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范文1
[论文关键词]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自然辩证法概论”是理工农医类硕士生的政治理论课．它担负着对硕士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那么，它与本科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及博士生的“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衔接?又如何侧重?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本文结合笔者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自然辩证法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中的定位
教育部有关文件明确规定：自然辩证法概论的教学目的主要是紧密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准确概括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正确回答当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系统分析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扩大学生视野，启迪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科学技术观；使学生加深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解．形成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及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据此．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中的定位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从学科上来定位，它是一门体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带有哲理性质的学科；二是从功能上来定位，它具有方法论功能和素质教育功能。
(一)学科定位
自然辩证法就其学科门类来说，更偏重于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1956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沿着这个“之间”，自然辩证法学科逐渐发展起来。
自然辩证法学科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它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科技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技术靠近，它具有科技性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它更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技术的哲学分析．所以，自然辩证法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技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情况看，自然辩证法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自然辩证法也具有交叉学科性质。
自然辩证法作为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的纽带，反映了哲学与具体科学技术之间的交叉。
同时，自然辩证法不仅研究自然界，而且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和在人类社会中的展开与发展过程，反映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这种哲学与科学技术的交叉，正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趋势，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正确地把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功能定位
自然辩证法就其功能来说，具有方法论功能和素质教育功能。作为一门学科和一门课程，自然辩证法不仅对理工科硕士生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自觉地灵活运用各种科学方法进行科研活动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过分注重学科的知识功能，而忽视了学科的方法论功能。因此，更新教育观念，进一步发挥自然辩证法的学科优势，强化本学科的方法论功能，已成为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因此．在学科建设上要处理好“三个并重”，即结论和结论的论证并重，知识和知识的方法并重，知识的硬件(发展科学知识的具体手段)和软件(科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并重。只有这样，在教学中才能使学生从“LearningtoLearning”至U“LearningtoThinking”。
同时，自然辩证法概论是理科硕士生必不可少的综合性课程之一，在教学巾强化这一优势是实现本学科的素质教育功能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综合性课程的设置，已作为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培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已有从小学起就开设相应综合性课程的规定。自然辩证法概论作为综合性课程的优势应该体现这一特征。从横向上来说，它应综合概括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最新动向。然而，一方面弥补学生因专业过细过窄对相邻领域缺乏必要的了解而带来的知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接触来自学科前沿的知识和信息；再一方面可以把学生融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氛围之中从纵向上来说，应突出科学技术思想史的内容，因为它展示了人类知识发展的总体过程。这样，可以加强学生对科学本质、科学功能、科学方法等问题的认识，又提供了理解科学合理性的角度．还能帮助学生树立科学观念、培育科技意识、弘扬科学精神。
方法论功能和素质教育功能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两大基本功能。只有发挥出这样功能的学科才能够在科学研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才能够使学生一生受益无穷．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教学必须牢牢抓住并突出这一点，从而使自身保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活力。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我国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普遍为本科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为理科硕士生开设“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为理科博士生开设“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三门课程都是具有哲学性质的或以哲学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必修学位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侧重于对本科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讲授，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然辩证法概论”侧重于使理工科硕士生理解自然界的辩证法、学习科学方法论以及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解；“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侧重于理工科博士生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理解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问的辩证关系，从而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很多情况下．部分教师和学生都是抱着“无非是一门政治理论课”的想法走进课堂．教师抱着“不可不讲”的态度，学生抱着“不学不可”的心理进入教学，相互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对于这种想法，我们难以认同，更不赞同这种做法。那么，这三门课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一)“自然辩证法概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关系
按照2005方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任务。是要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教育。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掌握，使本科生“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
目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主要是介绍和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和基本原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至于这些范畴、命题和原理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们在哲学思想史上是如何发展的?都有哪些哲学家对它们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则探究得很少或者根本不涉及。这样就难免使教学过程缺少厚重的历史感和巨大的逻辑感，也很难体现哲学社会科学所坚持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从而使学生逐渐丧失学习的兴趣和思考的乐趣，并最终影响教学效果。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理工农医硕士生的必修课．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后续课程。它主要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过程、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以及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社会观的基本内容，让学生从自然科学角度，而不是单纯地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进一步提高硕士生的哲学素养和综合素质。
自然辩证法是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主体构成(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础；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自然辩证法作为关于自然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学科，占据着重要而基础的地位。因此．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互补充、密不可分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成果。即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成果，即整个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理论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要分支．虽然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自然辩证法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进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研究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一切社会活动．它的物质前提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和改造。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把自然辩证法放在整个人类社会大背景下来讲授，而讲授历史唯物主义时。要充分考虑人与自然这一前提。” 转贴于
(二)“自然辨证法概论”与“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从1987年起，“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被原国家教委正式规定为理科博士生的一门独立的必修学位课程。这门课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性质的交叉学科。它的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问题，提高博士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博士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阔视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现代科技革命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培养出既具有高度政治思想觉悟，又具有综合科技文化素质的新时代高级科技人才。“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是硕士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自然辩证法概论”的后续课程，那么，如何处理好它与“自然辩证法概论”的区别和衔接呢?
首先，二者的教学对象与层次不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理工农医类硕士生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必修学位课，而“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是理工农医类博士生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必修学位课。理工科博士生在大学本科期间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硕士生期间系统地学习过“自然辩证法概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两门课程。同时，硕士阶段的学习相对于博士阶段来说，还属于打专业基础的阶段，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教学也只能停留在“概论”方面，而对博士生来说，由于他们是属于“对越来越小的领域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人”，更何况大多数博士生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方向，且学有专攻，因此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必须在“与”字上下功夫。
其次，二者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不同。教育部对“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已有明确规定．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基本要求．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社会观。而对“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还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基本要求．各校讲授的内容也不完全一致。由于教学内容不同，使得这两门课程的教学方法也不尽相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比较固定，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在授课过程中，多采用提问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师生互动的方法以及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将课程讲深、讲实、讲活；“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教学对象是博士生，因此，该课程的教学我们主要以专题讲座的形式来进行，内容包括：现代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现代科技革命与制度创新、现代科技革命与政治管理、现代科技革命与世界政治、现代科技革命与伦理建设、现代科技革命与思维方式、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命运、现代科技革命与人的全面发展等。教师在围绕专题讲授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与该门课程相关的一些前沿问题，如科技伦理问题、工程伦理问题、医学伦理问题等，鼓励理、工、医博士生结合自己专业去思考、去分析、去解决。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们从狭隘的专业走出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博士，即“富学之士”和“广博之人”。
最后，二者的教学目标与要求不同。自然辩证法概论的教学目标，主要是紧密结合科技发展的要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准确地概括现代科技成果，正确地回答当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帮助学生掌握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正确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解，形成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思想和工作。教学的要求是必须站在时代前沿．与时俱进。反映时展的规律和趋势．从而在研究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上，更好地发挥政治理论教育功能；在研究生的科学素质教育上．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从而体现本课程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更好地发挥本学科所具有的方法论功能和素质教育功能。而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目标，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报告与科学发展观，阐明科技革命与世界形势的变化，科技革命对世界和平与中国发展的影响：回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如何发展科技与教育的重大问题：从整体上、动态上分析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动向．研究它的关键性领域、新的生长点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了解现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重大社会思潮。教学的要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与方法，分析现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问题，提高博士生观察问题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范文2
[关键词]科学教育；科学本质；日常经验
鉴于科学对人类社会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在科学为大众理念引导下，理科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关注点逐步从知识范围的记忆演变为对所学内容的深度理解。对科学深度理解的重要命题之一则是：如何使学生能够认识科学的本质，以明确“科学是什么”
“科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等问题。
理解事物的特质，首要工作是把它从与其相关的事物中区分开来。科学本质教育的最基本前提是把科学同日常经验、技术区分开来。在以上两种区分的基础上，还要审视理科教育中秉承“何为科学”的观念。如何避免科学哲学领域的各种有关争论，根据我国实际来构建合理的科学观是很重要的。
一、超越日常经验认识，理解科学知识的基于科学事实的发展过程
(一)明确日常经验对科学学习的干扰
科学对自然界的解释源于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但又高于日常生活经验，日常经验对学习科学既有支撑性作用，也有干扰．陛影响。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感知自然界而产生一些属于个人的经验，并在经验的基础上主动思考，尝试建立联系和回答为什么，从而形成日常知识。这种个人的日常知识明显具有个体差异性和文化陛，还具有零散性以及自相矛盾等特点。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个人知识，有些是对客观世界的朴素观念，有些则是完全与科学知识相悖的迷思观念。虽然朴素观念具备科学知识的某些属性，但不会自发上升为系统、抽象的科学知识；错误观念更不会轻易改变而成为科学知识，所以从日常知识到科学知识是艰难的、能动的再建构过程。
首先，来自迷信与伪科学的干扰。科学作为对自然界的解释总是有限的，总会有解释不了的领坷让迷信或伪科学钻了空子。在把日常的知识转变为科学知识和观念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指望科学知谚知一劳永逸地给出关于自然界的所有答案，从而战胜迷信和伪科学。具有科学思维方式和思维品质是最根本的武器。
其次，科学理论和科学思想不可能从朴素的经验、直观的概括中提升出来。科学知识(如概念、理论等)是抽象的，往往隐藏在事物的后面，需要借助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
再次，学生前概念中的迷思观念具有较强的顽固性和隐蔽性。因其先人为主，又是自己切身体验到的东西，而且也能解释某些现象，学生往往对自己的这些前概念深信不疑，并试图将其迁移到对新环境、新现象的解释中去。仅通过说教的方式很难暴露迷思观念的隐蔽陛并转变其顽固性。
研究表明，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主要有三种方式：通过个人对世界的观察和经历而发现的：他人告诉而获得的；采取有意义的途径将发现得来的和接受来的知识内化，自己建构知识。通过发现和他人告诉而获得的知识是重要的，但发现和接受来的知识需要被内化并使其具有个^意义，才能对于理解自然世界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个人发现的知识，需要教师的引导实现去情景化，从而使其具有更广泛的作用。他人告诉的知识只有在其他新环境中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尝试解决问题时才变得有意义。
(二)科学推理是科学理论建构的关键
科学知识包括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以及定律和理论性知识。在这个由具体知识到抽象知识的建设中，科学知识“摩天大楼”的坚固性主要取决于选材以及建筑设计。在科学大厦的建立中，科学事实如同材料，科学推理过程如同建筑过程。
科学事实是构建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石。它不同于一人一事的轶事，也不同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被动的物理成像过程，同时人也不能随意渲染客观世界。科学事实是中性观察与理论负荷辩证统一的结果。许多科学事实隐藏在纷杂现象的背后，无法直接通过观察而感知，需要通过实验方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排除次要、偶然因素的干扰，简化、纯化研究对象，揭示科学事实。
要实现科学知识的自我构建，材料的选择必须得到学生的认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应能够区分观点与事实、排除迷思概念的干扰而甄别出科学事实，从而为实现自我构建科学理论奠定基础。
科学是理性的、逻辑的，但并不意味着科学理论建设只受形式逻辑规则支配。经验和逻辑是科学理论确立的基本因素，从根本上讲，理论的正确性就是要看它是否和科学事实相符。因此，从感性认识经由知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进而形成科学理论，其中更重要的是基于科学事实的科学推理。爱因斯坦指出：“要走向理论的建立，当然不存在什么逻辑的道路，只能通过构造性的尝试去摸索，而这种尝试是要受支配于对事实的知识的缜密考察的。”
二、避免技术代替科学。提升学习科学中的真实体验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更多的便利，但同时“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知识与生活世界的分裂”，不但掩盖了科学的真面目，而且使学生远离自然，造成师生间经验隔阂加深的情况。
(一)科技一体化中的科学
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人们往往把科学和技术理解为一回事，统称“科技”，“这样的淆同坏处极大，至少使真正的科学观念输入不了，真正的科学也就上不去了”。在理科教学过程中，在坚持科学与技术不可分割、相互促进的同时，要把通过制造以满足社会需要的技术与认识自然界、揭示自然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分开；要把从使用技术所产生的技术规范与科学中的自由探索分开；要把技术上的追求物质利益和功利价值与科学研究的溯本求源分开，从而发展科学思维和精神。
(二)真实体验是实现科学本质教育的重要通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已经越来越远离自然生活，没有或少有亲身经历天然自然的日常经验。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人们更多地是直接亲历天然自然，创造科学与技术。当今，人们更多接触的是由技术所产生的人工自然而非天然自然，这种技术所制造的人工自然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科学间的直接接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技术异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正是技术哲学成为一门学科的重要缘由。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多媒体技术的使用，为理科教育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对促进学习科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展示图片、播放录像等方式可能是解决学生生活经验缺乏的一剂良药。但在微观事物宏观化、抽象事物具体化、真实事物模拟化等过程中，模型永远不代表真实，使用不当甚至会
过犹不及，使学生误解事物的本来面目。
为解决技术人造物的不断丰富造成的学生日常经验缺乏，我们应让学生亲历天然自然，在真实生活中学习有用的科学。STS (科学、技术与社会)教育是使学生全面地理解科学的重要理念，旨在通过解决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以及了解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主题活动来学习科学，发展科学素养。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所以今天我们在享受技术所带来的极大便利的同时，教学中更需要厘清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还原科学的本来面目，让学生通过做科学的方式来学习科学，发展科学思维方式，切实提升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实力，尤其是原创能力。
三、坚持科学的假说属性，构建民主和谐的学习环境
自然科学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铸造了科学知识体系的宏伟大厦。科学似乎等同于“正确”“客观”。究竟何为科学，各学派争论不休。
(一)坚持科学是一种假说的科学观
针对科学大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是通过归纳累积的方式形成可证实的真理的；否证主义者认为科学是猜测和假说，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得到完善，但其本质依然是假说；历史主义者认为科学是形而上学的约定，科学革命类似社会中的革命，是世界观、信仰、范式发生了变革，后来走到了“怎么做都行”的论断；科学知识社会学派走得更远，他们改变了传统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而染指科学知识，认为“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建构起来的”，从而展示了“科学知识制造的偶然性、非正式性、情景性”。他们的言论使科学界深感不满，从而引发了著名的“索卡尔事件”(或称“科学大战”)。
对科学含义的界定和认识受到历史、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国家走过了真理观、假说观、范式转变观以及科学社会学所坚持的科学知识的偶然性的进程，到现在出现了反理性、反逻辑、反对科学的客观性以及“科学大战”等现象，这是科学高度发达社会的产物。
针对我国现阶段科学欠发达、大众科学素养较低的现状，我们应坚持从传统朴素的真理观走向假说观，强化创新精神和创造性，同时又要防止后现代思潮的消极影响。
自然比人类早，人类比科学早。科学不是自然界本身，是人构建的结果，这种构建的结果自然是假说，而非真理。恩格斯曾指出：“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科学假说前进的方向是揭示自然界的客观实在，逐步逼近客观。在“科学大战”后期，西方国家的一些科学家与社会学家在交流后认为，“在关于自然界方面，科学家一直是最重要的专家。专家往往只能给出最好的、最有用的建议，而不是真理”。
(二)建设和谐软环境，促进探究教学深入发展
教师所持有的关于何为科学以及科学是如何进步的态度、信念以及情感将影响他们采用的教学方式。持有真理性科学观的教师将更多地强调对科学知识的讲授与背诵，而认为科学是一种可变的解释的教师则会在教学中鼓励学生讨论并开展对各种科学解释进行对比等活动。
“探究是科学学习的核心。”秉持假说性科学观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新课程倡导学生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这对教师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努力成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合作者和促进者。科学本身并不是真理，理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不能把自身当作真理的代言人，不能把科学当作教条来讲授，需要知晓和尊重学生的经验，让他们在高期望和低威胁的学习情境中理解科学。
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范文3
19世纪50年代起,恩格斯对当下时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哲学的抽象,写作了由10篇论文、169段札记、2个计划草案,总共181个部分组成的“自然辩证法”(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0卷)。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的强烈愿望刺激了高等教育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改革。经过专家们的反复论证,教育部决定以“自然辩证法概论”的形式,给理工科研究生讲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众所周知,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科学技术”并没有实现恩格斯理解的科学技术意蕴。“科学技术”一方面促进着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破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左右,破坏了人类的精神信仰,所以,德国著名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撰写了著名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这即是说,从科学技术的视阈深入探讨“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是提高理工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渠道,不得不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科学技术:“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的学术资源
当下作为理工科研究生公共必修课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是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为指导,结合最新获得的科学技术成果和思辨的哲学思维方式,根据教材编撰的特点,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从目前流通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材看,虽然各有特点,但都有共同的基本架构,即“自然辩证法概论”都不能回避三个方面的问题:自然观的问题,科学技术方法论的问题,如何理解科学技术(也就是科学技术观)的问题。这即是说,科学技术与“自然辩证法概论”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换言之,科学技术是“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的重要学理支撑,即重要的学术资源。首先,自然观的问题,需要用科学技术知识佐证。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也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总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推动力来自科学技术。古希腊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是哲人们天才的想法,没有科学知识佐证,信者信也,不信也无妨。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都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为人类认识自然提供了科学依据。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认为“地球是方的”的看法;哥白尼“日心说”冲出宗教的牢笼,掀翻了“地球中心论”;新物理学、化学的诞生,血液循环的发现,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使用迫使神学玄学之类让位。但这个时代对自然界的总观点是:自然界绝对不变,是一种机械唯物史观。“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始终就是这样。行星及其卫星,一旦由于神秘的‘第一次推动’而运动起来,它们便依照预定的椭圆轨道继续不断地旋转下去,或者无论如何也旋转到一切事物消灭为止”[1](P.364)。1755年,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从理论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1](P.366)。直到19世纪中期,焦耳、格罗夫、拉瓦锡、达尔文等科学家的出现,才用科学实践证明了整个自然界是在永恒地流动和循环着的。然而对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更新人们的自然观,科学家们一直没有止步,宇宙和生命之谜在不断地破解着。直到21世纪的今天,科学技术成果不停地佐证并改变着原有的自然观。2011年12月5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简称NASA)声明,证实通过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了“第二地球”——一颗名为开普勒22b的行星。其次,科学技术方法论的问题,需要依托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科学技术方法论是指“科学技术研究中常用的一般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一般方法的性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理论体系”[2](P.107)。建构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科学实践中随着科学技术新成果的诞生慢慢归纳总结出来的。科学技术方法“主要是以近代和现代的科学技术实践为依据,并按认识和实践的需要而被选择或舍弃。科学认识和实践的规律性制约着科学技术方法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因此,对科学技术方法论的研讨应紧密联系科学认识进行”[2](P.107)。比如,科学问题的提出与科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密切相关,特定历史时代的科学认识决定着科学问题的深度及解决方法。遗传学的问题自古就被提出,但问题的细化和深入则是在科学技术新成果出现中完成的,1866年奥地利学者孟德尔根据他的豌豆杂交实验结果创造了孟德尔遗传定律;1926年摩尔根发表的《基因论》和1932年达林顿发表的《细胞学的最新成就》使遗传学研究进入了细胞遗传学时期;从1941年比德尔和塔特姆发表关于脉孢霉属中的研究结果开始,到1960—1961年法国分子遗传学家雅各布和莫诺发表关于大肠杆菌的操纵子学说为止,遗传学家在微生物遗传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53年美国沃森和英国克里克提出DNA的双螺旋模型开始,人类则进入了分子遗传学研究阶段。科学问题的提出尚且需要依托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那么科学事实的论证、科学思维的形成、科学理论的创立等等更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再者,科学技术观的问题,需要对科学技术做出价值判断。科学技术观是关于科学技术的含义、本质、价值和发展模式的总的看法。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发展史上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两项实践活动,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体化,两者通常被结合在一起,构成科学技术系统,成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拥有自身的体系结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而诸如这些的完善程度、社会价值则需要科学技术观做出判断。比如,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认识,也就是对科学社会价值的判断”[2](P.335)。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在推进人类物质文明的繁荣昌盛,推动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和促进社会变革方面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已被实践证明其价值。但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也带来了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基因技术的负面价值,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令人寝食难安;转基因器官移植所带来的病毒跨物种转移风险,让人难以承受;“工程菌”引起的环境破坏,让人难以自拔……基于现实问题的存在,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者,还是技术悲观主义者,我们都必须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价值。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科学技术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一切,它的发展和应用具有可控和不可控两个层面,导致的结果也有正面和负面两种结果。然而,仅仅因为存在不可控因素,存在负面影响,就停止发展科学技术的脚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把握一个度,依靠科技自身进步和社会变革,尽可能克服消极后果,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二、科学技术异化:“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的现实困境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提出了“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就是社会异化的结果,导致这一异化的基础是“劳动异化”。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使得人与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相背离,这些东西不是为人类服务,而是反过来统治人、压迫人。科学技术异化,也是一样。所谓科学技术异化,就是指科学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就是说,科学技术不再只是“价值中立”工具,它已经载负了意识形态的功用,甚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唯科学主义)。这种功用的后果可以理解为四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界的规律相异化、人与科学技术的产品相异化、人与自身的自由存在本性相异化、人与社会关系的状态相异化。从现实生活世界来看,已经有一些人们开始怀疑、甚至拒斥科学技术的成果,比如,不看电视资讯、不吃转基因食品,等等。这些现象,对于“自然辩证法概论”理论的可信性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当下,“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因科学技术异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困境。第一,科学技术异化导致“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就是解释自然现象的正确方式,宗教自然观因此可能重新复活。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思索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终极根源,尤其是受到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对自然、乃至人类来源的判断,都是宗教的专利,尤其是人们面对自然灾害束手无策的时候,更是过多地祈求宗教的庇护。这种把物质世界解释为神灵意志体现的观念,就是宗教自然观。从自然科学发展史或人类社会发展史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一度把人类从宗教自然观中拯救了出来,最起码把宗教限制在了纯粹精神的领域。比如,哥白尼日心说的发现,令宗教界十分震惊,对于介绍和宣传日心说的布鲁诺十分反感,决定用残酷的火刑把布鲁诺烧死在公共场所——罗马鲜花广场。可以说,科学技术的这种历史,促使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诞生,在这种意义上,“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中的自然理解,就只有用知性思维的“科学技术”予以解答。但科学技术异化,让人们感受到自然的报复愈来愈残酷。比如,因过度的开垦,草原、湖泊等越来越少,沙尘暴等已成为最污染环境和导致生存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这种科学技术异化的后果,因意识形态的参与,现已扭曲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比如,电影《2012》,看似一个灾难片,但它是以宗教的语言为“根据”的,因此,人们不能不警惕宗教自然观,因科学技术异化而有复活的可能。也即是说,“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就是解释自然现象的正确方式,但又必须承担这一解释的功能。第二,科学技术异化导致“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的现实体现,辩证法的“科学性”可能令人们产生怀疑。哲学方法论,是指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法。根据不同的视界,哲学方法论也有所不同,比如有辩证法的思维、有诡辩论的思维,有经验主义的思维、有理性主义的思维。从人类社会诞生时,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没有停止过角逐。但经验主义的思维,因科学技术异化显得越来越占据主流,如果说理性主义从来没退出思维的舞台,那么,它也只是经验主义的附庸,人们更为看重从经验出发、总结“经验方法”的方法。也即是说,许多人认为无需从哲学的高度思索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方法,跟着技术的经验去认识世界,更加有效和可能。事实上,“科学研究是创造,它同迷信、保守、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格格不入。但这绝不能理解为,科学研究是没有规律、没有章法的活动。虽然创造活动的规律弹性较大,但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存在。科学认识模式是科学创造活动规律的反映,因此,否认或低估科学认识模式的作用,不利于科学家的科学创造活动”[3](P.657)。科学技术异化导致的这种“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的现象,最直接的哲学破坏就是,辩证法的理解方式,不再成为判断世界运行和思维运行的基本方法。第三,科学技术异化导致“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很难解释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可能让人们质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毋容置疑,现代化的生存方式,导致人类对资源和能源等的无限欲望,地球现在也不堪重负。现在的思想家,无不关心人类文明的走向,甚至许多人猛烈批判现代文明。在这些批判现代文明的思想家的灵魂深处,已经对异化的科学技术彻底失望。当然,这不是说这些思想家们不承认科学技术对人类世界的改造能力,而是说这种改造虽然威力巨大,但只是破坏性的功用,对人类世界的健康发展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掌握科学技术的“工程师觉得‘不合理的’经济因素妨碍了他根据对事物之客体属性的研究达到自己的理想,而这种理想通常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纯技术的最优方案。他很少认识到,他对这些特殊的方法有所偏爱,完全是他经常解决的那类问题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偏爱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4](P.101)。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因科学技术异化很难再能有说服力地解释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即是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不一定再是理想的生活方式或存在方式。科学技术异化给“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带来的困难不仅是个事实,也越来越成为制约研究生拓展科学技术方法论的瓶颈。探索理解和解释科学技术的正确方式,是还“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权威性和必要性的重要原则。
三、重建科学技术理性:“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质量的保障
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范文4
【关键词】自然主义/认识论
【正文】
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它贯穿于欧洲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把自然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萌芽时期；十七——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自然主义以及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本文拟就当代的自然主义进行考查。
一、科学派的自然主义
在后现代哲学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义的复归和计算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之后，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出现了。这一思潮的首倡者是奎因（W.V.O.Quine）。
1.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
在科学哲学中最早明确倡导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当推奎因。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动机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不满。我们知道，所谓传统的认识论主要是指经验论的认识论和唯理论的认识论。在奎因看来，传统的经验论有两个教条：一是所谓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问题；按照奎因的观点，如果全部科学（包括数字、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它们只是沿着边缘与经验相接触，那么分析——综合命题便没有了明显的界限，因此，认识论问题便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了。这是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起点。二是所谓的还原论教条。奎因认为，休谟欲将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为感觉印象是不成功的，因为关于存在的全称陈述以及关于将来事件的陈述是不能用感觉印象来确定的。因此后来人们转向用语境定义（contextualdefinition）和集合论来使知识还原。如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等都企图将普遍科学语言翻译成逻辑的语言，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告诉我们，即使有自洽的公理，也不能涵盖整个逻辑系统。因此，传统的经验论走入了误区。
对传统的唯理论的挑战则更为严重。唯理论者追求一种内在完备的理性的逻辑建构，以作为知识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动摇了。因为，人们已认识到，用以建构的那种元逻辑和元标准根本找不到，前提性知识无法建构。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尔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建构的内在缺陷。所以不可能为科学知识建构一个可靠的逻辑基础。[1]
由以上分析可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一个来源是整体论（holism）；另一个来源是非再生的实在论（unregeneraterealism），这种实在论所表现的是“除了科学内部可以商量的、不确定的事物之外，毫无惶惑之感的自然科学家的坚定状态”[2]。这种非再生的实在论的目的是建立科学主义（scientism），而整体论提出的目的则是放弃第一哲学，即传统的认识论。这两者的结合使奎因认为应该放弃合理重构，从而诉诸于心理学，把认识论看作是对认识的实际进行过程的记录，因此认识论者成了科学地探究人类知识获取的经验心理学家，“认识论的地位仅仅降低为心理学（因此，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1］，p.74）
可见，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认为，传统的认识论虽然受到挑战，但在新的澄清的意义上认识论还存在，不过此时它已经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了。它和传统认识论的一个明显区别便是我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经验心理学。这实质上就是把科学认识论降级到自然科学内部，从而取消了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代之以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因此我们称以他为代表的一派观点为科学派的自然主义。奎因的观点可参见陈波的文章（《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在八十年代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不休之时，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引发了不同的自然主义流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R.N.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
吉尔提出工具化认识论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主义失败了。例如，莱欣巴赫不是在逻辑中而是在实际行为规则中寻找方法论基础，哈金（Hacking）论证说，这些规则序列是随机的，从而也就不知道其是否合理。而卡尔纳普则在方法论上采取归纳逻辑的计划，他的观点也受到严厉的批判。继卡尔纳普等人之后，拉卡托斯和劳丹提出了元方法论。吉尔认为元方法论不能为反对相对主义提供有力的辩护，因为劳丹的策略实际上是直觉主义的元方法论，它是以判断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直觉知识的合理性为起点的，因此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解明策略而不是辩护，合理性问题因而被抹杀了。可见，元方法论也困难重重。波普尔将其方法论建立在否定后件推理的简单规则之上，而拉卡托斯（I.Lakatos）已经证明，若遵循波普尔的规则，会将一切理论证伪。如果假定应排斥被证伪的理论，那么一切理论都应被排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综上吉尔认为，想从事寻找基础的工作是不可行的，应该放弃方法论基础主义而选择自然主义。“对任何科学来讲，都不存在哲学的基础，也不存在探讨科学的理论深度的哲学方法，存在的仅是科学方法本身”。[3]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库恩、汉森、奎因和坎贝尔（Campbell.D.T）等人使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计算科学成为自然化认识论的基础，但是在吉尔看来，这些学科尚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第三个原因是从六十年代起，认知科学开始出现并且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以及语言哲学、心理哲学和认识论产生了影响，进而也开始影响到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哲学家开始把认知科学作为对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所做的哲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吉尔正是其中的一位。为把这种研究手段推向深入，1988年以后，他又把认知科学分为三束：①人工智能，②认知心理学，③认知神经科学。其中每一束都为科学哲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提供了模型。这样，吉尔自认为已经完成了把科学哲学建立在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任务。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认识论（即自然化科学哲学）的核心所在。即“理论是通过一种包括个体判断和社会关联两者的自然过程而被接受（或放弃）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原则”。（［3］，p.7）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不需要定义合理性，因为“理论选择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它从真正的行为者在其实际科学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选择开始”，[4]“对我来说，存在的唯一一种合理性便是为达到已知目的而去运用经验确认策略的工具”。[5]可见，吉尔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的，因而也就无需对其进行定义。因而我们称他的观点为工具的认识论。
伊弗朗（N.J.Efron）和费池（M.Fisch）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批评吉尔。他们认为，吉尔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合理性问题。吉尔在判断模型的相对优势时过分强调其自然的模型技巧，过分强调自然的直观推理（uaturalheuristics），而对刻画科学活动的模型、发现错误以及模型化的系统尝试等的反省却不够重视。因此，“科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这一方面——即创造性的、思辨性的、反应性，简言之即说明的合理性方面——在吉尔的研究中完全被忽视了。”这样看来，吉尔对科学的说明像其它自然主义者的观点一样，确切地讲排除了关于科学的很重要的且最需要解释的方面。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吉尔放弃了合理性，才使他的理论的解释性价值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由于合理性对科学的探究来说是基本的，因此“吉尔的众多洞察和深刻的分析的结合并没有象他所说的那样能真正地解释科学”。[6]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观点总结如下：一方面，科学不单单是纯形式的模型建构过程，它还有非逻辑的因素，后者恰被吉尔忽视了；另一方面，吉尔应该为自己的自然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然而他却放弃合理性，从而也就无法为自己辩护。
总之，吉尔的工具的认识论本质上与奎因的观点一样都诉诸科学以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们或者把认识论看作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用认知科学研究认识论。二者都使认识论问题“实证”化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认识论问题。不过，与奎因相比，吉尔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从而上承分析哲学的方法论余绪，而更靠拢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他以工具为出发点，试图使自然主义有解决描述和解释两方面的认识论问题的能力。但是吉尔忽视了科学认识的文化学方面，这一点伊弗朗是对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库恩、汉森以来，对科学认识的社会研究（即科学的社会认识论）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科学的非逻辑方面也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这一点上说，吉尔在自然主义诸流派代表人物中，受传统分析哲学的影响似乎较深，而同人文主义和价值论最为疏远。
3.撒加德、丘奇兰德、西蒙等人的计算化认识论
如果说奎因、吉尔等人的自然化科学哲学的观点仍然有相当浓厚的抽象理论特色的话，那么，撒加德的思想则试图实际地把认识论实证化。在《计算的科学哲学》一书前言中他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用一种解题和归纳的计算机程序来解释计算的观念同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现、评价以及应用等的关联”。[7]可见，撒加德试图在计算机的框架内解释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其观点如下：
a.理论是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复杂资料结构；它们存在于由规则、概念以及解题所构成的高度组织的集合之中；
b.解释和解题是由规则、概念以及解答等作为中介的计算机程序；
c.理论的发现和评价是在解释和解题的语境（context）中引出的子程序；
d.理论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产生于发现程序，并且与其它概念有关联；
e.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理论活动和实验活动都是基本的，二者不可偏颇；
f.科学应如何研究，关于科学如何运行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作出根本性的贡献。（p.189）
撒加德认为这个科学理论性质的计算性说明是较全面的。他对PI系统充满信心，认为它能解决认识论的许多问题（如规范和描述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他发现PI系统至少有两点不足。一是，现时的模型不能解释问题如何出现，因为PI要求的是给出问题；另一个不足涉及到PI中观察信息的来源，因为许多科学问题产生于观察和实验，而PI对新观察和实验的来源没有发言权。（［7］，pp.175—176，）由于PI系统有局限性，所以撒加德近来又发展了他的观点。他从注重科学自身转向也注重科学的社会性，并给出一种新的模型，“该模型从布散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artificialintellegence.DAI）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共同体”。[8]亦即对科学的、心理的以及社会因素给出一种综合的看法，实际上这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因为此前有一种方法论个体主义学说认为，所有解释社会现象和个体现象的尝试肯定只涉及有关个体的事实，据此可知，社会解释能够而且最终会被还原为心理学解释。不管这种学说是否成立，撒加德认为，把科学看作布散式计算的系统并非是以该学说为先决条件的。我们可以把他给出的理由简单地总结如下：①有的事实具有无法简化的社会性；②心理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相互依赖；③对个体计算心理学的解释也可能用具有社会特点的术语来表述；④社会现象太复杂难以处理。所以他说：“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的计算系统的观点并不是把社会问题还原为心理学问题，而是要共同推进对社会和心智的理解”。（［8］，p.10）可见，撒加德并不否认认知个体活动的作用，他的目标是把对个体认知活动的理解和对科学共同体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认识为什么科学的心理学说明和社会学说明可以结合为一体，以达到他所说的“从一种综合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目的。
总之，撒加德认为，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哲学处理的问题相对于科学来说是较一般的、思辨的和规范的。涉及到推理的哲学分支与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是连续的。他试图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式人工智能，以求用计算机网络来解决有关问题，从而把科学的心理学方面和社会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
特万泥对撒加德等人的计算机模型提出五点质疑。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①模型能处理高阶的直觉推理吗？
②模型能处理不确定的交互作用吗（chancyinteractions）？
③模型能处理视觉的形象化描述吗（VisualImaginery）？由于计算论者没有注意到视觉认知的动力学，因此，甚至连这一问题的范围都没认识到。
④模型能处理一个广义的知识基础吗？特万泥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知识基础中的那些条目实际上并不真正是原始资料，例如还有一些无认知的评价（如“结果不令人满意”）等等。“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计算论者能在数据库（database）中做到使这样的信息（指元认知评价之类的信息——笔者）具体化。”
⑤模型能怀疑数据吗？科学家们一般都怀疑数据。然而，几乎所有的计算机模型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它们把数据看作是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给出的模型很难把握现实世界中的科学家所面临问题的范围。由于存在上述疑问，特万泥认为，“看来，有必要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来考虑计算机模型的作用，这个语境是我们关于科学思想的、发展着的理论语境。”[9]
特万泥的诘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科学理论的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性质等问题有其非程序性的方面，诸如直觉的、社会的种种因素以及数据真伪性等问题都是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的。撒加德等计算论者们把计算机理论泛化，以至使之成为解决所有认识论问题的万能钥匙，这里的片面性是显然的。他实质上用计算机理论取代认识论问题，这同奎因等人本质上是一致的。
以上我们谈了奎因、吉尔、撒加德等人的自然主义观点。总体来说，他们都注重把科学认知的哲学反思与科学本身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应当说，吸收现代实证科学对认知的若干性质所做的具体研究是值得重视的，现代认识论如果不吸纳这些成果，不可能有新的突破，自然化的认识论注意到这一点，这使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他们却使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问题受到了挑战，甚至把认识论消解为实证科学。而且，在自然主义的界定意义上，作为描述性事业的科学与作为规范性事业的认识论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描述和规范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无法解决的。许多学者也正是基于这两者才对他们进行批判。但是，规范性和描述性难道真的不可调和吗？自然化认识论不能有规范的维度吗？为了突破这一二难的困境，劳丹才将价值论引入科学认识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他的规范自然主义。
二、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
劳丹提出其规范自然主义的直接动因便是奎因等人放弃了认识论的规范地位。在他看来这是自我毁灭。他主张自然化认识论可以以某种方式保持规范性，从而认识论虽然是自然化的，但却并不因此而丧失独立性以至于被彻底消解。
1987年，劳丹明确提出了规范自然主义理论。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劳丹认为科学方法论面临许多困境。在传统的科学哲学中，方法论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波普尔、特别是库恩的工作，这种情况一去不返。波普尔把方法论看作约定，因此，没有了合理性选择；库恩则认为方法论标准太模糊，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方法不能决定竞争理论的选择。拉卡托斯甚至断言我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有根据的建议以使科学家接受或放弃哪个理论。费耶阿本德的纲领是“怎么都行”，主张方法论无政府主义。至于罗蒂则认为一切都应“罗蒂化”。由此可见，在历史社会学派那里，方法论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规范力量已被完全剥夺了。
二是劳丹以前的自然主义方法论观点并不令人满意。如奎因认为，方法只不过是对自然科学所用方法的描述，因而没有规范的力量。这样，奎因等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困难：自然主义应该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是“合理性是一个非自然的概念，”[10]这样自然主义要用非自然主义为自身辩护，这是一个悖论。为避免悖论，因此劳丹认为：“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11]可见，劳丹希望在以前的自然化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规范自然主义。具体观点及评论参见孟建伟和方在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8；《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2）。此处不再赘述。
三、“文化派”的自然主义
1.瓦托夫斯基的历史化认识论
奎因和劳丹等人的自然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对社会文化的疏离。M.W.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则注意到认识的文化性，他倡导认识论的历史化以替代上述认识论。他认为，历史的认识论开始于如下前提：知识的获得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它不能脱离其它形式的人类实践，因此也不独立于这些其它形式实践的历史性（即其历史变化和发展）。[12]由这一前提可以引伸出三点论断：（1）人类认知实践的适当的研究域并不是抽象的“人类心灵”，而是具体的、有多种特色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域——是社会的、技术的、艺术的以及科学的。（2）认知的进展要通过表征（representation），因为它通过把人工制品作为象征来表现。认知方式历史地随社会实践，因之也随表征的改变而改变。（3）对所有人类知识而言，不存在固定的、基本的形式或结构，人的心灵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实践的不同而改变，即心灵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地自我超越的人工制造物。
瓦托夫斯基认为，卡尔纳普的记录语句为经验的科学哲学提供归纳基础，但它并不就是感觉资料。后来卡尔纳普放弃了这些而支持他所谓的生活经验，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逻辑重构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料并不简单地是经验，而是描述经验的语句在操作。但是这些语句——记录语句——必须依据某种语言，而卡尔纳普认为这种语言的选取是出于方便和实践上的约定。因此瓦托夫斯基说，卡尔纳普的这一宽容原则（principleoftolerence）实质上并没有为任何语句提供内在的或必要的归纳基础性说明，因此它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社会文化约定。
至于波普尔对理论证伪的说明，瓦托夫斯基认为也有赖于社会心理学。因为证伪的经验检验的构成也是社会文化的约定。奎因和哈贝马斯都诉诸于语言共同体的共识，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基于语言的内在规范。可见，认识论的社会化在当代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中的进展一开始本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从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到社会选择、语言约定，都明显地表现了从经验基础的相对化向合理性选择论题的过渡。由此可见，认识的根据已从传统认识论的内在的或心智的语境转移到一个语言共同体的行为的外在的社会语境。
由以上论述，瓦托夫斯基提出应以历史化的认识论来替代传统理解的认识论。亦即把认知活动看作是历史地变动的，这种变动的涵义是指：认知、知觉的方式随整个人类实践（包括社会的、技术的、科学、经济、艺术的实践）的改变而改变。他把认知活动规定为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还包括通过实践形式表现出来的感情活动或主体能力的域；也包括在道德、艺术、科学技术语境中所涉及的判断方式。又因为人类认知活动不是独立发生的，它不能脱离各种实践形式，包括狩猎、生产、社会交往、战争、政治等；所以，实践是认识活动的具体方式。
2.富勒的社会认识论
富勒（S·Fuller）提倡社会的认识论。他认为，“一个对知识的自然化的研究本身就应该运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发现”，[13]而作为一门交叉学问的社会的认识论即可满足这一要求。它本着建构一种规范的科学哲学的目的而把“知识社会学”作为经验来源。它从三个方面来研究：（1）作为一种元理论；（2）作为一种经验的研究纲领；以及（3）作为知识策略。
首先，作为元理论，社会认识论的基本功能在于做出一种设计，以重新解释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时到底在做什么。社会认识论者建构元理论的主要动机在于使知识“自然化”，并且确信知识是在它所涉及的世界之中的。而知识的自然化应该包括的不是认识论的消失，而是使一种界限——认识论和关于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界限——消失。近来，后现代主义者罗蒂为了追求经验的历史的研究而放弃规范的研究，这表明当代对知识所做的规范的哲学解释渐渐脱离了社会科学的解释。社会化的认识论者认为这正是对哲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的一个错误理解的产物。
其次，社会的认识论也是一种经验研究纲领和一种知识策略的工具。在经验方面它是双重的：一是根据预设的科学编年史工作来分析关于知识增长的哲学陈述；二是在认识上把比较突出的历史事件分解为各个“运作部分”，这样才能决定一个认识规范的存在与否对事件的出现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策略方面，社会的认识论目的是发展一种修辞（rhetoric），以便把它的元理论和经验研究转变为一种增加科学共识性的方法。
3.唐斯的社会自然化认识论
唐斯（S.M.Downs）在富勒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社会自然化的认识论。他认为，以前的自然化科学哲学不太关心科学实践的社会本质，所注重的只是用认知科学的成果来解释科学，因而这种研究是有缺陷的。一个缺陷是采用了认知个体主义（cognitiveindividua-lism），另外，科学实践的社会性不可化简。
唐斯认为，R.吉尔、西蒙以及撒加德等人把认知科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学理论的变革、评价、本质以及科学发现等问题，用认知科学的经验成果来充实和约束哲学理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采取了认知个体主义立场，即完全根据个体的心理过程来解释认知现象，认为对科学家个人的心理机制的说明能充分地说明科学中哪些因素具有认知特点。他们认为在对成功的科学进行说明时要以认知因素为依据，而对失败的科学的说明则要应用非认知因素。这一观点在劳丹的不合理性命题中得到了明确表述：所有合理的科学实践都可以根据认知因素来解释，除此之外的部分则由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解释。可见，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成功科学的解释是不相干的，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从而被抹煞了。唐斯对认知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从科学家为什么组成共同体来开展研究这一问题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之所以必须组成研究群体，原因首先在于，检验或评价假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心理能力，还要有技术分工和合作。劳动分工是按照技术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中的分布进行的。其次，单凭个人力量来评价假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能力毕竟有限。所以“科学家们应协力工作以克服个人的经验限制，从而可以对认知劳动进行分工。如果忽视这一事实，认知科学家也就忽视了科学知识生产所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本质。[14]
根据以上的批评，唐斯认为应该在认识论中加入一个社会的维度。他认为科学的社会本质有三个侧面：一是理论是公有的财富，它可以跨越时间在共同体中流传；二是社会相互作用直接导致认知成果；三是应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上看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某项活动是不是对科学的一种贡献十分必要。这三个侧面有助于明确科学事业的地位，澄清科学共同体与一般社会事业的关系。所有科学实践至少包含以上三个社会层次。唐斯的总结论是：（1）认知科学如果不放弃认知个体主义，它就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2）具有某一规范范围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必然会有一种描述基础，这种基础要考虑科学实践与众不同的社会本质，（3）科学知识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14］，p.66）
瓦托夫斯基正确地看到了认识的获得是一个历史的、本身是实践的、而且不脱离其它实践的过程。他注意到宽容原则的实用性和约定性，从而提出认知活动是历史地变动的这一观点，并把它作为历史化认识论的整个出发点。这种见解虽然不错，但却并不全面。首先，认知活动是变化的，但变化是一切事物的特点。另外，认识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不变，单纯谈论认识的历史变化显然有失偏颇，不可理解。应该把自然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结合起来才对。富勒主张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自然化的认知研究。他的观点得益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社会学派的主张。自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对知识的社会历史研究渐渐盛行起来，而这已成为社会历史学派的特征。富勒、唐斯等人进而把自然化的科学哲学纳入到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认为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应该把自然和社会科学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及认识论研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面。首先，虽然应用科学的方法于认识论的研究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认识论的研究方法是否一定是科学的方法？认识论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能否使认识论保持独立性？这些都是成问题的。第二，从奎因开始倡导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连续性，接下来又把计算机科学和其他认知科学成果运用于认识论研究，后来又在自然化科学哲学中加入社会的维度，这里似乎有一个修改传统哲学所界定的认识论研究域的问题。本来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论主要是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认识论之中，现在又加入了社会科学的方法。于是整个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认识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这样一来，认识论的特殊地位何在？它还属于哲学了吗？第三，唐斯批判认知个体主义，注重认识的社会性，认为这样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这种观点当然不无道理，然而尽管科学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子系统，离不开社会实践，但科学本身毕竟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认知的本体论基础是自然界本身，它是独立于社会的，是价值中立的，在这一点上，科学认知活动的不同层次的主体（科学家个体和科学共同体）具有等价性。因此，对科学认识的说明是不能完全社会化的。在这方面，外史论纲领（如爱丁堡学派的硬纲领）已经宣告失败。
总而言之，自然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承认认识论和科学之间存在连续性，否认这种连续性便是非自然主义。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论述的三种自然主义流派符合这一界定。因为它们都认为认识论研究和科学密不可分。自然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科学和认识论的连续性上采取怎样的形式，能够走多远。奎因等人把认识论同心理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联系起来，并认为是后者的一部分。显然这否认了认知的规范特性，使诸如辩护、推理以及证据等规范概念失去地位，而代之以一些自然科学的概念。这实质上就是取消了认识论，走向了一个极端。劳丹等人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才把规范性，价值论纳入自然主义科学哲学之中，认为描述性和规范性可以调和。而文化自然主义者更有甚之，他们注重认识的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主张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带有人为的、主体色彩的事物，是“想要”的事物，它需要解释学的诠释，有赖于对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比劳丹更注重认识的规范性，并有走向否认科学认识所具有的描述性，单纯强调规范性、价值性的危险，更有走向彻底相对主义的嫌疑。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与其他自然主义的上述异同点使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已经看到，自然主义科学哲学追求的是把认识论和科学联系起来，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哲学研究。应该说，这种重视科学的思想对当代哲学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摆脱基础主义的阴影等具有很大启发意义。它本身也是为摆脱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辩护主义而出现的，在客观上为西方科学哲学的重构提供了一条思路，但这条思路行不通。对当代自然主义来说，认识论或者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或者与价值论等结合，不管所采取的方式如何，认识论的独立地位已不复存在，哲学已经降低层次、消溶在科学之中，哲学和科学的界线从此化为乌有。这实质上是认识论的取消主义。如所周知，恩格斯曾经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出发，关于认识的本质、发展、评价、解释等一系列问题，都带有极大的普遍性。这些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途径都属于世界观的范畴，它超越于任何一门具体科学之上。归根结底，认识论取消论不过是重蹈历史上经验主义的覆辙。而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蔑视辩证法，蔑视哲学的理论思维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15]自然主义作为吸收当代科学成果构建合理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尝试值得重视，但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所得到的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参考文献】
[1]参见W.V.Quine:EpistemologyNaturalized.inOntologicalRelativityandOtherEssays(1969),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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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teveFuller:EpistemologyRadicallyNaturalized,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MinnesotaStudies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XV.1992,p.427.
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范文5
[关键词]科学；人文；理性；人类
一、从人类理性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理论溯源
前工业社会，人、自然、社会是和谐的统一整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社会来临，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作用中，科技因素突显出来，它在推动社会突飞猛进的同时，打破了人、自然、社会原有的和谐状态。一种因素突显引起失衡，必然需要另外的因素来制衡，在这种动态平衡之中，社会才能得到发展、自然才能得以平衡，从而人实现自己的发展。因而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人文精神更应得到重视。这是人类理性的要求，也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和回归。科学与人文同源共生、互利互动，两种文化都是人性的品质和才能的表征，它们根植于人性之中，是人类理性的两条不同表现路向，缺一不可，二者涉及“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工具与目的的关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理性内容具有具体性、多样性和相对性，有价值理性、目的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等概念，并争论不一，从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角度可以整合这些概念。理性具有合逻辑性、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基本内涵，这保证了科学与人文虽有诸多不同之处，但是作为人类不同文化的表现却可共存于人类社会之中。
一般说来，“理性”(英语中来自拉丁语的reason，德语的Vernuh)是指人自身的内在本性或能力，“理性”具有“超越性”与“规范性”双重品格。如果作词源考据，理性的双重品格正源自古希腊阿那克萨哥拉的超越的“努斯”(nous)精神与赫拉克利特的规范的“逻各斯”(logos)精神。“努斯”是指生命冲动的力量，是在超越具体有限事物而对万物的动因或运动的终极来源的寻求中所反思到的；“逻各斯”则是指逻辑规范的力量，通过对“始基”和“一”的不懈追求而日益突显出来。人类认识发展的主线是从神话到哲学，再到科学。在原始时代，也就是在神话思维时代，人们对世界充满好奇和追问，但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种神话幻想的方式，不能说明和解释世界，图腾和巫术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随着人类生存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生活世界发生变化，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了解加深，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神话思维，而是迎来了哲学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召唤理性成为了必然。人类正是因为具有理性精神才成为人，区别于其他物种，人类的理性表现在思维方式上，它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又对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起着导向性的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所谓理性的吊诡，或者说是理性的自我否定，这不是简单的完全否定，而是对于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否定，消除理性的至高无上性和绝对性。对理性某一特质的单纯追求会造成理性的偏失，出现“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种种观念问题。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引出“合理性”概念，来强调人、主体评价、价值等因素，从而理性不再走向绝对与孤立，人类由对纯粹自然的关注到对自身的关注。由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到对社会文化的关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被关注。事实与价值、认知与评价、描述与规范等应该互相结合，无论用事实取代价值，否认价值的科学实证主义，还是以价值取代事实，否定事实的文化科学、价值哲学等均有偏颇。
传统的、绝对的理性主义是在本体论意义上产生，柏拉图是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理性至上，是人作为人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是理性的最高形式，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世界的最终本原，自然、人类和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表现。启蒙理性主义是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的角度来考察理性，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能力，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它把人从神性的过分张扬中解放出来。理性从关注彼岸世界的“绝对精神”回到了此岸世界的人类社会，人作为人成为人，具有理性能力的人根据其理性精神构建社会，赋予社会中的一切事物以意义，人类生活展现出意义。理性不再是处于绝对的神化地位，而具有价值因素，这为关注价值领域，关注主体内在精神追求的人文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近现代科学与人文的分离，造成人类道德与精神的危机，究其原因在于理性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严重扭曲、分裂，因而反思理性、整合理性是解决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出路。工具理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最终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工具理性描述世界的实然状态，不能取代价值理性而成为一种对应然状态的表述，它注重可计算性，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分割开来”。西方追求确定性的理性传统，成为科学精神的思维基础。近代以来，人的理性能力主要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相联系，因而对理性的理解出现偏差，更多的是关注与科技有关的工具理性。理性追求确定性，形成科学理性的确定性、客观性、逻辑性等特质，但是理性并不简单等同于科学理性，大写的“理性”更应有合逻辑性、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统一之意。
二、从科学自身的发展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内在要求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伴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时间上先于科学文化，二者又相互影响、促进。哲学大约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这一期间，当时科学与哲学是不分的，二者浑然一体，科学包含在哲学之中，统称为“智慧”。古希腊自然哲学是科学的前身，是科学产生的土壤，关注自然，把人作为研究客观世界的主体，人和自然分开，人作为独立于自然的主体，对自然界的客观事物进行研究，这正蕴含了科学精神的萌芽。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产生了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践和对自然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近代自然科学。17～18世纪，许多学科已经取得严密的科学形式，相继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建立了独立的科学门类，如天文学、力学及为它们服务的“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恩格斯清醒地看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是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开始和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为标志，这表明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人类认识的重大进步。
人文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包含有四重意思：人道或仁 慈的性质或状态，慈爱或慷慨的行为或性情；人类；人性，人的属性；人文科学。可见，人文是关于人的文化，形成人文文化。科学是关于认识对象的本质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包含丰富的内容，它包括科学主体即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科学客体即在科学活动中被认识和研究的对象；又包括科学工具、方法、手段、目的等；科学又可按照研究领域的不同，分为多种学科。因而，在不同领域，形成了有特定组织形式的科学家共同体，他们普遍认可共同的思想观念、研究方法、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等，思想观念、研究方法、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等受到科学共同体所处时代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因而，科学不再仅仅是僵硬固定的公式、定律、原理等形式表现，科学就是一定文化的代表，并且只有在一定的文化大环境中才能产生，文化形式的改变，终究是由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方式决定的。科学探究的是客观自然物和现象的本质，这种探究活动通过人的实践进入人的生活世界，科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等领域产生影响，影响到社会，形成独特的科学文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对宗教权威，向一切教条挑战，深受社会的欢迎，推动了思想解放，解放了人类的体力。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出现了唯我独尊的“科学主义”思潮，它在压倒其他文化形式的同时，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反科学主义浪潮日见高涨，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关系不协调甚至紧张的状况，加剧了人类社会种种危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冲突愈加严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及其矛盾不是两者本身所固有的，而是由于人认识的差异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传统，走向机械论，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兴起，实验和定量方法引入，实证研究得以实现，科学的发展日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科学文化战胜并取代了有机论和神秘主义，成为主导文化。近代哲学以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自然界与人相互分离的基本观念，认为自然界是脱离人类社会历史之外的客观存在，研究自然的科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无关。事实上，二元论所导致的机械论范式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而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一种古老而又赋有创意的整体有机论范式得到重视。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有着不同的范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条路向，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中的不同方面和问题，二者不可通约，却可以对话。互促互进，共存于人类的存在和活动方式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沟通二者的桥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者同根——源于人，同向——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们不应该是绝对对立。新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需要新的人文因素与其相适应，“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加以平衡的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技术越高级，情感反应也就越强烈。”而人文因素改变，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也迫在眉睫。
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成为20世纪的主流，获得了新的发展。当代西方出现多种新兴学科和方向，对科学和人文进行研究、探讨，有科学的社会研究、STS(科学、技术与社会)，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等地兴起的SSK(科学知识社会学)、CSS(科学文化研究)等。科学史学之父萨顿首倡科学人文主义，力图使科学人性化；中国亦提出“科学发展观”来解决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从而达到科学人文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实现人民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为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扫清障碍。
科学的来源有哲学家和工匠两种传统，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对自然宇宙神秘的好奇心，到爱因斯坦，科学都是“纯粹科学”，是为了科学而科学，不是为了其他利益等因素；到了19世纪的近代科学，电磁学的产生把哲学家传统和工匠传统结合起来，科学与现实生活关系逐渐密切。从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到技术的利用，再到实用成果的产出，周期越来越短，频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是目前的常态，科技成为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时所进行的一种工具性的活动，它不单单是人与自然作用的中介，更已经广泛深入到人类社会之中，成为一种社会活动，它从本质而言是社会建构起来的，与社会系统的其他要素和规则融合为一体。科学与人文自然融合不可分。
科学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就会形成一种众所共识的世界观，进而对科学研究的主题、目的、方法等采取相似的取向，库恩称此种科学思想共识为范式，范式形成后对同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规范作用，大家均遵从范式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并建构理论。科技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新的科技的产生及其社会应用又受到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的决定。公元二世纪托勒密首创“地心说”，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17世纪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论，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修正了牛顿的理论，成为新范式。人类世界观历经革命性改变，科学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对科学与人文关系认识的转变与演进。
科技创新需要先进文化的导向，需要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为先导，也需要适宜的人文环境，“思想、价值观念和信念并非无用的玩物，而是在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催化剂，不仅产生技术革新，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铺平道路”。在当今科技现代化环境下，“环境友好型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关涉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观点，与科学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应作为有时代意义的“科学范式”，引起科学家和人类的关注及思考。 三、从人类的生存看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现实基础
人的类本质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实现融合与共同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人的世界中，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的类生存的需要。
从古至今，人类的思维方式经过了几个时期的转变，与此相应，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也表现出几个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又转向实践论。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以自然为中心；近代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绝对化，看成是脱离自然的、不受自然规律制约的、无所不能的独立存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对绝对的本体世界的好奇经过近代人性抽象化的形上追求，转向对现实的此岸人类生活的关注，人恢复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在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
人。
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神权至上，人的主体性只有在理性从神本主义的蒙昧中觉醒之后，才得到了彰显。人从唯神论中解脱出来，争取自由得益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可是，近代哲学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界的时候，科学至上，对抗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为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使欧洲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创建了辉煌成就。但科学技术盲目发展，人对自然横加掠夺、压迫，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工具理性的迅速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也剥夺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丰富性，人的生存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造成了人本身的工具化和异化，人类陷入尴尬的境地。人成为“经济人”、“理性人”，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的主体能动性被忽略，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抹杀。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科学、社会中的地位。
人类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类，人的体力能力除了依靠自身的工具之外，还要发展体外工具，以获得强化和延伸，而体外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智力能力的展现，但活动空间和生存工具的扩大与强化无法替代内省的精神诉求。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人的实践活动是沟通自然、社会的桥梁，世间万物作为有意义的“在”。必须是与人发生关系并被认识到的“在”，反之则是“存在着的无”，人类正是在这个生存和发展自身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科学在人对客观自然界认识和改造的劳动实践中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自己生存的劳动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类作为类的生活，在寻求物质生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生活。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在古希腊诞生之初，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的追求，对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发展到如今，与技术、社会密切联系，产学研一体化，科学成为当今特有人文文化的产物。科学求真，“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内容而言就依赖我们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而这些合理的可接受标准则依赖于并预设了我们的价值。”一般作为事实的科学，不应该与价值、人文分开，规律和真理是被人认识到的，各种人文因素掺杂于其中，所以，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在人文环境中被人建构出来的，真理是暂时的、有限的、相对的，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绝对客观和真理。对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正是在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生存，通过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人类实现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生活。求人与自然之真、求人与人之善、求人与自我之美，以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真正和谐。这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之上。
现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scientia涵义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一种自由探求的精神，“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这是希腊和中世纪的“知识”传统。这种“求知”的精神成为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母体，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二者亦是同向的：科学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是人生存之基础；人文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心灵的家园，是人为人之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者即分别处于较低和较高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和基础，后者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引导，与此同时建设与完善自身。”[g’
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范文6
摘 要：在现代，科学受到高度的尊重。显然，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是科学、是客观的、是被我们的经验证实的、是无须怀疑的真理。这种传统的科学观正是逻辑实证主义赋予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是一种科学主义的科学观，分析这种科学观的积极因素与局限性。
关键词：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积极因素；局限性
一、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史
20世纪初的维也纳学派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科学的理解，维也纳学派的重要哲学思想就是逻辑实证也叫逻辑经验主义。卡尔纳普等人在1929年发表的《维也纳学派：科学的世界观》标志着维也纳学派的正式形成。把实证主义哲学与数理逻辑和数学化的现代物理学相“结合”是它的特征。由于具有这种“科学”的特征，它自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逐渐取代实用主义的地位，在西方世界，特别是英美等国家逐渐盛行起来。它的中心地位也由欧洲大陆移至美国，并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合流。
二、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
（一）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种很强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这种实证主义主要体现在其根本原则上即：“经验证实原则”之中，这个原则规定：知识必须依据经验，任何命题只有表述为经验并能够被经验所证实或证伪才有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石里克认为，实证论者总是给与，而且他们对于实证论原则总是用这样的命题来表述：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必须固守在给与的范围之内，超出了这个给与的范围，如同形而上学家所做的那样，是不可能的，或者无意义的。无论是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还是关于科学的方法和目标，逻辑实证主义都作了完完全全的实证主义的理解。
（二）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是一种科学主义的科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是一种很强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这种科学主义的特征是十分强调科学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他们不仅完全用逻辑的实证的观点来审视科学，而且也完全用逻辑的实证的观点来审视整个文化。具体说来，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以外，并不存在其他种类的科学。第二，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第三，构建“科学的哲学”拒斥形而上学。
三、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积极因素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用自然科学家的眼光来理解和审视科学、哲学及其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区别，这种观点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尤其是用数学与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及其哲学，并且其态度往往是积极的、建构性的。虽然这种尝试后来遭到了失败，但是，它对于推进和深化科学哲学及其认识论的研究还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实证性和实证精神。科学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它不仅需要实证精神，而且也离不开实证精神。没有严格的实证精神，就没有近现代科学，因为科学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它的确比别的文化具有更重要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并比别的文化更加明确，更加严格地强调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可以说，离开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科学就根本不可能成其为科学。
逻辑实证主义对于科学的认识意义和认识价值的强调，以及对科学理想和科学精神的关注和肯定，试图在整个文化中注入更多的科学因素和科学精神；它所蕴含的实证精神及其对确定性的理想主义的追求等等，也具有很强的人文气息。
四、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局限性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根本局限，就是对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的忽视。按照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解释，“科学就被看成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作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因此，导致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第一，只重视“科学的逻辑”，严重忽视科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文背景，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作了逻辑主义的理解，他们将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当作科学哲学的中心议题，而所谓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实质上就是探讨科学理论的概念和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眼中，似乎存在一种超越历史，永恒不变的科学方法论，存在着一种超越历史，永恒不变的科学进步与发展模式，并且似乎这种“科学的逻辑”是先天的，它同人、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并没有任何关联。显然，脱离人、社会、历史和文化来谈科学，并将科学简单地归结为“逻辑”是十分肤浅的。
第二，只强调科学的实证精神，严重忽视人的创新精神，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作了实证主义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科学似乎变成了“观察陈述”和“经验命题”的堆积，科学似乎是一项纯粹客观的事业，是由“理性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好像与人的思想和精神活动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也与人的创造性和创新精神并没有多大关系，显然这种见解是很片面的。它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与其它创造性活动一样，是人类的一项极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充满着人类的创造精神，科学中发生的重大理论突破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人类的创造精神。
第三，强调科学与人文两个世界的截然区分，严重忽视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关联，忽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逻辑实证主义者对科学作了科学主义的理解，他们强调自然科学是惟一种类的科学，强调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截然区分，强调只有自然科学在认识上才是有意义的，而一切人文文化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将人类文化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直接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分离，严重地忽视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
结语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是一切其他学科都统一于自然科学。但是，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今天看来它已经是我们人类不懈努力的追求，这其中同样包含着很多非经验的因素，它不可避免的在其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辩证的角度来说，是不存在绝对的经验和绝对的理性，那么，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倡的纯粹的经验证实，它忽视了人文文化的重要性，如果人类失去了情感和激情这些精神文化，那么人类也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进行科学创造，我们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也是不能忽视人文科学的重要性，正如我们现在所提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只有这样才能建设美好的和谐的人类社会。（作者单位：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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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里克.实在论与实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3] 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