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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1
论文摘要: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弘扬中华文化,正确理解和把握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把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作为当代中华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资源,对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Keywords:mothertongue;Chineseculture;musiceducation
Abstract:Facingthewholeinternationalenvironment,weinheritanddevelopChinatraditionalculture.Weunderstandthemeaningandtheviewpointof"musiceducationbasedonnativeChineselanguageand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Wedevelopmod-ernChinesemusicandeducationbasedontraditionalChinesemusiccultureandbyusingitaskeyfoundationandresources.Thepaperpresentssomeoftheviewsonmotherlanguageteachinginmusiceducation.
0.引言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音乐落后论”、“全盘西化论”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争论。为此,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本文就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1.我国音乐教育现有体制的由来
中国音乐教育在清代以前占主体地位的是中国传统音乐。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的推行和西方音乐文化的侵入,我国音乐教育便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西化的表现可以概括为:引用欧美学校歌曲曲调作为唱歌教材、乐理采用西洋乐理体系、教学方法照搬西洋。这时候兴起的“学堂乐歌”便成为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点。
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西化”问题。中国近百年来的音乐教育有得也有失,正如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先生所说,其“得”在于:引进欧洲近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使中国音乐教育走上了系统化、规范化道路;提高了全民族的音乐水准;引进西洋近现代音乐及其理论,促进了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促使某些音乐形式的诞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其“失”在于: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以欧洲音乐理论体系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教育,忽视了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建,不利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在专业理论方面,以欧洲音乐理论为普遍真理,而取代中国音乐理论;在音乐创作方面,以欧洲音乐体裁为效仿的楷模;在价值取向方面,重西轻中,以西否中。[1]
在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得”与“失”思考的同时,也会引起对我国音乐发展的另一个问题——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由于受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我国一些人把东西方音乐关系纳入了古今关系,而不是把它作为人类音乐的成果来借鉴和接受。这样,也就使中国传统音乐的心理学、美学等价值被“削足适履”地纳入了西方音乐演进的轨迹。这一切都要求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整体的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评价与重构。
由此可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是一项严峻的课题,其历史必然性更不容置疑。
2.母语选择——中国传统音乐
所谓“母语”,就是指一个人最初学会的一种方言。[2]806本文这里说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中的“母语”,是借用了语言学的概念。美国语言学家布鲁克和特雷杰认为:“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和任意的有声符号系统”。可以说,音乐也是人类社会“有声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音乐与母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声乐中的歌词本身就是语言,器乐也总是体现着母语文化的特征。另外,“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必须要依靠民族某种具体语言和文字来交流、记录和传播,特别是没有文词依附的传统器乐曲,在民间仍然主要采用‘口传心授’的方法来传承”。[3]39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华民族在语言特色、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素质等方面在世界上都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本体、民族尊严、民族意识的标志。如“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品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等。虽然中华文化也含有封建性的糟粕,如君主专制主义思想、男尊女卑以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因循守旧思想等,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华文化母体千百年来也孕育了传统音乐文化的成长和发展。
那么,今天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就应该指的是“以在中华民族历代生产斗争、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为深厚基础和广阔背景而进行的音乐教育”。[4]
当今中国音乐文化处于中国传统音乐、中国现代民族音乐、外国音乐三种体系多元共存的复杂状况。每一种音乐体系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发挥着互相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各自的文化价值没有高低之分。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都值得保存和继承。但是,在世界各国,音乐教育首先应该担负起本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构建。所以,最根本的“母语”选择应该也只能是中国传统音乐,正如当今一些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信的危机,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ness)。”[5]梁铭越先生也曾经谈道:“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如若失去原生态演艺的存在,其传承也愈接近离失而无形中被埋没了。”[6]263也就是说,如果放弃中国传统音乐体系而选择其他音乐体系,则意味着否定了自我。那么,“弘扬中华音乐文化”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在“母语”音乐教育中,只能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资源。当然,作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意味着排斥其它音乐体系,否定其它非母语因素。相反,还要把世界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知识列入普通教育的音乐课中。王耀华先生曾经指出:“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为根本,既注重继承,又重视发展,既继承一切优秀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使之得以弘扬,又重视对其他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的借鉴、吸收。”[7]
3.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现实意义
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界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要求把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作为基点,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起着并且至今仍然起着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作用。若要让这灿烂的音乐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一历史重任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到音乐教育的肩上。
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是增进中华民族情感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整体结构中,“乐”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的乐贵移风易俗观,荀子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记》更是充分肯定了“乐”的美育社会功能,可见音乐的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同时,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也是增进中华音乐文化内部交流、继承发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需要。如果没有把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保护好的话,就不能为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另外,在世界音乐教育界也出现了重视各民族传统音乐教育的趋势。面对这一世界音乐教育的共同趋势,我国的音乐教育要如何进行改革,不仅是音乐教育界,而且是整个音乐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4.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困难和可能性
尽管对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充满着信心和希望,但是,这一体系的建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其一,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摆脱西方工业文明价值观及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建立新的音乐教育价值观。
其二,必须改变中国传统音乐非系统化的现状,总结出适合我国音乐教育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作为教材。
其三,要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原有模式的约束,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必须找到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法和当今世界先进教学方法的契合点。
其四,必须培养具有中华文化意识的音乐教师。虽然存在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实现“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又有其现实基础。
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已成为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共识。通过大多数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奠基性的成就,比如,对古文献、古乐谱、古乐种的研究、整理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1985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35条,明确提出了“加强美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1999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对“美育”又作了更进一步强调。这一切都将会对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的实现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5.结束语
弘扬中华音乐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音乐文化传统,是我国每位音乐工作者的崇高历史使命。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弘扬中华文化仅仅依靠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将与西方体系形成一种平等的对话,为世界音乐文化沟通、互补与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得与失.音乐研究,1994,2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
[3]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
[4]王耀华.根深扎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乐府新声,1996,1
[5]管建华.重建比较音乐学.中国音乐,1995,1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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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必修三易混易错知识11、传统建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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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建筑，被称为凝固的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是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
2、传统文化是固定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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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 传统文化在世代相传中保留着基本特征，同时，它的具体内涵又能够因时而变。
3、传统文化推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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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传统文化自身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推动社会发展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文化如果能顺应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就能对社会与人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如果一成不变，传统文化则会阻碍社会进步。
4、对待传统文化要先继承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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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继承和发展是同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不是两个过程。
5、思想运动往往催生社会变革，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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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思想运动往往催生社会变革，促进文化发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社会制度的变化，也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方向。
6、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传承文化的能动性活动，具有传递文化的特定功能，不具有创造文化的特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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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传承文化的能动性活动，既具有传递文化的特定功能，又具有创造文化的特定功能。
高中政治必修三易混易错知识21、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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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源远流长是从时间上来讲的，要从纵向来理解，强调的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博大精深是从内涵丰富的角度来讲的，要从横向来理解，强调的是中华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深厚。
2、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在于汉字和史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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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汉字和史书典籍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见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在于它所特有的包容性，即和兼收并蓄。
3、汉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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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 汉字为书写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4、中华文化呈现各民族文化的丰富色彩，民族不同，民族文化的色彩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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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呈现各民族文化的丰富色彩，但这不等于民族文化之间没有共性。中华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各自的民族特性，又有中华文化的共性。 各兄弟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各族人民对共同拥有的中华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5、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就是在交流中全盘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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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对于其他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敞开其博大的胸怀，发扬其“包容性”的特点，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同时必须坚持文化发展的独立性。
6、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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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呈现着各民族文化的丰富色彩。 中华各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民族特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兄弟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熔铸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的，但不是各民族文化的简单相加。
7、中华文化的力量是激励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的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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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中华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激励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而非决定力量。
高中政治必修三易混易错知识31、文化只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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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文化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
2、纯粹“自然”的东西也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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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纯粹“自然”的东西不能称为文化。
3、每个人的文化素养都是与生俱来的，不可以后天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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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体验，特别是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接受文化知识教育而逐步培养出来的。
4、人们的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活动，精神产品离得开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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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人们的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活动，精神产品也凝结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之中。 文化传承和发展必须通过物质载体。
5、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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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6、经济是基础，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所决定，因此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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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经济是基础，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所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的。文化具有自身的传承性和相对独立性，文化可能超前也可能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7、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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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是经济和科技实力。
8、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直接转化为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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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但不能“直接”转化。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活动。
高中政治必修三易混易错知识41、处在较好的文化环境中就一定能形成较高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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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自特定的文化环境。 处在较好的文化环境中有利于形成较高的文化素养，但不是一定能形成较高的文化素养。
2、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不同，因此文化决定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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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文化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但不决定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
3、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此每个人接受文化的影响都是消极被动的、无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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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文化对人的影响虽然是无形的、不知不觉的，但人们接受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都是消极被动的、无目的的，人们接受健康向上的文化影响，往往是自觉学习、主动接受文化熏陶的过程。
4、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经形成，就具有确定的方向性，对人的综合素质和终身发展产生永久不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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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人们文化素养的核心和标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经形成，就具有确定的方向性，对人的综合素质和终身发展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深远持久是难以抹去、难以改变，但不是不能改变、永久不变。
5、积极参加文化活动，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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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
6、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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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文化有优秀与落后、健康与腐朽之分，优秀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7、优秀文化为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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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优秀文化为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不能说起决定作用。
高中政治必修三易混易错知识51、民族节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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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民族节日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 庆祝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注意民族节日和文化遗产对应的内容不能混淆。
2、文化多样性等同于文化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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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文化的多样性主要是从文化的表现形式来说的，即人类文化表现形式丰富多彩;文化多元化主要是从文化的来源和性质上说的，各种文化中既有优秀文化，又有落后、腐朽文化。我们要提倡文化多样性，反对文化多元化。
3、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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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步的重要动力。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实践。
4、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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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是正确的，但民族文化不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
5、尊重文化多样性，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和认同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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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尊重文化多样性，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 对其他民族文化，要尊重但不一定要认同。
6、尊重文化多样性，要遵循各种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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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文化多样性主要是指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尊重文化多样性，要遵循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或者各国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但文化有先进与落后、健康与腐朽之分，因此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不等于各种文化一律平等。
7、大众传媒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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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 大众传媒能够最大程度地超越时空的局限，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日益显示出文化传递、沟通、共享的强大功能，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而非主要途径。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有商业贸易、人口迁徙、教育等。 注意区分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文化传播的手段。
8、大众传媒的发展将会促使旧的传媒的消失。
点拨： 新的传媒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的传媒的消失，各种传媒都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9、文化交流有助于减少文化差异。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3
[关键词]对外汉语专业；中国文化自信；人才培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当一国的民族语言被作为外语普遍学习的时候，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该国国际地位的真正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深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持续升温，我国政府充分利用当下有利的形势，加快培养造就既熟知本民族又了解世界历史文化的对外文化传播高级专门人才，积极传播长期以来受到各国有识之士赞赏的中华文化价值观。
然而，在全球一体化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的传播一时间还缺乏足够的定力，模仿、照搬之风盛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忽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自我更新能力，而应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加强文化自信，寻找中国文化的坐标。高校对外汉语专业作为培养汉语国际推广与国际交流的专门高级人才，在培养模式上应该注重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民族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中身体力行地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自觉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使者。
一、对中国文化自信的深刻认识
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和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充分肯定以及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作为世界古老文化中幸存下来的中华文化，孕育了博大深邃的文化智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倡导的和谐、大同、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辩证思维等都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对这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要继承和弘扬。
1、对中国文化作用和重要地位认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维系民族的精神纽带。正是由于共同的文化，一个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打不散、压不垮，就在于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她铸就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和不屈的脊梁，根植于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流淌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长河。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人文主义思潮、自强不息精神、“天下为公”理想等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现代化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冲突，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态势下，对我们保持并努力发展文化的民族性，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合理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并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加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强大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中国文化不仅在过去的发展中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而且面对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走势，依然具有强健的生命力。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历经战乱和外敌入侵却绵延不绝，其中的原因是中国幅员辽阔，中华文明在广袤的土地上繁衍；中华文明的规模巨大，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学、艺术、哲学、医学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相互关联的整体却又独立的体系。但自从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国家积贫积弱，中国人始终处于一种深刻的文化焦虑之中。中国人对曾经领先世界数千年的古老文化如何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下存续缺乏自信了。到了在，在“打倒孔家店”文化运动口号下，孔子成为了的标靶，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尤其是“”期间，传统国学又一次遭到了冲击了，优秀传统文化失去了深厚的根基。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形态伴随着西方物品进入中国，处在迷惘中的中国人受到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模糊，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缺少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从而导致后来在对外交流和传播中的自卑和不自觉。
党的十七大鲜明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此，我必须站在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高度战略，深刻的认识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族的振兴中是文化起着重要地位与作用。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使更加自信、更加主动地去推动社会文化的体制改革。
第一，弘扬和传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加强对中华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有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传统美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是我们现代社会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并充分尊重和肯定这些丰富的价值，坚持保护和利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进行弘扬和创新，积极创建优秀文化体系并更好的传承下去，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振奋人们前进的精神力量。
第二，自觉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扩大，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从内心深处自觉认可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的修养，并在共同的价值观、“大同”的思想指导下，自觉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是发展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需要，也是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形象、维护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安全、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二、加强外汉语人才培养，提高中国文化自信
在国际交流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对外汉语”专业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能胜任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以及胜任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实践型语言学专门人才”。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扎实掌握与汉语言文字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基本理论和教学方法，同时还具备一定的文学文化素养。
1、培养具有扎实的汉语言理论基础和掌握一定外语水平的人才
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质是推广汉语，让学习者学会典雅规范的汉语言文字，能够随心所欲地运用汉语进行深层次的交流。高校对外汉语专业是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人才的主要机构，以培养本科和研究生人才为主。根据国家教育部对对外汉语专业提出的业务培养要求来看，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语言学和第二语言教育的基本理论，要能够掌握扎实的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知识，要受到中西比较文化的基本训练，还要熟练的掌握英语，最终目标是要具备从事语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而“语言或文化研究的基本能力”之语言能力，主要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基础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的应用能力。如现代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古代汉语之所以重要是现代汉语的许多语法、词汇都是来源于古代汉语，且通过古代汉语课程的学习，更便于阅读古代文献，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而对外汉语教学需要扎实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作为支撑，只有理论扎实、经验丰富的对外汉语老师才能在教学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当然，外语水平对于对外汉语的重要性自不必说。
2、培养具有丰富的中外文化知识、对中华文化充满自信的专业人才
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语言深受文化影响，反映文化的发展。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形式，文化对语言的有制约作用。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汉民族的文化对汉语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语言教学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往往只注意对语言系统内部组织规律的学习和研究而忽视了对制约工具使用的外部因素的学习和研究，因而使语言学习者只能学到静态的语言知识，只能了解语言符号的语言意义，但因为缺少“文化”面不能学到运用语言的知识，不能真正把握言语的语用意义。因此，学习语言必须学习文化，学习语言须注意考虑语言以外的行为和环境。汉语的产生和发展与汉民族的历史密切相关，渗透了汉民族的文化积淀、认识经验、感彩。如果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及文化内蕴，外国留学生根本无法正确理解某些词汇与语法。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中要有意识地注重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教学的特征，从语言和文化教学两方面着手，使学生不仅明确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规则，同时也了解中国的文化及在这种文化中形成的交际习惯，从而得体地运用所学进行汉语交际。再如，中华饮食文化、刺绣、剪纸、丝绸等对外传播具有悠久历史，颇受世人瞩目。传播者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引入这些中国文化教学，树立语言离不开文化的教学理念，无形中丰富了教学内容，使得对外汉语语言教学变得不再枯燥，学生们能在有趣的文化中学习语言，必将对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由于学习汉语的学生，有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外汉语教师对学习者所在国的宗教、历史、文化、风俗等要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尊重学习者的宗教、风俗习惯，以免出现影响国家、民族团结的错误。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4
【关键词】“三观” 思想品德课程改革
作为一线教师，通过在教学中的实践与反思，本人的教育观、课程观、学生观不断更新对课改有了一些认识，下面就谈谈自己的浅显看法。
一、更新了自己的教育观
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种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模式。它的基本特点是：第一，全体性，即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未来的合格公民奠定素养基础。第二，基础性，即教育以发展和完善人的基本素质为宗旨。第三，发展性，即教育着眼于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知识与能力，把教育重心转移到启迪孩子们的心智、孕育潜力、增强终身发展的后劲上来。所以我理解教育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对学生学科知识的授受，我们称之为传授。二、对学生学科兴趣的激发与学习方法的指导，我们称之为教学。三、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引领我们称之为教育。
以前大家非常信奉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被充实为“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欲”。我想这个“欲”不仅要求教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一种对学生的积极、健康人生观、价值观的引领。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上，通过发掘学生身上的潜力改进学生身上的不足，促进他们的成长，实现自我价值。
二、更新了自己的学生观
目前老师们的认识普遍存在几个误区：误区一，有些教师凭借经验认为自己已经了解学生，再花功夫调研意义不大；误区二，有些教师认为学生与成年人相比较起来比较单纯、比较片面，一眼就可看透不用大费周折进行研究；误区三，一些学校班级容量大，调研方法不好操作，调研学生占用教师许多精力，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久而久之大家就放弃了调研。出现这种误区的根本原因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轻视了学生们的需要，还是在固守着“教师本位”，所谓的“以学生为本”还停留在形式，教学、教育效果不好也就在预料之中：
调研学生要从了解他们的需求入手。学生的需要可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主观需求，即学生自己的兴趣、需要和已有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第二，客观需求，即社会对学生的未来要具备什么样的公民素养的具体要求。一个人只有当他的主观需求得到满足才会产生满足、愉悦的积极心理体验。如在“灿烂的中华文化”一课中，笔者通过问卷和谈话调研了解到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服饰、文字、建筑、艺术、舞蹈、京剧几种中，所以我在讲授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个特点时，笔者就没有蜻蜓点水式地向学生列举所有文化，而是请同学们小组讨论、分析：大家关注的这几种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哪里？当前，是什么冲击了我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认同？假如一代代的中国人逐渐地失去了对本国文化的认同会有什么后果？几个富有层次的问题紧紧吸引了学生的兴趣，一堂课下来不是我们为师者“告诉”他们该怎样对待传统文化，而是学生在探究中不断地自我教育。同时，笔者还了解到学生的困惑在于：中华文化有着如此魅力，为什么有些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还不如外国人？甚至出现抛弃中华文化，盲目崇拜他国文化的现象？于是笔者把重点放在了分析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上，引用了“紫禁城里的星巴克”这个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同学们各抒己见，既认识到文化的多元性，又意识到当前外来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作为中华儿女当务之急是认识民族文化的价值、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以正确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正是对学生的调研，才能在教学中把学生的主观需要与我们的客观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学生们开阔了视野，又锻炼了思辨能力，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整堂课充实且富有实效。
三、更新了自己的课程观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5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中华文化根本特征范文6
一
有必要先搞清楚，何为“现代化”？“现代化”这个词语的出现，为时甚早，据美国学者考证，它至迟在1587年开始为人使用。而“现代化”作为一种学说或理论的产生和形成，却是“二战”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对它的涵义的阐述更是众说纷纭。仅从我国的辞书看，就有四种：（1）《现代汉语辞典》（修订本）说：“使具有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国防现代化、现代化的设备。”（2）《辞海》（1999年版）说：“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作为过程，其首要标志是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生产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形态也随之出现变化（其标志为政治民主、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社会流动和现代化人格）。作为目标，它一般指以当达社会为参考系的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先进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现代化潮流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现代化并无统一模式。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3）《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说“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具有相互排斥特征的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就是现代化。”（4）《中国大百科全书·精华本》较详细的指出：“自产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引起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以及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相应的深刻变革的历史过程。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意味着采取适合国情的有效措施，实行有步骤的经济技术改造和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尽快赶上经济发达国家，适应世界新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以上四说中的（1）含义狭窄，文字极简，远不足以概括这个词语的丰富内涵；其中的（2）、（4）说清了过程，揭示了目标，既概括又具体，是这四种解说中较完备的。如果能够将（2）的第一句加以补充改写，比如以“传统社会、不发达社会演进为现代社会、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取代之，也许会好一些。而且，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似乎也宜提到，政治民主等等对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可以起积极作用的。其中（3）指明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具有相互排斥的特征，点出了传统向现代演进是一个过程，虽可谓言简意赅，但过于抽象，令人无法掌握其具体内容；后三种解说还有一个共同的疏忽，它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过程是由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和交流中的冲撞以及在冲撞中寻求和谐互补而触发推动的，因此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只宜“采取适合国情的有效措施”；（4）说的最后一句至为精辟，只有加速发展转变，尽快赶上，才能够“适应世界新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二
“传统”可说是“现代”的对称，它们几乎是一对范畴。传统通常包括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和各种社会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等，它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不仅有着无形的影响，而且还起着控制作用。在传统社会的时间划分上，西方一般是指古代和中世纪截至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阶段；我国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晚清1840年之前，大致可称作传统社会。传统具有两重性，其中的积极因素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其中的保守和落后因素，则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变革的实行，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巨大的阻力”、“历史的惰性力”。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积极因素如果能审时度势吸收外本文由收集整理来文化中的积极成果，并勇敢冲破保守和落后因素的重重障碍，传统社会就能够渐进入发达的、现代的社会；反之，则必然依旧徘徊于不发达的、痛苦的困境之中，我国近世历史的迟滞前行和艰难变革可为佐证。
三
当代学人丁伟志、陈崧合著的《中西体用之间》是一部探究晚清以来一百多年间中西文化交流中诸多问题的专著。它详列确实的史事，进行细密的剖析，抒发持平的议论，迭出精彩的见解，对于人们认同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大有补益。谨择本文所需者复述之。（1）它指明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这是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清王朝衰颓、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迟滞的时代。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已经不仅是两种具有不同历史传统、不同特色、不同长短的文化，而且是形成一为先进、一为落后的两种不同发展程度的文化，文化交流的均势与平等的格局已被打破。在交流中，作为先进的一方，是主动的、进攻性的，以改造对方使之适应于自己的需求为目的的；而作为落后的一方，则是被动的、防卫性的，以寻求摆脱困境、振衰起颓为目的的；进攻性的一方，来势猛、规模大，且伴随着经济上、政治上乃至军事上的侵略行为与事件不断发生；作为落后的一方，面临着要回答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革或新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的大问题。交流已远远突破狭义文化的圈子，具有了强烈而严峻的政治性质。而且，这时期的交流不同于往昔，更具有广泛的国际活动性质。比如，华夏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流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活动，未受外国势力操持；明末清初之际，文化交流的内容很有限，只在上层极少数有识之士之中进行，没有构成大的社会影响，可说是两种既成的定型的文化体系间相对平静而持恒的切磋琢磨、汲补吐纳，而晚清却变成了为急剧动荡的国际局势所左右的、瞬息万变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选择，使中西文化交流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为循着世界潮流而灵敏变动的、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化现象。（2）它表述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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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性的理性认知：通过对晚清各种文化流派和文化主张的剖析，展现出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曲折历程，解读出这场文化巨变中错综复杂的各种文化见解的是非曲直，描绘出由技艺层面逐渐进入制度、思想层面，由以改良方式图谋富强发展到以民主革命方式企盼彻底改造旧国家、旧制度和建设新国家、新制度这种由低到高、由浅到深的时缓时急的进程，从而揭示出中国文化的逐步现代化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历史趋势，为东方的文化古国走向现代的发达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引人深思的资料，对于此时此刻国人探讨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大课题，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必由之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高筑门墙陶醉于自我封闭之中，拒绝与异族、异域交流，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和创新，甚至难以“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鲁迅语）。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谁也不能违背。
一部中国文化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随着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流的盛衰而或进步或僵滞的历史。近世以来，我国几代学人都对此极为关注，且多精彩阐述。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今则全球若比邻矣，……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女，必能为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柳诒徵在《学衡》杂志连载的《中国文化史》里，将中华文化发展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一）“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二）“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以印度文化输入吾国，是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三）“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
《中西体用之间》一书的“引论”中对梁、柳二氏的见解进行了述评，认为：梁启超“把今日全球文明简括为中西两大文明，当然是失之偏狭”，但却“生动地体现着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满腔热情”；柳氏划分三个时期之说，符合历史实际，但“亦有缺陷”，最突出的是“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而“构成独立之文化”，他没有看到这种“独立之文化”，也是伴随着长期的颇具规模的文化交流而构成的。“引论”特别强调了柳氏提出的“中古和近世两次大规模引进与融合外来文化的大潮，在中华文化史上确有划时代之性质，每次都促使中华文化开拓出新局面，展现出新特质，进入了新时代”的结论。伟志伉俪在概述中外文化交流历史时，认同梁、柳对华夏文化与佛教文化交流所持的观点本文由收集整理，并着重阐发这一交流的巨大作用和意义，他俩认为：“佛教文化的输入，对中华文化的震撼是空前的，引起的冲突与变化也是空前的。”“中华文化确因吸取消化佛教文化，而进入了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崭新的繁荣期。”而“与佛教文化的交流融合（当然这中间始终伴随着抵牾），改造了中华文化。同时也创造性的改造了佛教文化本身，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只是，这本书的主旨是通过对晚清中西文化观的述论，探讨中华文化的近世境遇，不遑对中印文化交流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不免使我引以为憾，因为多年来我曾对这一交流所取得的成果以及何以取得成果怀有兴趣，很想了解其中底蕴，以长见识，借获教益。
四年以后的199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陈远宁的《中国佛教与宋明理学》一书，其副标题赫然在目：“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成功例证。”我终于如愿以偿。匆匆拜读一过，对于这两种文化在冲撞与交流的过程中为何能融合？如何融合？其切入口和融会点在哪里？有了个大体的了解就搁下了，“读书不求甚解”也。2002年，出版社又将它列入《学海一牛鸣丛书》，作第二版印刷。在学术界浮躁之风甚炽，“一次性消费读物”铺天盖地之际，这个事实说明：它的述论已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可能还得到不少人的认同。
四
感想之一：文化交流是无法阻挡的。
2002年9月，我曾作西北之旅，访“丝绸之路”。在古称西域的新疆，在以敦煌石窟闻名于世的甘肃，在我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且为十一个王朝先后建都于此的陕西，眼见苍茫大漠，荒凉戈壁，巍峨高山，恶劣气候，和那自“天下雄关”嘉峪逶迤东去的长城以及那“固若金汤”的西安城堡，遥想那多处古战场上的无数次的狼烟烽火、血腥杀戮与悲壮惨剧，所有这些自然的、人为的重重障碍都无法阻隔中华文化的源源西去和异域文化的滚滚东来，在搏击中，这条丝绸古道逐渐成为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汇流的河床，形成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陆路交流的唯一通道。其中尤以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古龟兹和古高昌境内的不同风格的石窟，为当地志书称作“创造了人类也是地球上当之无愧最宏大的奇迹”莫高窟、陕西的众多佛寺就是这种广泛深远影响的辉煌遗存。当今世界已由农业而工业化而信息化，文化交流更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封杀的。
之二：融合需要长过程，更需要找准切入口和融会点。
文化交流是彼此将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提供给对方，而融合则需要在长时间的冲撞过程中，寻求彼此间可能相谐互补的因素，取长补短，才有可能逐渐将不同的文化体系的物事合为一体，而且还需要找准切入口和融会点。陈远宁的书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究。它综述了从西汉到东晋特别是到隋唐佛教经由与黄老道家和神仙方术结合、佛学玄学化到佛学与儒道进一步融合的长过程。在这过程中，佛学曾把道家的长生久视之术融会于自己的禅定之法中；也曾抓住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理”与“心”这两个重要范畴予以改造、升华，发挥其缓和社会矛盾的功能，得到当时某些统治者的鼓励，视为“皇王之化”，而援儒入佛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切入口和融会点集中在伦常道德这个覆盖面最广、渗透度最深的问题上。印度佛教把中国的伦常道德纳入自己的教义和宗教实践，因此最终形成中国佛教。
它在历史的回顾中，论证了佛教与宋明理学的联系和区别。它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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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史实表明：就联系方面而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里，无论是本体论、人性论或是认识论，与佛学的“真如”本体、“如来之藏”、“真如实相”等等论述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援儒入佛而中国化了的佛教，就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思想背景资料，还为宋明理学建构自己的思想框架提供了精致的思辨方式和思辨结构，更为理学家们论证封建纲常的合理性、“存天理而灭人欲”的性善论以及认识真理与思想修养相联系、渐悟与顿悟相结合等诸多论题找到了哲理的根据，获得了以佛证儒的效益，从而一扫西汉以来逐渐形成的儒家神学本体论的粗俗和荒唐。诚如丁伟志伉俪所言：“中华文化确因汲取消化佛教文化，而进入了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崭新的繁荣期。”此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在近八百年的长时间内，它十分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形成为一种主流的传统。
然而，“传统是一种巨大阻力、历史的惰性力”（恩格斯语）。它一旦拒绝与异己的异域的文化再交流再融合，就丧失创造力，崭新的就会变为陈旧的，支配着的就会化作禁锢着的。后来，虽有一些被视为异端的思想者突起，或反程朱，或既反程、朱又反陆、王，但都难以冲破重重围困，有的还极为不幸，如李贽就被捕下狱、割喉致死，他的《藏书》、《焚书》被为某些近人讴歌礼赞的清王朝多次下令焚毁，留给文化思想史上的教训是惨痛的！
之三：着重谈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