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范文1
[关键词] 古典经济 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琼斯(jones，hywelg.) (英) 郭家麟等译: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北京:印书馆，1999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范文2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生产理论，市场
国内学术界在评述新古典经济学生产理论时，认为该理论提出生产要素最优组合的结论可以为我所用，但它涉及的是一般性生产，抽掉了特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衡量”的困难，严重影响了生产理论的正确性(高鸿业，1997)。应该说，上述评论在国内是比较有权威性的，也有一定的理论根据。通过精读原著，站在当今理论思维的高度，笔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生产理论存在缺陷。
只适用于完全竞争的企业
新古典生产均衡理论假设，企业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市场上都是既定的，企业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市场价格的决定者，或者说对市场价格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市场价格是与行业内的企业规模、企业数目有着直接联系：当行业内企业规模较大、数目较少时，市场价格的决定权掌握在这些企业手中；当行业内企业规模较小、数目很多时，市场价格并不由每一个企业决定，此时的价格才真正由市场决定。
具有垄断性的企业类型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从经济运行现实来看，企业是追求最大利益的，采取合法手段，如果能够打败所有对手，成为唯一的市场供应者，是每一个企业的梦想，或者至少该行业中仅剩下少数的几家，出现所谓的垄断竞争情形。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厂商才有市场价格的决定权、市场技术标准制定权，才能具备更大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同时，垄断企业通过设置较高的企业门槛，阻止新竞争对手的进入。从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决定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就是那些具有垄断性的企业；一个企业要么逐渐壮大为具有垄断性的企业，要么成为别的垄断性企业的兼并对象。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企业是一种普遍经济现象。
但是，这种具有普遍性的企业组织，却不能用新古典生产理论解释。这是因为，垄断性企业可以部分或全部决定价格；它的产品数量是不确定的，它根据市场价格、市场需求、竞争对手等等多种情况决定生产多少；它的边际成本并非一定递增，一方面当它的产量没有达到均衡点之前，另一方面收益于不断开发的新技术，都会阻止边际成本的上升。这说明，在市场经济中，最有解释力的生产理论应该是说明垄断性厂商的生产理论，哪一种理论能够对垄断性厂商更具解释力，它就更具科学性。新古典生产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当然具有它存在的理论价值，但因为它在解释垄断性厂商如何兴起、内部如何运作，不同厂商如何竞争与合作时，未能提供较有说服力的理由，其理论生命力大打则扣，是不言而喻的。
排除了非确定性因素的存在
新古典生产理论的确定性主要表现在：每一个厂商对生产投入组合是十分清楚的，每一次组合的品种、价格都是最优的，时间都是最合适的，不存在任何调整的必要；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厂商拥有的技术与生产组合是配置最合理的，在新古典的模型中，一旦拥有这种合理配置，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持续生产，即任何一项新技术都可以找到与之配套的生产最优组合，至于新技术从何而来，怎样实现最优组合，新古典经济学家似乎认为无须考虑；市场中任何一个企业生产均衡都是确定的，只要最后一美元的边际生产率在每种用途上相等，那么任何企业都可以实现生产均衡，而且在此均衡点处是最优的，也是稳定的；至于厂商的内部结构与运作机理，面对市场如何调整生产组合和信息系统，等等，新古典生产理论都没有论及。虽然该理论简洁优美，容易进行数理论证，但它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象他们的前辈一样仍然在对付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数量是既定的，其他有关的事实多少是确切知道的。
处在市场竞争中的厂商面临着极端错综复杂、多种多样的环境，这些复杂因素可以用不确定性来概括。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市场是由许多个生产者、消费者、商品组成的，对市场要做到确定性的了解，那是一件无法实现的难题；不确定性是客观事实，不能因为追求理论的简洁、逻辑完美，而忽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微积分、概率论被用来处理经济问题时，都假定对现在、未来的所有事实都有完全的知识和准确的判断、正确的行动，这不符合不确定性的本质特征，因而，微积分、概率论不是处理不确定性经济问题的有效工具，现有的新古典生产理论使用微积分、概率论等数学工具，是不可能探索不确定性的奥秘。支配经济行为的，要么是对行动将要产生的结果所作的预测，或者是依据常规判断而得出什么是适当行为的见解；要么是依据过去的经验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可能被证明是靠不住的。 忽视了生产本身
笔者之所以说新古典生产理论是从交换入手研究生产，而生产本身却被存而不论，这是因为有如下原因：
按照消费理论的模式建立生产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手持货币来到市场上，经过仔细挑选，买到自己满意的商品，其均衡条件与最后1元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均相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经过一番论证，得出生产理论与消费理论是相似的结论：生产者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购买到一定的生产要素，经过生产要素的多次替代，在均衡点处达到最佳生产组合均衡条件时，用于购买任何生产要素所付出的最后1元所获得的边际生产力都相等。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生产与消费理论都是在市场交换中实现产品(要素)组合的最优化，而且均衡条件的内容是如出一辙。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这里所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把生产混同于消费，不管在他们看来二者有多大的相似性，毕竟它们还是属于不同的范畴；如果不同的理论范畴都服从于同样的理论解释，那么，理论要么变成了教条，要么就变成了宗教，其后果都是一致的，即取消了独立的学术研究本身。
生产要素所得是各自要素市场交易的结果
从边际生产力的角度看，工人获得工资，资本家所得是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而企业家没有利润。以前，国内学者们在评述这一理论观点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替企业家辩护，因而该理论是庸俗的。在笔者看来，这是把科学的探讨与政治的评判混为一体。其实，包括瓦尔拉斯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作出这一结论，恰恰是其理论逻辑的必然，因为他们是从市场交易的角度看待生产，从交易的角度看待生产要素的所得。既然生产只是一个空壳子，而每一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交换时都获得了最优化的交易效果，那么，留给企业家的利润所得当然是零。这个结论看起来与经济事实不符，似乎也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唱对台戏，但事实上，马克思也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交换时是公平的，瓦尔拉斯也只是从交换的角度研究生产。
科学的结论只有一个，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瓦尔拉斯的结论是一致的，只不过瓦尔拉斯没有进一步深入到企业内部，也许在他看来内部分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各个生产要素的市场均衡价格是如何确定的。不同的经济学家因为理论体系的不同，往往作出各自的理论取舍，这是学术发展的正常规律，如果简单地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结论评判另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不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对科学发展也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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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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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范文4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 “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 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2.3 探索出“宏”、“微”观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
，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帕累托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2.4 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
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2.5 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3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对于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也具有创建性的意义，其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的“双重决策”，比边际分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关注“经济组织”问题，不能把微观经济的组织与结构当成是外生给定的，而仅仅限于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事实上，正是微观经济的组织性缺陷为我国的改革带来了重重阻碍。另外，不能把市场机制的问题放入“黑箱”之内，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发挥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只有市场机制得以完善有效地建立，改革才可能进一步深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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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托马斯·萨金特.宏观经济理论.北京：中国经济学出版社，1998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范文5
以杨小凯教授为主要代表人物而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其思想萌芽于中国本土，其体系则形成于美利坚和澳洲大地，而今已成长为一颗枝繁叶茂的理论大树。近几年它被介绍到中国大陆，在青年学子中激起了热烈反响，并得到迅速传播。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小凯“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这句话点出了杨小凯教授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要领略新兴古典经济学之美，我们必须洞悉其分析框架、分析工具以及研究方法的实质。
一
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尽收囊中，从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学主流学派。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扬弃了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概念，而用专业化经济来表征生产条件。第二，它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则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然两分。第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初次接触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恐怕难以理解这种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经济学的含义，从而也就难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让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简单，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空泛地讨论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现在，我们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克鲁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济塔－克鲁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这些缺陷。
大家公认，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的理论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们的模型改变了过去增长模型中关于规模报酬递减或总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使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规模经济在197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却面临如下困境。第一，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等现象“当且仅当”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才能发生的预见与现实不符。在他们看来，厂商规模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厂商规模决不可能变小，因为这意味着规模不经济。但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证据（参见张永生，2000：《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却显示，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无疑，递增报酬现象是经济增长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情节，但正如阿伦·杨格在他著名论文（1928）中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第二，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企业制度本身的经济含义则不能被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有趣的“新发展现象”，如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合约出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特许连锁经营、贴牌（OEM）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他们的框架无法将企业制度内生，如果要内生企业制度，则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会随之改变；而如果没有先天就存在的企业，他们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会发生。第三，交易费用在他们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经济学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释力有了质的提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变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从而走出上述困境？琼斯、达斯格普特等人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参见C.Jones，1995a,b,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许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他们在发现否定R&D等新内生增长模型的经验证据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内进行改进的方案。琼斯（C.Jones ，1995),杨（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议了几种方法来避免R&D模型中的第V类（研究与开发投入）规模效应。但是，琼斯自己也承认，“这种改进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又产生了人口（第I类）规模效应”。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规模效应，则内生增长就不会再出现。这些经验研究表明，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机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递增报酬归于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如果仔细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杨格1928年发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上的“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发表的“市场容量限制分工”等经典文献，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斯密－杨格定理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定理。经济增长中的递增报酬并非来源于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是一个比规模经济恰当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进行改进，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规模经济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们的直观，而且符合人们力图改造世界的决心，以致于误导了很多经济学家。如果用专业化经济替代规模经济，我们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规模经济概念来产生递增报酬。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范文6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流派 理论观点 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转贴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