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合同法律关系范文1
一、关于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与原因
（一）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侵权的有关规定，却适用与案件性质不相符的司法解释。2002年乐法民初字第243号案：第三人邢亚明酒后驾驶无牌证摩托车回家途中，将被告县供电公司正在架设中的横跨公路的高压电线碰断，被碰断的高压线打中路边的受害人巫植，经抢救无效死亡。受害人巫植之妻等诉请被告和第三人赔偿。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判决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审法院改判由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第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上述司法解释适用于因触电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本案中还在架设中的高压电线尚未通电，受害人巫植之死与触电无关。被告和第三人均有过错，应按过错之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键问题是适用的司法解释与案件事实性质不符。
（二）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清楚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条件。然而，有些案件虽然认定事实清楚，但由于对法律规则的要素内容不理解，对法条的精神实质不能准确把握，同样导致适用法律错误。2002年乐民初字第292号案：唐海兰和黄修宇均系国营乐光农场中心小学学生。某日下课时，唐海兰跑出教室经过黄修宇身边，其左眼撞触到黄修宇搭放在伍桂全肩上的右手中的圆珠笔笔帽而受伤。经法定鉴定，唐海兰为7级伤残。唐海兰诉请国营乐光农场和黄修宇赔偿。一审法院判决国营乐光农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80%），唐海兰、黄修宇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各10%）；二审法院改判唐海兰承担主要责任，国营乐光农场承担次要责任，黄修宇不承担责任。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完全相同，但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原因在于适用的法律不同。关键问题在于一审适用《民法通则》第133条之规定认定唐海兰、黄修宇之父母的“监护责任已移转为校方”。这是注定一审错判的根源所在。要特别指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制度是以一定的亲属关系或者身份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法律对担任监护人的范围已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监护责任不因未成年人到学校接受教育而发生转移。教育机构对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在性质上是违反法定义务的过错责任，而不是《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的监护人的责任。
（三）错误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违反证据采信规则，在使用单一证据的情况下，直接用证人证言否定客观真实的书证。2002乐法民初字第267号案：原告孙亚琴凭被告陈秀凤借款时出具的金额为1000元之借据向被告主张债权。庭审中被告对借据无异议，但认为债务已偿清，5位证人到庭作证，证明被告已偿清债务。一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之规定，否定借据（书证）之效力，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在没有其他特殊情况下，借据（书证）的效力优先强于证人证言之效力。因此，应当依借据认定本案当事人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存在。一审法院以证人证言来否定原始书证的证明效力，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民事诉讼证据采信规则，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除上述情形之外，还有因适用法律错误而将本是预付款而认定为定金，进而错判双倍返还定金；将本是质权关系而认定为典权，进而错判权利人可将标的物出租；将本是狭义的无权认定为表见，进而错将效力待定合同判定为有效合同；将本是融资租赁合同错定为一般租赁关系，进而错判出卖方对标的物质量暇疵不承担责任，等等。原因何在？除有些法官责任心不强等因素外，主要是未能把握法律规则的精神实质和适用法律的方法与规则。实践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不但导致案件被二审法院改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审法院的公信度和裁判权威。因此，对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关于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与要求
我们总结多年的审判经验，将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归纳为-查清案件事实，以其表现的法律关系性质，走进法律体系，寻找相应的法律部门，在法律部门中寻找相应的“子法”，在“子法”中选择相应的法律规则，根据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条文。基本要求是：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下面重点讨论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
（一）查清案件事实，为正确适用法律提供事实条件。案件事实，是法院经过庭审程序依法查证属实的情况。主要包括当事人之间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产生纠纷的时间、原因、经过、情节和后果。尤其是对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必须查清，对任何一项要素内容没有查清，将可能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例如，三亚市某股份公司经理 甲，因单位房改急需款项，遂将个人所有的本公司股票质押给冲坡大地公司瓜菜老板乙，借款8.5万元。借期届满乙诉请主张质权实现债权。由于我们忽视了甲的公司经理身份，没有查清这一事实环节，直接适用《担保法》第64条、第78条第1款、第81条、第71条规定判决质押合同有效。其实，甲为股份公司经理，将本人所有的本公司的股票质押为法所严禁。《公司法》第147条第2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并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据此，应认定甲乙之间的质押合同无效。从结果上来看，如果没有查清案件的主要事实或者全部事实，是不可能最终正确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的。
在审判实践中的一般作法是边查清事实，边寻找与事实相应的法律规范。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也可在法律规范的指引下查清事实。如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其出资方面的纠纷案件，要在《公司法》第35条、第36条的指引下查清股东转让其出资是否已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是否主张优先购买权；受让的出资额是否已记载于股东名册等等。查清事实和适用法律，两者互为联系，相互结合，不宜分开。
（二）走进法律体系，依据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选准法律部门。法律体系是一国的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内部和谐一致而有机联系的整体。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由多个法律部门构成。包括宪法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各个法律部门均由具体的法律规范构成。如民法法律部门由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构成。作为法官，了解法律体系，对于正确适用法律解决纠纷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了解法律体系，才能在法律体系中走进法律部门的大门，选择我们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
然而，法律部门众多，而且“子法”又浩如烟海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选择法律部门？要明确，一般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基本相同的法律规范就可归入同一法律部门。因此，上述标准同样可作为我们选择法律部门的标准。如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调整方法是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民事制裁。审理民事案件，依上述标准就可找到民法法律部门。在法律部门中进一步选择相应的“子法”。如权利质押案件，直接选择《担保法》；融资租赁合同案件，直接选择《合同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案件，直接选择《土地承包法》。
（三）根据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法律规则是采取一定的结构形式具体规定人们的法律权利义务以及相应法律后果的行为规范。法律规则诸要素逻辑联结方式就是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法律规则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构成（学称“新三要素说”）。法律规则中有关适用该规则的情况部分就是假定条件，一般包括适用条件和主体条件；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如何具体为之方式或范型部分，谓之行为模式，包括可为模式、应为模式和勿为模式；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在做出符合或者不符合行为模式的要求时应承担的相应结果部分，谓之为法律后果，包括合法后果与违法后果。我们审理民商事案件适用法律的时候，应当把案件事实所反映的法律关系性质、主体、内容、客体等要素内容与所要选择的法律规则逻辑结构“三要素”的内容结合起来考虑，凡是两者相吻合的，均可选择、确定适用；反之，不应适用。
在实践中所要注意的是应当把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区别开来。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如法典）均以条文为构成单位。法律条文分为规范性条文和非规范性条文。规范性条文直接表述法律规范（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条文；如《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了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民事活动原则。《合同法》第107条规定了承担违约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非规范性的条文是不直接规定法律规范，只规定某些法律技术内容的条文。如《土地承包法》第65条。因此，法律规则是法律条文的内容，法律条文是法律规则的表现形式。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条文都直接规定法律规则，也不是一个条文都完整地表述一个规则，所以，我们在适用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当考虑相关法律条文所表述的法律规则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点，这样可以避免漏选、错选法律条文。
三、关于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冲突问题
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冲突，是指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对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文件作出了并不相同的规定，法院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就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在审判实践中常见到冲突情形主要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冲突，新法与旧法的冲突和层级法冲突三种情况。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法律冲突的适用均有具体明确的规则，即普通法与特别法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特别法，新旧法相冲突时，新法就优于旧法和法不溯及既往；属层级冲突时适用效力等级高的法律规范。
即使如此，由于法官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不一和对法律的理解程度不同，对同一案件在发生法之冲突的情况下适用何种法律规范也常常存在较大的分歧。下面举一例，试作分析。
甲村委会经全体村民一致同意并报镇政府批准，将本村集体所有的靠海285亩沙地于2003年5月采用招标方式向外发包。乙、丙、丁等植树专业户参加竞标。乙中标。5月7日，乙收到中标书。甲要求乙按招标书和乙的投标文件之内容另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 书，乙以合同已成立为由不同意再签订合同。7月8日，甲将285亩沙地以公开协商方式发包给丙，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乙发现上述情况后，要求甲解除与丙形成的合同关系，遭拒绝。乙，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对本纠纷应适用何种法律规范，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应支持乙的请求。因为乙的投标行为是要约行为，甲发出的中标书实际上是承诺行为。依据《合同法》第24条之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双方形成的合同关系，主体、内容、客体均符合法律要求，故应认定合同有效。甲擅自将沙地重新发包给丙，属严重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二种意见在附和第一种意见的同时，认为甲已侵害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种意见认为，甲虽然已明确承诺且承诺已生效，但双方合同尚未成立，法院不应支持乙之请求。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理由是：其一，本纠纷争议的实质焦点在于甲的承诺已生效是否意味着甲、乙之间的合同成立。对此，《招标投标法》和《合同法》的规定发生冲突。由于本案采用招标方式签订合同，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适用规则应选择适用招标投标法的特别规定；其二，《招标投标法》第45条、第46条规定，中标人确定之后，招标人应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书发出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可知，《招标投标法》对中标通知书的规定，有两点不同于《合同法》关于承诺的规定：（1）《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发生法律效力，而《招标投标法》规定中标通知书只要发出即发生法律效力；（2）《合同法》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而《招标投标法》规定，中标书发出虽然承诺发生法律效力，但在书面合同订立之前，合同尚未成立。事实上，乙中标后，并没有与甲签订书面合同。而且，《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第45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故应适用《招标投标法》的上述规定，认定甲、乙之间的合同尚未成立。既然如此，就谈不上甲违约或侵权的问题了。
当前，在基层法院审理案件中适用率相当高的法律主要是《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土地承包法》和《海南省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发生冲突，适用时要引起注意，列举如下：
1、关于认定民事行为效力的规定。《民法通则》第58条第（3）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与此不同，《合同法》第52条第（1）项、第54条第2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行为并非当然无效，而只有该行为的结果损害国家利益时，该行为才绝对无效。如果一方虽然以欺诈、胁迫的手段签订的合同，但是并没有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就应当按可变更或可撤销的合同处理。在这一问题上，应当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规则，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范文2
【关键词】工程；承包合同；法律问题
1.承包合同管理概述
对于建筑工程项目的实施，采取承包合同则是业内普遍的做法，承包合同即是发包人和承包人为完成商定的建筑安装工程，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在合同中规定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享受相应的权利。依照承包合同的相应条款，承包方应进行建筑工程项目的实施，并保证按时交付；而发包方则根据合同提供相应的承包条件以及支付工程款项。承包合同作为一种双务合同，体现了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工程项目中的最高行为准则，它有效的结合了经济、法律、技术三方面的内容，在订立时必须遵守公平、自愿、诚实守信等原则。它是发包方和承包方经济活动以及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它明确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能有效地协调双方工作的关系。加强工程承包合同的管理可以有效避免有关很多法律上的纠纷。
2.我国建筑承包合同中存在的法律问题研究
2.1 口头协议的法律风险
在我国建筑工程承包中，经常会存在一些承包方和发包方之间达成的口头协议，因为目前我国较多的承包企业法律意识普遍较低，未经过系统的专业化训练，并且缺乏承包工程上的经验，造成较多的口头协议的出现。由于口头协议并没有书面证明，当双方当事人出现纠纷时就没有了法律的依据，造成法律的纠纷。这样的一个纠纷事实上是不利于工程承包方的，因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举证规则：谁主张谁举证。而当承包方面临索赔问题时，由于只有口头协议，没有有效的书面证明，其索赔主张很容易被驳回，这就给承包方造成了很大的风险。
2.2 “阴阳合同”的风险
“阴阳合同”是指签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除了备案合同外，还在私底下私自签订补充协议；其中的备案合同被称为“阳合同”，私下签的补充协议被称为“阴合同”，并且通常阴合同更能表达双方的真实意愿，但是其法律效果有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中对“阴阳合同”作出了如下的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所以说在发生合同纠纷时，会以备案合同的条款作为法律依据。
2.3 越权产生的表见及法律后果
表见制度是基于本人的过失或本人与无权人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使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人享有权而与之为民事法律行为，行为的后果由本人承受的一种特殊的无权。 其作用在于维护制度的信用与稳定，但是也其很热产生较多的法律问题，尤其是越权的表见。其目的在于确保交易安全以及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第三方未对人身份及权限进行审核，很容易造成表见的不成立，因为表见的成立条件是无权人有权。这也就造成在建筑工程项目经理负责制中，由于项目经理越权产生的表见所带来的法律风险。
3. 解决建筑承包合同法律问题的相关措施
对于建筑承包合同，涉及到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更容易产生诸多的法律问题，加强对合同的管理，对于减少双方法律的纠纷是很有效的，这对承包方和发包方都是有利的。
3.1 加强合同审查的力度
保证合同的规范、有效是合同得以执行的基础。首先对招投标文件进行审查，保证这些文件的合法、合理性，因为这些文件是建筑承包合同签订的基础，必须要保证招投标文件与合同文件的一致性，防止在合同中出现与招标文件不一致的内容，损害有关当事人的权益。
其次审查合同本身的合法性，尤其是合同的签订必须在法律基础的范围内签订和实施，如果合同本身与有关法律相抵触，则该合同视为无效。所以必须重视加强合同合法性的审核。
承包合同的合法性分析通常包括如下内容
1. 对双方当事人的资格审查，即发包人和承包人的资格审查。确定发包人是否有发包工程，是否具有法人地位，是否有资格履行签订合同的权能等；审核承包人是否中标，是否取得建筑施工企业的资质。
2.审核工程项目本身是否具备相应的条件，在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前就应该审查工程项目是否已具备招标、投标、签订和实施承包合同的一切条件。
在招投标过程中容易出现违规违法的行为，这也给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带来了较多的法律问题。对于双方在履约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无效行为，应该注意提前预防。行为无效是指承包人的违法分包、非法转包以及没有资质的实际承包企业借用其它有资质的承包企业的名义去承包工程。
3.2 重视工程的变更管理
合同的变更必须要经过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同意，如任一方不同意都给合同的变更增加了变数，并且在这过程中又很容易由合同变更而引起的纠纷。另外由于影响合同变更的因素很多，并且合同变更的范围又很广，这就给合同的管理带来了很多的法律问题。所以对于合同的变更双方都应该慎重，并且引起重视，任何一方都不能单方面的变更合同，以避免引起新的法律问题。
3.3 慎重对待阴阳合同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阴阳合同”极易对整个行业带来混乱，并且“阴合同”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极为有限，只有经过备案的合同才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所以发包方和承包方都应该避免签订“阴阳合同”，所签合同必须到有关部门去备案，做到有据可查。这样既可以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又有利于规范行业的风气。
3.4 避免口头协议
针对目前我国较多的承包企业法律意识普遍较低，未经过系统的专业化训练，并且缺乏承包工程上的经验，致使在我国建筑工程承包中，经常会存在一些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承包方和发包方之间达成的口头协议。首先政府必须加强法制的建设，加大法律常识的普及；其次整个行业应该重视法律的学习，树立良好的风气，对具体的承包企业一法律援助；最后承包企业应该重视书面合同的签订，不能仅仅达成没有法律效力的口头协议，加大对项目负责人的培训，提高负责人的法律素养。
参考文献
[1]高晓兵，谢庆平.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概论.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8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范文3
【关键词】分项承包；包工头；工伤事故；法律界定；赔偿责任
1. 前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工程建设呈飞速发展态势，同时，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范着建筑工程的承包行为。1994年、1998年我国分别颁发了《劳动法》和《建筑法》，从用人单位资质角度规范建筑市场的用工行为。《建筑法》对从事建筑活动的人员和单位有明确的技术和资质要求，符合条件、资质的建筑企业才能构成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建筑市场的用人单位主要指符合资质条件的企业法人，而取得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的个人，只允许独立或合伙承包规定范围内的村镇建筑工程，没有资格承包其他工程项目。2005年8月5日，建设部《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明确了“要在3年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农民工基本被劳务企业或其他用工企业直接吸纳，'包工头'承揽分包业务基本禁止”。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近8年期间，“包工头”承揽业务现象却屡禁不止、泛滥成灾、事故不断：在网络、报纸等各种媒体关于建筑工程事故的报道无不充斥着“包工头”、“工伤事故”的字样；与此同时，在工伤责任的承担上建筑企业、“包工头”各自推诿，导致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因此，理清建筑工程“包工”现象的不同类型、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才能更好的规范建筑市场的用工行为，在建筑工程中发生工伤事故纠纷时能正确适用法律，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 分项承包的类型
2.1由于建筑工程的层层分项承包，从而导致“包工头”现象的产生。实际工作中“包工头”与建筑企业签订的合同，通常以“施工合同”的形式出现。建筑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的需要，往往不直接招聘工人，而是雇佣“包工头”进行招聘并组建施工队。建筑企业与“包工头”保持单向联系，由包工头负责领取并发放工人工资，且合同规定由包工头负责工伤事故赔偿责任。但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包工头无力赔偿，建筑企业推卸赔偿责任。经过对大量案件的调研分析，笔者选取了建筑工程违法分包的两个典型案例，以期望理清建筑工程分项承包的类型。
（1）案例一：A经人介绍到某建筑公司从事砌墙工作，但与建筑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该建筑公司项目经理B承包了建筑公司的一个附属工程，并将围墙分包给C，C安排A在该工程施工。A在施工过程中，不慎从高处坠落受伤。A要求建筑公司为其申请工伤认定，并支付其工伤待遇。但该建筑公司认为，A系C聘请的人员，工资是由C负责结算，故公司与A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A不服，遂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
（2）案例二：D是外地农民，在某工地工作。某省建筑公司是该工程总承包商，其将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包给了个体包工头E，D在E的包工队里干活，与E按日结算工资。在施工过程中，D右手食指在工作中不慎被机械切掉，当即被送入医院救治，该建筑公司为其垫付了部分医疗费。D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受伤属工伤，要申报工伤，于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建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仲裁裁决D与建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后，该公司不服，向法院。
2.2经过对上述两案例的分析与整理，包工头与建筑企业的“施工合同”从法律上看，主要是两种合同：一种是企业内部职工与建筑企业签订的承包合同，另一种是社会人员与建筑企业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 两种不同情形处理结果各不相同，在工伤事故中，企业、包工头应承担比例、赔偿责任也不尽相同。
（1）企业内部职工承包。
职工与建筑企业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内部承包合同，从本质上说这种内部合同并没有对外效力。内部承包合同只是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承包合同的产生并不导致工人与建筑企业劳动关系用人主体的变化[1]。名义上工人与“包工头”签订了劳动合同，实际上，“包工头”还是建筑企业的内部职工，其是以建筑公司的名义履行承包合同并且与工人发生法律关系。建筑企业从施工人的劳动中直接获利，工人的工资也来源于建筑企业的效益。因此在建筑企业采取租赁或者承包经营时，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时候，建筑企业仍然是用人单位一方[2]。在案例一中，B是公司的项目经理，B与公司存在直接的人事管理关系。二者签订的承包合同属于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变化，建筑企业对B的工程有直接、全面的管理条件与能力，工人A事实上还是为建筑企业工作。
（2）社会人员外部承包。
与企业内部承包不同，外包承包的包工头与建筑企业没有劳动法律关系。此时，工人与建筑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劳动保障部《关于确认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在这种用工类型中，建筑企业与工人均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工人从事的是建筑企业有报酬的劳动，且其从事的劳动属于建筑企业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工人与企业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3]。在案例二中，D是“包工头”E雇佣的临时性劳务人员，但D从事的劳动属于建筑企业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应该由建筑企业对其承担用人单位责任，“包工头”E对于工人仅成立民事雇佣关系。
3. 工人与建筑公司、“包工头”的法律关系
（1）实际工作中，工程的分包主要分为 “包工”型和“包工包料”型。仅“包工”情形下，“包工头”仅仅承包工程的某一个具体的工种，如土石方、混泥土浇筑、油漆作业、钢筋作业等，工程的技术性问题完全由工程项目部派技术人员指导施工。工资结算时，建筑企业与“包工头”结算的仅仅是工程预算中的人工费，“包工头”自己往往也提供部分劳务，但更多的是代建筑企业管理劳务。 而“包工包料”情形下，“包工头”垫资对具体的工种进行承包，对于工程的管理有较大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2）无论采取“包工”还是“包工包料”，都不能改变分包合同的性质以及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因为采取“包工包料”形式就免除建筑企业在工伤事故中的赔偿责任，也不能据此认定“包工头”有用人单位资格。《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
（3）以上分析，无论是企业职工的内部承包，还是社会人员外部承包，施工人员都只与建筑企业成立劳动关系。对于没有领取营业执照和合法用工权的个人，如企业职工、“包工头”等，与向其提供劳务的工人，只能发生雇佣法律关系。根据劳动法、民法通则等的规定，因工伤事故发生的索赔纠纷，根据劳动法，建筑企业要承担无过错连带责任。而对于工资等民事纠纷，工人不能直接向企业请求赔偿。
4. 建筑企业、包工头在工伤事故中的责任分配
在工程违法分包、非法转包发生工伤事故的时候，建筑企业必须对工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建筑企业与“包工头”内部追偿时，则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按比例承担责任。
4.1建筑企业对外与包工头承担连带责任。
（1）我国《建筑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也规定：“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2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因此，发生工伤事故索赔纠纷时，“包工头”的前一手有用工资质的所有承包人无论是否存在过错，都应该与 “包工头”一起，对外向施工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此时，劳动者既可以要求“包工头”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责任，也可以要求 “包工头”上一级所有的合法承包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
4.2建筑企业对内承担过错责任。
（1）原则上建筑企业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后，对于该无效的承包合同所产生的后果，二者内部的分担主要看过错形式及过错程度。根据民法通则对连带责任的规定，一方先偿还的，可以向有过错的对方追偿。在违法分包、非法转包的情况下，上一手承包人违法分包、非法转包行为本身就存在过错。因此，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后，“包工头”与承包人内部责任承担比例，也要依据现行法律进行界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建筑企业对外承担责任后，能否向包工头追偿，则看企业是否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包工头”没有施工资质。依据建筑企业是否明知道还是应该知道“包工头”资质，过错程度不同，分担比例也不同。如果建筑企业通过平时业务往来明知“包工头”没有资质还分包，应承担较大的责任；如果合法承包人属于懈怠行使其选任责任，其过错与“包工头”一般可认定同等过错；如果“包工头”以挂靠的形式获得承包，发包人也无法知道承包人的资质，则挂靠单位依法律规定承担出借人责任，发包单位仅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因此，内部承包与外部承包情形下，建筑企业与“包工头”承担的比例也应有所差别。
4.2.1当行业从业人员均有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直接管理者承担责任更大。在现阶段无资质人员参与施工，管理不到位是建筑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企业内部承包情形下，企业项目经理等都是有从业资格的，建筑企业的在选任方面没有很大的过失。但建筑企业对本单位职工不论在人事、还是工程款结算中，都有条件、也有能力对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监管，并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发生工伤事故时，建筑企业作为直接管理者，要承担较大的赔偿责任。
4.2.2在社会人员外部承包时，“包工头”组织工人具体施工，对具体工程的管理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建筑企业作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包工头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与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及其后果没有直接的关联[5]。“包工头”作为直接组织生产的人 ，原则上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发包人（承包人）承担的是一种补充责任。当然，因为建筑企业赶工催工，不科学施工导致工人的人身伤害，建筑企业要负主要责任。
5. 结语
法律禁止无资质施工方承建工程，但在我国建筑工程领域，无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分包工程的现象很普遍。工程施工结束后，建筑企业对于“包工头”的工作成果也予以验收并结算工程款。考虑到这种现实，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在《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该解释将“包工头”等实际施工人视为了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从民事角度规范了工程款结算行为，保障了工人的工资利益。但对于无效合同产生的工伤事故赔偿责任却不曾界定。为了更好的引导建筑工程施工，规范建筑市场的用工行为，更加全面的保护工人的人身安全和民生利益，法律对工人工伤事故赔偿责任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明确界定，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安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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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合同法律关系范文4
「关 键 词农用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农地使用权
「 正 文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从70年代末开始出现并推广实行到现在已有20年的历史。根据20年的改革实践，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注：1998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给法学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何认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农用土地（注：农用土地在本文仅限于我国农村集体所有的农用土地，包括耕地、草地、林地、滩涂、水面及其他适于农用目的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最有利法律形式是什么；确立什么样的土地使用权法律制度保护农民利益和土地的有效利用并使农村土地关系规范化、制度化、稳定化等等。这些都亟待探索和研究。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
（一）劳动关系说。有的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注：参见《试论承包合同的法律制度》，《法学研究》1993 年第5期。），我们称之为劳动关系说。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第一，承包户是发包方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土地承包合同是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订立的，属于劳动组织的内部合同。第二，从内容上看，承包户的劳动是集体联合劳动的一部分。第三，承包户的收入是按劳所得，因此认为属于劳动关系。
应当承认，最初承包经营主要解决的是在农村经济组织内部的经营方式的问题，土地使用没有按照等价有偿原则支付对价，经营关系并不是典型的商品交换关系，因此，承包经营权也不具有完全的商品交换性质（注：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但不能因此断定其劳动关系性质。 如果说土地承包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那么应怎样看待各地承包实践中出现的下列情况呢？第一，土地承包过程，农户有权决定少包或不包土地，说明承包合同是在自愿基础上订立的。第二，各地种田能手同时承包几个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而且集体组织也可以承包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这说明承包人已不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第三，在土地承包合同中，承包人向发包人交付的是劳动成果而不是活劳动，不属于劳动法调整的范围。第四，承包户在承包经营活动中，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独立核算，对外有权独立参加民事活动和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参加诉讼。如果把土地承包合同看作是劳动法律关系，这些都是无法解释的（注：参见王胜明：《论土地承包的法律关系》，载《民法硕士论文集》，法律出版社。）。实际上，就集体经济组织来说，它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当对土地行使所有权时，即对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时则为民事主体。土地承包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集体在这种关系中以所有者身份出现。因此土地承包合同被看作是劳动合同显然是不恰当的，这种关系应属于民事关系，由民法调整。积极有效地保护集体土地财产关系是我国民法的一大任务。按照民法特有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加以调整，符合这种关系发展的方向。
（二）物权说。一些学者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性质，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为物权说（注：参见王胜明：《论土地承包的法律关系》，载《民法硕士论文集》，法律出版社。）。持物权说的人大致有三点理由：第一，土地承包权是《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所直接规定的权利，在这一节里规定的所有权和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实际上是关于用益物权的规定。第二，承包人对所承包的土地在法律和合同规定范围内有直接控制、利用的权利，即所谓他物性。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承包户享有对土地直接管领的权利，不需要集体组织的交付行为。第三，排他性，同一土地上不允许成立同一内容的两个承包权。因此，认为土地承包权是一种物权。
（三）债权说。一些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债权性质，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为债权说。持债权说的人认为，联产承包合同为债权关系，基于联产承包合同所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债权性质。而且，目前承包中出现的问题与承包权的债权性质有关（注：陈sū＠①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物化与农地使用权的确立》，《中国法学》1996年第3 期。）。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承包合同是当事人签订的，权利、义务没有法定标准。第二，承包权不能对抗发包权，强行摊派、乱收费甚至任意撕毁合同，侵犯农户利益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农民拒绝不了。第三，发包人权力膨胀，干预农户的生产经营，农户转包需经发包人同意，在这点上更无异于债权关系。第四，土地承包权是有期限的。这种期限往往为掌握发包权的基层干部以权谋私提供了方便，助长了腐败行为；同时也助长了农民经营行为短期化和对土地的掠夺性使用。第五，国家征用土地由发包人去谈判，由发包人决定补偿条件。结果是农户丧失土地使用权而利益受到影响；农民物权主体的资格、地位并没有体现。基于以上理由认为土地承包权为债权，而且有许多弊端。相反，如果土地承包权为一种独立物权，这些问题不可能存在。
按照民法理论，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可以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一种为物权关系、物权制度，一种为债权关系、债权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形式，究竟属于哪一种性质？选择何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作为我国农用土地关系为最有利的法律形式呢？
本人认为，1986年《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所有权和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中对土地承包权作的规定，是在物权法的框架下设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是一种独立的物权。但由于当时理论准备不足，又缺乏实践反馈，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真正按物权法的方法加以规定和保护，而是由合同、债权方法加以调整，使其表现出若干债权特征。
第一，合同实行合同自由原则；物权实行法定主义原则，物权的种类、内容概受法律的限制，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创设新的物权，也不允许当事人变更物权内容。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民法通则》仅作了原则性规定，限于表述概念，而对权利内容、权利取得、消灭等均未作规定。这些事项由合同约定而没有法定标准，发包人完全可以通过合同条款对承包人的权利加以限制或附加种种苛刻的义务和条件。因此，现实中承包合同规定的承包权利千差万别。
第二，债权是相对权、请求权；物权具有直接支配性、独立性。物权人得依自己的意思，无须他人的意思或行为之介入，对标的物即得为管领处分，实现权利内容。现实中，承包人取得土地承包权后，发包人对承包经营标的仍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农民如何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发包人；承包人转包须经发包人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承包人将承包合同转让或转包给第三者，必须经发包方同意，并不得擅自改变原承包合同的生产经营等内容，否则转让或转包合同无效。因此，承包人的支配权受到很大限制。
第三，在权利保护方面，合同债权依合同加以保护，侵犯合同债权，当事人以违约抗辩。从物权保护的绝对性看，物权人于标的物之支配领域内，非经其同意，他人均不得侵入或干预，否则属于违法。现实中承包人对发包人的干预，仅能以违约抗辩，而不能以违法抗辩；法院对于承包人的保护以合同为依据，并受合同规则的制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发包方任意毁约问题作了专门规定，审理这类案件应当依据维护原合同效力，承包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应予以支持，发包人毁约给承包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以补偿。这样规定，物权保护之绝对性何以体现呢？承包权的效力决定了承包户的利益得不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以致于各地经常发生发包人任意撕毁承包合同，严重侵害承包人利益的事件。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法律规定的抽象土地承包性质与现实中土地承包权表现出的特征并不一致。从过去直到目前存在的土地承包权表现出债权的特征，有明显的弊端。债权的效力不及物权，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土地的有效利用。
二、农用土地使用权利制度的重新构造
（一）重新构造农地使用权制度的基本设想
本人认为，应当以尊重历史、承认现实、讲求公平为原则，改造土地承包权为农地使用权。本人提出的基本设想是：
1.重新构造农地使用权之特征：农地使用权是依法设定的在他人土地上为农业性质的耕作、养殖或畜牧的用益物权。限于特定的使用、收益目的，有法定期限并可申请续期，具有可流转性，可以继承、转让、抵押、出租。这种权利是在借鉴传统用益物权的基础上，在我国改革中创造的一种物权形式。
2.以地域为基础确定社区成员，凡是农村社区成员都可以成为农用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在不影响现存土地承包经营格局的前提下，对于农户现承包无争议的土地进行登记，确认农用土地使用权；对于有争议的承包土地和社区成员无地现象，根据公平原则，先进行调整，后登记确权，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土地用益物权的对接。集体为了社区公益需要可留有一定数量的农地，通过出租、承包等方式灵活经营。
关于土地使用权利制度的转轨，有人提出，改福利分田为由市场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配置农地使用权。权利主体由社区内成员变为社区内外成员。原社区内成员集体所有人一分子身份的体现方式由福利分田变为从集体组织分得一定地租来获得福利（注：崔建远：《“四荒”拍卖与土地使用权-兼论我国农用权的目标模式》，《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应当说，这是一种理想化模式。 首先它以社区成员为确定集体所有人一分子身份的依据，符合集体土地所有权历史形成过程。集体土地是本地域内居民祖祖辈辈投入大量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开垦出来的，通过合作化形成集体土地所有权。因此，社区成员的所有者身份应当体现。其次，按市场效益最大化原则确权，符合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要求。但我们进行制度完善还应考虑保证农民既得利益不可剥夺，潜在利益不受损失，从而易为农民所接受。就目前来说，经营土地仍是本社区成员主要的就业途径，这关系到农村的生活和稳定。因此，上述理想化模式仅适用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的地区。
3.启用“农地使用权”称谓。土地承包权是对过去及当前农民所享有的土地使用权利的恰当概括，是集体组织成员耕种集体土地，并向集体交纳承包费的土地耕种关系的体现，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合同关系及权利取得。在土地承包权改造为用益物权后，如果仍使用这一称谓，则很难体现其权利的内涵。因此，应采纳一些学者的提法，以“农地使用权”取代土地承包经营权（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物权法研究课题组：《制定中国物权法的基本思路》。）。农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是对集体所有农用土地直接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权利。
4.实行物权法定主义原则。合同法采取合同自由，物权法不同于合同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实行物权法定主义。当事人不得创设法律所不认可的新类型，不得创设与法律规定不同的物权内容。农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物权，其内容及限制由法律直接统一规定；当事人不得以合同约定加以改变。而且农地使用权一旦设立，便受到物权法的保护，除依物权法发生权利变更或消灭之外，权利永久存在，不仅可以对抗第三人而且可以对抗所有人。权利主体之外的任何人都负有尊重其权利的义务，都不得随意限制或附加苛刻条件。否则，承担侵权责任。
5.实行登记要件主义。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看，物权的确认和变动实行登记要件主义。《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依法变更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必须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证书。”《土地登记规则》（1989年11月）第25条第2 款也规定：“不经变更登记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其他项权利的转移，属于非法转让，不具有法律效力。”以登记为要件即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除了当事人间的合意外，还要进行登记，非经登记不仅不能对抗第三人，而且当事人之间也不产生效力。
6.实行统一地租制。“地租是土地的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注：《资本论》第3卷。第715页。）。因此，只要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不论租种什么样的土地，都必须交纳地租。构成土地使用费的是绝对地租、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级差地租理论对土地评级定等，建立系统的土地评级制度，由国家有关部门根据经济类区确定衡量土地优劣的统一标准，由土地管理部门对现有耕地按照统一标准，根据土地肥力程度确定其优劣档次。根据已评定的等级确定租额为级差地租Ⅰ。对于土地追加投资而地力增值，产生级差地租Ⅱ。国家对农地收取一定租额（即农业税）为绝对地租。按照级差地租理论，实行统一地租制，农地使用权人每年定期向集体交纳级差地租Ⅰ和绝对地租（代为国家征收），自己享有级差地租Ⅱ。实行这一制度不仅使国家的宏观管理权和土地集体所有权得以实现；而且由于级差地租Ⅱ归农地使用人，因而能够鼓励农民向土地投资，控制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从而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注：张全江：《农村土地经营实行永佃权法律制度初论》，《河北法学》1989年第3期。）。
（二）农地使用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农地使用权是一种在他人土地上设置的用益物权。
农地使用权人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土地之占有权。是农地使用权人对土地实际的占领控制，是使用、收益的前提条件。第二，土地之使用、收益权。农地使用权限于特定的使用、收益目的，即农业性质的耕作、养殖或畜牧。第三，有限的处分权。农地使用权人对农地使用权的处分主要受到土地用途、使用期限的限制。在不改变农地用途，不违背有效农地使用权的前提下，可用于转让、出租、抵押或继承。第四，续期权。农用使用权为限期物权，应用30—50年为期限。期限届满前1年，农地使用权人可申请续期。没有特殊事由，应予批准，并可连续续期。影响续期的特殊事由须由法律直接规定（可将国家征收，农地使用人破坏农地行为列为不得续期的法定事由）。
农地使用权附有一定的义务，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支付地租的义务。实行农地有偿使用以实现集体财产增值和促进土地有效利用。第二，按约定方法和用途使用土地的义务。违反此项义务及弃耕、撂荒达一定期限丧失该项物权。这项义务设置的目的是保证农用土地的有效利用，避免土地闲置。第三，保护土地的义务。保护耕地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保护土地之地力是农地使用权人的一项基本义务。违反此项义务，降低地力应承担法律责任。设置此项义务是为了保证农用土地永久之地力，以维护土地使用问题上的社会效益和法律秩序。第四，农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农地使用权人不申请续期，原土地使用权人负有返还土地使用权的义务。返还土地使用权时，对土地之地力要重新评定等级。地力增强，土地所有人应偿还特别改良费用或其他有益费用；地力下降，土地所有人有权获得原农地使用权人的赔偿，以体现公平和鼓励向土地投资。
（三）农地使用权的取得
基于物权的发生，从权利主体方面看，将农地使用权的取得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
1.原始取得主要有确权方式和合同创设方式两种。第一，通过确权程序，将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直接确定为农地使用权，使现存的土地承包权向用益物权转变。第二，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通过合同创设农地使用权，如：集体组织将土地使用权拍卖，以公开竞价方式让渡集体土地使用权，对“四荒”土地使用权，按照谁治理开发，谁使用、收益的原则，由治理开发者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承包者，订立开发合同，开发完成验收后，办理登记获得农地使用权。应当注意，由于农地使用担负着社会成员的就业及生活保障的任务，通过市场原则确立农地使用权不应为普遍形式。
2.继受取得，主要包括转让和继承两种方式。第一，转让是农地使用权人将农地使用权转移给他人。主要形式有：买卖、互易和赠与。转让是农地使用权人对权利所作的处分行为，体现了权利人的意思和利益需要。转让以登记为要件。允许农地使用权的转让有利于调动农地使用权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土地有效利用。第二，继承是基于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而取得农地使用权。考虑到农地使用权的取得及在使用土地过程中对土地的投入，应当允许继承人继承，同时继承人应承担农地使用权所附之义务。为了有效利用土地，继承人取得农地使用权后可转让也可出租经营。从继承法角度看，继承农地使用权不应以登记为要件，但为了交易的安全，非经登记继承人不得将继承的农地使用权予以转让或出租；同时，农地使用权继承，必然会打破权利主体的社区限制，为了农地管理和统计的需要也应对农地使用权实行继承登记制度（但登记并非继承要件）。
（四）农地使用权消灭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范文5
内容提要: 建立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培育农村经纪人队伍，是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措施。作为农民身份的农村经纪人，为活跃农村经济，从事中介性的农业服务，其法律制度上的主体资格与现行法定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的界定及其相互关系、行为内容的民事性与商事性及其法律后果等问题，需要认真考量，以利于其壮大发展。
我国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现代化、开放型、规模化的市场发展还不大相适应。农民生产的大量农产品需要快捷、有效地在市场上销售，直接获得良好的经济利益。在这种需求下，农民群体中一批“能人”涌现出来了，他们头脑灵活，掌握信息，了解市场，将农产品的产、供、销有序地组织和营运起来，成为农业生产和市场之间的桥梁。这些“能人”就是农村经纪人。一手牵着农业生产，一手牵着现代市场，是拉动我国传统农业向市场农业、信息农业、现代农业转换和引领农民致富的“纽带”和“金桥”。党中央国务院自 2004年到2010年的连续7年的“一号文件”中，都明文强调加强我国农村经纪人队伍的培育和建设。近年来，我国农村经纪人异军突起，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然而法制建设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农村经纪人事业快速健康的壮大：一是现今没有专门的农村经纪人法，针对农村经纪市场出现的“散兵游勇”规模小、“地下经纪”信誉低、“竞争乏力”后劲弱、“环境不优”困难多等许多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针对农村经纪人的权利保护和义务履行等法律关系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调整，针对农村经纪发生的信用、救济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处理。二是国家工商总局颁布实施的现行《经纪人管理办法》，因其内容简单，解决不了“庄稼种在市场上、脚板踩在柜台边”这种特殊的农村经纪市场发生的诸多具体问题。三是地方政府制定的一些文件，由于其适用效果受限，满足不了市场法治化的全国农村经纪市场建设要求。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农民个人或者农户应当是依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被依法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或者公司才能取得农村经纪人资格，进入农村经纪市场。为完善和促进我国农村经纪人经营资格、经营行为、经营范围、保障救济等法制建设，有必要针对我国农村经纪人主体资格的法律问题进行考量探索。
一、我国农村经纪人主体资格的历史考量——农民与农户
农村经纪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主体上的农民性、行为上的中间性、客体上的农业性。其中的主体上的农民性显得尤为突出。关于农民的定义有多样的解释。西方学术界从60年代以来就兴起了农民定义问题的论战。英国农民学家T.沙宁在1990年出版的《定义中的农民》一本书颇具影响。在当达国家，农民（farmer）完全是个职业概念，指的就是经营farm（农场、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fisher（渔民）、artisan（工匠）、 merchant（商人）等职业并列。而所有这些职业的就业者都具有同样的公民权利，亦即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市民，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农民”理解不完全相同。在奴隶社会分有自耕农和隶农的称谓，在封建社会一般称佃农，后来形成了雇农、贫农、中农和富农等特有称谓。直至现今，农民成为中国社会劳动力人口的主要力量。
农民以农为业。农业是通过人们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的产业，是人们利用动植物体的生活机能，把自然界的物质和能转化为人类需要的产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农业中不可替代的基本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主要是有生命的动植物，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受自然条件影响大，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季节性。农村又是工业品的最大市场和劳动力的来源地。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农业包括的范围也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包括与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务农的人家被称为农户，是指户口在农村的常住户，也指中国农村地区以农业、林业、渔业或畜牧业为主的家庭。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提到：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在我国统计汇总农户数时，只统计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所属关系的家庭户数，不包括与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所属关系的家庭户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据了解我国现有乡镇40161个，村民委员会709257个，村民小组或自然村 365万多个，农业户口24432.2万个，农民（农业户籍的人）90398万人。
中国的问题主要的是农民问题。改变社会面貌要从改变农村面貌和改变农民面貌做起。如广州将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公民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探索实行按居住地划分的人口统计制度，进一步简化户口办理程序；完善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各项配套政策，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明确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实施以身份证为核心凭证的社会管理模式，探索居住证管理制度等辅助政策。广州今后的户籍政策，可能不再沿用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公民户口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2]这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改革和举措。
二、我国农村经纪人主体资格的法域考量——农村承包经营户及个体工商户
对我国的农民确认其具有法定意义上的经营性，是以我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规定为标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承包合同规定从事商品经营的，为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重要法定主体之一，从我国整个经济市场和建设我国农村经纪市场的角度思考，如何认识其法律上的定位和定性，是需要考量的问题。
（一）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主体资格性质问题
其一，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法定的合同主体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之一。农村承包经营户是由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的一人或多人所组成的农户，它和以往的农户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通过土地承包合同的形式，把农民家庭由生活单位变成了生产和生活相结合的单位所产生的。在农村经营承包合同中，一方是被固定的集体经济组织，另一方是承包经营户。这些承包经营户或者是本组织的内部成员，或者不是本组织的内部成员，但他们都应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且存在着农村土地承包的特殊合同关联。
其二，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特定的农村户口性——家庭，以户口（家庭）的名义（共同）从事的土地承包经营活动。尽管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户，可以是1个人经营，也可以是家庭经营，但须以户（家庭）的名义进行其农业经营活动。
其三，农村承包经营户的经营活动具有承包合同的唯一性——依照承包合同的特别规定从事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承包合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承包经营户之间，为完成某项农业生产任务所签订的协议，包括书面合同、口头合同、任务下达书以及其他能够证明承包关系的事实和文件。农村承包经营户是通过承包合同产生的，其所利用的是集体的资源。根据承包合同，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部或全部生产资料转归承包经营户占有、使用和收益，承包经营户享有合法的经营权。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承包经营户自主地安排生产计划、作物布局、增产措施，并统一支配户内劳动力，组织生产协作，独立或相对独立地完成生产任务。承包经营户也要承担经营风险，若违反了承包合同，要承担财产责任以及一定的行政责任，比如荒耕遭处罚等。承包经营户依据合同享有权利，也依据合同承担义务。
其四，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承包经营范围具有法律的规定性——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农村承包经营户承包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时，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从事承包经营的家庭或个人，对于承包的生产资料（土地）不享有所有权，只享有经营权。任何人不得买卖土地，不得擅自改变承包经营土地的用途。对于少数承包经营户因经营不善造成土地荒芜或地力严重下降的，所有权人有权进行干涉以至收回土地使用权。
其五，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户与家庭的共同代表性——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为一个生产经营者，在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完全由户主代表其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名义与户主的关系，是被代表和代表的关系，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家庭的关系，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承包经营户，把家庭由生活单位变化为生产与生活融合为一体的单位，使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家庭之间，它们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功能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是相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商品生产经营单位，而家庭是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繁衍后代的社会基本组成体；二者产生的根据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完成某项农业生产任务通过签订农村承包合同而产生的，而家庭是人类生存规律自然形成的，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律地位问题
其一，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在我国，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承包经营户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家庭生活消费单位，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村承包经营户这种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必然要求民法赋予它以民事主体的资格。不过，农村承包经营户并不是法人，也不是公民之间的一般结合，而是一种基于承包经营合同关系建立的家庭劳动组织。这一主体具有农业承包经营的权利能力，在法律上享有民事主体的资格。
其二，农村承包经营户享有广泛的民事权利。农村承包经营户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享有合法的财产所有权，享有承包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对依法承包的土地、果园、山岭享有长期经营权。在承包合同因某些特殊原因变更或解除时，承包户对土地、果树等方面的投资有要求补偿的权利。承包经营的土地和作物被污染或承包经营权被侵害时，有排除危害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些民事权利均应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
其三，农村承包经营户在享有广泛民事权利的同时，也履行合同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对所负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农村承包经营户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据其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订立的承包合同来确定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必须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全面履行合同中规定的各项义务，不得损害发包人的合法权益，否则，将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在责任承担上：以个人名义承包经营的，应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责任；以家庭名义承包经营的，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虽然以个人名义承包经营，却由其他家庭成员从事生产，或其经营收益为家庭成员所分享，这种情况应视为家庭承包经营，对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
（三）关于农村承包经营户主体资格与个体工商户主体的法律比较
其一，根据《民法通则》第26条规定，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自然人。个体工商户有个人经营、家庭经营与个人合伙经营三种组织形式。
农村承包经营户与个体工商户相比较，二者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都可以以家庭经营为主且经营规模较小，经营范围和内容都是事先规定和选择好的，其经营都是具有市场性的。二者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管理定性定位不同。农村承包经营户主要是农口部门管理，即农业部门为主。个体工商户主要是商口部门管理，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主。其次，二者的法定层次不完全相同。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多个基本法予以确立其地位，比如有我国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等，而个体工商户相对说来除了我国民法通则有规定以外，多数只是行政法规。再次，农村承包经营户具有个体工商户主体身份的不同性。农村承包经营户法定的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民，而个体工商户身份可以是城镇居民也可以是农民。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从事家庭个体经商性的事务，通过工商登记可以成为个体工商户或者通过登记可以成为企业或者公司。但是个体工商户或者企业、公司不能登记成为农村承包经营户。
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主体一章把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了专门的规定，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当然的民事主体。另外，对于个体工商户从商法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商事主体，尽管个体工商户也被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主体一章予以专门规定，但是在我国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之时，我国市场经济制度还没有确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还没有建立，法律上还是“民商合一”的。随着经济和法制的快速发展，商法以其崭新的身份凸显，商法制度日益完善，个体工商户的商事地位不断提升，个体工商户作为独立的商法主体已完全确立。
着眼于农村经纪人的身份和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以民法角度对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户）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考察农村经纪人享有其承包经营生产农林牧产品的行为内容问题，二方面需要以商法角度考察农村经纪人以个体工商户作为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农村市场构建中从事其农林牧商品营销的商事法律制度适用问题。
三、从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互动关系对促进我国农村经纪人发展的法律考量
在当今市场经济时代，商法已经渗透到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没有商法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共识。作为法律主体的人，不仅仅是自然人，还包括法律拟制的人，即具有法律人格，在法律上能够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体。在不同的部门法中，主体一词的界定不尽相同。在民法中，民事主体是指享有权利享有义务的人；在行政法中，行政主体是指实施了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相对人；在国际法中，其主体主要是指国家主权的行使者与义务承担者，即国家。在大陆法系国家，从法律部门划分意义上，主体被分为公法上的主体和私法上的主体。公法上的主体，主要是指调整不平权关系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作为特定法律关系的参与者的国家、政府、政府的相关机关以及其他行为人；私法上的主体，主要是指调整平权关系的法律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作为特定法律关系参与者的个人和组织。私法上的主体，在广义上，被统称为民事主体，它是指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民法上的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样，在国家或政府参与平权交易时，也可以成为民事主体。人们常说：民法是一门古老的法律。商法的历史相比民法要短。其实，追溯人类的历史，人们的交易行为应该说从很早的原始部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早期简单的物物交易，再到后来的一般等价物的出现，以致后来较大的集市的出现，都可以证明商事交易行为早就存在，规范商事交易行为的法律是一定程度上存在于统一的法典之中，不过只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商法应该追溯到中世纪商人习惯法。在中世纪商事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商事法迅猛发展，开始向国家成文法过渡，各国开始编撰商事法典。与民法的相对稳定性不同的商法在近代以来充分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特性，尤其是进入到当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对商法典的修改频率也明显加快，并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公法。各国民法典保持了相对的稳定。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商品社会，商法典则积极地应变跟进，对一些新的商事主体形态进行了规范。从商个人到企业是当代商主体观念的变革。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它的存续和健康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确保企业健康运营，成为商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企业是商法中的主体和商法调整的对象，是商法的核心。可以说，将商法的调整对象由商个人变为商法人，不仅是理论完善的需要，更是商事法律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从根本上体现了法律与现实之间互动的客观要求性，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的联系成为必要。民事主体中的自然人、法人、合伙企业等主体都属于商法所规范的对象，因而商主体是民事主体的一种特殊形式。故其具有民事主体的一般特性，即主体的“自由与平等”性，但它又有不完全等同于民事主体的特性。
与民事主体相比，当代商法主体观念还明显的体现出从商个人向商法人倾斜的倾向，总的来说两者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其一，民事主体一般以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统一为基础。但是，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构成之必备要件，行为能力则是非必备要件，权利能力可以独立于行为能力而存在。与其不同，商主体之构成必须同时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权利能力而无行为能力者，所实施的行为在商法上应属无效。因此，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互为依存。其二，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可以不同时产生。一般情况下，就自然人而言，权利能力产生在先，行为能力在后，但商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总是同时产生的。其三，许多公法上的主体，如政府及其部门，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可以成为民事主体，但不得成为商事主体，不得从事商事经营活动，这就是各国法律所奉行的政府部门不得直接经商办企业的制度和原则。其四，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民事主体的构成，既有行为人积极行为，也有行为人消极行为的结果，如财产的继承关系，赡养、抚养关系等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的形成。而商主体的构成，一般必须是行为人积极法律行为的结果。这是因为商行为是行为人积极的、有意识的行为，如果行为人非自愿的、无意识的行为，即导致该商行为无效。其五，商事主体的资格的取得、存在与丧失一般需要法定的登记。而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主体资格与生具有。其六，从民事主体到商事主体的意义不一般。先从法律规范上来讲，商法的确立，意味着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出现，也为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商品交易行为提供了法律规范。再从社会功能上来讲，商法的确立，使商事主体的规范完善，为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和运转提供了法律保障。从历史意义来讲，商法的确立，是为“平等”、“权利”、 “自由”提供了经济上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上的依据。我国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重视商法建设，颁布了像《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一系列的商事法律，基本构建起了现代商法的法律体系，为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互动和发挥作用创造了新的良好的法制环境。
我国的农民或者农户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具有法定性的民事法律主体资格——农村承包经营户资格——但是没有法定的“经营户资格证书”，不像工商户那样持有“工商经营许可证”——只有“农村户口本”和存档备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那么作为农村承包经营户资格的农民或农户农村经纪人从事农村经纪活动时，必须另行申报核发了“工商登记证”之后才能有经营资格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也就是说作为农村承包经营户资格的农民或农户农村经纪人从事农村经纪活动时，是否同时具有直接的商事法律主体资格进入农产品市场？这是我国农村经纪人法律制度中，一个应当设法解决的民事主体资格与商事主体资格能否互通、互动的问题。
从农村经纪人的定性来分析，他们本身本来是享有法律主体资格的——特殊的农村承包经营户——本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来的农产品承包生产者——本来的农产品承包经营者。从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本质特性来说，经营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农村经纪人的经营当然是具有营利性的，而且，农村承包“经营户”也具有法定的“经营性”，说明二者是相通的。从商事法律关系的长期性和固定性特点来说，农村经纪人的承包经营是一定几十年的长期承包，具有商法的商事行为固定性、反复性、连贯性的重要特点。从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定性特点来说，农村经纪人是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确定了的承包经营主体，是他人不可代替的特有主体，具有很强的主体法定性的特点。如此说来，农村经纪人是符合商事主体的基本要件的，虽然在我国民法通则中被认定为自然人的性质和范围，虽然我国商事登记规定没有做出“是”或“否”的特别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没有规定依法予以颁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是经营土地但是实际经营的是土地上的农、林、牧、副、渔等 ——种植业、养殖业及其服务业等的经营项目和范围是很明白清楚的，这与以工商户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过的经营项目和经营范围的登记没有法律上的矛盾和冲突。其中只是存在农村经纪人归属于哪个行政部门管理的具体实际问题。或者说，存在着部门权力分配的关键问题。再换句话说，假如我国国务院在现有的“大部制”改革的基础上，再扩大为无论是行政的“农口”部门还是行政的“商口”部门，一切与经营有关的管理权归于一家，那还有如今的以农户或者以农民开展的农村经纪人事务，必须实行个体工商户的工商登记的必要吗？再者，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和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发展变化新趋势来分析，对于主体界定的问题慢慢趋于弱化，而对于民事法律行为和商事法律行为的合法与否的界定不断趋于强化。这样一来，农村经纪人手头是持有一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经营许可证书还是持有一本工商经营许可证书，对于市场来说，应具有同等条件下的同等法律效力。同理，无论农村经纪人是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还是以工商经营户进行的农村经纪行为，也无论还是农业承包行为，其法律责任均是依据行为实体法来承受的，这也就不会出现法律失控的问题。而这一改变则对于以农民和农户在农村市场中的事务处理要方便得多，对于以农民和农户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中的农村经纪人事业的建设发展要有利得多。
注释:
承包合同法律关系范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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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制现状
当前我国主要是以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为核心制定的一系列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律法规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法律依据。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l0条第2款对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此外,2005年由农业部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流转合同的签订、《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的流转方式等具体内容和法律效力起了补充说明作用,细化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部分的规定。我国2007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在用益物权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部分条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及其禁止性规定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权利变动方式进行了规制,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的相关内容不无明显不同。2008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顶层制度设计上为规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了政策导向,是未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定的大方向。
从以上不同层级的法律、部门规章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可以看出,调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规范经历了从简到繁,从原则性规范到具体性规范的过程。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法律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关系、基本原则、方式、程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争议纠纷解决途径等方面均做了相应规定,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二、现行规范在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不足
(一)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范在适用上存在冲突《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是当前我国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法律法规。由于颁布时间不同、政策背景不同,造成了这些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适用上的冲突。比如,关于如何界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性质,《物权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以物权的手段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予不完全的物权保护。而《农业法》第13条则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债权保护。又如:对于土地流转的是否受限的规定,同时存在自由流转和限制流转两种不同的法律条文。《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1款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可以得出结论,“经发包方同意”受发包方的限制,而“报发包方备案”则相对不加限制。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此外,第34条同时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都作出了自由流转性质的规定。
(二)土地流转方式规定不明确我国《农村土法承包法》中法律明文列举的法定方式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法流转。但是,“其他方法”究竟还有哪些,法律并未对详细阐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加以确定的流转方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方式,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入股的流转方式。但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如抵押、继承等流转方式,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土地流转方式的不确定势必会制约土地流转的效率。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公示制度有待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与流转采用了类似于意思主义的变动模式。该法第22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采用了公示(登记)生效要件主义。该法第3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互换、转让方式流转,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可以得出其变动模式采用了公示对抗要件主义,其实质也是意思主义原则。这些规定表现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生效要件不统一,易引发司法纠纷和法律冲突。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地位不明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初始发包方是土地所有权主体,一般由集体经济组织代为行使其权力,国有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由实际使用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代为行使发包权利,而承包方仅限于集体组织内部农户(‘四荒地’)除外。”然而,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领域,长期以来农民集体组织作用遭到了排斥和弱化。乡(镇)政府村委会实际上控制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其法律原因在于,我国《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在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以及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时都较为概括。
三、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适用方面,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大量适用上的冲突,立法机构应当对对现有法律加以整合统一,建立不同层级立体的、全方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体系。应当以《宪法》和《物权法》总括性的条文为基础,同时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中作具体规定,再辅以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法规为实施细则。首先,应当修订土地流转法律法规中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且相互冲突的内容,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制土地流转行为,与当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相符合。其次,应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义务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关系的方式、程序、性质、管理办法以及权利救济做出明确、系统的规定,进而制定符合国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在我国目前法律和政策已经许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背景下,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专门立法已经不存在障碍。尤其在当前城镇化改革初期,为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成为全国性的大趋势,在土地流转纠纷不可避免的现实情况下,制定一部以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特别法,可以有效规制土地流转行为,使城镇化进程得 到全面的法律保障。
(二)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我国主要以《物权法》和《土地承包法》中有关条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加以确认。主要方式包括了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等,对于实际中普遍存在的如抵押等流转方式并未加以明确,此外对“其他方法”缺乏具体解释。法律的缺失造成了不同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混乱,大量的流转方式缺少法律依据。如土地流转实践中经常运用的土地信托、土地抵押、赠与等方式。所以,关于“其他方式”的具体规定必须在《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加以明确。可以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合法方式之一的附条件的抵押作为保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