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1
据了解，本次论坛是博鳌亚洲论坛举办十余年来，首次集中关注中小企业生存状况和新时代下的挑战。
民营经济成为增长主力军
中国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指出，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民营经济必将充当主力军。他认为，我国政府的公共财政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不可能再充当投资主体。而国有资本的投资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行业，不可能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也必须是依靠民间资本。2011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民营经济的份额超过50%，2012年超过61%。
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表示，中小企业在各国经济生活当中是一只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在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科技创新、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从全球生产和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中小企业也是全球价值链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活跃市场、精细划分、专业化生产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据统计，2012年，我国有五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兼并在数量上超过国企。同时，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上升近20%。同期外资企业仅上升1.8%，而国有企业则下滑1.2%。
同时，我国民营企业还是科技创新新动力。从用户数量来看，腾讯已经成为我国第三大通讯运营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些企业，从市值、核心竞争力来讲，在全球已经具备相当实力。而且，未来信息科技还会在我国有更高速的发展，尤其是在无线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行业里面，民营企业将大有可为。
民营企业处竞争不平等环境下
有关人士指出，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之际，为经济增长寻求深层动能是中小企业问题获得博鳌亚洲论坛关注的深层因素。
海南省副省长陈志荣表示，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持续加深，中小企业正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生存环境也更加严峻。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仍然面临许多不利因素，贸易摩擦加剧，债务危机的影响仍然存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大量拥有灵活运行机制和市场适应能力的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和发展困局。
在谈到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时，保育钧认为，民营经济受四大难题困扰，即市场准入、税费负担、融资困难和权益保障。根据调研，侵犯民间投资主体主要是权力部门。而且，民营企业不太会商业模式创新，只会打价格战。另外，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靠创业之初的“父子兵”、“亲兄弟”式的管理模式也是难以应对的。保育钧强调，民营企业当务之急，就是能否突破“单打独斗”的传统发展模式，走联合发展或兼并重组之路。
民营企业问题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环境问题，二是企业自身管理问题。
杉杉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郑永刚表示，我国的民营企业实际上还处于整体竞争不平等的环境下，这是核心问题所在。近些年，社会舆论为民营企业做了不少呼吁，希望政府改善宏观调控，为民营经济创造平等发展机会。但是，又千万不能用宏观环境掩盖民营企业自身的弱点和问题。
更多的民营企业希望，一是摆正政府在市场中的位置，打造公平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二是激发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
专家认为，政府监管必须透明化、法制化，对所有企业一律平等对待，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平台机制，让所有企业的问题都能在这里得到公平处理，这才是政府对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
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新课题
德勤中国首席执行官卢伯卿说，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日趋活跃，规模日益增加，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并购案已经屡屡出现，并购目标也从早期的获取技术、立足国内市场，逐渐转变为品牌拓展、取得海外销售渠道和获取当地市场。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规模约占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并购数量上，民营企业已占到62%。
不过，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加快，但同时面临的挑战也在不断增加。据现场调查，近半数的嘉宾认为，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投资地法律环境和商业文化不熟悉”、“并购后整合能力欠缺”。同时，“目标企业对中国企业持续运营能力不信任”、“融资渠道狭窄”、“政府投资审批流程复杂、时间长”也被认为是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重大挑战。
对此，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认为，民营企业要根据自己的产业和行业特点，先把国内事情做好，适合“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就“走出去”，暂时不具备条件的也要有国际视野。
实际上，自2012年以来，中小企业过去长期依赖的低能源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成本的“三低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在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中的亚洲中小企业面临着全新的生存与发展课题。
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2
关键词：数量型经济增长 质量型经济增长 转型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024-07
十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十以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比较数量型增长和质量型增长，探讨实现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一、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内涵的比较
要区分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涵。在对经济增长内涵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理解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区别与联系。
国内外文献中关于经济增长有明确的定义，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这一定义归纳出了经济增长最为核心的特征，即经济总量的增加或经济规模的扩张，如果以数量指标来衡量，则是指GDP的增加。在实现总量扩张的过程中，必然要求GDP的增长率也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可以界定为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的GDP总量增加，体现了经济增长表层和狭义的含义。库兹涅茨认为，人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经济结构的改变紧密联系的，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与人口结构、法律和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要考虑结构变化。[美]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常勋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卫兴华认为，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种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另一种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相对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而言，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衡量的经济增长。刘树成将“好”的经济增长界定为：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提高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提高。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任保平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增长效率的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任保平：《以质量看待增长：对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反思》，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年。因此，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到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判断。
以上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两个属性特征，即增长的数量和增长的质量，对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划分在于两者对经济增长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数量型经济增长单纯通过增加物质要素投入而实现产出的快速增长，忽视增长过程的结构变化及增长结果，将社会福利、人的发展及生态环境平衡等目标排除在外。质量型经济增长则通过创新要素的引入，实现传统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及经济结构优化。将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也纳入增长目标之内，实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全面提升。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数量型经济增长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内涵，因而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粗放型增长、外延型增长、速度型增长或者投入驱动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而质量型经济增长通常与集约型增长、内涵型增长、效益型增长等概念相联系。
二、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特征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内涵，两者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在低级阶段单纯追求数量扩张产生的。从实践意义上来说，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效率低。全要素生产率用来衡量除资本和劳动以外其他要素的贡献大小，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基本不超过2%，有些年份甚至为负值。赵志耘、杨朝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 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9期。第二，规模报酬递减。经济学原理认为，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单一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带来边际效率递减效应。因此，单纯依靠资本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的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力等要素的贡献，并且增长速度较快，但这种资本的贡献多来自于资本绝对投入量的增加而非效率的提高。1979～2007年，资本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3.5%，高于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与TFP的贡献率之和，但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5%，高于GDP的增速。陈彦斌、姚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 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衡量资本投资效率的资本产出比从1978年的1.737上升到2007年的2.139，表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效率低下。第三，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波动过大。首先，数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拉动，并且高资本形成率造成投资对消费的挤压，会导致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项俊波的研究表明，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失衡指数从3.33上升到3.75，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指数从2.00上升到4.25。项俊波：《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与分析》，《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其次，资本投入的加大及资本贡献率的增长会造成收入分配向资本偏重，加剧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再次，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增长的趋势，不考虑增长过程的结构纠偏。经济结构的偏差和错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受限，各层次经济结构之间良性传递机制不能发挥，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通常较易受到冲击，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第四，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过大。数量型经济增长只关注经济成本，不考虑福利分配、公共产品供给及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环境成本。因此，如果从经济、社会、环境大系统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增长的代价过大。
与数量型经济增长不同，质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经济运行及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全面改善。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表现在：第一，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改变技术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导致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另外，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技术、制度、结构等因素驱动，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二，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将技术进步的因素内生化，以此来解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递增。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人力资本、分工和专业化等，它们通过外溢作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质量型经济增长依靠这些因素来驱动，必将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第三，经济结构协调并且经济运行稳定。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相比，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投资规模扩张的线性路径实现，而是通过对创新、技术等要素的使用实现效率改进和结构优化，该过程表现为演化路径。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单独作用，而是通过整个增长过程中各层次结构之间的良好配合形成稳定的自治系统，能够避免遭遇过大冲击。第四，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成本降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对经济系统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也将社会和自然环境等“隐性成本”纳入经济增长过程，通过整体考虑社会福利损失及资源环境损耗作出经济决策，使经济增长能以更小的代价实现。
三、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形成机制的比较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函数。与此相对应，波特将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基本生产要素，如廉价劳动力、土地、矿产等资源，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第二是以投资为驱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阶段；第三是创新驱动阶段，即经济增长主要靠知识、技术创新为动力；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以追求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和享受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从这一角度来看，形成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是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依赖的驱动因素不同。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技术、制度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加大资本、劳动力、土地矿产资源等要素投入来实现产出增加，将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作为增长动力，在增长的过程中忽视经济结构优化对资源配置的调整作用。在缺乏资源有效配置、技术创新及组织结构改善的条件下，单纯的要素投入增加必然出现要素报酬递减效应，使产出效率低下，劳动、资本等要素在效率损失的情况下导致产出不足，为了达到一定的产出目标，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弥补由效率损失引起的产出缺口，而更大规模的投入导致效率进一步下降。因此，数量型经济增长形成于要素报酬递减作用下，数量增长目标、要素过度需求与产出低效之间的恶性循环。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形成现有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殊的制度原因和客观条件。首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施行赶超战略以迅速实现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被释放，但同时也形成了财政分权为基础的地方政府晋升激励和以GDP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评机制。这两种机制为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激励。其次，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客观的宏观经济环境。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形成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资本短缺问题，使得重工业部门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大量资金、原材料和工人。再次，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禀赋为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实现条件：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得劳动力资源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重新配置，低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支撑了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增长的早期阶段，资源和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并不明显，中国以比较廉价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
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同于数量型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将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资本和劳动力因素转移到与广义技术进步相关的因素，包括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制度、组织结构变化及创新要素等。这些要素的特征在于，不能简单的依靠外力作用而迅速实现，必须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演化机制形成。通过广义技术进步因素驱动经济增长实现质量提升的机制在于：首先，与单纯的要素投入会产生要素报酬递减性质不同。知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通过外溢作用产生报酬递增机制，结构变化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形成良好的协调作用产生结构效益，而制度因素通过改善僵化陈旧的组织管理对经济主体形成新的有效激励。正如布莱恩・阿瑟所说，经济增长中报酬递增产生的根源是经济系统具有良性循环、相互补充和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no. 384， 1989， pp.116-131.这些因素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核心内容。其次，通过设计新制度、建立新组织、改造传统技术等实现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能够改变经济增长中投资消费机制、需求供给机制、生产分配机制等，在此基础上产生经济重组，形成彼此协调的稳定结构，经济系统呈现稳定有序的增长行为。再次，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形成不仅在于经济系统内部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实现自组织能力增强。而且知识、创新、制度等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会通过外部性溢出使得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得到改善。一方面，可通过人力资本因素、知识因素的积累及制度完善减少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使得人的发展体现在增长过程中，减少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可通过污染产权制度的建立、经济结构优化及技术创新的作用，减少经济增长中对传统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实现增长过程对生态系统的包容。
四、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基础的比较
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分工程度的增进和劳动人数的增加，而这两者都取决于资本积累。大卫・李嘉图认为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变化会影响资本积累，并且积累会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而出现投资收益率下降。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的增长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认为资本积累增长率决定经济增长率，并且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投资这一因素，经济增长的路径被限定在狭窄的资本形成路径。这些理论都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中国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质量型经济增长主要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对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从资本要素转移到技术进步要素上。罗默阐释了知识等要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卢卡斯等阐释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效应，阿格奥和亨伊特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思想模型化，论证了知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潘士远、史晋川：《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4期。这些理论的共同性在于，其所论证的知识、人力资本、创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成为提升增长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钱纳里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提供了借鉴。[美]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由于质量型经济增长不仅关注经济系统的运行，而且关心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造成的影响。因此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如，米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代价及地球的可承受极限角度反思了传统的经济增长。卡马耶夫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托马斯等的《增长的质量》及威廉・伊斯特《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等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些理论都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参考。另外，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等都成为评价质量型经济增长的标准。
五、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统一性
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并不是两种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表现形式，数量型经济增长以注重数量为突出特征，质量型经济增长更偏重增长质量的提高，这两种增长方式通过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但也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1.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质量型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在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在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数量型经济增长与质量型经济增长也具有前后继起的特征。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资源的稀缺性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资本、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这种粗放式扩大再生产能够迅速积累财富、增加产出。数量型经济增长需要为质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因为质量型经济增长不可能在负的或微弱的数量型增长的基础上维持。没有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总产出的增加，就没有社会结构转换和社会福利水平改善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条件，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数量型经济增长提供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上。而伴随着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逐渐受到资源、环境矛盾的约束，经济增长进入追求质量的阶段。
2.数量型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增长的长期目标
数量型经济增长侧重于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规模的扩张，其主要目标是短期内实现产出的迅速增加，数量型经济增长的成果以单一的GDP或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动用全国的资源迅速实现工业化，增加国民经济产出，进而赶超先行的发达国家成为这一阶段的增长目标，这与数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并且，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距离生产可能性边界较远，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迅速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于关注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不仅将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稳定、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纳入目标函数，而且考虑到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也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环境目标引入函数，包括区域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从而形成了多元目标体系，注重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追求增长过程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主要在于：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赶超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的物质财富积累为实现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数量型经济增长阶段所积累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为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隐忧，如果不尽早改善，必将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形成约束。而质量型经济增长目标函数体系的扩展，导致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也产生巨大差异，不仅考虑增长的经济效益还包括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不再使用单纯的经济增长数量指标，而是对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生态环境代价低、创新能力提高等诸多方面形成价值判断。任保平、钞小静：《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2012年第11期。
六、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
中国依靠高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成功实现追赶目标，大幅度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使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但是，传统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隐忧日益凸显。在新的增长阶段，必须突破传统的增长方式，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由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转型的路径主要在于：
1.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体制转型
造成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体制机制，体制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制度约束。从微观基础上看，软预算约束使得各部门、企业都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企业盲目扩张规模的行为与政府追求高增长率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形成了无休止的投资扩张冲动。从市场体制来看，市场发育极不完善，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方面的功能非常有限，要素价格并未实现市场化，竞争机制还未形成，要素的流动与市场需求并不一致。从宏观调控体制来看，财税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形成，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以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三大手段作用也非常有限。因此，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必须从以下路径实现：（1）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一方面要改进政府政绩考核机制，摒弃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逐步将能源效率、生态环境、污染减排等质量和效益型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另一方面，硬化政府、企业的约束，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要发挥好“守夜人”的作用，鼓励企业竞争、鼓励创新、减少对企业的干预，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为创新企业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使资源价格不仅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还要反映市场需求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的垄断和市场分割，激励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提高各种稀缺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增长质量的提高。（3）投资体制方面，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控制投资决策的短期行为，强化监督体系，减少盲目扩大投资规模引起的重复投资，优化投资结构，实现质量效益型投资。
2.从赶超型向竞争型战略转型
赶超战略是中国建国以后长期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在技术上跟进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承接转移；（3）在要素投入方面利用劳动资源的低成本比较优势；（4）单一的量化赶超目标是政府政绩的考核依据。赶超战略带来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中国实现迅速工业化，但是，赶超型战略的背后也埋下了隐忧：赶超战略形成的没有自主能力的畸形产业结构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政府竞争作用的强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利用劳动力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而形成的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使企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处于弱势地位。在质量型经济增长阶段，发展环境和基础性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增长的数量规模整体提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严重，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日益强化，在此增长阶段，遵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可能无法实现经济赶超，欧阳等：《从大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看比较优势战略的适宜性》，《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而必须依靠要素使用效率改进。因此，要实现数量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转型，就必须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即由赶超型战略向竞争型战略转型。竞争型战略就是要形成知识、管理、制度、品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动态竞争力，其核心是科技竞争优势。竞争战略具体内容为：（1）在技术上实现自主创新而不是跟随模仿；（2）在产业发展上强调“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3）在要素投入上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驱动；（4）在竞争优势上依靠品牌竞争优势而不是低成本价格优势等。刘志彪：《从后发到先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理论思考》，《产业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总之，竞争战略就是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破解自然禀赋约束，发挥人的创造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竞争力，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某些先发展地区产业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绝对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3.从成本外生型向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转型
成本外生型增长模式是指在经济增长中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视为经济系统外部的成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不予考虑。在工业化经济体系的形成初期，经济增长没有到达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物质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资源短缺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对经济系统的约束较弱。并且，从社会福利来看，由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的正效用高于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产生的负效用，因此，企业和政府单纯依靠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的分析做出经济决策就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指数型扩张，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凸显：一方面，污染产权的界定不清产生了在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公地悲剧”，环境治理在外部性的作用下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矛盾已经上升到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在追求质量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外生的成本内生化于经济主体的决策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成本内生化的增长模式，就是将社会、资源、环境等纳入整个经济系统的增长目标中，将原来外生于经济增长系统的成本纳入经济决策中。成本内生化增长模式的实践路径在于：第一，从制度方面形成对各类经济主体适当的激励机制。政府应倡导社会公平包容、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政绩观，将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纳入政府的增长目标中。一方面，通过产权制度的完善及对节能减排的政策补贴和优惠，引导并鼓励企业改善生产方式，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环境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矫正市场垄断等方式降低增长的社会福利成本，使得增长的成果普惠全体公民。企业不仅以经济效益作为利润动机，而应在环境产权的制度约束下，将污染的成本纳入会计核算，通过经济、环境的综合收益分析进行投资决策。公众应通过改善消费结构，从畸形、无限的物质消费需求转向文化、艺术等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上来引导企业改变生产结构。第二，突破节能减排的技术约束。中国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成金华、吴巧生：《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成本内化”发展模式》，《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实现成本内生化模式需要以技术创新作为支撑。企业和科研机构应突破可再生能源开发的关键技术，将生命科学、计算机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开发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增加资源利用效率，推行环保产业和污染治理产业的发展，使工业化逐渐摆脱环境污染的约束。
4.从多元化向高级化的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配置的反映，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变化。但是，经济的数量扩张并不会自然带来经济结构的优化。在数量型经济增长的驱动下，并未引致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和快速转化，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伴生物。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内外需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等多层次、多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各层次的经济结构失衡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相互连结、相互影响的，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低水平、多元化的特征是整体经济结构失衡的症结所在。要实现质量型经济增长，必须促进产业结构从多元化向高级化转型，将生产要素从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部门转移到资源使用效率较高的部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路径在于：一要改组、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要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产业结构的升级应按照消除结构性短缺或结构性过剩、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原则进行。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既要有宏观规划的引导，也要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合理调整产业的空间布局，避免地区之间的结构趋同，要因势利导，不同地区应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避开劣势，培育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优势产业，以缓解资本对劳动的排斥，消除增长的瓶颈。
5.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转型
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3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增速比2014年回落0.4个百分点，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就业、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在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和国内经济艰难转型的背景下，能够取得这样的增长业绩殊为不易。2016年，中国经济是延续过去5年的下行态势，还是在再平衡调整中实现阶段性企稳，这既取决于市场需求变化，更取决于结构性改革是否发力，能否激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推进新一轮转型中重构新平衡，将开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的新周期。
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在调整中实现阶段性企稳
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既受到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美国退出量宽政策、美元延续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又将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调整中影响世界经济。
2016年的世界经济将难改“新平庸”表现。从最新的国际机构报告看，2016年，全球经济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多风险”态势。发达经济体将延续温和、不均衡的复苏态势，增长率略有回升，这主要得益于美国、英国的经济转暖，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和宽松的金融政策。新兴经济体内部明显分化，整体增长不容乐观，受强势美元和需求放缓等因素影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拉美、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结构性矛盾凸显，增长可能陷入停滞。发达经济体温和复苏有利于中国扩大外贸出口，但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影响，2016年，中国外贸增长仍难有明显好转。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将削弱资源输出国已相当脆弱的增长前景。从2012年以来，美元再次进入新一轮升值通道，对大宗商品价格起到抑制作用。在全球产能过剩和科技创新加快的背景下，大宗商品需求难有明显回升，价格继续走低的可能性较大。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将导致资源输出国收入减少，进口大幅收缩，进而影响到中国外贸出口回升。
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启动加息仍将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随着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撤离，导致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进一步贬值，债务风险进一步显露。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受到资本外流压力增大、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的直接影响，又受到其他新兴经济体需求收缩、风险释放的间接影响。
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继续释放，但随着投资增速逐步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实质性启动和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回稳。投资增速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逐步探底企稳。一是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近两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仅增长1.0%，比上年回落9.5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逐步趋稳。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逐步企稳。受产能过剩制约，2015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8.1%，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还将轻微放缓。三是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调并逐步回稳。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回落，但仍将在高位上逐步企稳。
第二，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在制造业经历了“井喷式”扩张后，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市场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5年，中国粗钢产能11.3亿吨，但产量仅为8.04亿吨，同比下降2.3%；煤炭实有产能42亿吨，加上新建扩建的合计总规模约为57亿吨，而消费量仅为39.2亿吨。与此同时，到今年2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持续48个月负增长。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这表明过剩产能已拖累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进行“外科手术式”祛除。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这对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将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约束持续强化，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中国新一轮改革将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正在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能，助推中国提高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综上所述，2016年，中国经济仍将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2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宏观政策要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效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当前，结构性问题主要是供给和需求不匹配、不平衡、不协调，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201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表明，扩大投资需求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结合，在做好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需求管理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超越社会承受能力，又不能出现大面积流动性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当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提高铁路、水利、农村电网、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中央出资比例；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推进营改增扩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保持新增贷款和全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资本外流；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加强预期引导和管理。
供给侧改革要加大力度，重点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调适能力。当前，要从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入手，摸清底数，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明确产能削减目标，加快出台人员安置、债务处置、资产重组等具体政策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要与地方产能核减挂钩；积极探索用市场化方法出清产能，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
新一轮转型的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从宏观意义上讲，“质量”就是要素生产率，“效益”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只有提高要素生产率，才能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稳定增长，企业才能保持或接近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的盈利水平，积累的泡沫和风险才能得到有效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因此，提高要素生产率，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的跃升，应是新一轮转型的主旋律。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并不是不要速度，而是需要建立在新的增长动力基础上、有别于传统增长方式的速度。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如果在增速换挡中出现惯性下滑，就很难止住甚至可能出现失速局面。速度过低，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泡沫就很容易破裂，企业也难以增加研发和创新投入，市场和社会预期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今后一个时期，仍要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转换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稳定增长中逐步化解过高的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取得平衡。
新一轮转型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根本途径还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第一，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这就需要形成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进入新常态形成历史汇，为增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提供了重要时间窗口，这就要求加大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力度，推动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国家层面，要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在企业层面，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在社会层面，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活力。在体制层面，要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创投、风投、众筹等金融支持创新的功能，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
第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条件下，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中高端技能培训和中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为经济转向高效增长的基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每年毕业大学生700万人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600万人以上，海外归国留学人员将达到30万人以上，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创造了条件。要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将“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等作为教育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鼓励民间创办小型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合作办学的条件。推进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本科高校和职业教育转型，培育大批专业技能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建立技术移民机制，更加开放便捷地吸引国际一流人才。
第三，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升级。过去受供给不足困扰，产业发展主要依靠“铺摊子”。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继续“铺摊子”的空间越来越小。产业迈向中高端，核心是提高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这就要求加快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领域，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市场导向的企业兼并重组，盘活存量资产，促进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流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预期，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2015年，中国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发达国家城镇化率通常都在80%以上，中国与之相比还有明显差距。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创造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消纳过剩生产能力，并继续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等投资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去过多依靠外需转向内外需协调拉动。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
第五，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随着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难以持续，迫切要求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加快建设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重点地区生态修复，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要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损害成本。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完善监测预警方法。
第六，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开放意味着要参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在“引进来”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通过深化上海、广东、天津、福建4个自贸试验区扩大对外开放试点，积极探索国际高标准的投资贸易规则。
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的稳定锚和动力源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根据IMF公布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过去5年，都保持在20%-30%之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随着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效应空前增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策调整客观上会形成一定的“溢出效应”。总体上看，中国经济转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
在贸易层面，近年来，中国占全球进口贸易比重没有下降，仍是许多经济体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国际上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中国2015年原油进口净增加2712万吨，谷物进口净增加1319万吨，大豆进口净增加1034万吨。2015年前11个月，美国、欧盟27国、日本加上中国一共进口商品9.15万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占比接近17%，与前5年的比重基本相当。
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4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增长，并存，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作者：吕钟
引言
三年通常为“中期”的界定时间，2014年正处于“十二五”规划的第4年，“中期经济”的发展趋势将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不完全的倒W型成为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变化的趋势，其中主要历经了两次提升与降低。早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增长便出现了第一次下降，第一次降低是在六个季度中下跌了8.2个百分点，是从2007年二季度的14.8%，骤然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6.6%，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回升的举措。然而相对于第一次下降来说，第二次经济增长下降较为温和，从2010年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2年三季度的7.4%，十个季度下降4.7个百分点，在2012年5月又陆续出台了保稳增长的相关政策，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从内生动因的层面来看，以往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变化的短期需求，以及周期性调整所导致，而第二次经济增长下降，已经暗含了潜在的增长率变化以及结构因素的作用。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受到世界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收缩而导致的，但是，逐渐降低的投资、出口动力更是对我国中期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主因。
中期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一）从总需求角度分析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减弱，投资增速放缓。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以及“十一五”时期大规模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建设，使得沿海地区基础设施逐步趋于饱和，且西部地区也在逐渐缓解基础设施短缺的现状。另外，外需市场的逐步缩小以及国内经济增长速度逐渐的缓慢，导致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一旦继续扩大投资，不仅导致增加产能过剩问题，更会使企业债务负荷加剧，逐步削弱企业投资意愿，且过度加大投资规模，还会导致通货膨胀与资源要素供需出现矛盾。
其次，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需求增长将趋于平稳。扩大居民收入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各类社会保障覆盖率与保障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使得居民收入能够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潜力获得进一步释放。但是，由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局势的不确定性，在今后的三年间，消费需求将出现增长平稳的总趋势。
最后，出口增幅逐渐放缓，外部需求减弱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全球因金融危机带来的增长方式，市场结构以及供需关系的调整，已由最初的快速增长阶段进入到深度调整转型阶段，中期内依然无法恢复到危机前的经济增长趋势，进入了相对低速的增长阶段。随着逐渐削弱的出口需求，市场放缓扩张速度，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都将减弱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从总供给角度分析中期经济发展趋势
首先，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且绝对减少。我国低成本劳动力是传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步入劳动年龄，其父母进入退休阶段，我国出现人口拐点，这便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效应逐渐消失，劳动供给增速持续下降，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与创新技术。
其次，向下调整储蓄率与投资率。人口抚养比提高及政策调整是储蓄率变化的决定因素。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社会及家庭将持续增加用于医疗、养老的支出比例，促使高储蓄率逐渐向下调整，并且导致投资率的下降。
再次，技术引进削弱及劳动力再配置。2012年以前，我国主要是以低生产效率的第一产业，向高生产效率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但是随着劳动力转移逐渐结束，转移速度以及规模大幅度下降，并且发达国家与我国之间逐渐缩短技术差距，技术引进推动效果逐渐削弱。
最后，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持续加强。我国经济的大幅度增长与大规模高强度的投入，都与资源环境储备密不可分，然而随着环境污染加剧，能源消耗殆尽，将对能源环境进行约束，因此，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力的外部约束。
中期经济保稳增长面临的挑战
第一，国际市场需求减弱。随着世界经济的整体低迷，海外市场扩展速度放缓，发达国家进口需要逐渐变弱，世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导致国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欧美等发达国家为振兴本国经济促进再工业化，印度、越南诸国利用低价成本要素，对国际产业快速转移，利用低价产品占领我国的国际市场空间，使我国面临着双重挤压的市场竞争格局。
第二，财政金融风险增大。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公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企业利润均将回落。我国在扩展债务以及信用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无意识地加大了财政金融潜在风险，随着逐渐增长的地方债务，中央财政收入以及放缓的土地收益，金融债务风险平台逐渐显现。
第三，逐渐突出产能过剩矛盾。近年来，迅速扩张的制造业不仅满足了我国经济增长，城镇化以及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更是依赖于增加的出口，以带来发展的平衡。随着国际市场扩展放缓，国内经济增长逐渐下降，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突出。
第四，生产要素成本增加。经济增长出现阶段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传统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发生供求关系变化，使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原本的低成本优势逐渐衰减，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难被持续增加的大规模投资所支撑。
第五，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世界产业核心逐渐转变为数字化、智能化的制造业，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很多工业企业的研发规模与研发水平较低，由于企业对低端加工组装过于依赖，缺乏品牌与技术的创新，逐渐与市场竞争环境脱轨，若不加速推动产业技术提高以及研发能力，现有的许多生产能力以及技术将面临着淘汰的局面。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并存的中期经济发展策略
阶段性经济增长变化趋势下，我国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新动力，探索新对策，将调整结构、稳定增长、促进改革相结合，才能推动我国经济转型，解决我国中期经济保稳增长所面临的挑战。
（一）扩城镇增内需，应对国际需求减弱
目前我国进入新经济增长阶段，需要扩大消费以及内需。我国政府应积极推进人口市民化的转移，改变消费结构与消费倾向，大幅度提高对工业品的需求以及购买能力，形成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有效作用。因此，要将农村转移人口有秩序地市民化，促进土地管理制度的深入改革，建立完善的农村产权登记，对户籍制度进行变革，循序渐进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服务制度，力求覆盖到所有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还应提高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城镇的人口规模进行合理规划，严禁乱占耕地，对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建立起节约利用机制，建立起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新型城镇。以促进小城镇与小城市的加速发展，对中小城市加大融资、财政等政策的支持，加强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增加就业，人口聚集等功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就近变为城镇人口。
进一步发展城乡一体化，打破传统思维的束缚，将城市与农村经济问题综合成整体进行规划，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并形成大都市圈与城市群，形成开放性国际化都市体系，使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城市群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其吸纳转移农村人口的能力，以挖掘城市潜在的消费需求，应对我国中期经济增长面临的双重挤压市场格局。
（二）释放改革红利，减弱财政金融风险
促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将核心落在简政放权工作上，减少审批事项，将社会与市场能够承担的职责交还，使政府管理重心逐步由审批环节变为服务监管环节。积极推动改革大型国有企业的步伐，使其发挥出提升综合国力、产业升级、国际竞争的价值。加强产权保护，确保各种所有制均能享受平等竞争与法律保障。政府需要深化财税体制的变革，使财政预算体系规范、公开、完整，建立覆盖所有国有企业的收益分享与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改革金融体系的步伐更快，推动健全的利率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体系，促进市场供求在汇率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放宽金融准入门槛，建立现代化金融体系，以加快释放改革红利，减弱金融财政的投资风险。
（三）结合供需管理，抑制生产能力过剩
政府应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提高调整结构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使债务规模能够受到中期收支平衡的约束。进而推动产业重组兼并，产能过剩是企业进行结构调整与重组兼并的有利时期，需要在市场化为导向的基础上，将低附加值，高排放、高耗能的产能进行淘汰，进行产业重组以促进技术进步。并加大企业走出国门的支持力度，支持建材、钢铁等原材料生产企业走出国门，建立生产基地，将直接进口资源变为就地使用，促进制造业向服务质量好，精深加工化转型，以解决我国供需失衡的问题，抑制进一步凸显的产能过剩矛盾。
（四）提高质量效益，适应生产要素上涨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提高质量从根本上说，就是促进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率的提高，增强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配置资源，加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提高效益主要体现在公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增加，以及提高企业的财政收入与利润。企业想要做到提质增效，就需要提高要素生产率，加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劳动力转移的趋近饱和，必须以加大科技与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行应对，才能提高质量效益，适应生产要素的上涨。并要加强资源的利用率，提高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十二五”以来，我国虽然在建设生态环境，以及节能减排中取得了良好成果，但能源消耗以及单位产出资源仍旧偏高，还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必须提高资源利用率，以资源环境的压力作为产业进步、技术升级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化解我国经济增长与大规模投资之间的窘境。
（五）加强科技创新，变革企业研发态势
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5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006－05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课题（NCET-06-0890）；陕西省重点学科西方经济学建设项目（2008SZ09）
〔作者简介〕任保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 婕，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127。
一、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的态势描述
1.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数量，不可能谈及经济增长质量。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不一致，首先要分析增长质量与数量的衡量指标。本文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1〕，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6个维度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2〕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对于增长的数量，我们采用总量GDP，并以2000年为基期的真实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测度指标，通过比较方式描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基本状态。
不难发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变动趋势是不一致的。2000－2010年的中国真实GDP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是，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则基本上呈现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其中2000-2004年经济增长质量呈现有升有降的波动态势，而在2005-2010年表现出稳步提高的趋势。
在借鉴刘海英（2006）成果的基础上，〔3〕我们修正了关于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系数ε：
其中，b代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a代表反应经济增长数量的真实GDP，n为年份值，若ε=0,说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同步扩张，反之，则说明两者呈现不一致的态势。
由此得到2001―2010年的值，从图2可以看出，增长质量与数量不同步是常态，可喜的是最近几年这种不同步的趋势在趋缓。但总体来看，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2.省区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多数分析集中在总量层面〔4〕，其实，除了纵向的不一致，横向的省区增长数量和质量相对排名不一致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样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5〕，通过对201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考察，得出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以此为依据作为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数，并根据该指数大小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排序，同时选择各省的总量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主要衡量指标对其排名，列出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升降状况，结果见表2。
表2 2010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比较
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排名经济增长数量排名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
二、为什么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会产生不一致
1.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有质量差异
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总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如果投入与产出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能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高的产出，我们便可以认为经济增长的产出质量比较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量投入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实现的。王小鲁（2009）等人的研究认为，1980－1990年中国资本形成率在35%上下波动，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42%左右，〔6〕高资本形成率是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种高投入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上的奇迹，但是以投入产出效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这种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的生产方式也致使等量的原料、资源投入所创造的价值较少，增长质量必然不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需要 “提高资源的组合质量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投入，提高产出”。〔7〕因此，投入与产出的效率以及质量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
2.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
追求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其关键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新中国成立以来，GDP10多倍的增长是以矿产资源消耗增长40多倍的代价实现的。中国长期的资本高投入，是以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火电供电的煤耗高达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达21%，水泥综合能耗高达45%。而高能耗、高投入的背后是资源环境的代价。研究称中国GDP的139%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为代价换取的。〔8〕所以，即使过去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在数量上成绩可观，但是由于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直接导致增长质量不容乐观。另外在中国地区层面上，某些地区产业软化程度较高，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其增长过程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就较少；反之，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如果政府监管不力，产权不清晰，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就较明显。这样也会导致地区在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方面相对排名的不一致。
3.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不足
稳定增长应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小，二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次数少。〔9〕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最重要的维度之一，能够总体反映经济增长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势和总体状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出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10〕即“大起大落”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同时一些地区的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仍较为激烈，这使得各地区之间的宏观稳定性有显著差异，造成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不一致。除此之外，在整个国家层面，由于受外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冲击，在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近些年通货膨胀压力陡增也说明整个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增长质量相对于数量明显落后。
4．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
从经济增长结果来看，无论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人的生活水平。2007年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从1997年之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11〕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福利却被压到了最低。同样，在收入分配方面，1952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153，到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值为0473，基本已经肯定近些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的04，如此差异的收入分配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除此之外，环境恶化、食品质量无保障、公共产品提供不够等也无不影响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使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从心底感到幸福。这种只有GDP数字意义的增长，而无所有民众共享增长成果之实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以上的偏差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质和量往往是不一致的，单纯注意增长的数量不可能带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将视角切换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包括关注低效率部门的改善，资源利用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治理，熨平经济的剧烈波动以及显著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
三、实现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一致的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做法在于转变增长方式，以及调结构和平波动。但从实质意义上讲，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实现一致性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
从经济学经典理论来看，以国民收入增长为研究对象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如哈罗德―多马模型，而且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创制也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由198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约翰・斯通完成）或新古典主义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以增加就业的短期分析为主，不重视增长的后果和代价，对于凯恩斯主义而言，修建金字塔和挖坑后再填埋都是经济萧条时期可行的政策。另外，凯恩斯主义没有基于福利或效用的微观基础，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适当的资本积累率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条件。因此，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经济增长分析只是针对国民收入的动态分析，没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将宏观与微观相对接的过程中，目标函数逐渐从最大化国民收入转向最大化总效用或总福利，这就涉及到福利函数的假定。在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因假定不同而不同，如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个体福利的加总，而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则由社会成员中福利最差的福利水平决定。在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中，一般默认采用萨缪尔森型的福利函数，但暗含着如下两个条件：①增长成果具有普惠性，即经济增长会给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这就要求社会制度或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②没有外部性，这里的外部性主要是负的外部性，即每个人对经济福利的追求不会对他人造成损失。基于这两点，我们才能认为社会福利函数是萨缪尔森型的，即社会福利等于个人福利之和。满足这两个条件，经济增长所生产的剩余才能成为增进社会总福利的因素，从而才会出现经济增长的质和量的统一。
另外重要的一点，以上两个条件是在传统报酬不变前提下讨论的。传统的报酬不变假定条件下，分配服从边际生产力理论，收入由技术条件决定，那么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使得单位要素的收入也呈现递减的状态。如果要素收入由要素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决定，则处于弱势的一方所获收入也会因投入不断增加而递减，且递减的速度会更快。这就是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最终结果为什么会出现增长的质与量不一致的根本所在。但本文假设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要素间分配的矛盾会缓解，企业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会得到一定的缓和，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自我优化而获得增长。
因此，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质与量的统一需要满足如下条件：①普惠的社会制度。经济增长规模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需要注意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问题，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要通过消除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和发展机会，使得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以平等利用这些机会，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收入和能力，促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并步入良性循环；②权责明晰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不仅独自对资源配置及其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构成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各类财产权，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产权的激励功能可以使经济活动当事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内在推动力。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准确界定行为主体获取与其努力相一致的收益的权利，而且最核心的还在于能够抑制外部性的特别是负外部性的发生和泛滥；③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机制基础上进行的，单纯通过扩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进行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由于知识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从而带来产出的增加。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统一，核心在于增长机制应由报酬不变转向报酬递增，由要素投入型增长转为内生增长，这其中必须注重促进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 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路径
1.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刻不容缓。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数量、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由资源耗费型和环境污染型增长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由经济社会失调型增长向经济社会协调增长转变，由低成本扩张向高效率创新型增长转变，由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转化为内生技术进步型增长，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增长转化为民间投资驱动的增长，由不可持续性增长向可持续性增长转变，由出口拉动型增长向内需推动型增长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增长向结构优化型增长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增长向低碳经济型增长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增长向自主创新型增长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增长向“共同富裕”型增长转变。〔12〕
2.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能使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从而提高增长质量。由于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其主导产业是不同的，因此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有重要影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一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及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二是要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工业经济效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点发展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四是要加大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力度，提高研发投入，激励自主创新，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3.发展创新型经济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创新驱动型增长。要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发展创新型经济：一是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13〕二是要加快传统部门改造，加大对传统部门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同时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使企业或整个行业从原先的资本驱动型或劳动驱动型增长向知识驱动型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过渡；三是要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型向技术提高型转变，由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向要素效率提高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中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形成。
4.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
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目标，关键在于加强对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所谓资源的资产化管理就是要依据各种要素对增长的贡献大小和我国资源禀赋状态，以产权为实质引入市场机制，改变资源行政划拨、无偿使用的运行机制，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增长中要素的组合质量和配置质量；二是科学地评价与引导经济发展过程对于资源、环境的正负面影响，确保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的最佳配置状态，将保护资源放在突出位置，严格执行现有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对资源的管理约束，加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完善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使等量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改善要素供给机制。
5.推动制度创新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在于改善供给，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推动制度创新，建立与质量型经济增长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一是进行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建立科学的政府决策机制。要鼓励政府行为长期化，“政府行为长期化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4〕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决策机制；二是促进科技和教育制度创新，为改善供给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持。通过科技制度创新鼓励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努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通过教育体制的创新，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优化教育结构，推行素质教育，扩大教育资源，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三是促进收入分配体制的创新，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保障城镇贫困阶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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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1――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经济增长新动能范文6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发展改革 概念解读 具体特征 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9-018-02
一、概念解读
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提出了“新常态”，这是国内首次用于描述经济状态的提法。强调：“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而在国外，将“新常态”用来概括新的经济发展状态的提法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开始兴起的。
实际上，国内外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解读不是相同的，欧美国家认为“新常态”指的是后危机时代全世界的整体经济特征，而这些特征包括“经济的低增长、低投资回报、高失业率”等。西方认为所谓经济“新常态”是在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增加的背景下，社会经济体制与政策等开始“向左转”，强调的是对诸如金融市场等市场机制的约束性，分配的公平性，同时提高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通过改革，使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步正常化，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对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将由高速但不均衡、不可持续、不协调、效益低下的状态向速度合理、既均衡又可持续、高效、协调的状态逐步发展。用四个字概括即为“增效提质”，而要实现这种状态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改革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特征与新趋势体现在：增长速度将变缓，发展方式从粗放快速的增长模式向以质量效益为第一诉求的增长模式，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逐步转变为中高端水平。
二、具体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对经济发展的质量不够重视。现阶段，我国正逐步脱离这种状态而步入一个新阶段，在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同时也追求一种稳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西方“低增长、高失业、高债务”的新常态不同，也具有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结构逐步优化
经济结构的优化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粗放式发展虽然速度较快，经济总量快速增加，但是这也将很多问题掩盖。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巨大的资金投入，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资源消耗过快但产品产出数量与价值却较低。此外，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忽视了自主创新，发展成果中科技创新的作用成分较少，使我国对他国产生了技术依赖性，往往受制于人。
新常态下，我国将深度优化经济结构，新兴产业将得到很大发展，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第三产业占比继续增加，产能过剩问题将逐步缓解。从2005-2015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关于第一、二、三产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以砦夜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的GDP比重逐年降低，第三产业比重逐年增加，最终将占主要地位。这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良好体现。
（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经济新常态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放缓，高速发展转变为中高速发展。从改革开放至2010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状态，而从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逐步下降，GDP增速逐年放缓，这表明我国经济开始出现稳增长的趋势。预计到2020年之前，我国经济增速将会维持在6.5%至7%之间。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这并不是经济质量出现了问题，而是在保持增长的基础上有目的地调整发展节奏。
（三）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
新常态的另一大特征是经济驱动力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投资有着密切联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出口导向型模式等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所以说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属于投资驱动的阶段。从2009年开始，由于外需大幅萎缩，出口受阻，大量的投资活动与产出比例失调，经济增速亦随之下滑。面对能耗过大、资源利用存在瓶颈、内需利用不充分等困难，一种新的增长驱动力逐渐兴起。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正如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提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可以增加就业，又能增加人民收入，利于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与公平正义。
（四）更多的风险与挑战
风险与挑战增多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一大特征。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卓越成果但其背后埋下诸多隐患，步入新常态之后要面临很多风险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经济减速。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基础并不雄厚，经济增速放缓必然会给社会主义市场带来冲击。若经济减速呈波浪式的忽快忽慢，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也将会一波接一波，所以新常态下的经济减速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是一种风险与挑战。
2.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过度投资的直接后果，近年来水泥、钢铁等行业的萧条，就是重工业产能过剩的典型代表。这些过剩的产能将何去何从成为一种挑战。尤其是东三省等以重工业为发展依托的地区，去产能的过程以及去产能之后如何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成为一个重大挑战。
3.金融债务风险。在“旧常态”中，房地产对促进我国GDP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房地产与银行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而且大多房地产企业的债务数额往往特别巨大。随着房地产的不景气，其债务风险日益增加，不但对金融市场带来冲击，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亦随之锐减，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也因此受到影响。所以，金融债务风险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一大挑战。
4.创新驱动面临的风险。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能否顺利进行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体制改革、管理改革能否有效推动创新的发展，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能力能否提供足够的动力等，这些问题对于新常态下经济的发展也是重要风险来源之一。
三、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改革之路也步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常态下我们的经济发展要着重从“提质”、“增效”、“升级”三方面来开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面对新常态下的种种风险与挑战，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的步伐，全力以赴稳步发展。
1.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所谓“提质”就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新常态下单位GDP的增长将会消耗更少的资源，排放更少的污染物。在各大产业结构中要逐步降低制造业比重，大力发展服务业，使消费成为新常态下的增长主体。同时，逐步将落后生产力退出历史舞台，重点促进科技的创新与进步，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在资本市场中，要建立与完善经济体制，形成健康的资本市场，以利于企业融资信贷，这既有助于新兴企业的生存发展，也有利于保障实体经济的生存。
要想保障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就必须扩大消费。我国人口众多，在扩大消费上较有优势。因此，我们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扩大居民消费以拉动内需。这就需要相应地提高居民收入，对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整。此外，要建立完善的福利薪酬体制，完善各类技术设施，逐步将知识、管理与技术等纳入分配机制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让居民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2.增加发展效率。“增效”即为增加发展效率。在创新作为主要经济驱动力的背景下，发展效率的增加应着重从创新着手。科技与创新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投入来更大程度地推动经济增长，因而是增加经济发展效率的关键途径。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多年努力已取得较好发展成果，但是由于行政与政策等方面的问题，目前科技成果与资源仍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率不高。新常态下我们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将科技与经济结合发展，切实将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这一纲领下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除了科技创新，政府职能与管理方式上的创新也同样重要，通过创新让制度体系更加灵活充满动力，才利于进一步高质量的改革开放。我们要积极探索诸如上海自贸区等新的思维模式，跟上新形势下的发展步伐，激发市场活力，增加经济发展的效率。
3.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升级”指的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顽疾，虽然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调整与改造，但产业结构已然问题不断。工业虽然大但是不强，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增长不快……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我国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新常B下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通过科技创新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心环节是自主创新，将技术进步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动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掌握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树立世界品牌。此外，要充分发挥政府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各地区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按照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总体要求与任务，制定落实措施。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加强对全社会投资的宏观调控，完善财税、信贷、土地、进出口等相关政策，合理引导各类投资的方向。对于外资，仍要积极引进，但要通过相关政策导向，使外商投资结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致，改善外商投资结构的合理性。吸引外资时将以往的规模诉求向质量诉求转变，选择性地引进外资项目。
四、结语
伴随着我国GDP增长速度的减缓，我国逐步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将逐步优化，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同时经济发展也将面对更多新的风险与挑战。新常态作为一种客观形势存在，我国的社会价值取向一目了然，需要我们从主观上判定战略方案，调整战略思维与心态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为了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我们要在供给侧改革的基础上，大力拉动内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通过创新来增加发展效率，同时对产业结构进行持续升级改造。
总之，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更上一层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将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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