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范文1
的儒学、法家、异同和价值观。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既是政治变革的交汇点，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李泽厚教授曾说：“秦汉思想的形成与统一帝国所要求的新的上层建筑有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时候，在全世界，社会发展都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为了满足社会政治的需要，总会有相应的思想文化推动其发展。在这一历史交汇时期，积极的思想文化对维护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繁荣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探索、维护和利用好儒学和法律，对当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综合比较分析儒法思想的相似之处对新时期的社会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
首先，儒家思想和法律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皇室衰弱，百家争鸣。儒家和法家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两个派系脱颖而出，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动荡的社会环境催生了文化和思想的繁荣。各派进行了辩论和反驳，有时相互交流和学习，并在批评和交流中发展。作为时展的领头羊，儒家思想和法国思想丰富了中国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维护了中国的政治统治。
第二，儒家和法律致力于维护社会统治秩序。儒家和法家出生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他们的社会目的是发展自己的思想，扩大自己的流派，以便在百家争鸣中处于有利地位，共同为社会稳定和秩序贡献自己的才能。儒家崇尚崇德，崇尚仁政，法家崇尚严惩，崇尚法治，这些都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生的发展提供了建议。
的第三，儒家思想和法律的当代价值和现实启示。儒家和法家的思想虽然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两种思想对社会发展贡献了不同的思想理论价值，共同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春秋战国以来，各学派相互争鸣、相互发展，儒法思想内涵不断丰富，相互依存重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思想内容，以维护其统治。直到今天的社会，儒家和法家仍然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挖掘这两种思想的精髓，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提供方法论指导和现实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尽管儒学与法国在社会背景、本质目的和时代价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基本思想和价值思维方式根本不同。儒家提倡德治和以德治国的理念，法家提倡法治和法治。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实现方式有很大差异。一些学者和专家从儒学与法律的社会整合立场出发，对新时期法治与以德治国理念的整合具有深刻的价值。
首先，儒家提倡德治和以德治国。自孔子创立以来，儒家思想以“仁”和“礼”宣传自己的思想，以崇尚美德宣传自己的思想。在孟子和、夏洛克·董仲舒等人的相继发展之后，儒家思想逐渐在社会中稳定下来，并在规范社会行为和维护中央集权方面发挥了作用。儒家思想倡导国王和大臣、父子、有序的社会状态，并倾向于通过礼仪和正义教育以及德治来实现其最高理想。儒家认为，提倡礼义、实行仁政的价值在于，对人的思想约束和统治是长期稳定的，而严惩和法律对人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不能一劳永逸，因此不是长期的政策然而，儒家也恰如其分地遵守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这对改善统治秩序和安定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儒家思想相比，法家思想实质上主张严刑重法，以维护社会统治，并通过残酷的惩罚和严格的法治实施吓唬人民，从而使法家思想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实现其价值目标。除了严格的法律法规之外，法家们还非常重视君主的绝对权威。在韩非、商鞅的推行和改革下，这种思想逐渐使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家思想的发展也是由于儒家统治的弱点和弊端。法律本身是德治的衍生物。在社会统治方面，它弥补了以德治国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君主的绝对权威和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儒家思想与法律的碰撞与融合。基于以上两点，儒家和法家有着不同的理念和具体的政治实现方式。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著书。其中，多数学者从儒法融合发展和时代价值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思想，以适应政治管理等领域的现实。为了适应社会形态的变化和政治文化的需要，儒法家也从自身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积极融合和吸收各自的长处，以适应社会形态和规律的需要。在当今社会，法律和道德都受到重视。古代的儒家思想体系和法律，虽然有很多层次和内容其内容落后、迂腐，但其精神实质和价值目的对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做好思想的挖掘和整合，审视时代变迁的现实和矛盾，顺应思想文化潮流，整合儒法内在思想价值，促进社会发展。
。特别是儒法思想，在历史上，德治与法治交替登上历史舞台，最终发展成为相互融合、共同服从和服务于社会治理与法治的局面，表现出各学派对思想进步的强烈期待，突出儒法思想的精髓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同时，在思想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儒法思想丰富和繁荣了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为高山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新时期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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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范文2
【关键词】儒家伦理；普世伦理；儒家伦理普世化
一、儒家伦理思想的渊源
儒家伦理思想属于一种具有持久连贯性和地域权威性的特殊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伦理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已经绵延发展了数千年，至今仍显示着不竭的勃勃生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明确提出的观点，而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人道的对待，对他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来概括，这两个思想正是儒家思想中的忠恕之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还有人曾问过孔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忠恕之道所蕴含的平等、宽容、理性思维等精神都是极有价值的伦理思想，“人不可自恕，亦不可令人恕我”“于己，不当下恕字。恕之一字，只可说出来，不可说入来”。由此可见，儒家将自律机制纳入了“忠恕之道”当中，充分体现了其理性精神。
儒家思想中对于普世伦理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就是力量，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应势而生，并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进程中不择手段，后来就是全球化的自然危机，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甚至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那么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了人们关心的焦点，也是构建普世伦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儒家思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即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平等的生态伦理观念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所延续下来的，值得普世伦理来借鉴。天人合一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注重他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孔子提出“从心所欲不逾矩”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儒家思想经过历史的沉淀虽然有了新的形式，但他仍然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他人”“不偷盗，不杀人，不撒谎，不奸淫”等等，这些思想可以在各民族文化中找到类似的说法。这说明了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着相通的道德信条，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信条依然成立，这为普世伦理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提示。
二、儒家伦理思想概述
（一）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方面，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礼结构和德治主张，由仁爱之心到礼制，到德治，是以德治国的逻辑进展。礼与仁在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启子无礼不动，无节不作。”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礼就是事情之理性，是必须遵循的规律，违礼则乱。礼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根本规范。尊礼与不尊礼，有礼与无礼，是治国方针的不同，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旺与否。由上可见，孔子十分重视与提倡对礼的运用，提倡尊礼而行，守礼而动，用礼求和。仁是孔子确立的与礼密切相联系的最高人伦道德准则，孔子的整个学说其核心、精髓就是仁。同时，孔子主张礼与仁相结合，关于礼仁关系，他认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仁的实现途径。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孔子从“仁”这一根本原则出发，还提出了“忠恕”的道德规范。“忠”，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故为忠；“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故为恕。
孟子在其性善论出发认为礼与仁是人固有的内在品质，仁是君子的品格，并主张治国应循先王之道施仁政等，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孔子的仁学与礼学。孟子关于礼的论说，集中地表现在了他的关于人性与政治伦理的思想和学说中。孟子对于人性问题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比孔子更进一步把仁、礼推广到治国施政的领域，提出应循先王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
荀子十分重视君子人格，并重视君子人格的修养即修身。荀子重视人的学习，对于善学，他说：“伦类不同，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对于君子的修身养心，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为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主张应仁人执政。由此可见，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范畴体系，是以礼、仁为核心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孔子之后的后儒们在对孔子创立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继承、弘扬、应用、发展中，使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范畴体系不断得到丰富。
（二）儒家经济伦理思想
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儒家经济伦理的思想出发点是仁者爱人，归宿点是治国平天下，价值尺度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仁者爱人。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基础是人道主义。所谓“人道”，主要是指人的活动应该符合人的需要，为了人的目的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儒商精神，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内容或补充。儒家经济伦理的“仁”，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以仁爱精神经商，是儒商的传统。
外王之道。儒家把“经济”视为“经世济民”的事业，是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的主要任务。而治国平天下，就是要达到儒家强国富民的目的。儒家把是否能够强国富民，作为评判人物仁义与否的标准。这就是说，只要把国家治理好了，国家强大了，人民富有了，外敌不敢侵略，国家得到统一，就是给国家和人民造福，是最大的“仁”。历代儒家都是把国计民生作为从政的第一大事，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做最大的政绩，主张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兴修水利，在政治方面解放劳动力，严明法制，淳化民风，严惩贪污。与此同时，儒家认为，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就是关注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利民惠民、藏富于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惠民而不费，孔子认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藏富于民，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儒家、儒商利民惠民、藏富于民的经济伦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天下为公。这里的“公”，是指公正的思想，它集中体现孔子的“大同”理想之中。儒家的“大同”理想，反映在经济活动中，是一个经济公平问题。由于承认和重视人的平等，因而构建了儒家公正平等的经济伦理的基础，成为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交换公平是经济公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交换公平，古今儒商是十分重视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几乎都是在“熟人”的圈子里进行，因而，“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最为突出的经济公平原则，也是儒商伦理道德的特点。
（三）儒家家庭伦理思想
家庭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与这一现实相适应，儒家对于人的基本要求也是从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开始的。《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句话是说，仁就是爱人，但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也就是首先要处理好家庭关系。家庭关系主要包括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相应的儒家家庭伦理也就包括“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内容。
父子关系是古代中国家庭中最重要的伦理关系，“父慈子孝”是儒家处理父子关系的基本要求。“父慈”与“子孝”是相对的，一方面，父亲要爱护自己的子女；另一方面，子女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孔子说“父父，子子”，就是要求“父慈子孝”，反映了父子间相互的道德责任与义务。
夫妇的共同生活是组成家庭的基本条件，夫妻关系是组成家庭的基础。妥善处理夫妻关系是家庭和睦的核心内容，对此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夫义妇顺”。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纵向的，而兄弟的关系则是横向的，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儒家的基本要求是“兄友弟恭”。处理兄弟之间关系的基本要求就是友爱。孔子要求做到“兄弟怡怡”，即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只有兄弟之间情同手足、互敬互爱，才能家庭和睦，才能使父母舒心愉快，才算是尽了孝道。
传统儒家伦理强调亲情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作用，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儒家主张夫妻恩爱、父慈子孝、兄弟友爱的思想，将为改善目前日趋紧张、冷漠的家庭氛围发挥重要作用。
（四）儒家教育伦理思想
儒家的教育哲学把教化作为儒家最基本的社会职能，孔子提倡“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孟子提倡“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这些思想都把教育放在很高的地位。孔子在教育方面，注重既教人做学问，更教人做人，而且把如何做人放在如何做学问之上，这就把培养人成为有德有用之才综合起来考虑，这一思想，在当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人，有了好的道德，再有了好的技术和知识，会为社会做很大的贡献；而即使没有很多知识和技术，也不至于对社会形成危害。相反，一个人如果仅有丰富的知识、很高的技术，但是道德败坏，这样的人，知识越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三、儒家伦理的普世化特征
1、超阶级性。儒家普世伦理反映了大众利益诉求。儒家普世价值是从儒家思想中发展而来的，能够为全人类所认同和遵循的价值观。具体而言，就是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从当今建构普世价值的要求出发，以解决全球问题为宗旨，审视和参照儒家传统价值观，经过挖掘、疏解、诠释，从中获得对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和问题有指导意义且能够被全人类普遍认同和在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价值观念，以此作为构建普世价值的基础和主要材料。
2、超民族、地域性。普世价值的建构需要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参与。如果没有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参与，普世价值的建构将是不完善的。一种文化形态要保持不断创生的活力，就需要与不同的文化形态、理念相互碰撞、相互作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某种地方性、区域性的文化价值观念转化为一种具有普世性意义的文化价值。这就意味着普世价值是各种特殊文化互相碰撞的产物，只不过每种文化对普世价值的贡献大小不一而已。
3、超历史性。儒家的“天下”视野。儒学初创时期，正是春秋战国纷乱之际，孔子、孟子均周游列国，献计献策，他们服务的对象不是一国，而是“天下”各国。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天下”二字随处可见。儒家的“天下”观念不仅表现为一种思维视野的扩展——“天下”思维，他还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以及“天下一家”、“民胞物与”的和谐精神和关爱情怀。由此可见，儒家的“天下”观念与普世价值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了儒家普世伦理的历史连贯性，也为儒家价值转化为普世价值提供了可能。
4、超时空性。儒家思想包含了许多反映人类文明共性，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内容，有助于解决当代全球问题，促进世界和谐健康发展。
四、普及儒家伦理的积极作用
儒学中诸如仁爱、人本、和谐、诚信、中庸这些核心价值观念，可以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形而上学，“天变，道亦变”则是辩证法，是辩证的发展观。从当代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看，不同质文化的相互碰撞、沟通、交流日益频密，从而形成了文化互补、价值互补的形势。从社会文化角度看，本源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本源于东方儒学的仁爱、和谐、诚信等等观念，正在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儒家伦理完全可以实现现代转换，适应现代人的精神需要，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一，它具有凝聚作用。儒家伦理在中国的影响面之大、历史之悠久已渗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全民族的共同信念。无论生活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一般都会对平民化儒学表示文化认同。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华人的脚步遍布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发挥儒家伦理联络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的纽带作用，使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凝聚成一个最大的社会群体，使中华民族自豪地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它具有激励作用。儒学倡导的仁爱精神、它的与人为善的价值导向、它的引人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它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当代中国人可以起到激励作用。
第三，它具有制衡作用。儒家伦理特别重视道德价值，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其实不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现代人将会更深的感受到价值迷失的苦楚，极端的功利主义导向势必造成人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滑坡。对于这些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儒家伦理可以起到制衡作用，帮助现代人建立起美好的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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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范文3
从道德的理想主义的视角看儒家伦理，儒家伦理确实不仅具有着现代性的义涵、甚至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其一，道德的理想主义乃是一种基于“道德心”的理想主义。之所以说基于道德心的理想主义具有现代性价值，就是因为“一切言论与行动，个人的，或社会的，如要成为有价值的或具有理想意义的，皆必须依据此原意的理想而成为有价值的，成为具有理想意义的。”［14］人的尊严与价值皆依托于他的一颗活泼泼的道德心－－一颗“生动活泼沭惕恻隐的仁心”。它是好善恶恶、为善去恶的根据。这对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来说都是没有例外的。其二，道德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理性的理想主义”。所谓理性的理想主义，不是指的与非理性相对而言的理性，也不是指的理论理性或逻辑理性，而指的是能够“抒发理性指导吾人之现实生活”的来自仁心而又超克习性的、具有自然去私为公、客观正义特点的普遍律则。［15］在此，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相互对应性特点凸显无遗。无疑，这对于总是处在人－－己、义－－利关系结构的人类来讲，具有着指导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与义利关系的作用。只要人类没有脱离这种关系结构，那么，道德理想主义具有的某种指导意义就不会淹没。其三，这种道德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直指实践的理想主义。道德心既是形上的、又是形下的。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即它对于实践具有一种理论提升的状态。并且它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即它对于理论具有一种透入实践的定位。因此，它将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统一于尽伦尽性的践履仁的过程之中。［16］就此而言，道德理想主义意图将理论与实践统合起来，提供给人们一个完善的道德生活指南。这对于遭遇道德实践源自理论原则、还是源自实践需要的难题的人类社会来讲，也是具有某种明显的导引作用的。
正因为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具有定位道德、确认理性、导引实践的特点，因此，对于儒家伦理传统结构中的道德理想主义一面加以现代背景条件下的张扬，就具有相当的理据。这种张扬，可以从伦理学上寻找到的理由是，第一，人类伦理道德生活处境的相近性，决定了人类仍然必须在理想主义中为自己寻求前行的精神动力。而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乃是特别强调无条件制约的理想主义。它是具有某种神性意念的理想主义，但又不是神学的理想主义形态。因此，它可以避免宗教迷狂而刺激道德激情。如果从儒家伦理中剥出带有普适意义的道德精神动力，那对于人类社会需要的发展动力机制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理想主义是可以成为现代性的一种精神资源的。甚至是可以成为超越现代性的一种精神资源的。第二，迄今为止的人类的生活，终究是在处理人－－己、义－－利关系结构中获得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因此，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先导性、物质生活的基础性的情况下，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本质构成必须的反省，已经到了一个非加以检点不可的地步。无疑，就是在西方背景中，这种反省也是为思想家们所重视的。［17］而我们对于这种物化先导的现代性的反省，以及对于人类社会的生活独特性的反省，也需要我们在中国情景里、现代性的疾速进展中，给予高度的重视。如果说我们还不能将儒家伦理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具有的某种普适的约束物欲、控制利己的思想资源挖掘出来，至少，我们是可以将它作为引导我们以健全的心态对待现代性的一种思想资源。第三，自西方现代性成为世界范围的必然“选择”之后，现代性就徘徊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精神圈套之中。无疑，这种徘徊，乃是一种现代性进展所必须的紧张。但是，这种紧张需要我们人类偿付的代价是高昂的。能否有一种替代性的思路，使得我们既可以将西方现代性道路的优势加以保持，又可以将这种紧张加以有效的化解，从而推动人类进入一个更为健全的发展境地呢？至少，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是可以提供一种思考路径的。
四、重构规范
自然，就是设定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蕴涵具有某种现代价值，也不等于说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具有不加重构，就足以在当下运用的价值现成性。这是两个问题。与此同时，儒家伦理另一思想螺旋－－伦理中心主义，对于现代中国来说还具有一种加大力度予以清理的需要。因此，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在现代性的背景条件下，既需要加以同时的注重，也需要加以各别的研究。那种在现代性背景条件中，对于儒家伦理的整体主义的提倡，是不符合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处境的。相应地，那种分离主义的立场，即对于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简单分割处理，对于儒家伦理的现代遭遇的改善，也并不见得就是有帮助的。
将话题切分为二来分析。就前者立场上，即整体主义的陈述来看，有两种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有论者在“亚洲价值”的名目下，以“亚洲奇迹”来支撑的儒家价值现代性论说。二是有论者在西方国家社群主义的理论名目下对于儒家价值的张扬。前一种论说曾经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论者指出，儒家价值观所倡导的权威主义价值，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的秩序，非常重要。它促成了亚洲人对于纪律的谨守、对于长上的尊崇、对于秩序的看重、对于集体的认同。而这种种价值取向，构成了亚洲之不同于欧洲发展的价值基础。1980年代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在他们看来，恰好证明了这种价值体系的优长性。［18］后一种论说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种退让性的说法。它似乎无意为儒家伦理代表的亚洲价值观辩护。但是，在借重社群主义对于西方主流价值观－－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进行批判的基点上，以社群主义对于群体价值的重视这一与儒家伦理的基本主张相接近的思想观念类似，来为儒家伦理的现代性伸张。其实，这两种论说的支持理由都是不足的。前者对于儒家价值观的强调显然是取舍失重的。它没有注意到儒家价值观中存在促使个人道德发展的理想主义成分，而只是留意到儒家价值观中的社会政治控制的现实主义内容。它似乎是在张扬儒家的现代性，实际上是在损害儒家的现代性。它对于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导因不加考虑，将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归结为儒家伦理的作用。表面上看，抬高了儒家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力度。其实将儒家伦理的现代命运与四小龙社会经济发展命运，完全捆绑在了一起。结果在1997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它就无法再为儒家伦理寻找到支持现展的解释理由了。因此必然走向抛弃儒家价值的地步。［19］可见，将儒家伦理简单地作社会政治治理的处方来处理，其实就逃不出以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来简单对待儒家伦理的偏执境地。这无疑是从张扬儒家伦理的动机出发而落个损害儒家伦理的结果。这是一种思维的吊诡。由此可见，从儒家伦理的直接的现代社会政治作用去处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处理儒家伦理的思路－－不论处理者是思想家还是政治家。而来自后者，尤其需要警惕。而依据社群主义来为儒家伦理进行“现代”辩护，则因为没有注意到儒家强调的群体优先，乃是一种古典社会中对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群体的强调，它具有一种显见的封闭性。而社群主义所讲的群体优先（不论是从家庭、还是从社区或国家角度），则是在现代政治理念与制度平台基础上讲的群体优先。二者是具有一种不可比性的。
就后者的立场－－即将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完全切割开来对待的观点来看，［20］也不见得就能为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处境提供一个更有利的结果。因为，这一审视儒家伦理的进路，就其历史研究的一方面来讲，它不足以彰显传统儒家统合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即统合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统合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控制事务的思想特质。而就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出路来讲，则不足以凸显它应对现代性挑战时，如何可以在保全自己思想欲求的前提条件下，构想一个足以应付挑战、甚至超越西方现代性设计的可欲前景。而且，如果将儒家伦理同时解决伦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思路中断了，那么，剩余下来的“儒家思想”，还能不能被称之为儒家，都还是值得怀疑的事情。从前一方面来分析，儒家伦理结构的双旋结构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假如将前者看作是儒家伦理提供的一般价值规范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儒家提供的行为价值规范。两者融洽地存在于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虽然具有某种阐释的、或实践的紧张性，但是它们是支撑儒家伦理的双翼。两者围绕着儒家的内圣外王理念轴心，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因此，这种站在儒家立场上处理儒家现代性境遇问题之作为一种策略进路，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但是，作为对待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的战略考虑，则还是不足取法的思想进路。
必须要正视的是，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处境是一种儒家伦理整体性处境的问题，而不是儒家伦理某一局部的处境问题。因此，要么整全地处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要么完全存而不论，就成为我们正视儒家伦理问题的一个被迫的出路。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还是只有徘徊在要么整全地抛弃儒家伦理，要么整全地捍卫儒家伦理的整体主义境地而不能超越。而是说我们必须同时着手处理儒家伦理的双重遗产，换言之，我们必须同时对于儒家伦理在古典社会的情景中曾经设计得非常周全的价值规范与行动规范加以重构，我们才可能将儒家伦理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于当代世界的意义问题解释得清楚一些。为此我们必须尝试回答四个问题：
其一，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处理儒家伦理的遗产问题？或则，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花费巨大的工夫来重构儒家伦理？简单地讲，一方面是因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理由，即我们始终活在传统中，我们没有办法撇开传统而追寻现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的现代处境与历史处境具有着某种一致性。因此，我们在认知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上，是可以从传统中获得灵感的。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在解决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的伦理价值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儒家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抑或教训。
其二，今天重构儒家伦理的时代动力是什么？这也可以有三个简单的理由。一个理由是我们中国的现代性进程遭遇到了处理与传统的关系的重大问题。这是我们百年来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个理由是，西方的现代性方案具有的优长性已经显示得较为充分了，现代性的重构已经能够需要在各个非西方文化传统中寻求灵感。再一个理由就是市场经济实践带出了多重问题，人己、义利关系问题日益显示出轴心问题的价值来，儒家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成为今天回答同样问题的必然参考。
其三，今天重构儒家伦理的理论取向是什么？这里亦有三个基点需要指出。一是，既然对于儒家伦理的反思定位在“重构”，因此，就不是以对于儒家既带政治权威、又带思想权威的既有地位的恢复。所以，二是，必须在确认现代性的正当性的基础上反省儒家伦理，而不是将儒家伦理预先放置到一个与现代性相对抗的位置上，将儒家伦理视为与传统共存亡、而与现代性不能共存亡的绝对对峙体系。进而，三是，将儒家伦理的双旋理论结构做适当的分切的基础上，需要将儒家伦理之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结构作为重建儒家伦理的反思前提。因此，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或弱或强的现代性蕴涵，是必须予以同时的处理的问题。简单地处置任何一方，都是轻率的。
其四，今天重构儒家伦理的实践取向是什么？在接引现代性的背景条件下考虑儒家伦理反思的实践指向，当然不是指望儒家伦理直接提供给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生活以现实可行规范。我们指望的是，这种反思可以为我们的伦理道德实践提供多一种参照。比如，在一个相对纵欲的社会氛围中，禁欲的取向是否就绝对错误？又比如，在一个个人优先的社会环境中，是否集体的价值导向就绝对是一个误区？还比如，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政治空间里，是否精英的集中就必然丧失了它的一切合理性？这类似的质疑，或许不会使我们走向现代性的反面，但是起码可以使得在实践中对于我们的取向怀抱一种不无益处的警惕性。
当然这类问题的理论勾画总是苍白的。更为需要的，也许是现代道德实践对于这一理论勾画的判准。
注释：
［1］这里所说的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是从现代生物学描绘出的DNA双螺旋结构图形得到启发后的一个说法。“在DNA分子内，两条聚脱氧核糖核苷酸链在共同轴的周围缠绕在一起，这叫做双螺旋。”参见P·亨德莱主编：《生物学与人类未来》，第二章“分子生物学”。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2］参见萧公权：《近代中国与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第2、3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参见任剑涛：《作为现实摹本的传统－－儒家经典解释在中国现代性追寻中的处境》，台湾大学“近世儒家经典解释传统第九次研讨会”会议论文。待刊。
［6］这从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乃伦理的觉悟”上可以看出。
［7］这从现代新儒家的“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说可以证实。
［8］这可以从1980年代后期推出的电视政论片《河觞》的解说词可以得到印证。这部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的片子，对于传统的绝不留情，对于西方文化的深情呼唤，一时被认定为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典型。
［9］参见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书》中所列的几条足以解决世界文化困境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优长处方，就可以看出现代新儒家对此断定的信心。
［10］专门研究社会政治儒学的蒋庆就撰写了数篇以“政治儒学”为题的论文。见《公共论丛》之《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所载《政治儒学中的责任伦理资源》，以及《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中所载《再论政治儒学》两文。但是，肖滨认为，将儒学结构应当更为准确地区分为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本文依从肖说。参见肖著：《传统中国与自由理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参见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第二章、第六章。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参见同上第三章、第四章。
［13］参见郑家栋编：《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
［14］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第13页。
［15］参见同上16－－18页。
［16］参见上书中所收《理想主义的实践之函义》一文。
［17］比如社群主义者们对于现代性的检讨就是富有意义的。参见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另可见“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代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参见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外文出版社等2001年版。以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19］参见任剑涛：《李光耀为何改弦更张》，《南风窗》2001年第四期。
儒家道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范文4
“为己”思想由孔子提出后，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前提为后期儒学流派所继承，“为己之学”得到进一步展开。传统儒家从先秦孔孟荀到宋明朱子王阳明，坚持了“学者为己”的为学宗旨。“为己之学”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体现了对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在当今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人役于物、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人类的尴尬境地，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对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赞赏有加，认为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的为己之学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一个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2](P49)学者为己是儒家的一贯之道。
那么，为己之学的具体含义及其在价值导向上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以笔者浅陋之理解，其含义似可包括：为学性质上的学做人与为学内容的道德性；为学动机的为己性与为学目的的成己性；为学过程的涉己性与为学效果的己为性。
“在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2](P49)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而不是出自其他的考虑。诚然，如果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我们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称是人，这是我们与生俱有的权利。但是，如果从伦理学或哲学的意义上看，成为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学的过程。因此，学做人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善，人格的确立及精神境界的升华。儒家之“学”虽有认识论的意义，包括知识经验的积累，但更主要地应理解为自我道德修养。儒家把他们的学问称为“圣人之学”，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人如何成就德性完善人格的问题。“儒家学做人的观念表明，通过个人努力，人类有可能变得‘神圣’。”[3](P4)学做人的圣人之学也就是为己之学。或者说学做人是为己之学的性质，而学道德或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的内容。儒家虽然并不排斥智性甚至主张“尊德性而道问学”、“必仁且智”的，但却是以尊德性为优先价值，以仁为本的。
为己之学的起点必然是为学动机的为己性，这里的“为己”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而是说作为人际关系中心的自我，是道德修养的主体和核心，是为学的起点。按照儒家的思维方式，自我处于各种关系的核心，因此，要外王必然要内圣，要实现天人合一、社会和谐，均要以个人的自觉修养为基础。学者为己的启发意义，也许可以被理解为自我修养的一种命令，内在的认识自己是在外部世界正确行为的前提。“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4](P226)为己之学指向自我以实现圣贤人格为指归；为人之学以求人知，是一种功利价值。因此，儒家所言之学就是在于强调修己成圣的优先性与根本性。
起点与核心是人自身，那么在为学的过程中必然是始终涉己的，这种为学过程要有效果、取得成就，也必须依赖于自己的努力。既然进行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的内容，那么，这种学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价值认识或道德认识的过程而非事实与科学认识，后者要尽量避免主观性参与，才能达致对客观真理的接近，而前者恰恰要结合主体的需要、情感、意志、行为等才能进行。道德思考或道德思维，就是一种切己或涉己的思维，即对自己如何处理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采取何种手段或行为，以及关于这一系列行为、手段的意识进行思考，道德思维的实质，就是解决自我的意识、思想、情感、行为是否应当的问题。以应当为实质内容的道德思维，是为己切己的，所谓“为己”，是指所思维的应当首先是为自己立法而不是为人立法，就是在日常为学和行为实践中，时时存有“为我”的思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一想我应当不应当如何。事事处处联系自身的思想、行为而进行反思，因而必然时时处处涉己。学与切己自反相结合，是儒家道德思维的一个鲜明特色，道德思维就是要把所获得的知识同己身相联系，从中明了做人的道理。道德思维总是离不开主体自身——“我”，总要以“我”为整个思维的支点。舍弃了“我”，其思维则不具有道德的意义，或者说不属于道德思维。在道德思维中，“我”是轴心、是重心。道德思维的目的，就在于使“我”有所得，在于通过自省，来陶冶情感、磨练意志、增进理性、完善人格。为己之学不仅在思维中是切己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涉己的。既然道德修养或为己之学要切己涉己，那么要在学习过程中有所成就，即使自己的人格境界有所提升，就只能靠自己的作为和努力。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论语·卫灵公》。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自身之内，不在自身之外，如何实现这种价值，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只能依靠自己，不能依靠别的什么力量，因此，儒家所讲的为己，只能是自为，而不是他为，是靠自己的躬身践履。儒家认为，自我修养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不为的问题，这就必须从自我做起。“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1]（《述而》）“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1]（《泰伯》）“仁以为己任”就是说这是做人的责任，完全是自己的事，只能靠自己去实现。
那么，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其价值导向的精神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
第一，儒家的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的心性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旨在强调一种道德价值而非功利价值。这一方面是指为己之学的内容是德性心性，另一方面也是儒家的一种价值导向。在儒家学说中之所以会出现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冲突，穷根溯源，与儒家（先秦）的“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和“内圣外王”的最高理念有直接的关联。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对人才的需求，各国的养士之风与私学兴起，使“学而优则仕”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自然也就成为各家及儒家的办学宗旨，与此相关联，儒家把利禄视为为学的当然所得，认为“学也，禄在其中矣。”[1]（《卫灵公》）功名利禄虽不为儒家所完全排斥，但必须在符合仁义道德的情况下才是被允许的。儒家的基本价值导向是重义轻利，以义取利，因此，在道德价值与功利价值方面必然强调道义为先的价值导向。内圣外王是儒学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模式，儒家坚持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只有从内圣中才能开出外王。另一方面，内圣还必须走向外王，不仅要成圣成德，独善其身，还要成名成功，兼善天下。儒家既然要求外王之功，那么“学以求人知”、“学以求功名利禄”，自然会成为儒学的应有之义。甚至应该说，成就外王之功是儒者自我完善、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由“内圣外王”的理念所导致的为己与为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矛盾中，儒家坚持为己之学的导向，为己之学就是内圣之学。从孔子儒家的“为己之学”中，鲜明体现了人的内在德性价值的优先性和首要性。儒家这种强调人的德性价值的人文关切虽然有超时代的永恒价值，但也不免有其理想化的色彩和在现实中的软弱无力，但这种提升人性的人文关怀精神仍然是可贵的。
第二，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的弘扬，是对人不受外在的功名利禄所役的独立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肯定。修心、进德、成性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自我完善，实现身心和谐、人际和谐，最后达致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要人们善养浩然之气，要有“大丈夫”气概。苟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货物，必人役于物，此之谓矣。”[5]（《荀子·修身》）这种内在精神诉求就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安身立命之所不在彼岸，也不在来生，而是在自己的身心性命中，在自己的现实存在之中。这实际上就是在自己身上实现人生的理想，找到人生的归宿。而“为己之学”就是这种安身立命的唯一正途，以主体实现为最高原则，以自我实现为旨归，自安其身，自立其命，以实现自身心灵的安宁，而不为外物所动。
第三，是对为学的正确学风的倡导，对功利的、虚浮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儒家既然把修德成性看作为学的内容，把弘扬人的德性内在价值看作其为学宗旨，那么，自然认为能够达致这一目标的为己之学是一种正确的、良好的学风，并对那种追求外在的虚名，把为学当作谋利进身的工具的不良学风进行批评。因此，为己之学是一条由本及末由体及用的正确道路，而为人之学却以学求人知，追求功名利禄，不但不能成就自我，反而丧失了自我，更无以成就万物，这是一条逐末忘本的歪门邪道。虽然人性中也不免有功利的一面，为学也不免有追求功名利禄的一面，不能完全排斥学以致用的工具性价值，但儒家的价值观仍然是坚持以修身养性为为学正途、根本和基础而反对一味追名逐利的不良学风。
儒家为己之学传统对于当代的社会生活、民众价值趋向及学风教风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第一，对于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提升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克服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潮过于膨胀的偏颇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旨在提升人的德性，使人格的道德价值理性得以弘扬。因此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或德性主义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智性主义文化。如果以马克斯·韦伯创造的概念来讲的话，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价值理性得到提升和弘扬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工具理性比较发达的文化，这是指西方有着悠久和深厚的科学主义文化传统。中国近现代，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别是经过，我们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经过这之后的科玄论战，似乎使科学主义成为一种人生观，并对大众思想和行为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以弘扬人的德性的孔门儒家则被作为“孔家店”打倒了，我们从外面请来了两位先生，却遗弃了自己固有的“毛里斯”（道德）小姐。虽经新儒家的奋争、创造性转化和弘扬，但似乎效果仍不显著。科学技术的引进，科学精神的弘扬，对促进中国现代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科学的实证与实用性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了人们的工具理性而使人本意识丧失。重科学轻道德、重才轻德、重功利轻道义、重外在事功而轻内在的安身立命是有偏失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功利主义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意识，这固然对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但这种偏面化的发展，导致了社会上急功近利意识与物欲的膨胀，使人们在物欲横流中丧失了自我或对自我灵魂与精神的关照。身临这样的社会背景，笔者以为仍需要弘扬儒家的德性主义的为己之学传统，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在当代民众精神生活的价值趋向上，儒家的为己之学传统对于引导民众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提升民族精神气质有积极作用。儒家的德性主义是对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内在幸福的关怀，是对人性的提升和弘扬，现代功利主义文化引导人们追求外在的物质利益和外在幸福，这两者虽然都是需要的，但当代文化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漠视前者。幸福，没有外在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条件是不行的，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注重修德成善和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追求，才会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它给人带来的幸福才是长远的、深刻的，才会使人有安身立命的安宁祥和而不假外求，才会真正实现人的精神自由。人文精神、德性主义的弘扬，是克服现代社会弊端的有效途径，为己之学的传统要求我们首先要关切自己的内心世界、灵魂和道德，追求内在价值和自我完善，这显然是有现代意义的。为己之学的德性主义价值导向、为学动机、思维方式如能深人人心，则必然有助于提高民众的修德成善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提升全民族的精神气质。
第三，对于端正学风教风，克服学术与教育中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偏颇和不良社会风气有积极作用。为学，不仅在求知，以知为用，而且要以学求道，籍以成性成德。虽不能说学以致用是错误的（同样是致用，仍然有致用于社会和个人之分，如是致用于社会那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如果把为学的目的完全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或者说致学目的被过于功利化、工具化，而漠视为学提升人性和人格境界的内在价值，那么就会形成诸多不良学风。时下引起中国学界关注的学术腐败的种种现象，其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学者主体身上来检查的话，笔者认为主要是学风不正，或者说是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对待致学的动机和目的，这正是儒家所着力批评的“为人之学”的不良学风。
功利主义与工具理性膨胀、追求外在价值的这种现代文化弊端不仅体现在当代社会的文化思潮、民众生活、学术研究中，而且也体现在教育活动中，导致了不良的教育风气。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教育重视人文道德教育。人文教育培养德性是教人做人，科学教育培养知性是教人做事，两方面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在否定传统人文主义教育的同时，几乎完全否定了传统人文精神，使科学教育的发展失去了人文价值体系的辅助与支持。这就使现代教育忘记了培养人的本体价值，而只注重了使人成才成器的工具价值。受教育者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的内在价值、人的主体性并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重智轻德，重分数轻素质，重视功利价值，缺乏人文关怀。学校教育的世俗化、功利化越来越严重。教育目的不仅反映社会对人的发展的要求，而且也反映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对自身发展的追求，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教育只有以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为目的，提高人的内在价值，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增加入对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度，教育才能发挥其工具价值，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教育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和谐统一，也就是教育的完美实现。继承发扬儒家德性主义的人文传统，对开展和加强素质教育以及克服教育的工具化倾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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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范文5
关键词:道德;儒家道德思想;道德危机;当代价值
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儒家道德思想发源于先秦时期，又经历代大儒阐释，千百年来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从启迪人们自觉立身做人、修身养心，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为政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对广大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从对全社会进行积极的道德价值导向，到向人们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具体行为规范，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精神文明智慧，塑造着我们民族的道德取向，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是我们的精神宝贵财富。
一、儒家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道德的根本宗旨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社会，立身做人。儒家道德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人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都有一套独特的伦理规范，体现岀儒家贵和、尚德的人文理想。
1·关于人与自我的道德内容
在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儒家提倡要正确看待自我，通过修身养性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在生命、道德与人格的关系上，儒家德育思想显然更重视人的道德价值。
儒家人性观中，不管是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还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强调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至善的“圣人”境界。因此个体存心养性的修身思想便是儒家德育思想的基础。
作为儒家经典的精髓《大学》讲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便是最好的说明。
在修身的方法上，儒家首先强调正心诚意。
认为一个人，有了自我修养的诚意与要求，才具备人生修养的基础。其次，“好学”，“好学近乎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学”是非常重要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很好的修身养性。最后，“践行”，一个人要真正成为一个有良好品格和道德的人，要做到知行合一。
虽然说儒家这种主体的道德修养，最终是为了使个人服从社会的需要，但儒家这种注重人的自我观照，自我修养、自我实践的道德原则，没准会成为治疗现代人精神与道德迷失的一剂良药。
2·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内容在对个人与社会的思考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家族社会所孕育出来，并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派别。该派思想家们一开始就跳出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对立思考，而把群体的和谐作为他们理论的目标和出发点。他们认为，社会安定有序就是道德价值所在。”“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的道德原则都是为了营造社会的安定和谐。例如，儒家强调“礼”，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礼。以使各个社会成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奉其事，各得其所，毫不错乱，这样社会自然就会秩序井然、和谐稳定。而“仁”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最高道德范畴，主要体现为侍长以“孝”、侍君以“忠”。孝悌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孝悌”的延伸。作为道德规范的“仁”，还要求人们要以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及对他人的爱，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以形成一种和谐的人文氛围。
不难看出，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是轻自己而重他人，轻个人而重群体，反分裂而重和谐的，表现出很明显的利他性、群体性和和谐型，这种对群体与和谐的强调甚至要求牺牲个人利益，这也是儒家道德思想近代以来屡遭诟病的原因。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视其为中国民主建设的最大障碍。
3·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内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和谐”仍旧是儒家强调的核心思想。儒家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致。因此，人必须学会尊重自然，爱惜自然。把人类放在大自然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在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上，儒家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的原则。“正德”首先是指天地“生生之大德”，即是天地生养万物之道。这种天地的大德与人的善良的“仁”性是相通的，而人的“仁”性表现于外，就是“亲亲”、“仁民”、“爱物”。孔教伦理思想的核心即是“仁爱”，以这种仁爱之心去对待万物，就能涵润万物，促进万物的生长。使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生，使人民各得其养，这便是儒家“正德”的真实表现。“利用”是在“正德”的基础上的“利用”，即从仁爱之心出发，对万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符合道德原则的“利用”，这样既有利于人类的存续，也有利于自然万物的生命。
儒家这种从爱人到爱物，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主张，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对于现代社会中，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有积极的意义。
二、现代社会面临的道德危机
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最大和最根本的危机是道德危机，遑论这种看法够不够科学，但至少也道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当前中国道德现状的担忧。因为我们确实无法忽视这样一个最直观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真贪官、假文凭、假冒伪劣商品出产地。每次官民冲突、每座楼房垮塌、每个环境灾难背后无不暴露出巨大的道德亏空。而且，整个社会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最近，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要为这种道德亏空付出代价的时期，如果继续忽视道德问题，整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其实，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在正在为道德与信仰的沦丧埋单。全球性的金融风暴、世界性的环境与能源问题、跨境毒品交易、国际恐怖主义、局部武装冲突等，都在观照人类的贪婪与自私，折射人类的文化与信仰危机。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初期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但如今其缺陷越来越不容忽视。
尤其是在中国，权利观念还没有深人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但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人们又急于脱离传统文化的束缚，尽管短期之内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但是短短三十年间，中国的道德危机问题就已经积累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文化的庸俗化、信仰空虚问题等等，无不促使我们对现代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进行反思。通过讨论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一些学者指出: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观念，虽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但也只是现代文明的外壳，是美好生活的外在条件，并非美好生活本身。而要使现代文明成为一个伟大的、普世的、有价值诉求的文明体系，决定美好生活的本质性的东西就需要这些外壳所包裹着的内容，即古代的德行。
三、儒家道德思想对当前我国道德建设的启发面对现代性进程中的道德问题，不仅是中国人，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重新重视，并积极思考儒家文化的价值。我们已不能再简单的认为现代性的就是西方的，虽然说儒家道德思想中有些因素障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其中有很多优秀的成分是值得我们吸收进现代道德建设之中的，也可以为解决现代性的道德难题提供一些思路。
首先，儒家德育思想中有丰富的修身养性内容，如果引入到现代德育思想中，将对在现代性背景下，人的孤独和无意义感的泛滥起到改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位置发生了结构性的逆转，人的价值立足点越来越倾向于追求快乐，躲避痛苦的“自然天性”。没有了固定、永恒、神圣的东西，剩下的只有眼前、当下、瞬间。人的生命表现出炫丽而孤独，匆忙而无意义的状态。儒家德育思想提倡的对超越型人格的追求和修身养性的方法和内容。正好可以促使人们在紧张的生活之余审视自我，修养性情，寻求人生真正意义与价值。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具有重他人、重群体的特性。若能发挥得当，将可能为纠正极端个人主义的偏颇，成就更为合理的人际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个人主义”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正如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在对现代性的反省中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因为“现代性不是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首要的东西，‘个人’只是社会的产品，仅仅拥有有限的自主性;而是把社会理解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地结合到一起的独立的个人的聚合体。
当然，现代性也不得不承认个人的一些关系，尤其是与其父母的关系的重要性。但她只把这些关系当作例外看待。作为一种理想，人们一直强调的是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应当说，个人主义的兴起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却给现代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最明显的就是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而不再顾忌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不仅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而且也导致了人与环境关系的紧张。而儒家以“仁”为中心，推己及人的道德体系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若能贯彻到现代德育思想中去，则对于弥补个人主义的缺陷即使不是全面的，也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把“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基本道德规范引入到当前的德育思想中去。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被我们当做绊脚石丢掉。人们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越来越迷失，越来越重利益而轻价值，重利润而轻诚信。“毒奶粉”、“假疫苗”、“楼歪歪”，暴力拆迁等，无不折射出人们价值理想的失落和诚信的缺失。
面对这种状况，积极借鉴儒家优秀的德育成果，培养人们的“仁爱、礼仪、诚信”等良好的道德素养是显得尤其必要。
结论
儒家道德思想对于当前道德建设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贯彻。
在未遭遇现实的情况之下，理论总是完美的。但一些思想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再加上现实条件的消极作用，我们很难短期内把人们的功利思想、实用思想等撇清，然后再把“仁”、“义”、“礼”、“智”、“信”等一股脑植入到人的思维中。
所以，我们所能做到的一是教育、宣传，二是通过体制的完善进行规整。两者都很重要，都值得有良知、已经醒悟的人们去践行。
参考文献
[1]曾子.大学[M].
[2]论语.阳货[M]
儒家道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范文6
儒家文化起源于先秦，是以儒家、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流派，是伴随着中国的历史脉络积累和流传下来的，至今对当代生活都具有深远影响的传统文化。它以物化和精神两种形式存在：物化方面包括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精神方面包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等形式。儒家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它对中国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道德规范、人生理想、政治、哲学、宗教等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德育的影响也是颇为深刻的。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家，首先提出“仁”的思想，后来为历代儒家学者所接受并传承，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核心理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被“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所淹没，新中国建立以后，没有很好地挖掘它的当代价值。而今天反观历史，重新审视“仁”的意义，尤其是在高校德育中的价值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如何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为当代高德育服务，是值得重视并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结合的路径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以“仁爱”为核心，以个体品德结构的知、情、意、行四个层面的培养为主线，强调情感育人的作用，有助于高校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侧重德育的文化内涵，强化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与人格独立；树立大学生的礼制观念，优化其人际交往；塑造大学生的君子风范，培养其自律能力，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储备具有高尚品质的中坚力量。儒家“仁爱”思想与高校德育结合的方式主要表现为：
第一，引入儒家的教育理念，提高教育成效。儒家的教育思想突出表现为因材施教，同时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高校德育面对的是个性心理与心智发展程度千差万别的客体，更需要因材施教。重点是关注学生的情商、兴趣和个性，做到因人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也要注重儒家教育思想中的身教重于言传，教育主体要德才兼备，在具备专业的知识的基础上，完善自身的品德修养，以身作则，重视教育的示范作用，做到“慎独”与“内省”。还要做到教学相长，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教育主体不能局限与书本知识的汲取与传授，还要发现学生的优点与发展潜能，做到真正的教学相长。
第二，塑造“仁爱”的理想人格，实现教育目标。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追求真理和坚定人生目标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内容，实现人生价值应以推崇人的道德品质为先，淡化物欲，以大体为重。在现代德育中，我们应继续弘扬爱国、爱民的思想，完善自我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当代大学生面对国内外多种价值思潮的影响与冲击，“仁爱”思想是培养大学生完善的人格与高尚的品格的思想基础。加大“仁爱” 思想宣传教育与教育的融合力度，有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大学生具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气节和道德情操，使之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
三、儒家“仁爱”思想对高校德育的现实价值
儒家“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是智慧与文明的象征，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源泉。在当代大学生德育中，儒家“仁爱”思想对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坚定大学生的人生信仰，塑造大学生利他的价值观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有利于高校德育内容的完善。高校德育的目标是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自我超越，因此大学生不仅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同时还要兼具良好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儒家“仁爱”思想为高校德育的内容注入了丰富的内涵，让大学生从情感养成角度达到对道德规范的理解与接受，从而更加严格的约束自己的言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德育不仅要在内容上顺应时代的潮流，还要完美的诠释儒家“仁爱”思想中的有益内容，才能完善高校德育的内容体系。比如，儒家“仁爱”思想提倡诚信教育，教育人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因此，我们的教育内容可以扩展到大学生的信仰、信念、信心与信任等方面品质的培养，真正做到汲取儒家“仁爱”思想中的精髓。
第二，有利于高校德育工作的创新。儒家“仁爱”思想是高校德育工作创新的重要源泉与精神动力，高校德育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内涵、培养其完善的品格、促进其全面发展为工作重点，所有的教育工作都要以人为核心，而创新的关键在于对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吸收与弘扬，并且进行理性的转化。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理念的转换，工作的内容的充实，工作模式的构建，工作环境的塑造，都要做到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内在需求与精神渴望，因此高校德育工作要始终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指导才能实现教育工作的创新与教育理念的超越。
第三，提有利于教育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胡锦涛同志指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发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注重提高教师素质、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就高校德育过程本身而言，施教主体的人格品质与内在修养会深深影响大学生的个性心理与性格的养成。高校德育的施教主体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懂得人生的价值与人之为人的意义。因此，高校教师的道德修养不仅关乎个人发展与社会评价，更加会影响学生道德观念的形成。高校教师作为智慧的代表，理想人格的化身，其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与完善。儒家“仁爱”思想具体到教育工作者身上就是，作为教师要关心自己的学生，传授有益的人生哲学，体察学生的心灵，充分发挥施教主体对大学生的人生指引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