图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该方案对我县河流禁养区、城镇居民区禁养区、主要交通干线禁养区的范围进行了划分。其中河流禁养区范围为昌图境内大小河流最高水位线外延500米以内、城镇居民区禁养区范围为镇（场）建成区的现状或规划区域及外延500米内、主要交通干线禁养区为距离公路、铁路交通干线500米以内，禁养范围非常广，涉及禁养的各类规模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非常多，以马仲河、亮子河流域为例，涉及禁养的各类规模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总计2366个，包括九星和国美两个大型养殖企业。方案还规定，禁养区内现有的各类规模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到2017年底前全部关停转迁，在2017年我县对其中的9户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进行了搬迁，财政支出相关费用70余万元，禁养区实施的工作难度非常之大。
二、召开会议深入研究
7月25日下午，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王盟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禁养区有关事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永平、县政府相关部门、相关镇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和征求意见，会议认为县政府2016年6月制定的《昌图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不能够完全适应昌图县情和工作实际，不利于下一步工作的开展。
三、提出方案推进解决
经过调研和会议研究，拿出以下解决方案：一是由县环保局按照《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规定的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进行禁养的原则，结合昌图县情，委托第三方对《昌图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进行修改。二是将修改后的《昌图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进行认真讨论研究，待通过后，按照方案要求贯彻执行。
经办人：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生猪养殖产业调研报告范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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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几年难熬的日子之后，“剩者为王”的养殖户们终于盼来了好日子，新一轮的“猪周期”真的来了。
业绩是最好的说明。牧原股份（002714.SZ）最高预增超过6倍。雏鹰农牧（002477.SZ）和新五丰（600975.SH）即将扭亏为盈，避免了带上“ST”帽子的命运。
与猪价息息相关的养鸡企业虽然2015年三季报时对业绩预期并不乐观。但就单季度来讲，2015年四季度的情况已经大为好转，在猪价已经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养鸡企业迎来盈利的时间已经不需要等待太久。
如果说2015年猪价上涨之前的时间是养殖企业的最惨周期，那么重新迎来本轮上涨行情的养殖户们能否重现2011年的高景气度呢，这一轮的猪周期带给养殖企业的是长长的甜蜜期还是稍纵即逝的机会呢？ 这一轮猪周期带给养殖企业的是长长的甜蜜期还是稍纵即逝的机会呢？
业绩回暖
虽然2015年年报还未披露，但养猪企业已经早早对全年业绩做出了乐观的预期，早在2015年三季报时，以牧原股份为首的“养殖大户”们纷纷对全年业绩给出了喜报。
牧原股份预计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为5.6亿元至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8.27%至648.15%。雏鹰农牧2014年亏损近两亿元，2015年盈利则是至少两亿元。
2014年亏损近5000万元的新五丰预计2015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500万元至5250万元，同样实现扭亏为盈。而业绩预喜的直接原因，就是不断上涨的猪价。
“2015年一季度生猪价格持续低迷，自3月下旬以来开始出现回升，8月份上涨至最高点。虽然9-10月份生猪价格出现小幅回落，但仍保持在较好的盈利水平。伴随‘双节’传统消费旺季的到来，四季度生猪及白条将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全年公司业绩扭亏并实现较大幅度的盈利。”雏鹰农牧的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可以代表相关上市公司的心声。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养猪企业全年业绩的表现，主要来自四季度的业绩爆发，牧原股份预计2015年全年盈利5.6亿元至6亿元，而公司2015年前三季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才2.79亿元，也就是说，四季度一个季度的盈利数额就将占到公司全年总数的一半以上。
要知道，年均利润超3亿元的牧原股份2014年年初刚刚完成上市后，随手就披露了一份亏损逾8000万元的半年报。上市前后的业绩变脸让公司陷入了业绩造假的漩涡，质疑公司包装上市，如今的业绩回暖或多或少可以洗刷公司的声誉。
雏鹰农牧的情况同样如此。公司2015年前三个季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过1.06亿元，全年的预期是2亿元至2.5亿元，四季度的盈利占比大概率事件是有望过半。
新五丰的情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司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500万元至5250万元，而公司前三个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仅仅只有0.09亿元，单季度的四季度几乎贡献了公司的全部盈利。
四季度贡献过半利润甚至是全部利润，只能说明的一个事实是，2015年一季度或者上半年还在亏损的他们，到了下半年才迎来业绩翻身仗。猪价上涨给相关公司带来的业绩红利才刚刚显现。
从价格传导机制看，猪价上涨将引发鸡价上涨。在上涨的猪价带给养猪企业不菲的利润之后，养鸡企业的春天似乎也不远了。从业绩预期来看，养猪企业的业绩集中在2015年四季度爆发，因此，养鸡企业2015年的业绩虽然不会好转，但2016年的情况有望逆转。
实际上，同样从单季度的四季度来看，养鸡企业在该季度的亏损已经大幅收窄。养鸡上游的益生股份预计，由于价格低迷，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在3.15亿元至3.35亿元。
益生股份2015年前三季度已经亏损2.78亿元，因此即便按照亏损上限的3.35亿元来看，益生股份四季度的亏损都将是全年的最低点，正是因为对于即将到来的业绩反转预期，在股市一片低迷中，益生股份股价一次又一次刷新了上市以来的新高。
民和股份（002234.SZ）2015年四季度也有望是年内最低亏损。另一家肉鸡养殖企业圣农发展（002299.SZ）预期甚至好于前两者。公司预计2015年度净利润将亏损3.19亿元至3.49亿元，而公司2015年的前三个季度已经亏损了4.31亿元。因此，不出意外的话，圣农发展有望在2015年四季度实现五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季度盈利。
与上述企业单纯的从事生猪养殖或者肉鸡养殖不同，合并吸收上市的温氏股份（300498.SZ）横跨肉鸡和肉猪两个行当，公司预计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58.28亿元至65.21亿元之间，同比至少翻番。
但是猪价的积极影响反馈到股市要早于真正的业绩出炉时，且随着春节销售旺季过后，猪价可能的回落，许多投资者担心节前猪价季节性上涨告一段落，或出现调整。申万宏源分析师赵金厚对此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他认为，本轮猪价季节性调整幅度不会很大，由于养殖户资金和环保政策的原因，农户补栏积极性仍未恢复，生猪养殖规模必将持续缩减。目前，生猪养殖行业公司具有安全边际，居于历史估值水平偏低值。
正如赵金厚所言，由于养殖行业的特性使然，在下游猪肉价格上涨之时，上游的种猪是无法及时补充大量仔猪以供饲养的。正是这个天然存在的“猪周期”，才使得每到隔三四年就会有一个这样的轮回。
就在猪价上涨已成定局之时，养猪主要成本之一的粮价尤其是玉米价格跌跌不休，这成为养殖企业又一个盈利法宝。正如同航空公司对于油价下跌的敏感，饲料价格的变动对于养殖行业同样如此。
飞涨的猪价
持续多年的猪价终见上涨是养殖企业盈利爆发的直接原因。
牧原股份1月份公布的公司2015年12月销售简报显示，公司商品猪销售均价16.28元/公斤，比2015年11月份上涨了1.6%。商品猪销售均价在9、10、11三个月连续下降后，出现回升。
从牧原股份公布的公司2015年2月至12月商品猪销售均价情况，可以清晰的看出猪价上涨的明显变化。2015年一季度时，牧原股份商品猪的销售均价仅为12元/公斤上下，甚至跌至11元/公斤附近，销售毛利率还不到3%。
从2015年二季度开始，公司商品猪地价格开始呈现明显的上涨之势。商品猪的价格从4月份的12.68元/公斤上涨至15.14元/公斤，涨幅接近两成。在产品售价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二季度的牧原股份从上一季度逾2000万元的亏损一举盈利近7000万元。
整个2015年下半年，牧原股份所售商品猪的销售均价都在16元/公斤之上，最高的8月份曾一度达到18.1元/公斤。因此，产品售价从年初的12元/公斤到下半年的16元/公斤，在单价逾30%的涨幅下，牧原股份在四季度迎来了业绩的爆发。
牧原股份所售生猪价格的变化可以反映了整个行业的变化。从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看，生猪价格的变化同样如此，农业部报告显示，2014年生猪价格高开低走，整体呈上升态势，处于历史中位水平，总体走势与2013年相似，但同比大幅下跌。
2013年底时生猪价格还曾维持16元/公斤上下的水平，从2014年开始却是高开低走，二季度初时一度不足11元/公斤，随后虽有反弹但年底时终归低迷，2014年生猪平均价格为13.58元/公斤，比2013年下降了一成以上。
2015年第一季度受2014年市场行情持续低迷的影响，商品肉猪价格出现下滑，价格一度跌破12元/公斤。第二季度随着母猪整体存栏下降以及供需失调等因素影响，商品肉猪出现了持续上涨，6月底上涨至16元/公斤左右并全年一直维持在这一高位水平。
从猪粮比判断养殖企业的盈亏状况来看，2014年猪粮比在绝大部分时间在低位运行，鲜有在盈亏点6：1之上的时刻。猪粮比是生猪价格和作为生猪主要饲料的玉米价格的比值，是生猪预警数据的核心指标。按照中国之前规定，生猪价格和玉米价格比值在6：1，生猪养殖基本处于盈亏平衡点。
2015年11月，发改委等部门最新修订的《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猪粮比从过去的6：1盈亏平衡点调整为5.5：1―5.8：1的合理区间。猪粮比越高，说明养殖利润越好，反之则越差。但比值过大或过小都不正常。
2014年全年猪粮比平均值为5.51，这意味着大多养殖企业在盈亏平衡线以下徘徊，亏损在所难免。到了2015年，猪粮比从年初的6：1之下的亏损水平直接蹿升至年底的8：1之上，养殖企业盈利顺理成章。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四季度猪价较三季度略有下降的情况下，猪粮比反而创下了新高。饲料成本的同步大幅下跌是诱发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2016年刚刚开年，猪粮比逼近9：1的调控警戒线，较2014年同期上涨超过60%。
下行的粮价
2015年9月，国家下调玉米收储价格，各产区下调幅度在220―260元/吨。主要饲料成本的下降对养殖业大有裨益。根据兴业证券的测算，养殖成本中饲料占60%-70%，玉米占饲料的60%，是最主要成本。玉米每跌100元/吨，养猪利润增厚18元/头，白鸡则是0.27元/羽。
受需求疲软和美元走强的双重压力下，全球大宗商品已进入熊市周期。以原油为代表的资源类大宗商品均呈现跳水的走势。在这种局面下，农产品也未能幸免，大宗农产品价格跌幅同样惊人。
仅以养殖业所需的最主要饲料-玉米为例，2011年以来，玉米从最高515.5美分/蒲式耳跌至最低320美分/蒲式耳，跌幅为37.9%，另一个原材料豆粕的跌幅则超过了40%。
但在国内，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国家通过临时收储、限制农产品进口等措施，将国内农产品价格保持在了一个较高水平上。尽管国际玉米价格暴跌，但国家通过大量收储使得国内玉米价格维持在了一个较高水平。
荷兰合作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玉米产量占到全球产量的1/4，估计2015/2016年度中国玉米储备占到全球库存总量的一半左右。兴业证券报告显示，国内玉米库销比已突破50%，为2000年以来最高，远高于国际平均20%的水平。
玉米收储要追溯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引发的农产品价格骤降使得农民利益受损，为保护农民利益，国家启动大豆、玉米、棉花、油菜籽等收储政策。
但到了2014年，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棉花、大豆将不再收储，改为直补。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一年后的2015年，玉米收储价格首次降低，幅度在220元-260元/吨。但价格仍是高于国际市场。
收储政策取消后，棉花、大豆降格寻租下降，2014年棉花价格更是暴跌30%。而2015年玉米收储价格下调后，玉米现货价格也立即从2400元/吨上方下跌至2000元/吨附近，跌幅也接近两成。
不仅如此，2015年12月底召开的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工作会上，农业部官员表示，近年来中国粮食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玉米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计划在五年内调减玉米种植面积5000万亩。
长江证券表示，2015年中国玉米播种面积达到54480万亩，总产量2.1亿吨，总消费量1.6 亿吨，期末库存量2.08亿吨，库销比高达131%，库存压力显著，而当前价格手段是实现调减目标的最有效的方式，2014年国家取消棉花和大豆临时收储政策，随后其种植面积分别下降12.7%和13.2%。
现阶段，玉米的实际供需格局表现为过剩。因此，后期玉米临储价格继续下调将不可避免，从而达到减产量、去库存的目的。
由于此次玉米价格的下调是在2015年的四季度才得以实施，因此，原本一直稳定的粮价对于猪粮比的影响也才是在这个季度才得以体现。也正是这个原因，在猪价略有回落的情况下，猪粮比反而创出了新高。
兴业证券的报告指出，国内约3/4的玉米需求均来自于饲料。过去两年内由于养殖利润减少，养殖行业去产能令国内玉米需求大幅减少。政府为了维持玉米价格稳定而大量收储，导致国内目前玉米库销比高达50%以上。
尽管目前生猪行业景气回升，但生猪存栏量反弹尚需一年左右时间，况且肉鸡行业去产能才刚刚开始。预计至少未来一年内玉米的饲用消费量还将继续减少，而玉米过高的库存仍需慢慢消化，在此期间玉米价格仍有较大下行压力。
在猪价上涨成定局，主要饲料价格下跌又“火上加油”的双重利好助推下，如果是一般产品，开足马力加大生产或许很快就可以满足下游的需求。然而养殖业不同于一般行业，生产的特定周期性决定了即使价格上涨，产能也无法迅速增加。因此养殖行业去产能后的产能缺失才是养殖企业能够“坐享其成”的根本原因。
供给不足引发价格上涨
生猪存栏反映当前猪市，能繁母猪存栏反映一年后的猪市情况。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生猪出栏量达到了73510万头，较2013年全年同比增加2.7%;年末生猪存栏46583万头，减少1.7%。
而农业部公布的最新存栏数据，2015年12月能繁母猪存栏量降至3798万头，同比下降11.4%。生猪存栏量降至38379万头，较上月减少427万头，绝对数跌至1992年水平。
而农业部规定的国内能繁母猪存栏量4800万头是其警戒线。从2014年3月开始能繁母猪存栏量跌至4791万头，首次跌破该预警线，能繁母猪存栏量降低直接影响未来10-13个月后生猪存栏量及市场供应量。
2015年12月的能繁母猪存栏量3798万头，已经是该数值连续第28个月持续下滑了。受限于生猪饲养周期（通常从开始增加后备母猪到其所生产仔猪育肥完成出栏大约要经历12个月）影响，这意味着后期的生猪存栏将一直处于下降中，这种趋势至少要延续一年的时间。
与之类似，商品鸡同样需要自然的生长过程。根据益生股份的招股书说明，种鸡饲养所需的祖代种鸡要从一日龄开始进行饲养管理，到25周龄才收集种蛋进行孵化生产，到32周龄才能达到正常生产高峰。而到产蛋达到50周以后，种鸡的自然受精率下降较快。
父母代鸡苗也需要24周成为在产父母代种鸡繁育商品代鸡苗，商品代肉鸡饲养周期约为41-44天，从价格传导机制看，猪价上涨引发了鸡价上涨。在供给段仍呈现下降趋势下，养鸡企业也将迎来盈利时刻。
商品鸡不同于商品猪的是，商品鸡要经过祖代、父母代和商品代鸡的三代繁殖，第三代的鸡蛋和鸡肉才可以供人食用。祖代肉种鸡繁育处于最高的层次。祖代肉种鸡繁育养殖作为起始环节，其主要产品是父母代肉种鸡，父母代肉种鸡产蛋孵化出商品雏鸡销售给养殖户，商品肉鸡经屠宰加工后成为鸡肉产品。
益生股份的招股书介绍，按照肉鸡生产的一般标准，每1套祖代肉种鸡可生产50套父母代肉种鸡，每套父母代肉种鸡可生产130只商品肉鸡，每只商品肉鸡在45天内可长成重达2.8千克的成品肉鸡，成品肉鸡的屠宰率约为85%，据此计算，一套祖代肉种鸡最终可以提供约15.5吨的鸡肉产品。
兴业证券的报告指出，祖代引种量已经下降至历史高点的50%不到，并且2016年很可能持续下降;在产祖代存栏已经到达历史低点，推测未来6个月还要再下降20%-30%;在产父母代存栏已经开始下降，推测未来6个月也要下降至历史最低点附近，年底再下降20%以上。
也正是这种特殊的供给变化，才造成了“猪周期”的不可避免。商品猪价格高时，养殖户积极性提高，开始选留母猪补栏，增加商品猪饲养量。但由于母猪从出生选留为后备母猪到其能繁殖商品猪，并最终育肥出栏，这中间大约需要1年半的时间，因此，当1年半之后新一轮商品猪大量出栏，造成供过于求，商品猪市场价格开始下跌。
当商品猪市场价格跌至行业平均养殖成本以下时，大量养殖户出现亏损，开始杀掉种猪、退出商品猪饲养行业，在1年半后，商品猪供给大量减少，价格从低位开始上涨。行业特点和生猪固有生长周期共同作用，形成了商品猪市场价格的周期性波动。
实际上，龙头企业对于行业的变化早已经嗅到了苗头。雏鹰农牧2015年半年报中就曾介绍，据农业部数据推算，至2015年6月底能繁母猪存栏下跌至3899万头，远低于4800万头的警戒线，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下跌22个月，生猪养殖业去产能情况明显。市场猪源趋紧，从3月份开始，商品肉猪及商品仔猪价格均出现大幅上涨。
根据农业部的数据整理不难发现，2014年全年全国平均存栏繁殖母猪接近4600万头，统计的全国出栏商品猪为7.35亿头。这意味着每头母猪全年提供16头商品猪，而2015年全年平均存栏繁殖母猪不到4000万头，全年出栏最高将减少1亿头左右。
在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下跌局面还没有逆转，出栏商品猪的继续下降不可避免。与能繁母猪存栏量不同的是，商品鸡供给端难以迅速提高则受制于国内祖代鸡的进口原因。
由于技术水平限制等原因，中国白羽肉鸡祖代育种技术尚不成熟，目前中国所有祖代白羽肉鸡均从国外进口。之前主要从美国引进，但随着美国发生大面积禽流感，农业部自2015年1月起暂停从美国进口包括祖代种鸡在内的禽类产品，并将祖代鸡进口转向法国。
2013年祖代种鸡年进口量创纪录地达到154万套，为了控制祖代种鸡引种量，2014年祖代鸡引进实行配额制，2014年国内白羽肉鸡祖代鸡企业共同签署2014年度祖代鸡引种配额协定，2014年祖代鸡行业引种配额共109.7万套，2015年基本维持这一水平。
在配额制的限制下，源头供给逐渐稳定，随着发过禽流感的出现，申万宏源的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也于2015年年底暂停了从法国进口祖代鸡。猪价的传导，粮价的下跌和供给端的减少，使得养鸡企业的景气度也随之而来。
好戏未结束
2015年四季度的猪价稳定在16元/公斤之上，2015年1月份，随着春节临近，猪价又小幅攀升至17元/公斤以上，与2011年最高时接近20元/公斤的价格相比，在没有强大需求情况下，猪价并不便宜，尤其是南方的腊肉季并没有大幅推高猪肉需求，使得需求相对平淡。
在没有强大需求推动下，猪价要想复制2011年的历史景气显然不切实际，但生猪存栏和繁育母猪的供给端不足又限制其下跌空间，因此猪价维持在这一价位有着供给量不足的有力支撑。
影响生猪价格涨跌的因素有很多，但是生猪数量不足绝对是提振猪价最有力的主要因素。能繁母猪存栏量远低于政府警戒线这说明供给端有望继续保持目前偏紧的态势，且短期内不易改变，因此猪价出现大跌的走势几乎不可能。
正因为如此，在养猪企业四季度业绩确定性增长之后，2015年上半年极低的业绩基点，使得养猪企业下半场的好戏才刚刚开始。中信证券的分析报告就指出，猪价波动加剧，养殖户试错成本高，对未来前景不确定性预期加剧，能繁母猪存栏对猪价向上弹性变低，本轮周期中能繁母猪存栏变化有望呈现L型，产能去化基础夯实。
所以，周期牛市的高点和时间都可高看一线，2016年猪价均价基本维持在17.5元-18元/公斤，从最高价格的时点来看，2016年三季度的猪肉缺口将达到最大。
东兴证券还指出，受一号文供给侧改革中玉米去库存预期的影响，玉米价格或将面临市场化跳水，2016年猪粮比大概率维持在8：1左右运行，是养猪头均盈利达400元的好时机。
与猪价相比，养鸡企业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猪价传导鸡价在2015年四季度还未完全得以体现，但时间已经不远了。祖代鸡引进量连年减少对各层级产能的影响正逐季释放反应。
根据白羽肉鸡生长周期，从祖代鸡苗引进到生长成有繁育能力的种鸡需要24周成为在产祖代种鸡，其繁育父母代种鸡苗后，父母代鸡种也需要24周成为在产父母代种鸡繁育商品代鸡苗。在产祖代种鸡存栏量和商品代鸡苗价格是行业核心驱动因素。由于祖代种鸡引种量下降，存栏势必趋势性下滑。
长江证券的研报指出，中国祖代鸡引种量已连续两年大幅下行，2015年引种量仅70万套，相比2013年大幅下降55%，且近期法国禽流感事件或将导致国内祖代鸡引种继续大幅下滑;在产方面，目前在产祖代种鸡已跌至78万套，接近2009年历史低点，去产能化的影响将在2016年开始显现。
玉米等饲料成本价格的下降无疑也会增厚养殖企业的业绩，饲料成本主要由玉米和豆粕构成，玉米收储价格在下调后其长期价格下行趋势明确。
生猪养殖产业调研报告范文5
2017年，我国生猪存栏4.4亿头，出栏7亿头[1]，猪肉产量稳居全球首位。2018年8月，我国报告发生首起非洲猪瘟疫情[2]。据农业农村部疫情信息统计：截至2019年8月18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发生非洲猪瘟疫情152起，包括138起养殖场（户）疫情、6起屠宰场疫情、3起野猪疫情、5起发生在生猪运输途中的疫情，主要由车辆/人员接触性传播引发（43%），其次为餐厨剩余物喂猪（40%）和生猪及其产品调运（17%）。当前我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趋缓，各地开始大力恢复生猪养殖。了解非洲猪瘟疫情对我国养猪模式、养殖场（户）生物安全水平、防控投入等产生的影响和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生猪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防控知识知晓情况，可为下一步明确防控重点和恢复生猪生产提供参考，为此开展了本次调查。
1材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2019年8—9月，在湖南、河南、重庆、辽宁、安徽等5个省（直辖市）的15个县市，与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开展座谈交流；选取196个养殖场（户）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年出栏500头以下65个、500~1999头67个、2000~4999头26个、5000头及以上38个。1.2方法。采用便利抽样，在各省（直辖市）选取3个生猪饲养量大、能代表辖区养殖特点的县市开展调查。采用座谈交流和问卷调查相结合方式，了解各县市养殖场（户）数和生猪存栏量。每个调查县市选取15个养猪场（户），其中存栏500头以上养殖场数不少于10个。利用epidata3.1软件进行数据录入，excel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育肥猪死亡率，利用2018年全年育肥猪死亡数量除以2018年全年出售与死亡育肥猪数量之和估算；母猪死亡率，利用2018年全年母猪死亡数量除以2018年全年死亡母猪与年末存栏能繁母猪数量之和估算。对每一项生物安全措施，计算场群水平的实施率。所有措施的实施率中位数定为总体实施率，每一类措施的实施率中位数定为该类措施的实施率。1.3内容。问卷内容包括养殖状况、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实施情况、防控费用支出及免疫情况、死亡情况和非洲猪瘟防控知识知晓情况等。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包括5类20项具体措施（表1）。非洲猪瘟防控知识包括传播途径和临床症状2个方面。
2结果与分析
2.1养殖状况。截至2019年8月底，调查县市的生猪养殖场（户）数较疫情发生前年份减少了50%~80%不等；与2018年底相比，所调查养猪场（户）中，近60%的场（户）生猪存栏减少；2018年底和2019年6月底，养猪场（户）平均存栏分别为2772头和1892头，能繁母猪场平均存栏分别为317头和253头，与2017年底相比，减幅分别达31.7%和20.1%。调查发现，各地生猪饲养模式均以自繁自养为主，但总体结构有差异，如湖南省自繁自养比例高达97.8%，而辽宁省仅为69.0%（图1）。2018年下半年以来，整体饲养模式有所改变，调查县市单纯育肥场（户）占比减少5%~20%不等。2.2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实施情况对养殖场（户）5类20项生物安全措施（表1）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发现20项措施的总体实施率为83.2%，且随养殖规模增大而增高，年出栏500头以下养殖场（户）的实施率不足70%（图2）。从分类上看，年出栏2000头及以上养殖场（户）的各类生物安全防护措施总体实施率均高于90%，年出栏2000头以下养殖场（户）均低于91%，特别是年出栏500头以下养殖场（户）中，生产布局和消毒制度措施实施率均不足60%（图3）。2.3防控费用支出及免疫情况。从投入看，被调查养殖场（户）2018年平均每头猪防治投入57.1元，其中小规模（年出栏小于500头）养殖场（户）平均75.1元/头，中、大规模养殖场平均56.9元/头。从防控支出结构看，疫苗占比最高，在各规模养殖场（户）中均占比较高，其次为预防治疗费用（图4）。调查发现，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88.5%的被调查养殖场（户）防治投入增加，平均每头增加40元（20~100元），其中68.2%的小规模养殖场（户）防治投入增加，平均每头增加30元（12~46元），94.4%的中大规模场防治投入增加，平均每头增加45元（20~100元），表明大规模养殖场（户）风险防范意识高于小规模养殖场（户）。养殖场（户）高度重视口蹄疫和猪瘟的防控，免疫接种的场群比例分别为98.0%和96.4%（图5）。2.4死亡情况2018年以来，被调查的养殖场（户）育肥猪、母猪死亡率中值分别为3.0%、5.9%，其中育肥猪死亡率中值随规模增大而降低，年出栏500头以下的死亡率中值为6.7%（图6）。2.5非洲猪瘟防控知识知晓情况。对非洲猪瘟传播途径知晓上，饲喂泔水，接触感染猪或病死猪，接触污染病毒的衣物、车辆、粪便等污染物，蜱虫叮咬等4种主要传播途径的单途径知晓率均超过82%，其中“非洲猪瘟病毒可通过接触感染猪或病死猪传播”的知晓率最高，达92.3%；全面性上，养殖场（户）对4种主要传播途径全知道的仅占74.7%，具体分布见图7。在非洲猪瘟临床症状认知上，80%以上的养殖场（户）认为发烧、食欲减退、局部皮肤变红和死亡率高是非洲猪瘟的主要临床症状，4种症状均知晓的比例为73.3%（图8）。从消灭传染源看，高温和使用消毒剂可灭活非洲猪瘟病毒的知晓率均为95.8%，二者均知晓的比例为91.6%。在非洲猪瘟易感动物认识上，“家猪可感染非洲猪瘟病毒”的知晓率达100%，野猪可感染非洲猪瘟的知晓率低于90%，同时仍各有1人认为“牛、羊可以感染”“人可以感染”。
3讨论
本研究虽然采用便利抽样，但湖南、重庆、辽宁、河南、安徽等5省（直辖市）分别为我国中南、西南、北部、东部地区的生猪养殖大省，在各省选取能够代表辖区养殖特点的县市调查，其结果基本能够真实反映我国的生猪养殖现状。饲养模式的改变、养殖场（户）生物安全防护意识的提高，均是当前非洲猪瘟疫情形势下的产物，但也应当看到，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实施率和生猪死亡率在不同规模养殖场（户）中有差异：总体实施率随养殖规模增大而增高，育肥猪死亡率中值随养殖规模增大而降低，具体表现在年出栏500头以下小场（户）的生产布局多不合理，生物安全措施总体实施率低于70%，500头以下、500~1999头小规模场（户）的实施率分别为54.8%和75.7%；条件较好的规模养殖场（户）也存在淘汰母猪缺乏隔离设施，内部净道、污道区分不严格，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设施不完备等现象。加之疫情对养殖场（户）特别是小规模养殖场（户）养殖信心和补栏意愿的严重打击以及随环保压力[3]而增高的养猪从业门槛，强化推进规范化养殖场建设，向饲料、饲养、屠宰、加工、冷链运输、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经营模式转变[4]是必然趋势。在当前无疫苗可防的情况下，只有提升生物安全水平，才能化解非洲猪瘟发生风险。而调查发现，养殖场（户）对非洲猪瘟临床症状、传播途径认知的全面性不足，如对4种主要传播途径和4种主要临床症状全知道的分别仅占75.0%和73.3%，提示应进一步加强生猪养殖场（户）的宣传培训，同时建议加强基层防疫人员的非洲猪瘟防控技术培训，提高基层技术人员的病例发现、识别、报告、监测、消毒和无害化处理等专业知识水平[5]，还可动员社会力量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提升防控宣传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覆盖性，营建科学有序的群防群控局面。
4结论
调查发现：非洲猪瘟疫情对于我国各地养殖场（户）的生猪饲养模式产生了较大影响，普遍以自繁自养为主，单纯育肥模式相对减少；养殖场（户）生物安全防护意识、防控知识知晓率明显提高，但小规模养殖场（户）仍存在不足。调查提示，应强化推进规范化养殖场建设，进一步加强对小规模养殖场（户）的非洲猪瘟防控知识宣传和基层防疫人员的防控技术培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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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产业调研报告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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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使用药物饲料添加剂对环境的影响廖新俤，蒋骥，吴银宝，肖德武
论集约化养猪生态系统李锦钰
关于夏河县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杨延彪，刘占龙
波尔山羊引种与杂交利用高腾云，盛建华，张志玲，徐泽君
辽宁绒山羊的生态环境、生态特征及开发利用姜怀志，王淑萍，马宁
通过日粮调控减少猪排泄物中氨与硫化氢的产生与散发量史清河
环境温度对母猪繁殖性能及仔猪生长的影响曾新福，陈安国
维生素缓解鸡热应激的最新研究进展李俊杰，桑润滋，田树军，宋雪梅
降低养禽业中磷污染的措施刘艳琴，江富华
消除规模猪场有害气体，实现养猪清洁生产王福传，张玉换，王彩先，张奇峰
小尾寒羊的冬季饲养管理张明峰，王纯喜，马琼
我国著名的肉役兼用牛品种——秦川牛安立龙
常用种植物性饲料的微量元素测定张光圣，张嘉保，李春信，王玉平
南方果园种草养兔效果浅析黄秀声，唐龙飞，郑仲登，张明阳
延安市封山绿化舍饲养畜情况调查张选民，李延玲
运用营养调控措施降低动物养殖业环境污染家畜生态学报 黄冠庆，安立龙
藏系绵羊对高寒环境适应性研究冯金虎，沈振西
16SrRNA寡核苷酸探针原位杂交法在粪便微生物研究中的应用张名涛，顾宪红，杨琳，梁红杏
胚胎干细胞的体外诱导分化李相运
猪育种趋势及其研究进展张保军，孙超，张丽娟，杨公社
阿里地区家畜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梁飚，樊江文
我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方法的思考李瑞彪，陈宏，倪忙生
如何建立动物生态营养体系唐志如，印遇龙，黄瑞林
WTO与海南畜牧业的发展刁晓平
营养因子对降低鸡热应激的研究进展家畜生态学报 夏伦志，梁树华
影响瘤胃内甲烷气产量的因素及其控制措施李新建，高腾云
几种新型饲料添加剂及其应用臧莹安，夏艳勋，赵传壁
乌鸡球虫病的诊断与治疗郐明玉，董以爱，官照娟，相启安，于夕模
河南南阳用皮埃蒙特牛改良南阳牛的情况调查李峰，陈志杰，李毅，董海岚，刘波，李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