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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的目的范文1
一、引言
基于医疗刚性需求的不停扩大，互联网医疗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快速成长。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当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5%，估计2030年该指标将达到16.2%。在可预见的未来老年群体对于医疗、保健的需求因人口老龄化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我国失衡的医疗资源配置将成功的为互联网与医疗行业提供完美切入点。
《2013中国医药互联网发展报告》统计显示，2013年中国互联网医疗仅移动医疗的市场规模就达到19.8亿元，同比增长50.0%。而这一数值在2017年将达到200.9亿元，4年复合增长率高达78.5%。随着产业链不断延伸，我国互联网医疗产业已经整合了医疗设备制造商、移动医疗服务商、IT巨头、移动运营商、风险资本、应用开发商、保险企业和数据公司等众多参与者，形成了以可穿戴设备和在线医疗为主的产业格局。2016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并多次提及要利用“互联网+”力量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未来，跟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成长、新产物开发的加速和企业筹划实力与立异能力的不停加强，互联网医疗将通过提高医疗机构效率、让患者掌握主动权、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等方式突破传统医疗服务短板，将对传统医疗行业的服务模式产生倾覆式的影响。下面将以阿里健康为例来浅谈中国互联网医疗。
二、阿里健康发展的根本及前提
对于中国医疗的现状可以得出中国医疗问题重点突出表现为“看病难”及“看病贵”。
1、“看病难”：一方面是等待的时间，国外预约后的时间去看病就成，从预诊到就诊者中间的时间，患者可以有自己的各种安排，就算这中间的时间很长，患者有其他的事情做着，也不会觉得长，因为你没有漫无目的的等待；而国内的预约很不健全，很多都是去排队挂号，排队的时间全都是等待，排一个小时，会感觉过了一天，等待消耗着患者的耐心。另一方面，国内缺乏杰出的基层医疗体系与转诊制度。你知道2014年中国医生的工作负担量吗？来看表1。
我们不难看出，越高级别的医院，承担的医疗任务越多，形成一个倒立的金字塔。这还只是医院级别，如果在考虑中国地域间的巨大差距，现实就可以浮现出――东部大城市的大医院，医生每天忙得没工夫吃饭，中西部农村小医院的医生，恐怕一个星期也没几个病人，他们白白的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技术。所以看似是“看病难”，实际是医疗资源利用不合理。如果那个医生负担分布变成了一个正的金字塔，基层医院治疗最多的病人，而有需要的重症或疑难杂症才被转诊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医疗资源分配合理了，看病也就并不存在难了。
2、“看病贵”：对于这个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和信息不对称及信息不透明化有很大关系，一种药生产出来可能只要一元钱，到经销商手里可能要五十，而到医院可能就要八十。商品中介的存在很大程度提升了一种产品的价格。如果信息透明化了，商品中介减少了或者消失了，我想能很大程度的消减看病的费用。
三、阿里健康面对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就提出“实施分级诊疗室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性制度设计，事关医改成败”。老百姓抱怨看病难、挂号难是因为信息的获取不对称，互联网大数据的存在可以帮助患者在选择所需医生时掌握主动权，将患者和医生相链接，将就医数据相连接，实现挂号、诊断、查房、缴费等数据共享。而通过接入一些基层的数据信息系统，可以为患者自动匹配一些合适的医院，这很好的迎合了国家推行的“分级诊疗”。所以互联网医疗出现了，所以“阿里健康”出现了。
“阿里健康”依托阿里巴巴的在线支付、金融解决方案、云计算能力、大数据平台等领域的优势，迅速的布局于互联网医疗。阿里健康的前身是中信21世纪，中信21世纪是中国第一块第三方网上药品销售牌照的获得者，并掌握一套完整的药品监管码体系，这表明其将获得药品流通过程当中的全部数据。阿里健康的原本的目的是作为一款吸引用户的软件，用户可以通过在医院获得的处方，于该软件上进行对应药物的比价，该软件可以将价格最低的合作药店推送给用户，而后用户可以自取也可以通过药店的配送拿到价格较低的药物，这样阿里健康便达到网售处方药的目的。仅仅这样还是远远不够的，阿里健康必须扩大自己的产业链及多样化自己的服务模式，后来阿里健康成功的与新浪爱问医生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成功的接入新浪爱问医生业务，拓展了购药的上方产业链。天猫医药馆的接入，使阿里健康网上售药成为可能。2015年以来，阿里健康不断扩充自己的规模，与多家互联网服务与医疗设备方面的公司达成合作。由此可见阿里健康的目的是打造成一座医疗平台，集药房、医疗机构、医疗器材、保险公司等于一体的医疗平台。
而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总是充满荆棘，阿里健康想挑战传统医疗必然会遇到挑战。众所周知医院和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便是处方药，阿里健康想让用户拿着医院提供的药方，通过药店竞价的方式来降低医疗费用，而医院和医生想办法拒绝提供处方。社区卫生服务站和乡镇医疗点等基础医疗服务机构或许是不错的合作对象，基础医疗机构缺少流量而恰恰阿里健康可以引入流量，这可以很大程度的缓解中国看病难的难题。但如果无法与更高级别的医院达成合作意向，阿里健康便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医疗平台，重病患者则无法转诊到更高级别的医院。问题在于更高级别的医院重来都不缺少流量，他们不会愿意开放自己的数据接口。好消息是政策层面的支持，阿里健康可以将目光放于一些大型的军医院，邀请其开放数据接口。
四、互联网医疗对传统医疗的冲击及其成长前景
（一）传统医疗的痛点
对于传统医疗的痛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得出：
1、优质医疗资源过于集中。优质的医疗设施及医生过分的集中于三甲及以上医院，区域性的分布也不合理，大都集中于大中型城市。这使得基层医疗机构的资源利用率及技术水平下降严重，也使得大型医院的资源得到不合理的应用。
2、分级诊疗的推行效率低。医院都想得到更多的优质资源因而努力向三甲医院发展，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不信任，努力向三甲医院看病，扎堆现象因此形成。
3、以药养医问题严重。医院的主要的收入便是药品收入，而运营上的很多成本便被摊在药品上，这直接导致看病贵这一难题。
4、医保系统性风险，医保连续多年的支出增长率大于收入增长率。
5、医院、医生、患者这三者的关系复杂。
（二）互联网医疗的优势
而互联网医疗的出现为这些难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
1、对于分级诊疗难推行，我们如今缺乏的是从三甲到中间、到基层的统一化信息平台，而互联网医疗中的远程医疗及医生交流论坛可以很好的促进分级诊疗的推行。
2、网上竞价售药对于消减药品的中间利润扮演着重要角色，互联网的出现可以消除商品中介，消除中间利润、
3、医保的互联网化，可以精化医保的管理，减少医保的不合理支出，使医保的支付更加便捷。
4、在传统环境下，因事业编制的存在，使得医生和医院是隶属关系，医生和患者是服务关系，患者想见到医生就必须到医院。互联网医疗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改变了，一个医生可以看到更多的病人，解决了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的问题。而未来，越来越多的医生会走出体制龋自由的服务于更多的患者。
五、研究结语
中国传统医疗行业“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催生了人们寻求一种崭新的医疗方式的想法，而当下最火的当属互联网，各种互联网+的出现，启迪了互联网医疗。互联网的快捷方便对很多行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很方便的，信息也变得越来越对称，这可以消除很多成本，商品可以由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里，消除了很大一部分中介成本。互联网医疗是一个大的概念，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一存在，好在已经有很多公司开始开发这一概念，我们已经可以具体的去感触这一概念。阿里健康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让人们已经开始去发现去体验互联网医疗带来的快捷，市场导向已经开始。每一个伟大事业的诞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大量的人力去摸索，去发现挑战，并克服挑战。我们可以从阿里健康的发展历程中感触到，传统医疗的阻挠，上下游壁垒的打通，各种层面的博弈等等。于其解决的方案我们也可收获良多。中国历史上很多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然后倒逼整个体制进行改革，相信互联网医疗的出现对传统医疗的冲击能够加速中国的医改，为人民营造出贴心，舒适的医疗环境。在这里我想以一句话对如今的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做个总结：“关山路远，道阻且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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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的目的范文2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互联网+在线医疗
在线医疗是继在线教育之后资本炒作的又一个热点，在线医疗一改传统医疗方式，无需医患面对面就能解决病患咨询问题，用互联网方式最大程度上解决患者需求。中国人口全球第一，医疗健康行业在中国也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金矿。前不久，BAT三大互联网行业巨头进军在线医疗的新闻引起业界高度关注，在线医疗是互联网高速发展、解决民众痛点的服务行业，希望在互联网行业巨头的带动下，能为医疗健康行业带来不一样的曙光。
2、互联网+家居
互联网对家具行业的改造既是一个电商化的过程，又是打造O2O闭环的过程。国内的互联网家居企业对商业模式进行了本土化的创新，使之更符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比如，新窝网曾以Houzz对标，最早通过图片社区来汇集流量，后来也开辟了网上商城。传统硬件厂商、互联网巨头、系统集成商和第三方开发者围绕生态创造丰富的应用，去挖掘和满足用户的需求。互联网家居让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它带来的舒适、便捷程度，或许会超越我们想象，能够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
3、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精神相结合的新兴领域。互联网金融包括但不限于为第三方支付、在线理财产品的销售、信用评价审核、金融中介、金融电子商务等模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等，将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根本影响。互联网金融模式在未来20年将成主流。
4、互联网+通话软件
移动互联网科技快速发展和WIFI的普及和QQ语音、微信、米聊等众多社交软件的兴起，都预示着“走流量”的网络通信方式将会逐渐代替传统通信方式。国内的网络电话技术也已经走向成熟，国外的通话软件因为在国内收费较贵逐渐不再主流，拥有较高性价比的国内品牌成为手机用户的优先选择。随着4G时代的到来，基于4G网络架构下的全新互联网移动通信将更令人期待。
5、互联网+大数据分析
全球经济的每一个行业都充斥着数据的影子，现如今，大数据可以完全成为一种充斥企业的新型资产，并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日常行为产生了大量数据，对这些数据储存、处理、分析带动了大数据的发展。互联网企业对海量数据的深入挖掘，有助于加深其对于用户行为、爱好等方面的了解，为用户打造个性化的服务，并针对产品及服务进行优化。大数据的应用领域多种多样，对我们的生活将会越发凸显。
6、互联网+在线旅游
无论互联网发展到什么程度，客户都不可能自己在无尽的信息中自己整理和分析，所以他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公司整理所有信息，但是这些公司提供的信息需要尽量客观中立，以便于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依托互联网，以满足旅游消费者信息查询、产品预定及服务评价为核心目的，囊括了包括航空公司、酒店、景区、租车公司、海内外旅游局等旅游服务供应商及搜索引擎、OTA、电信运营商、旅游资讯及社区网站等在线旅游平台的新产业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旅游方式
7、互联网+支付
网银、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是目前互联网支付的主要表现形式。互联网支付就属于那种需要特别“照顾”的。成为现实的是传统的现金支付已经“退居二线”，各种在线支付方式(支付宝、微支付等)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主要支付方式。互联网支付终端也从桌面电脑扩展到移动终端和电视等多种形式的终端上，互联网支付变得无处不在。
8、互联网+在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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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之后，各地随之推出优化“互联网+”审批流程的举措，意在打通“互联网+”审批环节的障碍。但由于“互联网+”涉及行业相当广泛，在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的背景下，政出多门，造成政策不衔接、碎片化，有些政策早已过时等问题，以至于“互联网+”实际运作中有热度、没力度，落地运营步履维艰。
其中，如何发挥互联网在远程医疗领域的优势，缓解优质医疗资源紧缺、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是一个亟待厘清和解决、关乎民生的系统性问题。但这涉及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远程医疗准入、医保统筹、价格制定、HIS系统接入、评估监管等诸多政策，牵一发动全身，以肿瘤精准放疗云平台建设为例，其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可以说是“互联网+远程医疗”推进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互联网+远程医疗”的现实障碍
我国肿瘤确诊率逐年提升，已成为我国人口的第一死因。据国家癌症中心副主任赫捷院士、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主任陈万青等共同完成的、近日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临床医师癌症杂志》(CA)上刊发的《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新发肿瘤病例337万，比上年增加28万例;平均每天新发病例约9233人，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估算我国2015年有429.2万例新发肿瘤病例和281.4万例死亡病例。肿瘤三大治疗手段，手术、化疗与放疗的国际适应症比例均为70%，而我国放疗开展不足30%，恶性肿瘤死亡率148.81/10万。
我国城市肿瘤发病率高于农村，而农村死亡率高，西部肿瘤死亡率高于中东部，这些都与农村和西部地区医疗资源不足、诊治水平不高有关。为缓解优质医疗资源严重紧缺现状，提高恶性肿瘤生存率，提升基层医院诊治水平，减轻医保和个人经济负担，利用互联网对优质医疗资源进行整合，实施远程诊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自主研发的“互联网+远程医疗”思维模式下的精准云放疗平台建设应运而生。
该平台旨在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整合国际国内优质医疗资源，研发精准云质控、精准云计划等一系列网络信息系统，为基层医院和患者提供精准放疗方案，并通过对放疗实施全程指导、实施、评估和监控，使肿瘤诊断治疗不出县，提高生存率，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放疗质控管理系统。同时，通过该平台，也可对物理师进行全方位的指导和培训，提高基层医院和医护人员的放疗水平。但在建设中却遇到各种障碍。
缺乏放疗规范化诊治指南和质控国家标准，诊疗效果难以评估，成为“互联网+”发挥优质资源规范化整合及标准化输出作用难以绕开的基础性障碍。
“互联网+”平台最大的优势是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作用，如何使这一特性发挥得更好，缓解优质资源紧缺现状，首先遇到的就是标准问题。我国尚没有统一的精准放疗国家标准，各地规范化诊治和质控标准差距较大，精准云放疗平台跨地区执行很困难。在难以对各地诊疗效果进行保障和评估的同时，其本身的权威性和诊治质量将可能受到质疑。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肿瘤精准放疗国家标准，美国医学物理学会(AAPM)、美国放射治疗技师学会(ASRT)等就是代表国家负责制定这类质控标准的组织。我国国家癌症中心下属国家肿瘤规范化诊治质控中心准备制定相应标准，由于人员、经费、审批等多头管理，各相关机构职责划分不清等因素限制，困难重重。即使是出台了相关标准，鉴于目前国家质控中心行政主体和权力不明确，各省市自治区质控中心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执行仍是个难题。
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证制度，限制了肿瘤放疗相关设备的合理配置，基层医院设备严重不足和老旧程度较高。
2011～2012年，我国接受放疗治疗的肿瘤患者约为56.9万人，不到需要接受放疗人数的30%，放疗设备不足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我国大型医疗设备长期实行配置许可证制度，其中甲类如质子治疗系统、PET-CT等，乙类直线加速器等均与肿瘤放疗直接相关。我国目前医用直线加速器保有量约为1900台，能够开展精确放疗的仅500台左右，且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和地区。由于配额稀缺，造成无效需求被激发，真正的需求被压制。随着我国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证制度改革，医用直线加速器在2020年前有望达到4000台，但现有设备不断老化淘汰，仍然有较大缺口，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拥有量和合理配置仍存在问题。通过精准云放疗平台进行资源整合，提高已有设备利用率，是重要出路。
我国现行远程医疗政策、法律责任和放疗定价体系不健全，公办医疗机构参与动力不足，社会资本进入难，持续发展难。
依托信息化技术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是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解决基层和边远地区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2010—2014年，中央财政投入8428万元，支持22个中西部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了基层远程医疗系统。针对1999年原卫生部的《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管理的通知》中存在的问题，2014年8月国家卫计委又了《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进行补充完善，但仍然规定只能在医疗机构之间开展远程会诊。由于大型优质医院少、专家时间成本高、远程诊疗法律和责任认定不健全、责权利不明确等原因，导致公办医疗机构参与动力不足。同时，远程放疗收费定价不符合市场规律，按照现行的专家会诊模式进行，社会资本难以进入等问题，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远程医疗商业模式。这些问题导致我国远程医疗的开展初期热情较高，持续性不强，发展较慢。
我国各地医保与合作医疗标准不统一，报销项目与比例的审批和执行严重滞后于新技术的发展，制约了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医保标准不同，定价范围和标准也不同，对肿瘤放疗诊治项目的报销范围和定价，各地差异较大，部分地区仅有适形放疗定价标准，三维适形与调强治疗等新技术的定价和报销制度缺失，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城乡低收入家庭患者没有能力得到较好诊治，难以享受基于“互联网+”的远程医疗优质资源提供的好处。同时，客观上起到了鼓励基层医疗机构发展较低水平治疗手段的作用。另一方面，各地医保报销项目和费用比例随着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扩大和提高，但审批过程缓慢，严重滞后于新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形成新技术推广和应用难，是“互联网+远程医疗”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缺乏远程医疗信息共享政策和规则，一些地方医院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医院利益轻患者利益，医院管理信息系统接入和信息共享困难。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ospit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HIS)，是利用计算机和通讯设备进行联机操作，为医院提供病人诊疗信息和管理信息并满足授权用户需求的数据共享和交换平台。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些大医院相继在100M快速以太网上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医院信息系统，目前绝大多数大中型医院都建立了HIS系统。最近几年，大型医院建立起医学影像信息系统(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简称PACS)。HIS、PACS等是远程医疗必须依托的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一些地方医院基于防止本地患者资源外流等方面的考虑，通常以信息安全为由，拒绝打开HIS接口;一些处于优势地位的医院又缺乏利用该系统为患者服务的主动性和紧迫感。我国目前尚没有以远程医疗为前提的HIS接入和信息共享制度与政策保证，业内也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和共同遵守的实施规则，各地各医院花费大量资金建立的HIS系统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信息交换和共享作用，制约了远程医疗的发展。
远程精准放疗人才极为匮乏，技术评价、考核和等级认定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放疗效果评估、监督体系缺位。
目前，我国约有70%的确诊患者接受放疗，平均每人花费至少5万元，仍有1/5的患者死于癌症，这与放疗物理师人数匮乏、技术能力良莠不齐有直接关系。按国际标准，提供放疗服务必须配备的人员包括医生、物理师和剂量师，我国物理师则兼任剂量师工作。2011年，我国有大约1161个肿瘤治疗中心，接受放疗治疗的患者大约56万，却只有1887名物理师。2014年，国内放疗单位增至1579家，每年增长约12%，物理师约2400人，增长约10%，物理师匮乏形势更加严峻。放疗技术对物理师的要求越来越高，基层医院放疗医护人员、物理师专业培训需求强烈，但规范化的培训周期至少半年到1年，大型医院的培训提供能力非常有限，加上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培训方积极性不高，很难满足培训需求。通过精准云放疗平台培训和培养人才，显然是“互联网+远程医疗”的优势之一。
如何推动“互联网+远程医疗”
针对现实困局，需要对推动“互联网+远程医疗”的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整合。
制定国家标准，建立“互联网+远程医疗”分级质控体系。一是利用专业资源，依据国外先进的放疗标准，参照RTOG\TG142\TG100等成熟标准，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委托专业学会研究制定详细的行业标准;二是选取试点单位，试行修订后确定为国家标准，予以实行;三是根据医疗机构的技术能力和设备配置状况，建立与“互联网+远程医疗”相应的评级与质控体系，确定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远程医疗”的范围和项目级别，按级别提供诊治服务。
进一步简政放权，将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许可审批制改为准入制。同时，严格“互联网+远程医疗”初期准入标准，进行规范化试点。一是参照鼓励社会资本办医院的相关政策，允许各级医疗机构根据自身条件和需求，采购配置放疗设备。对基础条件较好的医疗机构，可实行先购置后准入;二是严格肿瘤远程诊治的监管和准入体系，由国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对达到相应技术和设备标准，有条件进入“互联网+远程医疗”系统的，核发相应的医疗服务范围许可;三是由国家卫计委等相关部门牵头，选择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和互联网企业进行试点，可以“肿瘤精准放疗云平台”建设为试点项目，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配套出台“互联网+远程医疗”项目的定价范围和标准，缩短医保目录更新时间，发挥市场定价机制作用。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快制定和整合“互联网+远程医疗”政策体系的节奏，尽快制定出台推动政策，修订障碍性政策;二是缩短医保目录更新时限，在总体费用控制的前提下，结合相关的医保政策，按优化、便捷的方式调整医疗定价体系;三是把该放给市场的放给市场，可以按市场需求调整定价的，尊重市场规律，由市场机制定价。
打破医疗数据封锁、割据局面，加快建立医疗数据共享平台，实现县级以上医院医疗数据联通共享。一是出台互联网企业与各级医疗机构合作共享医疗数据的鼓励政策，拆除实现远程医疗的地域、层级间数据封锁的政策“藩篱”;二是出台医护人员主动运用互联网开展诊疗的鼓励政策，将“互联网+远程医疗”模式渗透到诊疗一线;三是通过专业的医联体等组织，建立专业性的分科医疗数据共享平台，首先实现专科诊疗数据共享，降低诊治成本，提高治愈率;四是逐步实现医疗服务消费者端的数据标准化和共享，通过满意度调查、患者跟踪回访等，为医疗机构的诊疗效果和医护人员水平评估提供依据，实现有效监督。
加强“互联网+远程医疗”操作规范培训，严格医护人员上岗体系，推动专业行会成为技术规范化培训及考核评价的重要主体。有计划、有组织地加强医护人员培训与考核评价需要从4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战略高度认识这一问题，列入国家人才培养的相关规划，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同时，委托相关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合作，根据规划组织规范化的专业培训;二是作为医疗机构考核评价指标之一，定期对医护人员“互联网+远程医疗”的操作能力和水平进行考核和评价;三是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指标体系中增加相关指标，提高医护人员学习“互联网+远程医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充分发挥行会作用，鼓励相关行会成为“互联网+远程医疗”培训及考核评价的重要主体，既有利于推动行会自身发展，又有利于规范化标准的普及、落实和评价监督。
互联网医疗的目的范文4
8月31日，国内“互联网+”智库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了“中国智能硬件网”，该平台的目标是为用户提供全面系统的智能硬件资讯、研究成果。主任曹磊在谈及“互联网+”的核心趋势时说：“PC互联网已成为‘死海’，移动互联网目前是一个‘红海’，各个细分领域都已打得非常火热，手机、视频、医疗、交通、出行等领域都有一批‘巨无霸’企业产生，创业的机会非常少。下一个5年便是万物联网，这还是‘蓝海’，是待发掘的未来，万物联网的时代正在开启。如今，智能硬件正成为下一代生活、制造的万亿‘风口’。”
据了解，目前正在编写《智能硬件：下一个万亿风口》一书。该书将智能硬件分为四个“派系”一是“平台派”，有百度、阿里、腾讯、京东、苏宁、国美；二是“生态派”，有小米和乐视；三是“厂商派”，有海尔、格力、海信等；四是“海外派”，包括苹果、特斯拉、谷歌等。此外还有广大中小“创客派”等。
曹磊认为，智能硬件产品分为高科技硬件(手机)、可穿戴设备(手环、手表、眼镜)、智能家居(水杯、茶杯、灯泡)、智能家电、3D打印、智能机器人、车联网，以及智能服装、智能物流、人工智能等。未来20年，将来到“产业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将改变每一个产业、组织乃至整个社会。产业互联网所代表的跨界融合成为总的发展趋势，从最早的零售业到如今的金融、医疗、可穿戴、在线教育、在线旅游以及生活服务的方方面面，传统硬件领域也将被改变。
互联网医疗的目的范文5
1.1“互联网+医疗”的发展
对“互联网+”这一概念的理解，因行业、群体的不同而诠释各异。在医疗健康领域，国家卫健委在2015年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上较为权威地界定“互联网+医疗”是以互联网为载体、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包括移动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与传统医疗健康服务深度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医疗健康服务业态的总称[2]。事实上，“互联网+医疗”的应用远比概念的提出早得多。上个世纪末，“互联网+医疗”最先以远程医疗的形式问世，利用通信、电子、多媒体等技术，发挥大型医疗机构的技术和设备优势为农村及边远地区医疗机构提供诊疗指导，同时也为医务人员提供了专业的咨询共享和技术交流平台。21世纪，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个人计算机（PC）的普及激发互联网与行业交叉开花结果，创业者进军医疗行业，比较有名的如“寻医问药网”“丁香园”“好大夫在线”等，搭建起主要基于PC端的病理查询、药品搜索、医生和医院信息库、简单的医患交流、患者在线预约挂号等平台，使得患者看病流程得以简化，传统医疗机构的就诊压力也得到减轻[3]。随着4G时代的到来以及移动智能设备的出现，“互联网+医疗”开始由PC端转向移动端，借助移动医疗App和可穿戴设备，力图打造从诊前的健康咨询、挂号导诊，到诊中的问诊购药，再到诊后的随访跟踪的医疗闭环。无疑，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势必会为医疗行业带来无限的发展空间，从而优化现有的医疗服务模式。
1.2“互联网+医疗”优化传统医疗服务模式
1.2.1在线诊疗服务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长期以来，传统就医模式因挂号难、候时长、排队烦等原因，严重阻碍患者就医效率，而备受民众诟病。互联网恰好把握住患者渴望获取便利快捷医疗服务的需求，通过构建在线诊疗平台，帮助患者实现自诊、问诊，以省去传统就医流程的繁琐。当前，类似“春雨医生”“好大夫在线”发展较为成熟的在线医疗平台利用其拥有的海量疾病及症状数据库，并整合全国各地医疗机构、医师、药店、药品等综合信息[4]，搭建起医疗健康信息搜索引擎。对轻微及常见病患者而言，只需输入相关病症、体征，即可获取全面、专业的解答实现自我诊断；而针对病情略微复杂或严重的患者，平台还设置了求医问诊服务，患者可将其不适症状编辑成文字或将其异样体表特征拍摄为图像上传至在线医疗平台，通过平台智能分诊传送至专科医师处，进而提供线上诊断，甚至是治疗建议。此外，对于那些有必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诊治的患者，部分平台还提供了预约挂号、网上缴费、手机查看检查报告等服务，以简化医疗服务流程。可见，在线诊疗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就医模式空间和时间的壁垒，切实化解群众“看病烦”与“就医繁”问题，有利于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
1.2.2可穿戴设备普及促进量化式健康管理
医疗设备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大部分诊疗服务从传统医学模式中依赖医生的望闻问切、触视叩诊逐步转化到借助健康数据的量化处理[5]。可穿戴设备作为当前互联网与医疗深度融合的新兴产物，通过连接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实现不同人群的健康管理。最常见的是为慢病患者提供体征监测，由可穿戴医疗设备持续性动态采集病患的各项生理指标，通过传输到相应配对的移动终端进行二次加工，将指标数据以连续变化的曲线直观呈现给患者，以实现自我健康状况的监测和记录。不仅如此，数据的云端存储和使用还方便了患者家属及医师及时获取患者健康数据，一旦离群值出现，异常信息将以短信邮件等形式即刻传送给患者本人、家属及其主治医生，提醒患者及时就医[6]。此外，类似智能手环、手表等广受欢迎的日常使用类的可穿戴设备，也可同时支持运动计步、睡眠监测、心率读取等数项人体数据，并经大数据分析提出健康与运动管理建议，可满足大众的自主健康管理需求。
1.2.3社交平台搭建实现医—医、医—患、患—患多向沟通
互联网医疗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医方、患方信息交流不畅的局面，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患关系，还有利于患者医疗决策能力增强及医师群体的专业成长。众所周知，传统医疗环境下，医患交流主要集中在就诊过程当中，缺乏医师随访和患者反馈机制。互联网向医疗行业渗透所衍生出的社交平台则为医患提供了持续性沟通的桥梁，医生只需将患者添加到个人平台系统，即可进行随访，提出后续治疗建议或保健指导，而患者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咨询，大大减轻了病患奔波往返于医院的不便，且同一名医师的连续性的复诊也更能保证医疗服务的质量疗效。另外，平台中的病友帮、医生社区还为医、患两个群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信息与情感支持。一方面，患者借助社交平台分享其所患疾病的医疗信息，介绍经自身佐证过的康复方法，帮助同类型病友抵御疾病；另一方面，虚拟空间中同病患者匿名分享经历、宣泄痛楚，有利于患者疏解压力并获取内在心理支持[7]。对医师群体而言，利用社交平台的互联互通，他们可以与同行分享医学知识、诊断经验、解析病例，在拓宽自己行业内社交人脉网络的同时，获取了更多优质、前沿的医疗咨询。
2冷思考：“互联网+医疗”中存在的问题
毫无疑问，伴随着当今社会电子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以及大众健康管理意识不断觉醒，“互联网+医疗”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传统医疗体制的制约、监管体系的滞后、技术稳定性欠佳等原因，互联网医疗的崛起在优化传统医疗服务模式的同时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2.1优质医师资源缺乏的问题
尽管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使得互联网医疗行业的发展如火如荼，但真正走向互联网医疗的多是小型公立医院及私立医院的临床医师，他们为吸引更多患源、树立个人品牌、增加个人收入积极投入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建设与发展。然而，与传统的线下就医需求一样，绝大多数患者希望在互联网平台上提供医疗服务的多是拥有过硬专业技术和丰富临床经验的良医、名医。众所周知，我国大多数的优质医师资源都集中在大型三级医院，他们每天要忙碌于供职医院的临床、科研、教学等事务，闲暇时间本就不多；与此同时，医院在福利待遇、职业发展等各个方面为医生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也使得他们对互联网医疗没有太大的参与动力，即便有少数名医在各类医疗平台注册，活跃度往往也不高。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激励更多大医院的优质医师参与互联网医疗发展成了当下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2.2在线医疗的安全性存疑
互联网医疗依赖载体所具有的虚拟性，导致其提供的健康讯息或问诊服务存在一定的准确性、安全性问题。由于设置的准入门槛较低，当前互联网上线的健康咨讯机构数量众多，所医疗知识、健康建议质量也参差不齐[8]，有的甚至将推送虚假或非法广告与真实信息混淆展示，诱导患者购买伪劣设备或到资质不完备的民营医院就医。而患者因其对医疗健康信息的识别和评估能力有限，容易受到错误信息引导产生错误判断，进而浪费金钱且贻误最佳治疗时期。此外，由于在线问诊终究缺少传统医疗实践中的“面诊”环节，医生无法对患者的精神面貌、形态体征、行为动作等健康状态进行观察，故而难以作出全面、确切的咨询建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患者的医疗安全风险。讨论到互联网引发患者医疗安全风险增加的问题时，随之带来的法律安全问题同样值得重视。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仅对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中发生医疗事故的责任界定及医疗纠纷的处理流程等问题作了相关规定，那么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中一旦有医疗争议产生，责任应该如何认定？由于医院不可能为医师的网络坐诊执业行为所导致的医疗问题承担责任，那么患者应该向谁讨责也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9-10]。
2.3患者信息与隐私存在泄露风险
互联网向医疗的强势介入在营造开放大数据环境的同时，也使得患者信息与隐私泄露的风险大大增加。无论是浏览医疗健康网站获取医学讯息，还是通过移动医疗App、可穿戴设备传递生理体征数据，亦或是通过社交平台分享就医体验，患者都会主动或被动地在互联网上留下个人信息与隐私，而网络渠道的交流互通及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又恰好为患者信息的公开提供了条件。当前一些医药器械生产经营者甚至是违法分子，他们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入各大医疗健康讯息平台，窃取患者的个人资料、地理位置、就医需求等信息以便为己所用。例如，通过电子信箱、短信、电话等对患者进行一系列“专业”的医药产品推销或是网络诈骗，给患者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与一般的个人信息不同，若患者的医疗信息，尤其是当中的隐私信息未能得到恰当保护，一旦遭到披露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后果。例如，艾滋病患者可能会因医疗信息泄露而受到他人的歧视产生极大的精神痛苦。
3对策建议：应对“互联网+医疗”发展困境
3.1巧借多点执业平台，促进优质医师积极加入互联网医疗
要想激活优质医师资源在互联网医疗中的普遍参与度，须打破传统格局，将医师从现有医疗体制中适度解放出来。例如，国家自2009年开始制定并出台政策研究探索的注册医师多点执业，便是一大进步。根据相关规定，医师多点执业需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这对于促进优质卫生人才的合理流动、充分利用颇有意义。更加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3月由国家卫计委的《医师执业管理办法》将医师执业地点由过去的某一家医疗机构更改为某一行政区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医师的自由身份[11]。因此，充分利用互联网本身具有的跨地域、跨人群、跨时间等优势，让其为医师多点执业的执业地点提供更多元的渠道，促使更多名医、良医参与线上医疗，为互联网时代全新的医疗服务模式注入强心剂。其次，兼顾医师利益诉求，完善相关激励机制，如将医师在互联网医疗平台上科普医学知识、健康贴士等工作时间折算成医师参与继续教育的时间，与其职称评定、业务考核等挂钩，以此来推动优质医师对互联网医疗的全力支持。
3.2加强法律制度监管，确保网络医疗服务安全
首先，构建合理的互联网医疗行业准入机制，使每一个医疗健康类网络平台经过严格的专业测评后再投入上线，从根本上确保在线医疗服务的安全性、可靠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的移动医疗应用程序三级风险监管体系经验[12]，对那些仅宣传健康知识、提供保健教育的低风险医疗网络平台，采取较为宽松的标准，通过常规检测即可开放其上线；而对于专业性较强，涉及到求医问药、诊断治疗的医疗服务平台，则需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组织医疗、法律专家审查其医师从业资质、医疗服务范围、健康信息数据的应用等，并及时向社会大众公布监测结果，引导广大患者正确辨别医疗健康讯息，以维护互联网医疗市场的质量和秩序。其次，就互联网医疗可能引发的医疗争议问题，我们认为应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及政策规章将医疗事故的责任界定、医疗纠纷的处理机制移步到互联网医疗平台，对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下的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行政刑事处罚以及赔偿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予以明确的法律支撑和保护，使医患双方在发生医疗争议时有法可据、有法可依[13]。
3.3多方联动，建立健全患者隐私保护机制
互联网医疗的目的范文6
过去，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云计算的分割，谈各类云服务的特点，并不谈背后的能力来源。云计算的潜在用户被眼花缭乱的云服务产品困扰，特别是现在传统企业在“+”互联网的过程中，并不了解云计算，不知道如何选择云服务商。
经历多年的发展，全球云服务市场走向逐渐明朗，云计算正在成为巨头们的游戏。中国云计算市场与世界领先的美国相比，整体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云计算能力由大型IT、互联网、电信运营商等企业主导的情况，符合全球发展趋势。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计算分公司(简称“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总经理吴湘东看来，云计算是这三大阵营IT转型输出的必然结果。他说：“IT企业转云是必然趋势，互联网企业顺应业务发展将IT云化并输出的路径也很明显，运营商做云则关系未来的发展。云计算将成为像水一样的基础资源，运营商的角色就是将云的功能变成标准化组件提供给整个社会，服务‘互联网+’以及互联网向各个行业渗透的过程。”
云计算模式的关键一步是将分散的资源虚拟化并集合起来，满足资源弹性调度的要求(效率问题)，以及系统高性能、高可靠性的要求(能力问题)。但也有人从应用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数梦工场王巍从大数据的角度谈到，云计算首先是一种超级计算能力，先解决能力问题而不是效率问题。总而言之，云计算的关键是集合资源的能力，即资源池的规模是一切的基础。尤其对公有云来讲，规模决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这也解释了为何惠普投入10亿美元发展公有云却未吹起多大涟漪，不得不宣布明年1月起关闭Helion服务。
对于云服务商规模和产业发展深度的关系，Unix-Center.Net创始人蒋清野进行了初步划分，他将公有云(包含托管云)服务商按虚拟机的数量分为五个阶段：5000台以下为概念阶段，5000~10000台为原型阶段，10000~50000台为成长阶段，50000~100000台为成熟阶段，100000台以上为产业阶段。参考2014年Rackspace的情况，100000台虚拟机对应的物理服务器数量大概在20000~30000台之间。照此标准，中国公有云市场总体还处于原型至起步阶段之间，市场需求还未爆发。
中国的云计算市场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亚马逊、微软、IBM、SAP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外资云服务商悉数落地，BAT以及金山、青云、七牛、Ucloud等互联网企业高调出场，华为、联想、浪潮、曙光等ICT厂商也强势加入，世纪互联、企商在线、首都在线等IDC正在转型，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作为基础运营商自然占据一席之地。眼下，由市场需求所决定，企业云服务商现有的服务以托管私有云(专有云)或者混合云为主，从而造就企业云市场三股主要力量——IT巨头(IBM、微软等)与IDC的组合，互联网巨头(阿里云、腾讯云、金山云等)，以及电信运营商之间的三足鼎立之势。
未来，如果企业能够将自建私有云转向托管私有云，中国云服务市场的体量将有一次大的飞跃。同时，如果“互联网+”能够广泛落地，更多的传统企业能够真正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工具为自身服务，中国云服务市场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竞争虽然激烈，但市场才刚刚起步，能否借“互联网+”起飞显得尤为关键。
“互联网+”带给云计算的机会
“互联网+”下的传统行业转型将百花齐放，但云计算的使命却相当明确——首先要为传统行业提供一个互联网化的基础平台，其次要针对具体行业打造上层应用。目前，政务、医疗、教育、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的“互联网+”实践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产业在转型的过程中，确实给云计算产业带来大量机会。
·互联网+政务
政府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首先明确了互联网+政务在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能力方面所起的作用，提出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智慧政务的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智慧政务的前提是信息和数据共享，消除“证明你妈是你妈”，“一个监控杆上安装几十个摄像头”这类现象。互联网+政务首先需要政府管理创新，需要以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作为支撑，为政府搭建政务数据的后台，形成统一的数据池，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将数据转化成生产力，用于公共服务。
目前，水电煤缴费，交通违章查询、缴纳罚款，医院预约挂号，缴纳社保、结婚登记等公共服务已经可以通过互联网提供。老百姓已经享受到互联网+政务带来的“一站式”服务的便捷，而政府也距离真正的服务型政府更近了。
·互联网+医疗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风生水起，但只是额外增加了医生与患者的交流通道，并没有解决当下医疗系统的实质性问题，并未改善医生、患者与医院三方的衔接流程。互联网+医疗只有延续医疗信息化的进程，依托云计算平台将医疗数据上“云”，真正达到信息共享互通，才能为医生“松绑”，才能真正打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商业模式，让医院愿意将这些数据分享出来。云服务将计算、存储、网络作为服务收费，互联网+医疗同样可以将医疗数据资源作为服务收费，医疗云平台甚至可以参考互联网的基础免费+增值服务收费的模式，采购或者输出数据。只有确立合理的商业模式，才能实现三方利益的平衡，互联网+医疗才能真正向前发展。
·互联网+教育
互联网+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内容、教育样式的多元化，打破教育水平不平衡的状况。所以，教育和医疗的模式相似，核心在于利用云计算平台实现教育资源共享，这个过程的阻力可能没有医疗行业那么大。
·互联网+制造业
互联网+制造业驱动制造业向着智能制造和社会化服务型制造的方向发展，其中智能化方向要运用物联网实现物理单元和智能控制和组合，社会化服务化则依靠工业化互联网监测维护、售后服务，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服务。云计算在其中依然发挥平台的作用，帮助制造业企业承载各类数据和应用。
·互联网+服务业
这是互联网最先深入的领域，尤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结合社交、O2O、LBS等创新，服务业企业通过各类移动应用广泛地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包括网络购物、团购、美食、生活资讯、地图、旅行、天气、导航、健康、电影等。服务业同时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点领域，PaaS平台在推动整个进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谁在为“互联网+”蓄能？
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与其说“互联网+”带给云计算机会，不如说“互联网+”赋予云计算使命，“互联网+”需要建立一个超大体量的云生态系统，下层基础设施服务提供支撑，上层应用满足不同的传统行业互联网化转型。这个趋势下，云计算市场的前景不可估量。
三大阵营中，亚马逊、微软、IBM等海外IT巨头长于技术，并联合国内的IDC提供本土化服务。比如IBM和世纪互联的合作，将其面向企业级客户的混合云服务CMS引入中国，微软也和世纪互联合作推出Azure、Office365服务。目前CMS已经获得航空、制造、医药、金融等高端客户的认可，微软的Azure发展也不错，但总体来看，这些“外来和尚”的发展之路不会太顺利，一是对合作项目缺乏控制权，亚马逊AWS在2013年即宣布进入中国市场，然而时至今日也未能具备本土服务能力;二是政策越来越向自主企业偏离，本土服务商尤其是电信运营商这类国有控股服务商将抢得先机。
再看互联网阵营，阿里云、腾讯云在中小企业、互联网创业者当中的影响力非常大，一方面得益于强大的技术和对互联网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则因其不遗余力地投入价格战。但是所有的云服务商都明白，公有云市场的热度最大，但盈利的可能性也最小。亚马逊AWS、Google GCE、阿里云、腾讯云等公有云服务商，都在努力向企业级市场渗透。据媒体报道，阿里云服务的客户已经涵盖电子商务、数字娱乐、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气象、政府管理等多个领域。
IDC阵营规模较小，虽然靠与国际巨头的合作获得不少关注，但对于客户而言，IDC服务商的资源和运营能力不及电信运营商，聚焦中小客户市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互联网+”的重量级选手是大型行业企业，聚集在金融、能源、制造业、广电等领域，这一块市场利润丰厚，却也存在不低的门槛。国内的ICT厂商过去在这些行业有不错的客户积累，结合原有的IT系统拓展混合云部署的话，这类IT云显然有巨大优势。但中国本土的IT厂商对直接发展云服务是非常谨慎的，华为云对自己的定位就很明确，立足企业云(指原有客户在混合云方面的需求)，在公有云市场仍将和运营商合作。
最后看电信运营商的发展：2009年，中国移动基于南方基地推出“BigCloud——大云”;同年，中国电信启动天翼云计算计划，随后在2012年3月，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成立，正式推出天翼云品牌;2013年6月，联通云数据有限公司(简称“联通云公司”)成立，推出“沃云”品牌。三大运营商均已完成从提供IDC资源到提供云计算服务转型，而且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自己的优势，尤其是面向“互联网+”的云资源能力储备方面，仅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的虚机能力已经远超10万台。
在云计算领域，电信运营商具备许多先天优势：第一，电信运营商掌控全国的带宽资源;第二，电信运营商拥有国内最大的IDC资源，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的数据显示，国内超过70%的互联网内容与服务都托管在中国电信的数据中心和云资源池中;第三，电信运营商拥有积累深厚的政企客户资源，这是云服务利润的保证;第四，电信运营商拥有强大的技术、运营实力;第五，电信运营商具有构建完整的“云-管-端”的能力，可以将云计算与物联网、智慧产业深度整合。
电信运营商领先于行业较早地制定云计算发展长远规划，并且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副总经理徐守峰表示，“互联网+”所需的资源，已经从宽带扩展到云、大数据、物联网，这些已经成为整个互联网的基础，基础性业务的定位对中国电信意味着，在企业整体的投资、建设、运营等方面，有更多资源投入和倾斜。目前，电信运营商已建成的云数据中心规模已经远远超过IT、互联网阵营，并且这些数据中心也在为IT云、互联网云服务商提供托管服务。
结合多年的ICT整合经验，电信运营商借助商业合作伙伴的能力，以及开源的技术，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平台和产品，既能快速切入市场，又能满足一些领域对自主可控的要求。电信运营商在行业市场切入较早，以中国联通为例，其云数据中心已承载了包括国家多个部委的电子政务云平台、国际客户的国内落地节点、金融机构的容灾备份中心、能源企业信息交互平台、百度阿里等互联网企业IDC中心。同时，三大运营商的渠道建设也是其他厂商无法相比的，多年的经营已经建成下沉到乡村级的渠道体系，可以更快地结合“互联网+”进行业务拓展。
为什么看好电信运营商？
当前，IT云、互联网云、电信云势均力敌，但在我国全面推进“互联网+”的过程中，能够与国家战略紧密协同的非电信运营商莫属，这与企业的使命有关。中国电信云计算公司总经理吴湘东曾经表示，中国电信依然要关注国计民生，运营商做云服务肩负着和做通信服务那样的使命感，要为整个社会提供优效高质的服务，降低信息化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