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体育研究范例6篇

民俗体育研究范文1

关键词： 集体记忆 民俗体育文化 传承

1.前言

有关民俗体育的传承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民俗体育学界所关注、困扰的问题，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就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深深地影响着民俗体育的传承。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1］因此，本文试图从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和保罗・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的视角探寻我国民俗体育传承的若干问题，以期为这方面的后续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集体记忆概述

记忆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所说：“所有的开头都包含回忆的因素。”［2］然而，自十九世纪以来，学界对其所进行的研究大都限于从心理学、生理学的视角进行的，这些领域的研究以个体为主，没能考虑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直至上世纪20年代，哈布瓦赫首次正式提出集体记忆一词，记忆才正式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线，开创了集体记忆研究的新时代。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源自其师涂尔干，涂尔干曾提出“集体意识”与“集体欢腾”。他认为，集体意识是由社会成员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在交往中因共同利益、共同需求的共同价值评价等而形成的共有的思想观念［3］；集体欢腾则是人类文化创造力的温床，宗教观念诞生于欢腾本身，因为“唯有集体思想具备这种效力，要创造一个观念的世界，并使经验现实的世界它发生变形，就必须得有一种智力的过度兴奋，而这种过度兴奋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4］涂尔干在承认了社会和群体在欢腾时期会过度兴奋，展示出创造力，从而焕发生机。但如果常规行为成为一个时代的秩序时，又是什么把人们融合在一起呢？他的学生哈布瓦赫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集体记忆。至此，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产生了。

哈布瓦赫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5］他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也就是说，集体记忆定格过去，却由当下所限定，且规约未来，是为现在服务的，这是他集体记忆理论的灵魂。既然集体记忆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建构，那么，其实现的途径是什么呢？哈布瓦赫认为，纯粹的个人记忆是不存在的，它必须在社会交往中获得。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而且，许多社会活动都是因强调群体的某些集体记忆，以延续并巩固该群体的凝聚而举办的。可见，社会交往对于集体记忆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布瓦赫提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个人记忆能否被回忆起，以什么方式被回忆起，都取决于这个框架。总的来说，哈布瓦赫使集体记忆成为社会科学这一整体中强有力的一部分，为我们分析一个事物的传统和发展提供了新视角。而后来者保罗・康纳顿接着哈布瓦赫的道路进一步加深了集体记忆的研究。

1989年，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出版了《社会如何记忆》一书。在书中，他指出，“记忆”是一种极其普通的个体官能，但相对于个体记忆，还存在着另一种记忆，即社会记忆。他着重强调社会记忆是如何产生、如何传递的。他认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的等级。”［6］“社会记忆”是为支持现存社会合法化而存在的，现存社会合法化决定着“社会记忆”。可见，控制权力对社会记忆的建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然权力对社会记忆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它又是如何传递呢？保罗・康纳顿认为：“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即社会记忆是通过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实现的。总而言之，哈布瓦赫和保罗・康纳顿的集体记忆理论对于我们认清民俗体育、传承民俗体育是有一定启示的。

3.集体记忆对我国民俗体育传承的若干启示

3.1民俗体育的传承须依靠集体记忆进行

哈布瓦赫指出，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社会阶级、家庭、协会、公司、军队和工会都拥有不同的记忆，这些不同的记忆都是由其各自的成员经历很长的时间才建构起来的。当然，进行记忆的是个体，而不是群体或机构，但是，这些植根在特定群体情境中的个体，也是利用这个情境去记忆或再现过去的。换言之，每一个群体都有其共同的记忆，并且通过个体展示出来，个体又通过集体去记忆或重现。就像一座大厦，一组墙壁支撑着这座大厦，这座大厦被一组组墙壁支撑着，相互支持和巩固。接着，在谈及过去的重建中，哈布瓦赫进一步指出，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长存。

遗憾的是，集体记忆理论对于我国民俗体育的传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内的民俗体育研究中却鲜有从这一视角开展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俗体育的传承过程就是集体记忆的过程。同时，集体记忆又能促进彼此认同感的产生。正如哈布瓦赫所认为，纯粹的个体记忆是不存在的，个体记忆是依靠于群体记忆的，并通过个体表现出来。一些记忆总是会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因为许多社会活动都是因强调群体的某些集体记忆，以延续并巩固该群体的凝聚而举办。［7］民俗体育作为一种为一定群体共同享有的体育文化，其本身就带有集体性的特点。正如哈布瓦赫所说，每一群体都有其集体记忆，民俗体育自然也不例外。我们所调查的胡村舞龙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胡村舞龙到现在之所以能红火开展，原因有很多，究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重复操演着共同的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深层次的认同和团结。集体记忆构建了他们的身份意识。相反，没有记忆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的身份意识，同理，没有共同记忆的群体则不可能有群体意识，更不会有群体认同。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引导着群体认同的方向，而以集体记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意义结构则指明了认同的方向。

当然，并不是所有相同事物的集体记忆是相同的。不同的民俗体育群体，其集体记忆是不一样的。要想识别不同群体的集体记忆行为，就必须把其放到他们的生活史和所属的社会背景中去思考。正如哈布瓦赫在解释记忆定位时所说，人们可以同时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对同一事实的记忆也可以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我国地大物博、民俗体育资源丰富，各地区差异性较大，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如完全按照西方体育的标准改造我们的民俗体育资源使其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或学校体育课堂，是片面的，因为这忽略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忽视了能使民俗主体产生认同的集体记忆的构建。因此，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民俗体育的传承，重视集体记忆在我国民俗体育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即个体记忆依靠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可促进群体认同。同时，在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要结合每一个民俗主体（集体记忆）的实际情况，不能搞简单地“一刀切”，这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3.2权力对民俗体育传承的影响毋庸置疑

社会要记忆什么、要忘却什么？社会记忆的意义是什么？它又是为谁服务的？保罗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是为支持现存社会合法化而存在的，现存社会合法化决定着“社会记忆”。换言之，社会之所以建构“社会记忆”，是为了让它为特定的人群服务。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被选作为社会记忆内容的部分是建立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一旦时间、场合与社会情境发生了变化，那么，被选作社会记忆内容的部分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即权力等级决定社会记忆。福柯也认为：“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脉络……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彼关的。”［8］

诚然，民俗体育的传承发展离不开权力的掌控。1966年“”爆发在“破四旧”的活动中，我国的民俗体育文化遭到重创。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农民代表落后的文化，所以政府试图用高压手段改变农村的传统文化和民俗，并剥夺其传统意识中精神和仪式的意涵。政府不仅通过“破四旧”来摧毁农村的大众文化设施，而且力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树立新人与新文化。［9］就这样，我国的民俗体育文化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迅速地“退却”，而且是被动地、强制性地“退却”。正如哈布瓦赫所说，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哈布瓦赫和保罗・康纳顿的集体记忆理论启示我们，民俗体育的传承与发展要符合社会的主导思想。

谈到这里，不免会有人提出，当今社会政府真能主宰一切吗？政府与民俗主体到底有怎么样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Jameson认为，我们不再相信那些历史“主体”――政党、西方――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宏大支配话语形式的消失，而是意味着它们作为我们当今形式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无意中仍然起作用。［10］换言之，它们作为无意识的集体记忆，存而不去。可以这样说，权力以有形和无形的形式进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我们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深受着它的影响。政府对民俗主体的操控是必然的，同时，民俗主体又能反过来影响权力。回顾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村里的“热心老人”、长老们的努力，民俗体育文化才一直传承至今，而这些“老人们”正是当时的权力、文化、经济精英。因此，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可依靠、培养这样的老年人。哈布瓦赫在过去的重建研究中指出，在社会当中，老年人已不再是积极活跃的成员，但还继续扮演着一个给定的角色。老年人是传统的护卫者，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较其他人来说更早地接受了传统，而且无疑是因为他们是唯一一群能够享有必要闲适的人，这使得他们可以在与其他老人的交流中确定这些传统的细枝末节，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些传统传授给年轻人。而如今，由于社会的变迁，意识形态的剧变，“老人们”的权威正在或已经丧失，这也是当下民俗体育文化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的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要依靠老年人，特别是了解传统的老年人，充分尊重他们，发挥“懂行”老年人在传承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人作用。当下，我国民俗体育的传承可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用好《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大力培养懂行老年人为传承人。

3.3民俗体育的传承要通过仪式和身体实践实现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是如何记忆》一书中指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即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他认为这种传播方式要比社会刻写体系更直接，也更保险，是较少受到话语实践的积累与影响的，所以，对社会记忆的保持与传播则更为有效。

仪式是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首先，仪式是表达性的。它被认真遵守，以表示感情。其次，仪式是形式化的。它的这种形式绝不是空洞的，而是真诚的。参加仪式者总要同意它的意义。再次，仪式的效用是不限于仪式场合的。的确，仪式往往是在特定时间、地点举行的。但是在仪式上展示的一切，也会渗透到非仪式性的行为和心理中。仪式之所以被认为有意义，是因为它会渗透到人们的整个生活中。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最后，仪式具有操演性。在仪式过程中，人们操演着共同话语和身体实践。这种操演话语和动作使得它们的操演之力及其作为记忆系统的效用，都成为可能。［11］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对仪式的研究对我国民俗体育的传承具有重要启示。当前，我们在研究民俗体育传承时，总会谈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却很少涉及民俗体育仪式的相关研究，认为那是不符合时宜、封建的东西。其实不然，是仪式使过去与现在沟通、祖先与后人共聚、人与神灵协商；是仪式强调规则，让人们认真遵守，表达真挚的情感，沉浸于其中；是仪式让记忆存在，使民俗体育得到很好的传承。

仪式具有操演性，而操演性又是身体性的，这又回到了保罗・康纳顿所说的另一种保持和延续社会记忆的方式，即身体实践。他进一步指出，身体实践是当我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不一定要追溯其历史来源，却通过我们现在的举止重演了过去，因为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沉淀在我们身体中。纵观我国当前民俗体育现状，很多有意义的操演动作已失传，且由于斗殴等因素很多民俗体育操演已被禁止，这些对我们民俗体育的传承是有极大伤害的。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存在于民俗体育的仪式，让民俗体育的操演习以为常。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说，要想让这些仪式对参加者起作用，要想通过这些仪式来说服他们，那么，这些参加者不能仅仅在认知上有能力完成这样的操演，他们必须习惯这些操演。这些习惯表现在操演的身体基础上。然并不是所有的民俗体育文化都需要仪式，也并不是所有的仪式都适合当下的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当下，人类已跨入21世纪，而源于农耕社会的民俗体育，很多仪式的内容、意义都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如：舞龙活动的仪式中带有的鬼神内容和意义。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代需求，改造不符合时宜的民俗体育文化的仪式内容和意义，发明一些适合当下的民俗体育文化仪式的内容和意义，以便使仪式更好地为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和传承、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3.4民俗体育是为当下服务的

集体记忆本质上是立足现在的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哈布瓦赫指出，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也不是依据个体记忆的简单累加而构建的，回忆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现时的需要、观念和利益。施瓦茨分析也认为：“集体记忆往往不是过去经验的反映，而是具有定位功能，集体记忆“既是一面镜子又是一盏灯，是社会的一个原型也是为社会的一个原型”。［12］也就是说，“集体记忆”的构建是为现在的需要服务的。

哈布瓦赫的关于集体记忆本质的理解对我们理解民俗体育是有一定启示的。哈布瓦赫在研究梦与记忆意象时指出，梦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之上，而我们的记忆依靠的是我们的同伴，是社会记忆的宏大框架。换言之，我们的集体记忆依赖的是社会及其框架。在不同时期，社会及其框架会有所变迁，而我们的传统要想传承就必须根据现在进行适当的改变。正如他在宗教的集体记忆研究中所说，其实宗教的教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代的需求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这启示着我们，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不根据时代进行调整结构，符合当下人们的需求就很有可能会被遗忘。当前，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原先许多符合特定时代的民俗体育文化，逐渐不符合当下社会的需求了。如涂村舞龙。在市场的冲击下，涂村村民的观念和需求骤变，改革开放前一直开展很火的舞龙活动悄然地消歇了。［13］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民俗体育文化都应该、都适合传承至今。有记忆就必然有遗忘。哈布瓦赫在论及社会阶级及其传统中指出，贵族总是尽力维持他们那高贵的传统，然而，无论他们怎么维护，其中不合时宜的传统还是会被新兴的资产阶级传统所代替。因此，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应该是有选择性的，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应该被遗忘、抛弃，如赛龙舟时不允许女性摸龙头。纵观当下，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农村工作，重视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2006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更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进行了具体的规划，并在“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的阐述中明确提出：“推动实施农民健身工程。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农村，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我国的民俗体育文化要改变不符合当下的内容（如：对民俗体育的仪式内容、意义，民俗体育活动内容），重构民俗体育文化的意义，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总而言之，我国的民俗体育要想生存、发展，就要立足现在对过去进行重构，这种重构不应是对过去的简单累加，也不应是简单地依靠他人的集体记忆，而应该是根据我国民众的集体记忆，结合当下对过去的一种积极的建构。

4.结语

哈布瓦赫首次将记忆引入社会学视角，提出集体记忆。保罗・康纳顿在哈布瓦赫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记忆，试图解释社会是如何记忆，记忆是如何传递的等问题，这些为我们研究民俗体育传承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当前，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源于农耕社会的民俗体育文化逐渐被社会忘却，抢救民俗体育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当下，让我们的民俗体育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动投身和谐社会的建设，更好地为当下社会服务。唯有如此，民俗体育文化才能繁荣发展，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1］［2］［6］［11］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刘少杰.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4］涂尔干著.渠东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7］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9］陈吉元，胡必亮.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

［10］F.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

［12］Michael Schudson.The Present in the Past versus the Pastin the Present［J］.Communication，1989，（11）.

民俗体育研究范文2

关键词：村落体育；民俗生产；文化逻辑；文化资本

村落体育以其独特的文化表征，不仅成为当代乡土社会的重要文化形态，而且因其历史和文化的因素，村落体育还生产着乡土社会的民俗。可以说，村落体育已经成为区域文化的想象性符号。然而，随着当代社会的转型和现代性话语的张扬，这些村落体育所蕴含的民俗文化，逐渐脱离自然和原生态的框架，呈现出多种文化和话语交织的复杂状态。

1 村落体育

村落就是聚落。它是指大的聚落或多个聚落形成的群体，常用作现代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包括自然村落（自然村）、村庄区域。规模较大、居住密度高、人口众多的聚落形成“村镇”、“集镇”[1]。村落体育是指在农村村落环境中以村民为主体，以健康、休闲、娱乐为目的而开展的非生产性的身体锻炼活动，它是农村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而村落体育这一形式，是乡村社会非生产性的身体运动的统称，涵盖了历史传统的体育文化和现代体育文化。

2 村落体育的民俗生产

村落体育中的民俗是在村落体育活动中与民间风俗习惯密切相关的一种文化形态，它们广泛地村落体育的节庆活动、宗教活动和祭祀活动中。这些民俗是由一定民众所创造，受到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影响，甚至融入和依附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终以一种村落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

2.1 民俗的历史传承

村落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在传承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村落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一个群体，此外还是一种制度性的人群组织类型生活的空间。“[3]

2.2 民俗的文本改造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转型，村落体育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乡土社会的集体体育活动，而且还成为满足异域旅游者文化消费的行为，并且被纳入到一种关于权力政治、市场以及全球化的时空想象之中。因此，越来越多的村落体育将其民俗做了刻意的修改或突出某种地方因素，以满足各种话语形态的需要。如侗族的“花炮节“在表演过程中一直是比较随意的，但是当“花炮节“成为政府和游客所认可的“侗族传统项目“和“东方橄榄球“的文化资本后，在表演的过程中便刻意增加了民族的特色。

3 体育民俗与文化逻辑

村落体育的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4]然而，在当下的中国文化情景中，村落体育的民俗文化已然被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成为主流话语建构“新农村“的重要文化载体，成为旅游部门策划和展示的文化资本。因此，当下的村落体育的民俗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区别于政治权力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

3.1 乡村文化建设

通过村落体育的集体性活动，乡村有了一个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和公共平台，人们在这一空间里构筑了族往意识，密切了族群村落成员的关系，充分调动了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自我确认。各个村落的少数民族聚集在一起，参加由村落组织者组织的这些体育活动，释放平时生活中所产生的压力与烦躁，调节紧张与枯燥的生活，密切族群成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即使平时生活中产生一点小矛盾，而在广场式的狂欢情境里，大家一起呐喊、聊天，平时所出现的矛盾和隔阂就慢慢消解了。

3.2 主流话语

村落体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更多的表现为村落生活的一种“附属物“，村落体育所包含的民俗也都只是存在于娱乐、祭祀、庙会、庆典等活动中。村落体育因此与村落传统习俗生活混为一体，长期得不到政府、学术界等各方的关注和重视，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境地。然而，2004年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2005年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启动申报工作，全国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热潮，由此带动了村落体育的复兴，或者确切地说，是村落体育中的民俗元素的复兴。

3.3 文化消费景观

与村落体育和其中的民俗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的同时，村落体育及其民俗元素成为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各种村落体育的表演经过包装、策划，吸引了一批有一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如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等地的“龙船节“、哈尼族的“六月节“、藏族的“朝山节“、锡伯族的“杜因拜专扎坤“节、云南僳僳族的“刀竿“节、广西壮族的“陀螺节“、贵州黎平地区侗族的“摔跤节“、苗族的“爬山节“等各种村落体育及其民俗。与此同时，中国大地（尤其是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迅速建起了数不胜数的民俗体育村、民俗体育园、民俗体育博览会等。如中国・延边“图们江杯“民俗体育大赛、上海虹口区的“精武体育“展等。这些村落体育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发明出来，都成为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景观。他们以一种标准化的方式，使得村落体育及内含的民俗元素成为一种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展览、博物馆、公园的形式，抑或采取原生自然式的体育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资本与市场逻辑。今天的许多村落体育中的许多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表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而仅仅是为了实现外来者的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因此，村落体育以传统和现代的方式生产的民俗文化，最终成为商业社会的一种文化工业，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和地区间的文化想象。

参考文献

[1]王裕临.村落民俗体育文化考略[J].农业考古，2010（3）：333.

[2]郭修金，虞重干.村落体育的主要特征与社会功能探析-山东临沂沈泉庄的实地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7（3）：34.

民俗体育研究范文3

关键词：赣皖边界地区；村落民俗体育；徽州文化；赣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256，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11―1480―03

1　赣皖边区村落民俗体育的构成

1．1赣皖边区村落民俗体育概况　赣皖边区民俗体育主要分布于江西赣东北的景德镇、浮梁、鄱阳、乐平；徽州(现为黄山市)的休宁、祁门、歙县、绩溪、黟县；上饶的婺源、德兴、铅山、玉山、弋阳等县市所属村落，其中古村落较集中的是徽州与上饶交界处，这一地区古街、镇；古村落、古巷里比比皆是。据不完全统计，赣皖边区民俗体育种类不下50种，如赛龙舟、划旱船、傩舞、叠罗汉、踩高跷、跳钟魁、嬉钟魁、嬉灯、舞香火龙、舞板龙、仗鼓舞、扑蝶舞、狮子舞、钹舞、舞麒麟、蚌壳舞、龙凤舞、抛绣球、背新娘、舞香火、花船、亮船会、五猖会、抬阁、风筝、踏春、登高、目莲戏、……其中赛龙舟又有两种形式；一种在三月举行，一种在端午节举行。傩舞主要集中在徽州一带，该地区村落舞龙的形式也有两种，一种在元宵节戏舞；一种是在中秋节玩弄，突出表现了赣皖边区村落民风民俗的特色。徽州乡谚有所谓“黟县嘏蟆歙县狗，祁门猴狲翻筋斗，休宁蛇、婺源龙，一犁到磅绩溪牛”，就是对赣皖边区村落民俗体育的真实写照。

1．2赣皖边区村落民俗体育的形成　从历史遗存的挖掘看，赣皖边区区域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4～5万年前。从影响这个区域文化形成的主要环境条件看，赣江――鄱阳湖水系，是赣文化区域古代文明的母系。从长江中游考古来看，早期文化遗址多在鄂赣皖三省境内，发现有多处商周时代的矿冶遗址。据蒙文通《越史丛考》指出，赣皖边界地区古属越楚吴之境。蒙文通说：“太史公于此习俗之差异分越楚之地为三区；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衡山、九江、江南、豫、长沙为南楚、并谓南楚、西楚‘其俗大类’”。又据《汉书地理志》载：“今之会稽、九江、丹扬、豫章、庐江、广陵、六安、淮，尽吴分地”。班固认为以上数地“本吴越，与楚接比，数相兼并，故其民俗略同”…。又据有关专家考证，古徽州到三国时，在这块土地上栖息的居民已有6个方面的来源，第一部分是早在秦以前就生息在这里的土著居民，禹以前属三苗族，禹以后属左越族；第二部分是秦始皇时徙入的“大越徙民”；第三部分是秦末吴芮部将所率后来滞留徽州的“百粤之兵”以及汉将陈婴拥兵浙地滞留于徽的汉兵；第四部分是春秋战国、楚汉相争、中原战乱，举家迁徽的北方居民，如方弘家族由河南迁歙东，汪文和家族安家于歙等等；第五部分是为逃避赋役陆续徙来徽州的中原居民；第六部分是留恋徽州大好山水，官于此遂家于此，或游历至此而居此。在历史上人们所称的“徽州山越人”，实际上是指：主要由当地土著、北迁南移的汉族闽粤越族农民组成的以武力反抗地主贵族和统治者的山寨集团。依此，从民俗源流上看，赣皖民俗主要来自吴、越、闽、粤多源。约在宋代，这一地区民俗体育开展的盛况可以从宋人的诗词中发见。如宋代民族英雄、爱国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这首诗中描写了信州府(宋属江西路东境的信州上饶郡)元宵舞龙的情景。词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删处”。这里“夜放花千树”，指的是元宵放灯(又称“观灯”)。如唐苏味道《观灯》诗：“火树银花含，星桥铁锁开”。诗中“火树银花”描写的是树上挂彩灯的情景。“花千树”同样指元宵彩灯。词中“鱼龙舞”实指玩鱼灯和龙灯。夏竦《奉和御制上元观灯》诗：“鱼龙漫衍六街呈，金锁通宵启玉京”。“宝坊月龙灯淡，紫馆风微鹤焰平”。“鱼龙漫衍”就是耍龙灯。可见，早在宋代赣皖边区岁时民俗体育已经出现，而且场面也很壮观。

另外，赣皖边界村落民俗体育的兴盛与徽商也有一定关系。徽商富甲东南，挣了钱后都纷纷回乡建祠堂、修宗谱、设祀会，巩固宗族关系，还捐资兴学、助学、创立文会，使徽州村落以宗教、祭祀、礼仪类民俗文化得到更加繁荣的发展，无疑促进了消费性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

1．3赣皖边界村落岁时类民俗体育　古代中国有独特的节日体系，每个节日，都有充实的活动内容，而且往往是以多姿多彩的民俗体育活动来体现节日气氛的。赣皖边区村落岁时民俗体育集中在上九会、元宵节、春社、花朝节、上已、寒食、清明节、浴佛节、端午节、重阳节、除夕、元旦等岁时节日中，其中主要活动内容有舞龙灯、踩高跷、跳钟馗、玩嬉灯、放风筝、划旱船、荡秋千、踏春、竞龙舟、重阳节登高等。

赣皖边区农村舞龙多在元宵、中秋两节举行。从史料记载上看，赣皖边区农村的舞龙约在宋代就已盛兴(见前文)。到清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年间更是进入高潮。当时舞龙主要有双龙灯、马头灯、龙头灯、草龙灯、板龙灯。据清同治刻本《铅山县志》中介绍的“板龙灯”，是以长板作底，用竹在板凳上编成(圆状)扎成龙形，节数不等，形似长桥，故称“长桥灯”。晚清的休宁、祁门、婺源、绩溪等地有“龙灯会”、“迎神赛会”。据《陶甓公牍》中有关于绩溪县舞烛龙的记载：“上元日，各处社土坛神庙张纸灯、或演剧，或扮童戏，驰火马、舞青狮，游烛龙，遍巡街巷，名日‘闹元宵’”。《婺源县志》载：“农历十三日，灯节开始，县城和大的村庄晚间迎灯，十五日元宵节，晚间迎龙灯、闹花灯。十八日夜间为‘满灯’，年节结束”。

二、三月，赣皖边区村落民俗重“春社”、“花朝”和“清明节”。春社，又称“社日”，赣皖边区村落有祭祀谷神祈年的风俗，乡民称此为“祈社”。花朝节，赣皖乡民看作是喜日，这一天除了多行婚礼，不少地方在这一天还要击鼓、张灯赛神，称为“菜花灯”或“花朝灯”。每到花朝节，大街小巷挂起各式花灯，一些乡民甚至手举花灯走街串巷，相比精巧，乐趣浓浓。《陶甓公牍》中提到晚清时期祁门、绩溪花朝节的节俗说：“花朝日，东南乡十八社按年轮祀汪越国公，张灯演剧，……谓之‘赛花朝’”。

五月一日，在徽州休宁海阳一带乡村有“五猖会”。届时四乡百姓云集海阳烧香，祈求五猖神主驱鬼祛邪，消凶化吉，庙会游行，“前引”锦旗开路，青白黑红黄绿各色旗子飘扬，十景担、肃静牌、万民伞、纸扎猪马牛羊偶像，接下来是地方戏对伍、车耍队伍等。《明史》记载中就有“阵前阵后神祀五猖”之说。明嘉靖《徽州府志》卷一《风俗志》也有记载：“三月二十日，歙、休之民舆汪越过之像而游，云以诞日为寿，设俳优狄胡舞假面之戏……震于乡井，以为奇隽”。康熙年间方士庹的《新安竹枝词》有“社公会后汪公会，又备龙舟送大王”之说。

由这一段不难看出，明清徽州“五猖会”已盛行，其中有各种舞蹈杂技，甚至有龙舟(划旱船)表演。五猖会一直在歙县、绩溪各地乡村流行。今天，随着黄山民俗旅游的开发，“五猖会”得到进一步发展，那种仿唐胡舞假面戏和高超的民间杂技深深地吸引了各方游客，如今“五猖”庙会已是徽州民俗旅游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赣文化遗存考古来看，“现在江西境内，也曾是东周时期越国和楚国先后控制区域，所以江西境内也保留有越国与楚国的文化遗址与墓葬”。另外，江西还发现有西汉时期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许多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表现出东周及沿海地区的地方特色。而徽州社会也是由东越而山越，古徽州早在三国时期，就生息着前属三苗族，后属左越族的土著居民，还有春秋战国、楚汉相争，中原战乱，举家迁徽的北方居民。因此说，赣皖边区村落民俗体育文化的根基与吴、越、楚文化都有密切关系。据《风土记》载：“竞渡始于武陵……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楚人哀之……(竞舟)盖其遗风也”。由此，历史上与楚越相邻的赣皖边区，以龙舟迎神祭祀的风俗也十分流行，而且有三月和五月两种形式的赛龙舟。如康熙、乾隆年间，徽州的歙县曾时兴三月竞龙舟习俗。据康熙二十九年刻本《歙县志》载：“上已，竞渡龙舟于河”。又乾隆二十六年刻本《歙县志》说：“三月三日，竞渡河干”。但是与歙县相邻的祁门、休宁、婺源等县都没有三月竞龙舟的风俗，而都是在五月五端午节日举行。如清同治《祁门县志》载：“五月……端午日，悬蒲艾、饷角黍，饮菖蒲酒，龙舟竞渡”。据《婺源县志》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县城和部分沿河的大村庄，进行划龙舟的娱乐活动”。据乾隆刻本《歙县志》记载：“三月三，竞渡，或造神舟陆游，毕具，存修禊意，又名‘拔祝’，‘清明’，沿唐代遗风”。

赣皖边区村落有八月中秋迎火龙的风俗。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这一风俗约在清中期开始盛行。清乾隆刻本《歙县志》说：“八月中秋，……农人具束藁为龙，燃香遍插龙体，鸣钲伐鼓游月光下”。又清同治《祁门县志》记载：“八月中秋，夕设瓜果拜月……又缚稻草为龙，插香周遍，数人共持舞之．至涧东向送之，以祈丰年”。可见，赣皖边区村落舞龙活动一年有两次，元宵节舞烛龙，中秋节舞龙插有香火的草龙(又名“香火龙”)，香火龙风格独具，粗犷豪放，具有乡土气息。

2　赣皖边区村落民俗体育的现状

在地处赣皖交界的婺源县，不少村落现今还保留有古老的，被誉为“舞蹈活化石”的傩舞。婺傩别具一格，主要以各种图案的面具和简单的道具来表达人物的性格和内容情节，形式多种多样，有单人舞、双人舞，那傩神头戴古具，手持板斧，在激昂的鼓声中起舞，有刚劲雄浑、动作朴实，充满了力度和健康美。婺源傩舞曾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舞蹈会演，被舞蹈专家誉为“我国古典舞蹈的活化石”。改革开放以后，婺傩受到县政府的重视，并进行了深入挖掘与整理，现在婺傩面具已超过200种，节目类型多达百余种，在婺源成为旅游和古村落保护县以来，婺傩更是有了很大的表演市场、文化价值倍增，每次文化节上表演傩舞时，都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和高度评价，为婺源旅游创汇发挥出很大作用。与婺源相邻的休宁傩舞也是很著名，在安徽首届艺术节上，表演了傩舞《游太阳》、《童子舞伞》、《跳和盒》、《古老钱》、《魁星点斗》等，获得创作、演出一等奖等多项奖。近年来，作为宗教与艺术长期混合而成的傩舞，成为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它涉及到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文化交流史、舞蹈、戏剧发展史，当然也包括民俗体育在内相当广泛的学科。因而，傩舞傩戏享有中国舞蹈、戏剧活化石之称，也应享有最古老的民俗体育之称。目前，黄山市正力图将傩舞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毫无疑问，赣皖边区的傩舞是很有发展前景的。

舞龙更是现在赣皖乡村元宵节必不可少的、最具娱乐性的节目。现在舞龙的制作更是五光十色，精致无比，为了使龙身光亮剔透，龙身采用尼龙纸和纱布制成，并在龙身内采用电光照明，数十里之外也能看到通身发光的龙体。舞龙的动作也有很大的创新，除了奔跑、跨跳、起伏、左右摇晃之外，又增加了劈叉、双人重叠、滚翻等高难动作，使表演高潮迭起，扣人心弦，舞龙越来越贴近观众追求享乐的心理。其中婺源、铅山等地的板凳龙更具特色，其制作是用一段段木板借铁链或插销连接，每节板上插有一到二个灯笼，舞者手举或肩扛，动作要求整齐、配合十分默契，否则整条龙会手脚大乱，头尾不能相应，甚至百米长龙全部倒在田间泥地中，所以各村落一般在元宵节前半个月就开始训练了。近年，铅山农村出现了长达近千米的巨型板龙，仅板上插的灯笼就有数百个之多，数百名身强力壮的乡民手举着长龙，沿着村头村尾、田间小道狂舞，夜空下龙身光芒四射，就像一条巨大的火龙蜿蜒穿梭，数面锣鼓齐鸣，成千上万观众叫喊，嘈杂声响彻数十里。如此壮观的热闹场面是改革开放以前不可能看到的，也是一般竞技体育所不能替代的．

另外，在徽州的休宁、歙县、祁门和婺源至今还流传一种观众举火把参与驱鬼的“目连戏”，每当表演至高潮，观众举着火把蜂拥五猖神沿街奔跑，呐喊声、口哨声响彻荒野，这部戏要连演七天七夜，是我国戏剧艺术的恢宏巨著，故享有“中国戏剧活化石”之誉。休宁、屯溪等地有四至八个彪形大汉抬着上、中、下三层楼的“抬阁”戏，休宁海阳乡有“五猖庙会”；歙县渔梁船民有“亮船会”；徽州黟县西递村有古朴典雅的“抛绣球”；至今流行于休宁五城、榆村和屯溪黎阳一带有民间舞蹈“仗鼓舞”(又名“得胜鼓”)；歙县南乡叶村还流行一种集古代杂技、体育于一身、充满浓厚宗教色彩的民间艺术“叠罗汉”。每到元宵佳节，叶村灯火通明，锣鼓喧天，“罗汉”的表演者，手持火把，脚踩鼓点，在村头村尾周游一遍，招引观众争相尾随，雀跃而至，人流潮水般地涌往村中戏台，由24种不同扮像的罗汉轮流亮相，各出绝招，表演跌宕起伏，幽默风趣。叠罗汉的人体造型，惊险而优美，引起观众阵阵掌声、呼声，伴随着欢乐的锣鼓，整个山乡沉浸在浓烈的节日欢庆之中。足见，赣皖边区村落民俗体育十分丰富多彩，如果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将是一笔极珍贵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3　赣皖边区村落民俗体育发展对策

3．1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开发民俗体育旅游资源　赣皖边区古村落民俗体育风情浓郁、格调古朴，内容丰富已为人们所公认。我们应该利用黄山、婺源、景德镇等著名瓷都、古村落旅游景点，对赣皖村落民俗体育进行深入挖掘、保护和利用。特别要注意结合生态、自然景观对民俗体育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再生，促进赣皖古村落民俗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民俗体育研究范文4

摘 要 当前，江苏省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存在苏南、苏北民俗体育发展不均衡、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差异性显著、过分依赖政府的主导、发展途径过于单一化等问题，表现在地区民俗体育开发不平衡，过分的追求经济利益，忽略了地区自然发展的规律和特征以及民俗体育的人文价值。针对这些问题，应从民俗学的视角探讨造成当前江苏省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困境的主要因素，Y合民俗体育发展的特征和本质，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出路。

关键词 民俗体育文化 传承困境 对策

民俗体育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一定的民众所造，为民众的日常娱乐和身体运动的手段，并和当地的民俗文化息息相关的一种特定的身体运动形式。具有集体性，传承性，竞技性和表演性等特点[1]。

一、江苏省民俗体育文化的主要特征

江苏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民俗体育活动，丰富了江苏民俗体育文化，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整体来看，江苏省民俗体育表现形式多样，主要有舞龙舞狮、高翘、拔河、跳绳、踢毽子、弄船等等。

以江苏省民俗体育的重大代表赛事姜堰溱潼会船的发展历程为例，制约江苏省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江苏省民俗体育地区发展的地域性和差异性

江苏平原辽阔，历史悠久。从地理的角度，人们习惯上把江苏分为苏南、苏中和苏北3个区域。地域的特点造就了当地民俗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民俗体育的走向。拿江苏北方城市徐州来说：现在流传在民间的民俗体育大致有四类。一是竞技类民俗体育：举石锁、喊山大赛、挑重物等；二是休闲娱乐类民俗体育：放风筝、重阳登山、拾仔子等；三是游艺类民俗体育：赶老球、打梭、镅蛭选⒖炒蟮丁⑻甙朔健⑻皮筋、打扭耳碑等；四是庆典类民俗体育：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划旱船、炮竹马、落子舞等，这些活动都具有浓郁的汉文化特色。苏南民俗体育文化方面，南京民俗体育作为金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秦淮享乐”的娱乐性、“多方元素”的健身性、“武舞相融”的竞技性和“节令岁时”的原生态性等文化特征。苏北地区总体特点粗犷、浑朴；苏中地区则是兼顾南北，柔中带刚，其民俗体育淳朴、闲适，溱潼地处苏中地区泰州市的姜堰西北部，溱潼会船是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特大型水上民俗节日。溱潼会船历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这一鲜明的主题，使溱潼会船成为对辉煌历史的追忆，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民族文化的传承作用使溱潼会船在水乡沿袭至今，从未中断。

（二）民俗体育赛事辐射范围狭窄

以溱潼会船为例，溱潼会船宣传时效短、宣传辐射狭窄，没有形成与“非遗”资源文化内涵相匹配的产品推广，在全国未形成一定的影响力，除了在该节庆开展的前一周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组织方会在主流的媒体如电视，报纸上做宣传之外，其他的时间对于溱潼会船节和溱湖风景区的宣传很少，无论是时间覆盖还是空间覆盖的范围上都不够。民俗体育在全社会宣传的相对缺失是导致当前民俗体育发展困境的主要因素。

二、制约当前江苏省民俗体育文化传承发展困境的主要因素

（一）商品化开发程度低

现代商业环境中，产品已不再是特定物品本身，而是“种类、质量、设计、性能、品牌、包装、服务”的组合。目前，“溱潼会船”整体的旅游商品化开发进度缓慢，溱潼地区的旅游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其整体的旅游商品化开发程度不高.

1.相关人才的缺乏

发展和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离不开人才，专项人才的缺乏已成为制约溱瞳会船发展的问题。

2.太过于依赖政府的主导

政府制定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把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以政策扶优为宗旨，构筑溱潼会船产业发展支持体系，建立溱潼会船开发专项资金，并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应当在竞技民俗体育项目的基础上，在学校民俗体育以及大众民俗体育上也应当获得更大的突破和发展。

江苏省民俗体育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内涵丰富的特点，民俗体育项目分布广泛，民众对江苏民俗体育的态度比较好，对民俗体育活动有一定的认知，但经常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人比较少。政府部门组织活动力度不足、缺乏对继承人的培养等是制约江苏民俗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提供政策保障和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是江苏民俗体育发展遇到的机遇，而奥林匹克发展的冲击和民俗体育需要变异是江苏民俗体育发展面临的挑战。通过对江苏民俗体育适度产业化途径发展，将民俗体育的竞技性和娱乐性相结合，促进民俗体育文化在各地区、领域的融合发展，积极推进民俗体育文化走进校园的发展，充分运用新媒体传播手段等措施，准确把握江苏民俗体育发展的趋势。

建议江苏省民俗体育文化的特征分析为入手点，从促进对应保护向制度化发展、纳入社会与学校体育中等对其传承及保护进行了积极探讨，唤醒民众对中华体育文化的文化自觉，达到对其保护和发展的目的。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2TYD008）

参考文献：

[1] 徐琳.论我国民俗体育的地域文化特征与发展[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05：34-36.

民俗体育研究范文5

关键词 非遗 跳绳艺术 体育民俗

中图分类号：G85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2）05-000-02

一、国内外研究概况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核心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出台，促进了全国各地非物质文化申遗的进程，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研究也蓬勃兴起。在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对传统的民间体育艺术项目的探索与研究也颇有成效。比如安塞腰鼓已列入部级非遗项目，跳绳已列入县级非遗项目，而且跳绳已被正式列为竞赛项目，2011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首次颁布了《跳绳竞赛规则》，并成功地举办了两届全国跳绳精英大奖赛。这些举措都说明了国家对于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视。

跳绳运动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相关的研究却不多，主要有：

赵振平《从小玩跳绳》（200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阐述了跳绳对人的益处，介绍了多种跳绳技法和注意事项。

段绍斌等《民间体育资源的开发与学校体育的整合——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花样跳绳研究》，文章主张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体现民间体育的特色，从而缓解学校体育资源的不足，使课程标准更好的实施，民间体育资源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和传承。

冯俊彦《陕西省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花样跳绳比赛调研与分析》，文章对陕西省花样跳绳比赛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旨在将这一传统体育项目引进大、中、小学课堂，并得到进一步的普及与开展。

何云《将合作学习向课外延伸——让跳绳飞起来》，文章论述了将跳绳延伸到课外，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打造“阳光体育、阳光人生”的校园文化。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跳绳活动在全国各地也蓬勃开展。2010年和2011年，我国成功举办了两届跳绳精英大奖赛及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跳绳运动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陕西是跳绳的故乡，20世纪50年代，跳绳正式进入学校体育教育范畴，西安高中创编了“跳绳舞”，陕西师范大学举办了我国最早的跳绳班。80年代初，陕西全面推广跳绳新技艺，先后举行了400多期跳绳培训班。陕西花样跳绳队应邀出访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并参加了北京国庆五十周年庆典活动，取得了全国多届少数民族运动会花样跳绳表演一等奖。同时跳绳也走上了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的舞台。

西安各地的机关、部队、企业、学校也经常举行群众性跳绳比赛。西安的跳绳艺术逐步衍生出包含12大类60多种套路300余种跳法的“花样跳绳”，把跳绳从一项民间传统活动发展成了一种极具感官冲击力的体育艺术。

体育师资力量的培训一直以来是西安文理学院初等教育学院的特色教学项目。1993年该校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跳绳协会”；1995年以该校学生为主力的“陕西省跳绳交流团”应邀访问新加坡。1999年该校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所“跳绳艺术学校”。

国外的跳绳活动也很兴盛，如日本具有独特而完善的跳绳体系，跳绳设有级别和段位，还有一整套完善的裁判员等级制度和技术要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的许多发达国家，知名的跳绳俱乐部就有500多家，且多数均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综上所述，跳绳活动以及对于跳绳艺术的研究在我国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展，但尚属初级阶段，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对跳绳艺术的渊源和发展历史挖掘不够。跳绳艺术起源于我国，但相关的考古发现、历史背景、发展状况以及传承史都不甚清楚。

（二）对传统跳绳艺术的理论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截止目前的研究成果较少，且理论研究只限于体育界，并未深入到其他相关学科。

（三）民间跳绳艺术的传承主要靠家族传授的方式，传授者的思想比较禁锢、保守。这对一些特色跳绳技巧的流传和推广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跳绳艺术教育采用的多是传统的内容和授课方式，缺乏新的教学理念和模式，无法将流传在民间的跳绳技巧引入课堂。

二、研究内容

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对陕西优秀民间体育艺术资源进行挖掘、整理，使其成为一个体系，探索民间体育艺术资源走进课堂、开拓学校体育的模式，以新的教育理念丰富民间体育艺术的内容，推动民间体育艺术发展形式的多样化。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促进全民健身运动，为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以及和谐社会的发展做出努力。从历史、文化、体育艺术等方向入手，对源自陕西以及流行于陕西的民间体育艺术资源，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研究：

（一）从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构成和参与人群对陕西西安民间体育艺术跳绳的传承变迁的历史进行探索，发现其传承变迁的内、外动因和不同时期的社会价值。

（二）探索陕西西安民间体育艺术跳绳资源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如何实现多样化的发展，丰富民族传统体育艺术理论，实现民间体育艺术资源的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三）从体育教学的角度，研究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教材及新的教学模式。

（四）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研究与探索民间体育艺术跳绳与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关系。

（五）从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研究与探索培养民间体育艺术跳绳的合格师资的有效路径。

（六）从体育运动媒介的角度，促进陕西民间体育艺术跳绳社团的形成，丰富体育文化生活，致力于增强全民体质、提高运动水平、培养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

三、突破的难题

（一）搜集有关跳绳艺术起源和发展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这些资料的分布极其零散，延续时间很长，在此之前没有形成系统的资料积累，因此，收集资料的困难较大。

（二）挖掘陕西民间体育资源的健身与艺术价值，赋予其时代文化内涵，加强民间体育艺术理论的研究。

（三）探索在部分学校开展民间体育艺术课程的可行性和民间体育资源的新的教育传承模式。

（四）探析民间体育资源的流行动因，把源自民间的体育资源通过学校教学与研究跟民间乡土传承相结合，实现陕西民间体育资源的存在—发展—创新—再发展的可持续性特征。

四、研究方法

（一）采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体育、文化遗产、心理学、运动医学等。

（二）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相结合的方法。

（三）调查法：包括乡野调查访问和问卷调查法等。

（四）行动研究法：在相关学校进行跳绳研究的样本选择。

（五）数理统计法：利用前测、后测的数据对比，在数字方面进行量化分析。

本研究技术路线图如图1所示：

技术关键：本研究将从项目的实际开发与利用入手，将跳绳运动通过学校教学的实践研究，找到适合学校教育和民间体育艺术资源发展的模式，同时将民间体育艺术资源与时代元素相嫁接，探寻推广跳绳艺术的更多途径。

五、研究本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绵延千载的民间跳绳艺术是华夏数千年民族艺术的积淀，体现着的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存在是一种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象征，其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绳技、绳舞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价值的取向。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文化娱乐形式的多元化，具有典型民间特色的跳绳艺术被逐渐推向了历史舞台的边沿，甚至于面临着被湮灭的危险。充分挖掘这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特别是其中的艺术价值和体育价值，对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跳绳运动——这一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本研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从文化、艺术、体育健身等多个层面切入，分析、探索民族跳绳艺术的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为其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展示文化融合的无穷魅力，体现民族文化的最高价值。为陕西民间体育跳绳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提供理论方面的依据，为丰富民族体育奠定理论基础。

（二）实践意义

本课题运用多学科的方法，挖掘、探索民间体育艺术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创新，通过对陕西民间体育艺术资源的搜集和整理，让民间体育艺术资源走进校园，延伸课外。开拓学校教育理念、模式的创新，指导民间体育艺术活动的开展，促进阳光体育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通过这一项健康、环保、有意义的体育活动旨在实现以下实践意义：

首先在心理素质方面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适应能力、坚强的意志品质，改善学生的人际关系，增强学生的协作精神。培养各种优良品质，陶冶情操。在身体素质方面，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全面提高学生的各项身体素质，对身体的灵活性、速度、耐力、身体姿态、平衡能力、协调性和柔韧性都有促进作用。

其次，在整个社会娱乐网络化极其普及的背景下，简便可行的传统跳绳艺术对于展现民族体育活动的魅力，对抗娱乐低俗化，减少网络犯罪，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间体育艺术资源的开发与推广，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展开，这不仅挖掘、保护了陕西民间体育艺术资源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情感。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开展体育、艺术等传统项目，为广大民众标示中华民族文化身份、坚守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国家已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升至国家文化安全高度，因此，发展兼具传承文化、健身等多项功能的体育艺术项目，必将为此做出卓越贡献。

从陕西民间体育跳绳艺术项目发展本身而言，对促进体育艺术资源产业化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民间体育艺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将加快这些艺术资源的发展进程，扩大发展规模，实现民间体育艺术资源产业化发展的良性循环，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繁荣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六、预期效益

（一）完成“陕西传统体育艺术资源开发的研究”。整理汇总古代直至现代陕西民间体育跳绳艺术资源，充分挖掘体育跳绳艺术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并对陕西省民间体育艺术跳绳进行创编，在学校体育教学中积极推广。

民俗体育研究范文6

学校体育改革需要汲取民俗体育营养

民俗体育使学校体育教学多样化课程教学必要有课程资源，没有课程资源的课程教学是没有意义和依据的，缺少课程资源必然使课程教学陷入停滞状态.课程的研究和应用是离不开课程资源的.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的体育教学内容全部是西方式的教学方式和内容，以前是完全照搬前苏联的的体育教学模式，现在也依然没有离开西方的影响，但我国的民俗体育也是非常具有潜力可挖的，尤其是其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趣味性和娱乐性更强，多样性的区域性的特点使民俗体育较之西方体育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将底蕴深厚的民俗体育引入学校教学之中，将西方式的竞技体育行为转变为中国古老且传统的趣味性体育性活动，更能增强体育的生活化，人性化和有利于和平主义思想的传播.有目的地、有计划将民俗体育项目中那些特色比较鲜明的趣味性强的体育项目引入学校体育教学之中，更能激发广大学生群体和爱好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学生自觉性的养成和校园体育文化的推广.民俗体育增强校园体育文化多元化民俗体育不仅是一种体育，更是一种文化，我国的民俗体育有搏击、摔跤的勇猛和坚毅，也有舞龙舞狮的文明和沉着.民俗体育还具有非常大的教育意义，伦理道德观、其价值观、审美观是很好的德育教学材料.学校应该根据民俗体育文化的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耳濡目染.加大对民俗文化体育的研究和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和体魄的强壮，更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和精神，加大对民俗体育文化的投入不仅有助于教学的多样性更能形成良好的文化内涵.民俗体育有助于体育教学课程目标实现民俗体育丰富的娱乐性、趣味性、开放性以及简单易学的课程资源不仅有助于培养一个优秀健康体魄的民族新秀，更能加强其身心健康的培养.将民俗体育融入到学校体育之中不仅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更能实现广大青少年的表演欲，增加其在各方面事务处理中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将民俗体育引入到学校体育中去，在耳濡目染或者有意识的指导下学会基本的体育方法，有助于他们随时参与进来，培养其自觉性和自信心.民俗体育有助于学校体育竞赛体制的改革民俗体育与民俗紧密相连，各式各样的民族风俗都是由大众参与、大众评估和大众发扬的，由于民俗离不开大众，因此，民俗体育也需要大众的参与.由于受到西方体育竞赛模式的影响，目前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普遍比较盛行的就是重视尖子生和体育对抗性的选拔，而忽视了一般学生所需要的大众化体育项目.例如学校为了增加其知名度或者校领导为了增加其政绩，不惜花巨资引进体育特长生或者发展单独的体育项目，运动会上只是少数学生的参与，而不是不多数学生的共鸣.将民俗体育引入到学校体育，对改善这种教学状况有非常明显的效果，能充分做到大众参与，大众比赛.

对学校体育引进民俗体育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