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范例6篇

宏观经济研究

宏观经济研究范文1

【关键词】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一、引言

宏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经济社会中总体经济的运行,一国经济运行主要包括三大类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经济波动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指社会中劳动力的收入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经济的波动问题主要是指存在的工人失业问题和物价上涨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主要是指政府能否对经济出现的波动进行干预,通过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熨平经济的波动,从而改善经济的运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以微观的个体活动为研究对象,在社会资源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个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目的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研究个体的所采取的行为,根据经济活动的后果说明市场机制如何实现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宏观经济学是从宏观层面在社会中资源配置方式既定的情况下研究经济中各相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采取的经济行及其造成的后果,主要对市场机制下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基于价格理论,通关观察商品价格的波动,利用个量分析的方法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研究。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侧重讨论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依靠的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研究的方法是总量分析。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三类经济模型,其中分析经济增长的模型,以及反映经济波动的长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和短期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经济增长模型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历史性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各国增长率差异造成的原因,以及分析要素投入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提高生活水平产生的影响。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主要研究经济社会中物价的波动对产出造成的影响,总供给水平是指经济社会在资源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能偶生产的商品产出量。总需求水平是经济社会对商品消费、政府进行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商品出口的需求水平。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与社会中价格水平无关,取决于生产能力提高,其中价格水平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短期中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是指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就业机会充裕,不存在失业,经济社会提供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

二、宏观经济周期与理论经济

周期是指国民收入波动获经济总量波动,总体经济活动存在交替型的扩张和收缩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周期的波从主要衡量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是经济总量的上下起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在繁荣阶段经济得到不断提升,通过发展到达顶峰。衰退阶段主要是指当经济社会达到繁荣阶段的顶峰时,经济社会趋于平衡的状态,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才是正是处于经济的衰退阶段。在周期中萧条阶段,经济出现急剧的收缩和下降,经济活动很快从最高点下滑到最低点。

在复苏阶段,经济活动开始由低估逐渐上升,经济中的活动量不断提高,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进步经济周期慢慢趋向繁荣。经济增长理论一国国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代表国家总产量的增加,战后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研究内容是建立各种经济增长模型,主要包括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第二个时期是20时期6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定量分析研究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需求经济增长的途径。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的极限。

三、宏观经济中的通货紧缩和膨胀

通货紧缩是指经济社会中流动的货币供给量小于社会需求量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从本质上而言,通货紧缩属于货币现象,通货紧缩在实体经济中主要反映在总需求相对于总供给的偏离,即实际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当实际增长率持续小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衰退相伴随,主要表现在投资的机会减少和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降低,属于实体经济的现象。

因为投资收益降低造成银行信用的紧缩,信贷增长缺乏动力,货币供给量增长持续下降,消费者的需求和投资积极性降低,企业生产能力降低,非自愿失业增加,社会中消费者的收入继续放慢,经济市场发展较缓慢,因此通货紧缩也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主要是指社会中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因为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超过为支付商品流动所需要实际货币量,进一步引起货币的贬值现象。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所代表的金银货币量就会出现货币的贬值进而引起货币价值降低,物价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在金银流动的经济社会中不会发生,只有在纸币流动的社会中才会可能出现。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储藏价值的功能,由于本身具有使用的价值,因此可以自发地调节流动中的货币量,从而使得金银货币供给量与商品流动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因为纸币不具备储藏价值,自身也不具备价值,当纸币发行量过多,从而超过市场中金银货币量,从而出现货币贬值,物价水平持续上涨出现通货膨胀现象。

参考文献

[1]钟春平,田敏.预期、有偏性预期及其形成机制:宏观经济学的进展和争议[J].经济研究.2015(05).

[2]陈雨露.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J].国际金融研究.2015(06).

宏观经济研究范文2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实证主义;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宏观经济研究范文3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替代融资

宏观经济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国家或政府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国内和国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还很缺乏,但已经有学者关注相关内容,本文综述了相关文献。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贸易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紧密相连,一国的经济状况影响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量对宏观经济政策很敏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开支,对进口商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据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金融市场,刺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个过程和国际贸易也是紧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增加,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厂商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会将生产资源转向国内,一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相反情况,如果一国消费需求减少,国内生产商会主动开拓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情况改善。国家或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减少,这引发了贸易怎么依赖金融市场的问题。传统上说,金融危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题,而不是贸易方面的;同时还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贸易在全球商业周期中如何扮演传输渠道的角色。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者都被这些问题吸引,并且在使用联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2010)研究的是国际银行问题,自从2008年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引起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极大兴趣。论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国向国际银行市场开放,本国能否从中获利,并且怎样依赖国内市场结构。假设贷方是异质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显示,FDI能提高利润(常用的人存贷款利差的净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时,当地竞争使银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许国际银行通过收购国内高效率银行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会导致国内竞争下降,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响市场上次有效率银行的基础上,最有效率银行会提高自身利润来转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过降低借款利率。允许跨境贷款的替代选择可以使国内借款人受益于外资银行的效率,并且不会对国内市场结构产生负作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提高的是效率还是不稳定性;在金融体系改革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开放形式,论文得出的结论对当前这些争论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主题,一直以来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在相关文献中,最有力的结论之一是国际开放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作用。国内投资是资产积累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Dong-Hyeon Kim, Shu-Chin Lin &Yu-Bo Suen(2010)实证研究贸易和FDI能否提高国内投资总水平。研究发现两者关系不明显。基于国际和国内投资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国的投资总水平。文献显示,贸易和FDI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对投资水平的作用依赖于国家已存机构的复杂程度。在人力资本和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贸易不利于国内投资,而FDI有积极作用。在机构发展成熟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贸易比FDI发挥更有利的作用。这些结果为国家决定货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顺序提供政策建议。

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2010)研究垂直专业化和贸易在中间投入的影响,用新凯恩斯模型重现和解释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商业周期。该论文的关键创新点是引入更丰富的垂直结构,顺序联系——三级垂直结构,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进的贝叶斯统计估计模型参数,结果显示模型成功重现了体现国家利益的一系列商业周期时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现了在商业周期中,提高跨国贸易结果的经验观测值,这个结果对许多假设不太丰富的模型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该文献为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传统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颖的、重要的见解。

在金融危机中贸易量下滑严重,在“大衰退”中产量下降明显,然而贸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们怀疑,金融市场混乱导致产量下降的同时引起贸易量剧烈下降,人们也怀疑企业贸易活动与金融市场关联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机程度也不同。Brahima Coulibaly, 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2011)利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水平数据验证后一种假设。论文的一项贡献是为公司应对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议,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约束带来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如果危机前金融状况比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替代融资的能力——用贸易信贷融资替代外部金融融资——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在金融脆弱性给定的情况下,替代融资能力差的公司销量下降的多。论文为金融异质性和公司为应对危机选择融资渠道替代带来的后果给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视运用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用财政政策代替已经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颁布“购买国货”的条款,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费在国内而不是进口商品上,这些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Mario Larch &Wolfgang Lechthaler(2011)运用财政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贸易和财政理论数据创建模型,确定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应该排除进口。研究发现,一方面,购买国货条款可以消除传统外部性,在由国内纳税人确定的成本水平,财政支出对国外生产者有益;另一方面,购买国货的财政政策会提高成本,因为消费者不能购买比国内商品便宜的外国商品,这会降低整体消费和福利水平。文献研究如何从国际贸易理论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效地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领域。

长期以来,在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企业基于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定价行为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经典主题。不同的定价策略影响货币政策在国际和国家间的传导,相反地,货币制度的性质可以跨市场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Julien Martin&Isabelle Méjean(2012)通过分析法国出口商向EMU国家出口商品时的定价行为,研究欧共体内的金融与货币联盟(EMU)对出口公司定价行为的影响。该文献发现,EMU对价格离散有显著影响:相对于EMU以外的欧洲地区,转变成单一货币时减少的价格离散大约是出口价的1%。作者运用高度分散的数据研究公司异质性的作用,数据显示采用欧元对大出口商的定价惯例有重要影响。当把异质性考虑在内采用单一货币时,减少的跨市场价格离散比例更大,相对于非EMU地区达到4%。因此,对于传统争论,是否应该采用统一货币加强市场整合并减少偏离一价定律,文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Ling Feng and Ching-Yi Lin(2012)通过研究广延边际对金融摩擦和国际货物贸易可能出现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参与国际贸易货物的范围。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信贷紧缩会减少贸易量,后者是每种货物的贸易量。从理论上讲,论文创建了随机动态模型,把贸易理论中的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约束的报关决策,固定和沉没成本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元素;信贷限制的金融约束,信贷基于企业价值以及由此预期到的企业利润。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没有的固定和沉没成本,模型显示,出口商为获得每单位利润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贷款。较高的贷款利润率意味着金融约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约束的冲击。关于为什么金融冲击对贸易影响特别大,模型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徐松,戴翔.宏观经济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M].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05.

[2]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FDI in banking sect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BER Working Papers 01/2010.

[3]Dong-Hyeon Kim,Shu-Chin Lin &Yu-Bo Suen,dynamic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Modelling27(2010)254 261.

[4]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Vertically globalized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mpact factor: 0.76).01/2010;21(2):198-216.

[5]Brahima Coulibaly,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Trade 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2008-09global financial crisis,History of Finance Journal 07/2011;DOI:10.2139/ssrn.1893093.

宏观经济研究范文4

关键词:现金指标 GDP CPI 量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169-04

一、引言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该目标也是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中央银行仅仅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从而间接影响宏观经济目标。因此货币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其施行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现金指标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之一,具有可测行、可控性、相关性和抗干扰性,与国家的GDP、CPI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准确地把握三者之间的联系能为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逐年增长,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及时高效地实施恰当的货币政策变得非常必要,因此研究我国现金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于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在理论上以及实证分析上都存在很大的争论,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和经验数据的提取所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尽管研究结论不尽相同,但都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部分指标有一定的影响。

二、变量的选取和样本的采集方式

(一)现金指标

一般大多数国家都根据货币的流动性,把货币供应量划分为M0、M1、M2、M3等。我国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

M0=流通中的现金;

狭义货币(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

广义货币(M2)=M1+企业单位定期存款+自筹基本建设存款+个人储蓄存款+其他存款。

其中,M2减M1是准货币,M3是根据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设置的。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M2过高而M1过低,表明投资过热、需求不旺,有危机风险;M1过高M2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有涨价风险。

本文选取流通中的现金M0作为货币供应的度量指标。不采用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是因为M1和M2反映居民和企业资金松紧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先行指标,而当前居民储蓄存款非常庞大,与消费、物价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但从中央银行的可控性上讲,没有M0更具有研究性。M0由中央银行直接创造并注入流通,其可控性最强,而商业银行的货币性负债主要是靠中央银行的货币性负债支撑的,因此,只有中央银行控制住了M0,就等于间接控制住了M1、M2、M3。本文采用M0的季度增长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二)GDP

GDP是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类似的研究大都是以年为时间单位采集样本,样本的规模受限导致统计结论不够准确。宏观经济指标受货币供应量M0的影响可能会比较敏感,因此采集相关指标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GDP样本选取2000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的实际统计数值,考虑到时间跨度较长,而统计标准及统计口径又变化较大,本文没有针对以上指标的实际数值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他们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本文将选取2000―2012年按季统计的数据共52个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CPI

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CPI选取2000―2012年的季度统计数据进行研究。

三、数据分析与处理

(一)GDP数据

(二)2000―2012年M0和CPI季度同比增长率(表1)

数据全部在一个频率上,即季度增长率,下面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四、M0与GDP、CPI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平稳性检验

根据2000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数据建立趋势图,如图2、图3和图4,M0季度趋势图没有明显的趋势和季度波动,在2001年出现峰值,之后一路趋于平缓;GDP季度趋势图在2007、2010年出现峰值,2009年第一季度出现最低值,趋势和季度波动很明显;CPI季度趋势图具有明显的趋势和季度波动,2007―2008年出现峰值。

首先对M0、GDP、CPI三者进行平稳性处理:(1)若原序列平稳,则直接分别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2)若原序列非平稳,则先进行差分后再进行回归分析,再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经计算表明M0增长率的ADF检验结果平稳,CPI和GDP两者增长率的ADF检验均不平稳,因此考查CPI和GDP增长率的一阶差分的平稳性,结果如下。

1.对M0做ADF检验。

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12.65131小于下面所有的临界值,因此M0增长率在水平情况下是平稳的,结论与图2趋势相对应。

2.对CPI的ADF检验。

从结果可以判断CPI有单位根。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2.046631大于下面所有的临界值,因此CPI增长率在水平情况下是非平稳的,结论与图3对应。然后我对该数据作了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5.353178小于下面所有的临界值,因此CPI增长率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

3.对GDP做ADF检验。

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2.740910大于1%和5%的临界值,因此GDP增长率在水平情况下是非平稳的,结论与图4趋势相对应。然后我对该数据作了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面的t-Statistic对应的值可以看到,-4.845704小于下面所有的临界值,因此GDP增长率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

综上所述序列M0、CPI、GDP增长率平稳性的ADF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序列CPI、GDP的增长率的一阶差分在检验水平分别为1%、5%、10%下均拒绝原假设,即可以认为序列CPI增长率、GDP增长率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这两个指标为一阶单整序列;M0的增长率在水平情况下就是平稳的,M0为单整序列。可以看出CP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具有同向关系,似乎与M0关系不一致。因为三个变量不是同阶平稳,所以不符合做协整检验的要求,下面对CPI增长率、GDP增长率进行一阶差分,做回归分析,进一步明确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线性回归分析

对CPI增长率、GDP增长率进行一阶差分,根据数据,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M0=β1+β2CPI+β3GDP

建立M0、GDP、CPI增长率之间的回归方程,回归结果如下:

M0=0.119107+0.597087CPI-0.131490GDP

(0.003849) (0.311424) (0.561469)

T=(30.94775) (1.917280) (-0.234189)

R2=0.070192 F=1.849534

检验模型建立的准确性,可以做出拟合图,如下:

从图5显示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到达预期效果。从检验结果可以分析,M0增长率与CPI增长率具有直接的正向关系,但是M0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关系不明确,再做进一步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表得出如下结论:

1.M0增长率不是GDP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会直接引起GDP的变化;

2.M0增长率也不是CPI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会直接引起CPI的变化;但是,CPI增长率是M0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即CPI的变化直接引起M0的变化;

3.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存在双向Granger关系,即相互影响。

五、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M0、GDP、CPI增长率的平稳性检验、线性回归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M0对于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是局限的。但是,M0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作为基层中央银行货币发行人员,对货币发行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1.积极把握M0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充分考虑时滞因素,不可一蹴而就。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M0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表现不同,即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在实践中存在时滞,而且有时时滞周期很难掌握。因此,我们应该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使用,充分利用好存款准备、再贴现、公开市场这三大法宝,重点对M2进行宏观调控,以此促进经济发展。

2.合理分配年度货币供应量,注重券别结构搭配。根据全国地域和经济发展特征,因地制宜地分配货币供应量,加大券别搭配力度,在增大辅币投放量的同时要注重主、辅币的市场比例,积极满足市场对各类券别的合理需求。

3.加强现金分析手段,强化分析成果的应用和转换。要充分认识当前现金分析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真研究新形势下现金供应与运行工作的统计指标体系,中央银行发行的M0虽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局限的,但要积极查找真正影响M1、M2变化的经济指标,运用货币政策加大M2的调控和监管力度,将现金分析工作的成果运用到指导宏观经济上来,真正发挥制定货币政策“指示灯”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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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卢宇强.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指标关系研究[J].经济论丛,2012.第27卷(10)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甘肃兰州 730030)

宏观经济研究范文5

关键词:地籍;宏观经济调控;措施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0-0010-02

当前,土地已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强土地管理和调控,既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又是国家加强国家经济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还是抑制经济增长过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迫切需求。而地籍管理是土地管理的基础,是严格土地管理的重要保障,是保护资源、保障发展、维护权益、服务社会的重要手段。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把好土地“闸门”,推进节约、集约利用土地,需要全面、现实的地籍成果作为支撑和依据。

一、地籍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分析

1.地籍的内涵分析。地籍,俗称土地的户口,是用来记载土地的位置、界址、数量、质量、权属、用途和价值等基本状况的籍册和文书档案。地籍具有空间性、法律性、精确性和连续性等基本特性。而对地籍的管理主要是国家为建立地籍和研究土地的自然状况、权属状况和经济状况而实行的一系列工作措施体系。现阶段中国地籍工作的主要任务包括开展土地调查、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土地分等定级估价、土地登记、土地统计、地籍信息管理、地籍档案管理等内容。

2.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分析。宏观经济调控是指国家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调节与控制。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一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二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二、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1.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着眼全局,通盘考虑,综合运用行之有效的各种手段,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能够合乎客观需求。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也是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面临着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突出问题,地籍参与宏观经济的调控,有利于尽快实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2.健全、科学的地籍体系是有效参与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依据。真实、准确的数据是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和依据,建立健全、科学的地籍体系可以全面掌握真实的土地资源和资产状况、土地产权状况以及土地的变化动态等基础信息数据,,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制定规划、计划提供科学的基础依据,充分发挥了地籍参与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调控的“闸门”作 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全面发展。

3.地籍管理相关政策制度是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坚强的法律支撑。要使地籍参与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调控取得好效果,必须要使地籍相关政策制度与宏观经济形势相适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2007年10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物权法》正式实施;2006年12月7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2008年2月1日,国土资源部正式公布的《土地登记办法》正式实施;2008年2月7日,国务院颁布了《土地调查条例》。这一系列与地籍管理相关的政策制度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坚强的法律支撑。

三、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内容和手段分析

1.土地调查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全面、现势、准确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土地调查是对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包括地类、位置、面积、分布等状况;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状况;土地条件,包括土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状况所进行的土地资源和资产状况的清查。通过土地调查可以全面查清土地资源和利用状况,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据,为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有效保护土地资源,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依据,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土地利用变化动态翔实的数据信息。土地利用动态监测是运用遥感技术和土地调查等手段和计算机、监测仪等科学设备,以土地详查的数据和图件作为本底资料,对土地利用的时空动态变化进行全面系统地反映和分析的科学方法。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具有监测成果的多样性、监测体系的层次性、技术要求的区域性、技术手段的综合性等特点。

3.土地登记和统计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有效的土地产权保障,规范了土地市场秩序。土地登记是依照法定程序,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审批、注册登记、确认、发放土地证书的法律制度。中国土地登记具有强制性、公信性、完整性、连续性和保护性的特点。只有通过土地确权登记,才能确认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维护土地公有制不受侵犯。

4.土地分等定级估价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土地等、级、价体系。土地分等定级估价是在特定目的下,对土地的自然和经济属性进行综合鉴定,并使鉴定结果等级化和价格化的过程。土地分等定级估价的目的是评价和划分土地的质量等级以及建立土地的价格体系。

5.地籍档案和信息管理体系的建立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数据支持和技术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数字化、航空航天遥感和3s等高新技术,在地籍管理中广泛应用,促进了管理方式的转变,提高了管理效率、管理质量和管理水平。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就是以计算机为基础,应用管理理论和信息技术理论建立起来的信息系统。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体现是其信息直接反映每一块宗地的特征,它包括宗地的基本信息(位置、面积、利用类别、等级等),权属管理(所有权、使用权、他项权利等),附着物信息(地上、地下建筑及各种设施情况),文档信息(调查原始资料、法律、条例等)和图形信息(地籍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等)。

四、建立完善的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体系

1.土地调查的基础数据要科学翔实。开展和实施土地调查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土地调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条例,要保证土地调查数据具有全面性、现势性和准确性。只有科学翔实的土地调查数据,才能够准确反映土地利用现状,才能够为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建设用地审批、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土地开发整理复垦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提供第一手基础资料,促进土地管理的科学化和制度化。

2.土地变更调查要进一步规范化和细化。《土地调查条例》规定,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每10年进行一次全国土地调查,并且要求每年都要进行土地变更调查。变更调查不仅保持了地籍资料的现势性,而且使实地界址点位逐步得到认真地检查、补置、更正,使地籍数据中的文字部分逐步得到核实、更正和补充。土地变更调查所需时间较短,可以及时准确掌握各地年度全部实际建设用地数量和耕地保有量等土地变更数据。

3.完善土地利用变化遥感监测体系。土地利用变化遥感监测成果在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和保护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建立完善的土地利用变化遥感监测体系,修改完善土地遥感监测技术规范和标准,确保监测成果的标准化;加大遥感监测及其成果在国土资源管理中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应用遥感监测成果,为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决策支持,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提供分析成果数据依据。

4.强化土地登记制度体系建设。土地登记是土地权属管理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它不仅是依法确认土地权属、保护和管理土地的重要制度和关键环节,也是掌握土地动态变化的重要途径。土地登记对明确土地产权关系,保护土地权利人的利益,保障土地交易安全,维护和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加强对土地登记制度体系建设不仅能够有效的保护土地产权者权益,还可以建立健全土地市场体系,为保护土地资产,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物权保障作用。

5.建立完整统一的土地统计体系。目前中国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城乡土地分类体系,进行土地统计和汇总就必须要按照统一的土地分类标准和综合统计的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统计标准,包括规范统计指标名称,统一指标解释;规范统计调查时间,明确统计时段;规范统计调查范围,明确统计对象;规范统计数据的采集方式,形成相对完整的土地统计体系。

6.加强地籍信息系统体系建设。加强对土地利用现状、土地变化状况、土地产权、土地价格等地籍基础数据的信息系统体系建设,建立统一的地籍数据库,可以提高土地管理部门的管理效率和进行土地科学性决策,同时积极推进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能够及时向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提供基础性和公益性信息服务,满足各个行业发展的用地信息需求,从而不断提高地籍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 叶公强.地籍管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6-13.

[2] 杜海平,詹长根,李兴林.现代地籍理论与实践[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34.

[3] 编委会.《地籍管理“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与地籍管理操作规范化、数字化实务全书[M].北京:土地科学出版社,2006.

[4] 张国玉,吴建廷,周立军.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地籍信息系统的探讨[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107-210.

[5] 汤建国,陈刚.城乡地籍一体化管理的探讨[J].地理空间信息,2006,(4):55-56.

宏观经济研究范文6

关键词:有机农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中国的农产品主要分为3种: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其中,有机农产品的健康安全标准最高,在生产中严禁使用农药、化肥和激素等物质,禁止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在加工、包装、储藏和运输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遵循有机产品的相关要求。中国的有机农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机产品包括植物、动物、水产品及加工类产品等4大类产品。截至2013年底,综合有机种植农地和野生采集的土地,中国获得认证的全部有机农地面积为272.2万公顷,有机产品生产企业为7894家、有机生产基地为6628个,有机加工厂为3910个。①中国的有机农业生产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2013年,中国有机农业耕地面积为210万公顷,居世界第四位。中国的有机蔬菜耕地面积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在亚洲国家中,中国的有机农业用地面积居第一位,比居第二位的印度的有机农地面积高出3倍。②有机农业生产本身属于微观的范畴,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是从微观角度展开,诸如消费者选择有机食品的动机和有机农业产量的影响因素等等。本文认为,有机农业生产和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为此,本文将结合宏观经济理论,从短期经济波动、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有机农业生产的宏观经济效应。

一、有机农业与短期经济波动

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不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供求结构失衡。一方面,某些行业产品滞销,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某些行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但是供给相对不足。本文认为,有机农业恰恰是具有强大市场需求潜力的产业之一,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有机农产品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消费者选择有机食品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家庭背景、文化水平和个人的生活习惯等等[1]。但是,收入水平是决定有机产品需求的主要因素。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对无污染和高品质的有机农产品需求必然会增加。这可以从全球有机农业发展历程中得到验证。1999—2013年,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有机食品销售总额由152亿美元增加到720亿美元,年均增长26.69%;有机食品的人均消费金额由2009年的8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10.02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是有机食品消费的主体。2013年,在全球有机食品消费总额最高的前10位国家中,除了中国之外,其余全是发达国家。从人均消费来看,2012年和2013年,世界有机食品人均消费额最高的10个国家依次是瑞士、丹麦、卢森堡、列支敦士登、奥地利、瑞典、德国、美国、加拿大和挪威,全部是高收入国家,其中,瑞士人均消费额最高,为210欧元。相比之下,2013年中国的有机食品人均消费仅为2欧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这些数据充分表明高收入水平对有机食品需求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中国的有机食品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事实上,自2000年以后,有机食品的国内销售就持续增加。目前,我国有机产品每年销售额约为300亿元。

(二)有机农产品的出口前景看好

有机农业兴起后,欧美发达国家对有机食品消费的增长速度始终处于世界前列。例如,2013年人均有机食品消费比上年增长最多的前几位国家依次是加拿大(14.52%)、瑞典(11.58%)、瑞士(11%)、卢森堡(9.8%)、德国(8.14%)、美国(6.94%)和丹麦(2.5%)。但是另一方面,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有机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例如,在2011年,根据有机农业用地面积的增长幅度排名的前10个国家中,有7个属于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发展中国家占据7个席位;2013年,占据5个席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属于有机农业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1年,中国有机农业用地面积比上年增长51万公顷,增幅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这一数字比上年增长19.4万公顷,增幅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的第二位。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有机食品国内供给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已经成为有机食品的重要进口国,以美国为例,美国本土生产的有机产品,大部分在国内销售,仅有5%—7%出口到国外市场,同时美国国内消费的有机农产品中,有80%来自进口[2]。这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有机农产品出口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此外,有机农产品的出口潜力还表现在,相对于传统农产品来说,中国的有机产品更容易绕开绿色贸易壁垒,顺利出口到国际市场。基于上述分析,我国有机农业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潜力巨大。发展有机农业,可以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带动我国产值和就业的增加,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当然,有机农业发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还需要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

二、有机农业与长期经济增长

从理论上看,有机农业生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途径是:有机农业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优质、安全和健康的农产品,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进而有利于消费者健康状况的改善;根据健康经济理论,健康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存量,会对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实证分析方面,有关人们健康状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问题,国外学者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健康状况的改善,可以保证劳动者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生产效率会提高,这些都有助于长期增长[3]。在关于有机食品本身的健康效应的实证研究上,由于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复杂,所以学术界的研究方法和结果缺少一致性。M.Hube(r2011)等人采用目前学术界常用的多种分析框架,对有机食品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一方面,有机食品中含有更多的有益于人们健康的成分,例如,有机植物中含有更少的硝酸盐成分、更少的杀虫剂残留和更多的维生素C;有机牛奶中有更高的欧米伽脂肪酸和亚油酸。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实证研究结果会由于植物的生长周期、成熟情况、施肥情况以及气候等因素的不同,存在着很大的变动性。此外,他们的另一个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由于缺乏长期的样本数据,更具有营养的食品的健康效应是不明显的[4]。笔者认为,尽管目前的实证研究还不能就有机食品的健康效应问题达成一致的看法,但是,就中国经济现状来看,有机农业的发展,对消费者健康状况的改善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首先,中国近年来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引起消费者的重视。人们在购买食品时会关注诸如肉鸡生长中是否过多使用催长饲料、猪肉中是否含有过量瘦肉精、水产品的养殖和运输过程中是否滥用抗生素以及蔬菜、茶叶和水果的农药使用是否超标等问题。基于这一背景,拥有有机标签的食品,不仅意味着高品质、有营养,而且意味着可以避免上述潜在的健康风险。毫无疑问,这对消费者的健康是有益的。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中国发展有机农业,意味着种植业大量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养殖业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这样的生产模式,可以避免水和土壤品质的污染,对保护生态环境进而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反面的例证是,近年来,在我国总的耕地面积趋于不变的前提下,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和农药使用数量不断增加。从2006—2012年,中国的农用化肥总量从53.45亿吨增加到74.32亿吨,年均增长率为6.65%;化学农药原药销售量由1385万吨增加到35491万吨,年均增长率为410%。谢婷(2013)的研究表明,北京地区每年每公顷耕地的化肥施用量超过国际公认标准的上限近一倍[5]。这显然会对土壤和地下水产生污染,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效应。综合上述分析,从长期来看,发展有机农业,可以避免食品消费上的一些潜在健康风险,有利于国民健康状况改善,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作用。

三、有机农业与经济发展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一国不仅要追求GDP的增长,还要关注收入结构、产品和生活质量、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文化法律以及观念习俗方面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业科技进步速度加快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农村的闲置劳动力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工作。这一方面有利于工业化建设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一些弊端,某些大城市无法吸纳过多的外来人口;人们面临的住房、交通、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大;农村人口中留守老人和儿童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有机农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因为在有机产品的生产中,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不能使用除草剂,很多情况下需要人工摘除害虫、拔除清理杂草。因此,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发展有机农业,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效应,农民在本地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加;农村水土环境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儿童身心更加健康;缓解大城市人口过剩的局面,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等等。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理论框架角度说明,有机农业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发展有机农业,有利于一国宏观经济健康发展。为此,政府要针对当前中国有机食品消费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等问题采取切实的措施,使得有机食品的潜在需求真正转变成现实的有效需求。只有这样,有机农业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积极作用才能得到更好地发挥。

参考文献:

[1]NihanOzguven。Organicfoodsmotivationsfactorsforconsumers.Procedia-SocialandBehavioralSciences,2012,(62):661-665.

[2]郭玮.美国发展有机农产品的经验做法与借鉴[J].对外经贸实务,2015,(3).

[3]Bloom,D.E.,Canning,D,,Sevilla,J.,Theeffectofhealthoneconomicgrowth:Aproductionfunctionapproach.WorldDevelopment,2004,32(1):1-13.

[4]M.Huberectl,Organicfoodandimpactonhumanhealth.NJAS-WageningenJournalofLifeSciences,2011,(58):10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