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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1
"传统文化"是根据英文"Traditional and Folk Culture"翻译而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中使用的概念是"采用传统生活方式的本土和地方社区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也就是说传统知识是历经数个世纪，适应本土文化和环境，通过口头的方式，代代相传的文化。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使用的"传统文化"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记、名称或符号；未公开信息；和所有其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
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界定的观点也不统一。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郑成思教授主张传统知识主要包括"民间文学艺术"和"地方传统医药"两大部分。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李顺德教授则认为传统知识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文娱、体育等诸多方面。
由上可知：无论是组织还是学者，对传统文化都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又都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即在小区域内由集体创作、使用、保存且代代相传，属于传统或土著的文化。当然，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知识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当今还包括医疗、农业或者工业的方法等。
二、传统文化面临危机与保护之意义
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正在面临现实的流失和淡漠。在我国，尤其令人心痛的是，以非遗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产业在我国许多地方发展缓慢，尚未发挥助飞地方经济的作用，却成为流失海外的娱乐产业或产品的高附加值。再如我国的民间文学《花木兰》被拍成美国卡通影片，"变脸"绝技流传海外,《西游记》故事被拍成日本影片,端午祭、走马灯分别被韩国、柬埔寨向联合国申报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不一而足。此外中草药方面还有日本仿我国的六神丸开发救心丸，韩国仿制我国的牛黄清心丸等等。大量的传统文化遗产海外流失，民间文学艺术被粗暴使用，传统科技被无偿使用，有甚者还申请专利、注册商标来限制我国的正当使用。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保护刻不容缓。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传统文化的保护被纳入议题，足以见证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对我国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持有者多数在少数民族手中或者地处偏远的民众手中，保护传统文化有助于保护西部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人群之利益，最大化的实现社会资源与利益的均分配。第二，保护传统知识有助于增强西部本土居民的社会竞争力，为本土居民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更有助于本土居民自己保护传统文化。第三，保护传统文化有助于保留文化多样性。像我国这样民族众多的国家，要尊重少数民族群体，允许其在本民族的管辖范围内，对自己民族的文字语言和民族文化进行自治，使之能够不断地传承、延续。第四，保护传统文化可以防止非权利人的不当使用。正如前文所述，传统文化被大量的海外滥用，通过立法或者其他途径对传统文化加以保护，其目的就是防止非权利人未经允许而加以利用，或者是在利用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恶意扭曲。
三、传统文化保护之探讨
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传统文化的维系、发展和合理利用，激励创作，保护文化多样性，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保护传统文化之目的，笔者将从立法保护、项目保护、传承保护、节会保护、四个方面探讨传统文化的保护措施。
（一）立法保护
立法保护是传统文化保护最主要的积极措施，从当前国内立法实践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法规方面有1997年出台的《传统工艺美术条例》《云南省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当今国内部分学者主张将传统文化的保护纳入知识产权法体系，这一观点我是不予认可的。首先，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客体都是明确的，而传统文化的主体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确定的。其次，立法的价值存在冲突。知识产权法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创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传统文化的保护之目的在于保护文化多样性，使特定文化所承载的精神、宗教、伦理、道德等重要价值与特定的群体或者个人之间保持联系。所以，知识产权法很难再实践中保护传统文化。再者，勉强将传统文化保护纳入知识产权法体系，无法达到法律效果，这本身也是对知识产权法的损害。与之相反，鉴于传统文化是一种适应本土文化和环境，通过口头的方式，代代相传的文化。各省份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对本地区的传统文化予以保护更具有可行性。
（二）项目保护
项目保护重在确定传统文化遗产名录。对于那些有重大价值的项目，鼓励积极地申报世界或者国家级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同时，鉴于民族文化的原生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要加大对传统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比如建设文化馆、博物馆，便于对传统文化集中管理和保护。
（三）传承保护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为了使民族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永世长存。首先，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民族文化保护氛围，掀起保护民族文化潮流。例如通过民族文化保护走进校园、课堂等形式。其次，传统民族文化保护需要保持原貌，需要在本地区开设特色民族职业教育，培养传统文化传承人才，增强年轻一代关注传统文化的意识。再次，全力挖掘尚存在的传统文化艺人并予以登记，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对传承人予以资金支持或对做出贡献的艺人提供奖励。
（四）节会保护
我国的传统节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民族节日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像端午节、清明节等。近年来，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热衷于西方的节日，诸如情人节、圣诞节等，而对端午节、清明节趋于冷淡，这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然而，通过节会上的活动可以使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得以传承和展示。渲染节日氛围，培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四、结束语
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艺术，这些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了解历史、教育后人、凝聚国民、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功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当以文化复兴作为灵魂。希望在全社会形成弘扬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人人都来为传统文化的保护贡献一份力量，尽一份责任。
参考文献：
【1】丁丽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开发传统文化产业的结合路径》，载吴汉东编《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年刊》（2007年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3】参见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1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4】参见《浅谈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方法》，资料来源：
省略/class03_detail.asp?id=1883，2011年01月12日访问。
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2
关键词：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保护方法
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传统村落曾经是最边缘化的一部分。文物管理机构关注村落中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个别建筑物、构筑物或石刻等物，文化管理机构关心村落中“非物质”的文化事项，住建等部门从是否具有历史文化的声誉而给个别村落授予“历史文化名村”的荣誉，旅游部门关心哪些村落能带来旅游收益而忽视保护。传统村落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中，迅速在现代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减少甚至成片消失，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聚集地――传统村落正在步历史城镇的后尘面临瓦解的危险。笔者在《中国乡村文化景观保护与利用刍议之一》一文中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村落普遍面临着社区组织能力丧失、乡村政权管控能力降低、城乡间贫富差距增大、农村的土地权属僵化、乡村文化面貌趋于雷同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少学者都已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并针对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了保护传统村落、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些思路，有的学者甚至已经开始了诸如编制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规划、维护传统村落风貌并改善人居品质的实践。然而，目前我们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实践，失败的教训远多于成功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寻求保护与利用的理论方法，是我们从事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应当关注的问题。
一、传统村落保护的参与学科
目前在我国，积极投入到乡村保护实践的，除了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研究者外，还有文物保护、博物馆学、建筑和规划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者。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乡村保护的原则理念、策略方法和具体措施都有所不同。
1.文物保护领域如何认识和保护传统村落
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是将乡村的聚落和民居当作一一种不可移动文物来看待，将村落内的可移动文物归人民俗文物。我国文物管理系统中，对于不可移动文物，基本上实行按文物保护单位实施保护的方式，文物保护单位有国家级别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各级地方行政区域的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国家文物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就是针对270个被列为“国保”和“省保”的传统村落。目前已经公布的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传统村落在名单中的数量在逐批增加，说明传统村落的保护受到文物管理机构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传统村落都不是以“某某村”这样的名称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而大多是“某某村古建筑”，或者“某某民居（某某大院）”。这部分传统村落往往是以村落中部分古建筑面目出现，文物保护面对的不是村落整体，而是村落中的部分古建筑或代表性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完整性，而文物管理机构关注的，却只是村落内具有年代价值和经典价值的个别建筑物和构筑物，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遗产保护的重要价值要素――完整性。
传统村落往往具有较长的演进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至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进行之中。然而，传统村落一旦作为“古建筑”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的“四有”原则，就需要竖立保护标识，划定保护范围，指派专人管理，还要有记录档案，恨不得在文物周围都安装上围栏，以免游客接近这些古建筑。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高级别文物，还要编制保护规划。保护规划实质上主要是一种控制规划，制约保护区划内人们的行为，防范自然和人类活动对文物本体和环境的影响，强调在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不能和应该做的事项。文物保护从业人员，通常是用一种静止观来看待文物保护，关注的是文物在我们开始认知后的存在状况，希望这种存在状况就是最终的状况，今后不要再发生任何变化，以便能够长久保存“文物的现状”；而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文物使用功能的延续情况，尤其是不考虑居住在这些传统村落中人们的生活状况，这就与“活态”的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不断变化的状态发生了冲突。具体到传统村落的保护来说，过去的文物部门与住建部门一样，强调的是“古村落”现状物质状态的保持，相对忽视非物质传统的延续，许多经过强力保护干预的城镇和村落失去了它原有的生命力，成了仅存躯壳的“遗存”，有意无意地丢掉或降低了这类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价值要素――真实性和延续性。
2.博物馆领域在保护传统村落方面的介入情况
博物馆专家向来是文化复兴和社区再造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新博物馆学领域的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研究者，他们对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始终具有很高的积极性。1990年代中期，中国与挪威合作，通过对贵州多个村寨的考察，在贵州省六枝县的梭戛村、花溪区的镇山村、黎平县的堂安村和隆里古镇建设了首批生态博物馆，以图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多元文化。从那以后，中国先后在贵州、广西、云南等多个省区的一些不同民族的村寨中，兴建了生态博物馆，一批博物馆专家进入传统村落开展遗产保护和展示工作，生态博物馆成为保护传统村落的重要工具和方式。
博物馆专家之所以首先选择传统村落作为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对象，是因为传统村落能够很好地满足生态博物馆的结构、功能和目的。从结构上来说，生态博物馆的场馆是一个有人居住、生产和生活的特殊社区，不局限在一个馆含内，而是将整个遗产地及其自然环境和文化事项作为“藏品”和“展品”；从功能上来说，生态博物馆除了具有传统博物馆的保存、展示和研究功能外，还具有强烈的促进社区和所在地区的社会发展功能；从目的上看，生态博物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示“活态”的文化遗产，包括遗产存在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系统，为保存和向世人展示文化的多样性，以此促进遗产所在社区的发展，并为整个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一批中外博物馆专家走进中国西南的偏远山村，通过开展社区动员，兴建资料信息中心，试图唤起村民保护自己村落和传承文化的自觉。
不过，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并不顺利，几乎所有被作为生态博物馆建设的传统村落，生态博物馆都处在“半死不活”或“奄奄一息”的状态，博物馆学家在保护传统村落和传承传统文化方面似乎也不具备多少优势，不少生态博物馆运转不灵而难以为继，来自西方的生态博物馆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基于对中国生态博物馆存在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在2011年重启了生态博物馆建设工作，试图通过重新建设和更新换代，使生态博物馆“中国化”。有些博物馆专家认为，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和做法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将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东西运用到中国西南欠发达地区，二者之间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较大落差，因此重启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应当选择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的乡村和城镇。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的影响，国家文物局2011年重启生态博物馆建设的试点地区时，除了继续在西南地区选取了三个民族村寨外，还在东南地区选取了城镇街区和经济发达的县域各一个（福建省福州市的三坊七巷、浙江省安吉县）。笔者以为，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保护遗产、传承文化的工具，无论国内外，无论是否发达地区，它都是普遍适用的。中国西南地区以传统村落为对象建设的生态博物馆之所以未能有效运行，区位和经济的原因都是次要的，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表层的原因是，博物馆专家对这种新的概念理解尚不够深入，过分强调了生态博物馆的展示功能而忽略了其文化传承功能，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社区居民对生态博物馆建设缺乏参与或参与不够；另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前文所说传统村落社区自组织能力的丧失，以及生态博物馆专家作为他组织一方掌控的资源严重不足，难以调动社会各方面在组织上、资金上、物质上和道义上对建设生态博物馆的这些传统村落予以支持。
不过，尽管生态博物馆目前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还不够明显，但这不是生态博物馆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对生态博物馆这种方法认识有偏差。如果我们的博物馆专家能够对生态博物馆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如果对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基础和条件有更恰当的选择，能够找到先前乡村型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本质问题所在，并且我们的博物馆专家和相关支持机构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带到乡村，博物馆专家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5.建筑和规划领域如何保护传统村落
建筑学和规划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建筑历史和乡土建筑研究者，长期以来都非常关注传统村落。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来到大后方的建筑学者就开始关注传统民居，刘致平、刘敦桢等调查西南古建筑时皆专门调查了西南民居，并先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撰写了《四川住宅建筑》、《中国住宅概况》等论著，开我国民居研究之先河。这些民居建筑既有位于城镇的，也有位于乡村的，其中乡村典型民居的调查与记录，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组织师生对民居建筑进行了多次调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组织高校和各省区建筑研究机构的相关研究者，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选取典型的民居建筑类型和民居建筑实例，编写了民居系列丛书，先后有《浙江民居》等民居专著出版问世。以后，陆元鼎、孙大章先生分别撰写了《中国民居建筑》、 《中国民居研究》两书，对中国传统民居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陆元鼎先生还沿袭了当初按省级行政区编写传统民居资料集的方式，组织编写了《中国民居建筑丛书》，迄今已经出版了19分册。一些高校建筑或规划专业的研究者也长期致力于传统民居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陆续推出了一批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教授及其团队的乡土建筑研究成果。不过，建筑界整理研究传统民居，最初主要是为今天的建筑设计提供借鉴，将这些民居记录并保存下来是次要的目标。并且，从全国各地的城镇和村落中选取优秀的代表性传统民居相对容易，按建筑文化区系统地对代表性传统村落开展记录、整理和研究却相对困难，迄今为止，只有少许乡土建筑专家组织过典型村落调查，并编写了传统村落丛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优秀的传统民居和乡土建筑日渐减少，不少有社会责任心的建筑和规划学者投身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之中，成为传统村落保护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颁布了《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下简称《指标体系》）。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住建和文物部门根据这个认定标准，先后推荐了一些传统村落上报，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评审认定并公示，以住建部为首的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先后公布了三批共2555处典型传统村落，列入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在此基础上，住建部等部局于2014年将其中327个村落列入第一批中央财政支持范围。过去从来不被重视的传统村落，受到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有了专项资金的支持开展保护工作，这当然是令人欣喜宽慰的。不过，由于在民居与聚落、村落和城镇、文物与遗产之间都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 《指标体系》过分强调了建筑，而忽略了居住在这些建筑中的文化传承的主体村民、村民的活动及组织、村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产业（农业）。由于这个缘故，根据这个《指标体系》选择出来的村落，还存在着一些瑕疵。以列入第一批财政资助的“传统村落”为例，江西休宁县万安镇万安老街、四川古蔺县二郎镇红军街社区、云南剑川县金华镇剑川古城等，就显然不属于传统村落，而是历史城镇和街区。这些历史城镇和街区，在历史文化名城大多名存实亡的今天，当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亟需加以保护；但这些历史城镇和街区的性质不同于传统村落，保护方法和机制也有所不同。《指标体系》给出的传统村落定性和定量指标，没有能够充分体现传统村落的性质和特点，各地评选传统村落自然会有偏差，以至于将某些城镇、街区和商人宅院当作传统村落。
建筑学者对传统村落的保护重在村落建筑的测绘记录、修缮维护、风貌整治、内部改造等要素；规划学者则重在村落本身的格局保持、环境整治、发展、新区营建等方面。总的说来，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更多在物质文化形态的乡土建筑或狭义的聚落方面，对传统村落所赖以存在的田地和山林关注不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类事项的记录、保护和传承更有所忽略。《指标体系》开始注意弥补这方面的缺失，将“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评价一个传统村落价值的三个方面之一，这是很可喜的进步。罗德胤先生这样评价：《指标体系》“看一个村落能不能人选传统村落，要从聚落、建筑和非遗这三个因素来考量……应该说，尽管还不是百分之百完美，但抓住聚落、建筑和非遗这三个因素，确实是抓到了传统村落的特点。尤其是非遗成为三要素之一，可以说是非物质遗产专家们的一次胜利。之前从事民居建筑研究的学者们，是普遍没有把非物质遗产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的。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尽管《指标体系》对传统村落的基本要素强调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性和定量评估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4.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在保护传统村落方面的作用
传统村落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文化部及“非遗”研究者正在大力推导的工作。自2006年以来我国已公布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包括民族与民间的节日、民俗、戏曲、音乐、舞蹈、美术、曲艺、杂技、口头文学等，凡1219项，被列入了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名单中，其中26项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非遗”保护和传承的研究者往往来自民俗学、民族学、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间乐舞等领域。而保存较好的“非遗”事项多在传统村落中，“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保护这些文化遗产赖以存在“文化空间”，也就是传统村落的社区及其特定场所。因此，“非遗”研究者无疑是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力量。
较早开始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包括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等著名学者，都重视“非遗”主要聚集地传统村落和历史城镇的保护，认为只有这些村落和城镇的传统和文化延续下来，文化空间保护下来，这些“非遗”才能最终传承下来。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冯骥才先生，也一直大力倡导对“非遗”聚集地传统村落的保护，他于2013年在天津大学筹建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并这样阐述传统村落与“非遗”的关系：“这些文化遗产大部分活态地保存在各地的村落里。正如联合国教科文对非遗评定的标准是：它必需‘扎根于有关社区的传统和文化史中’。如果村落没了，非遗――这笔刚刚整理出来的国家文化财富便要立即重返绝境，而且这次是灭绝性的，‘连根拔’的”。“非遗”是由与之相关的个人和社群来传承的，这些人和社群主要居住在传统村落里，保护好这些传统村落并使之健康发展，我们的“非遗”才能有效地保护和延续下去。但由于我国乡村的土地、聚落、文物、“非遗”分别属于不同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管辖范围，原本浑然一体的传统村落，其“非遗”保护与传承很容易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门类，与其物质载体即传统村落若即若离。
二、保护传统村落的理论方法
文化遗产保护本来就是一个交叉学科，涉及的学科类型十分广泛。在文化遗产的各个类型中，传统村落所属的遗产类型――文化景观又兼具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素，是最复杂的文化遗产，牵涉的学科领域就最为多样。尽管不同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目的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作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借鉴。
可以运用于传统村落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很多，笔者所关注的，主要有一般系统论及系统规划理论、自组织与他组织理论、文化构成及文化谱系理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以及生态博物馆方法。下面，将笔者所知的这些理论方法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运用前景作一简要的介绍，供参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行动的同仁们参考。
1.一般系统论及系统规划理论
无论是开展历史城镇保护还是传统村落保护，首先需要对需要保护的对象进行尽可能详细和全面的调查，在此基础上针对遗产现状和存在问题，编制保护与发展规划，然后逐步落实规划的保护规定和措施。城镇和村落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按照一般系统论的定义，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每个要素在系统中一定的位置上都起着特定的作用，这些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又与它所依赖的环境息息相关。系统论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但每一个系统都具有某种一致性或同一性，从而将它与其他系统区分开来。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是把所研究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系统规划理论则认为，城镇（或区域）是一个不同区域位置的功能活动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不断变化的复杂系统，一个局部发生的变化还会引起其他局部的相应变化。因此，规划者应当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研究城镇，而不是只从物质空间和美学方面来观察城镇；应当首先了解城镇是如何运行的，并对任何新开发项目可能产生的联动效果进行评价；应当持续不断地监控、分析和干预城镇的变化，而不是试图规划一个城镇或区域的永久蓝图。
如同城镇一样，乡村也是一个由不同位置和功能、相互关联的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组成的不断变化的系统，其要素、功能、结构和环境与城镇不同，从而将乡村与城镇区别开来。每个地区或民族的乡村都可以视为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有着某种一致性，可以将其与其他地区或民族乡村区分开来。各民族或区域乡村中的村落和村落群落，则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个系统，保护传统村落就是要保护其整个系统的完整性，不能仅仅保护其中的某些要素。由于任何改变村落结构和个别要素的外来干预都可能导致相关要素的改变和结构的改变，从而引起联动变化，这种变化如果是有利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当然可以说是干预正确；但如果这种变化不利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与其采取干预措施还不如不干预。因此，对任何改变村落自然变化的个别要素的变更，都要十分慎重。又因为村落如同城镇一样，是个不断变化的系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规划的编制，都应当是符合动态平衡性的原则，任何试图终止传统村落发展变化的预设都是不可取的。
2.自组织理论
“组织”是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组织分为“自组织”和“他组织”这一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矛盾。所谓自组织是指组织力来自系统内部，无需外界干预而能够自行创生和演化，并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系统；他组织是指组织力来自系统外部，不能自行创生和演化，不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而只能依靠外界特定的干预来推动组织，被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1960年代以后，“自组织理论”逐渐开始成为研究诸如生命系统、社会系统这样的复杂自组织系统形成和发展机制问题的专门理论，即这些系统是如何在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的驱动下，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从简单走向复杂、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单纯的自组织存在着不能全面利用信息、有效性低且可能导致系统失衡等缺陷，因而需要在自组织过程中适当地施加他组织的作用。中国古代城市的绝大多数是体现中央王权或皇权政治意志的建置城市，城市营建和管理是以他组织为主而自组织为辅；我国的传统村落则恰好相反，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以自组织为主而他组织为辅，只是在近代以后他组织成分在逐渐加重。因此，自组织理论无疑是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理论。
我国学术界早已注意到自组织理论在城市、区域、乡村发展和建设中的作用，已经有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方面，一些思想活跃的学人根据自组织理论，对传统村落的民居建设、聚落更新、社区营造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有的研究者认为，应结合自组织理论的核心思想、阐述传统村落形态的自组织特征、演变过程和演变序参量、辨析自组织演变和城乡规划的关系、提出传统村落形态更新的基本原则。有的研究者提出，传统乡村是一个相对完备的自组织系统，在没有外界特定干扰的情况下，可以依靠系统内部力量进行自我调节、完善和发展。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乡村系统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使得原先的系统内部失衡，乡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朝着无组织的方向发展。因此，需要通过特定外部参量的输入进行调节，通过社区营建，促使乡村社区系统回到自组织发展状态，恢复系统平衡状态。尽管目前自组织理论在传统村落方面的运用还有许多欠缺，但这些研究无疑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思路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3.文化结构理论
考古学的文化是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一群具有明显特征的人类物质文化的遗存。由于人类社群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社群与社群之间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他们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制度等方面都不可能全都属于独自发明和创造，都有许多从其他社群引入的东西，其物质文化遗存的构成也自然包含了不同文化的因素。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对一个自然地理区域或一个经济文化区域文化遗存的排序、分期、断代，首先建立起每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当多个这样区域的文化序列建立起来后，就构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谱系。有了这个文化谱系，我们就能够类比分析，判断出哪些文化因素属于该文化体，哪些因素是来自其他文化体，从而为重新建立该文化体的社会结构创造条件。
同样，还没有被全球化大潮湮没的现代乡村，其文化构成也是复杂多样的，正是这种文化构成的差异性，造就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的村落，其文化都不是单纯的，只是主体文化因素不同于其他民族，才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村落的不同文化景观。即使同一个民族的村落，其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文化结构也不是相同的，要研究同一民族不同地区文化结构的差异性，避免将每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村落文化景观简单化和一体化。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中国的传统聚落景观因受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异常丰富的区域景观特点，因而提出在遵循传统地理区划理论的基础上，还要借助考古学的“地区类型学”理论、文化人类学的“特征文化区”理论以及文化生态学的“文化区系”理论等，来对中国传统聚落景观进行类型整理和区系划分。并在区系划分的基础上，引进生物学的“基因图谱”概念，建立反映各个聚落景观区系演化过程和相互关联性的“景观基因图谱”的建议。这些意见，应当引起我们从事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学者的重视。
4.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
岛屿生物地理学是研究岛屿上生物群落发生、分布、演进和更替规律的生物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它的理论主要有“物种平衡理论”和“物种数量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是：岛屿具有明确的边界，随着其面积大小、海拔高程和与大陆距离远近的不同，岛屿上的动植物群落也不同；岛屿的动植物的种类、结构和组成比大陆简单，岛屿只能维持一定数量的物种，这个数量是迁入物种与消失物种之间动态平衡的结果；岛屿物种的数量与其面积大小、距离大陆的远近以及洋流、季风等其他因素都有关系，一般说来岛屿越大且距离大陆越近，其物种也就越丰富；岛屿面积等因素的变化在到达某个临界点后也会导致物种的变化。
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所说的“岛屿”，可以是真正海洋中的岛屿，也可以是一个周围有自然屏障隔离的相对孤立的地理区域。在自然屏障的作用下，“岛屿”内的自然生态或文化生态，可能与“岛屿”外的自然生态或文化生态截然不同。这种“岛屿”内外的显著差别，因为“岛屿”周边自然屏障的存在而长期保持，如果这种区隔被打破，“岛屿”上原有的生态平衡也就会被打破。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对于我们开展传统村落，尤其是传统村落成片集中区域的保护，无疑有着借鉴的价值。祁黄雄先生在论述保护性用地规划时指出：“岛屿生物生理学对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及其规划，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经济一体化带来文明的冲击。在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地，已经成为文化上的‘孤岛’。这类保护性用地，需要在文化特色上突出民族聚集地，建立相应的保护地，建立受保护的文化‘栖息地’。”在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群落和区域往往周围有连绵的高山和湍急的河流等自然屏障，本身容易被作为一个“孤岛”与周围相区隔，因而其传统文化保护较好；在中国的东南地区，经济和交通向来发达，但江河湖泊既是文化联系的纽带，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分隔出了若干相对独立的“岛屿”、“半岛”和“海湾”；运用岛屿生物地理学的理论来指导这些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应当也有帮助。
5.生态博物馆方法
生态博物馆是新博物馆的一个特殊类型，它是在原来的地理、社会和文化条件中保存、展示和传承特定族群或社群的生存状态、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开放式博物馆。我们曾这样给生态博物馆进行定义：“生态博物馆是基于当地民众自愿的意志和热情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博物馆保护和展示的对象是当地民众认为重要的、需要给予保护和传播的、传统仍然在延续而未中断的“活态”文化遗产（包括文化遗产所在场所及其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既有物质的又有非物质的，既有可移动的也有不可移动的，既有室内的也有室外的，既不排斥经典的更注重通俗的）；它的建设和运营均有当地民众参与，它的展示除了面向外来的游客，更要面向社区民众自己；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传统文化，影响人们观念态度，并最终促进博物馆所在社区和地区的发展。”生态博物馆的性质、结构、功能和目的，决定了它是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方法和抓手，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对象几乎都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民族村寨，就很能说明问题。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已有十多座，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广西和内蒙古等地，涉及苗族、布依族、侗族、傣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和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最新兴建的生态博物馆中，也逐渐在突破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制约，不断向更广阔的领域扩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生态博物馆也表现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随着生态博物馆的不断发展，很多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什么样的地区适宜建设生态博物馆？需要具备哪些要素方能被称为
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3
新型城镇化的价值目标是以人为本、公正和谐。人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人的精神和价值最终决定了城市的未来。新型城镇化，强调文化和习惯的改变，强调人们的行为与城市文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协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原有的乡村差序格局被打破，聚集的新移居城镇居民一时无法适应城市生活，在心理上难以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不到归宿。这就需要发挥社区的功能，在不断丰富新移居城镇居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过程中，重构社区文化和新移居城镇居民的熟人圈，使其逐步加入城镇社会，进入城镇主流、融入城镇生活。但同时新型城镇化并不表示城乡在文化上的一元化，而是两种文化的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共生互补。应当创造机制，让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互动，城市文化从农村汲取营养，农村文化依靠城市文化带动。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影响，这种民族文化的表征在城市中日渐暗淡，而在广阔的农村却顽强保存延续着，农村比城市传承更多的民间文化、风俗、工艺、艺术等传统文化资源。在强调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应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重建乡村文化自信。乡村不应是封建、愚昧、落后、污染的文化表征。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认识，乡村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念（即尊重自然、关爱生命、对社会负责任的价值观）。我们应保持乡土社会的淳朴和憨厚，防止奢侈与庸俗，发掘乡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礼俗仁义、坚韧达观等价值观，来弥补当下以控制自然、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之不足，把与自然合二为一，重视群体自然的乡村生活方式和实行全面发展的创造性的现代生活方式更加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城镇化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传统建筑文化的特色，要设法保护处于断根危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资利用的文化理念和精神能量的积极作用，让传统文化能够在新的环境里有继续生存的可能[1]。
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
当今，中国农村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乡村人们所处的和面对的是一个现代化滚滚浪潮的大社会，村民的价值观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精神生活也面临着改变，传统乡土的公共空间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工业化、商业化用地扩张，城中村演化快速，大量挤占了传统公共空间，乡村在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中出现了巨大变化，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乡村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从生活方式、观念看，还带有浓厚的乡土性。传统乡土公共空间缩减使得乡村共同体的公共生活衰退，一些村庄，伦理共同性和功能互已经消失怠尽，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近年来，我国传统村落快速消亡。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363万个，到了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每天平均消失100个传统村落[2]。当前传统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城市化扩张、工业突飞猛进。长期以来以GDP为核心的绩效考核机制和招商引资指标化对地方官施加的晋升激励造成了只顾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一些地方官员认为传统村落无开发价值，不能提升当地GDP，与其花钱保护，不如任其消亡。旧屋改造进度加快，传统名镇名村布局风貌改变（例如林浦村），一些重要历史文物古迹受到不可挽回的破坏。二是一些地方官员文物保护观念淡薄。文物保护法律刚性不足，无法做到依法行政；过度旅游开发导致盲目拆旧建新、拆真建假，古迹尽失，不仅是对历史的漠视，更是对未来的欺骗。三是保护文物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保护文物与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相冲突。传统村落是农村社区，它面临着改善与发展的问题，这直接关系着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一些传统村落由于历史性老化导致建筑破败不堪无法修复，加上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的空心村现象加速了传统村落的凋敝和损毁（如琴江村）。一些传统村落由于外出打工的村民见识了城市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和方便快捷的现代生活，于是想急切改变居住条件，新的宅基地却无法批给，也就造成无序地新建与翻建住房，造成新建筑与历史建筑、乡土风貌极不协调，破坏了传统村落的古风古貌。四是文物保护机制没有创新，缺乏科学的规划和具体管理办法以及有效的监督制度。文物保护缺乏资金投入和专业人员，保护措施不完善。一些产权属于私人的文物，房主无能力修复，也得不到国家资助。有的文物政府即使维修好了却关门，无法开放为市民服务，比如螺洲陈氏五楼。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对策建议
在2002年为《福州古厝》一书作序中写到“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者，既要重视经济的发展，又要重视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保护，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名城同样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经济发展与名城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诚然，在城镇化进程中，每一位城乡建设的管理者和市民都应对历史文化遗产心存敬畏，注意保存历史、记忆、感情的东西，绝不能做历史记忆的集体失忆者。只有当文化的拥有者真正认识到了其价值，像呵护土地一样呵护文化遗产，才能让乡村的历史文脉得以传承发展、生生不息。这种文化自觉是最根本、长期的、内在的、可持续的保护机制与动力。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现有12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7个中国传统村落，这些历史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既有乡土民俗型、传统文化型、革命历史型，又有民族特色型、商贸交通型，基本反映了福州不同区域历史文化村镇的传统风貌。众多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蕴育了大量宝贵的人文旅游资源，既有特色民居、古建筑文化资源，有乡村节庆民俗、手工艺术、艺术及传说等非遗文化；既有海洋文化资源，也有山区民族文化资源；既有古代先贤名人文化资源，也有现代红色文化资源和生态休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亟需挖掘、保护、整合、宣传营销。
1.加强规划、注重引导，夯实工作基础，依法保护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遍布着大量的文物，是传统文化的具体承载物。要传承传统文化首先就要保护好这些文物。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必须保护其原真性和完整性，使城市记忆保存、城市文明延续。所以，要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法规建设，坚持依法保护和利用，将保护文化遗产纳入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领导责任制[3]。加强对规划实施的后续监督、管理工作，使规划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开展一系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专项规划的编制。在新一轮城镇规划起始阶段，就应邀请文物管理部门参与进来，特别是名镇名村的保护利用规划应由多方面专家与政府共同研讨制定。在福州新区大规模建设启动前，就把有可能发现文物遗址的地段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文物的保护。加大对地方政府大拆大迁文物遗产的惩戒，防止出现文化生态负资产的局面，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要做好名镇名村文物普查和乡土历史文献资源的搜集整理。特别是对即将消亡的非遗和口述史料的整理、抢救性保护，提高文物保护信息化水平。地方政府要适当增加基层文物保护人员的编制，对名镇名村文物建立动态巡查、举报制度，管辖村落的政府应签署保护承诺书，构建长效执法机制。增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文化权益。加强对传统村落保护补贴资金使用的监管，允许企业、社会组织、个人认养无主建筑和文物。积极探索通过文物保护专项贷款、地方文物保护债券、彩票等方式筹集资金保护文化遗产。政府应建立健全名镇名村文化旅游业政策法规，将名镇名村旅游纳入福州旅游规划和管理范畴，加强分类指导，从产业、税收、金融政策上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同时加强市场监管。
2.尊重村民，多元共享，合理利用文化遗产，推动乡村发展
村民是创造村落历史的主体，他们比任何外来力量都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是保护传统村落最可依靠、最应依靠的主体，留住原住民才能保持传统村落的文化传统。所以，必须尊重传统村落所在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和经济权益。政府应与民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互动关系，共同做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和利用工作。要防止一些企业以开发为名义，先期占有乡村旅游资源的“圈地”行为。这方面，可先期有选择地重点打造3—5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开发典型。采取政府主导、公司运作、市场推动、村民参与的模式进行保护性开发。政府负责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引导、监督和统筹的作用，为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或个人依法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提供便利条件和平台。通过政府引导和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激活民间的、自发的保护力量，在不破坏名镇名村总体格局和风貌的基础上对村落整修改造，以开发带动保护。要正确处理农民主体与社会参与关系，建立保护农民利益的机制体制，引导人才、资金投向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利益和风险的合作共同体，实现文化资源的多元共享和开发利用的多方共赢。
3.发展文化旅游和创意产业，让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共融
发展产业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修复村落名人故居等古建筑，改造生活生态环境，以有特色的活动营造商业氛围，吸引年轻人回来。旅游是传承、发展、转化、传播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借助发展旅游，也可以有效解决传统村落社会结构和经济衰退的问题并且能够唤起村民的文化自信。要充分利用已经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各级名镇名村的文化资源。利用是指在确保历史真实性和发挥其文化的精神功能与文化魅力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收益。应遵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保护方针，做到不滥用不变质，该着重保护的，就努力去保护和传承，该开发利用的，就在保护同时合理开发利用。做好传统文化资源有效利用与文化产业创新开发的规划，根据文化资源的特点决定文化创意的方向，把文化资源变成可视可感可消费的特色文化产品；因地制宜，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相关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实施差异化发展道路和多元化产品开发策略，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形成产业联动。将历史文物、传统食品加工及手工艺等生产方式与现代生存环境下的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相融合，带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如剪纸、永泰山歌）。合理调整当地产业结构，就势依托特定的产业，促进旅游与工业融合发展，打造产品品牌（如地理标志特殊物产茶、剪纸、锡箔、编织等农副产品）。利用民俗节日等资源，发挥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传统节庆品牌效应，组织开展群众（当地村民）参与性强的文化旅游活动，如郑和开洋节、光饼节等，集中展示传统表演艺术、饮食文化、信仰习俗、手工艺品等，提高旅游的文化内涵，增强旅游的体验性，在旅游过程中让游客感悟文化遗产的价值。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名镇名村文化旅游资源挖掘、共享与再创造；优化组合，联成福州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旅游线路，如明代海防名镇游、闽江名镇游、山区古镇游、红色旅游和寻根探源文化旅游等线路；结合福州新区和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海洋文明博物馆、华侨博物馆、戍台史迹馆等专题博物馆。广泛利用各种交流渠道，涉外活动和对外窗口开展经常性的宣传推介活动，大力宣传福州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整体形象，通过拍摄影视纪录片宣传乡土传统文化。
4.社区营造，让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鸣
传统村落保护是使原生态的生活气息、风土人情、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和谐相适应的生活建设过程，而不能搞成有村落无村民，有文物无文化的局面。因此，对古村落的保护，应从其文化空间入手进行整体性保护，不仅要保护遗产本身，还要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使之活态传承。关键是要保护或唤醒村民的对乡土文化的文化自尊、自豪感，不能仅仅把古建筑作为盈利的旅游景点，而是要传承、演进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社区营造就是社区自发的行为，即以建立社区文化教育，凝聚社区共识、建立社区生命共同体的概念，来作为一种文化行政的新思维与政策。通过社区营造，将社区历史记忆与文化自豪感，凝聚成社区居民的共识，强化社区居民认同感，从而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城镇化不能忽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延续与打造，应该避免“老死不相往来”的都市陌生症候现象。我们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关注是对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壤和营生空间的关注，让农村延续生机和活力，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构筑和谐的人居环境。乡村的诸多社会性问题（留守儿童、老人自杀、环境污染等）与经济发展的城乡差距有关，但也与家庭伦理失范关系密切。乡村急需公共文化空间，要充分挖掘非遗对村民信仰、道德、行为的教化、娱乐功能（如游神），创新拓展制定包括孝道、齐家、睦邻、公益、环保、持戒、权利等方面在内的乡规民约，使之成为村民砥砺道德和人生向上的手段。把传统生活方式重新创造后再回归到现代生活，如一些民俗活动，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诚信礼让等美德成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增强老人会、农村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等社会组织的道德评价功能，使青年生活有预期，道德有舆论压力，才会逐渐“生长”出新集体主义意识和互助合作精神。政府要发挥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应对农村人口流动及其带来的价值变迁的挑战，引导文化中介组织和公益组织，动员文化旅游专家学者，培育农村当地精英，投入农村文化建设。通过城乡文化的和平共处、长期融合、创新和改造，使传统文化精华部分深深植根于村民的交往生活之中，敬畏、坚守传统中优秀的文化价值，同时养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价值。
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承的一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主要是以物质形态存在，并且与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主要有礼仪、节庆、口头传统、民俗活动、有关自然的各种民间传统知识、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作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是当前研究的重点。本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从而对其保护模式进行探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一）无形性：所谓无形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并不占据具体的物理空间，人们只能从感觉上进行感知。这一特征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别于其他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端午节”是我国著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节日没有有形的物质作为载体，而只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生活，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种节庆形式。2008年，我国将这一节日正式定为国家法定节日，这是我国对非文化遗产无形性的一种有效保护，使这一传统内容和文化能够得以传承。
（二）传承性：所谓传承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由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环境下，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下所沉积下来的。一般而言，一种具体的文化遗产，它需要经过历史的演进，进而以人们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寄托形式而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传承性使得其保护需要有一种良好的氛围，对其所具有的原生态进行不断延续、承载。
（三）实践性：所谓实践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是对欢乐、喜庆、悲哀等情感的有效表达，是一种团体文化形式。这一特征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和实践相联系，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而构建相应的保护制度和保护模式。
（四）活态性：所谓活态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不断的历史演进中创造出来的，具有特定的民族、区域、族群甚至国家特征。这一特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决定了其保护措施也需要以文化环境保护为主，进而将其所承载的文化生态土壤进行保护，让这样的生存土壤和环境得以延续，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五）开放性：所谓开放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时间和历史的改变而不断得到发展、延续和传承。如“春节”这一文化遗产，传统习俗进行最多的是吃饺子、贴春联、除灰尘、走亲戚、祭祖宗、放鞭炮、踩高跷等活动。而现在的春节，有很多活动已经被限制或者禁止，如放鞭炮等，相应的则增加了春节联欢晚会等新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放性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传承，需要跟随时代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物化载体保护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是对其实施保护的基础和重要方式。在非物质文化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对非物质文化器物的采集、调查、相关工艺流程的详细记录以及所涉及的相关文化背景等，同时对于国家制定的相关保护标准、规划和参与等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对非物质文化进行研究，本身就是建立在科学的调查基础之上，可以对文化进行一种有效记录，进而从中找到有价值的民族文化，确定与之适应的保护模式。
对非物质文化载体的保护主要是对其物化的记载方式进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实质上是记忆的保存。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记忆上的保护。传统的传承是依靠人的大脑记忆，并通过传承人的言传身教进行传承。如果按传统的方式，单纯依靠人的记忆去保存与保护，就会出现“人绝艺亡”的风险性。在当前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的记忆，不仅可以通过文字、声音以及音像等进行记载，也可以通过将这些记载形式进行具体物化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随着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记载工具还可以在电脑等极小的空间内进行保存，从而进一步规范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立法和命名式保护
在立法保护方面，主要为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于2004年8月也正式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精神为基础，我国将2003年11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在这一立法依据基础上，我国各省、市、自治区要依据地方具体情况，尽快将尽快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纳入立法、司法日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由无序到有序，走向层层深入。
除了立法方面的保护之外，还需要进行命名式的保护。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是通过命名的方式，以达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日本和韩国在命名保护方面做得最好。我国的命名式保护最早是文化部命名的“民间工艺大师”、“文化之乡”等，但中国的命名方式在申报、审查、命名、管理、资助、监督等方面，没有形成一个常规的完善制度，命名制度对文化保护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
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不仅是对我国民族根本利益的保护、所有者人权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国家的一种保护。当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对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和滥用都难以有效进行遏制。为了对非物质文化进行有效保护，防止这种侵害进一步发生，我国需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并通过一些强制保护措施来维护其实施。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首先需要明确产权的主体、客体和具体内容，然后确立明确的使用许可制度。对于一些强制性的保护措施，可以包括对民间传统工艺、民间绝技的保密，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艺术资料出境的限制，对著作权转让的限制等，以防珍贵的民间文化遗产被掠夺或流失海外。
三、结语
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5
依法保护、科学保护的依据主要是两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92年发起《世界记忆》计划，到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关注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献遗产的保护，到关注依托于人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味着人类完整的文化遗产观的形成。
我国是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重要发起国，2004年加入该公约，并两次当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2011年我国提交的首份履约报告获得充分肯定。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在我国设立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截止2011年，我国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9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项，成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在充分吸收国际公约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制定的，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该法首次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在文化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六章四十五条的法律条款，从调整对象、保护原则、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到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全面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决心和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酝酿、草拟、讨论、审议到通过，历经十多年，凝聚了全国上下、社会各界包括立法机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的心血，是中国国家意志和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日臻自觉、不断提升的结晶。
结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文将对依法保护、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下梳理。
一、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特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本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这两个文件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揭示出其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主要是：
1、其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性、无形性
物质文化遗产是以物为载体，是静止的实体。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以口传心授为延续方式，注重的是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技能。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也有物质的因素或载体，但其价值主要通过人们行为活动的动态过程所体现出来，反映的是人们的情感、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观和价值观等精神的因素。
2、活态流变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活的见证，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只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变迁，有的进入了衰微状态，但它不是“死”文化，而是仍处于存活状态的文化遗产，仍然在与自然、历史、现实的互动中，不断生发、变化、传播、发展，具有活态流变性。
3、世代相传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延续至今的，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主要通过人的活生生的现实行为活动所创造和表现出来。因此，它的存在必须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依靠社区群体、民众的实际参与，在不断的传承过程中才能保持、延续下去。一旦停止了传承，也就使之中断或消亡，即“人亡艺绝、人走歌息”。
4、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积淀下来的，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生产生活的实际，它扎根于民间，生长在民间，往往就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群体性、地域性较为突出。
还有其他特点：基质恒定性、共享性等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方针与原则
（一）指导方针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述特点而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也有很大差异。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本质意义就是保存，即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将其物质形态保存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根本上说，是针对保护对象生命系统生态整体的保养与呵护，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活态，意在推动其延续和发展。
两个公约使用的“保护”概念也不相同（中文均译为“保护”），《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用的概念是protection,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使用的概念是safeguarding,二者的含义有区别。Protection主要指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或行政权力进行保护；safeguarding则有“维护”之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仅有法律保护是不够的，还需配合其他许多支持措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Safeguarding），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Protection）、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是一种全方位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将公约的“保护”（Safeguarding）具体化为保护和保存两个概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
（二）保护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条确立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大原则：
1、注重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
所谓“真实性”，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客观的调查、记录，反映其真实形态；在保护、传承中坚持其基质本真性，不能随意改变。这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首要原则。所谓“整体性”，有两层含义：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具有的文化整体，如京剧不仅仅是各种角色的表演，还包括剧本、音乐、唱腔、演奏、脸谱、服饰、舞台等因素共同构成这一遗产，保护时要全面、整体地进行；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所依存的环境构成的生态整体，要求保护时必须将其所生存的特定环境一起加以完整保护。我国开展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就是整体性保护原则的具体实践。所谓“传承性”，其内涵有两方面，一是通过师从前人学习、继承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将这项遗产发扬光大，并传之后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世代相传”延续至今，保护工作也要注重“以人为本、活态传承”。
2、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产物，在其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托于人而存在的活态遗产，它与文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直接渗透、反映一定的思想性和价值观，这种思想性和价值观与时代精神有一致也会有不一致的地方，“三个有利于”为我们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问题提供了指南。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制度与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
（一）调查制度
调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工作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针对各个调查主体（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境外组织和个人）的调查分别作出了规定，并明确要求“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尊重其风俗习惯，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
（二）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截至2012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566项，地市级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2万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万多项。
推荐申报代表性项目必须掌握认定标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是两个基本条件。国家级代表性项目，还要看它是否具有突出的、重要的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是否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代表性；是否具有鲜明特色，有重大影响等等。
正确处理代表性项目申报与保护的关系，重申报，更要重保护，要制定保护规划，落实保护措施，实施代表性项目保护的动态管理机制。
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方式
（一）抢救性保护
运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数字多媒体技术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社区、群体）及其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并收集相关的实物和资料，建立完整的档案和数据库。这一方式适用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传承人年老体弱、状态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建立以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的传承机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建立“人间活珍宝”国家体系指南》中指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性保护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一步发扬这些知识和技能，并将这些知识和技能传给下一代”。
1．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
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技术或知识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的决定性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必须是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持有者;必须具备相应条件、符合认定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开展传承活动。至2011年，文化部已认定、命名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488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9564名。
代表性传承人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义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对丧失传承能力的，不取消资格，也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要采取措施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例如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等等。
2、 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方式主要有：授徒传艺方式，包括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群体传承方式，如民俗；教育传承方式，包括学历教育和培训班形式。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承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群体参与不够广泛等。因此，除了对代表性传承人采取认定、保护措施外，还应该对继承者、学艺者采取更多鼓励措施，如助学、奖学措施，提供更多展示交流机会，通过考核定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给予社会认可等。
（三）整体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主要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起进行保护，是一种文化生态保护，强调文化的原地生存状态，强调不离本土及民众的文化延续，强调可持续传承的文化传统氛围，注重的是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维护与修复。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而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2007年6月至今，文化部相继设立了12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积极开展区域性整体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保护区建设中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1、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文化生态的保护不是封闭的、真空的，而是顺应当地民众需求的、开放式的保护，是在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整体性。因此，“要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工作考察目标”。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旅游的关系
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处理不好，则会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丰富旅游内容，但要注重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的揭示。要防止把特定区域的整体保护变成经济开发区、旅游开发区。
3．政府主导与民众主体作用的关系
文化生态保护带有明显的导向性，要由政府主导，但主导不等于包办。最重要的是发挥保护区广大民众这一建设主体的作用。保护区的民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也是最直接的保护者。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参与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保护区建设的成效。
（四）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主要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药物炮制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这些项目基本属于传统手工艺，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只有在生产实践中靠人的手工创造来实现。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可激发其自身活力，使之更紧密地融入当代生活；可提高传承人的积极性，培养更多后继人才；可促进文化消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但是，不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简单地理解为发展生产，甚至将其概念兑换为产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方式是多样化的，采用的是传统的工艺流程，手工艺产品要求个性、独特，讲究差异，有的手工技艺凸显的是在民俗生活中的功能。而产业化采取的是标准化、批量化、机械化或自动化的规模化生产，商业化运作，讲究的是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追求利益最大化，两者截然不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强调尊重其生产方式，坚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不能为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保护传承。
（五）宣传、展示与传播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十四条对教育、宣传和能力培养作出了规定：“各缔约国应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1）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主要通过: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有关社区和群体的具体的教育和培训计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管理和科研方面的能力培养活动；非正规的知识传播手段。（2）不断向公众宣传对这种遗产造成的威胁以及根据本公约所开展的活动；（3）促进保护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的教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了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播，第三十二至三十六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文化机构等在宣传、展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职责。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例如将民歌民乐纳入音乐课，将年画剪纸纳入美术课，将传统技艺纳入手工课，将传统舞蹈、武术纳入体育课等，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不仅仅是物的展示和解读，更重要的是体现文脉的薪火相传，因此，要注重活态展示，即传承人的现场演示。陈列展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谱系为脉络，以历代传承人为核心，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本的特点；现场演示以代表性传承人为主体进行现场表演或制作，展示其动态过程，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点。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作用，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六）数字化保护
数字化保护是以数字化的影像采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本手段，将景观再现技术、三维动画技术、动作捕捉技术等综合运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保存、保护、传承工作中。是最具有当代特色和独特优势的保护方式。
“十二五”期间，文化部将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2011年的一期建设初步完成了两项工作，一是起草制定数字化标准规范草案；二是选择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艺、高密扑灰年画和秦腔三个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为试点，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和资源数据库建设。
（七）弘扬、振兴
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陶冶情操、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社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鼓励各地依托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供特色文化服务，活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对有开发潜质、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药物炮制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特点和核心技艺的前提下，积极进行生产性保护实践，有条件的可以发展特色文化产业。
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城乡面貌、彰显地域魅力结合起来，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丰富旅游内容，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推动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要求：“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质本真性是灵魂，是基因，不能改变。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与文化创意产品、旅游产品区别开来。
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范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立法背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170-02
党的十报告在第三部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中提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为落实这一目标，必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保护和发展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促进文化价值实现，进而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更好完成。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实现文化价值的体现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历史价值
现在是从过去中走来，国家如此，地区亦然。任何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历史人文都自有其生生不息的传承脉络和特有风情。作为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的载体，形态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有助于现代人们数典念祖，不忘过去，根脉相结，更有助于异域异地人了解本土人民和文化风情，全方位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和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展示的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性。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创新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在文化创新、艺术创新和科学创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惊人的。例如，历史上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乐坛上的名曲《茉莉花》、《梁祝》，著名戏曲《天仙配》、《白蛇传》等，都是根据民间传说、故事、民乐、小戏等民间素材创作出来。除文化创新、艺术创新外，文化遗产在科学创新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传统科技在科技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从祖先所创文明中汲取更多的灵感，为当代科技进步提供技术支持。如海南的南海珍珠传统养殖技艺、陵水黎族自治县海陵珍珠养殖场、海南洋浦盐田传统日晒制盐技艺、海南陵水黎族藤编技艺等都是以传统工艺为根基，在发展中不断融入新的技术，使相关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经济价值。
（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生态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说，无形文化遗产是组成人类遗产的根枝。拿语言、音乐、舞蹈、戏曲和服装来说，它们可以让人们从一个更加生动、形象的角度去了解它们背后的人的生活经历。如不加以保护，会使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流失、使原有生态平衡遭受破坏。《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捍卫文化多样性是伦理方面的迫切需要，与尊重人的尊严密不可分。它要求人们必须尊重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特别是尊重少数群体及土著人的各种权利。”多元文化的存在，不仅可以为人类新文化创造提供更多的资源，同时还会使我们这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星球变得更加和谐，更加和睦，更加团结。
（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社会价值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增强区域旅游形象的文化内涵和特色，提升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层级，是旅游策划的重要元素。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地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活生生的素材，含有大量的传统伦理道德资源，具有很好的旅游教育功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不断融入旅游产业的发展，无疑会使其社会价值充分实现。各地的博物馆、文化馆等场所举办的展览和宣传活动也是在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教育功能。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背景
（一）国际背景
世界其他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如日本在1975年修订的《文化财保法》中对民俗文化财即做了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并不断扩充民俗文化财的保护范围。2005年时，日本47个都道府县有39个就已完成了无形文化财的登记录入工作[1]。韩国于1962年出台了《文化财保法》，其中明确文化财包括无形文化财，即具有重大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的戏剧、音乐、舞蹈、工艺、技术等无形的文化遗产。继日本、韩国之后，亚洲许多国家开始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立法工作的重要性，并掀起立法热潮。如菲律宾1972年制定了《菲律宾共和国第7355号法令》，设立了“国家活珍宝奖”以保护非遗及其传承人；蒙古1996年制定了《蒙古文化法》，2001年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1986年澳大利亚即通过了保护土著文化遗产的《可移动文化遗产法》，新西兰在这方面也有新立法诞生；非洲地区的马达加斯加、南非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均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措施。
（二）国内背景
从国家层面看，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工作已经有序展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2011年6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此配套的有国务院和文化部颁布的相关法规和规章，使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已与国际接轨，有法可依，缩小了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异。但基于我们在非遗方面立法起步时间晚，经验不足，立法的技术和内容还比较滞后。从立法内容上仅局限于行政保护手段，从立法技术上还太过宽泛，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统计我国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情况，数据显示，中央法规和地方法规共计313件，其中宪法法律2件，行政法规4件，部委规章14件，地方法规293件。其中以政府性文件形式呈现的有121件。这些成果多是近几年产生的，且多是在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后制定的，并且很多是对某一方面问题比如遗产保护名录、传承人等专项工作制定的文件。目前中国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计其数，国家级名录收录的项目就有1400项，各省区分别公布了数量不等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海南为例，全省普查的子目达到2万多个，分布在不同地区。对如此大量分布在全国各地区的类别形态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以目前的立法现状，很难满足实际保护工作的需要。因此笔者提出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以推动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工作
（一）加强立法促进保护机构逐步完善
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机构队伍建设，文化部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各省相继成立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处或省级保护中心。一些地市陆续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开展了一定的培训工作，逐步培养了一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线保护的工作人员。但仅限于此远远不足以满足各地数量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行政力量必须和民间力量有机结合，通过立法和制度引导企业、科研机构及各类社团组织参与到保护工作中。
（二）加强立法促进分类保护机制的建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定义和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至少应在传统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传统医药、传统民俗；传统体育等方面分别建立。因为这些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表现形态和内容各异，不同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因此通过立法推动建立分类保护机制尤为重要。
（三）加强立法促进资金落实和监管
根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2009年地方省级财政共投入约11.3亿元。近几年还在逐年加大。
逐步引进民间资本参与非遗保护专项保护工作。“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十）鼓励民间资本积极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民间资本结合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活动等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馆、传习所等基础设施，开展保护、展示、传承、宣传活动。（十一）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利用现有优惠政策，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积极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税收、信贷、融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扶持办法，为民间资本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营造有利环境。（十二）鼓励民间资本建立信息平台和社会中介组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搭建桥梁和纽带。鼓励民间资本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统技艺与题材的创新和发展，推动传统产品的功能转型和审美价值提升。鼓励民间资本支持技艺展示、产品销售等活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产品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鼓励民间资本通过设立公益性基金等方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对代表性传承人及学艺者予以资助等。”[2]文化部的意见和政策导向非常明确，上述资金的投入，将有效地确保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但在具体落实和监管中还缺乏有针对性的法规制度。
（四）加强立法激励科研创新
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出版重要的研究成果，弥补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研不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起到更好指导作用，应加强立法引导，促进非遗保护科研制度完善。比如成立国家和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积极吸纳社会各界、各方面的专家参与保护工作，为科学开展保护工作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
（五）加强立法促进宣传普及工作展开
地方立法和制度应促进利用“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等重要契机，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活动。立法可确立通过现代媒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扩大社会影响。确立通过高校及科研院所或者非遗传习所开展传承和宣传工作。确立企业性质非遗保护单位的宣传义务等。
（六）加强立法促进私权保护意识的提升
通过立法确立政府对私权保护工作的推动和引导。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立法内容在行政性趋向的普遍局限下有所创造和突破。给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企业与民众提供可靠权利保障，为持续性非遗保护工作有效开展和合理开发奠定良好的制度环境基础。
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使以上工作很好落实，既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价值，同时也实现了国家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将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