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范文1
迄今的番汉对音研究者很少去考虑其中的“番”指的究竟是什么，以最常见的梵汉对音研究为例，人们似乎只是以字典上的经典梵文形式为基础，却没有事先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各国的佛经翻译家，特别是早期的翻译家，他们据以翻译的佛经原本真的是用经典梵语写成的么？如果不是，那么我们的全部梵汉对音研究岂不是建立在了一个完全虚无的基础上面？当然中国佛经梵汉对音的问题也许不那么严重。事实上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唐代僧人译经所据的原本大都是经典梵语的，（注：具体对音情况参看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因此我们在研究初唐以后的梵汉对音时自然不妨以词的经典梵文形式为基础。不过一旦谈及那以前几百年的汉代佛经译音，情况恐怕就大不相同了。巴利文律藏中有一段话暗示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曾屡经梵文学者征引，下面是季羡林的译文：（注：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这段文字在汉译“大藏经”里原有多种异译，分别见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颂律》、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pí＠①奈耶杂事》、失译《pí＠①尼母经》。）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原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良好，善于谈说。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呵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怎么竟敢说：‘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傻瓜呀！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呵责完了以后，又给他们说法，然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语！违者得突吉罗。”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早期佛教是坚决反对使用梵语的，这大概是因为梵语是当时盛行的婆罗门教的语言，佛教必须处处显示自己和婆罗门教的区别。既然不使用梵语，那么佛教所使用的只能是当时印度一带流行的某种或某些种“俗语”(Prakrit)。大迦叶在佛灭度之后召集五百罗汉结集佛经，其原本并没有保留下来，因此也没有实在的证据来告诉人们佛经的原始语言是什么。现代的学者对佛教的原始语言有许多猜测，其中比较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是印度东部的摩揭陀语和西部的巴利语。当然，由于有巴利文大藏经的存在，似乎后一派的支持者较多。
既然佛教的原始语言不是梵语，那么我们今天用经典梵语来猜测早期汉字古读就是危险的。事实上季羡林在半个世纪前就曾指出，汉魏六朝的佛典译音并不是来自梵语，而是来自吐火罗语和巴利语。（注：季羡林：《浮屠与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论梵文td的音译》，《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论文集》文学院第五种，1948年。）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季先生这两篇精彩的论文几乎没能在汉语音韵学界引起反响，只有俞敏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讨论了相关的问题，（注：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国语文学论文选》，东京：光生馆，1984年。）不过他的意见是：“汉经除支谦译文里偶尔流露些巴利文痕迹外，别位大致都是纯用梵本的。至于有和梵文不合的，里头有些是中亚方言。”
如果不是零星地摘引，而是亲手整理过成套的佛典译音资料，那么每个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初唐以后新出现的音译词一般都能和梵文形成严格的对应，而那以前的音译词则不然，在其中我们常会遇到汉语和梵文不合的地方。这些不合的地方有一些的确是可以用巴利文来解释的，例如汉译“般若”不合于梵文（唐译“波罗枳娘”）而合于巴利文，汉译“塔”不合于梵文stūpa（唐译“sū＠②堵波”）而合于巴利文thūpa，等等。也有些词用巴利文只能解释其中的一两个音节，例如汉译“目犍连”，相应的梵文是maudgalyyana，巴利文是moggallna，“目”不合于梵文maud而合于巴利文mog，但“连”却不合于巴利文ln，反与梵文lyyan相近，依对音惯例，“目犍连”的原型似应是*moggalyna。又如汉译“比丘”，相应的梵文是bhiku，巴利文是bhikkhu，“丘”不合于梵文ku（唐译“刍”）而合于巴利文khu，但“比”却与梵文、巴利文都不合，依对音惯例，“比丘”的原型似应是*pikhu。还有些词明显地用梵文和巴利文都不能解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汉译的“和上”（和尚），它既不合于梵文的updhyya，也不合于巴利文的upajjhya，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认为它来自于阗疏勒语的“鹘社”(khosha)，可是我们却无法解释于阗疏勒语的两个清辅音为什么在汉译中变成了浊辅音——依对音惯例，“和上”（鹘社、和shé＠③）的原型似应是*ghoja或者*vaja。
看来早期汉译佛经的原语问题不是简单地用“巴利语”就能圆满回答的，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吐火罗语假设也还嫌证据不足。当然，佛经结集时使用的语言是一回事情，早期僧侣译经所据文本的语言是另一回事情。中国佛教史料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最初的佛经来源是中亚的大月氏国。据传最早译成汉文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其序言说：（注：原序不署年代。马伯乐1910年在Bulletin de L'Ecole 撰文，认为其撰写年代在公元2世纪至5世纪之间。参看冯承钧译《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译证》，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0页。）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
平心而论，《四十二章经序》记载的这条传闻不是非常可靠的，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张骞（？—前114年）通西域出使大月氏国一事早于汉明帝夜梦金人近二百年。不过，假定张骞、秦景携回佛经是假，而某些佛经由大月氏转而传入东土是真，（注：《魏书》卷三十五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秦景宪与秦景很可能为同一人。）那么结合地理位置考虑，处在西天路途间的大月氏国应该是西部俗语流行区。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还不能了解到大月氏语言的详细情况，何况从情理上讲，我们似也不能假定来自不同国度的早期译经师们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的同一种方言。然而，我们如果从研究的可行性考虑，不得不勉强把早期译经师的语言综合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或许可以大致看出，汉译佛经的原语和经典梵语之间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规律性区别：
（注：更多的例子见季羡林《论梵文的音译》。产生这种对应的原因是梵文的在巴利文里写作，而汉语的l（来母字）乃是据巴利文翻译的。）
（注：蒲立本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里都讨论过y和的关系问题，认为产生这种对应的原因是梵文在两个元音之间浊化成了，故而读音和汉语喻母四等的y[j]相近。）
3.汉译佛经位于词首的bi（pí＠①）对应于梵语的vi或vai。例如“pí＠①婆尸”对应于、“pí＠①舍耶”对应于vijaya、“pí＠①耶离”对应于、“pí＠①佛略”对应于vaipulya，等等。
4.汉译佛经位于词首的清塞音对应于梵语相应部位的浊塞音。例如“迦”(*ka)对应于ga（迦耶：gaja）、“拘”(*ku)对应于gu（拘那罗陀：）、“波”(*pa)对应于bha（波檀陀：bhadanta）、“比”(*pi)对应于bhi（比丘：），等等。
5.汉译佛经位于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浊塞音对应于梵语相应部位的清塞音。例如“伽”(*ga)对应于ka（shé＠③多伽：）、“竭”(*gat)对应于kar（摩竭：makara）、“陀”(*da)对应于ta（阿弥陀：amita）、“提”(*di)对应于ti（波罗提：prati）、“婆”(*ba)对应于（优婆塞：）、“pí＠①”(*bi)对应于pi（迦pí＠①罗卫：kapilavastu)，等等。（注：这种现象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原来的清辅音受两边元音的影响而发生了浊化。）
6.汉译佛经位于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v（匣、云母）对应于梵语的p。（注：传统的研究成果已经告诉我们，上古汉语的匣母和云母（喻母三等）是不分的，它们在当时的实际读音都是，用在合口字中与梵语v[w]相近。）例如“和”(*va)对应于（伛和：）、“洹”(*van)对应于pan（须陀洹：)、“越”(*vat)对应于pat（檀越：)、“卫”(*vat)对应于pat（分卫：），等等。
限于原始资料和个人学识的贫乏，我不敢保证以上六个方面已经概括了汉译佛经语言中的全部现象。事实上我们在分析具体的对音词时所遇到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面对这种未知的古老方言时也常有雾里看花之感。但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只要我们切实把握住其中的主流趋势，再参证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利用番汉对音来推测在那以前八百年的上古汉语也不是全然不可能的。
二
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里把梵汉对音比作一条泥沙俱下的万里长河，这意味着每个研究者在开掘资料时必须加倍谨慎，否则他捡到的很可能就是泥沙。我们所说的谨慎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必须在尽可能穷尽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归纳出普遍的规律，而不应该只挑选其中符合自己预期的个别现象去做文章；其二是必须利用传统的研究成果来验证自己的初步结论并为其间的差异寻求合理的解释，而不应该以出新奇为目的，轻易拿自己想象出来的结论去否定传统。在这方面，俞敏先生以自己的实践为我们做出了表率，相比之下，蒲立本在论证上古汉语时所选用的番汉对音资料虽然屡经当前中国学者转引，但其中的疑点却实在不少。
我们从人们为上古汉语一部分去声字构拟的韵尾-s说起。自从欧德利古尔据越南语提出上古去声-s韵尾的假定之后，（注：A.G.Haudricourt,De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Journal Asiatique 242,1954.冯蒸译作《越南语声调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7集。）人们又在藏文中看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这当然无可非议，然而我们在此想强调的是，蒲立本为证明汉语-s韵尾在后汉时代仍然存在而举出的一些番汉对音例子却是大有问题的。以和去声“卫”字相关的对音为例，蒲立本列出的有：
舍卫＝
迦维罗卫＝kapilavastu（注：除这两个词外，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译本第131叶上还列出了一个“首陀卫”，注的梵文形式是，我没能查到出处，只好置之不论。按即“净居天”，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九，该词音译可以是“首陀娑婆”（末二字疑误倒）、“私陀”等。）
蒲立本认为“卫”在这两个词里的对音是vas，但他却没能尽可能多地搜集汉译佛经中的规律性译例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早期佛经中，凡是去声字都用来译-s么？或者反过来说，凡是译-s的都是去声字么？另外，“卫”译vas还可以得到经典梵语以外的佐证么？
就资料的数量而言，早期佛经中去声字不译-s的比译-s的多得多，例如“致”相当于ti（三跋致：sampatti）、“度”相当于、“谛”相当于te（揭谛：gate）、“蔽”相当于pi（尼罗蔽茶：），等等。（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入声字。早期汉译词中只要出现入声字，相应的番语词的相应位置上必有一个辅音（p、t、k，也可以是b、d、g、、c、j等），这条规则没有例外，因而可以作为古入声字都带塞音韵尾的铁证。）在-s前面出现的平声字也比去声字多得多，（注： 潘悟云曾正确地指出，蒲立本所举关于韵尾-s的对音例中有的有“骑墙之嫌”，如“贵霜”(kushan)的sh蒲氏既算作“霜”的声母，又算作“贵”的韵尾（见所著《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本文以下的举证仍沿用蒲立本“连诵”的旧例。）例如凭经验就可以判断，“阿”(*a)不可能译as，等等。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佛经原始语言(Prakrit)的情况，我们也许就不会掉进这个经典梵语的陷阱了。按巴利文规则，位于音节开头的复辅音st-要变成tt-，所以梵文的在巴利文是，梵文的kapilavastu在巴利文是kapilavattu。以此考虑，我们应该相信“舍卫”和“迦维罗卫”的“卫”实际上对应的是巴利文的vat(-t)而不是梵文的vas(-t)。“舍卫”旧又译“舍婆提”(*a-ba-di)或“尸罗跋提”(*i-la-bat-di)，“迦维罗卫”旧又译“迦维罗越”或“迦维罗阅”(*ka-vi-la-vat)，都指向巴利文的读法，也就是说，平声字“婆”和入声字“跋”、“越”、“阅”都表示词中并没有一个充当“去声韵尾”的-s。再多看几个梵汉对音的例子：译作“分卫”，其中“卫”(*vat)相当于pt;dnapati译作“檀越”，其中“越”(*vat)相当于pat;uddhodana译作“阅头檀”，其中“阅”(*vat)相当于ud——这里面哪里有“韵尾-s”呢？因此我们可以有绝对的把握说，“卫”在佛经中实际代表的是vat，蒲立本及后来学者构拟的-s是不能在梵汉对音中取得证明的。
运用类似的思路我们再考虑一下人们为上古以母（喻母四等）构拟的l-。自蒲立本提出上古以母接近于或者l的假定之后，人们又在藏文和古越南语中见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而对以母古读的构拟也逐渐趋向于l-。（注：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以下。）不过，人们在论述中递相征引的番汉对音证据只有一条，相关的对音字也只有一个“弋”：
乌弋山离＝Alexandria
人们认为“弋”在这个词里的对音是lek，甚至有人据此单文孤证宣称汉代的以母字都念l-。为了检验这个译例，我们到早期的佛经对音里去看一看。
可以确定的是，佛经对音里所有的l-都是用来母字对译的，并没有一例用以母字译l-。如上所述，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以母相当于梵文的或j-，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用以母字译y-的例子，如“由”(*yu)相当于yu（那由他：nayuta）或者相当于yo（由延：yojana)、“耶”相当于ya（pí＠①舍耶：vijaya），等等。的确，佛经对音中以母字的用法略显混乱，不易从音理上逐一解释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译例（、j、y)都暗示着它是一个舌面音，它最有可能是y-，即使不是y-，也一定与作为舌尖中音的l-差得很远。具体到“乌弋山离”，我觉得把它认作Alexandria的译名并不稳妥。首先，人们大概都相信其中的“山”(*an)对译的是sand，虽然汉译省略了n后面的d，这并非全然无据可援，（注：比较晚近的例子如Samarkand译“撒马耳干”，Tashkend译“塔什干”，词尾的-d都被省略了。）但以译s在当时毕竟极其少见。“山”的译音既不可靠，“弋”的译音更不可解。我们知道，汉语以母（弋）在中古时期读y-[j-]是无需质疑的，而在上古时期，确切地说是在大批造出汉字的前上古汉语(Pre-Archaic Chinese)时期，它频繁地和定母字(*d-)出现谐声关系也无需质疑。按照语言学常识，d＞y的演化是正常的，而d＞l＞y的演化就不大正常了。尽管l-假说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种演化解释得合乎音理，但我仍然认为，音理解释无论多么完美，其价值也比不上文献的直接证明。辛辛苦苦思考了许多年，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猜测全被推翻，发生在名家身上的此类事例我们见得太多了。
查《后汉书·西域传》，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带“弋”字的译名——粟弋，这就是《周书》里说的“粟特国”。从“特”(*d)字考虑，我们可以想到“弋”在公元前2世纪西域初通时的声母必是d-，全词依对音惯例大约是*sugdak，恰合于突厥“阙特勤碑”铭文的soзdak。粟特文献称自己为sugd、波斯铭文称之为sugude、希罗多德《历史》称之为suguda，（注：更多的词形见黄振华《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无不表明“弋”字的古声母是d-，甚至现代英法诸文字的Sogdiana也可为此提供佐证。例外的现象只有《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sū＠②利”，这好像是巴列维语sulih的对音，不过这个译名出现的年代太晚，大概谁也不会相信以母的“弋”在唐代还读lik。（注：参看冯承钧《关于西域语之讨论——冯子衡致方欣安书》，《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结合梵汉对音的情况来看，我们显然应该支持传统的结论，认为后汉三国时期的以母y-是从三四百年前的d-变来的，而构不成对音规律的、没有其他资料支持的“乌弋山离”不能用为上古汉语以母读l-的证明。
三
“乌弋山离”这个译名可以把我们的思路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使用这条材料前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汉书·西域传》里的乌弋山离真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亚历山大城么？
现代英语中的Alexandria一般用以指非洲北部的那座亚历山大古城，这座城的遗址已于上世纪下半叶在埃及水下发现，而《汉书》所记的乌弋山离则在条支（叙利亚）以东，大约位于今天的伊朗南部，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相距遥远，其非一地自属无疑。当然，地点不同不见得使用的名称一定不同，事实上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它可能和古代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的亚历山大城有关，但是古书所载的乌弋山离和亚历山大的异称却使我们今天很难把它们混同起来。《汉书》乌弋山离在《魏略·西戎传》简称为“乌弋”，《魏略》又说“乌弋一名排特”。（注：沙畹在1905年的T'oung Pao上分析了这则史料，未敢肯定乌弋山离为Alexandria的译音。见冯承钧译《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2页。）我不知道“排特”的原型是什么，但它不是“乌弋山离”的译音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史记》写成“犁轩”，《汉书》写成“犁qián＠⑤”，《后汉书》写成“犁犍”，和“乌弋山离”迥然有别。伯希和对这一古城考订精审，惟断“犁qián＠⑤”即为Alexandria的译音，在语音学上难以讲通。事实上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惟一一个在地理和语音上都合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是《那先比丘经》中的“阿荔散”，（注：伯希和：《犁qián＠⑤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34页。 ）只不过细究“阿荔散”(a-le-san)的对音，与其说它近于英语的Alexandria，还不如说它近于后代意大利语的Alessandra。总之，与Alexandria完全吻合的译名我们至今好像在早期汉文典籍中还没有找到。
除“乌弋山离”之外，“jì＠⑥宾”这个译名也有同样的问题。自蒲立本以后，人们每每认为“jì＠⑥宾”是Kashmir（克什米尔）的对音，并以“jì＠⑥”译kash来作为古去声字带-s韵尾的证据。首先我觉得，人们引及的Kashmir只不过是个现代英语形式，若依梵文，至少应该使用（唐译“迦湿弥罗”）；其次，若以“jì＠⑥”为kash音译，则必以“宾”为mir音译，即使前一例或可勉强讲通，但后一例却明显不合情理，因为我们很难在古书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m=p这样一条译音规则，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解释古人为什么不把“jì＠⑥宾”译成对音更为严整的“jì＠⑥密”。烈维和沙畹曾指出，“jì＠⑥宾”按对音惯例应该是Kapil(a)或Kapir(a)，这个译名比较近似于托勒密地理的Kasperia。（注：烈维、沙畹：《jì＠⑥宾考》，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8页。）
古汉语范文2
我们平时在教学过程中常会遇到一些似是文言词，又似在现代汉语中使用的词，弄清其中的来龙去脉，对我们学习不无裨益。
因为汉语是发展的，它在历史演变中发生了质变，这种质变决定了汉语的古今之分，也决定了汉语词汇的古今之别。现就古语词与古代汉语的联系与区别，谈一拙见。
古代汉语词汇随着汉语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其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完全停留在古代汉语里，今天只能在历史文献中见到，或者在反映古代生活的作品中偶尔见到，现代人的交际已经完全不把它们当作词使用，它们当中的某些成员只能以语素的身份出现在现代汉语的合成词或成语中。例如：鬲（li）（古代的一种炊具）、觚（gū）（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虎符（古代调兵用的凭证）、诏书（皇帝颁发的命令）、袂（mèi）（袖子：分袂、联袂而往）、寐（睡：梦寐以求）等。这些词纯属于古代汉语词汇的范围。
其二，随着汉语的历史发展起了质的变化，完全消失了古代汉语词的种种特点而转化为现代汉语词了。如："人、手、天、地、推、拉、按、招、黑、白、大、小、秋风、长城、印刷、悠久"等，这就是古今通用的传承词。这些词标志古今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物和现象，大多为基本词。它是现代汉语词汇对古代汉语词汇的总的历史继承，具有传承性和整体性，是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基础。因为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发展，现代汉语的词汇不是在消灭古代汉语的词汇以后重新创造的，而是通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和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而形成的。这些传承词尽管在书写形式上古今完全相同，指称对象大体一致，但意义还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古代"流泪而放悲声"才叫"哭"，现在"因痛苦悲哀或感情激动而流泪"均可曰"哭"，可见"哭"这个词古今所指范围还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文》说："哭，哀声也。"《论语・述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礼记・檀弓》："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
还有一类古今书写形式相同，意义却很不一样的传承词。如"走"现在是步行的意思（当然还有其他的引申义），古代却是奔跑的意思。《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疾走"就是"快跑"。《说文》"走，趋也。"《释名・释姿容》说："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这正确解释了古代"走"的字的意义。。这些词当它们表古义时是古代汉语词，表今义时，则属现代汉语词汇，谁也不会感到它们是古代汉语词。
其三，是保留古代汉语词的某些特点，但在现代语中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和表现力，能够满足现代人的某种交际需要而进入到现代汉语词汇队伍中来。如"公子、小姐、圣旨、干戈、瞻仰、拜谒、欣慰、矍铄、甚、亦、以、而已、若干、如此"等等。这部分词原本是古代汉语词，所以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保持着古代汉语的风格、特色。但是，它们既然已被现代汉语吸收了，势必改变了古代汉语词的某些特点。总之，它们已经"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了，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了。为了把它们同保留在古代汉语中的古代汉语区别开来，故称之为"古语词"。它是在现代汉语已经形成的基础上对古代汉语词吸收。
古语词是指古代就已经产生，但又不算基本语汇，现在只是偶尔还使用的词，所以也是一般语汇的一部分。古语词句包括一般所说的文言词和历史词，来源于古代文言著作。因为它们可以表达特殊的意义或感情，语体色彩，所以才被普通话所吸收。
文言词语是古代的事物或概念现在还存在，但已经由别的词语替代了。一般口语中已不大使用。如"余（我）、足（脚）、观（看）、俸禄（工资）、囹圄（监狱）、值……之际（当……的时候）"是文言实词；"之（的/它）、乎（吗）、故（因此）"是文言虚词。文言词语虽已有白话词语来替代，但现实生活中有时也不可缺少，比如表示"看"义的白话词只有"看、瞧、盯、瞅"等几个，而文言的"观、视、望、顾、窥、觑、瞟、盼、睹、览、瞻"等词表示的细微差别却是无法完全被新词取代的。而像"欣闻、惊悉、拜会、晋谒、噩耗、节哀"等词，在正式外交文书中，也不能用白话词语替代。
这些古语词与古代汉语词的区别就在于：
第一，古语词是比较经常运用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而不是偶尔出现在个别人的个别作品中。那些为表现古代生活而偶尔使用一下的历史词语是不能称之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中的古语词的。鲁迅先生的历史小说《铸剑》就使用了一些历史词语，如："又过了不少功夫，才看见仪仗，什么旌旗、木棍、戈戟、弓弩、黄钺之类……"其中，"仪仗、旌旗、弓弩"在现代汉语作品中还可以经常见到，可视为古语词，而"戈、戟、钺"则极少见到，所代表的事物在现代生活中也已消失，我们只能说是为特殊需要而借用的古代汉语词。
第二，在现代文中，古语词一般都是夹朵在现代语词中使用的，而且受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体系的制约，二者和谐地融为一体。至于现代人写的文言文，或在现代文中整句整段引用的文言文，其中使用的古代汉语词语是不能称之为古语词的。
第三，古语词的运用一般都有其特殊的表达需要。或表达庄重严肃的感彩：例如："铭记"、"教诲"、"瞻仰"、"拜谒"、"吊唁"等词，用在文章里，都可以表示庄重严肃的感彩。"
或体现幽默讽刺的意义。例如：（1）"半年前，他被落实了政策，名画家的桂冠重新载在头上。家里的客人渐渐多起来。……他整天迎进送出，开门关门，忙得不亦乐乎。（冯骥才《雕花烟》"（2）"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选集》）。
古汉语范文3
今天，我们班有一节古代汉语课。这节课的老师是一位很有特点的老师，她一开学就和我们说一个学期可以有一次逃课的机会，如果被点到一次是可以消除的。大伙一听都感到非常精神，反而对这节课更有兴趣了。
果然这堂课还是很有意思的，给我们讲述了汉字的由来，它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在学习它的演变过程的时候，还穿插着很多历史知识，文学知识，了解古代人的一个大概的生活模式和生活观念。相当于我们通过这些变形的文字与古代人进行的一次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很多。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越学习，越对古代人产生敬佩，在物质条件远不如今天的情况下，凭借着智慧与努力发明出一件件超越时代的物品。我们要学习这种创造精神，建设更美好的世界。
古汉语范文4
【关键词】:古代汉语 教学方法 对比 阅读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6-0114-01
古代汉语课程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它承担着提高学生古代典籍解读能力,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并运用相关知识进行文言文教学的任务。由于古代汉语学科内容远离现实、艰深乏味,加之商品经济大潮,外语热,计算机热的强烈冲击,教学“古代汉语”越来越困难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各地纷纷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对外汉语教师因此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极具发展潜力的职业,与此同时,学习古代汉语重要性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认为新时期的古代汉语教学应从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方面入手,本文将重点探讨教学方法的运用。
1.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强教学的形象性,趣味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化教学设备的出现,特别是电脑和光盘技术的出现,为语言教学带来了新的希望。这类设备的大容量、直观性和多功能性为语言教学提供了多方面的可能性。光盘的大容量几乎可以储存所有的教学内容并体现所有的教学要求,发挥语言课本所无法发挥的作用。语言总是在现实环境中使用的,也只有在现实环境中学习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现代化教学设备可以储存现实环境,使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直观性同时带来了语言学习的趣味性。通过电脑,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学习目的和要求并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
古代汉语重在讲解语言知识,内容深奥单调缺乏像文学课那样的形象生动性。如果教师只一味地讲解语言知识,久而久之,学生势必产生枯燥乏味之感而失去学习兴趣。因此要想使古代汉语教学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现代化教学手段的适当运用可以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复杂的说教简单化。计算机辅助教学在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大大缩短了教学时数,做到了易教易学。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形象的教学语言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汉语的字和词的来源是相当富有传奇性和趣味性的,字词背后的故事往往会让学生心驰神往,从而激发学习的热情。
2.对比分析式教学方法的使用
对比分析法,是我们在进行古代汉语教学时使用的最主要的教学方法。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古代汉语内部横向比较法”和“古今汉语纵向比较法”。[4]传统的讲授方法以篇章为本位,就事论事,只求讲清词语在本文中的意思,而很少估计不同篇章中统一词语的区别和联系。这样不利于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为了使学生温故而知新,加深理解和印象,在讲授文选时,应纵横对照,多方联系,经常援引学生已学古文中的例句以及成语,惯用语等来作印证和对比。
“古今汉语纵向比较法”的优势更为明显,如果就古代汉语教材讲古代汉语,学生不免会产生距离感,但如果教师能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结合起来,学生则会感到亲切,实用,因而愿意学习。古代汉语是源,现代汉语是流,二者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继承关系。成语从古代流传下来,不可避免地保存着古义。如“假公济私”的“假”是“借”的意思,“不速之客”的“速”是“邀请”的意思,“日薄西山”的“薄”是“迫近”的意思。
3.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和作业训练形式
独立学院的学生思维敏捷,多才多艺,思想活跃, 因此应该利用学生的这些特点组织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让学生走出课堂,把学到的知识应用起来。可以带学生到名胜古迹中去,真实感受古代的氛围,用所学到的知识分析其中的语言现象。组织文言文知识竞赛,古诗文朗诵大赛都能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热情和兴趣。
鼓励多读原文,培养语感。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学习古代汉语,如果仅仅局限于教材无异于自封于井底,很难获得拨云见日的喜悦。我们要求学生一定要在课余时间阅读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在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会受到思想教育和智慧的启迪,并且进一步提高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只有通过文献的阅读,对古代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才能激发出学好古代汉语,准确理解剖析古代文献的强烈愿望。《诗经》《昭明文选》《古文观止》《世说新语》都是很好的阅读对象,对于那些难度较大、篇幅较长的经典文献,如《左传》《礼记》《史记》等,教师则帮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划定阅读范围。有梯度地为学生设定阅读篇目或书籍,一方面注意选用材料中语言现象的呼应和联系,另一方面结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讲授进度由易到难,第一学期初可先让学生接触一些有古白话色彩的相对浅显的古文,如《世说新语》,之后逐渐提高到《史记》《汉书》,第二学期末就可以读《左传》了。遵循渐进性原则使学生不至于因为联系过难而放弃实践,也不会因为练习太易而无所获益。[5]读原文的同时,适当的背诵和翻译也是很重要的,在练习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死的知识变成活的学问。
随着世界性的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生动活泼的现代教育教学手段不断深入课堂教学领域,许多新的教学观念,教学思想以及新型的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几年来,为了讲授好独立学院“古代汉语”课程,我们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改革,积累了一些经验,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此与同仁共享。
参考文献:
[1]储小.提高古代汉语教学质量的几种主要途径[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
[2]尹扬帆.文化背景知识与语言教学[J].开封大学学报,2003,2
古汉语范文5
关键词： 《古代汉语》教学方式 创新实践 教学效果
一、引言
《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秘书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同时也是一门工具课。该课程通过对古代汉语文字、词汇、语法、修辞、音韵和训诂等方面基础知识的讲授，结合古代文献的讲读，使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了解古代汉语语言的基本特点，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和文言文的讲解能力，最终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和文化修养，促进相关学科的学习。由于古今语言的历史差异，多数学生对古文字和古代语音相对陌生，相当部分课程内容的讲授和理解都有一定的难度，例如文字部分要讲授汉字的发展演变、汉字的结构规律，音韵部分要讲授汉语历史语音的发展，等等。为此，需要在教学方式方面进行创新，增加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努力做到深入浅出，将古奥化为平易，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教学效果［1］。
二、《古代汉语》教学方式创新实践
根据定义，教学方式是教师为达到教学目的和实现教学内容，运用教学手段而进行的用教学原则指导的一整套方式组成的师生相互作用活动方式的总称。它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是教师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技能、获得身心发展而共同活动的方法，具体教学实践包括谈话式、讲授式和实践活动式等。古代汉语的学科特点使得教师需要在教学实践不断创新教学方式，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通过对多年教学实践的总结，我们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
（一）鼓励学生自学实践，提高学习积极性。
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理论艰深难懂，而在于学生感性认识太少，对古汉语字词句的认识，对古代语言环境的认识不足。课时少，任务重，怎样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加强课外自学阅读是需认真研究的问题。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主要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式，明确教学对象，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即在阐述问题与讲授的过程中，注重采用提问和讨论的方式，对学生能够自学的内容，一般不在课堂上讲解；对那些学生似懂非懂的内容，先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学生自学、讨论，最后由教师总结、答疑。对于教学内容的重点、学生自学的难点，在课堂上重点讲，但也不一讲到底，而是留有余地，让学生课后深入学习和独立思考。《古代汉语》虽然不含实践环节，但鉴于它的基础课、工具课性质，其训练一环对整个教学工作的完成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设计补充了一些自学训练材料分发给学生自学练习。例如文选部分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以白文形式让学生自行标点、翻译，训练他们的古文感性能力，文字部分则复印了一些甲骨文、金文、楚竹书等原文拓片，让学生整体了解古文字的大致特点，同时准备了一些古文字初文让学生去临摹，感受汉字的发展变化、汉字的结构规律。扩充性教学资料与教材、教学密切相关，灵活多样，不求划一，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为原则［3］。学习兴趣是激发学生学好《古代汉语》动机的重要途径。在教授许慎的“六书”时，我从网络上找到了一些殷墟的甲骨文残片，通过投影的方式向学生展示；在学习篆书的时候，搜集了几张李斯篆书的琅琊石刻，极大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任何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都是每个学生以自己原有的知识信息对新的信息重新认识和编码的过程。《古代汉语》课程也不例外，课程教学的重点必须建立在满足学生自身发展需要和已有经验的基础之上，引导他们能够独立自主地参与《古代汉语》的研究活动。在对《古代汉语》的学习过程中，对学生的自学实践活动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对于《古代汉语》课程而言，存在学术疑惑和争议的地方比比皆是，利用这些学术争议，我们可以激发他们提出问题，引导他们产生联想，有效地促进学生主动建构自己的《古代汉语》知识系统［3］。此外，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和学院定期举办“名师讲坛”及相关学术讲座，开展学术交流，使学生了解古代汉语及相关领域的前沿问题和学术动态。针对本课程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及学生学习中的重点难点，邀请校外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拓宽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发挥多媒体示范作用，丰富课堂教学艺术。
多媒体教学给古代汉语教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古代汉语教学，特别是古文字教学，涉及众多的古代器物和铭文，还有许多表谱，用语言难以描述，传统教学手段在教学上费时费力。在涉及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的内容时采用多媒体，不仅使得那些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文字、音标等生动形象地展示在学生面前，而且节省了传统教学板书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我们应该尽量利用借鉴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扩大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对于古文字，尽量采用多媒体的教学形式，使学生对古文字的结构、汉字形体变化有直观的认识，既增加了教学容量，又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于文选，也尽量利用多媒体网络、电子数据库的材料资源，扩大和加深学生对古代文献的整体把握理解能力。
借助现代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声光影像，可以使繁难的古文字、抽象的音标等形象地展示在学生面前，有效节约了传统教学板书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古代汉语》课件的广泛应用，通过画面和声音的加入，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丰富了课堂教学的艺术和手段。克服了语法教学中的枯燥性和乏味性。譬如在教授《荆轲刺秦王》一文时，我利用影视片段来揭示荆轲刺杀秦王的悲壮经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高。此外，积极利用网络资源，使教师与学生间的交流互动更为方便快捷。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学院精品课程建设，我们将本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案讲义、习题练习、参考书目等上网。学生登录网站后，便可以查询所需要的信息资料，极大地便利了学生的学习。多媒体教学以其立体的形象、多彩的色调满足了青年学子们的感官需求，降低了视听难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汉语教法单一、课堂枯燥的状况，重塑了课程形象，保证了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以考试为手段，提高教学关注度。
考试作为有效考核学生某方面的知识或技能状况的手段，在古代汉语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考试为杠杆和诱饵，可以有效利用目前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的想法来提高教学内容的关注度。现在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存在对考试特别敏感的通病。如果我对学生说：今天的课是我们考试的重点。学生马上就会聚精会神地听，并且在课本上做好重点标记。考试是要求受考者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指定的方式解答精心选定的题目，或按主测单位的要求完成一定的实际操作的任务，并由主考者评定其结果的考核方式。考不考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在教学中可以作为一种教学机制强化学生对某一部分内容的重视，达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在教授《古代汉语》音节的声韵调部分时，我反复强调先秦古韵三十韵部和古代三十六字母是考试必考内容，过两天要进行课堂测验并计入平时成绩，结果抽查时发现学生对此部分全部都背得滚瓜烂熟。另外，在考试方面，我们改变以往单一地以期末考试分数评价学生能力的考核方法，除了学校按照正常制度必须组织的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外，注重学生的平时表现，改变以往单一地以期末考试分数评价学生能力的考核方法，注重学生的平时表现。学生课堂发言、参加小组讨论、作业完成情况、到课率等因素都考虑在内，综合全面地考查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此外，我们还根据课程教学计划严格按照一单元一小测、三单元一大测对学生进行考核，对于自己教学可能存在的疏漏及时发现和弥补，通过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达到综合全面地考查学生的能力和素质的最终目的［4］。
三、结语
作为中文专业的主干课程，《古代汉语》的课程设置历史悠久，在中文系学生培养计划中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如今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感性材料与理论知识相互促进，促使学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显著提高了学生阅读欣赏和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能力，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王宗经.古代汉语教学问题探讨［J］.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
［2］刘保今.古代汉语教学的十大记忆法［J］.德州师专学报，1996，（1）.
古汉语范文6
【关键词】“于”字；词性；起源；语法作用
一、“于”的词性探讨
古代汉语中，“于”字的介词用法最为普遍和频繁，许多古代汉语教科书上讲的都只有介词用法，关于“于”字是否有动词用法，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为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再作探讨。
（一）动词说
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甲文说・释于》中指出“贞卿事于北宗，不遘大雨”中的“于”当训为“往”。[1]潘允中先生在《汉语语法史概要》里提到：“就词义说，‘于’和‘於’是相同的，《说文》：‘于，於也。’《广雅・释言》：‘於，于。’‘於’本为动词，和‘在’同义。” [2]
关于“于”的用法，前代学者有的依据毛传、郑笺等古训，有的依据具体的语言环境排比归纳推出“于”的动词意义。郭锡良通过考证甲骨文中“于”用作动词的情况认为介词“于”来源于“去到”义的动词“于”。[3]例如：
（1）壬寅卜，王于商。（合33124 ）
（2）从向归，乃先于孟。（合29117 ）
梅祖麟肯定“于”在甲骨文里有动词用法，意思是“来往”的往，也就是《毛传》所说的“于，往也”。[4]
（二）介词说
介词经常用在名词、代词或名词性词组的前面，组成介词结构，作动词或形容词的状语或补语，以表示时间、处所、目的、原因、方式、对象等等。目前语法学界大都认为古代汉语中的“于”是介词。郭锡良在《古代汉语》里提到：“古代汉语常用的介词有‘于（於、乎）、以、为、由、自、从、向、在、用、被’等这些介词的常见用法大部分都保存在现代汉语里。” [5]
二、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
（一）起源
关于介词“于”的起源，历来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1.动词虚化说。即由“往”义的动词“于”虚化而来。持这种观点的有洪波、郭锡良、王鸿滨等。
2.上古泛声来源说。即介词“于”、“於”、“乎”来源于上古的泛声。持这种观点的是赵仲邑。他认为可根据来源把上古汉语的介词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即来源于泛声的介词和来源于动词的介词。
3.格助词来源说。即介词“于”来源于远古汉语的格助词。持这种观点的是时兵。他认为原始汉语的语法基本格局与古藏语大体相同，都是SOV型语言，没有前置介词，而使用格助词标志体词性成分在句子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成分的关系。
对比以上三种说法，笔者比较赞同动词虚化说。因为在甲骨文中已经发现了许多用作动词的“于”，并看到了动词“于”和介词“于”的密切关系，能描绘出由动词“于”到介词“于”的语法化过程。之所以由动词虚化为介词，首先是由于汉语这种特定语言的需要。汉语是孤立语，依靠语序和虚词这些语法手段表达语法意义。殷商汉语还比较原始，虚词还不很发达，需要一些介词来引进处所、时间、对象等词语。正是这种需要促进了由动词“于”向介词“于”的语法化。
（二）发展
甲骨文中的“于”使用频繁，有动词用法，也有介词用法。胡小石先生早就肯定它是介词，指出：“卜辞用‘于’有三例，一以示地，二以示时，三以示人。” [6]甲骨文中“于”字是由动词虚化而来的，它应该是先用来介绍行为的处所，再扩展介绍行为的时间和动作涉及的对象。“于”用作介词的例子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动词/动宾+于+处所名词
（3）贞：方其来于？（合6728）
（4）土方征于我东鄙。（合6507）
2.于+时间词+动词//动词+于+时间词
（5）贞：其于六月娩。（合116正）
（6）丁亥卜，酒升岁于庚寅。（合4318）
3.祭祀动词（+祷告事情）+于+祭祀对象//于+祭祀对象+祭祀动词（+祷告事情）
（7）贞：燎于王亥母豚。（合1186正）
（8）于示壬告三牛。（屯783）
4.受事名词+动词+于+名词
（9）三百羌用于丁。（合295）
西周金文的“于”仍有用作动词的，至于介词的用法则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于”所带的词语，可以不是表示具体事物或地点的名词，而是表示抽象事物的名词或形容词。如：
（10）曰古文王，初和于政。（墙盘）
（11）克成绥吾考以于晏晏受令。（沈子也簋盖）
其次，“于”字用作介词行为涉及的对象，搭配的动词比甲骨文广泛得多，不限于祭祀动词，因而构成的语义关系必然更加复杂。有的是引进受事或当事（非动作的直接接受者），例如：
（12）王乘于舟，为大礼。（麦方尊）
有的是引进取予的对象，例如：
（13）其又内于师旗。（师旗鼎）
有的是引进告语的对象，例如：
（14）告追于王。（多友鼎）
有的是引进动作的施事，例如：
（15）中乎归生凤于王。（中方鼎）
先秦典籍（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中介词“于”（包括它的各种写法）在语法作用方面的发展变化主要有四点：
1.介词“于”的后面不再是只带体词性结构，间或也能带谓词性结构。例如：
（16）出怒不怒，则怒出於不怒矣。（《庄子・庚桑楚》）
（17）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长於无祸。（《荀子・劝学》）
2.用在形容词后面，产生了引进比较对象的句式。例如：
（18）季氏富於周公。（《论语・先进》）
（19）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於邻国也。（《孟子・梁惠王上》）
3.出现了一种甲骨文中没有的对于义的“於”字。例如：
（20）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
（21）吾於子思则师之矣。（《孟子・万章下》）
4.介词“於”进一步虚化，开始同别的词构成固定结构。例如：
（22）至於子都，天下莫不如其娇也。（《孟子・告子上》）
（23）王不听，於是国人莫敢言。（《国语・周语上》）
三、介词“于”的语法作用
第一种是表示处所、时间和涉及的范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介词“在”“到”“从”等。例如：
（24）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25）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
第二种是介绍涉及的对象，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向”“给”“对（对于）”等。例如：
（26）先民有言：“询于邹荛。”言博问也。（《荀子・大略》）
第三种是引进比较的对象，表示比较。例如：
（27）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
（28）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
有时，不比较程度，只指出异同，也可以用同样的结构。如：
（29）我则异於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30）是何异於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梁惠王上》）
第四种是表示被动，即引进动作、行为的主动者。例如：
（31）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孟子・滕文公上》）
四、结语
本文共探讨了有关“于”的三个问题，即词性、起源和发展、语法作用。得出以下结论：关于词性问题，“于”在古代有动词和介词两个词性；关于起源问题，在研究诸多语法学家成果的前提下，本文总结出介词“于”是由动词“于”虚化而来；对“于”的常见语法作用本文总结出文中四点。本文的研究，希望对语法学研究有更深的帮助，也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正，使本问题的讨论更为深入。
【参考文献】
[1]杨树达.杨树达文集之五[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潘允中.汉语语]史概要[M].郑州：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
[3]郭锡良.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J].中国语文，1997（2）.
[4]梅祖麟.介词于在甲骨文和汉藏语里的起源[J].中国语文，2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