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1
关键词：言语行为；戏剧反讽；宏观言语行为；微观言语行为
莎士比亚的戏剧，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受全世界人们欢迎的。我们不但被戏剧中的情节所吸引，而且还对戏剧中莎士比亚对语言的处理所吸引。莎士比亚堪称是杰出的语言大师。在他的戏剧中，表面意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多的涵义。只理解表面意义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研究莎士比亚所使用的写作技法。在众多的技法当中。戏剧反讽是莎士比亚经常使用的，我们可以在很多戏剧中看到，如《第十二夜》、《错误的喜剧》、《李尔王》、《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言语行为理论可以有效地对戏剧反讽这种语言现象进行解读，从而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由说话者的意图与听话者的感知所产生的差距而导致的误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讽效果。
一言语行为理论
Austin认为话语具有“施事”功能，也就是说，说话的同时也是在实施一种行为。许多陈述只不过是“伪陈述”，人们所说的话根本不是有意图或者只是有部分意图来传递信息，做一说话行为的同时也在做施事行为…。他将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称为显性施为句，把不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称为隐性施为句。在显性施为句中，施为动词可看作是表达言语行为或施为用意的标签。而在隐性施为句中，由于缺乏具体的施为动词。发话人的真正意欲实施的言语行为或施为用意变得不透明，其理解需要借助具体的交际语境.
Austin将言语行为分为三种：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所表达的是话语的字面意义，指说话人说出一句有特定意义和指称的、能让人理解的话语的行为。言外行为指的是发话人通过话语来实施其交际意图或执行某个特定功能的行为，也称作言外之力或语力。言后行为指的是某一行为对听话人产生的影响，即话语说出之后在听话人身上产生的效果和结果。
J．R．Searle在Austin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不存在不带语力的句子”。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话语就是言语行为，而这种言语行为就是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也就是说，语言交际的最基本单位是言语行为。他使我们的注意力从说话者的意图转向听话者对说话者意图的解读。他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这一概念，即“一种施事行为通过实施另一种施事行为来实现的情况”。顾日国认为，有时是一言做多行，有时是一行得多言。言语行为既是一个个人行为，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行为，因为Ausitn反复强调施事行为是规约性的，这就是施事行为的社会性。
Searle将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言语行为。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按话语字面意义推断出来的“言外之意”，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则指交际双方要根据共有的知识和所处的语境来推断出发话人的“言外之意”。
Van Diik将文学看作是一种具有自己合适条件的、具体的言语行为。他将文学作品分为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宏观言语行为决定整个文本，而微观言语行为则可以由文本中的一个或多个单句构成。宏观言语行为就是文学作品的作者通过其作品与读者进行交流时所产生的盲语行为，也就是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是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交流所产生的言语行为。在戏剧中，剧中人与观众的交流所产生的言语行为就是宏观言语行为，而剧中人之间的交流所产生的言语行为就是微观言语行为。通过对宏观言语行为与微观言语行为的区分，可以更好地理解具有双重语境的戏剧反讽。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2
[论文关键词]文学作品;反讽;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批评
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Austin)于1962年首次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指出语言的功能除了陈述、描写、说明外,还可以实施某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言之所述,言之所为,以及言之后果。其中,言之所为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通过施为动词(，！performativeverbs)、祈使、疑问及陈述三种句型来表达命令、请求、疑问及叙事的是直接的言之所为;间接言之所为是指通过实施一个行为来间接地实施另一行为。听话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主要依据常识及一般推理能力,评价言语行为则要通过适合条件。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在语言学界引发巨大反响,继而成为语用学的基础核心理论之一。此后,美国语言学家舍尔(Searle)进一步把适合条件归纳为:根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前提条件和诚意条件。他还把言语行为放在一组对话交际中分析,比较充分地考虑到了语境因素,并进一步将言语行为分为五个大类:阐述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及宣告类。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国外许多学者对该理论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作了深入的理论性研究:玛丽·普兰特(M.Pratt)指出用来研究普通语言的理论可以用于文学批评中;范代克(VanDijk)建议“将文学当作具有自己的恰当条件的一种具体言语行为”,并区分出文学作品中决定整个语篇的宏观言语行为和语篇中单个句子所执行的微观言语行为。我国学者朱小舟认为,“宏观言语行为实际上是指作者通过文学作品与读者所进行的交流,即作品的主旨;而微观言语行为则指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所执行的言语行为。”
二、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反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文学作品中惯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平均每4页就有一例反讽。文学作品中的反讽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修辞技巧上,也隐含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和主题表现上。反讽的使用属于间接言之所为,其言外之意是对其命题内容的对立、否定或矛盾。海佛凯特(Haverkate)特别指出“对诚意条件的反讽性的操作是实施任何反讽性的言语行为时所固有的。”
三、《傲慢与偏见》中宏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她继承了欧洲文学的反讽传统,为读者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反讽艺术。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讲述青年男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的同时,用反讽手法批判了19世纪初英国中上阶层一味追求金钱和地位的婚姻观。
作者在小说一开场就通过反讽点明主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作为卷首第一句话,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无疑会影响读者的认知思维,进而博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但随后的一句“这样的单身汉……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又不动声色地了上文的“真理”——不是有钱的单身汉想娶太太,而是尚单身的女儿非要嫁个有产业的男子不可。这便将句中“人们”的代表人物班纳特太太的真实心态表露无遗:一心要把五个待在闺中的女儿嫁给有钱人。经过“真理”的陈述及,讽刺意味一目了然,令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不禁为作者含蓄展现其智慧魅力拍手叫好。在小说结尾,书中的“智者”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等人都受到了现实的嘲讽,而可笑的“愚人”班纳特太太、科林斯先生等却被证明是正确解释了这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奥斯汀通过形式多样的反讽抨击了当时英国中上阶层错误的婚姻观,这既是这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所执行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为整个语篇定下了反讽的基调。
四、《傲慢与偏见》中微观上的反讽言语行为
文学作品中,微观上的言语行为主要体现在人物对白中,由小说人物执行。反讽作为《傲慢与偏见》中最出彩、最显着的语言艺术手段,在人物对白中贯穿始终。小说人物的反讽言语行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人物性格,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与整部作品的反讽基调相得益彰,令读者回昧无穷。
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反讽也可分为五种类型,即:阐述性反讽、指令性反讽、承诺性反讽、表达性反讽和宣告性反讽。反讽言语行为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主要见于阐述类。
1.阐述性反讽。阐述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陈述、描绘、报道、说明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所表达的命题是真的,适应方向是言语到世界,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信念。舍尔指出阐述性言语行为的根本条件是,“说话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对所表达的命题的真实性做出承诺”。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说话人在不相信命题真实性的情况下仍然发出话语,则该话语就含有言外之意,具有反讽意味。
当班纳特太太得知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搬到了附近,便匆忙将此消息告知丈夫,并敦促他即刻去拜访这个新邻居。班纳特先生不堪其烦,故意气她说:“我不用去。你带着女儿们去就得啦,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那或许倒更好些,因为你跟女儿们比起来,她们哪一个都不能胜过你的美貌,你去了,彬格莱先生倒可能挑中你呢?”“我的好老爷,你太捧我啦。……”
班纳特先生假意赞美妻子的美貌,是希望班纳特太太能依据语境或句子的语义结构从反面领会其言外之意。然而,班纳特夫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丈夫的嘲笑,反而信以为真,令读者忍俊不禁。 2.指令性反讽。指令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其目的是说话人试图让听者去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愿望,命题内容是让听者做某事。它的言之所为是说话人试图使听话人去做某事。当说话人发出一句话语要求或命令听话人做某事时,如果听话人根据语境认为命题内容不合情理,他会依据关联原则从命题内容的反面去判断说话人的真意。此种情形下,话语就具有了反讽意味。
班纳特先生故意不断地提到彬格莱,不明真相的班纳特太太感到厌烦,迁怒于咳嗽的女儿。但是,当她得知丈夫已经拜访了彬格莱,立刻兴奋异常,对丈夫说道:“你真是个好心肠的人,我的好老爷!……”“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
班纳特先生一面说,一面走出房间"“。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就是一个指令性反讽。该言语行为并非针对女儿吉蒂,而是对一心只想着把女儿嫁给有钱人、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妻子的嘲讽。
3.承诺性反讽。承诺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等。其目的是说话人保证做某事;适应方向是世界到言语;所表达的心理状态是意图;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做某事。它的先决条件是说话人对所承诺的行为有能力去完成。通过许诺,说话人就自觉承担起做某事的义务。如果交际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而又主动承担义务,承诺便赋予了反讽的含意。
班纳特太太听说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租住了附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急于抢先结识,便试着说服丈夫尽快去拜访他:“……你的确应该去一次,要是你不去,叫我们怎么去。”“你 实在过分心思啦。彬格莱先生一定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去,就说随便他挑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地答应他把她娶过去……”。。
班纳特先生所说的“写封信给你带去”,承诺性反讽言语行为。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班纳特太太是不可能去拜会那位新邻居的,班纳特先生的许诺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毫无诚意的口头许诺,其实是对班纳特太太一门心思寻找有钱婿的挖苦讽刺。
4.表达性反讽。表达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其目的是表达由真诚条件说明的心理状态,这种表达式无适应方向。此类表达式所表达的命题的真是预设的,命题内容的真实与否是判断话语是否具有反讽性的前提。
达西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他那傲慢的神情和居高临下的口吻令对方感到反感,以致遭到拒绝。当伊丽莎白以犀利、刻薄的语言历数他所犯下的罪恶时,达西再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你对我的看法!”达西一面大声叫嚷,一面向屋子那头走去。“你原来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谢谢你解释得这样周到。这样看来,我真是罪孽深重!’,达西所说的“谢谢你……”就是一例表达性反讽。凭借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达西一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当他决定向伊丽莎白求婚时,丝毫不曾料到会遭拒绝。此刻突遭意料之外的指责和拒绝,达西内心的震惊和沮丧是不难想像的,但他毕竟是有教养的绅士,不便有过激的言行,于是他在房间里飞快地来回走动,并以这缺乏诚意的“感谢”来表达他当时的心情。这一反讽言语行为使得这一幕成为小说开篇以来最强烈的冲突。
5.宣告性反讽。宣告性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任命、辞职、命名、解雇等。这种言语行为与诚意条件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因而较少出现由于违反诚意条件而实施的反讽言语行为。但是,海佛凯特强调指出“宣告性言语行为如果违反了合适性条件,同样可以表达反讽”。实现宣告不仅需要语言规则,还必须有超语言惯例——说话人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条件的人。另外一个适合条件就是可接受性,即交际双方都清楚说话人所承诺的行为将给听话人带来益处,所以听话人从内心愿意接受说话人的承诺。如果违反了该条件,话语就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所谓的“宣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威胁”。
咖苔琳夫人是一位极度自负、傲慢无礼又尖酸刻薄的贵夫人。为了让外甥达西娶自己的女儿,防止伊丽莎白与他结合,她兴师动众地跑到班纳特家向伊丽莎白问罪,以此来扼杀他们之间的爱情。咖苔琳夫人对伊丽莎白威胁道:“……不允许(你)这么做。……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会斥责你,轻视你,厌恶你……”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3
关键词： 反讽语 语用模糊 元语用意识 关联理论
一、引言
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会经常听到或用到反讽语。反讽语是人们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反讽语又属于语用含糊的范畴。在日常交际中，说话人说出反讽语，听话人如何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对反讽语进行理解呢？本文从语用模糊的角度，根据元语用意识和关联理论对反讽语进行研究。
二、语用含糊
语用模糊指的是说话人在特定语境或上下文中使用不确定的、模糊的或间接的话语向听话人同时表达数种言外行为或是言外之意（俞东明，1997）。例如，当小王向小张询问工资情况时，小张回答：“哎呀，不多，大概就2000左右吧。”这时，小张的回答就具有模糊性，2000左右既可以是1998.5，又可以指2145。这个时候，小张使用了模糊语言，即没有明确地说出自己的具体工资――2156。使用模糊语言可能是小张以为没有必要向小王交代清楚自己的工资具体数额，还有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工资不高，而不愿意透露。
在日常交际的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周围的人进行会话交流，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手势语等）交流。语言交际可以分为刻意言谈和随意言谈。在日常会话中人们的语言通常都是比较随意的，都不约而同地带有“约略”（approximation）、“模糊”（fuzziness）、“笼统”（generality）、“两可”（ambiguity）、“含混”（ambivalence）等语用含糊（pragmatic vagueness）现象。另外，还有寓意的，即在日常会话里有时会带有隐含的“比喻”（metaphor）、“弱陈”（meiosis）、“反讽”（irony）、“夸张”（hyperbole）等表达（何自然，2000）。如果说话人的话语不能从字面本来的意义进行理解的时候，对于听话人来说，他就要根据字面的意义及上下文和语境对该话语做出并非原意的解释，这时就对话语进行了寓意的理解，而寓意句属于日常会话中的随意言谈。下图可以清楚地表达出日常会话随意言谈与语用含糊的关系。（如图1）
（何自然，2000）
由此可见，反讽语属于寓意句中的一种，即不能从字面的意义理解话语，因此，交际者要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对话语做出非原意的解释。
三、反讽语
在交际与交往的过程当中，人们会使用与自己的感觉或是当下的事实完全相反的语言，这就是反讽语。反讽是通过赞扬责备或通过责备赞扬，即所说和所指正好相反。说话人在说话的时候，如果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话语就具有反讽意味。
反讽体现在命题内容和语境的不相符性，比如：谢谢你弄坏了我的新车。弄坏了新车本身不能得到车主人的感谢，这时候说话人的意图应该是批评或是抱怨，表达自己强烈的愤慨。
人们在日常会话之中为什么会使用反讽语这种具有寓意的语言，而不是直接使用非寓意的话语表达自己的情感呢？反讽的交际目的包括蔑视、批评、赞扬、强调或是幽默。说话人在使用反讽语言的时候，主要是想通过反讽的手段来加强自己的交际目的。例如，大雨滂沱的一天早晨，小王对小张说：“嗨，快看呀，今天的天气可真好，这下上班可方便了！”从字面上来看，似乎是说今天的天气好，上班不会有阻碍。而实际上，正是由于今天下大雨，出行很不方便。小王这时候的话语就是与此时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相反的，目的是借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并通过这句反讽的话语，加强了这种不满的情绪。
四、元语用意识
在日常交际中，交际者要对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要素进行选择，相互协商，适应交际的需求。在选择过程中，交际者总会根据交际的目的对不同的语言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权衡和考虑，并赋予选定的语言要素以不同形式的意识凸显。这就是元语用意识。根据元语用意识，交际者对语言的选择（模糊语言）也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元语用意识。有些模糊语言是说话者根据交际的需求而故意说出来的，如反讽语。而有些模糊语言是完全没有意识的自动处理（庞加光：2008）。我们根据元语用意识的程度和话语的模糊程度将语用含糊分为以下四类（见图2）：
在这个横竖坐标轴上，横轴表示元语用意识程度从低到高，竖轴表示话语模糊程度从低到高。坐标上的四个点分别代表不同的模糊和元语用意识程度。A点表示弱元语用含糊类，B点表示弱元语用精确类，C点表示强元语用精确类，D点表示强元语用模糊类。而本文讨论的重点反讽语属于强元语用类，即说话人有意识地使用反讽语来表达对事件或事物等的看法。
五、反讽语分析
关联理论认为，任何交际都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首先，它是说话人发出明示刺激的过程。明示刺激指的是说话人设计来吸引听话人的注意力，并让听话人把注意力转向他交际意图的刺激，这种刺激需要足够关联，值得发话人处理，即满足关联的交际原则：每一个明示刺激都携带一个最佳关联假设（Sperber & Wilson：2001）。交际对于听话人来说是一个推理的过程，说话人发出明示刺激之后，听话人会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选择可能程度最高的关联，从而形成对话语的理解。
1）甲和乙在看完一场电影之后，甲对乙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还真是一部电影。”甲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除了是在电影院里看的，也是由大屏幕播出来的，时长刚好是一部电影的长度，这部电影根本就不能叫做电影：情节混乱，主题不明，画面阴暗。甲这句话是强元语用模糊类反讽语，因为他并没有说出“某种程度”指的具体是什么，而是选择了模糊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反讽意思。乙根据最佳关联假设，必然认为甲的话语和这场电影有关，于是选择了可能性最高的关联：这根本就不是一部好电影。甲说这句话的目的在于加强自己对这部电影的不满或是对乙在了解电影内容的情况下请自己看电影的不满。
2）甲乙约好了在下午四点钟见面，而乙却迟到了将近半个小时，这时候甲说：“你来得可真够早的，现在都16点25分42秒了。”甲的这句话是在批评乙迟到这么久，并且进行抱怨，自己等了好久也不见人来。这句话属于强元语用精确类反讽语。“来得真够早的”从反方面批评了乙迟到了那么久，而后半句话又把时间精确到了秒，这是在以反讽的手段向乙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根据最佳关联假设，乙在听到这句话之后，会把这句话和自己迟到这件事联系在一起。“早”表示晚，时间更是表达了此时甲不耐烦的心情。因此这是反讽语的一种精确的表达方式。
六、结语
本文从语用模糊的角度，根据元语用意识和最佳关联假设对反讽语进行了分析，反讽语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十分常见，因此，对反讽语的理解也十分重要。反讽语是说话人故意实施的一种言语行为，并且想通过反讽话语表达一种情绪，或不满、或抱怨、或赞扬、或喜悦等。反讽语是交际的一种手段，有特殊的交际目的，是值得研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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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冉永平，张新红编著.语用学纵横［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4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诸如“本质”、“实在”、“必然性”、“客观性”、“真理”、“自由”之类的语汇是一些最常见的基础性语汇。对于这些语汇的揭示或说明几乎是每一位哲学家的基本任务。西方传统哲学家一般认为，获得“真理”是达到“自由”的前提，“真理”意味着对于“实在”之“必然性”的揭示，“自由”则意味着“人的本质”和“事物的本质”的某种联系或吻合。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一传统由于一种新的哲学理论，一种由黑格尔发其端、由尼采给以诗意阐发、并且在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那里获得展开和应用的“反讽”（irony）理论的诞生而正受到严峻的挑战。进入本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理论由于德里达、福柯、巴尔特和罗蒂等人的竭力推崇而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日益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自称为反讽人，以示自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反讽人那里，“自由”更密切地相关于“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于是，围绕“随机性”、“反讽”、“自由”、“协同性”等概念而展开的讨论便构成了当代西方人文学术尤其是哲学领域的一个新景观。我们称之为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另一个转向。
一、从必然性到随机性
在《随机性、反讽和协同性》一书中，以“反讽人”自许的罗蒂考察了反讽理论的一般特点。罗蒂认为， 对于“随机性”（contingency）的认可是反讽人的一个共同点。在反讽人看来，语言、个体和团体都是“随机的”（contingent），人的自由源于对语言、个体和团体的这种随机性的基本认可。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反讽人特别喜欢拿哲学与诗学、哲学家与诗人进行比较。反讽人特别看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得到明朗化的诗学与哲学（诗人与哲学家）、艺术与科学（艺术家与科学家）之间的争论，特别看重通过对于随机性的认可而实现自我创造的努力与通过对于随机性的超越而达到普遍性的努力之间的张力〔1 〕。罗蒂认为，自黑格尔、尤其是自尼采以来，哲学与诗之间的这种张力一直延续着，20世纪的重要哲学家大多追随于浪漫主义诗人尼采之后，告别了柏拉图开创的西方哲学传统，把自由看作是对于随机性的认可。他们同意尼采把伟大的诗人、创造者看作人类的英雄，而不太看重在传统上被人看作发现者的科学家。他们看重后尼采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因为他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揭示个别事物和随机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介入了从柏拉图开始的哲学和诗学之间的争论，并且最后都放弃了自己的原初立场，从哲学转向了诗学，使哲学屈从于诗学。
西方传统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等大多认为，人满意地逝去的条件是完成对真理的探索，认识真理也就是接触到自在存在的东西。绝大多数人都跟随于哲学家和科学家之后，以为只有一套关于世界的真正描述，只有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的真实处境。但是诗人对真理不感兴趣，他们喜欢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性表象上徒费口舌。因此在传统哲学家看来，诗人说得越多，写得越多，反而有可能离开真实的客观世界越是遥远。
尼采改变并颠倒了哲学家和诗人之间的这种对抗。他放弃了追求真理的整体观念，他把真理定义为“一簇流动的隐喻”。他戳穿了柏拉图的“真理世界”，认为它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笑话而已。在丢弃了真理世界以后，尼采专注于人的自由问题，专注于人的自我生成、自我成就及自我创造。尼采要求真正伟大的诗人即他所谓的“超人”通过创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心灵，并由此来显示自己高于他人的可贵品格。尼采认为，人的自我认识即自我创造，个体面对自己的随机性，必须去创造出一套新的语言，去杜撰出一些富有新意的隐喻。对于尼采来说，那些力争成为一个新人的人都应向成功的诗人学习。尼采断定，诗人的失败就是做人的失败，就是接受了他人对自我的描述，也就是对他人生存方式的模拟或重复。人类大多努力地逃避随机性，而只有那些伟大的诗人接受了、也阐释了随机性，只有诗人真正地理解了自我的随机性。因此，在普通人和伟大的诗人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诗人以一种前人从未使用过的语言重新叙述了自我的故事。
在尼采那里，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从有限的时间中逃避出来，而在于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人生的意义在于推陈出新，在于无中生有，在于标新立异，在于谋求自我超越。这样，人生的意义，无论是作为单一的个体，还是作为整体的类，都不在于胜利地达到或悲惨地失去某个先定的目标，而在于把它看作是一个“尼采式的”自我超越过程。
以尼采为榜样，现代反讽人不再把自己当作追本求源的人，不再把自己当作具有某个先天本质的人，不再为只允许让自己成为某类特殊的人而忧虑，他们现在唯一的担心是自己仅仅是前人的一个复制。顺着尼采的思想路线，现代反讽人把弗洛伊德看作是另一个反叛西方文化传统的思想家。正如罗蒂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在我们的文化中的地位在于，他是这样的一个道德家，他通过追溯良知之起源的随机性，帮助人们消除了自我的神圣性。”〔2 〕正如德里达是对于黑格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动，福柯是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一样，弗洛伊德是对于康德（道德绝对主义）的反动。康德的良知观念曾经神圣化了自我，在康德那里，由于人类无力获得关于硬事实的科学知识（真理），人类只好反身向内，到心灵深处去寻找道德良知的出发点。弗洛伊德消除了人类道德感的普遍性，使它成为类似于诗人的杜撰那样的东西。他的精神分析学说证明了人类的道德意识是历史地给定的，是政治意识或审美意识的偶然产物：“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自我描述的语汇，它从根本上不同于柏拉图的语汇，也不同于尼采哲学的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曾正确地称之为被颠倒的柏拉图主义的另一个例证——从而揭示激情胜于精神，心灵胜于大脑，意志胜于理性的浪漫主义企图。”〔3〕
以柏拉图和康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理性观念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核心主张而旋转的：如果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务必依照某些一般原则来特殊行动。弗洛伊德、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则认为，我们必须重新返回到特殊，把当前的特殊处境和机缘看作是相似或相异于以往特殊活动或事件的东西。罗蒂指出，“弗洛伊德放弃了柏拉图把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国家的各部分和心灵的各部分、对社会公正的研究和对个体完满的研究给以归并到一起的企图。弗洛伊德给道德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要求以相等的尊敬，但拒绝在两者之间作出谁优谁劣的选择，拒绝将两者予以综合的尝试。他明确地区分了自我创造的私人伦理和相互协调的公共伦理。他说服我们不依据普遍具有的信念和愿望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4 〕虽然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作出了使精神分析学说合法化的种种努力，但是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仍然无法用来确定社会目标，用来确定与个体目标相对立的人类目标。这样，这种道德心理学至多体现了道德的“个体性”、“私人性”一面，我们无法把弗洛伊德纳入到柏拉图的模式中去，弗洛伊德所完成的是一次从柏拉图主义的退却，即从普遍的转向具体的，从必然真理转向偶然意见或“随机真理”（contingent truths）， 从永恒信念转向盲目驱力。他的道德心理学可以同尼采和布鲁姆把伟大诗人视作杰出人物的观点相媲美，他们都非神圣化了世界和自我。这是诗学对于哲学的胜利，是“自我创造”隐喻对于“发现客观真理”隐喻的胜利。
二、从客观性走向协同性
由于反讽人把自由理解成对于随机性的认可而不是对于必然性的遵从，由于反讽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道德与偏见之间的区别，他们便有相对主义、反理性主义和反道德主义（反人道主义）的嫌疑。为了替自己的见解作辩护，罗蒂和德里达等人取消了人们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道德和偏见之间所作的二元论区分。他们主张，自由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将通过一套对其进行道德和政治反思的语汇而不是使其得以保存的语汇而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反讽人看来，戴维森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自我观和良知观并不企图为现代民主制度提供某个哲学基础。〔5 〕他们也不想为现代西方民主社会找到某个哲学基础，而只想重新描述西方民主社会的实践和目标。遵循着前人的思想路线，他们试图以一种非理性主义和非普遍主义的方式重新描述自由社会的希望。他们向往一种自由主义的、开明的、世俗的、对神圣事物持否定态度的文化，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基础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的和反科学主义的文化〔6〕。他们反对柏拉图和康德等人把人格一分为二的企图， 即把人格划分为神圣与非神圣、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理智的企图。他们认为在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或差异是相对的。受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们越来越意识到用以表达其最高理想和信念的语汇的随机性，意识到他们的良知的随机性，虽然他们仍然信守其良知、信念和理想。他们日益认识到“自由是对于随机性的认可”的正确性，把它当作是探索人类社会关系之随机性的出发点。在他们看来，对于随机性的认可是自由社会成员的首要德性，而致力于诊治人们心灵深处对于形而上学的需求则成为其所进行的学术活动的一项基本任务〔7〕。
由于人类始终囿于语言之中，由于语言随历史而迁延，人类无法逃避其历史性。由于语言的随机性，人类也无法逃避其随机性。传统哲学家试图逃避历史性和随机性，去寻求某个中性的立场、中间的道路，最终都没有成功。据此，反讽人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在真实与虚饰、实践与理论、逻辑与修辞、语辞与行动、说服与压服之间建立起某种可以进行自由对话的开明机制。他们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中，虽然真理未必能够取胜，但是真理总是自由而公开的遭遇的结果。
尼采、海德格尔和罗蒂等哲学家认为，自由文化需要一种不断提高的自我描述，而不需要一系列类似于哲学的理论基础。那些总想为文化找到某种理论基础的思想起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在那个时候，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自由政治理想同自然科学理论的联姻是很自然的。但是到了后来，当自然科学家被视为同非人类的客观真理打交道的类似于以往的牧师身分的时候，科学便逐渐丧失了其吸引力，科学已经不再是最有趣味最激动人心的文化领域。相反地，艺术和乌托邦政治成了青年人向往的领域。以至于到了当代，“当知识分子关注目的甚于关注手段的时候，他们便把目光指向了文学和政治学。这些领域成为自由社会的核心领域。”〔8〕因此， 反讽哲学家主张把自由主义重新描述为这样一种希望：“整个文化是可以被诗化的文化，而不是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希望那样整个文化是可以被理性化或科学化的文化。”〔9〕
这样，按照反讽人的设想，在一个理想的自由社会里，人们推崇的文化英雄将是尼采所赞美的“超人”、布鲁姆和海德格尔等所推崇的“强有力的诗人”，而不是武士、牧师、或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家。未来的文化将是一种反讽的文化，那种文化将摈弃启蒙运动时期的流行语汇，它将不回避被人称为相对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它将抛弃对于某个哲学基础的寻求，它将在与以往社会的比较中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和进步性，并由此来表明自己的正当性。所有的语汇都将是人类的创造物，诗歌、乌托邦社会、科学理论等等都成为人类的创造性工具。在那样的社会里，自由主义将既是毋须证明的，又不具有“道德的优先权”；人们的行为选择也将不存在某个元道德标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语言哲学”或“科学哲学”都将不再具有存在的特别理由，它们纵使存在的话，也只不过是当代自由文化中的一套自然语汇，而非特殊语汇。
反讽人希望自由社会的英雄是强有力诗人和乌托邦革命者的综合。他们将是社会现存制度或传统典章制度的破坏者、“异己者”、例外者。但是他们更希望通过以理服人地说服而不是以势压人地制服的方式，以自由公开对话的方式，以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实现自由社会的理想。他们希望在那个社会里，自由将成为唯一的或最高的目标，而人们的语言、 良知和道德都成为偶然的东西， 成为隐喻的意外文字化、书面化或被定型的结果。 他们希望在那样的社会里， 作为理想的公民，人们应该更多地了解弗洛伊德和布鲁姆的思想，而不是某些伟大科学家的思想。
总而言之，反讽人对于语言的随机性、自我的随机性和团体和随机性具有某种深切的理会，他们以一种自由而反讽的姿态去面对自己的事业、地位和身分。他们反对柏拉图－康德把自我的某个核心部分予以孤立起来的传统，反对传统哲学家把追求的目标如“真理”、“实在”、“必然性”予以实体化的企图。他们非常看重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他们将像福柯那样，回避达到某个超历史视野以发现某个非时间起源的企图，而满足于对随机性的系谱学叙述。他们将赞同后结构主义者对以主体为中心的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并以主体间性的哲学取代主体性哲学。他们将放弃对于确定性的寻求；他们将以协同性而不是客观性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
三、从中心走向边缘 传统形而上学家一直在寻求着某种“最后的语汇”，而反讽人则否认有“最后的语汇”存在。他们认为，所谓“最后的”，可以理解成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好诉之于武力、或保持沉默的一种办法。因此，形而上学家和反讽人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
罗蒂指出，作为反讽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由于她受到正被别人或著作作为最后语汇而使用的其他语汇的影响，她对自己通常使用的最后语汇表示了激烈而持续的怀疑；第二，她意识到自己目前所使用的语汇无法解决或消除这种怀疑，从而挽救自己的语汇；第三，因此，虽然她哲学化了她的处境，但她并不认为她的语汇是比别人的语汇更接近于实在的。”〔10〕反讽人是喜新厌旧的，且带有游戏性地喜新厌旧，在他们眼里，任何事情都可以被随心所欲地颠倒过来。他们玩世不恭地面对一切，是一群随波逐流、随机应变之徒。他们随意地、武断地、断章取义地对待语词。在反讽人看来，为形而上学家所普遍具有的常识性识见缺乏自我意识（自知之明）；形而上学家大多是目光短浅、固执而缺乏主见的，总是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家的目标是定义、本质，他们总是寻求对某一类事物的概括和总结，因而缺乏某种创新精神。囿于常识性识见的形而上学家相似于古希腊哲学中的智者们，他们的对立面则是具有反讽精神的苏格拉底。
反讽人断定，任何事物都不具有固有的性质或实在的本质。由于对于某术语的使用无法超越其所在时代之语言游戏的随机性，他们担心自己进行的是某种错误的语言游戏，担心学到一套错误的语言，从而成为一类错误的人。这种担忧促使他们具有一种彻底的反思精神，并不断地自觉到常规术语的无根基性。为此，形而上学家称反讽人为相对主义者。形而上学家一般认为，人性、人类的本质在于发现事物的本质，而终极语汇（如自然科学语汇）则提供了一幅揭示人类与实在之关系的知识图画，人类有必要、也有义务去建立那种关系，并且实在将告诉我们终极语汇应该是什么样子。因此，形而上学家认为，在外在世界中存在着实在的本质，正有待于我们去发现。相比之下，反讽人不承认有一套解疑去惑的终极语汇，所谓终极语汇并不是满足了人的最后性、最适当性和最优性标准的语言；因为反思并不受制于什么标准，在反讽人看来，任何标准都是在一定背景下约定俗成的东西。他们赞同戴维森的如下见解：我们无力走出我们的语言之外以便同他物作比照；他们也赞同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随机性和历史性的见解。
反讽人和形而上学家在对待学科分类的态度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形而上学家按不同学科来划分图书，并认为其做法是与不同的知识对象相一致的；反讽人则按习惯来划分图书，认为划分活动是因人而异的。反讽人对著作家不作分门别类之举；形而上学家则特别强调给他们以各种名分，认为诸如“哲学家”、“诗人”、“小说家”和“科学家”这些称谓是本质于他们的工作的。反讽人强调博览群书，强调去读那些有趣味的著作，而不管它们属于哪一门类，他们无法容忍西方的形而上学识见（偏见）和终极语汇，强调制作甚于发现，标新立异甚于照搬照抄。他们反对陈腔滥调，而崇尚诗意的创获。
在反讽人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家的工作导致了两大后果：第一，他们日益迷恋于越来越单纯、稀薄、灵活、油滑且无所不在的习语而难以自拔。第二，他们把哲学探索归之于逻辑争论，专注于诸假定之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诸语汇之间的比较。反讽人认为，形而上学家进行哲学和其他学术研究活动的典型策略是，抓住两套陈词滥调（或规范语汇）之间的表面矛盾，然后指出其差异所在，并解决那矛盾。这种策略是法官处理棘手案件和神学家解释棘手经文时的惯用手法。相比之下，反讽人认为理论的变迁是一个语汇的新陈代谢过程，被形而上学家视为真理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些陈词滥调。因此，当形而上学家认为，近现代的欧洲人特别擅长于发现事物的实际存在境况的时候，反讽人则认为他们特别擅长于迅速地且不断地重塑其自我形象，他们的方法是重新描述而非推论，即标新立异地、另辟蹊径地重叙对象和事件。
在反讽人看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既是柏拉图－康德的形而上学传统之终结的起点，又是反讽人展示众多重述之可能性的第一个原创性范式或本文。黑格尔的辩证法所揭示的，不仅是一个论辩性的程序，一个统一主体和客体的途径，而且是一种转换主题的技巧。“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辩证法成为推动回忆沿着思辨理解前进的一种智巧（ingenium）。这种辩证法不是一种方法。黑格尔非常清楚，在任何已知的或原本的意义上，它都不是方法。辩证法不是方法而是智巧，是智巧活动本身的一个名称。”〔11〕这样，在反讽人看来，青年黑格尔对先人的批判不是因为其假定的不真而是因为其语言的乖僻。青年黑格尔通过创造这种新式批判，摆脱了柏拉图－康德的形而上学传统，开辟了一种反讽哲学传统，后来的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罗蒂等人把那个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视自己的成就为对先人的超越而非对真理的逼近。
因此在黑格尔尤其尼采之后，反讽理论已经开始在西方人文学科中崛起。一方面，西方传统知识分子（以形而上学家为代表）同民众的隔阂进一步加深，哲学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摇身一变而成为现代自由社会的公共修辞学；另一方面，从黑格尔和尼采到福柯和德里达的反讽思想路线摧毁了由西方传统知识分子确立起来的社会希望，这条思想路线不再相关于公共生活和政治问题。反讽理论成为一种不负责任的主观主义，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文学批评或文化批评的东西，成为一门不再具有核心问题和社会功能的学科，一门非意识形态化或反意识形态化的学科。反讽人（反讽哲学家）和非反讽哲学家（尤其是形而上学家）之间的唯一政治差异是以势压人还是以理服人的差异。在反讽哲学家那里，“公正”、“正义”、“真”和“善”等等都是自由讨论的结果，真理即是“非失真的交流”。
但是，由于反讽似乎注定是一项私人的事业，由于自由主义和反讽主义联系松弛而形而上学和自由主义联系密切，人们无法相信哲学中的反讽主义和文学中的唯美主义，它招致了尼采、海德格尔、保罗·德·曼、德里达和福柯等反讽哲学家统统被视为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危险人物。反讽哲学与当代西方社会在本质上是冲突的，虽然在今天，“只有在自由社会里，反讽人才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只有自由社会才给予反讽人以离经叛道的自由”〔12〕，虽然今天的年轻知识分子大多偏好“解构”，但是作为反讽人的一个口头禅，“解构”恰恰是反讽哲学家道德责任心匮乏的一个极好标志。反讽是对重新描述之力量的自觉，但是反讽人之外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被重新描述。因此，反讽理论隐藏着残忍：因为它有可能贬抑了他人自视甚高的东西，尤如成人看待稚童玩耍的玩具及其世界，使之显得琐碎、表面、无聊和乏力。因此，反讽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是不证自明的。如果说形而上学家如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只是以理性的名义重新描述了人类的屈辱和卑微，那么反讽人如德里达和福柯并不比形而上学家高明多少。反讽人只是使自由依凭于历史的偶然性，他们同样无法向世人提供以往的形而上学家企图提供的那种社会希望。它表明，今天西方知识分子的诸多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已经真正从社会的中心走向了社会的边缘。
四、结论：当代西方哲学的另一个转向
在《罗蒂：再现论、反再现论和当代西方哲学主题的转向》一文中，我曾经对发生在当代西方专业哲学领域里的主题转向的逻辑起点、理论准备、完成过程和实际后果等进行过专门论述。〔13〕在这里，通过对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罗蒂等现当代西方哲学家提出的反讽理论的初步考察，我们揭示了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另一个转向，这个转向基本上发生于非专业或非学院哲学领域里。同第一个转向相比，这个新转向是对于以寻求客观真理为目标的西方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的进一步背离。我们认为，它至少导致了以下几个结果：首先，通过考察尼采、海德格尔和罗蒂等人对“真理”、“自由”作出的重新解释，我们看到，现代西方一些典型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已从哲学和科学转向诗学和艺术，从真理转向自由。他们对自由的关注先于对真理的关注，自由首先源于对随机性的认可，而不是源于对必然性的遵从，随机性成为他们考虑自由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种转向导致了传统西方哲学即形而上学的式微。其次，这种转向也导致了反讽理论的崛起，并且使之发展成为当代西方人文学术中的一个新景观。我们看到，反讽理论是哲学（形而上学）衰落之后的一种“拟文学”和“拟诗学”的东西，是一种为人文科学尤其是诗学而在的理论。反讽理论的崛起表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向着人文主义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第三，反讽理论还必然地引发出一种反讽文化。传统哲学理论同人们的社会希望和社会理想联姻，结果产生了一种自由的形而上学文化，其中某些特殊的（特许的）学科试图穿透个别表象，使之与某个一般的实在联系起来，以期在某个共同点上把人类联系起来，从而达到“真”、“善”、“美”等终极目标。可是，反讽理论及其杰出的表现形式，如人文艺术，只与私人的完美相联系，它只专注于描述私人的和标新立异的东西。因此，反讽理论指示出了当代西方文化中某些学术活动的“私人化”方向，这个方向旨在成就某些完美的或崭新的个体目标，而不在于成就某些共同的社会目标。反讽理论和反讽文化还促成了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反讽人。虽然反讽人是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日益式微和边缘化的一个确证，但是它毕竟是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新形象。
注释：
〔1〕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5页。
〔2〕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30页。
〔3〕〔4〕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33、33—34页。
〔5〕参阅拙作：《罗蒂：再现论、 反再现论和当代西方哲学主题的转向》，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7期，第34—41页。
〔6〕参阅拙作：《罗蒂和西方基础主义文化观的终结》，载《 哲学研究》1996年第8期，第26—32页。
〔7〕参阅包利民：《西方哲学中的治疗型智慧》， 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8〕〔9〕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53、53页。
〔10〕罗蒂：《随机性、反讽与自由》，第73页。
〔11〕d.p.维尔纳：《黑格尔的回忆》，“第一章导论：黑格尔的想象力”，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5年英文版，第11页。这是第一部把隐语、反讽和记忆作为理解黑格尔基本哲学立场的关键来探讨的著作。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5
关键词：解读;《傲慢与偏见》;反讽艺术
作为英国文坛的耀眼明星之一，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一度成为许多人百读不厌的文学名著。与其他文学名著相比，反讽艺术是《傲慢与偏见》的主要特点之一。简・奥斯汀通过细致的描写，将达西先生、伊丽莎白小姐等人物的内心活动更好地呈现出来。
一、反讽艺术
（一）反讽艺术的概念
反讽艺术是指，创作者通过颇具讽刺意味的写作技巧，使得内容的真实涵义与字面上表达出来的内容相反。在阅读具有反讽艺术的作品过程中，人们需要充分联系上下文以及实际的语境实现对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含义的理解[1]。
（二）反讽艺术的特征
反讽艺术的特征主要是言非所指。即作者所陈述的实际内容与其本身的表面意义截然相反，这种矛盾的存在能够将实际意义更加清晰、深刻地表现出来。
二、《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艺术解读
这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艺术进行解读分析：
（一）文本模式方面
从《傲慢与偏见》的文本模式来看，作者在整篇作品中主要描述了四段风格迥异的婚姻。在莉迪亚与威科姆、夏洛特和柯林斯、简和宾利以及伊丽莎白和达西这四段婚姻中，伊丽莎白小姐和达西先生无疑是最为和谐圆满的一对。在伊丽莎白小姐和达西先生最初相识的过程中，伊丽莎白小姐认为达西先生对她以及很多事情都抱有偏见，而达西先生则觉得伊丽莎白小姐十分傲慢。但到了故事的最后，这样两个互相看不惯对方的人物竟然在一起了，这种反讽艺术的应用为读者带来了更多的新奇阅读体验[2]。
（二）文本结构方面
在《傲慢与偏见》中，反讽艺术在文本结构处理方面的应用频率相对较高。作者在处理文本结构的过程中，常常会应用一些颇具荒诞色彩的却被众人信服的真理来体现，如班奈特太太认为，她的未婚女儿的财产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富裕的单身汉;人们认为如果一个单身汉很富有，那么他总有一天会脱离单身状态等。就在我们认为这些荒诞不羁的理论和信条都将会破灭之后，作者用反讽的语言向读者揭示上述那些不合理的言论最后竟然全部成了事实。这种反讽形式的文本结构处理将《傲慢与偏见》变得更加有特色[3]。
（三）言语行为方面
反讽艺术在《傲慢与偏见》一文中言语行为上的应用主要包含微观和宏观两方面。
1.微观层面
从微观层面来看，《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艺术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第一，承诺性反讽。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会利用承诺的方式表达自身对某件事物或行为的肯定态度和决心。而简・奥斯汀则将承诺处理为：当某个人物在并不具备实现承诺的能力时，许下承诺并承担相应任务，进而表现出强烈的反讽效果。以班奈特太太和其丈夫的对话为例，当班奈特太太发现其邻居符合她的选婿标准时，就要求自己的丈夫主动结识邻居。可是班奈特太太的丈夫并不认可这种做法，并劝慰他的妻子道：“你放心，我们的邻居一定非常乐意见到你。我可以写一封信由你带给他，我会在信中说，‘无论彬格莱先生看中了我的哪个女儿，我都十分愿意将她嫁给你’”。就当时英国的情况而言，社会习俗并不允许班奈特太太亲自去看望新邻居，因此，班奈特丈夫许下的这个承诺充满了反讽的意味。第二，指令性反讽。在《傲慢与偏见》中，班奈特夫妇在相处过程中，班奈特先生曾经故意提起他们的邻居彬格莱来激怒自己的太太。当班奈特太太将自己的怒气发泄在已经生病的女儿身上之后，才得知原来自己的丈夫已经按照她的意思去看望过邻居彬格莱先生了。这时，班奈特太太不仅不再生气，并且十分高兴的称赞自己的丈夫道：“亲爱的好老爷，你真是一个热心肠的好人”。面对自己妻子的这种反转式的赞美，班奈特先生回答说：“吉蒂，现在你就能放心大胆地咳嗽啦”。虽然班奈特先生的这句话中提到的是自己生病的女儿，但其实班奈特先生真正针对的对象是自己的太太。作者通过班奈特先生的这种指令性反讽语言，将一个智商不高却一心贪图富贵的人物形象良好地展现出来[4]。
2.宏观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看，反讽艺术是《傲慢与偏见》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在作品的开头部分，作者就描述道：“所有富裕的单身汉，都想娶一位太太。这种想法已经发展成为一条公认的真理”。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展开，作者再次描述道：“像这样有钱的单身汉，人们总是习惯于将他们看成是自己女儿所应得的财产”。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描述方式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反讽方式，将对英国当时封建传统婚姻观点的不满表达出来。除此之外，在《傲慢与偏见》的结局部分，作者将柯林斯先生、班奈特太太等捍卫英国封建传统婚姻观念的行为处理为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正确赞扬，而与传统婚姻观念格格不入的伊丽莎白小姐和达西先生的婚姻则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嘲讽。这种反讽形式的应用使得读者对当时英国的婚姻观念有了更加深刻、清晰的认识[5]。
（四）戏剧化方面
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当故事即将呈现某个情节时，作者可能利用戏剧化安排和设计完成相应内容的承接发展。与普通的情节处理方式相比，戏剧化反讽的应用在为读者提供反向推进内容的同时，使得读者对作品情节产生更加深入、直观的认识。就《傲慢与偏见》中的女主角伊丽莎白的追求者柯林斯先生而言，他在向伊丽莎白求婚之前精心准备了一段表白内容。当柯林斯先生说出“差不多从我一进屋子，就挑中了你做我的终身伴侣”，“趁我目前还能够控制住我自己的情感，我先对你谈谈我想结婚的理由以及我来到哈福德郡择偶方面的打算”等。从作者对柯林斯这个人物形象的基本描述以及求婚语言描述中，可以看出他是真心诚意地打算向伊丽莎白求婚，并获得成功的求婚结果。虽然柯林斯先生使用的求婚话语让人们觉得非常好笑，但柯林斯本人在整个求婚过程中始终认为伊丽莎白会答应他的求婚。因此，当主角几次朝他泼冷水，柯林斯先生仍然十分执着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直到伊丽莎白将拒绝他的话说得不能再直白。面临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柯林斯先生才像突然醒悟一般，迅速找了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借口将整件事缓和过去。这种情节处理方式提升了内容的戏剧性，作者通过戏剧化反讽的方式将柯林斯先生的人物形象、心理变化等更加鲜明、趣味性地展现出来[6]。
三、结论
作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傲慢与偏见》中反讽艺术的应用频率极高。从整篇作品来看，反讽艺术在文本模式、文本解构、言语行为等方面都有所应用。作者简・奥斯汀通过反讽艺术将当时英国社会的不合理婚姻观念、荒诞的真理等内容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反讽艺术的应用使得《傲慢与偏见》呈现出极为鲜明的讽刺意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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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清芬.从言语行为理论看《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艺术[D].华中师范大学，2012.
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范文6
[关键词] 电影艺术 反讽叙事 现代性解构
叙事学家米克认为反讽是“虚假语言的运用：现在它是修辞学里的一种辞格——以反讽性褒扬予以责备，或者以反讽性责备予以褒扬”。人类社会生活中久已存在反讽现象，反讽一词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意指一种引诱他人上当的欺诈和油腔滑调的修辞手段，如苏格拉底在对话中佯做无知、故意赞同别人并加以引申，使对话者陷入谬误境地以反证自己正确观点的谈话方式。古希腊时期反讽就作为修辞方法进入了戏剧表现领域，阿里斯托芬等喜剧作家在其作品中曾非常娴熟地运用反讽这一艺术形式，如在戏剧中设置一种反讽角色人物，通过他与另一个炫耀自夸的角色相对立，进而以自己的明智和人格的内在力量反衬对方的缺点。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在德国浪漫主义尤其是施莱格尔兄弟等人的努力下，反讽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修辞技法，而是被扩大为整个文艺创作和世界存在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态度，成为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创作原则。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通过悖逆对立的两项昭示出一种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浪漫主义不仅拓宽了反讽修辞意义，使其具有宏观的美学意义。同时还为20世纪新批评反讽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中叶鼎盛的新批评使反讽理论得以充分挖掘，反讽不仅被视为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为诗歌的基本思想方式和哲学态度，新批评也因此被称为反讽批评。新批评认为，反讽把貌似不相容的对立观念、事件组合到一起，微妙地引导读者通过发挥自己的智力而理解作者，潜在地、间接地、幽默地表现深邃的哲学反思，同时也增添作品的活力、魅力和持久力。
由弗兰克·达拉邦特导演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改编自史蒂芬·金的小说《丽塔·海华丝与肖申克的救赎》，讲述20世纪40至60年代末，一个名在一座名叫肖申克监狱里发生的事情，围绕新囚犯安迪、老囚犯雷德、狱长诺顿等人，呈现了一幅美国监狱的多维图景。《肖申克的救赎》发行不久即获奥斯卡奖七项提名，被称为电影史上最完美影片、好莱坞最有气势的十大巨片之一，1995年该版获得全美影带租售冠军。除却商业成功以外，影片也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人生哲理思考，从艺术表现方式来说，我们必须承认“反讽”的多层面运用是该影片获得成功的重要的手段。
美国佩思大学的罗伯特·迪雅尼教授认为，反讽在叙事作品中以三种方式出现：作品的语言中，作品的事件中，或者作者的观点中。罗伯特·迪雅尼把反讽分成四类：(1)语言反讽，即说反话；(2)情境反讽或命运反讽，这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在表象与事实之间制造的反差：其二是叙事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希望某件事会发生，结果相反的事却发生了；(3)戏剧性反讽，即故事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形成反差；(4)语调反讽，即叙述者以一种语调方式暗示所指与能指的分裂。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运用了多种反讽方式，影片中一些语言“言在此而意在彼”，表达的是否定语言能指的含义，构成了最常见的语言反讽。如典狱长诺顿引用圣经语言教导囚犯：“我是世界之光，跟随我的人不会行于黑暗，还会拥有生命之光。”而实际上，在他管理之下的肖申克监狱罪恶累累，他加给狱犯的只有更深的黑暗。在实行狱外计划时，诺顿口口声声自称这是“一个真正的、有进步意义的服刑和改造。我们的服刑人员，被正确的监管的服刑者，将走出高墙，为各种公共服务进行劳动。”他的话中反复强调“真正、进步、有意义、确实”等崇高的概念，而其真实的动机只是满足个人的贪婪。而承包商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意不被诺顿抢走，采取了贿赂的方式取悦诺顿：“尝一下我太太特意为你烤制的馅饼吧，然后再考虑一下。”这里，表面上是温情的友谊，而实际上“馅饼”之下掩盖着肮脏的内幕交易。这样各自冠冕堂皇的能指语言与追求私利的所指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语言反讽的刀刃突显出其内在的锋利。此外，像影片中喜欢男犯的三恶徒命名为“三姐妹”，专横跋扈的守卫队长哈雷被捕时，叙述者黑人瑞德形容其“哭的像个小姑娘”，老布鲁克斯上吊自杀前在旅馆屋梁上刻下“布鲁克斯·哈特兰到此一游”等等，都具有非常明显的“言此意彼”的反讽意味。
情境反讽或命运反讽在影片中有诸多表现。影片开头是庄严的法庭庭辩，一边是主人公安迪对谋杀妻子和其情人罪行的苍白无力辩护，一边是律师滔滔不绝、言之凿凿、气势逼人的有罪推理，表象上看，一系列证据链均指向了安迪，而事实上雄辩的律师和庄严的法庭共同将无辜者的命运推入有罪的深渊。
除了主人公安迪外，影片中其他人物也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命运的反讽：瑞德在狱中努力改过，希望能假释重回社会，然而自由的希望接连破灭，当他被“体制化”而变得只适应狱中生活时，却意外获得了假释的自由；老布鲁克斯在拘禁生命的狱中呆了一辈子，当他刑满出狱获得自由时，却无力面对与从前迥然不同的世界，他甚至想到以再次犯罪的方式入狱，但终因“太老了”而只能以自杀了结残生：典狱长诺顿处心积虑，一边以狱犯的救赎者自居，一边压榨狱犯做着大肆敛财的勾当，然而到头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戏剧性反讽主要是读者(观众)的无所不知和故事角色的有所不知形成的。影片中有两个戏剧性反讽的例子，其一是安迪在户外工作时，偶然听到监狱守卫长哈雷谈及遗产继承的收税问题，就大胆跑过去为哈雷献计避税，在瑞德等人看来，安迪此举在瑞德等人看来是极度危险的“自杀”之举，然而最终安迪却戏剧性地为每个同伴赢得了三瓶啤酒，让他们饱享“自由”的愉悦。其二是青年汤米是主人公安迪帮助的对象，安迪帮助他取得了中学文凭，使他的人生充满了希望，然而由于他对安迪案件的线索了解，最终却因安迪要求重新调查自己案件而遭典狱长阴谋杀害。前一个戏剧性反讽令人会心一笑，后一个戏剧性反讽则让人唏嘘不已。j·加百尔说“观众的无所不知和角色的有所不知形成对照，从而产生反讽。反讽总带有令人满足的色彩，它来自观察者的高视点位置和全知心态。”影片就整体叙事结构来说，就是巨大的戏剧性反讽，以救赎者自居的诺顿等人终遭覆灭，而安迪、瑞德则在自己的努力下终获自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柔弱胜刚强”的戏剧性反讽，这种反讽在观众那里得到深刻的两相对照，从而超越了故事角色的视角限度，使影片意味深长。
语调反讽是叙述人对作品中角色和主题的态度。新批评反讽理论的主要阐述者布鲁克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他认为语境的巧妙安排可以产生反讽的语调。《肖申克的救赎》的主叙述人是瑞德，作为一个长期生活肖申克这个特殊监狱环境中的黑人，他一方面缺乏系统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又深谙监狱的环境，对人性的特点，监狱的潜规则都有相当的了解。在假释无望的心境下，身上形成了一种对抗主流价值观念的玩世心态，这些通过其语调明显地反映出来。当安迪问瑞德进监狱的原因：“也是无辜的吗?”瑞德轻描淡写地回答“肖申克监狱唯一有罪的人。”表面上看瑞德坦承自己真的杀过人，但其语调平淡，更透出一种对罪感的麻木，因为经过多年炼狱般的生活，他对有罪无罪这样的问题已经不再关心，他已经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再者，监狱生活经验使他明白，有罪或无罪在肖申克这个环境下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在最后一次假释答辩时，瑞德听之任之的反讽语调反映出瑞德对监狱教化制度的不满，同时也暗含对自己命运的彻骨悲伤。这种语调反讽既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喜剧性，带有黑色幽默感，又加深了反思的深度。
作为现代艺术法则的反讽从古希腊时期就具有严肃的批判精神内核，喜剧的外观下潜藏着对生存境遇和人生价值的深层探求。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认为，所谓“反讽人”，实际就是传统权威的典章制度和固有秩序的解构者。反讽者希望读者或观众捕捉到其言外之意，从而被人识破，实现意义的增殖。成功的反讽往往能激起读者或观众对现代性主导的宏大主题的怀疑甚至否定。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故事时间跨度为20世纪40至60年代，这是现代性价值观念一方面在社会现实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在文化哲学领域引起怀疑的时代。反思现代性的理性观念，寻求感性的解放是先锋艺术家和哲学家思考的命题。而《肖申克的救赎》很好地切入了这一时代主题，通过反讽这一具有解构力量的武器，对现代性的宏大话语，诸如真相、崇高和救赎、自由等进行了解构和反思。
真相即事实，其客观性得源于事实，是人们认识真相的基础。而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我们发现人们认识的事实往往得源于虚构，巧舌如簧的律师循循善诱，足以使安迪获不白之罪；汤米获得的凶案真相在诺顿踏灭烟头的刹那间，即永堕黑暗；而子虚乌有的斯蒂文先生也在安迪的精心营构下，走向阳光灿烂的海滩。影片给我们的思考是，当认识真相的“皮之不存”时，现代性主张的真理又“毛之焉附”?显然影片的反讽性追问直指现代性的价值中心，对其构成了巨大的解构。
崇高是现代性的价值追求，在西方宗教文化之下。人生就是通过追求崇高而获得生命意义的救赎。然而，《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崇高和救赎往往与卑鄙和陷害共生，或者成为压抑个体的新的异化力量。现代社会体制按现代性原则建立起的规范本身也具有一种崇高品质，但它对原则、规则、程序的臣服远超过对生命本身的敬重。如银行经理审核化名斯蒂文的安迪时，他所相信的只是“他具备所有的证明，驾照、出生证、社会保险卡、签名也十分符合。”安迪的命运在此又一次被逆转(第一次他没有杀人而被定罪，而这次他不具身份却被赋权)。新的监狱长考察瑞德的假释时，第一句话就是“档案上看你已服了三十年的终生监禁”，这里“档案”不仅代表了事实，更具有现代性社会规范意义。个体生命在这种规范压抑下，其生存尤显卑微而渺小。
关于自由，现代社会以各种规制保证人们的自由权，但与此同时却无法祛除各种规制本身给人带来的枷锁。影片中安迪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用石头是刻不来的。在我们的心中有块地方是关不住的，那块地方称为自由。”而瑞德则以他的几十年的亲身感受，认为“这些高墙很有趣的，一开始你恨它，然后你逐渐习惯，等时间足够长的时候，你就该依靠它了。这就是制度化。”老布鲁克斯在走向自由的同时，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结。所以，安迪的“生而自由”，并不能否认“枷锁”的存在。在瑞德眼里，安迪挣脱枷锁，必须忍受“通过500码散发着恶臭的粪便”，“爬过污垢的河流，在彼岸洗净重生，奔向海洋。”当现代社会自由的获得如此来之不易时，自由的天然神性也必然引人深思。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为，“反讽是一个不断消解自身的立场，它还是一种要消耗一切的虚无，同时又是某种人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的什么东西；它既是又不是这个东西。”对于反讽者来说，发问并不在于回答而只在于发问的行为本身，他既无预定答案也不知道是否有这么一个答案，更不知道能否找到这个答案，他的全部努力仅在于追问。简而言之，反讽的本质就是在生存虚无的前提下，用永恒的追问来反抗生存的“虚无”。反讽就意味着生命感受与生命承担过程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一方面深知生命本身的无意义，另一方面却不断的追问生命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使生命获得意义，以此来反抗虚无。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深层结构是由相互对立的一组关系构成深刻的反讽，从这些对立关系的转化(崇高转化为卑鄙，救赎转化为陷害，自由转化为灭亡等)促使人们思考现代性价值观念的虚无之感。肖申克监狱一方面作为社会的惩教机构担负着救赎犯人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在体制框架下不断使狱犯获罪。安迪本为无辜之人，但为诺顿洗钱的行为构成犯罪，其自我救赎的行为是通过自我获罪的方式而取得，这一方式证明了现代社会法则的虚无和苍白。我们还可以发现作为英雄形象的安迪，其行为动机来源于体制化的世界力量介入，他的无辜获罪以及他的戴罪(伪造身份)新生都源自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