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保险论文范文1
(一)前期建设阶段
该阶段自1995至2003年。1994年内蒙古财经大学招收第一届保险学专业(专科)学生，1995年《人身保险学》课程作为保险专业主干课程开设。在此期间，该课程同时作为金融专业学生的专业选修课开设。当时只有一名主讲教师、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案，课程建设开始起步。
(二)不断完善阶段
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内蒙古财经学院成立保险学本科专业并开始招生，以此为开端，课程建设迎来了不断完善阶段。经过课程组多年的探索，该课程的建设得到不断加强，课程建设规划情况主要集中在6个方面:
1．组织人员，形成团队自2004年设立保险本科专业以来，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人身保险学》课程组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以中青年骨干教师为主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合理的教学队伍。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充分融合了保险学、经济学、统计学等交叉学科，各成员均具有较深的保险专业及相关学科理论功底、洞悉保险理论和应用的发展前沿知识，具备承担人身保险学授课任务和科研课题的能力。《人身保险学》课程教学小组共有5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助教1人;博士2人、硕士3人，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的课程教学梯队。从学缘结构上，课程组教师分别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学府，有较好的专业背景。从年龄结构上，课程组成员年龄结构为30－40岁4人、40－45岁1人，是一支富有朝气和活力的教学队伍。
2．紧跟政策和形势，完善教学内容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保证。所以，课程组在选取教材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所选教材的权威性、针对性和时代性，优先采用国家规划教材(教育部、保监会推荐教材)张洪涛、庄作瑾主编的《人身保险》。同时，选择国外经典教材作为补充材料推荐给学生。在教学内容方面，课程组每学年都会根据政策与形式变化对教学内容做相应的调整，例如，当前延迟退休年龄成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课程组在教学内容中增加《退休政策与养老保险》专题来探讨。
3．完善课程要件《人身保险学》课程在开课初期只有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教案。经过20年的努力和探索，目前该课程有教学大纲、配套教学课件、教案、教学案例库、系列专题、习题库和无纸化试题库等课程要件齐备。
4．完善教学方法和手段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练结合、学用结合，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习教学等方法有机结合，形成了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实习教学“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教学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教师讲授中大量运用启发式方法。实践性问题主要运用案例式方法。这可以使学生增强学习兴趣，提高感性认识，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例如，保险的基本原则、人寿保险理赔可以通过案例加以说明。在教学中增加实践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和适应能力来讲都非常关键。根据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将课程的相关内容(如人寿与健康保险的营销、条款分析、理赔等)安排在暑期实习中进一步学习检验。
5．加强校际交流2006年派一名青年教师赴中央财经大学做访问学者。2006年、2008年分别派一名青年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目前他们均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到金融学院的教学与科研第一线。通过青年教师在国内知名高校学习和深造，课程组与这些学校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6．搭建实践桥梁，建立实习基地2014年5月，金融学院保险系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内蒙古分公司、百年人寿内蒙古分公司草拟了《保险行业产学研合作试点方案》，达成了合作意向。两家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为学生、教师提供调研和实习的便利，同时也可以选派管理人员为学生讲授寿险营销、保险经营管理等实务性较强的课程。通过与上述两家保险公司的合作，不仅解决了毕业生实习问题，通过实践环节可以进一步检验所学知识，而且也为培养年轻教师的实践经验提供了平台。总之，《人身保险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起步较早，经过20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研究与管理、学生培养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课程优势与特色。本课程侧重人身保险领域，专业性强，同时兼顾职业化特色，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注重理论性与实务操作性。本课程在区内同类课程中无论是开设时间还是从师资力量、社会影响来讲都是处于领先水平;从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分析，学生就业后能够很好地适应工作，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已有一批毕业生在保险公司管理层崭露头角。
二、《人身保险学》课程今后建设方向及思路
内蒙古财经大学以自治区区内生源为主，以少数民族教育为特色。因此，《人身保险学》课程立足实际，旨在使学生全面掌握开放经济条件下区域人身风险及人寿保险经营活动的原理和规律，同时注重蒙汉双语教学，为地方经济培养能够适应现代保险市场的风险管理与保险类民族人才。今后的课程建设紧紧围绕上述定位，同时结合保险行业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本课程教学体系，突出课程特色，力争将本课程建设成为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准、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具有良好示范作用的精品课程。
(一)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提高团队整体水平
今后进一步加强教学队伍建设，在教学梯队人员学历水平、职称结构等方面全面加强，强化青年教师培养，提升整体教学团队的业务水平和科研水平。
1．建立完善可行的教师进修和出国访问长效机制通过国内或国外、短期或长期培训与进修提升本团队的教学水平，特别是科研实力。国内进修方面，定期或不定期选派教学科研后备人才到国内名牌学校进行期限长短不同(三个月至一年)的专题或系统学习，争取利用这种快速、有效的方式提升后备人才的教学与科研素养。国外访问机制方面，鼓励青年科研骨干到国外做访问学者，紧跟国际主流研究范式和方法，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整体水平。
2．引进优秀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
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保险业竞争的加剧，保险业的发展无论是业务结构还是服务对象，都发生着深刻变化。面对全球化，适应变化的复合型保险类人才已经显得日趋稀缺化。为此，站在行业发展的高度，引进能够给课程教学团队带来新的范式冲击、具有国际化背景的青年人才，强化教学梯队的人才建设。
(二)注重课程建设，全面提升课程建设质量
随着我国保险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商业保险逐步成为个人和家庭商业保障计划的主要承担者、企业发起的养老保障计划的重要提供者，《人身保险学》课程的开课率会越来越高，对任课教师的要求也会进一步提高。围绕保险学专业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结合国际保险市场发展趋势，体现现代经济社会人才需求特点，科学设计课程教学内容，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以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
(三)加大实践教学和创新教学的力度
今后进一步强化实训教学环节，扩展实训基地，加强实践教学的软硬件设施建设。根据《人身保险学》课程实务性强的特点，与《人身保险学》同一学期开设《保险实务》实验课，来配合讲授寿险公司业务经营流程。同时将课程的相关内容(如人寿与健康保险的营销、条款分析、理赔等)安排在“暑期实习”中进一步学习检验。同时将不断追踪学科前沿，紧跟行业发展步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重视实验、实践性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
(四)加强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鼓励教师从事教学研究和承担教改项目
积极参加教学改革与创新，着力打造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精品课程、双语课程改革、实训基地建设等教改项目。注重教材建设，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及时更新、提高教材编写内容和编写质量;同时开放性引进国内外优秀教材和课程，逐步实现教材建设标准的国际化。
(五)加大与实体部门的联系，发挥实体部门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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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人身保险社会保障险种结构经营战略
商业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
社会保障制度与商业人身保险都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对因生、老、病、死、残等人身风险而遭遇不幸或困难的人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二者并行不悖、共同发展，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一）社会保障制度对人身保险发展的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与完善、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人身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社会保障的范围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越窄，人身保险发展的空间相对越大；反之亦然。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范围越小，即使社会保障标准和待遇维持原有水平，用于社会保障的总费用就越少。而社会保障费用和工资均来源于消费基金，社会保障费用的减少意味着工资部分的增多，即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人们参加人身保险的能力也相应增强。
社会保障的保障项目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保障项目越不齐全，人们对人身保险的需求相对越大。因为在人们的保障需求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的项目越少，需要由人身保险进行保障的就越多，参加保险的愿望和积极性就越高。同样，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障项目越少，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越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加，对保险的有效需求上升。
社会保障发展程度对人身保险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是指社会保障的给付标准。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一定和人们保障需求一定时，社会保障发展程度越低，对人身保险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二）商业人身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日益加深，商业人身保险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基本保险管理，可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许多国家都尝试在社会基本保险的运作，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主要途径是在国家监督之下选择保险公司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政府通过投资限制、绩效评估等办法对其进行监管。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由于其产品特征、资产结构、对长期资本投资管理的丰富经验等，成为基金经理人的首选目标。在美国，许多保险公司都是公立养老保险计划的主要基金管理人。实践证明，由保险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等私营机构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作效率比政府有较大幅度提高，在确保基金安全性的同时获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力量，可以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被雇主视为增强企业凝聚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引导和鼓励自愿性职业年金计划、企业养老金计划等各类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的发展，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的整体水平。保险公司在数理计算、资产运用、缴费记录管理、养老金支付等方面具有专长，在补充性养老保险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美国，职业年金计划最初由人寿保险公司提供全过程服务，在普及到一定程度时，信托和银行等机构才开始参与。目前，由人寿保险公司承担的职业养老保险计划，占美国职业养老计划资产的四分之一。日本在企业养老金制度运行的初期，也采取了由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提供全过程服务的方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企业养老金业务主要由人寿保险公司和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经营。
多样化的商业养老与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可以丰富社会保障体系层次。基本的社会保险只能是低水平的，满足社会保障最基本的需求。同时，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提供的保障水平也是有限的。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增长，社会成员对退休后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较低的社会保障标准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商业人身保险可以弥补社会养老保障和社会医疗保障供给上的不足，有利于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现状分析
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的沿革和变化与全国大体一致，到2002年全省已建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助，和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一系列带有地方特色的做法。
养老保险制度获得重大突破。在参保范围和对象上对非公企业参保作了有益探索，出台了“低门槛准入”，“低水平享受”的办法；在基金征缴方式上，开始由税务部门征收；在统筹上，坚持以县市为统筹单位，建立多元、稳定的基金筹措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路和对策。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1995年率先出台了《山西省城镇企业职工失业保险暂行条例》，后又进行修订，使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征缴率和人均月征缴额等几项主要指标均有所上升。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的基础管理工作不断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步伐加快，覆盖范围开始向城镇全体劳动者拓展，并在农村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存在问题
目前，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运转基本良好，保障水平也逐年提高，但由于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实际具体运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较弱。由于缺乏政策和国家财政支持，加上农民收入较低，参加社会保障观念落后，意识淡薄等问题，山西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对薄弱，目前除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有所探索外，在最核心的社会化养老保险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不同居民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格和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城乡人口能否参加社会保险主要取决于是否拥有城镇户口；城镇职工能否享受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主要取决于企业性质和所从事的行业，如在山西省内已经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中，大多数企业属于垄断性或资源性行业。
保障资金支付存在较大潜在风险。实现企业养老保险全覆盖后，部分企业存在拒缴、欠缴现象；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体系不够完善，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难度加大；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政府资金到位率比较低，造成基金支付存在较大潜在风险。
社会保障体系运行效率不高，难以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政府承担了大量本应由市场来承担的职能，例如各地社保部门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进行管理运作，强制主办补充医疗保险，不仅效率不高，还存在资金混用等管理风险。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个人帐户基金迫切需要金融机构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服务，以及通过保险企业提供年金化领取方案；在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个人养老与健康保险方面，由于缺乏税收优惠政策，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选择空间，不同企业和个人差异化的保障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
完善山西省社会保障体系的途径及措施
（一）具体途径
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要使社会保障和人身保险既相互配合又充分发挥各自不同的保障功能，必须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就具体途径而言，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现阶段居民养老的主要形式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社区养老主要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因经济基础较好，有能力提供一定的退休金或建有老人居住的敬老院。从山西省具体情况来看，社区养老事业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非常有限，家庭养老仍是最主要的形式。
从人口结构来看，山西省老年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向城市和非农业生产部门流动，加快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与“四二一”型家庭结构的大量涌现，将更难满足老年人的供养需求。原有的养老保险不能适应发展的需求，购买商业养老险逐渐成为实现家庭成员“老有所靠、老有所养、自主养老”的一种重要理财方式。山西省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发挥商业保险的网络机构和风险管理优势，为地方政府提供精算技术和资产管理服务，同时在企业年金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等领域有所作为，特别是为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群体提供养老保险服务和相关咨询服务。
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当前，山西商业健康保险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时机。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和作用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相关政策。例如：保监会将继续加强与财政部、税务总局的联系，争取减免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所得税，进一步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居民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加快健康保险专业化进程；同时，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地位，准确界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界限，规范市场经营环境。《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健康保险发展，支持相关保险机构投资医疗机构；积极探索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有效方式，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健康发展。因此，山西保险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努力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细化市场，研究制定发展战略、确定经营领域与服务种类、设计合理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加快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来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二）具体措施
开发适销对路的商业人身保险险种，优化险种结构。人身保险发展的生命力，关键在于险种的生命力。保险公司应审时度势，根据居民保险需求的变化与差异，加快开发人身保险新险种的步伐，同时要努力调整优化险种结构，以满足居民的不同需求。建议加强以下方面险种的完善和开发：
完善具有储蓄功能的人身保险。多数居民认为，如果投保寿险而在保险期内未出险，保费便白交了。但如果到期还本，还能返还较高的利息，居民往往较容易接受。当然这需要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的支持。
加强对医疗市场的开发。对大多数居民来说，就医看病所需要的开支还是比较高昂的。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居民自然而然会寻求医疗保险作为保障。目前，山西省医疗保险开发很不完善，尤其是65岁以上的居民医疗保险，在所有的寿险公司中基本都是空白，可小规模探索或试办。
团体寿险应加强有储蓄性质的终身险开发。目前的团体寿险除团体养老保险外，几乎没有终身保险的险种，而人们往往更关心退休以后的保障问题。
适度提高保险金额，拓宽保险责任范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保险公司经营实力的增强，居民愿意获得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都大为提高和增加，保险公司应顺应形势，适度提高保险金额，如灾害性人身保险的保险金额就应适度增加，同时要拓宽保险责任范围，特别是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责任范围。
适时调节经营战略，积极稳妥地开发农村地区业务。国家实施的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为保险公司的业务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保险公司应抓住机遇，积极稳妥地开发农村地区业务，在对原来的乡镇保险办事处（站）和营业所进行改造与更新的基础上，采取新的营销体制，占领农村市场，赢得先机。山西省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在全国的排名情况一直在中游徘徊，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各大寿险公司均忽视了农村这一块重要领地。在抓牢城市客源的同时，涉足广阔的农村客户，不但是省内寿险保险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更是人身保险市场完善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加大人身保险的营销网络构建力度，提高业务管理体系方面的创新力度。山西省地区的信息分布和传递极不平衡，信息来源渠道有限，保险对于广大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村居民来说，仍属新鲜事物，这给保险销售和服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推进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创新适合山西省人身保险发展的组织形式，也成为推动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山西保险业普遍存在重视开展业务而管理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客户服务工作不充分，在客户回访和续期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各家保险公司应健全客户服务体系，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尽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续期收费和客户回访制度，并不断提高营销人员的素质。此外，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应考虑设立专门的农村保险部门，由专人专岗负责，提高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人身保险论文范文3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指定与变更，道德风险防范，合同的同意权和撤销权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是指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金享有请求权的人。根据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与否，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给付可分为生存保险金给付和身故保险金给付。由于我国各保险公司现行险种的条款中均规定，被保险人生存条件下的保险金受益人只能是被保险人本人，并拒绝受理其他指定和变更。因此，保险实务中的受益人一般意义上仅是指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保险法》第61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第63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投保人变更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上述规定中关于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规定，对于防范保险活动中的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该条的规定中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
就人身保险合同而言，投保人和保险人作为合同的双方，是合同的当事人，而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则是合同中的关系人。作为合同的当事人，投保人是指向保险公司提出订立保险合同的请求，并填写投保单，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交纳保险费，对被保险人的身体和寿命具有保险利益的人。根据《保险法》的定义，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投保人既可以以自己的身体和寿命为保险标的，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也可以在符合保险利益原则的前提下，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当投保人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投保时(即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非同一人)，在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问题上，投保人可以有两种动机：一是为自己的利益，以自己为保险金的受益人；二是为他人的利益，以第三人为保险金受益人。诚然，在以他人的寿命和身体为标的投保时，投保人无论是以自己还是以第三人为保险金受益人，都必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对于防范保险活动中的道德风险无疑是必要的。然而，与此同时，在《保险法》第61条和第63条中又同时规定，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可以自行指定和变更受益人，并且不受任何的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并给实务操作埋下了隐患。
首先，从合同法的角度看，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为投保人和保险人，而被保险人在合同中仅是以关系人的身份出现。合同内容的变更，理应由合同的当事人协商一致后进行。投保人在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前提下的变更受益人权利，从性质上讲，是一种形成权。只需通知保险人即可。而被保险人作为合同的关系人，并不具备当事人这一主体资格。被保险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欲对其受益人进行变更，只应通过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要求，予以变更。
其次，从保险合同本身来看，在符合保险利益原则的前提下，投保人可以以他人的身体和寿命为标的，为自己的利益与保险人订立合同。这种合同一经签订，投保人的利益便应当得到尊重和合理的保护。虽然《保险法》并未对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作出任何限制，但在签订保险合同时，这并不会对投保人的利益构成不利影响。原因很简单，如果被保险人指定的受益人不合投保人的意，投保人便不会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民事行为以意思自治为原则，作为民事行为的商业保险不同于具有强制力的政策性保险，它是以自愿参与为前提的。因而，在签约阶段，被保险人的所谓不受限制的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在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后，被保险人行使这种不受限制的受益人变更权，就可能会对投保人的利益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试举例说明：张某与李某为夫妻，显然，张某对李某是具有保险利益的。在征得李某同意后，张某以李某为被保险人，以自己为投保人和受益人，向保险公司投保了只含身故保险责任的保险。显然，张某在这个投保行为中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投保。这个保险合同一经成立生效，张某的合法利益便应得到尊重和保护。然而，这里却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被保险人李某在未经投保人张某同意的情况下把保单拿到保险公司去作变更，将受益人变更为张某以外的其他人，则可能构成对投保人利益的损害。依据《保险法》和保险条款的规定，被保险人此时享有的同样是一种形成权，保险公司对其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但这一变更却显然有违投保人的初衷。并且，在李某瞒着张某作了这一变更之后，张某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知情，而继续履行交费义务。直到发生保险事故时，才发现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已经不是自己了，从而失去了保险金的请求权。这样的结果，显然损害了张某作为投保人的正当权益。作为既是投保人又是受益人的张某，为李某投保，是以指定自己作为保险金受益人为前提的。如果受益人不是张某自己，很可能他就不会投保。即便合同受益人的变更不涉及投保人本身，在变更时也同样不能无视投保人的意愿。目前各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合同条款中，大都包含有死亡赔付责任。因此，这种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的确定应当说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行合理的规范。
保险合同生效之后，被保险人如欲根据《保险法》第63条的规定行使受益人的变更权，不外是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在投保人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行使。既是投保人同意，由投保人出面向保险人提出要求即可，被保险人行使此项权利自无必要；二是投保人知情，但却不同意被保险人的变更要求。在此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不顾投保人的意愿，自行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变更，则投保人可行使合同解除权予以对抗，这样，被保险人的所谓受益人变更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行使；三是在投保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私下将保单拿到保险公司，去做可能有违投保人意愿的受益人变更。而投保人却仍在继续交费履行义务。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但对投保人显失公平，而且也违背了从事保险活动所应当遵循的最大诚信原则。
人身保险论文范文4
【关键词】人身保险;财产保险;代位权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活动日益频繁和复杂,由保险代位权引发的案件也日益增多。我国《保险法》第60条至63条明确规定财产保险享有代位权,第46条却对保险代位权在人身保险中作出了笼统限制,排除了其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于各种不同的案例,也有不用的审判结果。归根结底是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对司法实务缺乏明确的指导和规制,造成了司法实践的困扰。讨论人身保险是否适用代位权,对代位权实践实有裨益。
一、保险代位权的涵义
所谓保险代位权是指保险人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害而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的权利。另外,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保险人依照法律或者保险合同约定,对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后,依法取得向财产损失负有责任的第三者进行追偿的权利或者取得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所有权”[1]。而以上两种定义的区别在于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赔偿以后,保险标的的残留价值或者推定全部损失时保险人是否可以取得保险标的的权利。我国《保险法》第59条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已支付了全部保险金额,并且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受损保险标的的全部权利归于保险人。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取得受损保险标的的部分权利。第60条第1款也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保险代位权为解决被保险人的保险给付请求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重合时的利益归属提供了依据。
可见,保险代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保险代位,包括了物上代位和权利代位两种,对此,我国《保险法》第59条和第60条对保险的物上代位和权利代位分别予以了规定。在此文中,笔者主要论述权利上的代位权,即保险代位权。
二、代位权在人身保险中可适用的范围
对于代位权在财产保险中的适用,已为保险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同。但对于其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保险法》在第46条中作出了笼统的限制:“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保险以其标的的差异,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其中人身保险又可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在世界各国,一般只有补偿性保险合同,才允许代位追偿。而损害填补原则贯穿于整个财产保险领域中,所以通常不会对财产保险中的代位权提出疑问。损害填补原则要求被保险人从保险人处得到的补偿恰好填补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发生造成的损失,故“无损害即无保险”便成为财产保险领域的谚语。因此,保险代位权应当适用于财产保险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人身保险是否可以适用代位权的问题,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人身保险的三种不同种类不能一概而论。
(一)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生存或死亡为保险事故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由保险人给付一定保险金额之保险。其可分为生存给付和死亡给付。首先,就人寿保险之生存给付部分而言,依照保险在代位制度上的法理,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至少涉及三面关系之当事人,即保险人、被保险人,以及在法律上应负赔偿责任之第三人,若无第三人之损害事实发生,则无保险代位发生的机会。而“人寿保险之生存保险事故之发生为被保险人届期仍然生存,就此‘生存’之事实而言,难谓被保险人有何抽象上之损害可言,被保险人既无损害,不可能发生对第三人之权,遑论规定保险人之代位权”[2]。也就是说,我国《保险法》第46条对于人寿保险生存保险部分而言,没有什么意义。其次,对于人寿保险死亡给付的部分而言,不论被保险人死亡事故之发生,系因第三人之侵权行为或者债务不履行所致,被害人(被保险人)本身因其人格权已消灭,已经为非权利义务主体,被害人(被保险人)本身之损害赔偿请求权根本无由成立;至于受益人可能基于自己的身份关系致发生财产上的损害而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如抚养费用、医疗费用或殡葬费用请求权),以及因非财产上的损害而享有赔偿请求权(如抚慰金请求权),该等请求权本就属受益人本身所享有,并无不当得利之可能,且与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给付目的并不相同。故于人寿保险而言,不适用保险代位权并无不妥。
(二)健康保险
健康保险,是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发生疾病、分娩以及其所致残废、死亡时,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而这些事由,都是属于人的身体内部变化所导致的,而不是外部因素(第三人)引起的。因此,在健康保险中,不可能涉及到第三人的当事人,所以也不会出现被保险人被第三人侵权的情形,故没有适用保险代位权的争议。
(三)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是保险人于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或由此而致残废、死亡时,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其保险事由系意外事故所致体伤或者死亡,该事故可能由其他应该承担责任的第三人所致,涉及到第三人。因此,意外伤害保险有无适用保险代位权有讨论、争议的空间。
三、国内外对人身保险代位权的立法态度
(一)肯定说
瑞士1855年民法典关于债务的部分,曾有这样的规定:保险人可以行使被保险人因为他人致死的赔偿代位权。为了防止因为犯罪行为引起被保险人死亡的时间,该法典第1859条规定:被保险人因他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致死时,保险人得请求赔偿。1887年,瑞士在修改民法典时,删除了上述条文,但对此后的立法以及法院的判决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3]。
法国民法典的规定与瑞士的旧民法极为相似,该法第1382条规定:人寿保险人对致害人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法院自1894年6月以来,仅在Courd' Assises de jura一个案件中,判决确认人寿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4]。
(二)否定说
我国台湾地区是典型的否定主义立法例,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03条规定:“人寿保险之保险人,不得代位行使要保人或者受益人因保险事故,所生对于第三人之请求权。”此外,该法第130条(关于健康保险保险金额、代位禁止等)准用该法第103条之规定;该法第135条(关于意外伤害保险)、第135条之四(年金保险)亦准用该法第103条之规定。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之立法对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和年金保险的代位权有十分彻底确切的否定。
我国《保险法》第46条的规定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十分相似,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国《保险法》并未将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以及年金保险分开,而规定了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仍有权利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三)部分肯定或部分否定说
依照美国立法和判例,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医疗保险不适用保险权。劳工损害赔偿保险依照劳工损害赔偿法,普遍适用保险代位权。对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原则没有保险代位权的适用,但美国法院对于当事人扩大代位权适用范围的合同自由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因此若健康保险或者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约定有代位权的,可以适用约定代位权。这种做法已为美国多数法院认同,仅有少数法院对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约定保险代位权,仍然采取否认其效力的立场[5]。
在德国,人寿保险于1873年至1874年间曾提出三起损害赔偿诉讼,但都被发言驳回请求。德国1908年《保险契约法》也只在第二章“损害保险”中规定了代位权。但是,当今德国的实务和理论一般认为,保险代位权对于依照损害补偿原则为给付的意外伤害保险或者健康保险具有适用价值[6]。
四、对我国《保险法》第46条的剖析
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看,在“财产保险合同”部分使用的是“赔偿保险金”,在“人身保险合同”部分采用的是“给付保险金”。当然,财产保险本身就是一种损失补偿型保险,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能在定损的基础上再确定应该给付的保险金额,适用的是事后确定保险金的补偿方法,使用“赔偿”是恰当的。而由于“人身无价”,所以人身保险就根本不能适用补偿原则。因为人身保险之保险标的是无价的,尚无经济上利益评估其价值,自无赔偿超越逾损害之双重获利情形。由此人身保险之保险给付,多采定额给付理赔,而不计被保险人实际经济损害。因此,若容许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将人身价值局限于某一价格,自属轻蔑人类之生命、身体。然而,以“人身无价”观作为“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权适用”论断之理论基础是否妥当?事实上,经济补偿性是保险的根本目的和功能,保险金给付方法的不同不应该影响保险的这一属性。人身保险中某些险种适用事先确定保险金额的补偿方法,是由这些险种的特性所决定的。所谓“人身无价”,实则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误解,我们知道,从哲学的价值观念角度来看,人的生命、身体的确是不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但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价值是可以大致衡量的,特别是将人身作为标的进行保险的时候,特定人的经济价值可以通过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进行评估,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指标进行量化。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正是通过对被保险人进行生存状况调查评估其价值,从而进一步确定其是否可保、或者可在什么范围内承保。一般地,保险人绝对不会接纳一个创造财富能力很低的人投保的高额人寿保险。另外,对于人身保险,保险人之所以会在投保规则中规定同一类险种某一投保单位的最高投保限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避免保险金额超过被保险人的人身价值,从而诱发道德风险的发生。
综上所述,我国《保险法》第46条将保险代位权排除在所有的人身保险的规定并不妥当,其实保险代位权也有适用于人身保险的空间。而且“人身无价”并不意味着不能用金钱对生命、身体遭受损害的受害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补偿,也不意味着用金钱对生命、身体遭受损害的受害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补偿是不道德的(否则,民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就没有存在的依据,而人身保险制度更没有产生的必要了)。故我们应抛弃原来传统抽象强调“人身无价”论,这样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司法操作上,都更合理一些。
参考文献
[1]顾向一.保险代位权行使相关问题研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3):363-369.
[2]毛颖.浅析代位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J].商业文化・财经视点,2000(9):13-14.
[3][4]林动发.保险法论著译作选集[M].(台)1991,118.
[5]邹海林.保险代位权研究.民商法论丛[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0.
[6]肖和保.人身保险代位权探析-兼评我国《保险法》第68条[J].湖湘论坛,2007(2):90-92.
[7]Wolfgang Freiherr Von Marschad,The Right of Recourse of Private Insurers
人身保险论文范文5
关键词:保险利益 保险利益原则 保险利益时效
当前理论界对保险利益原则的争论
(一)保险利益的翻译及定义
保险利益的英文原文为Insurable Interest,我国将其译为“保险利益”,但很多学者认为如此翻译不妥。部分学者主张译为“可保利益”或“可投保利益”,也有学者主张应译为“可投保的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我国香港学者将其译为“可保权益”。从原版英文词典的解释来看,Insurable Interest是指“Interest capable of being insured”,因此从其本意来看,香港学者将Interest译为“权益”,比“利益”更为准确,含义更广。
香港学者薛华业对“可保权益”定义如下:权益指的是(某人)在某事务上所拥有的经济利益,包括现有的或预期可以得到的经济权利和利益。如果该事物完好无损,经济利益拥有人就可以从中得益;反之,他就受到损害。而可以交付保险人保险的权益就叫可保权益。所谓保险,正是为了保障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物上的权益。每份保险合同都要有一项可保权益作为有效的支柱,否则合同就是无效的。
我国《保险法》将保险利益定义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笔者认为此定义过于狭窄。比如,一个没有参加保险,既不是投保人也不是被保险人的人,是否会因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而受益,自己的财产损毁和人身伤亡而遭受损失?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而,笔者认为我国保险理论中的保险利益,指交付保险人保障的那部分可保权益,即保险利益小于或等于可保权益。因此,对保险利益与可保权益应加以严格区分。但为了论述方便,在本文中暂不区别使用可保权益和保险利益这两个术语。
(二)保险利益的主体
投保人为保险利益主体,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比如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被保险人为保险利益主体。部分学者主张,设立保险利益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们利用保险进行并降低道德风险,而被保险人才是受保险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投保人没有产生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的可能性,不必要求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而应该要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本文赞同此种观点。保险是人们转嫁风险的工具,保险合同保障的是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因此,应该要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部分学者认为,之所以要求投保人应当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是因为若不如此,则投保人便可以投保任何财产和生命。但这其实是对保险利益原则的误解。其实,谁投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获得了保险保障。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只有被保险人才有利用保险进行和故意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所以,应该运用保险利益原则对被保险人进行资格限制,而不是对订立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进行资格限制。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不但难以达到设立保险利益的目的,还容易提供保险公司侵害被保险人利益、解除保险合同的借口,从而有可能扰乱正常的保险活动。
(三)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范围
理论界也有两种观点:保险利益原则适用于一切保险;保险利益原则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并不适用于人身保险。
我国大部分保险学者赞同第一种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指出,设立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不当得利和道德风险,由于任何人对自己的生命和身体都具有保险利益,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要求被保险人对自身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在人身保险中不必要求保险利益。根据我国的特殊情况,笔者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
而我国的保险理论认为,死亡和伤残只是生命人自己的损失,他人没有遭受损失。因此,在我国,人身保险合同承保的是谁的身体或生命,谁就是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 由于被保险人享有保险保障,任何人对自己的生命一定具有保险利益,所以,在我国的人身保险中,不必画蛇添足的要求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也即保险利益原则并不适用于我国的人身保险。
(四)保险利益的时效
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从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至保险合同的整个期间,保险利益必须一直存在,另一种是应区分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对于财产保险,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即可;对于人身保险,只要在合同成立的时候保险利益存在就行了。
就财产保险而言,人们购买财产保险是为了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获得保险利益范围内的补偿,因此,笔者赞同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即可的观点。有些保险比如货物运输保险,被保险人在合同成立并生效时并不具有保险利益,一味要求保险利益反而不利于保险活动的正常开展。而对于人身保险,由上文分析可知, 保险利益原则不适用于我国的人身保险,因而也就不存在何时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问题。
完善现阶段我国保险利益原则的建议
首先,对被保险人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我国将被保险人定义为“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如此定义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还比较科学,因为当财产作为保险标的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都可以作为被保险人而获得保险保障。但如此定义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却不妥 。因为依据被保险人的定义,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其生命或身体受保险保障的人”,生命和身体具有专有性,所以,在我国,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唯一的,合同承保的是谁的生命或身体,谁就是被保险人。然而由保险原理可知,保险合同保障的是保险利益,而不是保险标的本身。所以,保险保障的是谁的保险利益,要比保险合同承保的是谁的生命或身体来得更重要。这也是在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可以投保他人生命和身体,通过转嫁因他人死亡或伤残给自己带来的风险,以保障自己的保险利益的原因。
为此,笔者建议重新界定我国被保险人概念如下:被保险人是指其利益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保险合同转嫁的是谁的风险,谁就是被保险人。这样,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将不再局限于保险合同承保的生命人,更加有利于人们利用保险转嫁自己面临的各种风险。
其次,明确保险利益应存在于何人。我国《保险法》要求投保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只有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有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并不少见,由于保险合同转嫁的是被保险人的风险,只有被保险人才有产生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的可能性,所以,没有必要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在被保险人概念没有能重新界定以前,笔者主张,保险利益原则仅适用于财产保险。在被保险人概念能如前文所述进行界定后,由于人们可以作为被保险人投保他人的生命和身体,因此笔者主张无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都应该要求被保险人享有保险利益,即被保险人是保险利益的主体。
再次,明确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保险利益原则并非使用一切类型的保险。若我国被保险人概念能重新界定,其已与英国的被保险人概念相同,因此,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范围也应该与英国相近。英国剑桥大学法学教授克拉克认为,保险利益原则虽然几乎适用于一切类型的保险,但在部分货物运输保险和海上保险中并不适用。考虑到货物运输和海上保险的特点,笔者极为赞同该观点。
参考文献:
人身保险论文范文6
摘要：2009年新修正的《保险法》沿袭2002年《保险法》的规定，不区分人身保险的具体类型而一律排斥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在对这一规定的立论基础提出质疑的基础上，提出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利得禁止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的观点。最后，对人身保险的各具体类型有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适用予以分析。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权 人身保险 保险法
2009年2月28日修正颁布的《保险法》在第二章下人身保险合同一节第46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这一规定沿袭了2002年《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在立法上再次明确了人身保险中保险人一律不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然而理论界对于人身保险保险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却争论颇多。在2009年新保险法颁布之前就有诸多学者对原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提出质疑，纷纷撰文就原68条的规定是否妥当、未来立法时该如何改进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然而，学界的呼声并未体现在此次保险法的修改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保险法“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立场是不可置疑的。在笔者看来，我国保险法不区分人身保险的具体类型而一律排斥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是欠妥当的。
一、“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立论基础之质疑
“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判断，其立论的观念基础是“人身无价”观。其经典性论断大致如下:“人身保险之保险标的是无价的，尚无以经济上利益评估其价值，自无赔偿超逾损害之双重获利情形。此观诸人身保险之保险给付，多采定额给付理赔，而不计被保险人实际经济损害若干自明。因此，若容许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将人身价值局限于某一价格，自属轻蔑人类之生命、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