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传统文化的方式范文1
首先，现有行政法规文件法律效力较低。目前，我国政府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97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等多项行政法规。部分地方政府在民族传统体育的法规保护上作以尝试，如云南省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0年），首次明确指出民族体育属于其保护范畴之内。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中提出：将优秀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传承和保护。显然，行政管理性质的文件是落实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主要途径。但是，大多行政法规采用“条例”“意见”“办法”“通知”等称谓，其法律位阶较低，难以判断其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其次，专项立法建设不容乐观。目前，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而制定的专项立法几乎是一片空白。2006年，国家民委、体育总局颁布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专门为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制定了针对性的要求。但是，从整体的目标指向和实施内容来看，《意见》重在强调民族地区群众体育、体育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方面，而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方面谈及较少，尚未从法制角度将其保护工作提升到重要的位置。最后，相关法律条款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目前，有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法律条款基本属于上位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仅保护起着宏观指导作用，且都只是零散地分布在各项法律条文中。而对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如具体保护范围的确定方式、管理、监督、反馈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模式、违法责任追究等方面。由于条款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导致无法有效的处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总之，鉴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的立法不足，亟待相关机构在借鉴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加快其立法保护进程，制定具有强制性、专门性、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款。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立法难点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模式难以定位
在过去几年国内社会各界的讨论中，人们所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是“权利”模式，即公权保护模式和私权保护模式，也称义务模式和权利模式。虽然上述两种立法保护模式的保护对象看似重合，但在立法性质和关系上有着本质的不同[1]。正是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模式难以定位。私法更多是考虑特殊群体的精神和物质利益。通过创设私权，从而激励相关人员和单位自觉、主动的保护和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但是，私权保护大多代表着特定利益集团的立法立场，容易使人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危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安全。公法其实质就是行政保障，通过确认、研究、传承、振兴等公力手段来保护传统文化。然而，由于公法基本不涉及平等主体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归属和利用等问题，相对缺乏激励机制。因此，不能唤醒社会各界的文化自觉，不足以防止“不当利用”行为的发生，同时，有限的政府经费投入，无法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全面、及时、有效的保护。可以看出，公法和私法保护模式保护各有侧重和优势，当然也各有局限和不足，因此，需要有机的结合两种法律模式来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然而，两种法保护模式的引入和融合存在技术上的难题，主要依靠公法保护还是私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法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同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也面临立法模式难以定位的问题。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权利主体难以确定
要立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权利的归属问题，即要明确民族传统体育的权利主体。权利主体是指参加法律关系而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人[2]。实际情况中，大多数民族传统体育技艺和器械的创作主体并不是确定的。虽然最原始的创作者可能是个人，但是，在不断的历史传承和区域转播中，民族传统体育不断地受到后人的再创造，造成此项运动的个人主体特征却逐渐淡化、消失，成为本民族或族群共有的文化财产[3]，由此体现出来的是一个群体或区域的风格、智慧、情感或艺术造诣。在司法实践中正是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缺乏个人主体特征，造成其产权归属难以确定，谁来主张、行使和维护其权利便成为立法的难题之一。例如，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必须确定无疑地印有个人独创的痕迹，因而，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无法适用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规定。著作权、专利权和财产权规定作品的产权可被转让，而民族传统体育只可供他人使用，不得转让其经济权利，如若转让，将出现更替原有权利主体的问题，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会失去原本的意义，并可能导致主体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的现象。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范围难以划分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殊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在实施认定和保护范围上存在难以标准化和统一化的问题，造成无法有效地实施法律保护。具体表现为：（1）《文物保护法》的直接客体是有形的历史文物，而民族传统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作为其文化承载的主要方式，非物质表现形式十分明显，即使其载体为物也不属于文物范畴，如弓箭、刀剑、棋子（盘）、龙舟等运动器械；（2）著作权保护的只是现实作品，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重在强调民族传统体育中运动竞技、休闲游戏、药物配方、医疗技术和手段、艺术表演等行动表现形式的认定和保护。总体上，忽略了与之联系的民族心理、人文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信仰等无形文化形式的挖掘和整理；（3）目前，学界主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的发育状态[4]、内在功能、物质表现形式等进行分类，部分存在界定标准模糊和概念不清晰的问题，以至于无法全面、有效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如有学者将民族传统体育分为武术、气功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5]，但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同样包括部分武术与气功内容。（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中有专为民族传统体育单列的“传统体育和游艺”类，而在国务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将其归为“杂技与竞技”类，在地方出台的政策法规中的归类方式和称谓又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立法保护的效力。
#p#分页标题#e# 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否原创难以分辨
世界贸易组织(WTO)构筑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是对文化产品权益实施的政策系统。但是上述协定旨在保护各种“智力创新”，而不涉及“智力源泉”(包括传统文化)，即对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保护对象必须是新作品、新技术、新知识[6]。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是世代相传，不断加工、改造而得以传承至今的劳动成果，如健身技艺、制作工艺、民间传说和表演艺术等，其成果的原创性特征根本无从体现。因而，造成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无法适用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近年来，相关机构和个人虽然通过改造民族传统体育的表现形式，将其展现在民族运动会、大型艺术表演、学校体育教学、电视网络传媒等活动中，然而，改造后的文化表现形式并没有脱离其本质内涵和基本原貌，也不具备原创性要求。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加工和改造民族传统体育，其衍生产物均无法适用于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知识产权制度的直接保护。
5.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期限难以明确
我国《著作权法》地21条规定：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限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说明作品著作权在保护期满之后，作品即进入“公有领域”，将面临诸多权利即被“终结”的后果，任何人都可以在无需征得原著作权人同意、无需向原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情况下使用作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史悠久，经历了长期积累和传承而得以延续，远远超出保护期限的限制。因此，民族传统体育难以适应著作权保护的期限要求。但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中对其不断地加工、补充和完善，可以说，每一个历史单元都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作时期，权利主体也永远不会消亡。如果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对民族传统体育也加上一个确定的保护期限，那么对于“过期”的民族传统体育难道就不给予保护了吗?这显然有悖于立法的初衷。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法律保护亦应是长期性和持续性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构想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的总体方针
为了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关部门应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体育立法的成功经验，以完善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立法体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立法保护，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扬”的方针。（1）调动各方面力量。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工作的指导，将立法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之一，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和培养，增进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尊重，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其保护工作，使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具有保护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意识和责任。（2）保存和抢救、传承与发展。首先，部分民间民族传统体育被非法使用甚至是破坏，“人亡艺绝”的现象较为严重，亟待挖掘、整理和抢救；其次，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不代表将其封闭、与世隔绝，而是要采用合理的传播方式为世人所认识和利用，通过鼓励、支持境内外个人和机构，展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的合作和交流，才能使其生生不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立法原则
（1）体现主体权利的意志。《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人权是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前提。《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出，每个人都具有创作、表达、传播自己的作品，同时，每个人又具有尊重、选择和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捍卫文化多样性和体现主体权利的意志密不可分，必须重视不同社会群体对文化的合理需求和主张，特别是少数人群体的相关权利。因此，尊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主体权利的基本人权，是立法设计首先要考虑的问题。（2）平衡各方权益。保持利益平衡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使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权利主体较为复杂性，不仅涉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也涉及到民族、社区、个体的利益；有使用的利益、也有创造者的利益。如使用方（研究、商业和传媒机构等）在对特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利用、获得经济效益同时，应给予归属方（国家、民族、传承人）一定的经济补偿。然而，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复杂性的情况下，各利益主体之间可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和纠纷。因此，立法应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谁来分配和监管利益、以及分配的方式和标准等，最终使利益分配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3）现实性与可持续性。《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商标法》等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推动现代社会新技术和新作品的产生，从而促进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例如，通过对传统体育项目的合理开发而成为我国部分学校、社区和大型赛事的健身、比赛和表演项目。诚然，这种发展需要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但就文化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立法不应仅限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实发展，而是应该从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考虑，立足于保持其文化的原生态性和多样性，对其予以承认、利用和保护，保证其可持续发展。（4）权利和责任相统一。权利和责任历来都是对等的，相辅相成的，从来就不存在没有责任的权利，也不存在没有权利的责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关于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主要是针对权利主体的行为作出的规范性的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和利用的权利和责任，同时，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的，依法给予处分。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保护时，不但要赋予权利主体相应的权利，而且要明确规定应尽的责任，构成违法行为的，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模式
当前大多数学者探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模式，主要在公法和私法的保护框架下进行研究，并且从互补和融合角度上，来解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模式难以选择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张私法保护）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张公法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上各自有着不同的主张。但近年来，两个国际组织在该领域开展合作，联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共同推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1982年)。此后，在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通过比较文本内容，不难看出两者的保护对象亦有相当的重合，但这并无碍两者各自主张的立法价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因此，运用公法和私法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在具体的立法内容设计中，要将私法保护与公法保护的立法主张融入一体，其制度设计的科学性需要仔细斟酌，必须注意彼此间的衔接、兼容和适应，共同致力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模式应注意以下两点。（1）明确定位立法保护模式。鉴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性、公有性和文化性，其立法主导思想应以挖掘、整理、保存和弘扬为主，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条款方面应起到主导作用。其次，应是在对其进行合理利用的基础上，发展文化产业和形成经济效益。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模式的定位，应是公法模式为主兼顾私法模式，不仅要体现出权利主体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的职责和义务，而且要指出权利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在违反相关规定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2）建立知识产权特别保护模式。民族传统体育立法保护本土化并不是摈弃现有知识产权制度，而是要重新解释现行协议，制定非约束性条款，即以“特殊”规则弥补《知识产权协定》内容中出现的不足。例如，权利主体方面，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主持的《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中提出：对“作者不明”的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7]。同样，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中，诸如权利主体、保护期限、保护范围、创新性等难以解决问题，可建立特殊性的法律条款，完善上述制度的不足。#p#分页标题#e#
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客体保护
1）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定
目前，如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学界尚无明确定论，以至于无法对其采取分类性保护。鉴于此，笔者认为，出于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全面性和紧迫性考虑，凡是目前仍在流传、具有民族特色和传承价值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均可作为立法保护的对象。为便于认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特征，即传承性、民族性和体育性。通过世代传承，民族传统体育记录、反映和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特征，有着重要的传承价值；在现代社会，正是利用民族传统体育独具特点的文化特征和表现形式，才被开发作为商业表演、传统工艺品和文献资料版权使用，由此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体育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通过个人或群体的身体活动(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等)才能表现出来，是以健身强体为主要目的的身体活动技能及其表现形式，是区别于其它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说，传承性、民族性和体育性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诸如物质性、健身性和财产性等属性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因此，只要符合上述三个特征就可属于立法保护的客体范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期限的认定。我国2003年7月制定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第29条规定：国家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不受限制。然而，为了进一步研究、传播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根据不同的客体权利制定不同的特殊保护条款。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属于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上述权利的保护期应不受限制；而发表权和使用权等属于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保护期可为作者终生及其死后50年，以供对其进一步研究和使用。上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定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知识产权制度在对其认定方式上的不足，避开了由于分类不清晰和保护期限难以划定，而导致无法有效实施法律保护的问题。
2）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的保护
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强调：“坚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真实性保护。“真实性”是指反映事物真实情况的程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真实性保护是指在挖掘、整理和传播的过程中，要保持其原本、最初的文化形态和基本内容。进入九十年代，表演和体验民族传统体育成为各个民俗村、农家乐、乡村休憩俱乐部吸引旅游客源的主要手段，但在对其进行市场开发的同时，明显存在未反映和失真地表现其文化内涵的现象，譬如：用于表演和体验的运动项目，明显与其原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不符，同时，存在对其来源和身份采取弄虚作假、误导性声明或不承认等不正当利用行为。长此以往，缺少民族文化内涵的商业活动失去了市场竞争力，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错误认知。因此，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上述问题：一，禁止随意使用和开发某一特定的民族传统体育而未注明其归属群体和地区，从而保护期署名权；二，禁止以歪曲、篡改等手段赋予不同的意义而并入另一类民族文化中，从而保护期修改权;三，禁止贬损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民族和区域声誉，从而保护期名誉权。完整性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衍生物，是同源共生、休戚与共的文化整体，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8]。由此说明，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基本构成了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得以文化认同、精神传承的完整内容。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分析，不仅是一种身体文化技能，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信仰等内容。如新疆达瓦孜、叼羊、摔跤等传统项目，除了是一种健身、娱乐、表演项目，而且蕴含和展示着本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涵，明显带有本民族的、伦理训练和道德教育等文化痕迹。因此，立法保护应是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所拥有的全部内容或形式，不仅要顾及技术技能层面的认定与挖掘整理，而且要保护其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内涵与文化空间。以上行为一旦发现和查明即构成侵权行为，将依法受到惩处，主要包括停止相关活动、恢复名誉、公开道歉、没收非法所得、赔偿损失等内容。
5.确定权利主体层次和责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中提到：承认各群体，特别是原住居民，各团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保护和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指出国家行政手段在传统文化保护中具有核心作用。由此说明，国家文化、教育、科研和体育等政府机构自身可作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行使使用权、许可使用权、收益权和追究权等相关权利。同时，国家可通过出资、委托、授权等方式使个人（传承人）和权利代管机构成为权利主体（或义务主体）。
1）关于传承人的立法规定
2008年，文化部以部长令的形式郑重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传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从政策法规方面，确立、保护和发挥传承人的作用。文化部正在通过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传承单位)的认定和培训机制，通过采取资助扶持等手段，鼓励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传播[9]。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的资格认定、义务和权利等方面，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定。传承人的认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被推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人（专有权人）：在当地被公认为具有一定声望、技艺精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人，通常只有本人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徒弟、亲戚）独有的特殊运动技能，或是掌握某种传统体育器械制作工艺的人。除此之外，部分个体人员虽然与某一特定民族传统体育并无直接族源关系，但是，由于他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传播等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且自身具备一定的技艺和传艺能力，因此，他们也可被认定为传承人。同时，相关认定部门应当对传承人的资格进行定期评估，不具备审核条件的应撤销或暂缓其传承人的资格。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传承人具有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义务，具体包括：向他人提供和展示传统体育资料、技能、实物等文化形态的义务；具有组织和开展讲学、传艺和研究工作活动的义务，并获取报酬的权利；具有积极培养下一代传承人或专门传承人才的义务；具有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肆意破坏和非法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的权利；具有向有关政府部门申请传承活动专项资助的权利；严禁向境外的组织和个人转让衍生作品的著作权。#p#分页标题#e#
2）明确政府的保护职责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相关中，明确提出国家和县以上级人民政府对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规定。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立法体系设计中，亦应明确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具体职责。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保护规划，组织和管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调查、整理、发掘和保存工作，以及传统文化的展示、交流活动；监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情况；宣传贯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法律，督促相关单位和个人履行相关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区域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中；建立民族传统体育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传承人的审定机制。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的实施，涉及到文化、教育、体育、公检法、版权等多个管理部门或机构，单个部门执法是无法及时有效的保护民族传统体育。因此，应联合以上相关政府部门，相互协调，分工明确，共同致力于其保护工作。文化、教育和体育等部门主要负责挖掘、整理、保存、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理出的资料、技能和实物等，应汇交于各同级相关主管部门，用于进一步的研究、推广和司法保护等工作；公检法部门主要负责接受和审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侵权案件，获取侵权证据、责任禁止侵权行为、判定侵权范围和等级等；版权部门主要协助公检法部门，负责侵权线索的收集、技术鉴定和相关信息咨询，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规范性利用等。
3）权利代管机构的责任
保护传统文化的方式范文2
东阳木雕“活态性保护”的方法与途径
对非遗进行活态性保护，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主要目的的，对非遗传承与发展的核心和文化生态进行保护，即对传承人与文化生态圈以及其物质形态产品进行保护。结合东阳木雕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和最终呈现形式。我们认为，东阳木雕作为传统民间技艺，只有在活态性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对其的保护与传承。鉴于此，本文涉及的活态性保护的方法与途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对传承人的保护。“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传承是核心、是灵魂。’而‘传承’这一生活行为和方式是要靠‘人’来实现和完成的，如果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其保护与传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对传承人的保护必须放到保护的第一位，并做到有的放矢。然而，何谓传承人？传承人就是“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在“传承人”的定义中不难发现，传承人是把自身所掌握的杰出技术、技艺、技能以某项遗产进行展示与传承。其重点在于“传”与“承”两个方面：
首先，应先做好“传”，保证后继有人。东阳木雕主要也是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其在一定程度上极易走到人亡艺绝的境地。因此，我们认为，传承人应改变传统的传承模式，甚至需要摒弃此模式。广招徒弟，把自身的绝活传授给下一代，使其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而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我们认为，可以先做到一定量的积累，然而在量的基础上挑选有潜质的，并愿意为东阳木雕奉献毕生的学员进行着重地传授与培养。如传统的“拜师学艺式”，如此进行，一是为了尊重传统手工艺的传统，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习俗；二是为了传统的学艺方式得到保存，即师傅单独传授与徒弟的模仿学习。同时，也可以使得师傅所拥有的独到见解、独门技艺等能得到完整的传授。其次，应做好“承”，保证技艺的活态与不断层。我们认为，“承”即继承。东阳木雕来自民间，应扎根于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艺术和人文价值。因此，在任何时候，东阳木雕是不能脱离生产、生活而独立存在。所以，其必须需要传承人将历史上的创作内容、创作技法、手段、材质等内容在实际生产一线得到继承与应用的。同时，传承人必须结合自身的艺术修养、审美情趣、个性等对其技法进行创新与发展。结合当下外部环境，我们认为，其可以通过走市场化道路来实现。但在传承人的技艺与产品展示中，主要是对传统技艺的展示和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作品的展示，以此来凸显技艺的本真性、人文性、艺术性及收藏性等价值属性。
文化生态区的保护。文化生态的保护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当下非遗进行保护的重要方法与途径之一。在实际操作中，需建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就是“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区域中，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依存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和谐相处。”结合东阳木雕实际，我们认为，东阳木雕技能的传承形式等内容虽属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但古建筑中的装饰部件、传统家具用品等一切有形物质都是其具体表现形式的有效载体。我们在当下只是单纯的去保护其无形的一面，而不去对其有形载体进行保护，是单方面的不够全面的一种保护形式。其最终的保护结果往往是只能静态地、死板地，甚至会使得保护成果在当下的文化快速变迁中消逝的越快。因此，我们提出对东阳木雕文化生态区的保护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那么，文化生态区该保护些什么，如何保护呢？鉴于此，我们认为，东阳木雕文化生态区的保护应从对其有形文化遗产区和无形文化遗产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应对其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形文化遗产在东阳区域内，现今主要是对其传统建筑装饰部件作品的整体保护。如对具有“江南故宫”之美誉的卢宅古建筑群进行整体性保护，从而使得依附在建筑上的木雕装饰部件也得到完整地、有效地保护。
其次，相对于无形文化而言，对其的保护相对较难些。如对东阳木雕传统手工艺的拜师学艺仪式、师徒传艺过程、口诀、禁忌风俗等有关内容的保护相对较难。对于该部分内容的保护不但需要相对较高、较大的物理空间，而且也需要一定的时空空间来承载。因此，我们认为，东阳木雕通过宏观的、协调的、有效地对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其发展与延续所需的根基得到了有效的、完整的保护，我们又何愁其技艺的流逝呢？通过生产性保护。东阳木雕是一门来自民间，并应用在民间实际生产一线的传统手工艺。因此，其具有生产性与实用性等属性。鉴于此，我们提出对东阳木雕这样的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是符合其基本属性的。近几年，在东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决策与支持下，东阳木雕走上了产业化发展道路，并在人才培养、人才基数、产品类型、产业及其群体的发展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现今注册的东阳木雕•红木家具公司共有2700多家，“木雕产业总产值已达200多亿元，税收近5亿元，出口额超14亿元。木雕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已近25%。”#p#分页标题#e#
东阳现建有东阳中国木雕城、吴宁东路木雕特色街、南马红木家具城等5家专业市场。通过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使得东阳木雕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被人们重新认识，并重新包装，从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效果。“东阳木雕”的区域品牌，“东阳中国木雕城”等专业市场品牌不仅在空间广度上，而且在内涵的深度都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和保护。结合东阳木雕手工艺属性以及当下的产业化发展实际，选择利用生产性保护方式与手段对其进行保护。生产性保护，顾名思义是通过生产的方式对东阳木雕的相关技艺、作品内容、作品呈现形式等，以实际的物品形式进行呈现。因此，我们认为，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首先，通过工艺美术大师对其进行生产性保护。该途径主要是利用工艺美术大师的创作才能、纯熟的技艺与技巧、个人品牌等，综合利用并发挥大师们的聪明才智在东阳木雕技艺上的施展。而利用该途径在对东阳木雕进行保护时，大师们应完全做到纯手工设计创作、雕刻、装配等，主要是为了凸显其纯手工性、艺术性、收藏性等价值属性。从而也完整的保存了东阳木雕技艺的本真性，可谓一举两得，同时，通过该种方式与途径实施，也可以回哺于大师们的创作热情，以及对东阳木雕保护的真情；其次，通过器械化、标准化、批量化的生产性保护。
该途径主要是利用现代的机器如精雕机在木雕产业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精雕机的精准化、标准化、批量化等优点，减少传统木雕纯手工性生产的不足，符合现代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要求。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冷静地、理性地、辩证地看待精雕在传统东阳木雕做的应用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呼吁，通过利用精雕机的产业化对传统东阳木雕进行保护时，我们必须，也只能允许其在利用传统图案凸显的现代家具、现代家居装饰图案的雕刻上，以及一些不是核心技艺雕刻上。而在东阳木雕的核心技艺、传统作品上的雕刻上，我们必须保证纯手工性，从而保证东阳木雕核心技艺的流逝，以此也保护了如东阳木雕这类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为脆弱部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我们用通过合理的规划、科学的认证后才能实施，我们看到生产性保护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起的积极性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清晰地看到生产性保护不当的一面，如开发过度。对东阳木雕进行生产性保护，我们人为，可以使得其在新的世纪获得了新的更大的生机和发展动力，及保护机制与保护成果。
小结
保护传统文化的方式范文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落实到具体的个案，落实到普遍的传承人，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分析与实践。不过，由于缺乏深层次的关于传承人性质差异的研究，因此很多保护方案只限于部分传承人才具有意义，或者说，一些地方性保护政策往往偏于一端，造成保护上的失误。
一、总体性保护
2003年9月29日至10月27日，联合国科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通过了重要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及保护的迫切性，提出了明确的宗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
同时，首次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确立了较为具体的总体性保护方案：（一）确定一项总的政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将这种遗产的保护纳入规划工作。（二）指定或建立一个或数个主管保护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三）鼓励开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以及方法研究。（四）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以便既可促进相关保护机构的建立，也可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用，同时对享用这种遗产的习俗予以尊重，还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献机构并创造促进它的利用。（五）通过教育、宣传和能力的培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和传承。（六）通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方式，强化其价值和传承。
政策层面，总体性规范国家各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总体性实施国家行为，以专门机构的方式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就是说，以国家意志来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分散的、无组织的、长期失去合法性的国家传统上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抢救、整理和保护。这样一些政策，无论在权威性、参与性方面，还是在整体性、系统性方面，都将一国一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很高的地位来认识并加以专门性管理，给予其合性身份，达到了实施保护的有效性目标。
研究层面，强调总体性的指导与合作，以研究的方法深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部分，寻找其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在人类学意义上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线索与传播规律，同时，为总体性政策提供支撑性条件。在这个层面上，研究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真性目标。
普及层面，强调总体性的范本和传播体系，以教育、公共传播体系和国家示范性代表作来引导国民关注和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长期的国家制度性努力来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理论和传承价值，是为上述层面目标的最终达成而确立的基础性方针，根本意义上，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传承的核心方式与必然策略，因此，普及层面的总体性要求，事实上已经奠定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实基础。
与之相适应，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沿袭了《公约》的思路，也主要从制度、研究和普及三个层面来推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也是一个总体性保护方案。由此，我们可以将这些方案所强调的保护方法称之为总体性保护。
总体性保护基于自己的宏观目标而没有落实到传承人保护这一次级的保护项目上来。但从系统性的保护要求来讲，传承人必然是其重要的保护内容。可以将这一总体性保护方案看作传承人的总体性保护。从我国部级非遗传承人的命名现状来看，总体性保护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我国部级非遗传承人第一批包括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医药等五大类；第二批涉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和民俗等五大类；第三批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和民俗等非遗的十大项目。这些保护名录，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传承人保护的意识与措施是明确而有力的，在这些众多项目中的传承人的评审中事实上也兼顾了整体性原则，注意到以国家力量来展开总体性保护的必要性。
另外，总体性保护的积极意义是，在各种文化力量并存共鸣的时代，在世界文化受到全球性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影响之际，总体性保护可以完成一种文化整合，既在文化系统内容，也在全球化将背景下的各种文化系统之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为一种文化形象，一种贯串于人类文化史之中，融汇于不同文化系统之中的具有文化核心价值地位的内容，并通过一系列的总体性运动和世界性传播，最终将几乎被现代文化与信息文明所淹没的文化遗产重新拉回到社会文化的台面上，重新唤起人们对文化传统的反思与兴趣，重新建立起人类智慧与理想的历史线路。在这个意义，总体性保护是一种起死回生的策略，它已超越了自身目标与宗旨，而成为人类文化在今天如此繁杂、多元的社会中必定要呈现出来的一种面貌。
与此相关，我们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发现了总体性保护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症结，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去冲破，去打开。最大的问题是，总体性保护是以普遍性法则建立起来的保护方案。而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所必须反对的。也就是说，总体性保护走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反面。这样一种保护，如果没有认真的、细致的、批判的眼光来执行，就很可能回到了保护之前的状态，以一种原则去衡量无数的个性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么不得要领，没有实际效果，要么就会大量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保护成了摧残，总体性也就完全失去意义。
二、类型化保护：走向非遗保护实践的有效原则
在民间工艺传承人的保护实践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政府有较为宏观的保护政策，但对于十多类民间工艺传承人而言，则面临困惑。政府强调要保护传承人，主要以市场化方式加以保护。这显然是一个单一原则。在传承人当中一些有其他职业，不以工艺创作为生计，也有传承人以工艺创作为生计。传承人与所传承的工艺之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情况，而是有着复杂的关系，有的以此为生，有的则在生活充分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一种创作，还有的在市场化中找到了传承的方式，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如果以市场化来总体性保护，则很难从中为所有传承人找到一个统一的保护方案。因此，我们有必要来重新思考：这些传承人，是否可以重新找回其个性化的传承方式。
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类型化保护观念：即针对传承人在年龄、职业、民族、性别、传承方式、传承目的以及对非遗的态度等方面的不同情况，将传承人保护分为三大类：扶持性保护、引导性保护和开发性保护，据此制定个性鲜明的传承人保护方案。扶持性保护是指保障传承人的生计与基本发展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尊重和捍卫传承人基本的生存权，理解和同情传承人的生活处境与人生际遇，将保护的第一原则落实到传承人的日常生活与家庭生计方面，充分鼓励传承人在生计困境中要志存高远，不弃艺术和传统，建立长期的扶持关系，为传承人恢复健康的身体与身心创造条件，为传承人自觉而坚定的担当传承使命提供良好的生计保护。
引导性保护是指政府以政策咨询、知识推介、发展设计等方式协助传承人找到发展之路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注重并推动传承人走向社会，引导和提升传承人的传承意识与传承决策，将保护重点放到政策方面，有效利用传承人自身的良好环境与经济社会基础，创造一种整体性的传承氛围，为传承人更好地担当起传承使命。
开发性保护是指政府在施政实践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社会经济增长的一个积极因素加以运用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动力价值，将传承人纳入到社会发展的主轨道上加以运用，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推动传承人开发所承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空间与社会功能，将传承人的文化创造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融于一体，突显出传承人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保护传统文化的方式范文4
【关键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知识产权；保护
【作 者】杨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05级博士。甘肃兰州，73002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199-005
The New Explor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ode for the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Yang Ping
Abstract：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as the working people’s intellectual，although its applicabilit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or privacy interests of a very controversial issue，but when they are carrying a suitable carrier or appropriate ways to display the time，as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to protect objects.Allalong，in the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amework，the main protection mode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is copyright protection，but such protection mode has its disadvantages.This article focus on the new protection model for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that is both trademark and patent protection mode in our existing syst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ramework，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constructs the two protection mode shallowly and theoretically.
Key words：Traditional folk culture；intellectual property；protection
一、引言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一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1989年11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建议案》，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指来自于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者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达形式；它的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主要包括民间文学艺术、传统工艺及民间民俗三大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在当今世界，民族精神不仅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而且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尺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商品化，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自生自息的境遇令人担忧，许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都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主要表现在：(1)过度商业化地滥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2)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面临着年久失传的危险；(3)一些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习俗正在消亡；(4)大量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实物和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5)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研究人员短缺，出现青黄不接的断层。保护不同民族、地域的传统文化，维系文化的多样性，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就成为时下我国不能回避的话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涉及许多领域，包括语言、文字、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木偶、皮影、剪纸、传统工艺美术制作技艺、传统习俗以及与上述有关的代表性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和场所，等等。作为一种知识产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这与现代知识产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又具有不同于现代知识产品的显著特征：(1)它不仅凝结着当代人的劳动，而且凝结着历代人的劳动，其权利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从国家层面上讲，它是一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文化财产；从族群层面上讲，它是特定民族智慧的结晶，是该民族的文化财产；从个体层面上讲，它又可能成为个人的文化财产。(2)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利用中生存和发展，停止利用之日便是民族文化的消亡之日。保护民间传统文化，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合理利用，在利用中实现保护。(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消失将不复存在。民族民间文化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对其保护的难度。
笔者认为，由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特点，对其进行保护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和多种法律手段的兼行并蓄，但是本文着力的重点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知识产品，在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法框架下如何对其进行更好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在传统的著作权保护模式下，如何更好的结合商标权和专利权这两种保护模式，并对这两种保护模式进行了一定的制度构建。
二、知识产权法视角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模式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是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能作为私权予以保护的，但是当其被合适的载体承载或以恰当的方法展现的时候，可以作为严格意义上知识产权法的客体而受保护。本文探讨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模式是在其作为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可能客体的情况下进行的，并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了一定的突破。
1.著作权的保护模式
1990年颁布并于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中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口述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和“美术、建筑作品”，并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02年)第四条中进行了具体化。我们认为，此处列举的作品应该包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相关作品。同时，《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该条款表明了以民事权利的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这一重要法律立场。迄今为止，国务院还没有制定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办法》。但国务院于1997年5月20日制定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该条例共22条，内容涉及传统工艺美术的认定、大师的评定与保护以及保障措施等，它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起到了较好的保护作用。这是我国《著作权》法和国务院的相关条例对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著作权保护机制。
著作权的保护模式鼓励了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收集、整理，有利于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稿的保护。但是随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突显，人们对其过度开发、过度利用的现象严重，危及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著作权保护模式的弊端也开始突显：(1)著作权保护模式重在保护，而非效益的实现，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关于开发文化资源、实现经济利益的基本宗旨不能完全吻合；(2)从保护期限上来说，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是有限的，无法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永久的保护，这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无限延续性特点不相符合。
有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可否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途径进行拓宽?利用商标权的保护模式和专利权的保护模式对其进行保护?随着重庆市“铜梁火龙”①作为服务商品商标的注册和贵州省从江县“从江瑶浴”②证明商标的注册，表明了实践中我们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已经开始采用商标权的保护模式。至于专利权的保护模式，学界对此的讨论还不是很多，但是笔者认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很多部分可以采用专利权的保护模式，比如一些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可以作为实用新型和商业秘密(主要是技术秘密)获得保护，一些美术、建筑作品的外观设计当其附着于产品而作为商业用途时，就符合了外观设计的法律要求，还有一些生产、生活的具体技艺也有可能成为发明和实用新型。由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独特性，采取对其保护的商标权和专利权的保护模式，需要对现有的商标法和专利法进行适当的突破。
2.商标权的保护模式及对《商标法》的修改建议
商标权的保护模式有利于促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开发和经济效益的实现，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同时注册商标的续展制度还可以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提供长期的有效保护。
在商标权保护模式下：(1)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注册商标的申请人。由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产生于民间，就其主体而言，具有不特定性的特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某一民族或地域内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共同创作、世代流传的智力成果，其产权应该属于产生这些文化、艺术的群体，除非特殊情况，产权一般不属于个人。依据我国《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二条商标注册申请人的规定，笔者认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源地的文化站或者相关单位可以作为企、事业单位而成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注册商标的主体。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注册商标的专有性，除注册人及其许可的主体以外，其他人无权使用注册商标，这就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主体的不特定性相矛盾，进而也排斥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源地居民对于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合理利用，但是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制度予以解决。
(2)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注册商标应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十六条和《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的规定，申请人可就地理标志申请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地理标志是表示产品和服务地理来源的名称、标记或符号。由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和地理标志的相似性，即地域性和主体的不特定性，笔者认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注册商标的申请应该类推适用我国商标法有关地理标志的规定，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是这样操作的。鉴于当前我国《商标法》修改酝酿之际，笔者认为，既然商标法明确规定了地理标志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申请注册，那么，《商标法》的修改也应该将商标法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纳入其中，并对商标的注册申请、使用加以明确规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申请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可以有效地防止他人对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仿冒和侵害，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源地人民开发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独占性经济权利，也可以更好的协调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源地人民内部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关系，形成公平的利用观念，促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注册商标使用的在先权利保护。根据我国《商标法》第九条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商标使用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应该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其中都有对在先权利的规定。在先权利基本上是各类民事权利，即著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及实用新型专利权等等。我国目前并没有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归入“在先权利”的任何法律依据。但是笔者认为，给予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这种“在先权利”是商业竞争领域内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及其表达的一种恰当方式，因为无论某一地区的具体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还是以此闻名的某一族群的名称或者某一文化的特定称谓本身，都毫无疑问的属于特定群体，也足以形成《商标法》所指的“在先权利”，因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应适用《商标法》关于“在先权利”的规定。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商标权保护模式在促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经济价值的实现，但是这种保护模式也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很多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由于无法归入商品的分类而无法申请注册商标，也就是说在商标权的保护模式下，其保护的范围是有限的，还需要与其他保护模式的结合。
3.专利权的保护模式及对专利获取要件的修改建议
专利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专利权保护模式，可以挖掘现有的专利法律保护资源对其进行保护，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实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对其进行更好的传承、开发和利用。
在专利权保护模式下：(1)专利权的申请主体。由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产权的主体不特定性特征，笔者认为，除非特殊情况，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专利权的申请主体应该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源地的相关组织，由其代表当地民众提出申请。
(2)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在先技术化”。就专利法对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而言，可以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应该按照一定的分类规则把民族民间的传统文化文献化、数字化、网络化，建立易于检索的数据库，使之成为专利法上可以消解他人发明新颖性的在先技术。但是对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在先技术化”只是对其的最低水平保护，即仅仅阻止了他人对其获得知识产权，而且由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在先技术化”意味着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公开，这也有很大的风险，因此，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先技术化”时，要做出适当的权利保留，即这种“在先技术化”，仅仅是用来保存某种传统文化和抵消他人就传统文化获得专利授权，同时，还要征得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源地人民的同意，并要做好相应的保密工作。
(3)修改我国现行的专利申请信息披露制度，严格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专利权授权的形式要件。首先，应该完善我国的事先知情同意机制，明确规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属于事先知情同意机制的保护范围。传统文化权利主体以外的人员和组织如果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利用和专利申请，需要征得传统文化权利主体的知情同意或者许可，并提交事先知情同意证明或许可证书；其次，如果要对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某些技艺或技能为基础开发的技术方案申请专利，必须提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来源地的证明，把其作为获取专利的一个形式要件。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源地人民的利益。
(4)修改现行的专利实体规则，重新界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专利权的实质要件。对于授予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质要件即“三性”规则，由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很多技能和技艺并不能符合专利法上关于发明和实用新型的“三性”规则。因此，修改现行的专利实体规则时应把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纳入可专利主题，同时要结合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特点，重新界定其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标准。当然，这“三性”标准的重新界定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在此笔者只是提出这样的建议，还期望能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
以上对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专利权保护模式的制度建构，主要是针对发明和实用新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是可以申请外观设计的，如传统手工产品的设计和形状可取得外观设计权的保护，如在哈萨克斯坦用外观设计权保护头巾和地毯等，除此之外，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技术秘密还可以采用商业秘密权对其进行保护。
由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持有人对知识产权制度缺乏了解，加之取得、维持和实施专利的成本较高，专利权的保护模式对我国传统的民族社区还缺乏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对于专利权制度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模式进行探讨，对于我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相信随着我们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对其传承、开发、利用的进一步发展，专利权的保护模式必将发挥它独特的作用。
三、余论
保护民族民间的传统文化有多种方式，知识产权只是其中的一种，与之并行的还应有公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等多种措施。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并非仅仅是为了使某些可能已经过时的文化不致消灭，也不是为了阻止现代社会的人们利用那些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而是为了更好、更积极地开发和利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持世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作为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法律制度之一，知识产权法的最大作用不在于对遗产的保护，而在于使拥有遗产的群体、团体或个人获得一定的权益，并适当促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市场化利用，显现它的经济价值。这种利益激励机制与公法上所提供的强制保护相得益彰，两者的结合可以使我国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保存、传承和发展。我们期待我国能尽快建立起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
注释：
①国家商标总局于2004年6月4日核准铜梁县高楼镇火龙文化服务中心注册“铜梁火龙”为商品商标的申请。将该商标注册的核定服务项目为：文娱活动、组织表演、演出、节目制作、录像等。2005年，商标注册人变更为重庆市铜梁县高楼镇问题服务中心。通过商标注册，权利人取得了“铜梁火龙”的注册商标在铜梁火龙的龙具制造、队员着装、龙舞套路、火花施放、吹打乐等在表演、节目制作、录像等核定服务项目上的独占性使用权。
②参见贵州省从江县人民政府《关于从江瑶浴地理证明商标申报的函》及《从江瑶浴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划》，200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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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统文化的方式范文5
关键词：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机制；多角度保护
中图分类号：G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240-02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在有着深远的意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性质、作用、意义之于民族、国家的未来命运，已经形成共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组织，对于具有民族民间特性的、具有一定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社会价值的文化的称呼和理解不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9年11月15日通过的《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建议案》中称之为“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并进一步定义为：“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认为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达形式；它的准则和价值通过被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其形式包含在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礼仪、习俗、工艺美术、建筑及其他艺术形式中。”[1]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从类别看主要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大类。民族民间文化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不仅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现着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没有优秀的民族文化的弘扬，民族精神就没有了根基，因此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是任重而道远的国家大事。
一、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现状
经济的发展是以同质性为路径，民族民间文化的发展却是以多元化为目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商品化步伐的加快，以自生自息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民间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化无暇顾及或不愿顾及，甚至短视的利用传统文化来创造经济价值，对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威胁甚至破坏。中国对民族民间文化价值和传承规律缺乏了解，保护方式欠科学。立法观念和法律保护意识跟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需要，导致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陷入严峻的局面。民族民间文化遗失严重，民间艺人后继乏人，许多传统技能面临年久失传的危险；一些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的代表性实物和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文化资源流失现象严重；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人员短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被不合理、不科学利用开发。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缺少相关的法律，虽出台了一系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的法规，但却缺少像韩国和日本等国的综合性文化遗产大法，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法律依据不足；管理制度不健全；专业人才不足；资金投入不足；一些地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少数地方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极大地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2]。
二、立法保护是根本性基础
就民族民间文化的整体性保护而言，立法保护是根本性的保护。保护民族民间文化是“持久战”。需要一代一代人来做，仅靠调动积极性和应急措施是不行的。必须有坚实的法律和政策的规约和保障。与一些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意识和行动较快的国家相比，中国对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立法保护明显滞后。要制定国家层面的法律，以保护、保存、利用和传承为目标，对文化保护各个层面的工作和环节都要有法可依。
通过立法规范民族民间文化的普查机制，确保全面有序地了解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状态。通过立法明确普查的方式和要求、规定普查的资金使用和管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及普查人员的职责、公民协助普查的义务等等。在普查的基础上，对认定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依法亦以抢救和保护。对濒临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优先抢救保护、依法对保护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给予适当资助。法律还需要明确规定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规定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持方法、保持者的权利、荣誉和应尽的义务。对特定的民族生态文化保护区，法律还应该明确保护区的管理方式、资金的筹集、使用、社区居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对生态造成破坏应承担的责任。通过立法提高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管理水平，将中国民族间文化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三、政府主导各方力量参与实现全民保护
在民族民间文化生态环境较为严峻的今天，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国务院从2006年起，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对提高公众自觉参与保护的意识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民族文化保护牵涉文化、民族、旅游、宗教、教育等多个部门以及社会团体。只有坚持政府主导，协调各类机构，使传承主体及社会公众共同积极参与保护，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合力，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才会不断开创新的发展局面。
建立由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高效和统一的工作协调机制，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乡建设发展规划，保护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制定保护标准和目标，系统解决与保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还要保障重点的和濒危的民族民间文化项目。各级政府按照各自的职责，研究制定和完善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拓展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时间和空间，鼓励、吸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发挥各方面作用，使民族文化得到有效地保护和弘扬。政府部门还要建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通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公众的监督制度，使保护工作能够科学地、民族地、有序地进行。
四、完善教育培训机制培育全民保护理念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不是某一些人的工作，而是全民统一认识共同努力完成的工作，全民保护理念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传承的必要土壤和大环境。而教育是人类进行文化认知、文化记忆及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还是传承、最终都要由人来实现，都要通过各种教育途径来完成。因此培养一批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和传承团体的建立就显得至关重要，这就要依靠学校和各种教育培训形式来实现。一方面，要充分利用高等教育、中学教育、社会教育和民间培训机构等在人力、智力以及创造力等优势，创建多渠道、多层次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教育体系，普查、挖掘、整理、研究、传播那些即将消失的文化遗产，发挥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和文化创兴功能。高等院校可以以一个学院为平台，结合课程体系特点开设相关课程，如开设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等课程。还可以将文化资本做成文化产业，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中应增加乡土文化内容，提高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了解和热爱，提升认知和评价能力，形成应有的文化自信心、自豪感以及文化传播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民族民间文化持有人的作用，调动民间文化艺人，给予政策和资金的扶持，鼓励发挥其传、帮、带的作用，通过日常生活和专门学习的方式，发扬光大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民间民族文化。
五、旅游利用是保护的必要动力
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需要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合理的旅游开发利用可以扩大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民族民间文化是活态的文化，不能仅局限于摄影录像，资料整理，建立名录体系等静态的方式。旅游利用是让民族民间文化在深度和广度上得以拓展的有效途径。通过对节庆文化的开发，建筑文化的展示、饮食文化的弘扬、服饰文化的挖掘等等，可以让世人了解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价值，让文化持有同胞更充分地看到自己拥有的文化既是资源也是资本，从而激发他们热爱自己的文化，自觉关注本民族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以及其变迁和保护传承等相关重要内容。同时旅游利用所带给当地的经济价值也是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必要资金来源，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旅游利用使拥有丰富的民间文化的民族地区也拥有必要的物质财富，因而合理的旅游利用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不可缺少的动力。
对民族民间文化以什么样的方式保护，是大家普遍关心和思考的一个问题，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但首先还是属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尽快制定更加完备的抢救和保护的法律、政策，科学、全面、系统地抢救和保护现存的民族民间文化。民间文化遗产的丰富性所体现出的民族性、独特性、多样性，决定了保护方式也应该是多样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是以保持其原生性为前提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其精粹是与该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联结在一起的，对项目传承人的保护也应该是保护工作的重点。因此通过立法，确保保护的有法可依，依靠政府部门调动各方参与、借助教育途径的积极配合以及旅游开发的合理利用等齐头并进，形成多层面的、立体的保护系统。只有这样，民族民间文化才不会成为孤立的文化，自生自灭的文化，通过文化持有者和文化共享者的共同努力，使民族民间文化得到最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参考文献：
保护传统文化的方式范文6
关键词：民族地区；传统知识；积极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1)05－0045－05
一、地方专门法制度
民族地区立法空间大，很适宜建立传统知识利益保护最大化的地方专门法。地方专门法制度是指一般地方立法范围内的专门立法，属于一般性地方性立法。它是一般地方有关国家政权机关，依法制定和变动效力可以及于本地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地方立法是相对于国家立法而言的立法，是构成国家整个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地方立法本身来说，它也是个系统，是由多类别、多层次的立法所构成，而每一类别、层次的地方立法又由多种不同内容的、受有关方面制约的具体的立法所构成。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地方立法的完整性与受制性的程度。从立法权限来看，制定和变动地方性法规，是一般地方最主要的常规性立法权，这一权力的法定来源主要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直接确定。行使这一权力所产生的地方性法规，在法的体系中位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之下，但它对贯彻实施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有积极而行之有效的作用。同时，地方性专门法规也是一般地方解决本地具体问题的主要的法的形式。在立法程序和立法范围方面，民族地区地方立法的自主性更大些，如地方性法规不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时间、空间、事项等方面也不像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那样受到种种明确的限制，它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自主地解决问题，这正是传统知识保护所需要的。
传统知识保护主张建立专门法制度的主要理由是：传统知识是一个特殊性的对象，有着强烈的地域保护特征，而民族地区内在与外在的保护需求都迫切需要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在传统知识面临的多重问题中，其中以财产利益保护为主的经济权利最为凸显。从激励机制角度看，保护传统知识的最大化利益亦是给传统知识建立一种激励机制，在这种激励机制下的发展亦是一种最大动力的保护。在现行保护制度选择中，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相对成熟的一个保护工具，然而，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有着先天的缺陷，作为一种外来制度，或者说为现代社会制定的游戏规则，其保护的对象是主体、客体清晰的无争议的现代知识。在这种背景下，将传统知识放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去保护，可以说，无论在知识体系还是基本观念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无法满足充分保护传统知识的需求。以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传统知识，其局限性至少包括：有限的保护对象与众多的保护需求不匹配；有限的保护时间与长期历史创造和历史传承不相称；有限的财产权利授予与不可估价的传统资源财富不对等；单一私权化的保护方式与存在集体权利等多元化的权利诉求不符合；单一财产权利保护与资源权利和文化权利的总体不相适应；取样式的割裂保护方式与整体性保护不对称。总之，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知识保护标准与传统知识不在一个平面，知识产权制度是当下的一种选择，可以有效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无法解决众多存在的问题，不能全面而有效地保护传统知识。从防御性保护层面来看，TRIPS协议框架主导下的现行知识产权保护，只注重传统知识的市场价值，如果纳入保护，是从商品的角度，从市场利润的角度，以货币和资本为归宿点考虑，即便是2007年3月份正式生效的《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其对文化保护的落脚点也是在表现形式上，换言之，即保护的重点是文化产品而不是文化本身，战略上保护的是拥有文化产业相对优势的发达国家利益。如此一来，那些具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社区，特别是像贵州这样的大多数民族地区，他们的传统知识被发达地区以现代手段使用后就变成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知识形态的商品，并纳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之下，间接剥夺了传统社区原住民族的文化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所以，民族地区传统知识加强地方性专门立法，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立地方性专门法规，这是一条必要的途径，也是实现传统知识资源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
从国内立法层次来看，分为国家立法、省立法、民族自治区立法、民族自治州立法，其中地方性立法包括省立法、民族自治区立法、民族自治州立法。地方性立法既有明确的限制性条件，也有充分的保障制度。对于民族地区传统知识的地方性专门立法，可以考虑在不违反TRIPS协议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首先通过省立法、民族自治州立法来推动传统知识的立法，同时探讨传统知识保护的标准，实现传统知识资源利益的目的。从国际公约来看，TRIPS只是对成员方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要求，并不限制成员通过国内立法提高保护水平。把传统知识作为知识产权法的一个客体有利于对传统知识的充分保护，同时也可以避免其他知识产权形式与传统知识的冲突。除了立法保护，政府部门也应该大力参与传统知识的保护活动。在国家立法赋予资源来源地居民以集体名义享有传统知识所有权的前提下，依据行政法律指导在资源来源地成立传统知识管理组织。该组织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单位，是一种独立的非盈利性的事业组织，具有法律人格。它负责当地传统知识的保护和持续发展，确保对传统知识资源的受益。另外，民族地区政府应成立各级传统知识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传统知识的准入制度。任何个人、机构或者公司对传统知识资源的使用，都需要向该部门申请评估。各级传统知识资源管理部门评估的标准应看对传统知识的预期利用是否适应当地社会生态环境、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否同国家传统知识立法保护的目标一致；是否经过当地传统知识管理组织的同意并保证当地居民得到公平的利益分享。
民族地区可以制定地方性专门法规，这是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民族地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也是加强地方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是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首要职权。而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使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在本行政区域内具体实施，是行使这一职权的重要体现。制定这类执行性的地方性法规，实践中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国家某项法律明文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该法律的实施细则或办法。目前，这类明文规定的授权范围仅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二是某项法律虽未明文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也制定了实施细则或办法。一种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实施细则或办法，其依据是地方人大常委会有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遵守与执行的职权；另一种是省会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实施细则或办法。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有关答复，这种实施细则或办法的制定依据，也应是基于以上职权，从上述条件来看，民族地区传统知识地方性专门法规存在着
比较大的制定空间。
二、传统知识数据库权
基于少数民族的社区特征，民族地区有着天然的传统知识数据库传承保护形式。传统知识数据库权是指在传统知识防御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资源为传统知识争取更多知识权利，以使传统知识保护改变长期以来的被动防御状态，这种保护是积极性而非防御性的。目前，针对数据库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主要有著作权法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秘密法保护、商标法保护，另外也同时受其他法律保护专利权。
由于民族地区传统知识本身存在的特殊性，笔者赞成数据库权保护的主要理由如下：“传统知识数据库对现代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日益重要，将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内容；传统知识数据库由传统社区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资源组成，这些文化多样性资源都是人类珍贵的遗产，许多资源都存在不可再生性；传统知识持有人有着多重权利诉求，许多权利的内容远远超越一般经济权利；传统知识持有人是一个特殊性群体，包括个人、家庭、社区、民族、国家，该群体的知识权利保护是自发的被动的需求，保护传统知识数据库已经超越一般数据库的保护；”传统知识数据库建设需要大量的经济与时间的投资才能创造及维持数据库，同时，任何一个传统知识数据库极易被复制及散布，容易被当作公共领域资源而被合法窃取；现行法律保护不周全，存在诸多制度缺陷。数据库权的争取是传统知识从防御性保护向积极性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说传统知识数据库是社区传统文化一个静态的集合体，其功能主要是从防御性角度防止对传统知识的错误性授权或者不适当授权，保护传统知识的基本权益，那么数据库权的争取与设置则是实现这些基本权益的措施与保障。传统知识数据库权也包括一般性权利和特殊性权利。一般性权利是指在现行法律制度条件下可以产生的权利，如：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诉讼权等，这些权利更多的是针对个人而非集体，在当前执法条件下可以直接行使和操作。特殊性权利主要是指在地方法规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有限地、适当地突破现行法律制度条件，以专门法的形式设置特殊性的保护方式、保护期限、保护标准、保护力度等，如特殊性专利权，集体性著作权，集体商标权等。
由于传统知识数据库的产生背景是信息爆炸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传统知识越来越为多数人使用，传统知识普遍遭到侵权与被动防御；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传统知识作为一种知识被信息使用者视作公共领域资源，从利益平衡的角度解决传统知识基本权利保护，已有充足理由设立超越现行法律保护的特殊性权利。目前，“数据库的保护”与“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及“表演与录音制作者保护”并列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外交会议的三大议题，换言之，寻求一般性知识产权保护，仅是完成防御性阶段的任务和目标。对于传统知识这样特殊的对象，不仅要解决“流”的保护，更要解决“源”的保护，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特殊性权利的构架与设置。数据库一词是随着计算机的应用和进一步发展而出现的，为了迅速、准确地从大量相关数据中提取所需信息，计算机技术界在不同的阶段开发出不同的数据管理模式，即人工管理、文件管理和数据库系统管理。区分这三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数据和对之进行管理的文件系统之间的独立程度。可以说，数据库就是在解决数据对程序的依赖中产生的相对独立的文件。在计算机技术界，对数据库的定义是“在计算机存储设备上合理存放的相互关联的数据的结合”。传统知识数据库可以是原创的独立作品，也可以是编辑作品。但在网络上，数据库多半为开放式、动态式数据库。从数据库权的设置管理来看，其中，使用得最多也最重要的就是著作权法保护，这是在传统知识保护中频繁出现的。《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的第五款规定如下：“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汇集本，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由于对其内容的选择和整理而成为智力创作品，应得到与此类作品同等的保护，而不损害作者对这种汇集本内各件作品的权利。”该规定说明汇集本可以受到保护，并可以推定保护水平是一般情况下《伯尔尼公约》对文学艺术作品予以保护的水平。1996年12月，WIPO的《版权条约》第五条明确数据库著作权保护的条款，被认为是具有数据库保护宣言性质的条款。该条款规定：“TRIPS第十条第二款有明确规定保护数据库：数据或其他材料的汇编，无论以可续机器或其他形式，由于内容的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就受到这样的保护”。
从现行法律对数据库的保护缺陷来看，总体上还有许多不足。“第一，以著作权法保护的缺陷：对于缺乏独创性的数据库，即使有实质性投入也无法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另外，即使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其保护也是微弱的；第二，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缺陷：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不确定，未提供保护期间，也未提供像著作权、邻接权那样的经济权利，因而无法转让或授权；第三，以合同法保护的缺陷：合同的效力不及于第三人；第四，以商业秘密法保护的缺陷：对许多提供公众使用的数据库而言，很难主张秘密性；第五，以商标法、专利法保护的缺陷：商标法与专利法各有其保护要件的限制，数据库只有符合保护要件时才能受到保护。”笔者作为贵州省传统知识立法项目研究的负责人，在设计贵州省传统知识数据库时，最初考虑的构架包括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六条，数据库权的基本内容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知识产权部门加强指导传统社区传统知识保护认定、编目、定级等工作；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建立全省传统知识数据库中心，负责指导全省的数据库管理和数据库维权工作；咨询、检索、查证、利用、开发、合同管理、侵权诉讼、行政救济、司法救济、仲裁联系等；数据库采用数字化形式管理传统知识，用商业秘密形式保护传统知识，数据库下设采编办公室、对外联络办公室、技术鉴定办公室、维权办公室，各办公室专人负责管理，工作人员对数据库数据保密；传统知识数据库实行登记制度，采取开放式登记、不开放式登记、式登记几种形式进行登记，传统知识持有人或群体以自愿的形式进行登记，经技术鉴定或者事实认定，录入数据库的传统知识可以获得相关数据库权保护；传统知识数据库在多方监督下运行，监督对象包括：传统社区代表，传统知识提供者，政府代表人员，数据库管理人员等。监督的形式以公示、提议、提案、诉讼等进行。上述内容充分考虑了传统知识数据库的特别权利问题，尤其是将诉讼纳入传统知识保护的目标，从权利保护到权利实现表达了肯定的愿望。
从目前国际上已开始实施专门法保护传统知识的国家来看，普遍的做法除了一般性权利争取外，都在试着设置传统知识集体权利的保护，并在期限、权限、方式上给予特殊的照顾。关于数据库特别权利的保护与实现，目前的理论难度较大，尚未有完整的理论基础支撑和铺垫。当前，除尽量运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外，唯一能做的就是考虑更多的保护对象，指导和支持保护对象的保护权利实现。
三、补偿性责任制度
民族地区最重要的行动是权利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传统知识权利保护的实质等同于保护的目标，而传统知识保护目标的实现又离不开现行法律制度内的救济，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知识保护的
有效实现，最近的法律救济就是补偿性责任制度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