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精神范文1
论文关键词:儒家思想;和谐;共同体;共同体精神
一、儒家思想的实质
儒家思想的实质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方面: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节、和、勇、让等。本文主要从仁、礼、和几方面举例浅析儒家思想的共同体精神之所在。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孔子言“仁”从“爱人”为核心,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恕、孝、悌等内容,而以“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实行的方法。所谓仁爱就是:要想自己立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立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要别人行得通。凡事都能推己及人,就可以说是实行仁爱的方法。“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为从“孝悌”到“泛爱”的人类之爱。“孝”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它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尊敬和服从。“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儒家提倡的“仁”出于血亲之爱的博爱思想。且儒家提倡的仁爱是有原则的爱,“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孔子讨厌那种无原则的爱,称左右逢源毫无原则的人为“乡愿”。当然,这是儒家伦理思想情感具有阶级性的体现。
(二)儒家思想的行为准则是“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内在诉求,是为人之本。而“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是儒家思想的行为准则。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在汉朝之后,特别主张以“礼”教化异族,提倡和睦共处。孟子提出的“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其中就包含着以礼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的思想,即反对以武力作后盾处理国际关系;主张利用和平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
(三)儒家思想的终极目标是“和”
孔子以和作为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核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就是矛盾对立面或各种不同因素的和谐结合;同,就是人为地取消矛盾对立面的差异,而强求简单的同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作为其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可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其一,儒家强调和而不同是遵循道的基础上的和谐,而不能不顾原则、标准地盲目随从及人为附和。其二,儒家认为和而不同是真正的团结而不是相互利用和勾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君子普遍地团结人而不相互勾结,小人相互勾结而不能普遍地团结人。其三就“和”的重要性,儒家也作出了论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
二、儒家思想中的共同体精神
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进程中,共同体一直是其存在的主要形态。但是,从学术上专门对共同体进行探讨却是社会学产生以后的事情。从“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者滕尼斯以及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到,共同体代表的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它更代表了一种社会结合方式和一种特定的精神实质。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这个概念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其体现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体关系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是由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相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使得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风俗习惯,并最终形成一种与这种社会结构相一致的文化特征——共同体精神。从滕尼斯的这些经典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所谓共同体精神,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内涵:
(一)共同体精神表现为一种彼此的亲密性。这种亲密性造成了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彼此之间相互认同,难分彼此,对自己的群体具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形成了共同体中无形的凝聚力,以至彼此的依赖到了不可分割的程度,最终使得共同体几乎成为一个个凝固的整体。
(二)共同体精神主要包含了“共同”和“共有”的内容。由于有了“共同”,才有可能对所有物的“共有”。就像在家庭生活中,由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才会不分彼此,共同拥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三)共同体精神主要体现的是一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既是共同生活的结果,也是共同体精神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
1、以“仁(人)”为本促进共同体成员之间彼此的亲密性
孔子的“仁爱”伦理思想对于当代社会防止和纠正人的异化,提升个人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具有现实意义,孔子告诫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论是面对自己的亲人还是面对陌生人,都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爱”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也正是共同体精神的实质所在。“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人间一切问题,莫不起自后者——为我而不顾人;而前者——因情而有义——实为人类社会凝聚和合之所托。”为什么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可以为了对方而忘了自己,有的却会不顾对方的人格而随意践踏?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前者是发生在彼此非常熟悉的共同体内部,而后者则发生在彼此陌生的社会。而儒家“以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道德践行方法与共同体精神实有异曲同工之功效。
2、以“礼”相待调整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
当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时,整个社会结构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人与人之间将从熟悉走向陌生,财产关系将从“共有”走向“自我占有”,异质性将代替同质性,法制将代替人治。所有这一切的直接后果是把人的原始欲望都充分调动起来了。当人性的欲望被撬动以后,人的欲望也就随之急剧膨胀起来,每个人都更多地想着如何从他人那里获取而不是如何给予,其结果是“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其他一切人的紧张状态之中,他们的活动和权力的领域相互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着他人的触动和进入,触动和进入立即被视为敌意。”用霍布斯的话来说,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狼与狼的关系”。于是人们之间便不再有“熟人”之间的亲密和共同体内部的相互拥有。由于“陌生”,因而彼此之间可以不讲情义,竞争、冲突也可以毫不留情。
这种同自私自利、缺乏感情和关怀照顾联系在一起的人际关系不可能与“礼”相融,也不可能培植出一个共同体内部亲密无间、守望相助、服从权威且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风俗习惯的人际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以礼敬宾”,提倡追求人际间的和谐。孔子主张“中庸”“仁爱”,提倡“和”与“礼”,强调通过礼度的教化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友善对待。
3、以“和”培育共同体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儒家思想的精神范文2
关键词：儒家；优秀道德精神；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3-0008-04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的主干。它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体系博大，义理宏深，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过无比巨大的深远影响，值得我们大力发掘、认真研习、好好汲取。
儒家思想“从启迪社会成员自觉立身做人、修身正心，到引导为人父母者积善兴家、教子成材；从劝说为政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对广大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从对全社会进行积极的道德价值导向，到向人们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具体行为规范，都从一定角度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取向，体现了我们民族创造精神文明的智慧，且经历了长期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成为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1］。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所蕴涵的一些优秀道德精神，如“仁者爱人”的博爱大众精神、“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见利思义”的以义制利精神、“反省内求”的严以律己精神，以及“威武不屈”的人格独立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在古代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过十分积极的影响，即使在今天，对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仁者爱人”的博爱大众精神
“仁”是儒家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范畴，《论语》一书中共有109次提到“仁”（其中一处“仁”作“人”讲，另有三处系重复）。“仁”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爱人”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内涵。《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里，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仁”即“爱人”的思想内涵，并且明确赋予“仁”以“泛爱众”的思想品格和准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孔子曾公开指责用俑殉葬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坚决反对把奴隶当作工具和牛马的传统观念。他不但把同情和关爱人看作重要的道德准则，而且主张将这种爱人的精神推行于政治方面，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泛爱众而亲仁”（同上）的政治主张。孟子将“仁”定义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者无不爱人”（《孟子•尽心上》），他认为“仁”的首义是爱自己的亲人，即“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在此基础上，孟子将仁爱精神推而广之，要求人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下》）、“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荀子继承了孔、孟的仁爱思想，将“仁”定义为“爱人”，他说：“仁，爱也，故亲”（《荀子•大略》），要求统治者“爱民利民”（《荀子•君道》），《礼记•礼运》篇中也要求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上述儒家贤哲的论述都旨在弘扬博爱大众精神。
二、“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
“天下为公”一语，最先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相传，它是孔子的思想。实际上在孔子之前，儒家就形成了“公”的思想观念。如《诗经》中三次出现“夙夜在公”（意为白天黑夜都为办公事而操劳）一语。孔子之后，孟子也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荀子则强调：“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荀子•君道》），要求人们做到：“公义胜私欲”（《荀子•修身》）。这些论述，表达了儒家贤哲“尚公去私”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在于提倡公德胜私欲，要求人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共同事业并为之献身，曾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产生过十分积极的影响，现已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从汉代贾谊的“国耳（而）忘家，公耳（而）忘私”（《治安策》），到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岳飞的“精忠报国”，再到明清时期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等，都是“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的千古绝唱。
三、“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一语，出自《周易•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梁启超先生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刚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可见，“自强不息”就是要求人们具备像天那样的坚忍刚毅、永不停息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强不息”精神。人们把志存高远、奋发向上、多难兴邦、不屈不挠、励精图治等，都视为“自强不息”精神的具体表现，自觉地培养自尊自信的品格、不卑不亢的人格，以及不安于小成、不诱于小利的精神风貌，努力将“自强不息”精神发扬光大。从孔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孟子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到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以及司马迁本人虽身受宫刑，但忍辱负重、发奋著书，终成《史记》；再到司马光从48岁到60岁时，一直政治上被贬，但不断刻苦勤勉，终成《资治通鉴》；祖逖“闻鸡起舞”、“中流击楫”；蒲松龄落第不落志，以“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为自勉联，终成《聊斋志异》；曹雪芹虽生活十分穷困，靠朋友接济和卖画以维持生计，但仍坚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成《红楼梦》等，这些事例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贯穿着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之始终。
四、“见利思义”的以义制利精神
“见利思义”一语，出自《论语•宪问》：“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其意是说，见到财利，要以“义”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合乎“义”则取，不合乎“义”则舍“利”取“义”。孔子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八佾》）。这些论述，反映了孔子以义制利的义利观，旨在要求人们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等利益之间的关系，以防止一些人见利忘义、利令智昏。
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他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孟子•滕文公下》），意即若不合于“义”，即使“一箪食”的小“利”也“不可受于人”。又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是一个人最宝贵的、最大的“利”，但若“生”和“利”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孟子认为人们应该舍“生”取“义”，其以义制利思想是十分鲜明的。
荀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孔、孟的以义制利思想。他坚决反对“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荀子•不苟》）的“小人”行为，大力倡导“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荀子•荣辱》）的“士君子”风范，要求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应该做到“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荀子•不苟》）、“畏患而不避义死”（《荀子•修身》）。也就是说，当面临“利”时，应以“义”为标准，来决定“利”之取舍。
五、“反省内求”的严以律己精神
“反省内求”是儒家贤哲所提出的重要修身方法，“所谓‘反省内求’，就是主张把‘反省’和‘内求’结合起来。‘反省’，就是运用反思的方法去领悟某种道理；‘内求’，就是从自身求取善良美德的本性。即：一方面，通过反思去领悟某种道理；另一方面，以领悟到的道理为指导，到自身寻找善良美德的本性，以发扬光大。”［2］“反省内求”的修身方法是儒家贤哲严以律己精神的集中体现，从孔子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同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内自讼”（《论语•公冶长》），孟子的“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荀子的“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然必以自恶也”（《荀子•修身》）、“博学而日参省乎己”（《荀子•劝学》）、“慎其独者”（《荀子•不苟》），《礼记•中庸》中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到张载的“以责人之心责己”（《张载集•正蒙•中正》），王守仁的“省察克治”（《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与滁阳诸生书并问答语》）、“学须反己”（《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朱熹的“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朱子语类•卷七十三》）等，都反映了儒家贤哲“反省内求”的严以律己精神。
六、“威武不屈”的人格独立精神
“威武不屈”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大丈夫”精神，表达了孟子保持独立人格的高尚价值取向，是儒家贤哲追求高风亮节的集中体现。后来荀子的“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的坚定宣言，《礼记•儒行》中的“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的刚毅之词，北宋诗人梅尧臣的“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古意》）的惊天壮语，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的壮丽诗篇等，都是这种精神的豪迈书写。
上述儒家贤哲所倡导的这六个方面的高尚道德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从中可以窥见儒家贤哲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作出过十分重大的理论贡献。因此，今天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就一定要高度重视儒家贤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取精去糟，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创新，实现其现代转化。
综述：儒家优秀道德精神的现代价值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不仅不对人民奉献爱心，不但不能为人民谋利益，反而给人民制造灾难、传播苦难。如有些干部、钱权交易、骄奢淫逸、贪赃枉法，有些不法之徒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拐卖妇女儿童、贩卖等。这些不法勾当，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同儒家贤哲所弘扬的博爱大众精神是完全背离的。因此，今天仍很有必要继承和发扬儒家贤哲所倡导的博爱大众精神，推动人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通过创造性劳动，为人民做出贡献、对人民奉献爱心，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等思想落到实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并非都是商品交换关系。无私奉献精神，反映和体现了社会成员对国家、集体和其他需要帮助者的一种纯洁高尚的道德义务关系，对于人们正确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共产党人更应当首先发扬这种精神。正如同志所说：“要宣传和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中装着人民，心中装着党的事业，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3］因此，应当大胆借鉴儒家贤哲所倡导的无私奉献精神，以丰富和拓宽人们的社会主义尚公观念，增强人们献身于祖国和民族共同事业的道德情感，教育、引导和激励人们自觉地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千锤百炼而愈加坚韧，不仅顽强生存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自强不息精神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无论条件如何变化，我们都必须保持和发扬这种自强不息精神。近年来，我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夺取了抗击“非典”瘟疫的胜利之后，又夺取了“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升天并返回的胜利。这些都与自强不息精神的支撑是分不开的。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各方面的竞争愈来愈激烈。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失败。只有努力发扬自强不息精神，磨练意志、砥砺品格，不断增强进取意识，知难而上，知难而进，不屈不挠，开拓进取，才能最终战胜挫折和失败而走向成功和胜利。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获取利润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追求目标，求利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时期，人们往往较易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人片面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甚至否认他人和社会利益。他们主张“自己设计自己”、“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固然，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持功利主义思想，过分强调和追求个人利益，甚至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牺牲他人和社会利益，则不仅极其错误，而且极其有害。因为，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依赖于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与认可。因此，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而高喊个人利益，则必然既会危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也会使自己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最终成为一种空想。也有人在“义”和“利”之间，不但做不到“以义制利”，而且连“义利并举”也做不到，甚至“见利忘义”，不惜制造假冒伪劣产品，采取坑蒙拐骗等手段，坑害顾客，以牟取暴利等。可见，儒家贤哲所倡导的以义制利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科学全面的利益观，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他人、社会的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对于一个认真自我修养的共产党员来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刘少奇在这里所讲的“慎独”，就是在个人独处时，也照样能注意操行，表里如一，实质上是对儒家贤哲所倡导的严以律己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当前，我国青少年和政府官员的犯罪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未能做到严以律己：有些青少年抱着“只要不犯法，犯点小错没关系”的生活态度，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导致“免疫力”下降，由逃课、旷课、沉湎于网络游戏、贪图生活享受，逐渐发展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有些政府官员忘记了的“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教诲，由大吃大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逐渐发展为贪污受贿、贪赃枉法。这说明儒家贤哲所倡导的严以律己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完善自身道德品质，仍然十分重要。
儒家贤哲所倡导的人格独立精神，对于张扬人间正气，树立高尚道德情操，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值得永远继承。今天，我们的一些同胞越来越看重自身的物质利益，越来越看轻自身伟大的民族。所以仍有必要大力弘扬儒家贤哲所倡导的人格独立精神，教育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做到不向恶势力低头，不被小恩小惠所收买，做自觉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勇士；在国际交往中，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荣誉感，自觉维护民族尊严，敢于顶住来自敌对方面的种种压力，使国格不受侵犯。
参考文献：
［1］黄钊.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
儒家思想的精神范文3
【主题词】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宝藏”与“山岳” 科学社会主义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反思主义思潮，省视“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反对“商业精神”，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宣传“大同”理想。本文探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指出如同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以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为代表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为代表，名为“民粹主义”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以孔、孟为代表的，体现“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体现为以“安贫乐道”论、“不患寡而患不均”论、“奇技淫巧”论为标识的非物质论、非科技论与非国富论；以“农本”论、“抑商”论为表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维护论与市场经济反对论；以“大同” 主义、“礼运” 精神为号召的中国古典“公有”论。中国上世纪上半叶的反思主义，乃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展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既为“宝藏”，又为“山岳”。“宝藏”存在于“山岳”，经由对传统的珍视、扬弃与弘扬，对“山岳”的攀越、“开采”与利用，“山岳”由是为“宝藏”。反之，任“山岳”为 “原生态”的存在，其必为中国现展的“精神大山”。笔者站在这样的思考平台上，尝试对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作思想的梳理。
一、对“物质论”、“科学论”的深刻省视与“幸福论” 、“非富国论”的提出
杜亚泉1918年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惊异地发现，自己生活的地球，居然变成“物质主义大炽”的地狱。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叔本华的“意志论”，争相登台，一概演化为强权主义。西方在堕落中，宗教本位的希伯来文化惨遭破坏，理性本位的希腊思想也被“蔑弃无遗”。世界失去道德的界限，“权利”与“意志”成为人间的主宰。“国是之沦丧”、“教育之破产”、“政治界之强有力主义”、“教育界之实用主义”，诸多弊端，源出于一，此谓“物质主义”。
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者看来，西洋学说尚未传入之时，中国人读圣贤之书，审事物之理，而今西学大盛，“纲常”失坠，国民迷茫。值此现状，杜亚泉主张师法周公、孔、孟，实行“文化统整”。“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当代之“整统”，即为集孔孟之大成，拒西学之邪说。1
1920年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对曾经向往过的欧洲文明大失所望。他告诉人们，世界大战的炮声给了世界一个莫大的刺激，自己的人生观也因此发生“大变化”。他确认西方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
他为西方的前途悲哀，认定世界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他情不自禁地大声疾呼：“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王国维怪罪“西方”，凡事都要去服从“科学方法”，其实“科学方法”所能驾御的，也只是空间和时间、物质和人类与动植物的躯体，至于心灵境界及社会国家，“万不能以科学方法治之”。西方人不懂这个道理，迷信“物质”与“科学”，实在是“务其一而忘其他，能方而不能圆，知往而不知返”。2梁启超告戒国人：欧洲人长期做着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醒了过来，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3章士钊沿袭清末顽固派的口吻，将科学与“奇技淫巧”相提并论。他反复宣传：中国本有农家淳厚之风，而今“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丧。如此以往，中国一天天走向沦亡，恐怕就要害在工业国之“物质文明”。
反思主义者提出“幸福论”，与“物质论”与“科学论”作思想的对峙，进而提出“非富国论”与“非富强论”，力陈世界上的一切活动，均“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岂可“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人类”。章士钊坚决发愿：“宁可牺牲富强”，“不愿以人类作工厂之奴隶牛马焉”。
梁启超用他惯习的“情感的笔触”，将“富强”、“物质”，比喻是一个“大黑影”。中国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现在是走在路上的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的凄惶痛苦。
梁启超庆幸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幸福”，因为不要再去追那个影子了，并且还广播“幸福”种子于世界。他牢记中国人的伟大“责任”，中国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对于人类的幸福，应负四分之一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取消“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让世界和中国一道，“安贫乐道”。4
中国万不可“以富强为国是”。为此，王国维痛心疾首：有了这个“国是”，国与国争、上与下争，人与人争、贫与富争，一个“争”字，“其病在贪”，病深无治，“反以自毙”。5
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大段复述他在《国宪议》中的旧话:国而富也，不过是在国内多了若干个工厂，海外多了若干个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是在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他责问为什么至今还有人抱着“富国”论不放，居然还“以此为长策”，这是在做“一场梦”！6
二、反对“商业精神”与“竞争市场”，主张“长为农国”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与“工商立国”。辜鸿铭直论“商业精神”为“世界大敌”，“今日世界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人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由自私而形成的商业精神”造成强权崇拜与军国主义，最终引发世界大战7。
章太炎早在1907年写《讨满洲檄》时就说过：中国“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8梁漱溟将章太炎说的“泰西文明”，称为“都市工商文明”。他著《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明示：推行“西洋都市工商文明”，势将“内而形成阶级斗争”，“外而酿发国际大战”。这是一条食利者“发财的路，而不是养人的路”，“实为一种病态文明”，泱泱九州“何可再蹈覆辙”。9
反思主义者反对“商业精神”，此乃“商业精神”本于“竞争精神”，而此“竞争”为人类理念所悖，为“农国精神”所无。他们强调：“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为中国“农国精神”之本旨，“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是西洋“工国精神”之恶政，任“竞争”滋长而无阻，必导致世界大乱、国家不安。10
1922年章士钊从欧洲考察回国，得出经济竞争导致世界“血战”的结论。“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欧洲各国家，以工业为立国中心，故有不合理之竞争。且因有多数大规模之工厂，其出品过剩，乃不得不谋销于国外，致生国际间之竞争。欧洲大战，原因虽夥，而其根本不外乎英德两国之工业竞争。” 11
由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进而反对“工商立国”，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发展工商”，祸害农村。刘师培竭力说明：“今也实业渐兴，工厂日增，给使贫民，以供己役。始也乡野农民，惑于赁金，弃农弗务，舍野业而营市业。故近岁江淮之民，远客他乡，计数十万，（其中商人新党不过万人，余均应其役而供其求者也。）以至人增而谷不益”。12
章士钊认为工商立国有二恶。其一，造成“乡里”与“通都”的格差对立：“人人轻去乡里，觅食通都，都市生活为之盛涨，一方田亩荒芜，食料不给，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畅遂”；其二，导致穷人与富人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增造富族，豪侈无伦”，一方面又制造贫困，民不聊生，“贫富两阶，相去太殊”。13
反思主义者认为，西方与中国原来都有其“建国之本原”及所谓“国本”。“工商”与“市场”不符合中国立国“本原”，绝非中国“国本”，因此不可能在中国立足生根。章士钊在《农国辩》一文中说：中国与西方，“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两歧。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一言蔽之，老子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是纵欲有为，无足贵争”。14
章士钊论“国本”乃中国延续数千年不坠的固有传统与习惯。“为之农者，独以国本所在之故，领导各业而为之主盟”。“以农立国”向来是中国的“国本”，怎么可以另择道路。他很了解“国本”，因此“谋国至此，可无遗憾”。
有“国本”，还应该有“国是”。1923年他写《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提出“国是”论：中国当“确立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 15
章士钊将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及二十世纪初仅有的一点工商进步，都贱视为违背“国本”的歧路旁门。中国“工商”与“市场”发展了，他就不幸与郁闷。发展慢了或遇到阻力，他就“可幸”与通畅。“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一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16
既然工业立国有这么多的弊端，那么中国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农业立国。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农村之健全与否，农业之兴隆与否，不仅为农民生死问题，也亦为“国家民族存亡问题” 。梁漱溟强调，中国“国之不强，由于农业之不振”。杨开道则称：过去的中国本是农业民族，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现在的中国不仅工业幼稚，且还缺乏发展工业所需的几样重要资源；除去农业，何以立足。17
三、“大同主义”的再弘扬与“均平寡安”论、经济“统制”论的新阐述
1902年康有为完成《大同书》，述论建立在农本主义与民本主义基础上的大同社会愿景。在此社会中，“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人人即多私产，亦当分之于公产焉，则人无所用其私”，“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
有了土地公产还不够，还要实行“资本”公产。具体而言，一是“公商”：“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政府商部统之”；二是“公工”，“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18
孙中山也受到“大同主义”的影响，特为手抄《礼记·礼运》篇中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精神，成为民生主义的强力思想依托。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19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着重将“民生主义”定义为“平均地权”，以后具体充实为“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均贫富”、“节制资本”。孙中山将这样的思想与当时已经流行开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作等同的思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0
“大同主义”现代承接的结果，是把财富私有视为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梁漱溟回忆，民国元年的时候，从家里的旧书堆里拣得一本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其中讲到“资本家”、“劳动者”这样的话，虽然没有骤然接受书中的观点，但其中反对私有制的意思却深深地印进了脑海。“我即不断来思索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终至引我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的反对，好象忍耐不得。”张君劢则主张：“尊社会之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尊社会之公道，然限个人之自由，“废除私有制收归社会所有，化私人经济而归国有”。21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者由反对财富私有而主张产品平均分配。王国维说：“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人治政，未有不务均中者”。22张君劢认识到资本主义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或放任主义，这样的社会“除生命财产之保护上所必要的干涉至最少限度外，政府不应再有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应一律停止”；以个人主义、自由竞争、自由市场为“最高原则”。23他反复权衡，觉得这样的制度不适于中国，“均平寡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刘师培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一个传统者。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来看，他有推翻旧社会的幻想，然而即使激进如斯的他，也对中国古典社会主义颔首赞同，大力鼓吹。他说：既然没有了政府，那么“人民共产，无统治被统治之分，然后物质文明，力求进步，以利益民众，斯为善政。”24
他反对清末新政，因为“新政”包藏着“兴实业”与发展资本家的内容。他历数新政危害在于：
实业既兴，佐以资者，均悉富民，凡民生日用之物，其生产机关，握于少数富民之手，垄断市利，致小民自营之业，不克支持”，“既奖励资本家，至不惜封以崇爵，不出数年，舍资本家之外，殆无一而非劳动人民。终岁勤动，劳力辱身，而所制物品，其利咸属于富民，以视工商之自由营业者，果孰利而孰害耶？加以实业既兴，则贫民为富民所制，豪商奸贾，权势日伸，因富而而贵。25
他进而反对一切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活动，斥其为“病民之根”：“中国自古迄今，凡朝廷之变法，恒与民变表里。王莽变法而新亡，荆公变法而宋弱。盖举行新政，名曰图富强，则尤为病民之根。”
反思主义者主张高度集中管理的“统制”论，而梁漱溟则是“国家统制”的坚决倡导者。他说：“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国内倾向这条路的人可能还要更多一点，更有势力。26
中国现代反思派大都属于中学派，而西学派则站在相反的立场，表现出对于反思的“反思”。梁漱溟曾与胡适、吴景超为有过激烈的交锋。胡适与吴景超“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梁漱溟直斥此为“主观的梦想”。他坚信中国“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27
反思主义者希望中国出现“共同设立之总机关”，对全国经济作高度计划性“统制”。章士钊建议，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上的“公共买卖局”，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一概“由公共买卖局设立”。28
康有为主张建立“公政府”，赋予它以最大的经济权力，成为全国“计划经济”的总指挥部，日常生产悉从“指拨之命令”。公政府之下又设“农部”，“总天下之农田”，然后“各度界小政府皆立农曹而分掌之，数十里皆立农局，数里立农分局，皆置吏以司之”。29
“统制”之利，在于形成“自足”的经济社会：“凡是人民的生活，务须保持在水平线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县而省，均以本地之出产，维持本地人之生活”。他们倡议“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 30
“统制”将使中国出现平均主义的“乐园”：“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31社会产品悉据“物品之消息盈需而分配之”。32即使私人住宅也不复存在，“只有公所、旅舍，更无私室”；吃饭一律排队进大食堂，“饮食列座万千，日日皆如无遮大会”，“亦有机器递入会室，听任取乐。”33
四、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的精神链接
如同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为代表，名为“民粹主义”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则出现倡导“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中国上世纪上半叶的反思主义，实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展示。
“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以“安贫乐道”、“不患寡而患不均”、“奇技淫巧”为标识的非物质论、非科技论与非国富论。中国儒家反对“聚敛”，反对财富积累，更反对财富向“资本”转化，视商业为社会“失衡”之源。“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34由“均”而“安”，由“安”而“和”，由“和”而国家“无倾”。
由非物质论、非国富论引出中国古代道德论与“幸福”论。儒家之义为道德之首，“富且贵，与我如浮云”35，由此安贫乐道的颜回受到孔子的嘉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36当一个文化中非物质论、非国富论占据话语主权，此文化中的科技意识也随之畏缩。“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科技与机械的制作，被斥为“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工具。37
其二：以“农本”论与“抑商”论为表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维护论与市场经济反对论。孟子斥商人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中国历代以农为本。汉文帝下诏云：“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重要思想家庭晁错强调：“方今之务，莫若便民务农而已矣。”38贾谊认为：“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39《盐铁论》则更明确主张：“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农本论”与“抑商论”创制于周秦，定说于汉朝，以后历代相延，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其三：以“大同” 主义、“礼运” 精神为号召的古代“公有”思想。《礼记·礼运篇》是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突出反映中国古代的“公有”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40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
“大同” 主义云：“天下为公”，“大道之行”。“货”，“不必藏于己”，一切贡献于公家；“力”，“不必为己”，一切服务于社会，结果社会安定，“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反其道则“天下为家（私）”，“大道之隐（消失）”，伦理浇漓，物欲横行，结果“众以为殃”，“兵由此起”。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省视“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既体现为对五四精神的质疑与审视，也表现为对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非物质论”、“非国富论”、“非科技论”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商业精神”，主张“长为农国”，既体现对洋务运动、上世纪初“新政”改革，及至三十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弊端的省察与思考，也表现对以“农本主义”、“重农抑商”为表征的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回护与挚爱。
“社会主义，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意，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古代井田制正与今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41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将当代社会思潮与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作链接的思考。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经济“统制”理念的提出，实为对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大同”论及古典“公有”论，即“古代井田制”思想的延伸与阐发。
五、贵重的“宝藏”与沉重的“山岳”
试想对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做准确的评价，必须先对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取中允的认识态度。我们想说的是，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是“贵重的宝藏”，同时又是“沉重的山岳”。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它是历史的存在与客观的现实。它虽属“空想”，但又不是穿凿之想、空穴来风，而是反映中国社会“底版”的必然“镜象”。“农民”与“土地”，是古代社会经济形态（“底版”）的基本元素，“市民”与“市场”，是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底版”）的基本元素，只要中国的古代“底版”还未达到现代型“元素”升级，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镜象”）还会长期发生作用，而具强大的思想号召力与社会动员力。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农本”、“民本”、“公有”、“公正”，是古代中国的“太平之道”，了解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将使我们对中国特有的文化国情与民众心理，发生深切清醒的感悟：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在中国传统、国情与人心的基础上开展，必须关切民众的思想习惯与精神要求，在民众所能达至的精神平台，渐进徐行，过细操作，制定民众所能接受的政策方略。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它能够对今天的发展给予必要的思想助益。“农业中国”转型为“工业中国”、“市场中国”，会遭遇巨大的困难，产生众多的问题。中国古典社会主义提出的社会方案——“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可为今天调适保障体制，建立和谐社会，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的长期稳定开启宝贵的思路。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就像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大同”主义可以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民族资源。李大钊认为世界必然由“民主主义、联治主义”，通往“世界大同”；陈独秀预言“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青年毛泽东则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42探究他们的思想，可见“大同”思想的清晰印迹。4344
然而，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又是沉重的“山岳”。这是因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包含着与时代不合的成分，犹如“山岳”，横亘于现代人的面前，处理不当，会成为精神的大山，思想的包袱。事实上，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消极思想成分，已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那里得到充分的反映。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社会离不开“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唯当“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到达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才可能构成基础”，进而形成“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人类就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5。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反思主义，漠视“物质”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将“物质”与“精神”作对立的二元论思考，从而落入以“超精神主义”为特征的唯灵论窠臼。
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山岳”，是因为这个“主义”是一个低次元的制度构图，是一个“向后看”的社会“理想”。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理方式理论指出：亚洲古代存在着以“村社”为组织基础，以“公有制”为产权特点，以国家统合为政治形态的原始社会形态。这种形态的长期存在，是亚洲现展遭遇阻滞的原因所在。当我们分析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基本内容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基本理论元素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元素契合无异。中国历代王朝叠现，都以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为指针，其结果，中国封建社会进步受阻，长期沉沦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举擎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旗帜，就负面意义上说，同样会对中国现展发生阻滞作用。
再有，这样的“主义”违背“历史的发展史观”。马克思指出：从原始社会演进到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列宁曾对俄国民粹主义作过深刻的批判。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将“村社”的原始社会主义指说为科学社会主义，结果否定人类社会必经的工业社会进程，希冀以躐等冒进的方式“直进”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结果混淆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线，严重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确立、传播与实践。中国古典空想主义与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工业化，设置了与俄国民粹派相同的思想误区。难怪乎，列宁对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也做了客观的评价。当孙中山将大同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又将此说成“社会主义”的时候，列宁称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真正人民的伟大的思想”，是“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然而又指出：这个思想与民粹主义发生着联系，因为它“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46
现代化一旦在某一个国家与地区出现，其他国家与民族为“生存与自保”，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现代化乃是一种理智化和效率化的过程，其结果将有效的组织民众，强化这个民族国家，最终达到民族的“生存与自保”。47
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有“安贫乐道”论与“农本” 论，中国反思主义者则主张“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 48，将“捍御外侮”，放置到“徐图”次要的地位，认为：“幸福”是根本的，假如“富强”耽搁了中国人的“幸福”，宁可“牺牲富强”；“国本”是主要的，假如“富强”动摇了中国人的“国本”，宁可舍弃“富强”。然而，假如中国不改革，不进步，不富强，假如中国人贫弱且愚，做了列强的臣民奴子，还有什么“幸福”可“享”？还什么“国本”可“安”？
总之，对于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当持两点论的看法——认其为宝藏，而知其为山岳。“宝藏”在“山岳”之中，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体现为对“山岳”的攀越、勘察、“开采”与利用，“山岳”由是而为“宝藏”。否则，“山岳”无法转化为“宝藏”，而为“原生态”的精神“大山”，而为中国现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包袱与道路障隔，而与科学社会主义发生抵牾。我们当见“宝藏”而开发之，见“山岳”而攀越之，而不是相反，废弃了宝藏，反倒把山岳背在了身上。
【注释】
1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15卷4号（1918年4月）。
2 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5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6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1页。参考巴图：《张君劢经济策论评析》，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7 辜振铭：《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8 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712-713页。
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第5卷第1-2期。
10章士钊：《业治与农》，《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1页。
11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59页。
12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13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章士钊全集》第4卷，159页。
14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267页。
15行严：《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16章士钊：《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章士钊全集》第5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17杨开道：《中国以何立国？》，《新蜀报》1940年1月7日。
18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56年版，第246页。
19 《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
20《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页。
21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1号。参考郑大华：《张君劢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4页。
22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23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1页。参考巴图：《张君劢经济策论评析》，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4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25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26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1935年6月1日。
27同上。
28章士钊：《业治与农》，《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1、206页。
29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参考陈鹏鸣：《试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
30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46页。
31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4），267页。
32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参考陈鹏鸣：《试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
33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00页。
34 《论语·季氏》。
35 《论语·雍也》。
36 《论语?雍也》。
37 《周书·泰誓下第三》。
38 《汉书·食货志》。
39 《汉书·食货志》。
40 《礼记·礼运篇》。
41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46-48号。
42 毛泽东：《伦理学批语》，1917～1918年。引王素莉：《“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C:\\Documents and Settings，人民网。
43《李大钊文集》(上)，第625～626页。
4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46《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第425页。
儒家思想的精神范文4
关键词：儒商；儒商精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6-0209-02
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传统道德观日渐淡化，新的道德体系仍未完全形成。弘扬明清时期曾经盛极一时的儒商精神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当代对儒商的研究始终停留在商业文化圈中，对如何把儒商精神融入现代教育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打算探讨儒商教育能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课题，探索其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可行对策。
关于儒商与儒商精神，近年来不少学者有过研究。浙江大学的周春生与杨缨在《历史上的儒商与儒商精神》中探索了儒商一词的起源以及词义在历史中的变化。华东师范大学朱怡庭教授在其论文《儒商与儒商精神》中指出关于儒商的讨论应该考虑历史性与时代性。总体而言，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儒商精神的价值体系应与传统儒商精神既一脉相承又具有时代特征。现代儒商精神的核心同样应包含在人格上追求圣贤人格，在经营中做到“利以义制”两方面。从经营伦理来看强调“勤俭”、“诚信”、“敬业”、“谦和”、“坚忍”等。明清时期曾经涌现出徽商、晋商、淮商、闽商等一批儒商商帮。经过半个世纪对传统文化颠覆性的否定，当前，在“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之下，社会呼唤超越金钱、享受的现代儒商精神。
一、把儒商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要性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高校大学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的人才。然而，从当前社会现状看，虽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不断强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改革的问题也有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远未达到其应有的效果。从李启铭、药家鑫等事件来看，多元文化以及网络等媒体的迅速发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教学实践看，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校园教育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有人甚至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学校给学生喝纯净水，社会给学生喝下水道的水。要缩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多地与社会现实联系；第二，充分考虑社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要解决第一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多引入时事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在讲解的过程中利用当下发生的事件作为案例等都能够实现教学与现实的联系。然而，充分地考虑社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则不容易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个普遍难题是学生的不重视，这种不重视背后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未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需求。与这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不重视相联系的，是精神空虚，信仰缺失，背弃传统文化。
因此要加强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就必须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为例，学院办学定位是为珠三角中小企业培养事务性人才，学院开设的专业以经济金融类专业为主。把儒商精神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儒商精神强调商业道德与超乎利益的精神追求，这正是当下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所必需的，同时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要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时代呼唤儒商精神，要使儒商精神广泛宣传进而成为中国商人的主流意识应该从教育抓起。高校作为当前大部分企业管理者从学校到社会的桥梁，担负着为企业培养人才的重任。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探索加入儒商教育，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更好地迎合社会需求，响应时代召唤，从而也能够从根本上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用性与吸引力。
二、把儒商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可能性
如前文所述，儒商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能否进行融合又是另一个问题。要把儒商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考虑儒商精神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一致性。本文将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以及教育目的三个层面进行探讨。
第一，“儒商精神”的潜在施行者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具有一致性。顾名思义，“儒商精神”施行者应当为“商人”，是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主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是高校大学生。在高校教育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大学生毕业以后进入企业。可以说高校承担着为企业培养员工和管理人员的重任。同时，高校就读期间正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要使“儒商精神”真正扎根于企业员工与管理者的心里，应该把高校中的大学生视为未来的“儒商”进行培养，在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的案例中这一点尤为重要。
儒家思想的精神范文5
摘 要 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当代体育精神和儒家文化中与之对应的思想体系进行归纳与对比，由此对我国作为一个从体育发展中国家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道路上儒家文化对中华体育精神构建方面有何影响，两者有何内在联系，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时如何发挥儒家文化这一历史文化瑰宝的积极作用等方面发表下自己的一孔之见。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当代体育精神 构建 影响
孔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其继承、发扬和传播了古代文化，是儒家学派的创造人。从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继而到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再到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儒家文化无不以其巨大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对中国各阶层、各领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然而儒家文化作为传统小农自然经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核心的儒家文化和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它存在无法适应复杂的现代经济结构的要求，不适应甚至阻碍当今人类的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现在已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作为民族智慧的表现、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它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地促进作用。而我国作为一个从体育发展中国家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道路上儒家文化对中华体育精神构建方面有何影响？两者有何内在联系？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时如何发挥儒家文化这一历史文化瑰宝的积极作用？自儒家文化诞生，各时期、各领域的学者、文人都在对其试图进行着解构与诠释，但又不断的遭到重建与批判。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就是对立统一，但每一次矛盾的解决都推动事物的一次变化，当变化的数量积聚到足够多的时候，事物就会发生质的飞跃，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推动力，更是引起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主要因素。我带着这个观点对儒家文化对当代体育精神构建的影响发表下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中华体育精神
中华体育精神——是指中国人在体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以爱国奉献、团结协作、公平竞争拼搏自强、健康快乐为主要价值标准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其内涵主要包括人本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公平竞争精神、团队协作精神。
二、儒家文化与中华体育精神的联系
（一）儒家文化与“人本主义精神”
体育中人本精神主要包括：1.重视人的自身价值；2.重视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3.乐观自信；4.运动家风范；5.尊重、理解、友爱。人本精神是中华体育精神中最近本的要素，也是构建中华体育精神的前提条件，只有在体育运动中重视参与者的主体地位、重视其自身价值，能够使其在体育中获得应有的权利、尊严、尊重、友爱与欢乐才是开展体育运动的基础理念。
同样，在儒家文化中也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的主体性地位。《孝经》谓：“天地之间，人为贵”，《荀子·王制》亦谓：“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论语·雍也》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亦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也不强加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强调人在社会的主体能动性。
由此可见，儒家文化亦充满人本主义精神，我国当代体育精神在人本思想方面仍传承与延续着儒家文化对“人”的价值观的基本思路，强调人自身的重要性。
（二）儒家文化与“英雄主义精神”
体育中英雄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不怕挫折、不畏牺牲、勇于拼搏、敢于胜利。在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英雄也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人们一直都崇拜英雄，都渴望成为英雄。战争年代，人们通过赫赫战功、开城掠地来实现自己的英雄梦。而在和平年代，体育已成为塑造英雄的舞台，人们在规则的允许下，充分调动自身潜能，不畏艰险、勇于拼搏，通过力量与智慧的激烈较量，夺取冠军。尽管此中充满艰辛与挫折，但也正因为他们不畏牺牲、勇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促使其利用体育这个世界性舞台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去追求自己的英雄梦。
儒家思想强调“和谐”、“中庸”的思想，并推崇以“义”为立身之本，“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通过“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目标，同时，和谐思想也被广泛的应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儒家的和谐思想是以“中庸”的观点为理论基础，提出“执两用中”“过犹不及”，以“礼”为标准，以对矛盾统一体的长久保持、对竞争观念和行为的抑制为特征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重文轻武”、“废力尚德”的伦理型竞技。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体育基本与“利”相脱离，而更多地是一种娱乐性、观赏性的活动或者游戏，长此以往，竞技项目不断缺失，竞技精神不断消亡，再没有了竞争意识及拼搏精神，最终导致“英雄主义精神”在体育赛场上缺失。
（三）儒家文化与公平竞争精神
规范有序的公平竞争精神包括：公平竞争、规则意识、求实创新。
公平竞争是开展体育活动的基本准则，“公平”是为了更好地展开竞争，是比赛能够有序、有效开展的必要条件。“规则” 是由群体里的所有成员一起遵守的条例和章程，规则具有普遍性。参赛者无论身份的高低贵贱，在竞赛中人人平等，在相同的规则下进行。然而，“体育”是一项发展着的运动，运动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不断地对运动技术以及身体运动能力进行着总结、创新、提高，为赢得竞争的胜利做好准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身；欲修其心者，先正其心……”可见儒学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在体育竞赛中，有些运动员受到利益驱使，违反公平竞争精神，如“服用兴奋剂”“假球”“黑哨”“场外交易”等现象的发生严重违反了体育道德，可见运动员的个人修养问题直接关系到竞赛是否能够公平开展关键因素。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可以很好地帮助运动者在个人修养方面的提高。然而问题又出现了，儒家思想倡导礼仪，使中国成为文明之国，礼仪之邦，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依据儒家伦理观，君臣、尊卑、长幼、男女等差别自然的形成了人们地位的高低，这样在体育竞赛中必然会出现“礼让”现象，这样必然损害体育的公平公正精神，这又与体育竞赛的公平性相矛盾，此观点束缚了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自觉性与创造性，降低了体育活动的竞技性，最终体育竞赛轮为体育游戏，成为用来“扬礼”的一般性活动，如礼射、御、投壶、蹴鞠等项目的规则皆包容一定的礼节，而许多礼节是缺乏公正性的。另外，儒家礼教还规定女子不能外出参加体育活动，严重剥夺了女子参与体育的权利，扼杀了女子的运动需求，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犹存。
（四）儒家文化与团队协作精神
团队协作精神包括协同意识、尊重独特性与发展差异性、追求共同发展。
一个运动队的建设中，运动员协同意识是决定这个运动队运动成绩优劣的关键因素。在优秀运动队中，成员之间在思想情感上能够做到相互理解、信任，行动上相互协调、支持，能更好执行全队的战术思想，达到默契配合。各个集体项目中，由于运动员的位置、任务和应承担的职责不同，管理者应区别对待每个成员，根据每个成员的个性与特长对其进行培训，激发其内在潜能，尊重运动员的独特性与发展的差异性，并根据每个运动员的特点，扬长避短，追求团队协同发展。
孔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在他家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谓“义”即道义，它是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或原则；所谓“利”即功利，它是指人们的各种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义然后取”就是指个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必须首先看是否符合普通道德标准和私人利益关系。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儒家价值观主张社会高于个人、整体高与个体、责任重于权利，这是儒家思想在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要特点。由此，通过提高各成员的个人道德标准，使成员认识到整体的重要性，对团队建设无疑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国语.邓语》中记载了西周后期的史伯提出的“和则生万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同，尽乃弃矣”，意思是说性质不同的金、木、水、火、土配合在一起才能生出百物，如果只有一种东西就不能继续下去。它朴素的提出了事物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而在《论语.子路》里“和而不同”所体现的是多元共存与多元统一理念也符合当代我国中华体育精神中“团队协作精神”的理念，为建一只各尽所能、各尽其才的一支团结、协作的队伍提供思想上的支持。
三、结束语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绝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儒家文化尚“义”，在“人本主义精神”方面起着积极地作用，但却在“英雄主义精神”方面起着制约作用；其强调的“中庸”之道亦然，同样的思想体系在对当代我国中华体育精神构建方面起着截然不同的作用，这可能就是孔子之伟大、儒家文化之深厚、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之多、争论时间之长的原因所在，也是儒家文化之魅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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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精神范文6
关键词：儒商 儒商精神 企业文化 企业经营
儒家思想是中国正统思想的基石，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千百年来，儒学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积淀着中国文化。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社会地位十分地下，“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经商被贬为末业，统治者也一直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人把儒家思想运用到商业经营活动当中，给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带上了浓厚的文化意蕴。“儒商”一方面说明儒家思想强大而又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中国各行各业，各个角落无不受其熏陶；另一方面也说明商人并非都是奸伪狡诈、奢靡挥霍，商人也可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商业道德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是相通的。把儒家思想融入经营活动的商人，以诚信为主，重义轻利的浓郁企业文化氛围，使员工积极奉献自己的力量，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儒商精神诠释
所谓儒商，是指受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养和优秀的经营才能，其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特色的东方商人。
关于儒商精神的含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儒商是东方伦理道德与西方管理意识的嫁接与发展。有人提出儒商精神是将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完美结合起来，追求智慧与道德的结合。也有人认为儒商就是爱国商人。尽管众说纷纭，儒商精神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大家公认的。
重义轻利的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领域的核心思想。儒家主张义是取得利的保证，谋求获取的利使义得以实行，主张用义对人们的求利之心得以限制。“贵义贱利”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教条之一。孔子言：“罕言利”，“义以生利”。儒家思想反映在中国商人经营思想上即“买卖不成仁义在”，“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奸商与良商的重要区别在于义利关系的处理。良商，取利守义，以义来规范求利活动；奸商则唯利是图，不讲义。明清的徽商主张“以义获利”，“生财有大道，以义生利，不以利生利”的经商原则，使他们获利不小。
诚信不欺是儒家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之一，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诚信，顾名思义，即忠诚和信义。诚则为真实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信，是儒家伦理五常之一，是指与他人交往中应讲究信用，遵守诺言，是做人和与人交往的基本道德之一。孔子强调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荀子云：“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在商邦林立的明清时代，晋商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因此他们对商业信誉这种安身立命的东西十分重视。在中国现代商业上素有成就的山西、陕西商人，经商的智谋、权术运用赶不上浙江商人，精打细算方面不及江西、湖南、湖北商人，但是诚信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们卓然有成的经商原则。
锐意进取使明清时期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徽商不辞艰辛、不怕失败，赢得“徽骆驼精神”的美誉。这种精神对于塑造华商勤俭敬业创业精神，白手起家、开拓进取的价值观，形成本民族的企业文化也具有重要影响。华人企业家在世界各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形成跨国家、跨文化的华人文化圈。
忠心爱国的儒家思想重视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轻视个人利益，他们认为个人的命运系于国家和社会的盛衰安危，他们的利益完全融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中。民族兴亡，个人与家庭才有幸福可言；有国才有家，爱国即爱家，必须“发扬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精神来处理人与国家的关系。他们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儒家倡导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中国商人在经营时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每当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深重时，都有不少中国商人挺身而出，有的输资疏财，有的操戈上阵。
以和为贵是因为儒家主张“和”是事物协调完满、充满生命力的最佳状态，和谐得以保持，世界就充满生机，就兴旺进步；否则社会就失调，影响其发展。儒家把宇宙万物的和谐原理引入人际关系领域，认为“和”是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集中体现。儒商们信奉以和为贵，认为和气生财，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处理好人际关系对经商有重要意义。
企业文化是企业必需的精神支柱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系刚刚初步建立，面临着市场竞争的考验，市场秩序、法律体系仍不健全，个人、企业的商业行为还不规范，急需一种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市场行为，特别对于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需要有一种精神支柱来帮助企业和谐地融入到市场中，这就是企业特有的文化。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有句名言：“国家富强靠经济，经济富强靠管理，管理关键在文化。”
企业文化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从管理科学丛林中分化出来的一门新科学，是不断创新的知识体系。从泰勒的“精神革命论”，到麦格雷戈的“X―Y理论”、亚伯拉罕的“需要层次理论”，以及后来的“激励理论”、“群体理论”都对企业应有怎样的文化作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在企业经营管理哲学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如英美国家的企业比较强调“理性”管理，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个人奋斗、竞争等作用。而东亚的企业则更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作用。
一般来说企业文化可以定义为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包括一个企业独特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经营哲学，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衷心认同和共有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价值取向以及行为等的外在表现形式，它规定了人们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有重要的作用，好的企业文化能够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企业文化是企业立身于社会所必需的精神支柱，它不仅能解释企业内部的运行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向企业家提出做什么是企业最重要的问题。企业文化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改善它的信息渠道、人际关系和决策的制定，帮助企业创造新的气氛，以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企业环境，形成高度灵活的应变能力。
儒商精神在企业文化中的价值
寻找适合本企业特点的精神支柱
传统儒商精神把儒家伦理精神气质注入商业经营领域，对于完善商业运行机制，促进经济活动的有序和规范，产生积极作用。
尽管企业文化因企业而异，但有一些根本的因素，如企业的道德价值观――企业文化的核心，对所有的企业都是适用的，而且是任何优秀的企业文化所蕴含的。儒商精神中的经百年沉淀下来的精髓，对现代企业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它所倡导的最基本的哲学伦理与现代企业文化相交融，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凝聚企业力量，树立企业形象有积极作用。而且实践证明，儒商精神对于推动企业发展作用显著，人们从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和遍及世界的华商的成功看到了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当代已经形成一股波及全球的儒商热。
树立有信誉的良好企业形象
诚信对一个企业或商业组织来说，就是一种企业信誉或商业信誉。信誉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一个人没有信誉不能在世上立身处世。同样一个企业没有信誉，也不能发展。“人无信不利，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好的信誉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前提。
信誉是一种无形资产，信誉竞争说到底其实是人格、文化、道德的竞争，它要争夺和占据的，不是商品市场，而是人心和道德市场。而人心和道德市场往往又决定商品市场的兴衰。只有占领了人心和道德市场，才能树立企业形象，才能维持已有的客户关系，并使这种关系不断巩固、扩展，企业才能抵住各种市场冲击，站稳脚跟。正所谓“信誉无价”，企业家要始终抓住“信誉”这一个根本。
树立艰苦奋斗的企业精神
任何企业在创业初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奋斗过程，这就要求企业家带领企业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善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打拼。在创业初期，华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白手起家，赤手空拳打天下，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坚信勤奋坚韧，自强不息才是最好的致富之路。有坚强的耐心与自动自发的精神，成功的坦途一定会出现在自己面前。他们历尽磨难，以其特有的儒家伦理文化、经商智慧和经营理念，为华商在世界争得一席之地。
世界船王包玉刚、华人企业家糖业大王郭鹤年，都是从零起点的一代企业家典范。他们的成就不仅为自己的企业打下根基，开辟了世界市场，更为华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向世界证明儒家文化的魅力，树立了独特的华商企业文化。
增强企业凝聚力
企业是有民族性的。企业有国家，企业家有国家，企业文化也具有国家性。爱国主义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想象，一个不爱国的企业职工怎能爱自己的企业，企业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跨国公司日益兴盛，但不管企业设在哪个国家，它永远打上的是本国的烙印。国家的兴衰影响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爱国精神还会激励企业职工为企业多做贡献，强化企业文化的凝聚力。
华侨著名领袖之一陈嘉庚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把“诚”字摆在首要位置，它所强调的“诚”，其核心内容是忠诚国家，真诚服务社会。他反复强调，企业应以振兴国家经济为己任。企业价值观是导向仪，也是动力源，这种爱国爱社会的价值观启迪，培养了全体职工对企业的忠诚、热爱，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而且这种企业价值观，受到了广大公众的赞许和支持，其社会效应使其公司声誉海内外皆知，产品销路大增，企业生命力旺盛。
促进企业内外环境的和谐
和谐思想是企业制胜的法宝。现代企业管理中，“和”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企业各部门之间分工协作的和谐，另一个是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
企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对企业凝聚力无疑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就可能缓和甚至化解企业内部紧张的局面，给企业带来光明。企业是外部环境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企业为求得生存发展也必须适应外部环境。
事实上，儒商精神与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伦理、道德、心理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心理因素从古至今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儒商精神可以融入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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