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论文范例6篇

中国道路论文范文1

关键词：文化发展；中国道路；内涵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240-03

在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以正确的思想文化指导人民精神生活，构建先进文化的地位凸显。归结起来，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符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国情、现阶段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为现实依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内核，坚持按照文化科学发展的规律，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根本需求；是既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先进经验的道路；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集体实践智慧的结晶。这条道路内涵丰富而深刻，意义影响深远。

一、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之路

当代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以科学的、先进的、正确的思想为指导。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举起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并不断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成为引领中国文化进步的根本指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之所以正确，从根本上讲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使文化发展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导人民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创造的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产生于人与自然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中，劳动实践决定着文化的本质特性。文化渗透在人类劳动的各个方面，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由片面向全面、由落后向先进转化。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这种理解包含着文化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意识，而劳动的群体性特征必然决定文化是群体所创造的和最终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观点。这些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汲取，进而提出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创造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等人民创造文化为人民的科学指导思想。此外，在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必须有主流意识来指导。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要求无产阶级把自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导人民文化建设，不断总结先进文化经验，并且丰富建党、治国方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必须站稳人民大众立场；就必须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就必须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研究和解决文化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实践文化科学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不仅反映了党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也反映了我们党对当今文化发展趋势和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那么，我们沿着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实现与否，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密不可分。

二、 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建设先进文化之路

所谓先进文化，应该是健康的、科学的、向上的，既是人类思维成果的精华，又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而区分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则看它能否反映和促进社会历史进步，即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 可以得出：文化先进与否，首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质，取决于它所反映的经济、政治的时代内容和不断改革创新。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就能够促进当前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一种文化之所以先进，就是能够通过价值体系的构建，知识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变革，解决国家民族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因而，文化的改革创新是其繁荣兴盛的动力。体现在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上尤为显著，从新民主主义理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到邓小平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发展，塑造“四有新人”；到以德治国，科教兴国，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再到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等等重要文化战略。这是文化建设理论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创新进步。其次，文化先进与否还取决于吸收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分。文化与经济政治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有历史性的传承模式和体系。民族的传统的优秀文化可以交流、保存，可为人们提供塑造社会角色的价值与规范。建设先进文化，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方面，使其融入并展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比如，中国传统中重仁义，知礼节，尚和合，尊道厚德的良好素养；义利兼顾、乐群贵和、和而不同、勤俭自强、诚信敬业、经世致用、天下为公等文化根基已在当代社会广泛培植。此外，中华民族历史上弘扬爱国主义道德的仁人志士，他们的精神不仅构成了先进文化的成分，而且是对民族精神的升华。如古代“四大发明”的勤劳智慧影响世界文明；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千古流传；历代仁人志士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舍生取义、以身报国的爱国热情。为了民族昌盛，谭嗣同、刘光第等维新志士慷慨就义；、刘胡兰等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等等，都是激励我们发愤图强的力量，是民族先进文化的最高体现。因此，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所要建设的先进文化，就是包含着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改革创新的成分，是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

三、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凝聚共识强基固本的发展之路

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一条红线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当代文化发展“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和兴国之魂。如今，有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层次调整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价值取向日趋多样，这就需要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需要有一个让13亿人民广泛认同的正确价值观念来凝聚人心。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中国文化延续的精神基石。

当代文化的“中国道路”能够凝聚人心强基固本，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正确取向。价值体系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每个社会都有一种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体系，并以此主导整个社会的思想、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价值中最根本的部分，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而文化是核心价值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文化对社会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它能提供鲜明的价值导向。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认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欧洲宗教改革后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密切关系。而如今国际社会诸多热点问题，无不渗透着不同民族、国家在价值观念上的碰撞。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各国都十分重视塑造核心价值体系，以维护其民族生存和发展。比如新加坡制定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2]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长期以来我们党探索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重大发展，也是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则是体现凝聚力之本。第一，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向更深、更广拓展。赋予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和时代品格。第二，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展开理想信念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国情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改革开放教育、国防教育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认同和接受的共同理想，并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凝聚力。第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能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激励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民族振兴、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第四，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形成，宣扬真善美，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提供良好氛围。作为“中国道路”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超越地域、血缘、种族、语言、行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归属感，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

四、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为本之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发展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必然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民为本根，坚定维护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

文化发展要不断适应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重要内容之一。注重以人为本，就是要认清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直接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在当代中国，文化先进与否也取决于文化所成就的人的发展状况。以人为本的“人”包含两方面的主体，要实现文化繁荣发展，就要由什么阶级的人领导、为了什么人而发展的问题，即领导主体和发展主体。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党领导人民探索总结出来的文化道路，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领导核心；文化活动源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那么其发展主体必然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服务人民；离开了人民群众，文化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文化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起农家书屋，各种文化团体深入基层、社区，让文化艺术源于群众生活，又服务于群众生活。

就“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而言，当今中国，更迫切需要“中国道路”先进文化的指引和充实。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总体小康，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统计资料显示，1985—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每人每年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的消费性支出从112.26元增长到627.82元，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由8.7%提高到12.65%；农村人均年文化消费额由占消费总支出的3.89%增至11.18%[4] 。这样的发展趋势迫切需要更多更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和改善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置换，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必然对人们思想认识、心理和信仰等精神世界产生深刻影响。现代化和人的自身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要使人们在精神文化上走向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国道路”根基力量在人民，创造潜能在群众。

五、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是提升中华民族世界影响力的和谐文化之路

中华民族要走向世界大舞台，则中国实力的核心构件在于文化。文化不仅要对全国人民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而且对全世界人民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有助于改善和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比如，中国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中庸”、“仁政”等思想可以在国家交往中起到剂的作用。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方面的强大，还包括思想道德和文化制度等软实力上的繁荣复兴。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强盛大国，必然伴随着文化繁荣和广泛传播。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也是中华文化最繁荣、影响力最大的时期。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也是人类文明中的绚丽瑰宝。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把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目光投向中华文化。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就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5] 可见，即使在西方文化称霸全球的今天，中华文化仍具有影响世界的生命力和价值。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就是要让这种价值得到世界的认同和认可。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感，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大国形象。

如今，我们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在海外多个国家举办孔子学院，同不少国家互办文化交流年活动，各种文化团体的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谐共处，尊重各民族文化、尊重各国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世界多样性的必然趋势。因而，“中国道路”是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得到文化价值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的区域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的重要保证。中华文化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文化，并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的文化，越是走向全球化，就越要重视这种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多样性，平等和相互尊重，达到和谐理念中“和而不同”的境界。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2] 张瑞才，范建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3.

[3]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49.

中国道路论文范文2

一、引言 在旅游饭店业的市场国际化程度已相当高的情况下，我国的旅游饭店业由于起步较晚，旅游饭店服务贸易仍停留在“就地出口贸易”阶段，饭店业的国际化经营还未形成（目前从事海外经营的餐馆并不属于饭店业），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日本、瑞士等国的饭店联锁集团对我国饭店业的大量渗透。1993年，我国有498家外资饭店， 占涉外饭店总数的19.5％，其中有150 多家饭店由国际饭店联锁集团管理经营（《中国旅游年鉴》，1993）。这些外资饭店均为中高档饭店，而且占据着声誉卓著、资讯发达、交通便利的旅游中心城市的黄金地段。我国的内资饭店大多各自为战，陷入争夺游离在国际饭店联号预订系统之外有限客源的内耗竞争中，经济效益较差，现有的十几家老牌饭店集团也多为以行政权力纽带联系的半紧密型、松散型集团，规模小、实力弱，基本不具备与外国饭店集团抗衡的优势。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饭店业尚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要发展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组建中国的饭店联锁集团，增强内资饭店的竞争优势。在被外国饭店集团蚕食的客源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以扩大就地的出口创汇额。于是，在目前国内理论界围绕着大型经贸集团、大型工业企业集团、大型银行金融集团的跨国经营模式正进行热烈探讨之时，却几乎没有人提及中国旅游饭店业跨国经营的问题。而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旅游饭店业已具备了进行跨国经营的条件和机会，那么，这些条件和机会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依据这些条件来确定我国旅游饭店业跨国经营的进入区域和进入方式，以及如何扬长避短、灵活经营，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做一探讨。 二、中国旅游饭店业跨国经营的优势与机遇 在本世纪60—70年代，以威尔斯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专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广泛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方面引进外资和先进管理技术的同时，发展自己的对外直接投资。十几年来中国的旅游饭店业一直向国际饭店业中的优秀企业虚心学习，在企业素质、经营优势、所有制性质等方面已具备了一定条件，同时21世纪国际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提供了富有挑战性的市场机遇，这都使得中国旅游饭店业的跨国经营成为可能。 （一）企业素质 我国的旅游饭店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本着发展国际旅游、带动国内旅游的宗旨创立的，因此从产生的第一天起，企业便投身于国际市场，着眼于经济效益，树立起竞争意识。当国内其它行业仍在进行从生产型向经营型、从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时，旅游饭店业已经在国际旅游市场上摔打了十几年，在运作方式、经营理念、营销观念等方面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经营优势 我国的旅游饭店业多为中小型企业，实力不强，在国际上并不具备绝对优势。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香港、台湾的经验，它们的纺织、服装、电子加工类企业也多为中小规模，这些企业将它们相对来说更先进或更适宜的技术、产品或管理技能转移到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利用相对优势，在这些低技术构成的行业中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获得了成功。如果将这种思路运用到我国的旅游饭店业中，便会发现我国饭店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天地。 1、管理优势 中国的现代饭店科学化管理，虽起步晚，但已经以一些优秀饭店和饭店管理企业为代表，迅速接近了国际水平，相对于亚太地区、非洲、拉丁美洲、东欧的一些旅游业不太发达、经济不够繁荣、观念较为闭塞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具备了相对的管理优势。 自198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文批准建立饭店管理公司以来，我国现有饭店管理公司十余家，其中上海锦江饭店管理公司在我国影响最大，管理着十几家饭店，并形成了具有中国饭店管理特色的锦江模式，充分体现当今世界大饭店先进管理经验的严肃性、规范性和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浓郁的东方情调和人情味，在同国际著名饭店管理集团的较量中站稳了脚，跻身为世界上第75大著名饭店管理公司（《Hotels》，1993）。 总体看来，我国的饭店管理相对优势，概括起来可为：“坚持国际标准，博采众长，自成体系”。表现为：（1）信息优势：在市场调查上， 广泛收集信息，掌握国际旅游市场的动态、特点及发展趋势，以及国际上著名饭店集团化管理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2 ）凝聚力：充分利用东方式管理的人情因素，建立和发展企业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3）人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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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学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意识自觉

1 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读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以来，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辛的摸索和实践，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对其作了科学的界定。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①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学界也作了全方位的解读。有的学者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基础和实质。②有的学者从政党领导、制度依托、发展内涵、路径选择、目标指引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解读。③有鉴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中国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进而探索适合的教育路径。

2 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现状及原因

通过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基本赞同的，但是在具体层面上的认同程度上是不一致的。④笔者认为，目前大学生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仍存在着许多的不稳定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基础教育的缺失，造成青年一代的信仰危机，缺乏对国家的认同感，致使部分青年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持怀疑态度。青年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启蒙教育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国内的学校在童蒙教育方面重视不够。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培养长大的青年，其对家国天下的担当意识相当淡漠，以致青年缺乏坚定的信仰和强烈的对祖国的认同意识。

第二，国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研究深度不够。纵观目前学界关于大学生社会主义道路教育的研究，多着眼于调查大学生的认知现状、原因、对策等，虽有详实的数据支撑和较全面的调查角度，但是在理论分析和批判力上仍需拓宽研究范围，挖掘理论深度。

当然，形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等，但归根结底缘于青年自身内在的原因。下面，就现实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尝试探索如何加强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

3 加强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的路径

首先，在高校两课教育教学实践中，进一步强化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教育。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出来的适应中国国情的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而民族性首先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作为大学生而言，我们首先要熟悉了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钱穆先生就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做过深刻的解读。他说：“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 ……人类苟负有某一种文化演进之使命，则必搏成一民族焉，创建一国家焉，夫而后其背后之文化，始得有所凭依而发扬光大。”⑤钱穆先生深刻分析了文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进而才能明晓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民族性。那么，如何强化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理论教育？首先要加大中国传统文化课在高校两课教育中的比重。高校应该适当多开设有关传统文化的课程，力争从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等多角度全方位地渗透到两课教学中。其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之下，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相关的理论紧密结合，创造性地运用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更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次，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要与加强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教育、理论体系教育、社会制度教育同步进行。社会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旗帜、理论体系、社会制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制度四位一体，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⑥故而加强这四个方面的教育要同步进行，缺一不可。

第三，努力提高大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意识，培养多元化人才，这是加强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教育的关键所在。那么，如何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强化青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这里，主要是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来实现。可以说，一部共和国发展史，就是一部理论创新的历史。从最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理论的提出，无不是理论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地完善和丰富的结果。关于实践创新，是指大学生面临的种种国内、国际的客观环境，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大学生在不断地实践过程中寻求新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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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民族复兴

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背景下召开的党的十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道路、理论、制度三位于一体，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能在实践中自信向前、稳步前行。党的十为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进方向和道路，铺就了通往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康庄大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目标，但它究竟具有哪些内涵在学术界众说纷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民生、生态等建设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归结起来，正是因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之所以能理直气壮地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辉煌成就筑牢了我们自信的根基。

道路自信：彰显旗帜的鲜明与辉煌

回首悲壮的中国近代史，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改变民族命运和国家面貌，一直在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太平天国运动等，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一次次抗争，但又一次次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经坎坷艰难，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最终建立了一个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腾飞。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走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实践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十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创和推进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探索的阶段。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二阶段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阶段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第四阶段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统一的产物，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实现民族复兴，关键在于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带来了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的历史性变化，带来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正迎风招展。历史和现实启示着我们：在未来的复兴民族的道路上，虽然我们会遇到困难和问题，但绝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而是要不断探索创新、勇往直前；虽然从世界范围看，力量对比还是“西强我弱”，但绝不能妄自菲薄、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自信：源自理论的科学与正确

理论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政党对自身理论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理论发展的坚定信心。我们党在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使其不断引领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提供了坚定的理论指导和精神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规律的科学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建设实践的需要，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思想保证和行动指南。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适合中国国情，能推动中国各项事业全面进步与发展的正确理论，正基于此，我们才有了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民族复兴的自信心。

在未来前进道路上，我们还将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思想动力。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我们就能冷静面对复兴之路上的一切风险和挑战、从容应对一切困难和坎坷，进而增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凝聚起来，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政治合力。

制度自信：印证制度的包容与大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非狭隘自我、封闭不化的。相反，它善于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特别是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经济技术和优秀文化，主动客观地认识西方，也让西方更加真实得了解中国。这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包容与大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快了政治文明建设进程。我们从实际出发，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建立并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整套政治制度。这套制度同时借鉴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既充分尊重和保障各人民利，又能形成共同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充满活力又富有效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了先进文化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得到大力弘扬，有力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致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空前增强，全社会发展现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了和谐社会建设。六十多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美好蓝图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基本得到控制，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党的十更是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这一套制度体系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在广东考察时指出：“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最根本的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理论指引和制度保障。”实现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无数英雄先烈的企盼和追求，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当代人民的神圣历史使命。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不断完善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民参与、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绘就恢弘壮美的历史画卷。（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任国忠，李丙清，仲爱萍，于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与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

[2] 田克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 辛向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

中国道路论文范文5

一、 对“中国诗的出路”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从《诗经》开始有几千年的历史,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格律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世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上升的,律诗发展到了顶峰,也必然酝酿着如何改革、如何创新,以谋求新的发展。于是在清末黄遵宪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但是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的方向均不明确。“五四”运动,在外来诗歌文化的冲击下,西洋诗的大量涌入,古典诗词随即被打入“冷宫”。然而,没有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引进必然是盲目的,且与中国诗词传统也格格不入。因此如何使现代诗歌民族化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先是吴芳吉等诗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后来闻一多等诗人提出新格律诗的理论,并在创作实践中摸索,但也是星星之火无燎原之势。自从1927年的《沁园春•长沙》到1936年的《沁园春•雪》直至建国后一系列创作,激活了古典诗词,初现诗歌改革的方向。在进行诗词创作的同时,也进行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58年提出系统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为中国诗歌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该书首先对“中国诗的出路”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何火任在《中国诗歌的出路:从“新诗”到“新体诗歌”》中,对“五四”时期的诗进行了反思,肯定了它的成绩,并论述了“新体诗”的探索历程,认为:“‘新体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时代趋势。”陈德述《中国诗歌出路的理论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文,对关于中国诗歌出路的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在讲到民歌时,陈德述认为:“必须从民歌中去吸收民族的、时代的、人民心灵中的养分来创新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中国的当代诗歌,只有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讲到古典诗词时,陈德述认为:“古典诗词中包含有极为丰富的美学内涵和文化信息,只有认真、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古典诗词,总结古典诗词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审美模式、表现手段以及古典诗歌产生的文化土壤等等,才能改革和发展民族新体诗歌。”在讲到关于“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理论时,陈德述认为:“诗歌应该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如何才能“高于生活”呢?当然是通过意境的塑造,意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浓缩和概括,是现实性和理想性结合,是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它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因此陈德述认为:“通过上面的分析,完全可以看出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导向性”,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胡国强也认为:“的诗论为中国诗歌发展繁荣的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余零针对2008年《中国诗词》第三期上发表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一文,根据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强调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使中国诗歌的革新、创新与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从而深化了对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理解。

我国作为诗词大国,不但创作有丰富的诗篇,而且也有全面系统的诗论,古代叫做“诗话”。虽然它们从微观上对诗词的赏析、诗词的审美等方面颇有见地,但是从宏观上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还没有。以他独有的思想,高屋建瓴地提出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是对中国诗论的丰富与发展。而该书对诗歌发展道路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的出路”思想的理论内涵、理论价值和创作指导的意义,明确了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和贡献之所在。

二、 把诗词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结合起来研究,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二

对文艺思想、诗词理论及作品的赏析,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赏析而赏析,应该落实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上。什么是民族新体诗歌,学术界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未能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的诗词是民族新体诗歌还是古典诗词,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的诗词属古典诗,是旧瓶装新酒;但是有人认为,诗词就是民族新体诗歌,是民族新体诗歌的样板和榜样。该书选编了张承源的《新体诗歌说管窥》、张朝勇的《谈诗词的新体诗特征》等文章。张朝勇认为,的诗词无论从题材、语言、艺术风格、写作动机和目的,以及从表达的思想感情、对传统的继承来看,“都凸显了新体诗的典型特征,为我国新体诗的创作实践指明了方向”。

为了展示民族新体诗歌在体式上和风格上的多元性,还专门选编了一组论述新体诗歌的文章,旨在说明诗歌发展道路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在丁毅的《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期待与贺敬之的初步探讨》和熊矩的《贺敬之的新体诗》两篇文章中,说明了贺敬之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探索和所达到的成就。熊矩认为,贺敬之的诗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内容贴近大众生活、语言大众化、个性鲜明的新体诗。丁毅通过对贺敬之诗歌的分析,对如何建立民族新体诗歌做出了回答:1.新体诗歌的创作者必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应当具有关切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胸怀,他应该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去感受诗意爆发诗情,用他的诗去提升广大人民的思想境界,激励人民奋斗前进;2.必须走新诗民族化、旧诗现代化之路;3.要欢迎诗歌形式的百花齐放。

该书还选编了王琳《从5•12的地震诗歌看新诗的走向》和姜福远《汶川地震诗现象及其启示》等两篇文章。王琳从地震诗的大众的自发性、纪实性与现场感、吟诵性和节奏感、叙事与抒情并重、通俗性与大众化等特征来看新诗的走向,认为地震诗是一次新诗的突围。姜福远认为,从内容上看,地震诗以歌颂大爱,抚慰心灵;颂扬奉献,赞美英雄;歌颂党的领导,坚定抗震信心;悼念亡灵,寄托哀思;赞颂民族团结,弘扬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从这些待征中可以得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的启示。王凤娟对孙建军、贾勇虎的政治抒情诗《唱响中国心》的分析,揭示出新时代政治抒情诗的特征。

该书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论述新体诗歌,凸显编者的意图:研究的诗论和诗词不是空对空,而是要为发展民族新体诗歌提供理论指导和创作借鉴,以推动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三、 把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了诗歌发展道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是该书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三

关于诗歌发展道路的理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浓厚的文化基础的。该书选编了魏红珊的《的新诗观与民族文化认同》、曾平的《新诗观的民间立场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以及龙树准的《民族新体歌诗是对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创新》等文章。魏红珊认为:“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及发展方向的思考,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新诗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因此,新诗作为民族叙事和国家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的新诗观则是对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性表达,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学性想象,它展现着现代中国对民族身份和印记的一种自我认同。”曾平也认为:“我们也应看到,对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强调,其实也包含了他建立中华民族独立不倚的文化品格、文化框架的自信与气魄。说到底,即使是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的诗歌艺术,我们最终的目的,依然是要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新诗,而不是复制西方诗歌,复制西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中国新诗出路的见解,对于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永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发展了近百年的中国新诗,要走出日益边缘化、小众化的困局,除了尽量地开放自身、吸取各种艺术经验之外,必须立足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中国普通民众当下的现实人生、日常生活,否则,别无出路。”魏、曾的文章,对的新诗观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龙树准强调的是“歌诗”,重点从民族新体“歌诗”如何继承与创新上展开论述。他认为:第一,对古典诗词基本特性的继承与创新;第二,对古典诗词诗体的继承与创新;第三,对古典诗词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与创新;第四,对古典诗词声韵美的继承与创新;第五,对古典诗词遣词造句的继承与创新;第六,对古典诗词传播手段的继承与创新等等。

特别是陈德述针对有人说律诗的审美意识是“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时指出,中国古典诗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它是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互补”、“理寓于象”中的诸种哲学思维的形象化的体现。正如陈德述、王凤娟在《综述》中指出的那样,把的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中国诗歌出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

四、 充分肯定民族新体诗歌的主体地位并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是该书的重要成果之四

2008年《中国诗词》第三期上发表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对“新诗主体论”进行了错误的、不全面的理解,余零等同志撰写专文与之进行商榷,纠正其错误,何火任、陈德述也对之做出了专门的回应。

中国道路论文范文6

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探索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这条道路的理论探索开始于大革命后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始于文家市会师。在“八七”会议之后，受中央的委托，毛泽东去湖南组织秋收暴动。1927年9月9日，因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未能实现攻打长沙的目的。这使毛泽东意识到在自己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进攻大城市行不通，因此，须把部队转移到乡村，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因此，各路起义部队到文家市会师。

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分别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状况，首先“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其次，“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毛泽东分别从当时的革命性质和革命力量来分析，既客观，又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正因为这样，才会有了他对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原因的正确把握。《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分析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的原因，以及割据地区的军事、土地、政权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这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总结毛泽东这段历史功绩。这两篇文章表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初步形成。

三、“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表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毛泽东认为，放手发展红军战争、发展土地革命和建立红色政权，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并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军队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异议地是正确的。毛泽东认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城市和全国政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2“.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内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是中国革命实践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相结合的光辉典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阐明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即5个条件）；二是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三是分析了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即3个原因）；四是说明了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正确关系。其中第三点是道路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这个理论形成的主要标志。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的基本原理，强调指出了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正确关系；发展了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革命将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最后才攻占首都的设想；解决了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这条道路的理论意义是巨大的，多方面的。首先，这一理论的酝酿与提出，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切身处地地以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原则，去认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其次，是对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新发展。再次，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结晶。第四，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第五，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第六，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所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意义重大。

3.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一步一步地解决整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这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实践问题。毛泽东指出，武装夺取政权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因此，战争解决问题。不论在中国在外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加工提炼而中国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没有经过长期合法斗争来转到起义和斗争的，也没有先占城市后在夺取乡村，而中国共产党走了相反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中国化。

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性质、任务和对象，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经验，进一步深刻论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地位。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把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作为不同于苏联的内战和我国的北伐战争的根本规律提出来。这样，“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理论就成为一个内容完整、形态完备的科学理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地探索，逐渐形成，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在探索过程中，也曾有过失误和挫折，有过怀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曾经阻碍了它的发展。但中国人民早已从失败中总结出了经验和教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建立农村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辟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带领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践证明，中国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它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幸福。

参考文献

[1]黄少群，赖宏.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和实践述论[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1）.

[2]蒋伯英.从毛泽东的论述看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J].党的文献，2007（5）.

[3]陈胜华，王可珍.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学术交流，2006（9）.

[4]顾兴斌，胡松.毛泽东对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历史性贡献[J].新余高专学报，2005（4）.

[5]余伯流“. 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共党史研究，2008（1）.

[6]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7]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M].南昌：江西省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