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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文化的概念范文1
人权、、法治国诸概念皆来自西方，国外对其认识观点纷呈，国内学者对其界定也是难成一致。为了保证逻辑统一，首先应界定人权与。
（一）人权界说人权的定义，较有代表性的如下：1、“在无产阶级看来，所谓人权，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而为宪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2、“人权即人的权利，它反映了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是一定主体的一种资格和优势，是被一定的社会意识或社会规范认为是‘正当的’行为自由，这种行为自由总是同社会和主体的利益有关，并有其他人相应的义务作保证，人权的性质和范围受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文化发展所制约，归根到底决定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3、“科学的人权概念应当是：人权是以一切人作为主体的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平等权利。”4、“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人（或其组合）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的总和。”5、“人权是人按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应当享有的权利。”6、“人权就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享有和应享有的权利，它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制约。”7、“人权一词，依其本义，是指每个人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的权利。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指权利，即‘是某某权利’；第二层指观念或原则，即，‘每个人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权’。”8、“无论从历史发展看，还是从现实情况看，人权的发展均呈三种形态：一、应有权利，二、法定权利，三、实有权利。所谓应有权力是人按其本性，在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下，应当享有的权利；所谓法定权利，是指以法律形式将应有权利加以肯定，使之法律化、制度化；所谓实有权利，是人们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下，实际享有的权利。应有权利变为法定权利，法定权利变为实有权利，是一个复杂而又充满斗争的过程。”
综合以上各观点，笔者认为，人权是受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相应的文化发展所制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每个人之所以为人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实质上是普遍的自由权和平等权，并以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形态存在。
（二）界说
2004年1月11日至17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宪法大会的主题是“：老概念、新世界。”的确，国内外学者在不同的年代立足于不同的背景，通过层出不穷的阐释将“”这个“老概念”带入一个个“新世界”。同志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许崇德教授认为，的实质是民主政治，“如果再加上形式要件,那么，应是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张庆福先生认为，“就是民主政治、立治或者说宪法政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己争得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以便巩固和发展这种民主事实。”以上观点都认为是民主政治，或的核心要素是民主政治。这种概念里没有人权的地位，更无法回答如何解决人权与民主的冲突。
法治文化的概念范文2
关键词：检察文化；检察文化价值；检察文化模式；检察理念与知识体系；检察管理文化；检察公众文化
中图分类号：D91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5?0082?06
一、检察文化研究与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
（一） 检察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
1. 描述性的检察文化内涵定义
当前，检察文化的内涵多从文化学的视角出发，以描述性定义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检察文化是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表现的总和，是法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检察制度的基本属性，传承、吸收中外优秀法律文化，是本质上的统一性与表征上的多样性的有机结合，具有导向、凝聚、约束、激励等价值功能。[1]检察文化是指融注在检察人心底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是检察机关的组织、制度、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是检察干警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是有关检察的法律语言、法治文学艺术作品和法律文书中所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其精神。[2]这些定义体现了检察文化内涵的多元性，将检察文化描述为“价值观念（标准）、规范制度、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法治精神、法律语言、文学作品”及有关的“物质表现”。笔者认为，描述性的定义难以体现检察文化的根本属性，不能很好地界定检察文化，容易把检察文化分解成上述看起来分离的各个部分，而不是从整
体上把握检察文化，从而也导致了下述对检察文化构成把握的不足。
2. 经验化的检察文化构成多元“线型”结构模式划分
关于检察文化构成，即检察文化的组成部分，存在多种不同的分类，但其划分标准或理论依据显现不足。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认为检察文化包括检察理念文化、检察组织文化、检察设施文化、检察行为文化、检察制度文化、检察语体文化；[2]或者认为检察文化包括表层的检察形式文化、中层的检察制度文化和深层的检察精神文化；[3]或者认为检察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环境文化四个层 次；[4]或者认为检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认知（精神、理念）文化。[5]上述对检察文化组成部分的划分主要依据作者的个人经验，欠缺理论方法；以检察文化的多个下位概念依次“线型”地排开罗列来界分检察文化的组成部分，欠缺逻辑性和严谨性。这些概念本身就难以界定，相互之间还存在内容上的重合，显得极不严谨。比如，对检察行为文化的界定存在很大困难。因为，现代的文化定义倾向于更明确地区分现实的行为和构成行为原因的抽象的价值、信念以及世界观。换一种说法，文化不是可以观察的行为，而是共享的理想、价值和信念，人们用它们来解释经验，生成行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之中。[6]（36）又如，检察组织文化是“指检察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政体制、运作机制和管理方法所具有的内涵”，“同时，检察组织文化也有隐性的一面，例如，检察机构沿革与建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检察机构的性质与职能，检察机构的制度与管理……”[2]。这一界定很不清晰，似乎检察组织文化属于有关检察组织的制度文化的内容，而与管理学理论与实践中提及的“组织文化”①存在明显差别。再如，从逻辑上而言，理念文化和制度文化难以界分清晰，制度文化包括制度的理念，又与理念文化发生重合。总之，这种经验化的多元“线型”结构模式缺乏划分的理论依据支撑。
3. 单纯性的检察文化性质界定
关于检察文化的性质，多强调检察文化的法律属性，普遍认为检察文化是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检察权运作制度的总和；[5]是检察制度的法律文化性格，而正义本位必须凸显为检察文化的性格。[7]或者认为，检察文化在从属关系上是法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1]是社会中存在的与检察法律制度相关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程序规则和行为方式总和。[2]上述对检察文化性质的界定，虽然使得检察文化建设与检察工作本身紧密联系起来，避免了将检察文化单纯化地沦为机关娱乐文化，但对一些检察文化实践现象欠缺解释力。比如，其无法解释检察文化实践中形成的管理文化。又如，在社会公众之中形成的有关检察活动的认识、态度、观念、评价等，也无法用单纯的法律文化性质去解释。因此，检察文化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法律文化的分支或组成部分。
（二） 检察文化建设实践的泛化和简单化
检察文化建设实践存在两个趋势：要么把从物质到精神、从有形到无形等方方面面的东西均视为检察文化，无所不包，导致实践无从入手；要么把检察文化简化为单纯的文化活动，诸如读书、下棋、打球以及各类文体竞赛等。[8]许多检察机关的检察文化建设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形式，简单地等同为引入文化概念（比如，提炼出一些院训、精神和理念，但仅是形式层面的，没有明确的和深刻的含义，没有层次化和体系化），营造文化环境（比如，在办公楼悬挂名言，建立图书室，绿化美化庭院等等），强化文化关怀（比如，更多地关心干警家属，从优待警），丰富文化载体（比如组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等等一些简单行为。这些行为只是较低水平的文化建设和文化育检。这种检察文化建设实践的泛化与简单化源于上述对检察文化的内涵、构成和性质以及检察文化实践径路研究的欠缺。
法治文化的概念范文3
大概是基于某种固有观念，当我们谈论法治时总免不了想当然地与强制和服从相关联，从而法治不是和我们相亲相关的事物，反而是人们相仇相对的事物。对此，我们不需要过多地责怪，谁能阻止人们对法律及法治的这种深深误解呢？我在此想要谈的，是与此种观念相反的理念：法治，是人们相互间利益妥协的正义。要理解这一问题，既需借助于有关法治发展的历史，也需说明法治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之特征。
可以说，法治主要是个与近、现代历史相关的概念。谈到近、现代法治的发展，人们不会忘记两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是英国，另一个是法国。前者是现代法治的真正源头，后者却系统地提出了现代法治的相关理念，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等。当我们深入到两个国家的历史时，不难发现：现代法治，在人类社会进入编年史意义上的近、现代之前，即公元12世纪左右，就在英伦三岛开始孕育。它在英国的成功与完善，恰恰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英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交涉和妥协过程。如果没有英国社会各阶级之间利益的妥协，那以，法治距我们究竟有多远，还是一个我们可以随意假设的问题。但是，当英国人因为掌握了人们之间的妥协智慧而获得法治的成功之时，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人们虽然对产生自英国的现念（包括法治）崇尚有加，因而有了狂飙突进的与现代法治理念紧密相关的启蒙运动。然而，在有关法治的实践操作上，法国人却并没有像英国人那样来得冷静、理性。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光荣革命”相比较，惊心动魄有余，而沉静理性不足。后者充分体现了英国人在冲突的价值观念之间善于磨合、协商、妥协的特征；但前者则正好相反，它体现了处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在不同的价值观念间不肯妥协、没有商量、难以协调的特征。结果是，法国人的法治，和英国人相比较，姗姗来迟。今天，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崇尚法治、践行法治。但世人在谈到法治时，更为青睐的还是英国式法治。这种历史的比较，使我们不难发现在法治的历史演进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妥协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
谈到法治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人们公认为有三个方面。即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化的精神文化。这三个方面的和谐存在与发展，都与人们之间的利益妥协须臾不可分离。即没有利益妥协，就不会有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化的精神文化，从而也不会有以它们为背景和基础的现代法治。
对法治赖以存在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化的精神文明及其与人们利益妥协之关系的分析，旨在进一步说明，法治自身不但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而且更进一步地建立在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精神利益）妥协基础之上。法治的规范标志-法律事实上就是人们间利益妥协的规范文本，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商谈、妥协后的契约文本。
知晓了利益妥协与法治之间的内在关系，还需稍加说明的是：在利益妥协基础之上形成的法治，所代表的是人类的真正正义。因为利益妥协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在自治基础上的自主选择和参与，所以，它比任何赐予给人类的一厢情愿的、独断的正义更具有包容性、丰富多彩性和现实可靠性。
法治文化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初中 法治 观念 意识
“依法治国”于1999年写入宪法。提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这些都表明了国家对“法治”的重视。但是，目前初中思想政治课教育中出现了诸多与法治教育严重不相适应的环节。
一、贯彻法治教育时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师法律知识体系不健全
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师通常只是在大学阶段学习过《法律基础知识》，并非系统接受过法律专业知识学习，未形成专业法律知识体系结构，对于法律概念处于模糊状态，对于法律现象不能做出清晰明确的判断。教师法律知识的残缺就为初中生法治教育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也就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思想政治法治教育观念偏离法治建设轨道
教育界提出了“升学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但是观念的改变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也依然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只要求学生对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可能涉及的考点记牢记熟，能够应付考试即可，教学安排中不会针对法治教育进行更加深入的讲解，更不会特意安排专门的教学实践活动。观念的偏差，必将导致初中阶段法治教育的难见成效。
（三）教学方法不利于法治教育
鉴于升学率的考虑，初中思想政治法治教育只局限于书本，只是教师单纯的教授，忽视学生的教学主体作用，忽视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导致社会经历缺乏的初中生对法治的理解只停留于抽象的法律概念，不能做到法律现象与本质的融会贯通。
（四）社会环境不利于进行法治教育
主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对于在心理形成的关键时期的初中生，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会在其内心产生印迹，对其正确心理机制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违法违纪的现象，通过媒体等途径传达到学生中，对鉴别力不足的学生的法治教育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解决措施
针对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多角度、多层次动员学校、家庭、社会力量才能予以根本改变。对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教师整体法治教育水平
通过引进法律专业教师、聘请法治副校长、对教师进行法律知识提高教育等多种方式，提高学校管理层和教师层整体法律知识水平，为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提供专业知识储备。
对教师进行法治教育专项培训，引导教师在教学中灵活运用案例教学、媒体教学、旁听庭审教学等多种多方位立体教学方式，使学生对法治现象和概念形成鲜活的体会。
（二）为学生创造遵纪守法的社会环境
学校作为学生接触最多的环境，必须完善制定各项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无论是学校领导层，还是教师、学生，只要违法规定就按照规定予以执行，首先从学校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治氛围。其次，公安、工商、文化管理等部门也协助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对于不利于学生教育的问题予以及时清除。
（三）督促学生形成遵守校纪校规的良好习惯
校园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校规校纪就是广义上的法律，遵守校纪校规就是学生遵纪守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学校管理层和教师要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校纪校规，对于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从而促使初中生形成自觉遵守校纪校规的良好习惯。
（四）帮助初中生形成正确的是非观
初中生心理发展难以适应生理的迅速发展，所以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利用课堂、媒体、社会等多种途径，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对所见、所闻、所接触的事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分清是非才能决定其思想的发育和发展的正确方向，进而进一步正确指导自己日常的行为。
（五）帮助初中生形成正确的法治观
初中生法治观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经历一个从社会现象抽象出法律现象，从法律现象中抽象出法律概念，法律现象与法律规定相匹配，最终形成法律判断的过程。而学生在这过程中也经过了从现象到本质的抽象，是学法的过程。经过多次这样法律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初中生也就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法治观念，具有了对基本法律现象的判断能力。
（六）培养初中生形成法治意识
法治文化的概念范文5
关键词:“六五”普法;社会;法治观念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230-03
党的十七大报告早就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将它写进现行宪法,作为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这表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正逐步加快。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具有独立人格和规则意识的普通社会成员,并由此构筑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系,这也给普法教育提出了新课题――启蒙、培育和树立公民的现代社会法治观念。2010年是“六五”普法规划的研究论证之年,笔者认为,“六五”普法乃至以后的普法工作应以培育现代法治观念、树立人民法律信仰为根本目标。
一、现代社会法治观念的概念
社会法治观念是指以人们的社会法律观、法制观和法感情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法律观念,它是人们在参与有关社会法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自身认识发展的内化与积淀,是主体将自己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法律知识加以组合的结果。所谓现代社会法治观念是以社会主体意识为基点,以社会权利和平等思想为核心内容,以对社会法律的认同和信仰为最高层次的关于法治的正确认识。一方面,法律信仰的形成要以社会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前提,以对权利和平等的正确认识为依据;另一方面,主体地位、权利及平等又必须通过社会主体基于坚定的法律信仰而身体力行的法律实践得以真正实现。由此可见,主体意识、权利和平等思想以及法律信仰构成了现代社会法治观念的重要内容。
二、以培育现代社会法治观念作为“六五”普法目标的原因
现代法治的核心是制约执法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方面,要建立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认可即社会公众的法治观念的形成和提升。如果说前者是法治社会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没有现代社会法治观念的确立,就没有法治国家的建立,就没有和谐社会的构建。
1.现代社会法治观念是坚持执政为民的根本保证。坚持执政为民,是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本质所在。只有依法治国,使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得到正确实施,执政为民才能落到实处。坚持执政为民,实行依法治国,就要严格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起草、制定、实施法律,使法律真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就要依法处理和制裁违法行为,运用法律约束权力,防止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转化为个人权力,处理好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消除及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保护人民的利益。实行依法治国,必须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行政,要求建立严格的行政执法制度,以保证直接调整公民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行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一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明确行政权由法律赋予,严格按照法律赋权、依据法定程序行政,确保行政权力不被滥用,公民权利不被侵害。公正司法,要求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得到正确、公正的实施。法治是制约权力、防止腐败的有效机制。只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维护司法公正,严把法律正确实施的关口,才能使正当的公民权利得到合理的司法保护。
2.现代社会法治观念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任何社会的文明状态都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三种文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协调统一的综合体现。在现代法治中,中国的依法治国即社会主义法治,它作为法治模式的一种新形态,不仅借鉴吸取了现代资本主义法治的有益经验,而且与现代资本主义法治在一些基本的方面有共同特点。但是,中国的依法治国与现代资本主义法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体现着最大多数人的公平与正义,以社会主义道德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础,同时以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可以说,中国的依法治国不仅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现代法治发展的转折点和新的里程碑。因此,把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有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
3.现代社会法治观念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它必须是法治经济。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秩序的维系,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的有效运作,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发挥,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规范竞争行为的主要手段是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良好的法制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它为市场经济的运转、健康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规则,从而使市场行为得以在健康有序的基础上进行。所以,法制建设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三、中国现代社会法治观念培育所面临的障碍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但是,中国现代社会法治观念的培育过程中,还存在相当多的障碍和困难:(1)民众基础薄弱。在中国近百年的法治发展过程中,法治似乎并没有成为社会民众的心理要求。(2)权力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受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特权观念、专利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3)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4)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造成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失望和缺乏信心。(5)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
四、培育中国现代社会法治观念的路径
培育公众的现代社会法治观念,加快法治社会进程,激发人们对法律高度认同感,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国法治建设和法治观念的构建要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从根本上探究其途径和方法。
1.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建设和巩固市场经济法律文化体系。法治国家的建设就是确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先进的法律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及其法律文化应从经济政治的变革中寻找其根本动力。因为“无论是政治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法治建设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法律文化是建立在先进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必然导致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因为市场经济的平等、自由的本性解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束缚,使人在社会关系上日益独立自主,人的自由本性得以充分发挥,人潜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被释放出来,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进而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需要法律至上的治理方式。因此,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培育中国法治观念,根本动力之一就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即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
2.立足本国实际,大胆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法律文化。西方近现代几百年的法治实践无论在法律技术性或法律观念性方面都积累了许多人类的共同经验,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中国法治建设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成果是必然的选择。西方国家为人类创造的发达的法律文化,诸如法律至上、权利本位、人权保障、权力制约等都是法治欠发达国家在法律文化初创时期的重要内容。我们只有不断地鉴别和吸收,才能不断创新。当然,我们学习古今中外的东西,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我们的法律文化应该是全球法律文明与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相结合的先进法律文化。只有放眼世界,积极主动地吸收外国法律文化,进行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国情需要的法制改革,社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进步,中国的现代社会法治观念才能生成。
3.架构起连接现代法和传统法的桥梁,促进现代社会法治观念的培育。传统对于法治现代化的影响,绝不仅仅体现在法律条文中,之所以要容纳本土法因素,就是因为这些因素代表着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法条可以随着立法者的意志而变,但为人们约定俗成的道德信条、顶礼膜拜的却不易为国家强制力所屈服。对于传统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我们的态度一方面要摈弃那些腐朽的、落后的传统法律观念;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无法通过宣传和教育或以法律禁止而迅速彻底清除这些传统的消极影响,我们就有必要借助这种传统的积极影响来逐步形成发展出适合中国社会的制度。传统内部自有其合理的成分,并能继续吸收其合理性。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加以分解,然后再分别地衡量其得失。传统不是一朝形成,也无法毁之于顷刻。在法律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改造传统的法律观念,使其融入自由的基本理念、自由的精神实质,形成现代社会法治观念。
4.通过加强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培育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人们基于对法律的正义性、权威性、至高无上地位和社会作用的理论认识探讨而产生的针对法律的崇敬理念。要实现法治化,仅仅有良好的法律规范和一套健全的法律运行机制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法治状态的。要实现法治化,整个社会以及社会成员的法律信仰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基本条件。法律信仰不仅仅要求认识法律,更重要是对法律要形成信奉而崇敬的心理理念。只有确立对统治的合法性信仰,才能使社会成员对现存制度予以认可而得以维系,法律信仰可以依靠法制宣传、教育树立。但法律信仰真正形成,从根本上讲要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度,而逐步培育形成。法治离不开司法,司法公正是法治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司法公正不但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限制恣意、防止公民践踏法律、法官滥用权力;更有利于增进人们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公民对司法信仰的法律心理,从而为法治的实现提供基本条件。人们之所以确信法律,置法律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其重要原因是司法、执法能够使法律得以贯彻实施,能够使人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损害得以救济,最终能够使人们获得安全,使正义得以伸张。也就是说,使人们内心深处确信司法公正,并逐步内化为一种稳定的法律安全心理。人们在需要法律的同时并不一定信仰法律,法律只有在实施中满足了人们的安全、正义和秩序的需要,使损害得到救济,利益分配的扭曲得以矫正,其威信才能树立,其权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才得以彰显,司法公正正是起到了促使法律信仰形成的巨大潜在作用。
5.通过普法教育,养成普通公民自觉守法的习惯和行为。从感性公民到理性公民,需要培育,需要教育。养成法律习惯,加强法治教育不能放松。主流法律文化的引导作用,优秀法律文化作品的导向作用不可忽视。我们一方面要使全民普法教育制度化、法制化,教育公民正确的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法制的进步,公民的维权意识有了显著提高,最突出的表现是所谓“民告官”的案件增多。现在,紧迫任务是要通过“普法”和其他各种宣传、教育的形式,让公民明白依法享有哪些权利和自由,使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在法制教育的方式方法上采取教育宣传为主,媒体监督为辅;政府传导为主,法治良性反馈为辅;为政者守法为重、公众厉行法律为先等多渠道、多层次、复合型、立体式的法律文化构建模式,使普通公民真正成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公民。
6.以现代社会法治理论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国民优位理念。国民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国民服务的,而不是国民为国家服务的;国民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正如潘恩所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国民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情感、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同时,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现代社会法治观念的重要基础。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种理想的秩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现在,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了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就会成为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社会法治精神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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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oncept of Legality in the Modern Society in China
Duringthe Process of “Six Five” Llaw Popularization
LIJuan
(The Humanities College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法治文化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法治指数，无锡市法治城市评估指标体系 我国应用
法治指数这一词汇最早诞生于社会指标运动之中，而真正成熟是在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的世界法治报告之中。世界正义工程是由众多法律组织联合发起非政府组织，该组织自2001年开始对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法治量化进而得出法治指数，目的在于衡量世界各个地区的法治发展状况。例如在2012-2013年的世界法治指数报告中，我国的法治指数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五位，略低于亚太地区的平均法治水平。
一、法治指数的概念
关于法治指数概念的界定，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比较确定的定义还是来自余杭市在进行“余杭法治指数”实践中得给出的定义：“法治指数是对法治精神和文化建设、法治规范和制度建设、法治行为要求和活动方式的具体化、量化和数字化的一种评价指标体系。旨在通过一定的评估体系，借助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用一个具体的数值来反映某一地区法治状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法治指数是用一个具体的数值来衡量一个地区的法治发展状况。具体来说，就如同一个分数，这个分数是对一个城市或者地区法治状况进行测评后的得分。
二、法治指数的功能
既然法治指数是对一个地区法治发展状况的衡量，那么究竟法治指数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个地区的法治状况非要用一个数值才能反映出来具体的状况吗？其实，衡量一个地区的法治发展状况并非只有法治指数这种方式，但是，法治指数这种方式却有其他方式不可比拟的优点。众所周知，随着市场经济的法治，社会变化越来越快，关系也越来越错综复杂，要想迅速准确的了解一个地区一定时期的法治状况是十分困难的，而用法治指数这种数值的形式来表示却可以非常的直观。
就如同一名篮球运动员，我们如何来区分其是否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呢？当然还要看其在比赛中的表现，能力是否突出，技术是否过硬，心态是否成熟等等。那么又如何衡量这些表现的？我们会发现还是需要依靠数据，例如投篮的准确率，场均得分，场均助攻数量等等。同样的道理，一个地区的法治状况用这种数据的形式来衡量就会更直观更让大家接受和了解，同时也有利于决策者进行决策。
三、无锡市法治城市创建评估指标体系
在本文中，我们以无锡市的法治城市评估指标体系为例，来更深一步的介绍法治指数，在2010年9月28日 无锡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孙国祥在第五届中国·无锡“法治建设“论坛上发表了关于法治城市创建评估指标体系重要讲话。这标志着无锡市是即2005年余杭区首次提出“法治指数”来我国又一个提出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地区。该评估指标体系在于构建无锡市的城市法治环境。进而得出衡量无锡市城市法治状况的法治指数。无锡市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由无锡市依法治市办公室牵头组织，构建法治评估自测小组，进行数据收集和汇总，然后交给由上级部门以及聘请的法学专家组成的法治评估小组进行评分。指标体系对无锡市的九个方面进行考察，每个方面又细分为若干指标，例如在“加强经济法治建设，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这一方面，下面共设置了3个二级指标和11个三级指标。基本对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考察。例如在“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中就涵盖了具体三项考量诚信的指标。在评估过程中，只要对这些方面进行评估，得出分数，然后按照每项的加权分数进行加权计算，就可以得出该城市的法治指数。
四、对我国在推广法治指数探索的几点建议
无锡市并不是我国第一个开展法治指数的地区，余杭地区早在2005年就开始构建余杭“法治指数”，其他城市。例如北京、成都、昆明、深圳等城市都陆续开展了法治指数的探索，在法治指数的实践中，去的显著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具有共性的问题。
1.指标的设计应该更科学、合理
我国法治指数实践开展的时间还很短暂，经验还较少，大部分指标的构建都是借鉴西方的已有经验，同时结合自身的法治发展特点，这就导致了很多主观因素以及非法治因素融入到法治指标中，例如很多指标体系中都将民主选举纳入的法治指数中，民主选举应该属于民主的范畴而非法治的范畴。
2.评测主体应该更加独立
在我国的法治指数实践中，一个突出问题在于法治指数的评测主体都是以政府为主体实施的，这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开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其中的差别显而易见，由政府测评自己的法治状况是避免不了“自说自话”之嫌的。因此在今后的法治指数实践中，如何让测评主体更加独立是当务之急。
3.测评结果缺乏可比性和约束力
在2006年余杭地区公布了该地区的第一个法治指数71.6分，该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余杭区的法治发展状况，测评了余杭区在哪些领域有“失分”，哪些法治领域亟需改善，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指数其实也是尴尬的，因为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往往各自为政，每个城市都各自为单位开展法治指数实践，制定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指标体系，这就导致得出的法治指数缺少可比性。
另一个问题在于法治指数其实缺少的是约束力，得出法治指数的过程中其实就已经反映了我们在法治发展过程中哪部分出了问题。而从目前来看，还没有确切的整治措施，缺少一种刚性约束。
结语：法治指数作为一种衡量法治发展状况的新方式，在我国法治实践中的空间还很大，还有很多问题亟需解决，但是不可否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法治指数这种将法治状况进行量化评估的研究方法发展的空间不可限量。笔者创作的目的只为研究学习，另一方面也为抛砖引玉，引起百家争鸣。
参考文献：
[1]孙笑侠.程序的法理[M].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