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理解的方法范文1
Event、 Message
摘要：从个人对面向对象技术与C语言的理解出发，通过讲述面向对象思想在C语言当中的实际例子，来说明C这个在我国语言基础最雄厚，相对较古老的语言，用面向对象思想做指导有广阔的前景。
中图分类号：TP3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面向对象(Object Oriented,OO)它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软件开发方法的主流。面向对象的概念和应用已超越了程序设计和软件开发，扩展到很宽的范围。如数据库系统、交互式界面、应用结构、应用平台、分布式系统、网络管理结构、CAD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这些都是以C＋＋，甚至VC＋＋为基础的。然而多年以来广大高校一直是在培养C的使用者。C使用也确实比较广泛，比如手机上的软件开发，所有这些都是和C离不开的。虽然C＋＋是一门很好的语言，但是它的编译速度，代码效率，编译后的代码大小都限制了它在嵌入式上的应用。但现在的嵌入式CPU越来越快，内存容量变大。个人觉得用C＋＋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使我觉得似乎是嵌入式编译器的限制。那么在面向过程的时代产生的C语言能否使用面向对象的思想呢？个人认为是肯定可以的。
一、面向对象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1)对象：对象是人们要进行研究的任何事物，从最简单的整数到复杂的飞机等均可看作对象，它不仅能表示具体的事物，还能表示抽象的规则、计划或事件。
(2)对象的状态和行为。对象具有状态，一个对象用数据值来描述它的状态。对象还有操作，用于改变对象的状态，对象及其操作就是对象的行为。对象实现了数据和操作的结合，使数据和操作封装于对象的统一体中
(3)类。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的对象的抽象就是类。因此，对象的抽象是类，类的具体化就是对象，也可以说类的实例是对象。类具有属性，它是对象的状态的抽象，用数据结构来描述类的属性。类具有操作，它是对象的行为的抽象，用操作名和实现该操作的方法来描述。
(4)类的结构。
在客观世界中有若干类，这些类之间有一定的结构关系。通常有两种主要的结构关系，即一般--具体结构关系，整体--部分结构关系。
①一般——具体结构称为分类结构；②整体——部分结构称为组装结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与”关系。
(5)消息和方法。
对象之间进行通信的结构叫做消息。在对象的操作中，当一个消息发送给某个对象时，消息包含接收对象去执行某种操作的信息。发送一条消息至少要包括说明接受消息的对象名、发送给该对象的消息名（即对象名、方法名）。一般还要对参数加以说明，参数可以是认识该消息的对象所知道的变量名，或者是所有对象都知道的全局变量名。
二、面向对象的主要特性
(1)对象唯一性。每个对象都有自身唯一的标识，通过这种标识，可找到相应的对象 (2)抽象性。分类性是指将具有一致的数据结构(属性)和行为(操作)的对象抽象成类。 (3)继承性。继承性是子类自动共享父类数据结构和方法的机制，这是类之间的一种关系。在定义和实现一个类的时候，可以在一个已经存在的类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把这个已经存在的类所定义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内容，并加入若干新的内容。 (4)多态性(多形性)多态性使指相同的操作或函数、过程可作用于多种类型的对象上并获得不同的结果。多态性允许每个对象以适合自身的方式去响应共同的消息增强了软件的灵活性和重用性。
三、 面向对象思想的目的是框架化，手段是抽象：
面向对象的思想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编写一个程序（甚至说是一个工程），从无到用是困难的，从有到丰富是更加困难的。面向对象将程序的各个行为化为对象，而又用抽象的办法将这些对象归类（抽象），从而将错综复杂的事情简化为几个主要的有机组合（框架化）。
个人觉得面向对象的编程思想就是：一个大型工程是分层次结构的，每层又由抽象的结构连接为整体（框架化），各个抽象结构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可以独立进化（继承，多态）。层次之间，结构之间各有统一的通讯方式（通常是消息，事件机制）。其实我们的身边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组成的：比如说电脑：电脑是由主板，CPU加上各种卡组成的。这就是一个框架化。而忽略不同的CPU，不同的主板，不同的声卡，网卡，显卡的区别，这就是抽象。
四、 以前C语言编程中常用的“面向对象”方法
其实C语言诞生以来，人们就想了很多办法来体现“面向对象”的思想。下面就来说说我所知道的方法概念。但受篇幅限制不作详细描述。
1． 宏定义；
2．静态的入口函数，保证函数名相同，利用标志位调用子函数保证相同的函数名；
3．CALLBACK函数。
如果说静态入口函数实现了一个可管理的宏观的话，CallBack就是实现了一个可进化的微观：它使得一个函数可以在不重新编译的情况下实现功能的添加。也有人持反对态度，因为它用了函数指针。函数指针虽然灵活，但是由于它要访问内存两次才可以调用到函数，第一次访问函数指针，第二次才是真正的函数调用。它的效率是不如普通函数的。在一个不太苛刻的环境下，函数调用本身就不怎么耗时，函数指针的性能又不是特别糟糕，使用函数指针其实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函数指针除了性能，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会导致程序的“支离破碎”。试想：在程序中，你读到一个函数指针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函数指针指向的是哪个函数，那将给工作造成诸多不便。
五、 Event和Message
为什么要使用Event和Message。具体的函数调用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虽然从效率上讲，这样做是很好的）。为了提高程序的灵活性，Event和Message的办法产生了。用名字解析的办法代替通常的函数调用，这样，如果双方对这样的解析是一致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统一。
Event和Message还有建立进程间通信的功能。进程将自己的消息发给“控制中心”（简单的就是一个消息队列，和一个while循环不断的取消息队列的内容并执行），控制程序得到消息，分发给相应的进程，这样其他进程就可以得到这个消息并进行响应。
Event和Message是很灵活的，因为你可以随时添加或者关闭一个进程，（仅仅需要添加分发消息的列表就可以了）Event和Message从程序实现上将我觉得是一样的，只不过概念不同。Event多用于指一个动作，比如硬件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调用一个什么函数等等。Message多用于指一个指示，比如什么程序发生了什么操作命令等等。
六、 小结
言语理解的方法范文2
摘要：解构主义是对逻辑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想的反叛，它为当前学术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解构主义视角下观察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优良传统。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必须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同时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优势，以多元的研究方法，从汉语的事实出发，走汉语言文字学自主创新的道路。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12］何九盈.汉语三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256. ［13］王宁.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自主创新［M］∥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7-27.
言语理解的方法范文3
“言语”论者包括“语感”论者、“言语—语言—言语”论者、“言意互转”论者、“言语生命教育”论者、“言语智慧教育”论者，他们都以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分学说”为理论依据，否定“工具性”论者的性质观，认为“语文学科”或“语文课”不是教语言而是教言语，只是由于他们对“言语”的理解不同或者体系运演的不同而导致具体主张有别。“工具性＋人文性”论者虽然否定“工具性＋思想性”学科性质观，但却使用了与“工具性＋思想性”论者基本相同的思想方法，先承认“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再将长期以来基本上是政治思想教育意义上的“思想性”修改为“人文性”。“人文性”论者反对“二元论”，并试图彻底抛弃语言或言语的“工具”与“技术”属性，认为“语文”不是“工具学科”，而属于“人文学科”，“人文性”才是它的本质属性，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母语教育实质就是精神教育”。“模糊性”论者针对“工具性”论者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从西方引进的唯科学主义取向的“标准化”考试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认为“语文的模糊性是绝对的、普遍的，而精确性是相对的”，“模糊性”是“语文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的本质属性。
“美辞”论者认为“语文课”不是教学生学语言也不是学言语，而是学习修辞——美辞：听读上能鉴赏美的辞、说写上能使辞美。在经历了上述无休止的争论之后，近几年出现了自称“本质悬置”和“反本质”的声音。“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了，暂且将本质“悬置”，转而说可以说的“‘语文’不是什么”。“反本质”论者则认为不是“语文”的本质说不清楚，而是本来就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原本就没有“语文”这么回事，甚至有人主张将“语文”还原为“国文”，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由以上的简略梳理可以看出，在半个多世纪里，学界对该学科本质的认识仍然是一笔“糊涂账”，而“语文教育本质”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为什么“语文教育本质”研究会陷入这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困境，乃至有人声称干脆“本质悬置”或“反本质”呢？第一，研究对象不明。我并不怀疑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本意是弄清楚“语文教育本质”，有的研究者也申明自己在探讨“语文教育本质”，但实际探讨的却是“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基本特点与属性，而且经常将这几个有密切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相互替代使用。第二，研究方法不当。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用“拆字—析字法”界定“语文”二字。例如：有几位著名语文教育家、语言学家在其重要文章里或在大型研讨会上的如下表述都有“拆字—析字”之嫌：“语就是口头语，文就是书面语，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语文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字，也可以解释为语言和文学。”“语文这门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字之学。”“语文课，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语言文字。”“我想中学的语文课是指语言文学。”由于先拆字再析字，对“语”的解释有了母语、汉语、口语、语言、言语、语感、现代汉语等，对“文”的解释有了书面语、文字、文学、文章、文化、人文、文言文等。这样，“语文”、“语文教学”、“语文学科”或“语文课”的本质说不清楚了，而“语文教育本质”就更说不清楚了。二是根据语文教学内容、价值观和目的观来确认“基本特点与属性”。传统的“文道统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具性”说、五种“言语”说、“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说、“人文性”说、“模糊性”说、“美辞”说等性质观，都与此有关。三是将“特点”、“属性”等同于“本质”。李海林已经指出：我国语文教育界已经习惯于用“××性”这种言语方式来表达对语文学科、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势；“××性”仅仅是一种指向事物外在形态的描述，用“××性”概括语文学科、语文课程的性质是把它的某一外部特征当作了内部性质，而揭示“本质”的最好方式应该是下定义。第三，知其难而退缩。所谓的“本质悬置”论者主张既然“‘语文’是什么”说不清楚就干脆不去说，转而说“‘语文’不是什么”。例如：不是语言教学、不是培养语言学家，不是文学教学、不是培养作家，不是一般的文化课，不是言语形式教学、不是言语内容教学等。其实，这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质悬置”，而是在“反向”地说“本质”。所谓的“反本质”论者认为不应该有“语文”这个错误的名称，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并没有“语文”这么回事，意欲放弃对“语文教育本质”的追问。例如：有人认为把“国文”改为“国语”进而改为“语文”决不是科学的明智之举，现在把“语文”还原为“国文”不是复古，而是拨乱反正；有人呼吁将“语文课”分为“汉语”、“文学”两门课。这是对“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与机械分割，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反本质”，因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用以消解乃至放逐形而上学“本质论”的“反本质”方法论，并不是主张通过放逐或分割使该事物不再是该事物，而是强调只关注“现象”和“存在”本身，闭口不谈本质，压根儿不承认事物有“抽象的本质”。这三种原因的共同点是研究方法不正确，方法不正确又是因为方法论不正确，方法论不正确的根源又在因哲学意识淡薄而没能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
“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怎样才能走出困境？强化哲学意识——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吸收其方法论——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关键是找到可靠的哲学基础并吸收其方法论。那么，包含着“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方法论的可靠哲学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其哲学基础在于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分析哲学是20世纪前期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尽管分析哲学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观点和方法有较大差异，但都重视分析的方法、强调进行语言分析。罗素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精确地描述世界，使世界的本质结构得以呈现；而日常语言是模糊不清的，哲学中经常使用的词语表意不明、歧义丛生。因此，要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全在于它在实践中的用法，应该把语言作为一种生活现象和实践来考察；语言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对语言正常用法的错误使用。因此，分析哲学的任务就是分析日常用语中有哪些歪曲，还语言以真面目。分析哲学的共同旨趣是通过语言分析给语言“看病”，代表了哲学研究的科学化取向。我国学者王路在《走进分析哲学》中指出：分析哲学对观念明确、思想清晰的强调，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正是中国学者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
哲学解释学是在20世纪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针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对人文领域尤其是哲学领域的渗透与制约的反抗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贝蒂、哈贝马斯。伽达默尔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不足以成为人文科学方法论基础；语言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工具，而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是存在的家园，存在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得以显现，即“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人类的母语学习即意味着在这个语言世界中成长，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获得对世界的认识。语言自身对于世界解释的有限性决定了学习者的有限性，语言的界限即是理解的界限。作为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对语言的理解，它离不开“前见”的影响，是理解者自身视域与历史流传物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必须运用哲学解释学的语言理解方法。分析哲学追求精确严密的语言分析，代表着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哲学解释学主张对语言意义进行理解，代表着人文学科的方法论。虽然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起初是旨趣不同的两个哲学派别，但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两派哲学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分析”与“理解”有相互补充的必要，逐步从方法论角度克服各自的片面化信念与主张，呈现出对话和融合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哲学都极为关注语言，分析哲学由于对语言的关注才带来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哲学解释学始终把语言看作一切“理解”的基础。正如孙正聿在《哲学通论》中所说：语言的逻辑性与人文性的关系，是现代哲学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双峰对峙”的重要根源，也是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分析哲学和哲学解释学融合的趋势，已经为真正的“语文教育本质”研究提供了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研究“语文教育本质”应该用“语言分析”和“语言理解”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理解并明确地回答“语文教育”的两个根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语文教育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伽达默尔说：当我们碰到“事物的本质”这个表述时，它的要点显然是说，那可供我们使用与支配的东西，实际上有一种自身的存在，这使它能抵制我们用不适当的方式去使用它。或者从积极的角度讲：它是一种不能更改的给定性，我们必须适应这种给定性。维特根斯坦发现，即使我们认为是同类的事物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它们充其量只有“家族类似”。那么，超越种种语文教育内容观、价值观、目的观介入的语文教育“家族类似”的“给定性”即为“语文教育本质”，“语文教育本质”研究就是要对这种“家族类似”的“给定性”给出“唯一表达”。
言语理解的方法范文4
[关键词】石化 ；英语词汇教学；兰盖克语法；消解
一、中介语石化现象长期 以来 ，国外学 者对 于中介语 的石化现 象的概念 解释分析、类型、成因等，做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尤其是英国语言学家 selinker。首先，关于石化现象。中介语的概念是 selinker在1972年正式提出并使用的，指的是在二语学习者在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觉建立的一个既依赖母语，同时又不同于母语和目标语言的语言系统。selinker(1996)认为语言石化现象是外语学习者中介语中的一些语言项目、语法规则和系统性知识趋向于固定下来的状态，年龄增长和学习量的变化对改变这种固定状态不起作用。其次，关于石化的成因。sdinker将石化的原因归纳为五个方面：1)语言迁移 ；2)训练迁移；3)学习策略；4)交际策略；5)目标语过度概括现象。
二 、兰盖 克语 法理论
兰盏克语法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语言和句法不是 自治的，具有体验性；2、以语义(等于概念化)分析为基本出发点；3、依据几种基本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来对语法作出统一解释；4、只设三个单位：音位单位、语义单位和象征单位；5、用“识解”(consnua1)来描写语法；6、坚持整合观，接受部分组合观；7、语法具有象似性；8、语法具有模糊性：词素、词汇、词法 、句法构成一个连续体；9、通过典型事件模型理解英语基本句型。这是对兰盖克语法理论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是迄今为止中国最系统的兰盖克语法理论的介绍。简而言之，即兰盖克语法摈弃了传统语法中老套的对于词类和句法的分析和分类 ，同时认为运用语义格和角色分析来分析句法关系的方法也不够全面，均缺乏一定的统一性、一致性、系统性等。兰盖克语法认为语言不完全是形式的东西，根本不是一套的规则系统，不能用生成语言学中的生成和转换来懈释，以及用对形式描述的方法对语言共性进行解释。语言的词汇和语法都是不同层次的语言单位，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构成的具有内在结构的象征符号 ，具有真实的认知地位。句法的不同形式来自并反映不同的语义，语义不是基于宏观的真值条件，而是对应于认知结构，表现形式的句法结构又直接对应于语义结构。语言的意义不限于语言的内部，而是植根于人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认知，植根于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和信念。因此，语义知识和语用知识是不可分割的，语言形式是认知、语义、语用等形式之外的因素共同促动的
总之，兰盖克的语法观与生成语法不同，认为语法能力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而语言本身也不是一个人类自主的系统 ，语言与人的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 系。
三、兰盖克语法与英语专业词汇教学石化消解(一)兰盖克语 法的折衷主 义方法论 与英 语专业词 汇教 学消解兰盖克语法本身是以折衷主义的方法论贯穿始终的，它既综合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承认语言的形成和作用 ，同时又强调认知的作用，故语言是折衷物质、生理、感知和认知等各个因素的产物；它还把语言的语言意义和语用意义折衷起来，人类必须依赖各种各样的知识和语境，才能理解话语和语篇；最后范畴化的原型理论中，本身各个范畴的界限就是模糊的，也是折衷的。
将兰盖克的折衷主义方法论用于消解英语词汇教学的实话现象，改变一如既往的单一教学方法，吸收各种教学方法的精髓 ，才能够系统的指导英语专业词汇的教学。克服以往单一的将单词融入课文讲解的方法，折衷多种语言输入渠道，多种语言输出形式；同时在词汇记忆的环节 ，更是折衷学生多种器官的功能，耳听、口说、手写和眼看来记忆词汇；充分利用多媒体的教学条件，可以给学生呈现更多的音形义 ，促进学生多个器官的结合输入和输出，也可以将各类型词汇分组、绘图，建立相应的语义网络，促进词汇的学习与记忆。同时运用多种词汇学习的策略，使得原来枯燥无味、互不相关的词汇间建立一定的联系，不但可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分析能力和主动性的提高，因此这种各种教学理论不失是一种更佳的教学方法。
(二)兰盖克的语法的象似性与荚语专业词汇教学石化消解兰盖克的语法中的象似性源于词汇象似性，因为在兰盖克语法里不区分词法和句法。所谓词汇象似性是指能指与所指之间，即人们常说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必然的联系 ，这种关系是可以论证的，是有理据的。英语中只有少数词语具有直接的象似性特征，例如 cuckoo表示布谷的叫基金项 目：本文系 2011年浙 江省教育规划 课题 《基 于兰盖克语法理论 的英语词汇教学石化消解研究 》(项 目)。
声，co0表示鸽子的叫声，mew指猫的叫声，而 dingdorig指铃声。 但是语言象似性不仅仅指直接象似性，还包括间接象似性。豪斯霍尔德(householder)在 1946年指出：英语中只有 9％的词汇是完全任意的，绝大部分的词汇是有理据的。词汇理据性 ，即词汇的象似性 ，包括直接象似性和间接象似性 ，它们又分别包括各种不同的类型。直接象似性，又称显性象似性 ，主要包括：语音象似性、词形象似性、语素象似性、语法象似性和词序象似性。语音象似性 ，如 buzz，bang，grumble，groan，groues，skate，stump，mother，miss等等；词形象似性，如 mountain，t—shirt，oral，wave，snake，hedeg 等等；词素象似性，如 raincoat，hnad—writing，playback，multimedia，microwave等等；语法象似性，如write--wrote，aword—w0rds，g00d—better等等；词序象似性 ，如upanddown，h~venandearth；soonerorlater；innadout，frontnadback等等。间接象似性又称隐性象似性，主要包括词义象似性和词源象似性。词义象似性包括隐喻象似性、转喻象似性、类比象似性等，它们各 自表示词的形式和意义之间不同类型的联想关系。隐喻象似性是用一种事物指另一种事物，如bottleneck其瓶颈之意可 以引申为障碍或难 以进步的阻碍等。
转喻象似性是以有密切关系的一物替代另一物，用具体事物替代抽象概念，如 thepenismightierthna thesword．用 pen代替文章 ，用 swodr代替武力。类比象似性就是仿照原有的同类词创造出其对应词或近似词，如 telethon是根据体育运动中的marathon类比造成的。词源象似性 ，如英语词汇中的army，col—or，pledge，religion等词汇都有其历史渊源的。
现在的英语词汇教学中主要存在两个石化现象的表现，一是词汇量的石化，而是词义理解的石化。因此象似性理论就可以在这方面给英语指出明路，即教师可以通过相似性理论帮助学生理解词义，从而加深学生对于词义的理解，巩固记忆。英语老师要善于发现这些联系，并在备课过程中善于总结归纳，并将这些规律讲解给学生。学生在碰到新词时，可以根据这种内在的联系推导出词义，迅速消解“石化”。再来看看词素象似性，通过了解词素象似性 ，我们可知有时词的意义是其组成词素意义之和。因此，英语教师在英语词汇教学 中，应注重分析词形结构，强调词素的作用 ，介绍词素知识 ，使学生常使用词素，熟悉构词法。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在阅读时遇见难词能通过拆分的方式猜测词义而不至于老查字典影响阅读，同时，该方法还有利于学生利用学到的词根词缀知识在最短的时间内认识最大限量的词。英语教师利用词汇的间接象似性可提高词汇教学效果。英语中具有间接象似性，尤其是隐喻用法的词占有较大的比例，这些词不易掌握，构成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
利用词义象似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一词多义、隐喻词汇的理解和运用。借助词义象似原理，教师可以通过追本溯源的方式来讲解单词，让学生了解词义产生的来龙去脉 ，帮助学生建立起隐喻思维，以实现更好地理解语言，并 自觉地产生出高质量的二语语言。
(三)隐喻理论与英语专业词汇教学消解兰盖克语法强调人们认知对概念形成的作用，认为多义现象是一个词语有多种具有互相联系意义的语言现象，其研究表明多义现象是通过人类的认知手段，例如，隐喻、转喻等，由一个词的中心意义或原型意义向其它非中心意义延伸的过程 ，是人类认知范畴和概念化的结果。从同一单词的不同意义之间的相关性可以看出，多义词不仅仅是语言经济性原则的结果，更是隐喻认知的结果，换言之，隐喻认知对多义词的形成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隐喻以一种有理有据的方式，作为一种认知结构促使了词汇意义的变化，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理解一词多义和词义变化现象的钥匙。也就是说，隐喻以一种概念结构来构建另一种概念 ，使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于是就产生了一词多义。在英语中，一个隐喻用法可以影响一批词，使这些词成为象似的隐喻，从而形成一个单独的语义场，这给英语词汇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例如，众所周知，timeismoney．(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谚语，美国人对待时间就像对待金钱，赚取它，花费它 ，节省它，浪费它，所以save，waste，cost，invest，budget，use，borrow等一系列跟金钱有关的动词都可以用作隐喻 ，跟表示时间的词连用。与传统的方法相比，用隐喻理论进行教学更有助于改善和发展学生r的词汇能力，有助于学生触类旁通地领悟和运用词汇知识。
并在此基础上对词汇之间的广泛联系和组合搭配进行准确合理地挖掘，提炼和引申，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和语言水平。
四、结论
任何教学方法都各有利弊，然而，它们有一点是共同，它们必须共同承担词汇教学石化消解的责任。完整的词汇教学涉及四个方面，包括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几个方面的教学。词汇语音教学主要要避免汉语的发音习惯和汉语方言对英语单词发音的负迁移影响；在词汇的语法功能教学中，要学生理解英语中的名词、动词、代词等有人称、时态、数的变化，词序、词义组合和聚合规则与汉语有着明显不同；在词汇语义教学中，要求学生不但要掌握词的概念意义 ，更重要的要掌握关联意义；在词汇的语用教学中，主要涉及到语言与语境的关系，学生在交际中使用的词语要得体和适宜。因此，教师在词汇教学中不仅要求学生用词要合乎语法习惯，更要要求学生能够正确、得体地用词。目前，教学理论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离社会对外语教学的要求还差很远。英语词汇教学蕴含着很多矛盾，牵涉到多种复杂因素，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想提高英语词汇教学的有效性 ，首先要对词汇教学理论进行研究，以科学的理论指导英语词汇教学。以往一种新的语言理论的出现，就会产生一种相应的教学理论，但这些教学理论指导实践均未取得理想效果。随着兰盖克语法理论的成熟与发展 ，必定产生相应的英语词汇教学理论，这种教学理论也许正在形成之中。研究表明英语词汇教学石化消解有赖于兰盖克语法 ，即认知语法理论的指导，在兰盖克语法理论基础上能够消解词汇教学石化 ，并诞 生出新 的词汇教学理论和方法。
言语理解的方法范文5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and status of morphological analysi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from the view of the features and difficulties. Then, the author lists some typical automated segmentation algorithm in Chinese lexical analysis.
关键词: 自然语言理解;词法分析;自动分词算法
Key words: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morphological analysis;automatic segmentation algorithm
中图分类号:TP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0-0157-01
0引言
自然语言理解是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一直以来都是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核心研究课题。计算机的出现使得自然语言研究成为可能。语言是以词为基本单位的,词汇在语法的支配下构成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句子则进一步地按一定的形式再构成篇章。词法分析是理解单词的基础,因而也是自然语言理解和处理的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从句子中切分出单词,找出词汇中的词素,从中获得单词的语言学信息并由此确定单词的词义。
1自然语言理解的难点及处理层次
自然语言也就是人类本身所使用的语言。广义上讲,自然语言理解是指机器能够执行人类所期望的某些语言功能,如回答问题、文摘生成、释义、翻译等。由于自然语言的多义性、上下文有关性、模糊性、非系统性和环境密切相关性、涉及的知识面广等众多因素,使得对自然语言的理解成为非常困难的研究课题[1]。语言虽然被表示成一连串的文字符号或者是一串声音流,但实质上,语言的内部是一个层次化的结构。因此,自然语言的分析理解和处理过程也应当是一个层次化的过程。许多现代语言学家将自然语言理解的过程划分为语音分析、词法分析、句法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五个层次。
2词法分析的在自然语言理解中的地位和作用
2.1 词法分析的特点和任务词法分析是理解自然语言中最小的语法单位――单词的基础。语言是以词为基本单位的,而词又是由词素构成的,即词素是构成词的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词法分析包括两方面的任务[2]:第一:要能正确地把一串连续的字符切分成一个一个的词;第二:要能正确地判断每个词的词性,以便于后续的句法分析的实现。以上两个方面的处理的正确性和准确度将对后续的句法分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最终决定语言理解的正确与否。
2.2 不同自然语言中词法分析的特点和难点不同的语言对词法分析有不同的要求。例如,英语和汉语在词法分析处理方面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英语语言中,由于单词之间是以空格自然分开的,而汉语则不具备英语以空格划分单词的特点,其单词的切分是非常困难的,不仅需要构词的知识,还需要解决可能遇到的切分歧义。对于词性分析和判断,由于英语单词有词性、数、时态、派生、变形等繁杂的变化,再加上英语的单词往往有多种解释,词义的判断非常困难,仅仅依靠查词典常常是无法实现的。而汉语中的每个字就是一个词素,所以找出词素是相当容易的。可见,在自然语言理解的词法分析处理中,汉语、日语、韩语等语言的词法分析的难点在于分词切词,而英语、法语等语言的难点则是词素区分。汉语自动分词是汉语语言处理和理解中的关键技术,也是中文信息处理发展的瓶颈,其困难主要在“词”的概念缺乏清晰的界定、未登录词的识别、歧义切分字段的处理三个方面。
2.3 典型的中文自动分词算法汉语连续书写导致了汉语自动分词中的歧义问题将始终存在。在汉语自动分词算法的研究中,歧义字段的处理是各种算法研究的重点。至今专家学者们研究出了一系列的自动分词算法,如:最大匹配法(Maximum Matching Method:简称MM)[3]、基于标记法[4]、约束矩阵法[5]、句模切分法[6]、基于统计语言模型(Statistical Language Models:简称SLM)的中文自动分词算法[7]、神经网络分词算法、专家系统分词算法、基于词典的中文分词算法等。MM法是最早出现的自动分词算法,是一种机械分词方法。该算法首先建立词库,将所有可能出现的词都事先存放在词库中,对于给定的待分词汉字串,采用某种策略进行匹配分词。策略有两种:一是最大匹配法,每次匹配时优先考虑长词;另一种则是最小匹配法,每次匹配时优先考虑短词。在机械分词的基础上,利用各种语言信息(如规则、语法、语义、标点、数字等)进行歧义校正,从而提高其分词的正确性。上文中提到的基于标记法、约束矩阵法、句模切分法等就属于机械匹配与切分歧义处理方法相结合的算法。基于SLM的中文自动分词方法又称为无词表分词算法。所谓无词表是指分词匹配的词表并不是事先建立的,而是利用机器学习手段从生语料库中直接获取分词所需要的某些适用知识作为分词依据的重要补充手段。该算法的核心思想是:词是稳定的汉字的组合,上下文中汉字与汉字相邻出现的概率能够较好地反映成词的可信度,因此,将相邻共现的汉字组合的频率进行统计并将其统计信息作为分词的依据。神经网络分词算法和专家系统分词算法都属于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动分词方法。该类方法应用人工智能中的神经网络和专家系统来进行中文自动分词。周程远等人提出的基于词典的中文分词算法是在机械分词算法基础上的改进。他们综合TRIE树和逐字二分分词的特点提出分层逐字二分算法,以较小的开销来实现较快的匹配速度,从而提高自动分词的综合性能,其本质还是机械分词。
3总结
词法分析是自然语言理解的基础。本文在介绍自然语言理解处理层次的基础上,讨论了词法分析的重要性和难点,特别是汉语的词法分析中切词的难度,并列举了一些著名的自动分词算法。
参考文献:
[1]王文杰,史忠植.人工智能原理辅导与练习[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2:250.
[2]田霓光.自然语言的词法分析[J].咸宁学院学报,2008,(06):70-73.
[3]刘迁,贾惠波.中文信息处理中自动分词技术的研究与展望[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6,(03):175-177+182.
[4]亢临生,张永奎.基于标记的分词算法[J].山西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17(3).
[5]雷西川,余靖维,卢晓铃.基于相邻知识的汉语自动分词系统研究[J].情报科学,1994,(2).
言语理解的方法范文6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语言的使用往往因为交际的目的和交际环境不同，而产生了各种功能变体。“由于语言与社会的这种外部关系，就形成了多种表达手段和不同语域的社会语言变体构成的、为各自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系统。”在司法实践中，语言的交际功能自然就演变成为具有说明、叙事和论证的司法功能。同时，在诉讼调解当中，语言在人与人交际过程中的调解功能就突显出来。作为调解人员，话语中所传达的具有劝说意义的信息都是为了让听话人理解并能接受，如果听话人不能接受，说话人就要通过自己的内部语言来调整自己的言语行为，重组交际的话语内容。在此，交际个体的语言组合的主客观因素，特别是个体的语言修养、文化修养和法律专业知识使其选择的话语适合交际的对象和语言的具体环境，就显得特别重要。语言的调解功能是语言功能系统中的剂，使人们的言语交际达到最佳效果。
二、法庭调解的用语特点
在法律语言体系中运用调解语言，调解人要善于根据法庭调解用语的特点，选择使用语言劝说与调和诉讼双方的分歧，进而消除纠纷。面对有矛盾纠纷的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审理法官此时的言语交际的形式，信息如何传递，语言的表达方式，都会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在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调和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法律为背景下的调解，法官的调解用语还应该在遵循依据事实和法律精神的基础上，在当事人双方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开展有针对性的调解活动。
（一）用语富有感彩法官应“动之以情”，说真实感人的话。浓重的感彩语言，能够增强劝说语言的力度，提高劝说的效率。调解法官应在语言的感彩上灵活地予以相应体现，作到爱憎分明，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在调解时应十分重视正确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用自己的心去弹拨当事人之心，用自己的灵魂去感染当事人的灵魂，使对方闻其言、见其心，达到感情上的融合，从而潜移默化，使当事人听了所说的话后，感觉是透心暖人的，从而对发生纠纷深感遗憾、悔恨，能够心平气和并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则可达到调解的最佳效果。
（二）用含蓄和逻辑思维语言调解法官要运用含蓄语言，严密的逻辑思维语言“劝之以行”，含蓄语言能使当事人容易接受，有助于融洽调解法官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再通过严密的逻辑思维语言，使当事人自我醒悟，最终履行自己的义务。
（三）用以事寓理的形象性语言调解法官应“喻之以法”，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将深奥的道理变得通俗明白，易于对方接受，使被调解人不自觉的领悟到劝说者要表达的思想。调解法官还应针对案件事实和当事人纷争焦点，将其行为纳入法律或政策的轨道进行法律适用的解说。其目的是使当事人和旁听者受到法制教育，此类调解语言技巧表达要求对案件进行剖析，并提出具体适用的法律条款，使当事人自己衡量其行为的合法性，以达到以调解结案之目的。
三、法庭诉讼调解策略及语言艺术
在当事双方的利害关系和情感上求得一个“共通点”，矛盾就能得到调和与解决。那么究竟在调解过程中该如何运用语言？笔者认为，在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可以从这几方面发掘语言艺术和策略：
（一）分清是非，以理服人将心比心，善于投入真诚、朴实的感情，以缩小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情感距离，并条分缕析，阐述道理，这也是成功调解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诉讼调解人，在法院调解中，应忧当事人之所忧，乐当事人之所乐，把法理、事理、情理巧妙揉合在一起，输入到当事人的心灵中，使调解工作的正面效果得以扩大。例如在福建宁德市的一个“无效婚姻”诉讼案件中，原告雷X花于1999年2月9日以邻村已达婚龄林玉花的户籍冒名领取结婚证。2003年12月10日原告雷X花诉请法院宣判婚姻无效，并主张抚养4岁的儿子刘X，理由是儿子是她与邻村一相好男子所生；如被告要抚养儿子，其要求分割被告的财产5000元。被告认同婚姻无效，但对于子女抚养与财产处理的问题，被告认为：儿子不可能是原告与他人所生，且原告从未尽到当母亲的职责，在儿子未满周岁时就卷走家中值钱的金器离家出走，故要求儿子应由被告抚养，原告要支付生活费，同时要求原告返还金器价值5000元。当事双方的情绪紧张、对立、痛苦，甚至想你死我活。合议庭调解法官在全面了解案情之后，调整了思路与调解策略，对原告进行了劝说。首先，调解法官对原告直截了当的批评道“你（原告）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在儿子不满八个月大时就离家出走，使处于哺乳期的儿子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与母爱，对儿子所尽的义务根本不如男方。”此时，原告震惊之余无话可说。接着法官问道“现在你（原告）本人又主张抚养孩子，自己却外出到处打工，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所，让儿子跟随你颠沛流离，这能真正的照顾好孩子吗？你有这能力和精力吗？我也知道，天下哪有母亲不疼儿郎的！”原告眼含泪光，低头沉思。调解法官抓住时机进一步摆事实，讲道理，说到“你此时又提出孩子不是你和被告所生，是不是不想给孩子维持一个稳定的、健康的成长环境啊？被告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抛开一切成见，给儿子如此博达的父爱，令我们都十分感动。”至此，原告恍然醒悟，认识到法官讲述其中之道理。其与被告的婚姻虽然不幸，但儿子终究是无辜的，既然被告与其母亲都是那么执着地爱护儿子，能给儿子一个安定健康的成长环境，为此，她放弃了原来的诉讼请求，同意儿子跟随被告共同生活。本案的主要矛盾一解决，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被告也放弃了要求返还金器5000元的主张，原告也表示将每月定期寄给孩子生活费。调解法官把对立情绪严重的诉讼纠纷化为玉帛，确实不易。本案取得了如此良好的社会效果，应该说是得益于合议庭法官在分析了诉讼案件的性质基础上，及时抓住问题实质，调整调解策略和方向，既能依法坚持原则“分清是非”，又能充分运用调解语言“以理服人”，达到了调解的理想效果。
（二）换位思考，保留情面在法庭的调解工作中，离不开法理剖析，但这还远远不够，要想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则必须讲究调解的策略和语言技巧，以法、以情、以理为他们排难解纷，同时又要求当事人双方都来换位思考，体恤对方不得已的诉讼和应诉感受，这样不但能促使纠纷平息，还能尽量使当事人之间不因诉讼而伤害情感，双方都保留了情面，不至于在朋友和亲属面前难堪。福州市XX区法院曾审理了这样一个“债权纠纷案”：原告吴X，其丈夫于半年前突然病故。在一次整理丈夫的遗物时，原告无意中发现一张欠条，是其丈夫去世前三个月曾借给他的朋友钱X做生意的，借款总数为2万元。当吴老太太向钱X索要时，钱X告诉吴老太太已经归还，吴老太一纸诉状将钱X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被告钱X返还2万元欠款。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原告吴老太在法庭上老泪纵横，诉说自己鳏寡孤独，被告不还2万元，将无处栖身。被告钱X也低下了头，不忍心看。过了一会儿，法官说话了：法官：被告钱X，你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这一次怎么这么粗心呢？把钱还给人家了怎么没有及时把借条拿回来啊！（话虽说得客气，但是何曦法官从法理的角度，暗示被告此案他将被动，因为原告手上掌握着欠条，一个重要而且有效的直接证据。）被告：（觉得法官没有当庭认定他不还钱，给了他面子，态度缓和了许多）就是啊！我作为她丈夫的生前好友，怎么可能会不还他钱呢？要是当时……法官：你和她丈夫认识多少年了？被告：我们已经是十几年的朋友了，关系很好的，我还帮他赚了些钱，这原告也是知道的。法官：（抓住机会，话锋一转）既然你和她丈夫生前如此之好，两家关系如此亲密，那你肯定不忍心看到好友的遗孀现在的处境吧！（被告：沉默、沉思）法官：我知道你也不忍心，那不如这样吧，我们就不说欠钱和还钱的事情了，你就看在过去好友的情面上，体谅吴老太太目前这种艰难的生活处境，就拿出2万元，当作资助已故好友的家庭，如何？被告：如果法官你是这样说，我同意……一场可能是旷日持久的官司，在一审法官的巧妙调解下，出乎意料的在短时间内调解结案了。该案调解的成功点首先是法官在逐渐明确整个案件的责任是非以及法律所体现出的权利和义务后，进行了角色的换位思考，全面衡量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确定了调解的思路和策略；其次是引导当事人之间换位思考，更暗示被告应当让步；第三是抓住时机，抛出调解建议，既给被告一个台阶下，又保留了双方当事人的情面，被告“聪明”的配合了，吴老太太也在短时间内既结束了一场身心疲惫的官司，又达到了自己实际的诉讼目的。
（三）耐心劝导，亲情融化调解
语言有释疑性和反复性的特征，释疑性主要是指审判人员针对调解对象产生争执进行的调解过程，实质上就是排忧解难，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反复性就是当事人提讼，总是感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某种侵害或威胁而与对方产生了难解的民事心理纠葛。他们当中不少人以主观愿望为动力参加诉讼。一旦人民法院不能或不完全能按照其主观愿望作出处理时，有的人就会缠讼，因此调解语言的难度较高。有时需要苦口婆心，反复劝说。这就形成调解语言的反复性、艰苦性，但是民事案件有许多纠纷是来自于家庭内部，这里就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亲情是温情柔性的，善良的人们在面临选择时，面对亲情内心必定会有所感触，它代表了人们关系中最温馨柔情的一面，是任何事务也无法阻挡的，所以，以亲情来化解矛盾和纠纷，是法官调解亲属纠纷案的重要手段。
（四）严肃不失诚恳，庄重不失温和在调解纠纷的过程中，法官要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案件和纠纷当事人，因为法庭调解仍然是属于案件的审理过程，只有以严肃和庄重的态度看待案件，才能树立起法律的威严。但是，在不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前提下，还必须讲究话语运用的策略和艺术效果。该说什么，怎么说好才能让当事人接受，现在说还是等到一定时间再说，都关系到当事人如何看待法官的自身素质。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调解中要会艺术地讲话，既要使调解语言符合法律，又要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感染力，以增强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感、认同感；拉近当事人与调解法官的心理距离，有效地缓和戒备情绪。感情沟通了，关系融洽了，法官的观点当事人也自然容易接受，赢得当事人的尊重和信任，调解的难度也会自然而然地减少。
四、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