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传承范文1
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地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认为“在新历史时期的战略布局和战略部署中，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文化成为炙手可热的关注点，“文化走出去”“加大文化投入比例”“设立全民阅读节”“保护文化遗产地”……这些提案议案代表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们对文化强国的殷切期盼。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些是历史先贤留给我们的瑰宝，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作为其中最为璀璨的明珠，是全中华民族共同的骄傲和财富。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想这“特色”要从弘扬传统文化来体现。因此，我们在今天探讨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孔子创建的儒家文化，并不像西方哲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道德形而上，而是集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于一身的、系统化的思想体系，是整个人类在农业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最为发达的学说体系，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曾经为我国古代社会的进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家文化受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儒家文化的先进性渐弱，在与异文化的碰撞下，以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存活下来，成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因此，在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李大钊领导了对儒家文化的批判运动，然因历史原因不了了之。直至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后，官僚资本文化（儒家文化的新形式）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依然在阻碍社会的进步。到了近阶段随着“和谐社会”“弘扬传统文化”等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随着“百家讲坛”的火爆，儒家思想方有了复兴之势。
今天，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谈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呢？
一、“尚礼”“明德”“仁爱”“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评价古代圣贤的标准
儒家思想还倡导“人以群分”，其中的“群”字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阶级性，也就是说“尚礼”“明德”“仁爱”“至善”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对象是在社会中拥有相同利益的阶级群体。这是儒家思想的鲜明特征之一，它将人群划分成一个个圈子，在这样的圈子里，不知不觉中就积淀了过多的、历史的腐朽。这些毫无疑问将要制约国家的创新与社会的发展。
因此，对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我们从批判的角度来继承，
从发展的角度来创新。就说这个“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平等，那么，“群”应该泛指广大人民群众，“尚礼”“明德”“仁爱”“至善”的对象应该是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那些曾经带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繁荣的传统文化，我们更加迫切要“重新发现”“重新认识”，让传统文化、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焕发新的生机。
二、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丰富公民道德教育与和谐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兴盛，而当代和谐文化建设和公民道德教育，就必须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与和谐文化资源。
儒家思想指导公民的道德教化与社会的和谐需要“互动”。儒家伦理以人为本，认为道德是人与人互动的产物。孟子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仁、义、礼、智“四德”，这就为每个人的道德成长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搭建起心灵的桥梁，使道德教化成为可能，也为中华后世道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国际儒联顾问徐惟诚教授强调研究道德环境，他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受不断变化着的环境所制约，在没有“熟人”的环境里，不道德行为更容易发生。
孔子还认为，“吾道一以贯之”，什么是孔子的“道”呢，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陈瑛教授就此给出了新的解读，他认为孔子主要用“仁义”之道或“忠恕”之道来成己、成人、成物，这“仁义”“忠恕”就是孔子的“道”。今天，我们仍可以借鉴“一以贯之”之道，在思维方式上，要善于把握和发展“一”，用“一以贯之”的思想来落实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全过程；在内容上当前讲“仁”就是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而“成己”，益于社会而“成人”，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而“成物”。
以上仅是儒家伦理道德智慧中的“冰山一角”，充分挖掘伦理道德智慧，对丰富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与和谐文化资源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近代以来，囿于现代与传统对立的思维偏见，国人对传统文化否定多于肯定，很多人将近代中国的落后全部归因于祖先，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身上。岂不知，中华文化曾支撑中华民族领先世界达千年之久。直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主张弘扬传统文化，这才给了传统文化复兴以政治保障。
弘扬传统文化，首先要认同传统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领悟儒家核心价值追求。国际儒联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的钱逊教授曾经就“儒家价值追求与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这一问题提出看法，他认为无论是共同理想、民族精神，还是核心价值体系和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每一样都要扎根于儒家伦理的沃土，都需要研究儒家核心价值——仁、义。
我们具体来看：1.儒家主张“仁以为己任”“居仁由义”，以仁和义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2.儒家主张“志于道”，将精神生活放在首位；3.儒家主张“修己以安百姓”，将个体放在群体之中；④儒家主张“养浩然之气”，具备“大丈夫”精神，由此构成民族精神的基础。不仅如此，若能将儒家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见义勇为”，它的最高境界毫无疑问是“舍己救人”“成仁取
义”。这些在利益至上，仿佛一切都可以明码标价的今天，无疑是我们最缺乏也最需要的。认同传统文化，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最重要途径。
儒家文化的传承范文2
论文内容提要 “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基本学术精神，而追求“和谐”则是浙东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王守仁和黄宗羲，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为实现社会和谐，终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王阳明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提出所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其思想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道德教化的新途径，在多灾多难的明代社会推行和创新儒家的“和谐”理念。黄宗羲学说的根虽然是儒家文化，但他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尖锐批判中，既对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社会价值观作了全面的检讨，又着眼民生对儒家的社会学说作了重新的设计，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思想体系。他们的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从而也使以他们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在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追求、崇尚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谐”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及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学派之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信念。在中国悠久历史中，这种信念对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浙东学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更是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文化的内容，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从梁启超到当代学者，都认为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那么这个“经世致用”的“用”落实在哪里？我们若以“和谐”的观点来看，就可以别见境界：南宋以后，浙东学术走向繁荣，从杨简经王阳明、再从刘宗周经黄宗羲，下传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他们经世致用的学术虽各有所专，但都可以用追求“和谐”将他们贯通起来，或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和谐、或是为了寻求社会的和谐、或是为了寻求宇宙万物的和谐。可以说，“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基本学术精神，而追求“和谐”则是浙东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念。
用“和谐文化”的观点来解读浙东学术文化，可以看到浙东学术文化在传承中华和谐文化中同样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涵。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王守仁和黄宗羲，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万民之忧乐”的道德良心，体恤民生，为实现社会和谐，终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他们的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从而也使以他们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在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一、王阳明对于儒家和谐文化的传承和革新
以往，人们以唯物唯心的观点来评判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将其归之于唯心主义而加以否定。所以，阳明心学在当代人的视野中是变了型的。其实，阳明心学作为儒家文化在明代的重要学术文化的流派，其最大的成就在是丰富和发展中国儒家文化的“和谐文化”上。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王阳明曾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而“万物一体之仁”是最能表现其学说的儒家“和谐”文化特色的。王阳明在其阐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的《大学问》中，开篇即说：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就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①
《大学》作为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一部经典，阳明之前的论者常以“大人之学”为解，把“大”解释为“正”，即标准、楷模之意；“大人”即为人们的楷模。王阳明则解《大学》的“大人”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人，以为“大人”即圣人，圣人以万物为一体，天下为一家，国家为一身，而不“间形骸”、“分尔我”。他这种解释，表达的正是儒家自孔子以来以“仁”为核心的社会“和谐”理念。王阳明生活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明代中叶，提出所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是儒家“大同”思想在当时的一种新说法，其指导思想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寻找道德教化的新途径，不仅要“破山中贼”，而且更要“破心中贼”，实现社会和谐，意欲在多灾多难的明代社会推行和创新儒家的“和谐”理念。
王阳明的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就是视天地万物为一生命整体，将自然界的万物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它，保护它，不要使它受到伤害。因为每一物都体现了天地之“生意”、“生理”，每一物都有自身的价值，因而应当受到尊重，受到爱护。人类自身不仅要生存，而且要使物物“各遂其生”、“各顺其性”，这才是仁的真正实现，才是“天地万物一体”境界。
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说法虽然是从宋学家这里接受过来的，但他要把它来作为自己推进“社会和谐”的指导工具，是需要对它作理论改造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使命是大不相同的。宋儒所面对的是如何维护既定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长存久安，所以他们的学说重心是在说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如何的不同，论证社会阶级分层的合理性，从而保持所谓的“社会和谐”；而王阳明面对的则是明代社会各阶层对立日趋激烈、社会动荡的严酷现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他要倡导社会和谐，就不能把自己学说的重点放在论证阶层等级差距的合理性上，而是恰好相反，要竭力说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如何的相同，从而淡化这种区隔，调和这种对立，实现所谓的“社会和谐”。
正因为有上述所说的差别，所以，王阳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针对程朱理学在维护封建“和谐”秩序上的失效，为了重建封建统治秩序，他对“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作了新的诠释，在“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等儒学“和”文化的基本观念上，形成了和程朱理学绝然不同的思想学说，在传承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文化中创建了以“致良知”为核心概念的心学理论体系。
首先，王阳明以“致良知”来阐发体现“万物一体之仁”精神的“人我”关系，对什么是理想社会“和谐”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见解。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对于理想社会“人我”关系的基本看法，都是以先秦儒家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作蓝本的，但如何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呢？王阳明和宋儒有不同的解答。
宋学认为，理想社会的人际关系是这样的：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②
他们把天地比作父母，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自应把万民看作同胞兄弟，把万物视为同伴和朋友。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尊长慈幼，同情、爱护病苦、残疾、鳏寡、孤独者；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没有矛盾和争讼。显然，在宋儒们看来，人类社会和谐的根据不在人自己身上，而在外在的“乾坤”即“天理”这里，因此，和谐的社会是依靠君主和大臣按照“天理”来精心治理的结果，所以，要实现太平盛世，就要“存天理、灭人欲”。
王阳明对理想社会的“人我关系”是这样描绘的：
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亲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蘷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③
在王阳明看来，天下要“亲如一家”，人们能“各效其能”，虽然需要“大人”的有效统治，但“大人”(圣人)之所以能视天下如一家，并不是由于外在的“理”对他提出这种要求，而是他的内心具有“仁”的本质，“大人”具有视人如己的崇高情怀和“博施济众”的社会责任感，是出于他的“良知”。而这样的良知不只“大人”之心有，即使平民百姓也有这样的良知；天下人都有良知，所以心是息息相通的。这就是“万物一体之仁”的根据。这样，就在道德人格，或者说在人伦关系的根本问题上，缩小了圣人与平民也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距。从而在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着眼点上，王阳明从宋儒的诉诸于君臣的善治转变为诉诸于人们良知的发现。
王阳明是位富有忧患意识的思想家。本来，封建道德以“三纲”“五常”来维系社会统治秩序，区分人的身份贵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命根子，也是封建社会不能实现社会广泛和谐的要害所在。而王阳明认为，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有共同的“本然良知”。“良知”的显露发用，就是“天道”的贯彻流行。由于人人都有共同的“良知”，因此人与人，不论是富贵贫贱，也不论是古今远近，以“良知”为融汇点，就可以凝成一体。他的“良知”学说，正好抓住了这个要害，以“致良知”学说突破了封建等级制度对于社会各阶层的阻隔，在人伦观念上为实现封建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和谐开拓了渠道。这是阳明心学在传承儒家社会和谐文化中既能超越前人，又能启迪后人的重大贡献。阳明学说之所以在东亚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启蒙中能发生影响，原因也在于此。
其次，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万物一体”的心学体系，在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和谐观念方面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王阳明认为，不仅世上不同的人都有共同的“良知”，而且宇宙天地、世间万物也具有人的“良知”。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发源处都是“良知”，“良知”又把人与天地、万物凝为一体。他论证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因此“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④从而把宋明理学中的本体论哲学推向顶峰。“心之灵觉”，即“良知”，既是“造化的精灵”、“万物的主宰”，又是“天理”、“至善”和学问。在这里，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都以“良知”即“吾心”为源头、为基点统一起来、同一起来，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人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以及关于万事、万物之理，都统一到、同一到我的心中。王阳明从“良知”是宇宙本体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整体观，把先秦以来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和谐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必须看到，在王阳明“万物一体”的和谐观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厚薄亲疏的，物与物之间也是有等差的。
王阳明认为爱之所以有厚薄，这不是人为刻意要这样，而是先天注定的“道理合该如此”。他举例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救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⑤而这个“合该如此”的“道理”也就是封建伦理道德义礼智信。按照这个“条理”，得不到爱，甚至作出牺牲的人或物，就要“忍得”，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对此从哲理的高度上比其前辈作了更完整、更严密、更巧妙的回答。他确信，只要贯彻“以万物为一体”，就可以把整个社会凝聚成既有秩序、有等差，又相亲相爱、不分彼此的和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由于人人都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⑥，因此便可实现天下大治。当然，王阳明倡导“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和谐观念，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其所憧憬的这种美好的和谐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他的心学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进步性的。特别是他的“万物一体”论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整体和谐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哲理高度，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二、黄宗羲对儒家和谐文化的终结及创新
黄宗羲生活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穷途末路。虽然这时满清王朝入主中原，汉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儒家文化在这时还是作为主流文化存在着，儒家文化中以“仁”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和谐文化”为凝聚中华民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黄宗羲作为当时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传承儒家和谐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如果说，程朱理学是以论证封建等级差别的合理性为主题，以巩固封建宗法秩序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话；而阳明心学以论证人性的平等为主题，以缓解封建阶级冲突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话；那么，黄宗羲则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是以批判封建专制统治的不合理性为主题，是以探索社会和谐新出路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黄宗羲学说的根虽然是儒家文化，但是他的学说充满了批判精神和革新精神，从而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中，既对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社会价值观作了全面的检讨，又着眼民生对儒家文化作了重新的设计，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理论学说。
从和谐文化的意义上来解读黄宗羲学说，可见他在看待宇宙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心灵的和谐等方面有不同于前人的新思想和新论点。他的学说，既具有对儒家传统和谐文化终结的意义，也具有开创民族的新和谐文化的意义。
（一）黄宗羲提出了理气心性合一的本体论，在论证儒家“和谐”观念的哲学理论上开拓了新境界。
在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理和气谁先谁后的问题，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了说明是以封建伦理纲常来约束百姓生活、还是从民生实际出发来改善社会治理的问题。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以其哲学本体论为一切立论的根据。对此，他继承了老师刘宗周的“理不离气”的观点，坚持天道以气为实体。黄宗羲明确反对朱子的理先气后之说，明确地坚持了理依于气而行的观点。在黄宗羲这里，理气与心性同一序列，是同一的气的不同表现，这一点也不同于王阳明。与王阳明相比，黄宗羲在本体论上有一宇宙始基的观念，而王阳明则没有。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黄宗羲比王阳明具有更多的实证论成分，而王阳明则完全是境界论。
黄宗羲的心性论，由其理气论派生，提出了“盈天地皆气”的观点，所以他论心性，皆以气为根据，他在《孟子师说》中对理气心性诸概念及其关系作了明确界定：
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犹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则为夏，温衰而凉则为秋，秋盛而寒则为冬，寒衰则复为春，万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⑦
黄宗羲的理气论，一本其师刘宗周，是他的心性论、功夫论的学理基础。因此，他的理气论与张载、罗钦顺、王廷相也不同，认为他们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不能归一。可以说，在气一元论的彻底方面，在以气为根据解释心性诸范畴方面，黄宗羲的理论是包容性最广、最能融通、最少隔碍的。
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主要表现在“盈天地皆心”一说上。他说：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殊，非穷万物之殊也。⑧
所谓“盈天地皆心也”，正是王阳明“充塞天地”的灵明之说的活用。在黄宗羲“盈天地皆心”这一套理论中，把宇宙间万事万物看做气而同时又看做心，因为人赋予天地万物以意义，天地万物对人而言是一种有意义的存在，使其成为“在我之物”。所以黄宗羲既可言“盈天地间皆气也”、“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亦可言“盈天地间皆心”。这二者在他这里并无矛盾。
“盈天地皆气”和“盈天地皆心”这两个观点是黄宗羲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他由此而构建了理气心性合一的哲学本体论。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展示了黄宗羲作为大思想家，具有超乎前人的杰出的哲学思辩才能。在他的这个哲学本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融合：
一是他的理气心性合一的哲学本体论，把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气）、事物发展规律（理）、人类社会的感性世界（性）、构成人们知识体系的理性世界（心）很好地融合起来了，并且将这四者的本末、因果、体用的关系十分清晰地揭示出来，开辟了儒家哲学本体论的新境界；这不仅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恰当的。
二是把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世界本体论的各方面的合理思想融合起来了，无论是心本体、气本体、理本体，黄宗羲将它们中的合理内核都游刃有余、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包容在自己的这个哲学本体论中了，这是一般的思想家所难以做到的，也是其后的思想家很难超越的。他的这个本体论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儒家的“和谐文化”的意义上来看黄宗羲这个理气心性合一的世界本体论，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就是为诠释“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的“和”的世界观提供了一个精致的哲学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说，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既是对儒家“中和”哲学最好的终结，又为构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和谐”哲学理论体系开启了大门。
（二）黄宗羲提出了建立“天下为主，君为客”社会改革方案，在建设“和谐”的政治制度上提出了新设想。
黄宗羲是明亡的亲身经历者。作为士族子弟，他在一系列抗清活动失败后，从总结明亡教训的角度写成《明夷待访录》。在这部著作及前十年所写的《留书》中，他对专制政体作出了初步的反思，对封建帝王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未来社会如何建立和谐的政治体制作了有益的思考。
首先，黄宗羲对为君之道进行了论述，说明了君主在保障社会和谐中的基本职责。黄宗羲从人的本性与国家起源的角度分析了君主设立的社会原因。他认为君主产生于人脱离了动物式的蒙昧走入初民社会时期公众兴利除害的需要。他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⑨这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因而就会造成社会各方面关系的不和谐，君主的产生正是为了克服人自私自利的本性，从而为保持社会和谐服务的。君主的职分，是为群体谋利益而不是为一己谋利益。后来人争君主之位，是因为君主的职分改变了：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⑩
今世的君主，为得到君位，不惜毒害天下百姓为其争夺权位；得到政权后，也不惜毒害天下百姓去保有其政权，因此，黄宗羲愤而抨击曰：“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B11
其次，黄宗羲对君臣之道进行了探究，提出“在万民之忧乐”是保持君臣和谐关系的准则。他认为：因为天下国家之大，非君一人所能治，必须设官分担治国之责。人之为臣，是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所以，着眼于天下万民，于天下万民为不义不利之事，即使受君主强迫，臣下也不应去做。黄宗羲对于所谓治乱有一个非常卓越的见识：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B12
作臣子的，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从万民之忧乐着眼，即使能辅佐君主而治，或为君主死节，都不合于臣道。
其三，黄宗羲对治国之道进行了批判，提出应当以“藏天下于天下者”的原则来建立国计与民生的和谐关系。黄宗羲对封建专制的批判矛头也指向古今法制。他所谓法，不限于法律法令，也泛指国家制度设施等。黄宗羲比较三代之法和后世之法时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为公法，后者为一己之私法。一己之私法，创法者固为私，变法者亦未始不为私。在私法之下，即使有能治之人，其所治亦在私法的范围内。黄宗羲指出，法之为公为私是最大关节，“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为公之法，法之外另有大空间。在公法下，正确的行为固为法所许，不正确的行为也不致招致罪名，为法所害。
（三）黄宗羲倡导“切于民用”的经济观念，为构建“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提出新见解。
黄宗羲谋求社会和谐的思想，表现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围绕变革经济结构、土地制度和赋税体制而展开。在黄宗羲看来，理想的国家政治，还要通过经济措施，才能使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明夷待访录原君》）。
黄宗羲以“切于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明清时期，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国策，规定“各守其业，不许游食”，严禁弃农从商。自明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人们改变了重农抑商的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要求对传统的农本主义重新进行审视，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在工商业与农业的关系上，真正从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的传统模式中解脱出来，充分地反映市民阶层利益与愿望的思想家，在清初当推黄宗羲、唐甄、王源等人。黄宗羲上承宋代叶适的“抑末厚本，非正论”的进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是否“切于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提出了“工商皆本”论。在重农抑商思想仍然占居主导地位的清朝初年，黄宗羲明确地提出了“工商皆本”思想，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启蒙思想。
明朝的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特别是亲王、勋戚和宦官的庄田更是多得惊人。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的口号，以及清初南方各地广大佃户纷纷组织“田兵”，以武装夺取地主田产等行为，都是十七世纪广大贫苦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疯狂兼并土地的强烈反映。针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初的一批进步思想家便提出了各种各样解决土地问题的改革方案，试图解决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这一顽症。黄宗羲企图通过恢复井田制来解决土地高度集中这一社会问题。在他看来，农民的痛苦主要是由井田不复所致，他指出“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後之为民者日困於前。……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B13但他并不主张笼统的去恢复古代八家共井的井田制，因为现实的情况已不可能倒退回去，只能取古代井田的遗意，实行均田，打破疆界，“授田于民”。
虽然，黄宗羲有些关于经济制度改革的思想是粗糙的，但是贯彻着使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经济理念，目的也是为了能建立有利民生的社会和谐的经济生活制度。
注释：
①《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
②《正蒙乾称篇》，《张载集》
③《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④《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⑤《阳明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⑥《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⑦《孟子师说卷二》
⑧《明儒学案自序》
⑨《明夷待访录原君》
⑩《明夷待访录原君》
B11《明夷待访录原君》
B12《明夷待访录原臣》
儒家文化的传承范文3
关键词：儒家文化；国产动画；剧本创作
一、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影响
1、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学流派。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千百年间的传承与发展一直到今天，儒家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层观念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儒家思想是春秋时期的孔夫子所创，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思想经历了两千五百多年封建社会时期的发展，由于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不同，所以给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传承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在先秦时期遭到墨家、法家、道家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更是经历了“焚书坑儒”，汉初遭到了统治者的排斥，在六朝先后受到玄学、佛学的挑战，在近代出现了五四反孔非儒，但是正是这些不同的“经历”使儒家文化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做出适应，最终成就了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儒家思想经历了像孟子、董仲舒等孔子后学的传承与发展，使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中无不打下儒家思想的烙印。
2、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中国艺术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影响。“中和”美学思想就是指结构和谐，内部诸因素发展适应的一种美。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反映在审美和艺术上，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特殊风格的形成，如艺术形象的温柔、敦厚，意境上追求恬淡、宁静、隐秀，表现形式上讲究委婉与比喻，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崇尚含蓄美的特点。艺术思想在艺术审美上主要体现在审美的功能方面，既审美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儒家文化的艺术思想在艺术评价方面左右着中国艺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礼乐”——艺术的功能；二是“成于乐，游于乐”——艺术的教育功能；三是“尽美矣，有尽善矣”——艺术的评价标准；四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艺术的尺度。中国艺术作为饱含着民族文化和情感的载体形式，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儒家文化与国产动画剧本分析
1、儒家文化对国产动画剧本创作的影响
从1926年第一部国产动画《大闹画室》出现至今有近百年的时间，而国产动画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培育大地。动画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载体形式，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动画艺术是一种全方位的艺术载体形式，一部优秀的动画作品首先需要一个出色的剧本，剧本是一部动画作品的灵魂。上个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学派”被世界所熟知，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对民族文化以动画的艺术形式成功展现。从这些动画作品故事内容来看，它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戏曲等。在造型与表现形式选取了剪纸、年画和皮影等中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所以成为了独树一帜的代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中国学派”动画。中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家喻户晓。1964年由上海美术制片厂发行的《大闹天宫》的故事正是取自于《西游记》的一个篇章。由《大闹天宫》的故事内容所展现的哲学观、美学观和道德观可以看出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影响。上一章本文提到儒家文化的艺术思想左右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四个方面分别是艺术的功能、艺术的教育功能、艺术的评价标准和艺术的尺度。国产动画《宝莲灯》和《哪咤闹海》正是体现了艺术的教育功能。“孝”作为百善之首在《礼记》中亦有记载，如“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和“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1979年由上海美术制片厂制作的《哪咤闹海》，其主要内容讲述的是陈塘关李靖之子哪吒与东海龙宫的恩怨情仇。1999年同样由上海美术制片厂制作的《宝莲灯》的剧本取自中国神话传说改编，讲的是沉香“拜师学艺、劈山救母”的故事。1960年令世界惊叹的“水墨动画”横空出世。《小蝌蚪找妈妈》因灵动而又圆融的水墨语言表达了形式尽美，内容同一，符合儒家艺术思想的艺术评价标准，此后出品的《牧笛》和《山水情》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和物我两忘”的意境，这种节制的情感与儒家艺术思想的艺术表现尺度相吻合。正是这些经典的作品体现了儒家文化与国产动画是相互促进发展的，儒家文化与国产动画在新时代结合发展是二者的共同诉求和发展必然。
2、儒家文化对国产动画片剧本创作的启迪
剧本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是动画人在接受中高等教育阶段所需要学习的知识，剧本作为动画作品根本的艺术基础形式对整个动画作品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上个世纪60—80年代“中国学派”的形成，代表作品有《大闹天宫》和《宝莲灯》等，它们剧本都取自于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中。儒家文化从先秦时期一直流传至今，长时间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流派，所以儒家思想的一些思想理念可以说是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思想理念有着一致性。国产动画经历过起步、发展、辉煌、曲折、消沉等不同时期，现如今在二十一世纪初期，随着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对于动画人来说是幸运的，动画人有责任和义务去探索和发扬国产动画。国产动画汲取的营养来自于传统的民族文化，而民族的也就是世界的，只有主动学习我国传统民族文化才能使国产动画的创作选题视野更加开阔，创作思路更加清晰。对于儒家文化而言，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精华的部分与当代科技动画相结合，创作出带有民族标签的国产动画作品，这样既是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对动画创作上一种学习和探索的方式。
参考文献
[1]赵晓鹏.儒家“中和”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J].新疆社科论坛.2009(04)
[2]王洋.论建构儒家文化与中国动画互促发展的动态机制[J].艺术品鉴.2015(12)
[3]王媛媛,王洋.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对动画剧本写作的启迪[J].现代装饰(理论).2016(01)
儒家文化的传承范文4
关键字：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应用与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在我国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这一文件之后，全国教育人员开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准，尝试再一次展现我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的文化魅力，从不同角度丰富我国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创新性发展。
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现状及原因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在不断加深的改革开放政策之下，虽然带来的更多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为我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思想危机，导致长期传承着我国传统历史道德精神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作为传统道德起源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出现衔接断层，严重影响了我国悠久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笔者通过查找大量资料以及问卷调查，为读者朋友总结如下几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缺乏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原因：
（1） 高校学生受到社会飞速进步与发展的影响，出现重视享受，重视物质生活，忽视精神追求，缺乏必要的个人修养，出现道德下滑。
（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缺乏先秦儒家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内容。
（3） 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的教师人员知识水平参差不齐。
（4） 国家及社会对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宣传不够，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形的高校学生不能得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5） 高校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评估体系不完善，导致培养出了很多缺失基本道德标准道德理念的高分无德人才。
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作用
历经几千年的风霜雪雨，几经历史变迁，儒家文化一直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传承，其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顽强屹立着，可见其价值的弥足珍贵。不仅我国如此，日本，新加坡，韩国等诸个国家，也是在文化交流之际，在获知我国儒家文化之后，将儒家思想核心中的“德”与“仁”吸纳入自己国家的治国理念当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传承与研究才得到“爱国主义”等民族口号。可见我国儒家思想的艺术文化魅力。可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为此，笔者为读者总结几点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在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1） 在经久不衰的文化传承中，获得民族发展的持续动力。由于文化是一个国家特有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更是具有时展特点。所以，为了响应建设中国特色注意国家的政策号召，需要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加入文化精神的传承，只有这样我国才更有凝聚力，才更有向心力，才更有民族责任感。
（2） 人才的培养需要基本道德约束。我们知道：社会是一个大染缸，社会是一个大舞台，人人都可以凭借自身能力，借助个人手段实现生存发展的目的，但是有国才有家，只有有了基本的道德约束，高校学生才能在这个社会舞台上尽情通过个人能力获得成功，而不是处处潜规则，处处黑手段。
（3） 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可以在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时候，提高高校思想道德教育人员的教育理念，净化思想道德教育环境，推进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实现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度。
（4） 先秦儒家伦理道德结合社会需要可以通过“三观建设、三个主义”的道德观培养的同时，提高高校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减少高分低能、高分无德的高校大学生。
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方法策略研究
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知识积累，并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查找，为读者朋友总结以下九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方法，供读者朋友参考借鉴。
（1）通过提高高校大学生道德评估标准来提高高校大学生自身道德素质。
（2）国家需要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重视，组织并号召实行全社会总动员，提倡家庭与学校双向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加强对高校学生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价值培养。
（3）提高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的教师人员知识水平。具体可以实行定期培训，定期学术讨论等活动，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授课的教师人员知识水平。
（4）国家或地方政府开展活动号召全社会重视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学习与培养，为高校学生创造一个社会总动员的良好环境。
（5）国家为各大高校设立一个统一、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资源库，加强全国高校对先秦儒家道德观的重视。
（6）加强对高校教师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知识教育，只有提高了思想道德教育人员的自身素质和修养，才能在为高校学生进行授课过程中潜移默化影响学生。
（7）加学校培养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文化熏陶，建立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可以在高校为学生定期开展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讲座，或者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方面的知识竞赛问答等活动。
（8）重视并开展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宣传，结合网络等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教育。
（9）在进行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教育的同时，注意加强活动组织，多多开展高校学生道德价值体现的活动。可以在高校开展最孝儿女，敬老院义务服务等活动提高高校学生参与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热情。
四、 结论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绵绵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的历史文明都被作为标准，作为典范被效仿。如今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也在现实的生活中为人们的伦理道德教育以及社会道德实践方面进行着现实指导与教育研究。为了推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向着传承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方面发展，也为了弘扬我国传统文化中值得学习值得保留的优良文化精神，需要借助国家乃至全社会的力量，在摒弃了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观中封建落后的部分内容后，重新塑造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向着中国特色的思想道德教育发展。
参考文献：
儒家文化的传承范文5
【关键词】儒学 传统文化精神 价值选择 价值观念 “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书经・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内容有：（1）天道观念；（2）大一统思想；（3）纲常伦理。《书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伦理就成为“三位一体”了。所谓“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为其政权及其经济服务的，儒家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国历代的“国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国情’，文化就是‘国民性’，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从一定的视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僚的文化”，历代统治者都公开标榜以儒家理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儒家观念成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贤使能”“民为邦本”“仁政理想”“隆礼重法”“节用裕民”“修身为本”等方面，都对中国官僚体制及王政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治世”的体现。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参考文献：
［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中华书局.
［2］刘蔚华.儒学与未来［M］.齐鲁书社,2002.
儒家文化的传承范文6
[关键词]新儒学；女性；视角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67-01
一、新儒学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作为数千年传统的礼仪之邦，数百年来，国人以“融会”、“容纳”为满足，停留于发现中西文明在表面上的所谓“相似”，亦步亦趋、以投机取巧地模仿为得意，实则了中华传统的革故鼎新精神。
人们似乎很少意识到，这其实不是中华传统的思维方式，而恰恰是堕入“二元对立”的陷阱思维。因为把谈“融会”、“容纳”与谈差别作为势不两立的对垒，其中只有一种谈“融会”、“容纳”才是绝对地正确。这种思维定式之所以流行，之所以时髦，其原因是由于它是单向的、简单的、不费力的，不用多做更深更复杂思考。学理和逻辑恰恰告诉我们，真正要搞“融合”的、搞“容纳”的，你不去认识“差别”、不去对照、不去讲“不同”，所谓“融合”、“容纳”，不过是白说而已。
不知“差别”为何物，是无从晓得“相似”为何物的。弄懂差别才能真正认识表面上的所谓“相似”；所谓“相似”，不应当是在“我们都是人类、所以都一样”这样简单前提条件下的想当然而出的结论。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就不需要学术了。大象的腿与兔子的腿都叫做腿，都是动物，但只是表面上、抽象意义地“相似”，而在本质上、结构上却是天壤之般差异。所以新儒学要通过中西文明的比照，要发现差别，大讲结构性差别；当然，认识差别、讲结构差别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态度上、方法上去对“融会”和“容纳”的努力。
二、女性创新角度看“新儒学”
儒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与日俱新，这一切都意味着：新儒学必须将视野有效地延伸至中西两种文明比照的宽阔视野。
由于数百年来中国文明传统的叙述严重受到西方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叙述话语的影响，使得中国人如果不开始进行中西两种文明的比照视野的拓展，不知己知彼地实现对中西两种文明重大结构性的差异深刻理解，我们就无法意识到在今日世界格局中自己的位置，就不能看清自己的处境和角色；而要看清眼前的局，要明辨眼前的道路，要有文明的自觉、自信和朝向自强的方向，首当其冲的一步，是要弄懂中西两种文明重大结构性的差异。因此从女性的角度看新儒学，创新是具必然性和自然性的，不是刻意性的。不应该是人为的、为创新而创新，而应该是如不创新，就不堪称“儒学”。其中之关键，就是所谓创新是否符合儒学和中华文化传统结构。新儒学犹如女性，有着柔弱的一面，但是懦弱不是儒家，儒者眼里不揉沙；要有斗争精神。儒家倡导的不是一团和气的和谐。
21世纪的今天恰好为我们这样做准备了成熟的条件：第一，有人类世界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为文明之间的对话带来了空前的契机；第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曙光在即，中国的物质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在文化上开步的支撑；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越来越使得她不能不展开对世界审视的眼光，一改内向自勉的旧性格。儒家思想传统是开放的，不是保守的，张开双臂拥抱世界是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今天，也只有途径中西两大文明比照所达到对二者结构性差异的深刻认识而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坚定、图强。
三、现代新儒学的新路径
21世纪的时代不再是处在现代，而是处在后现代。现在的形势才是我们等到的使得儒学传统再次光大、传承和创新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中华的文化英雄老子和孔子，堪称西方后现代思想意识的人物。是这样的西方思想传统发生变化的现实和西方私人资本全球化经济的每况愈下与衰落，让儒学和中华文化面临了空前未有的光大、传承、创新的历史契机。
创新是具必然性和自然性的，不是刻意性的。不应该是人为的、为创新而创新，而应该是如不创新，就不堪称“新儒学”。其中之关键，就是所谓创新是否符合儒学和中华文化传统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