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范文1
人文教育的目的之一即在于“通过对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精神成果的吸纳和认同，使学生有独立的意志，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有健全的判断能力和价值取向，有高尚的趣味和情操，有良好的修养和同情心，对个人、家庭、国家、天下有一种责任感，对人类命运有一种担待。它使受教育者在提升自己的时候也超越自己，看到自己作为人类一分子对于全人类的责任”[2]。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层级推进，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当代大学生推崇个性和个人价值，对集体、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日益淡化，存在着一种忽视精神力量的物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在物欲横流的喧嚣社会中，传统民族精神的回归尤为可贵。强烈的道德意识及责任感不仅是古代文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主题。从有记载的中国历史开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直是先人思想行为的核心。例如，屈原为实现美政理想，“虽体解吾犹未变”，“虽九死其犹未悔”；李白在61岁尚且主动请缨杀敌，为国效力；以婉约风格著称的女词人李清照在靖康之难后，写下了“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悲怆之句；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在病重之际还在不断地告诫子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辛弃疾在66岁高龄时仍发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感慨；文天祥被俘后虽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还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律；林则徐贬谪伊犁时，常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秋瑾在留学途中写下“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面对近代中国备受西方列强凌辱的社会现实，梁启超满怀豪情写下《少年中国说》，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等等。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讲述先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陶冶大学生的心灵和震撼其思想，提高他们的责任意识，从而使其树立起“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
2完善大学生的道德修养
早在一百年前，蔡元培已在《一九零零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一文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人文教育是育人的关键环节，其目的即为培养大学生的人格精神和情操。然而，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的构建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学生不当行为的屡屡出现，反映出高等教育人文素养的缺失。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内容和特点，使其成为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有效组成部分。对古代士人理想道德影响深远的“四书五经”，其中不乏古人对人格修养的记述。例如，《周易》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君子的基本要求；《中庸》载“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要求君子具有修身、事亲的美德；《论语》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主张君子应取物有道；《礼记》载“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明确指出完善个人道德修养是达到理想人格的基本途径；等等。除此之外，古人还通过自律内省作为传统的道德修养方式来实现理想人格，形成道德自律，以期最终成为“君子”。中国古代文学家的成长无一不与自我道德的完善密切相关。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应通过古代杰出人士的理想人格教育，使之成为大学生的道德典范，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内省与自律意识。
3提高学生对美的认识和感受能力
德国哲学家希勒认为：“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诗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能有自然状态中产生。”[3]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物欲膨胀，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横行，审美或美作为不实用的存在受到冷落，在观照事物的过程中，人们在审美体验中把美的特性遮蔽起来，偏重感官性与审美盲目性。面对当代大学生对美的认识与感受能力的缺失，开设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不失为一个寻回美的好举措。古代文学的丰富内涵和精美艺术形式，决定了古代文学在当代大学生审美教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古代文学在创作中多追求一种含蓄蕴藉之美，这种表现方式要求阅读者只有穿越时空，从作者的生活时代及作品的创作背景出发，才可真正欣赏到其中所蕴含的美感。例如，《锦瑟》不仅是诗人李商隐最为著名的一首诗，也是最难索解的一首诗，素有“一篇《锦瑟》解人难”的慨叹。文学作品的文本与内涵之间并非简单的对等关系，读者需要对文本反复阅读，“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咀嚼作者用词行文的深意，进而体认作品中凝结的深厚情感。(2)古代文学是五千年民族文化的精髓，其中凝结着先人的审美感受与认知，是中国古代审美发展的艺术再现。例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全诗紧扣春、江、花、月、夜五种不同的意象，又以月为主体，使得江水、沙滩、天空、原野、枫树、花林、飞霜、白沙、扁舟、高楼、镜台、砧石、长飞的鸿雁、潜跃的鱼龙，不眠的思妇以及漂泊的游子等诸多意象，在月光的照耀下，组成了一幅充满人生哲理与生活情趣的画卷。一生仅存留两首诗的张若虚，因这一首诗，被王闿运喻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通过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富有美感艺术形式，学生可提高审美鉴赏水平，激发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提升吸收知识内涵的能力。
古汉语范文2
古代文学是对外汉语专业文化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业基础课之一。然而，在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很多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常常陷入“对外汉语教学仅仅是一种语言教学”的误区，而忽视文学课程的学习，特别是古代文学的学习。这样的结果，就使得古代文学有着被边缘化的趋势。首先，古代文学的定位离不开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教育部在1998年出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就明确了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较扎实的汉语和英语基础，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及中外文化交往有较全面的了解，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对外汉语专门人才”。因此，对外汉语专业毕业生应该具备语言类、文化类、教育类等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而古代文学则是培养学生文化类知识和能力的重要课程，它是培养学生讲授和分析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通过文学这一媒介进行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的专业基础课。其次，对外汉语教学不只是一种语言的教学与交流，更应该是一种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们思想和文化的交流。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所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对古代文学的定位，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专业背景，将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里去考察。因此，对外汉语专业的古代文学课就不仅仅是传授文学知识，而且还是相关文化知识的融合，应该说是一种文化通识课。
二、关于教学方法的思考
古代文学是为了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但迫于古代文学内容的庞杂和课时的限制，教师往往不得不采用满堂灌的方式授课，这种陈旧的授课模式自然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所以我们应该根据对外汉语专业学科体系和从业后对专业素养的要求尝试新的教学思路。
（一）教学内容实用化
因为对外汉语专业是一个具有实践操作型的专业，不同于汉语言文学专业那样的纯理论型专业。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应遵循古代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从学科的基本要求出发，根据有限的课时量，精简教学内容，按照由点及面的原则，由作品选到文学史，使学生逐步形成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认识。强化基础，突出重点，讲授内容要有实用性和针对性。例如，对外汉语专业没有开设古代文论等文学理论的课程，但是要学好文学史，准确把握和鉴赏古代经典作品，就需要一些文艺理论的支撑。因此在讲解、分析作品之前，可以根据具体对象适度讲一些相关的文学理论知识，以辅助教学。此外，还可以适当开设一些与古代文学相关的选修课，如唐诗、宋词研究、明清小说、名著选读等专题性的课程，一方面可以进行深度教学，突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弥补教学时数的不足，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
（二）教学方法多样化
孟子说过:“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的确，提高学生能力水平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而运用好的教学方法则可以事半功倍，使教学重心落到实处。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讲授法、讨论法、背诵法等传统的教学方法，还可以根据对外汉语的专业特点，使用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例如：比较教学法。对外汉语专业的毕业生从业后会面对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跨文化的比较学习可以使学生扩展文学视野，在提高课堂教学时效的同时还可以增强教学趣味性。以《儒林外史》教学为例。“文学形象，是读者在阅读文学话语系统过程中，经过想象和联想而在头脑中唤起的具体可感的动人的生活图景。”严监生是《儒林外史》中刻画的丑恶形象之一，他吝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分析这一人物时，可以先向学生介绍欧洲文学中的四大吝啬鬼夏洛克、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然后两相对照，结合具体的生活国度、时代特点、社会环境等因素，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分析得出，四大吝啬鬼贪婪吝啬、自私、寡情，对于金钱的痴迷甚至丧失了人性，是绝对的冷酷无情者。而严监生在形似的表象下与四大吝啬鬼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吝啬，但并不贪婪，克己但并不克人，有时还有着慷慨的一面。对于表达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文学形象，中外文学会采用相似的反映方式，而在相似中又有各自的特点和形成原因，这样的对比分析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人物形象也有着更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三、关于教材方面的思考
（一）教材选择所面对的问题
对外汉语专业所学的古代文学与汉语言文学专业一样基本上都包括两个部分：文学史和作品选。许多高校使用的教材是：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文学作品一般都选择朱东润先生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2007年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对外汉语专业系列教材，其中王澧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也成为一些对外汉语专业的选择。正如许多评论者所说，前者由于容量大、专业性太强，无法解决与对外汉语专业不断被缩减的课时数之间的矛盾，因此并不适合对外汉语专业。后者，是依据对外汉语专业的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的要求编写的，由文体分卷的文学史和与之相辅相成的作品选两部分构成。与前者相比，后者比前者更符合学习者的目标要求，针对性较强。比如在每卷卷首均有简明清晰的绪论，概括文体特点、介绍鉴赏门径及其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较为适合对外汉语的专业特点。
（二）教材内容的编写设想
1.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应该符合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的学科定位。
在对外汉语专业中，古代文学是一门以语言为载体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通识课。所以教材内容应选取每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以凸显该时期文学主流。同时，还要打破传统教材编写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保持原有的叙述分析的模式下，适度加入动态的、解释性的、多视角的元素来补充单一的叙述模式。比如：古代文学作为一门与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进行文化交流的学科，应放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去考察。在历史分析和作品解读时要吸收国外汉学研究的认识和成果，并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发展与影响，补充完善教材，让学生了解学术动态，从而使教材内容既能体现专业特色又与当前的学界紧密结合，具有一定的学术活力。
2.在教材内容的选取上，将知识传授与实践能力培养相结合，力求贯彻“基础宽厚，重点突出”的原则。
古代文学教材内容是几千年的历史积累，是荟萃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是相对稳定的。但是由于专业需求的不同，在教材内容的选取上会有所侧重，以突出它的实用性。因此，对外汉语专业的古代文学教材不宜介绍过多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可以适度增加一些实用性的内容。例如：在教材中直接设立章节或者在附录中介绍讲解春联、挽联、碑文等一些至今沿用的传统文学形式的写作方法。也可以介绍一些关于古代诗词的创作方法，引导学生去尝试古诗词的简单创作。这样，使学生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既可以学习到最应该了解的文学知识又增强了写作的水平。
3.在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过程中，要充分注意谋篇布局的合理和编辑手段的革新。
中国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如何有条理地编排各个章节，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单纯的文学知识讲述基础之上，在每章节增设专业术语释义、学术动态、阅读文献、思考练习等专题。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练习环节的加强，以往的教材通常对练习涉及甚少。然而作为对已学知识举一反三的重要一环，有针对性的练习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我们要注意编辑手段的多样化，比如古代文学教材的模版可以突破传统模式，由文学史、作品精读本、泛读本等构成并配以教学专用光盘。古人云：“功夫在诗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课外广泛阅读是教师知识的讲授紧密衔接的，只有在前期大量的阅读基础之上，才会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课堂上所讲述的文学史的相关内容。所以在教材的编写中应当配以相应的泛读课本，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教学内容的枯燥一直是文学课所面临的通病，如果在教材中配以多媒体光盘，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无疑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四、结语
古汉语范文3
关于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多数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着相似的明确的说法，即传承中华传统文明在文学领域的光辉成就，培养学生在文学中陶冶感情的能力、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写作和审美的能力等，从而增进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按说这样的目标是符合这门学科自身的特性的，它毕竟不同于理工科等实践性和时效性很强的学科。人文学科最大的特点就是持久性，它是在长期的接触中潜移默化地感染读者，陶冶读者，提升读者。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那种追求立竿见影教学效果的理念在这类学科中是行不通的，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在现代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的思想普遍蔓延，受这种思想的干扰，好多院校无形中对人文学科也提出了这些要求，即突出实践性，加大应用性，这实际是一种很不切合实际的做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现代教育理念过度强调教育的工具性，已经背离了人类教育的初衷。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其目标在于培育精神、情感、体魄都高大健康的人，而不是为社会‘打造螺丝钉’”、“教育就是育人!所谓育人是说教育要以受教育对象为主体，关注其情感兴发与精神、人格、情趣的提升，而不是以社会需要为本位，一味强调其知识灌输与能力训练”。当然，在重视人文教育的同时，我们也不否认古代文学有工具性的一面，即可以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阅读能力、分析能力、写作能力乃至审美能力。故此，根据专业特点适当突出抑或是延伸古代文学实用性的一面，也是我们的教育目标之一。但这种延伸必须以深厚的文学积淀为基础，它其实是在以追求和实现人文素养提升为主要目标的教学过程中所产生的附加值，二者有本末之分。只有实现了人文素养为本的教学目标，才会相应地有专业实践性应用性的可能。
二、选用合适的教材
现在非汉语文学专业古代文学教材的选用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大多数院校基本照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套，即将《中国文学史》作为主讲教材，以文学史的教学为主线，力求让学生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可是在实际教学中，由于课时数量的相对不足，这条线索往往就不是那么清晰完整。而对这种力求面面俱到的粗线条勾勒学生也是不感兴趣，由此，很自然地形成了教师虽尽心竭力讲授，最后却往往很难达到满意效果，学生更是心不在焉无所事事的现象。其中因素固然很多，但教材选用不当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又回到我们的教学目标上来了，如前所述，对于非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开设古代文学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其丰富的人文素养以及阅读、分析、审美的能力和相应的写作能力，而不是让他们系统地了解古代文学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要实现这个目标，最直接的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通过对大量的文学作品的解读分析来启发感染学生，由教师引导到学生主动学习，通过长期的积淀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因此，在选用教材方面，就要选取淡化史的线索，突出对优秀文学作品的选录并进行详细分析讲解的教材。让学生直接面向作品，老师主要讲解分析作品，通过对优秀作品的解读最终达到像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的那样:“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效果。关于这一点，有不少教师也有同感，如西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喻芳就曾撰文指出“我们应该用这种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方式对古代作家、作品进行全新的审视和诠释，从而激活作品的内在价值，挖掘出中国古代人文精神所倡扬的人生意义、人格修养、精神境界、气节操守、做人原则、审美追求等等宝贵财富，以拉近古代作品与现实人生的距离，使学生们能够感受到古代文学对于人的心灵启迪，从而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三、注重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我国最古老然而又是极其富有科学性的教学方法。毕竟受教育对象不同，教育的手段、方式、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对于非汉语文学专业的中文学科学生来说，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一方面要体现学科的性质，突出课程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接受对象所学专业的特点，尽可能有意地搭建学科与专业对接的桥梁，让接受者充分认识到学习古代文学对于自己专业学习及其今后发展的重要作用。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对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就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来说，不妨在教学中加大对学生进行名篇名作朗读的训练，通过朗读一则锻炼了学生的口才，二则使学生感受到古代文学作品语言的优美，亦或是意境的美妙，思想的深邃，感情的真挚，从而受到感染和教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播音和主持艺术专业古代文学教学尤其需要强化识记功能，通过通读和背诵培养学生对作品的感悟能力，促进其表达能力的提高，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对于广告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重点是“引导学生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发现美及培养欣赏和创造美的能力”。比如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美、音乐美、结构美、语言美等方面的美的特色，可以大力挖掘，借鉴并吸收。广告创意的成功与否，与其内容、形式、情感、理念等多种因素相关，好的广告往往是以美的意蕴来打动大众。如剑南春酒的广告语“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就很明显地借鉴了古典诗歌的对仗形式，不但结构整齐一致，语言通俗易懂，而且剑南春酒悠久的历史也让人回味无穷，昔日的尊荣地位和今日的盛世美景往往很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四、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传统的古代文学课程评价方式主要是学期末的闭卷考试，超过六十分为通过，否则为不及格。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感到这种评价方式太单一，不足以反映出学生在该学科方面所取得的学习效果。尤其是面对非汉语文学专业的学生，这种评价方式更是弊端多多。众所周知，评价方式的制定最终是要围绕教学目标来进行，即通过相应的评价方式要能够考察出我们确立的教学目标是否实现。而非汉语文学专业的古代文学教学目标既有知识积累的层面，也有能力培养的层面，更有人文素养的范畴，后两者更倾向于日常行为的表现，那么单一的一份主要以考察知识掌握程度为主的试卷如何能够涵盖多维的教学目标呢?因此，改革落后的评价方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就成为非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一个重要环节。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并借鉴同行和同类课程的经验，笔者提出如下设想:首先，打破一锤定音的单一的期末闭卷考试，建立平时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结合的评价体系。比如将平时作业、出勤、课堂表现、学习态度等列入考核的范畴，平时成绩的比例不低于总评的百分之五十。其次，将侧重知识积累的考核转变为知识、能力、素养等多层面的考核。如果说期末的考核主要集中在知识层面的考核上，那么平时的考核则主要应该集中于能力、素养等方面的考核。能力、素养的考核方式，可根据接受对象专业的特点，考察其知识的应用能力和转化能力，比如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学生，可通过学生声情并茂的阅读来考察其对具体作品的领悟和接受程度，广告学专业的学生则通过拟定一则广告语看其是否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有所借鉴，新闻专业的学生则重点考核其对作品的独到分析和评价。
五、结语
古汉语范文4
“新诗”，似乎先天就是没有“诗意”的。因为“新诗”的白话文，以浅显、平淡、甚至苍白的口语为基础。被穆木天斥为“新诗一大罪人”的胡适《尝试集》第一首《蝴蝶》便是“把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就像乡间孩子唱的谣曲。无怪乎废名记载，他的国文老师“以一个咄咄怪事的神气”把诗抄在黑板上，而废名当时则“对于‘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没有好感，亦没有恶感”。③然而当读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样的诗句，相信无论是谁都会顿生“好感”，觉得心旷神怡，诗意盎然。这样的古典诗词在语言、形式、意境方面都堪称古典“诗意”的典范。而同样是两只上天的黄蝴蝶，诗歌在“诗意”的效果方面可说是完全失败的。这便是，以诗意来通约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所必然遭遇的诗学限度。此外，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所谓古典诗意是哪一种意义上的古典：语言形式的抑或情怀、趣味的？是一种性质还是一种时间的规定？倘若我们把“现代诗性”与“古典诗意”对举，以上问题似乎不会那么含混了。首先，在语言上，“古典”指古代汉语，在诗词中虽有“近乎白话的”的元白一路，但依然从属于那一个大的“文言”系统，它含蓄、蕴藉，富有言外之意、象外之旨，充满弹力；“现代”指现代汉语，即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它洗练、明晰，富有鲜活的生命气息。其次，在情趣上，“古典”是端庄、典雅、悠远、深邃、静穆、空灵、神韵等这样一些词语所暗示的“境界”；“现代”是动感、热情、精确所能呈现的生命的年青品质。再次，古典诗歌经过漫长的发展，拥有着“相对稳定的象征体系和文类秩序”④，它已经能够提供定型化的写作范式和诗意境界，如律诗的“三部式”写作，对句的连属相生，“一个五言描写句实际上是为另一句配对而写。”⑤而古典诗词对典故的借重，也可谓是“情生文文生情”的。把句子写得像绝句律诗那样工整对仗，像长短句那样摇曳漂亮，本身就是富有诗意美的。因而可以说，古典诗歌是天生丽质、诗意焕发的。而现代汉诗以自由诗为主要体式，以散文化的文字刻写经验，它要发展，要获得新生的力量，便不能仅仅徘徊于古典诗歌的写作范式和诗意特征，它需要获得一种深刻的诗性品质，如果这种品质不能借助文字的美来实现，它便必须借助文字的张力如思之言来抵达诗之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汉诗的诗性也正是它的可能性。所以，“古典”与“现代”均可描述为一种性质，即形容词“古典的”与“现代的”，或名词“古典气”与“现代性”，譬如盛唐诗相对于初唐诗是具有“现代性”的，但盛唐诗在今天看来是最好的古典诗。换句话说，古典诗歌亦有现代诗性元素，正如现代汉诗里也有古典诗意因子。最好的例子便是现代诗人卞之琳对晚唐五代温李、南宋词人姜白石、正始诗人嵇康的倾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典诗歌中的现代诗性是不彻底的，正如现代汉诗也无法达到古典诗歌的诗意高度。古典诗意在整个抒情传统的背景下更多侧重于情的一面，最后导向沉醉的超脱，即“逃逸”；而现代诗性更多的是以理化情，一种超验的追问投入，即“沉入”。第四，古典诗意在诗中更多的是营造一种“意境”或“境界”，而现代诗性则更多的表现为经由写实的戏剧性张力，或曰一种具体的情境、心境而通达具体的思想深度。情境，即一首诗的整体氛围，按废名的意思即是，“诗的完全性”。古代汉语高度凝练，古典诗词体制又“紧身”，大多凭借意象的组合而非借助语法的组织，便托出一幅幅浑融、深远的意境。意境是一种借助意象通过诗人与读者的领悟瞬息呈现的境界，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中的意境是即景式、“目击道存”式的，它并非借助于一个过程，铺排似的慢慢把读者带入一种情境，它是一下子就让我们和意象相撞，意境瞬息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品，去悟，去感叹。所以古典诗词中很多诗句都能单独拿出来即成千古名句，比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比如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等等。
就连《春江花月夜》这样围绕着一个统一的意境反复吟哦、铺排的乐府诗，其中的每一句拿出来都可让人体会它的意境，如“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所以林庚对于古典诗词有“一句诗”的说法。只通过一句诗便有意境，有诗意，无怪乎古典诗词的诗意能够那么深入人心。但在现代汉语诗歌里，单独拿出来的诗句是很难自成意境的。纵使像卞之琳这样“追求‘诗意’写作的最有代表性的大诗人”（臧棣），能自觉“沿袭我们诗词的传统，表现一种心情或意境”⑥，譬如在《断章》这首“意境”充盈的短诗里几乎就要做到“一句诗”的意境了：“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但依然要放到“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境中方能圆满。现代汉语由于多音词的增多与语法的严密，现代人思维方式的变化（语言的发展必将影响思维的运思），诗歌形式的发展等，很难获得像古典诗词那类彻底、单纯的意境。要言之，古典诗词那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以物观物”“物我合一”的境界更有可能创造诗意，即接近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而现代主体意识的增强，对“我”或者说“我们”以至整个人类的追寻使得现代诗歌更多地把主观意念、感受、想象等投射到对象上面，强调和突出主体的意志与信念。⑦更多的是一种“有人的氛围”，即“有我之境”，突出人的存在状态与存在之思，围绕人作出追思。现代人的复杂处境与复杂心理已不能由单纯的诗意来统摄，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导致了新诗写作策略上的“戏剧化”，它必然越出古典诗词营造诗意的主要手段——“言志”抒情所能涵盖的范围。西方诗学的涌入，如艾略特的戏剧性理论，里尔克的“诗是经验”等都强调对现代经验复杂而精确的处理，这也造成追求空灵的传统古典诗意之收缩与现代诗性言说之扩张，从而促成现代汉诗的诗性建构。
二、现代汉诗的诗性建构
诗性，是一个近乎理想的范畴，而说它是范畴毋宁说它是尺度：“诗便是对神性尺度的采纳。”（荷尔德林）这一“采纳”的过程与结果便是：诗获具诗性。而神性是充满形而上意味的，由此，诗性的获得可以说也是形而上质的获得。英伽登认为，“形而上质”是指崇高、悲剧、神圣、悲悯以及令人深为感动的性质。这些难以言传的性质揭示出人的生命存在的深层意义，是所有伟大文学作品的一种标志。反之，形而上质在作品中来自强烈的形上诉求，一种终极关怀意识，对生命意义的追索，对存在的叩问，对漫长时间与遥远空间对照下人的短暂性、瞬息性的哀叹，以及对人作为意义之源的“此在”，人的存在状态之关切；或另一种在时空的循环中人感觉世界已老、价值枯竭、死亡逼迫的虚无色彩。然而，正是“虚无中无尽敞开的话语之源”（福柯），使得哲学家、诗人们不顾老生常谈、陈词滥调的危险，一次次“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腐烂的尸骸”（鲁迅），一次次发问：“我是哪一个？我为什么而存在？”亚里士多德称，“个体性”是本体的一个特征，人始终凭借个体的思想而存在，追问“我”的意义，在广漠宇宙中探求“我”这一个生命存在的根据。有了对“我”的追问，便有了对“人”的追问。只有在意义意识这个精神层面才真正凸显出人之为人的本质（布尔特曼：《原始基督教中人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人才能理解，只有人才能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因而人的“存在”便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此在”，意义的“有”（“存在”）与“无”（“不存在”）皆以人为关键。譬如，秦陵兵马俑在随秦始皇下葬掩埋后，至1974年被后人发现重见天日之中那一段无人知晓的地下时期，它作为一种物质，即“存在者”存在着，在物理学上是永恒的物质世界。但在1974年被挖掘的那一刻之前它是“无”，人对它“无知”，它对人显现的意义还没有（“无”）。只有在1974年以后，它作为“世界第八奇迹”才如同对生前的秦始皇一样有意义。同样，在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中，本源性的“存在”（有）和“无”（不存在）都是对人而言的意义上的“有”与“无”。那么，在萨特那里，1974年的秦陵兵马俑则是一个“自在的存在”，它作为一种客观的事实在地下完全、肯定地存在着，脱离了时间、自我运动，也无发展的可能，它偶然的、不可被“思议”的、荒诞地存在着，落入一个巨大的黑暗、虚无之中。只有人，作为有意识的“自为的存在”者，才能拯救它，挖掘起它，赋予它历史、文化、生命的慰藉与守护之意义。人，作为“自为的存在”永远在发现、发展中，便也永远处于存在的缺乏中，他不断追寻存在的可能性，即他不断意识“自为”的可能性，不断要成为某种东西，不断地否定、超越自身。但意识永远不是实体，不是意识到的那个“东西”。由此人便陷入巨大的“空无所有”之中，“虚无”之中。然“自为的存在”又永远为“自在的存在”所包围，他在特定境况中计划、想望、追逐自己理想中渴望的某种人，他要超越自身，创造自身，他要成为他“意义”中的人。如此循环，便构成了人生存过程中的思想、焦虑、恐怖、厌烦、忧郁、绝望。诗，便诞生在这一生存过程与存在状态的运思中。因而，真正的诗永远是对现实的提升、超越，是于虚无中追索意义，它产生于生命的荒凉感或永恒之困境，乃西绪弗斯似的英雄行为。诗由此获得形而上质。另一方面，以研究本体为主要对象的形而上学，主要是诉诸于思的一种精神活动。而“人类的精神活动和人类的语言活动彼此创造。如果我们想肯定语言的产生是一个给予的事实，那说人类的心灵是语言给予人类的礼物就一点不是夸大。”⑧
诗歌作为语言给予的最高“心灵礼物”，就诗人作诗来说，“在语言上取得的本真经验只可能是运思的经验，而这首先是因为一切伟大的诗的崇高作诗始终在一种思想中游动。”⑨“诗的本质就居于思想中，诗意言说与思想言说能够以不同方式言说同一个东西。”⑩此“言说同一个东西”即形上诉求，只不过在哲学那里是纯粹的思想言说，而在诗那里则是“诗性言说”，即形上诉求与审美诉求相统一，或形上诉求披着诗性语言的外衣，或诗性语言即表现为形而上质，在此已取消二元对立。诚如尼采所言：“一位自由思想家即使放弃了一切形而上学，艺术的最高效果仍然很容易在他心灵上拔响那根久已失调、甚至已经断裂的形而上之弦。”简言之，形上诉求实与审美诉求构成一切伟大艺术的根本张力。这种张力，本文即称之为诗性。一种表现是，以诗的语言融汇精细感受与深刻思辨。现代诗强调一首诗感性里的智性，此智性不仅体现在诗的内容之思想性——一种诗人强大而深邃的洞察力量，同样体现在诗人作诗时充满智慧的诗艺处理，即对形式的把握。由此我们认为，诗性不同于诗质。诗性也包括来自形式方面的内敛张力。诗的形式是能够决定诗的内容的。巴赫金认为，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地装饰已经找到的现成的内容，而是第一次地让人们找到和看见内容。所以诗让人惊异，让人从平庸的现实中转向，进而深刻地思。纵观中国现代诗歌，鲁迅《野草》“难以直说的痛苦”便涨满了对自我、人生、个人意志的形上诉求。此后，这一声音就以或强或弱的节奏鸣响在多数现代（当代且不论）诗人的诗作中。（注：概一切诗人均有这一思考，但上升到思想则程度不然，在作品中的反映也各不一样。鲁迅的这一思想最强烈，故其作品中表现得也最强烈。其他有卞之琳、冯至、穆旦；较弱有戴望舒、徐志摩、沈从文。强弱依然是以其在作品中的传达与表现来论。）即便以浪漫著称的新月诗人徐志摩在其热情、冲动的一生中亦写出了“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和伤痛的鲜明”（《猛虎集》序）的诗作。诗人王家新即谈到徐志摩的诗《为要寻一颗明星》“给人以不胜悲凉的‘寂灭’感”。他的《偶然》、《哈代》等诗渗出的对人生虚幻的“反讽”均表现出诗人深刻的思索与思想的成熟。三十年代的卞之琳不仅是诗艺的大师，也为新诗的诗性建构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诗中的运思与哲理蕴藉恰与炉火纯青的诗歌技艺融汇得天衣无缝。他的诗作多以一个“闲人”的形象在荒街上沉思，在稀疏的斜阳下徘徊，“他”发呆、叹气、做梦、寂寥，“不知道上哪儿去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说不定有人，/小孩儿，曾把你/（也不爱也不憎）/好玩的捡起，/像一块小石头，/向尘世一投。”（《投》）这里，生命的偶然性、荒诞性几以一种令人哑然的悲哀传达出来。诗人的诗思与哲学家的哲思几有惊人的相似。如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来的，“他”未被征询、未经同意、无从选择，便落入一个“此在”。在纷扰的世间，他无根无据，无所来无所去，却不得不承担起这一个荒诞的命运。也许他能安慰一下自己，迷恋（投入）一下红尘，感受一下短暂意义之喜悦，但死亡却逼迫着生命，时间的摧毁性亦会令一切烟消云散，使他最终无法把握住一个实在的绝对价值——虽然那是他“自欺欺人”般孜孜以求的。于是，海德格尔把“此在”在世的结构整体性定为“畏”与“烦”两种情绪。在哲学家那里对这两种情绪是以形而上的高度来作出阐释，在诗人那里则是以诗来凝结至深的生命经验，从而反观人的形上存在，故而李健吾先生所说“孤寂注定是文学制作的命运”也可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了。于是这个诗人（卞之琳）经常“设想自己是一个哲学家”。（《对照》）他带着对于生命不能抗拒的烦忧，“我真愁，／怕它掉下来向湖心直投。／你想说不要紧？可是平静——唉，真掉下了我这颗命运。”（《落》）他虽然竭力排遣情绪貌似平静甚而表面调侃，但就是那些似日常里随口说出、轻描淡写般的句子却让人忽然要大哭。《寂寞》里连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也怕寂寞，只能养一只蝈蝈！他无由庇护无所寄托。等到长大了操劳，却不过是“乱转过几十圈的空磨”，纵使“尘封座上的菩萨也做过”，却终是无可《奈何》，“现在你要干什么呢？你哪儿去好呢？”不过是在时间无情无衷的滴答里等着生命的止息。最可怕的是，生命止息而无所归。归向哪里呢？“莫非在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可是诗人怀疑，不确定，他感到“伸向黄昏去的路像一段灰心。”（《归》）时间永远不管不顾一任流去，人不过被遗弃在时间的巨大深渊或黑洞里，静归于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断章》）纵使生命是一个“圆宝盒”，但“我”“的圆宝盒在你们／或他们也许也就是/好挂在耳边的一颗/珍珠——宝石？——星？”（《圆宝盒》）诗人追问，他无法确定。生命的意义难道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缕装饰，一星点缀？这“一条白热的长途”真是让人“呕也呕不出哀伤”哪，因为“他的悲哀属于一种哲学的‘两难’”。
古汉语范文5
现在高校古代汉语课一般都是以王力《古代汉语》为主要教材，这套教材共四册。大多数高校中文系本科生古代汉语课只开设一学年，即两个学期。于是，《古代汉语》系列教材的一、二册便成为教学的主要对象，而这两册内容基本都是先秦的文言文，正是高校学生该重点学习的。王力《古代汉语》编排体例是一致的，每册书各个单元都是包含三部分：文选、常用词、通论。
（一）文选
文选的教学是高校古代汉语课教学内容最主要的部分，教师一定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章来给学生进行精讲。比如《古代汉语》第一册文选一般都会选《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齐桓公伐楚》《晋灵公不君》，《战国策》的《冯谖客孟尝君》《鲁仲连义不帝秦》，《论语》的《先进》《季氏》，《礼记》的《大同》，《孟子》的《齐桓晋文之事》《许行》，《庄子》的《北冥有鱼》，《韩非子》的《五蠹》，《诗经》的《七月》，《楚辞》的《离骚》等。文选部分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背景知识介绍、文选原文的串讲、重点字词意义、特殊句式结构的分析说明、文言文的翻译等。文选教学的目的实际是培养学生语感的过程，通过大量篇章的反复练习，使得对古代汉语某些知识点掌握得更为透彻，达到举一反三的程度。
（二）常用词
常用词，顾名思义就是《古代汉语》教材中经常出现的词语，学生掌握了这些词语的本义、引申义，就能在古代汉语词汇积累上有一个质的飞跃。看到一篇没学过的古文，也不会望而生畏。王力《古代汉语》每个单元所收常用词在60—80个之间，而且收录的基本都是单音词，当然这与古代汉语是单音词为主有关。常用词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常用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关系、常用词古今词义的差别、同一关系常用词的辨析等。常用词的教学一般不放在课堂上专门进行，只是在文选的学习中顺带提及，因为课堂教学的时间是有限的，可以通过给学生留常用词抄写这种作业形式达到教学目的。
（三）通论
王力《古代汉语》每册每单元都有古代汉语通论知识的介绍。通论不都是系统性的理论，其中有些是学习古代汉语必备的基本知识。通论部分涉及的范围很广，但是主要的教学内容尽可能做到只讲最基本的东西。通论的教学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知识。1.关于字典及古书注释的知识。2.关于词汇方面的知识。3.关于语法方面的知识。4.关于音韵方面的知识。5.关于修辞的问题以及古书句读、古文结构等问题。6.关于文体的特点问题，主要是赋的构成和骈体文的构成。在以上六个方面知识当中，又以语法方面的知识为主，词汇和音韵方面的知识为辅，其他方面的知识又次之。可以这样讲，通论部分，如果学生能把古代汉语语法相关的知识基本掌握，那么才能真正意义上学到了古代汉语的精髓，看到一篇古文，不再只是凭语感去翻译，而是用语法知识去理解、分析和说明。
二、高校古代汉语课的教学方法
高校古代汉语的教学方法首先要本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前文已经提到，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这部教材采用文选、常用词和通论相结合的编排方式，可以使学习者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比较快地提高古代汉语的知识水平。其中文选和常用词主要是感性认识，通论则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归纳和总结，因此属于理性认识。在使用这样一部教材的时候，我们要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者并重，将各个部分的知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这样就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感性认识的积累和理性认识的积累，除了理解以外，熟读背诵是重要的措施。为了使学生能够主动学习、快乐学习古代汉语，高校教师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教学方法。
（一）读译结合的练习式教学
读译结合的练习式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提倡古文诵读与翻译相互结合，并且将这种方式反复地在教学中应用，让学生不断地培养自己的语感，感受古文的韵味和魅力，进而更深刻地理解文言语法。读译结合的练习式教学法主要针对的是文选部分的教学。在每篇古文的学习过程中，教师都应带领学生一起诵读古文，在诵读的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上，诵读的过程也是翻译的过程。诵读之后，学生就会对该篇文章的意思有个大概的了解，便于之后教学环节的进行。
（二）古今比较的辨异式教学
古今比较的辨异式教学是指对为了让学生更容易理解某一古代汉语语法知识，教师可以采取以今说古的方法，即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对比来说明，指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这种教学法很适合通论部分关于词汇意义方面和语法知识方面的教学。比如，词汇意义方面，教师在讲古代汉语“去”是“离开”意义的时候，可以顺便说一下现代汉语“去”是“前往”的意思，古今在这个动词的意义上方向性是完全不同的。语法知识方面，在学习古代汉语“被”字句的介词“被”是从有“遭受”义的动词“被”虚化来的时候，可以联系现代汉语“被”字句一般都表“不幸”义这个语言事实，进而告诉学生，“遭受”的一般都是“不幸”的，这样就把古今“被”字句的一脉相承让学生了解了。
（三）提问解答类的互动式教学
提问解答类的互动式教学，顾名思义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要有良好的互动，这样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又能让学生参与其中，教学不再仅仅是“教”，同时也是“学”了。当然这种互动式往往采取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方式进行，这样学生为了能不被教师问倒，便会深入思索教师提出的问题，注意力也不会轻易离开课堂。互动式教学进行得比较成功的话，更好的方式是学生能够主动地问教师某些问题，充分发挥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要有选择性地回答，不然就不再是教学，而变成答疑了。
（四）设疑解惑的讨论式教学
设疑解惑的讨论式教学与提问解答类的互动式教学颇为相似，但设疑解惑的讨论式教学更强调讨论，就是说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针对提出的问题，不再仅仅是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更突出这个回答的合理性。比如在学习古代汉语“之”的用法时，有人把译成现代汉语“的”的“之”看做是结构助词，也有人把它看成是介词，这时教师就可以让学生讨论，两种理解的合理性是什么，究竟哪种理解更合适。
（五）背诵类的记忆式教学
背诵类的记忆式教学是指在学过一篇文章之后，为了让学生能够对其理解掌握得更深刻，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背诵若干段落，上课提问来巩固本课的内容知识。背诵类的记忆式教学针对的是文选内容的教学。实际上，背诵记忆是古代汉语学习最具可操作性的方法，很多篇章学生一旦背诵下来，甚至终生不忘，这是对该种教学法有效性最好的证明。
（六）自学类的阅读式教学
自学类的阅读式教学指的是学生在课下自己独立学习，这种教学法最适用于常用词和文选的教学。前文提到，《古代汉语》教材中有大量的常用词，这些常用词需要耗费大量的实践来学习掌握，在课堂上进行常用词的教学是很不合适的。常用词意义的掌握相对较为容易，教师可以通过给学生布置抄写作业等形式让他们自学掌握古代汉语每个常用词的意义。另外，在学习一篇文选篇章之前，学生也可以通过阅读的方法自己先预习一下课文内容，这样教师上课讲解时，学生也能更容易听懂。
三、高校古代汉语课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关系
（一）教学内容是教学方法运用的参照点
高校古代汉语课教学内容包括文选、常用词和通论，这只是宏观上的分类，其实要比这复杂得多。每部分教学内容都有其独特性，针对不同内容的教学，都有更适合、比较适合或者不太适合的教学方法。那么如何选取更好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呢？这就要求教师要以教学内容为依托，把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作为参照点，以此来选择更有效、更合适的教学方法。比如，文选的教学，比较适合运用读译结合的练习式教学、背诵类的记忆式教学、自学类的阅读式教学等教学方法。常用词的教学比较适合古今比较的辨异式教学、背诵类的记忆式教学、自学类的阅读式教学等教学方法，不太适合读译结合的练习式教学法。通论的学习则更适合古今比较的辨异式教学、提问解答类的互动式教学、设疑解惑的讨论式教学等教学方法。
（二）教学方法是为教学内容服务的
古汉语范文6
一 汉语历史文献浩如烟海，为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但各个时期文献资料的数量和性质并不是相同的，反映在程度副词上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文献中程度副词的使用状况存在不小的差异。一般认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中古汉语时期。此期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两类。这两种文献是不同质的，在语言使用上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一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不少显著性的成果，如朱庆之［1］［2］［3］、胡敕瑞［4］、陈秀兰［5］［6］［7］等。在研究汉语特别是中古汉语的时候，一方面应该把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结合起来，这样得出的结论才会更全面准确;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二者的比较研究，因为通过比较，不但可以发现语言历时的变化，还可以辨清两种语料语言上的差异。程度副词与人类的认知行为关系密切，能够敏锐地反映语言的发展变化。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中古汉语时期的若干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作穷尽式统计分析①，以程度副词为切入点，考察这两类文献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并对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剖析。 二 比较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的程度副词，可以得到六种不同的类别:1．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上古程度副词;2．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上古程度副词;3．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上古程度副词;4．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5．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6．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以下分别叙述。 (一)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上古程度副词 中古汉语继承了为数不少的上古汉语程度副词，其中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都使用的程度副词很多，如“最、至、极、最为、绝;太;甚、大、尤、深、良、殊、盛、何其、一何;益、弥、更、愈、滋、加;小、少”等②，它们在两种语料中的分布情况又不尽相同。其中，“最、至、极;太;甚、大;愈、弥、益、滋;少”等词是上古汉语程度副词的主要成员，中古以后继续广泛使用。如:(1)南郡极热之地，其人祝树树枯，唾鸟鸟坠。(《论衡•言毒》)(2)时二人中，一者念言:“甘蔗极甜，若压取汁，还灌甘蔗树，甘美必甚，得胜于彼。”(《百喻经》，4∕545b)(3)赖侍中史丹护太子家，辅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爱太子，故得无废。(《汉书•成帝纪》)(4)太子睹妻哀恸尤甚。(《六度集经》，3∕10a)除“更;小”外，上古时期使用不多的程度副词，如“最为、绝;尤、深、良、殊、盛、何其、一何;更、加”等，在中古汉语仍保持较低的使用频率。如:(5)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世说新语•德行》)(6)汝等恭肃净施饭食，具设众味当令绝美。(《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15∕452a)(7)诚岁余以来，所苦加侵，日日益甚……不然，必置沟壑。(《汉书•元后传》)(8)末利夫人素服而出，在众人中犹如日月，倍好于常。王意悚然加敬问曰:“有何道德?炳然有异。”(《法句譬喻经》，4/585b) (二)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上古程度副词 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上古程度副词主要有“穷;已;孔、偏、丕、殊大、重;愈益、尤益、兹益;差2、颇2、略”等③。此类程度副词在上古时期的使用频率不高，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中古汉语之中。其中，程度副词“穷;偏、殊大、重;愈益、尤益、兹益;差2、颇2、略”等使用不多，虽沿用到近代汉语之中，但仍不常见。如:(11)永熙年中，平阳王即位，造砖浮图一所，是土石之工，穷精极丽。(《洛阳伽蓝记•城西•大觉寺》)(12)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汉书•苏建传》)(13)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已十万数，而诸侯并起兹益多。(《汉书•项籍传》)(14)今天下略定，后伏先诛。(《三国志•魏书•刘晔传》)“已;孔、丕”等词主要见于上古汉语，中古以后使用频率下降，近代汉语以后则基本消亡。如:(15)太祖迎天子都许，遗攸书曰:“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三国志•魏书•荀攸传》)(16)神监孔昭，嘉是柔牷。(《宋书•乐志二》)(17)昧旦丕承，夕惕刑政。(《南齐书•乐志》) (三)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上古程度副词 这类程度副词仅“益大”一词，它的使用频率不高，近代汉语只用于变文。如:(18)七日既满，益大欢喜。(《撰集百缘经》，4∕208a)(19)魔见三女还，皆成老母，益大忿怒。(《修行本起经》，3∕471a) (四)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 两种文献都使用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较多，主要有“极为;过;颇1、特、何、甚为、深自、深为、痛;转、更倍、益更、益加、转更、倍加;微、稍稍”等。这些词语的使用频率不均，其中，以“极为;过;颇1、特、何、甚为;转;微”等词的使用为常，且沿用至近代汉语之中。如:(20)家业富盛，性又华侈，衣被服饰，极为奢丽。(《南齐书•褚炫传》)(21)复闻一臣道，外沙门被杀者多，所有者少，极为懊恼，闷绝躄地。(《阿育王传》，50∕107c)(22)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针引阳气，令脉和，紧去则愈。(《金匮要略方论》第六)(23)太子曰:“自生布施未尝微悔。吾以许焉，尔无违矣。”(《六度集经》，3∕9c)“深自、深为;益更、益加、转更、倍加;稍稍”等词在两种文献中得使用频率均不高，近代以后仍继续使用。如:(24)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恸，绝而复续。(《宋书•张邵传》)(25)今者威颜，益更鲜泽。(《撰集百缘经》，4∕217a)(26)吾甚怜爱，倍加开奖。(《颜氏家训•勉学》)(27)王闻语已生欢喜之心，倍加恭敬，作礼而去。(《阿育王传》，50∕128c)“痛;更倍”等词在两种文献中使用均不多，近代以后消失。如:(28)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汉书•食货志》)(29)已身中更苦痛剧。(《漏分布经》，1∕853b)(30)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痼，此恶露不尽，不大便，烦躁发热、切脉微实，更倍发热……热在里，结在膀胱也。(《金匮要略方论》第二十一)(31)虽有生死，所更倍好。(《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14/12a)#p#分页标题#e# (五)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 仅见于中土文献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颇多，主要有“第一、最差、至为;伤、太伤;雅、笃、正、差1、精、酷、不胜、奇、独、全、尤为、横、盛自、尤绝、殊自、痛自、雅自;倍、稍益、弥复、稍更、愈自、更加、更愈、尤加、益复、益自、愈加、愈甚;稍、粗、多少2、略小、稍少、稍小、少小、小小”。以上词语在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不一，其中“至为;差1、精、酷、不胜、奇、全、尤为;倍、愈自、更加、尤加、愈加;稍、粗、多少2、略小”等词，延续到近代汉语之中。如:(32)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俊者之士，俱往寻康。(《世说新语•简傲》)(33)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宋书•本纪•武帝上》)(34)至兄弟尤为叨窃，临海频烦二郡，谦亦越进清阶，吾高枕家巷，遂至中书郎，此足以阖棺矣。(《宋书•王微传》)(35)家无储积，无绢为衾，上闻之，愈加惋惜。(《南齐书•萧赤斧传》)“第一、最差;伤、太伤;雅、笃、正、独、横、盛自、尤绝、殊自、痛自、雅自;稍益、弥复、稍更、更愈、益复、益自、愈甚;稍少、稍小、少小、小小”等词，仅在中古时期使用，近代以后消失，它们反映了中土文献在程度副词使用上的一些特征。如:(36)收待霜降。伤早黄烂，伤晚黑涩。(《齐民要术•种葵》)(37)妇，赵女也，雅善鼓瑟。(《汉书•杨敞传》)(38)太子曰:“敬名虽同，深浅既异，而文无差别，弥复增疑。”(《南齐书•文惠太子传》)(39)帝复问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六)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仅见于汉译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有“极大、极甚、最大、最极、最是;大甚;转倍、倍复、倍更、倍益、更复、更益、甚倍”等。这些程度副词的使用频率均不高，且仅见于佛经文献，是具有佛经语言特色的程度副词，如:(40)悉见世间勤苦者，尔时极大愍伤。(《道行般若经》，8∕462c)(41)而彼夫人，生一太子，极甚端正。(《佛本行集经》，3∕770b)(42)若有菩萨闻是三昧信乐者，其福转倍多。(《般舟三昧经》，13∕907b)(43)若令学若为读，其福倍益多，何以故?(又，8∕437a)以上词语除“最是、极甚”外，其它成员均在近代以后消失。 三 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是不同质的，它们的语言面貌不尽相同，反映在程度副词的使用上就会有同有异。二者相同的部分呈现了中古程度副词系统的基本特征，体现出中古程度副词发展的一些特点;其不同之处则反映了两种语料性质的不同，从而折射出二者在历时演变方面的差异，同时也反映了两种语料口语性程度的强弱。总体来看，程度副词在两种文献中的使用情况主要受到使用频率和发展趋势两个方面的制约。 (一)使用频率 频率的高低是程度副词在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中使用情况的决定因素之一。一般来说，使用频率是词语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使用频率高的词语，其使用范围自然就广;相反地，其使用范围就小。程度副词在中古汉语的使用情况也是这样。 1．使用频率高的程度副词在两种文献中均有使用。中古时期使用频率高的程度副词，既有上古汉语已经广泛使用的成员，如“最、至、极;太;甚、大;愈、弥、益、滋;少”等，也有上古时期出现而在中古发展壮大的成员，如“更;小”等。它们在两种文献中均有不俗的表现，是中古时期程度副词系统的主要成员和中坚力量，代表了中古汉语程度副词的基本特征。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在这些词语的使用上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即程度副词的主要成员在两种文献中基本一致。 2．使用频率低的程度副词常常用于一种文献之中。使用频率低的程度副词或仅见于中土文献之中;或仅见于汉译佛经之中。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自身的差异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程度副词自身的特点所致。一些继承上古汉语而来的程度副词，其生命力不强，它们或者使用频率较低，或者是处于衰落过程之中，因此它们往往只出现某一种文献之中;一批中古新兴程度副词，由于它们的使用频率不高，近代汉语以后逐渐消失。因此，它们是具有中古特色的一批词。 (二)发展趋势 发展趋势是程度副词在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中使用情况的又一决定性因素。一般来说，处于上升阶段的程度副词的被较多地使用，处于衰落过程中得程度副词往往被较少使用。由于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自身口语性的差异，因此处于不同阶段的程度副词在两种文献中的差别比较明显。 1．处于上升阶段的程度副词被较多地使用。汉译佛经的口语性已得到学界的认可，处于上升阶段的程度副词多用于汉译佛经之中，如“更”。程度副词“更”在先秦时期已有使用，但数量不多，中古以后发展迅速。其特征是时代越晚，“更”的使用越频繁，如《史记》3次，《汉书》4次，《三国志》15次，《世说新语》6次，《南齐书》8次。以上是中土文献，“更”在汉译佛经之中使用更多，如在《撰集百缘经》、《大庄严论经》、《佛本行集经》中分别使用5次、14次、14次。可见，在两种文献之中，“更”都获得了较大地发展。 2．处于衰落过程的程度副词多用于中土文献。处于衰落过程的程度副词多用于中土文献，而少见于佛经文献，如“愈、弥、益、滋”等。它们的衰落与“更”的大量使用形成鲜明对照。“愈、弥、益、滋”等词在先秦已经广泛使用，在中土文献中仍较多，使用频率依然不少于“更”，特别是“益”和“愈”。不过，“更”在翻译佛经中的使用频率却远远高于“愈、弥、益、滋”等词，如“更”在《撰集百缘经》、《大庄严论经》、《佛本行集经》中都有使用，而“愈、弥、益、滋”在此三部文献均无用例。#p#分页标题#e# 3．中古新兴程度副词中单音词、复音词的分布不同。复音化是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程度副词也是这样。上古时期复音程度副词已经出现，但为数不多，在词汇系统中所占比重不高，沿用到中古汉语之中的复音词很少，它们在两种文献均有使用，差异不明显。中古新兴程度副词的有单音词和复音词之分，复音词的数量较上古有大幅增加，在词汇中比例显著增高，而且单音词、复音词在两种文献中的分布不同。其中，不少单音词仅见于中土文献;而复音词较常用于汉译佛经，特别是仅见于佛经的中古新兴程度副词均为复音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在语言使用的差异。 (三)原因解释 程度副词在中土文献和汉译佛经的使用存在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种文献并不是同质的，对语言真实面貌的反映不尽相同。一般认为，汉代以后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开始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中古语料的语言成分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正如汪维辉先生所指出的:“综观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典籍，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反映口语的程度不太高;二是口语成分常常和文言成分交织在一起。因此语料的语言成分较为复杂。”［8］(P17)正统的诗文、史书、某些文人著述等大都很少或者几乎不反映口语，口语性较差。而翻译佛经、小说、民歌等语料又较多地吸收了当时的口语性成分，相应地它们反映口语的程度就较高。 对于程度副词而言，一方面是汉译佛经主要以口头宣讲的形式传播，它的口语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它必然首先选择那些口头常用的、人们熟悉的程度副词，而那些日常少见、渐趋消亡甚至带有仿古色彩的程度副词则少用或不用;另一方面，中土文献自身的情况也很复杂，既有《世说新语》这样口语性较强的文献，也有史书等口语性稍弱的语料，因此中土文献中既有使用频率很高的程度副词，也有一些沿用上古而来或中古新兴、使用频率不高或渐趋衰微的程度副词。 新兴程度副词的结构形式及发展趋势在两种文献中有不同的表现。不少中古新兴的单音程度副词只见于中土文献，不见于佛经。对于这一现象，我们认为可能与佛经翻译者的汉语水平有关。现有材料表明，除严佛调、康孟详外④，对于其它佛经翻译者来说，汉语都不是他们的母语，汉语是他们的成年之后习得的，他们的汉语水平肯定不如汉本土士大夫那么纯正和地道，因此他们多沿用那些上古使用频率很高的程度副词，而较少采用那些新兴的程度副词。复音化是汉语发展的总体趋势，在这种大环境下，程度副词的复音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佛经还是中土文献都出现了不少复音程度副词。 在复音化过程中，音节节奏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有时为了适应音节节奏而将两个或几个单音程度副词组合起来，这种现象中土文献中有，而汉译佛经中更加普遍。作为汉语的一种特殊变体，佛经的文体形式很特别，“一方面讲求句子的节拍字数，另一方面却不像传统韵文那样讲求押韵，通常为四字一大顿，两字一小顿”［2］，这种特殊文体的需要，决定了佛经对复音词的需求是很大的，它比中土文献更易于使用或出现一些复音形式。为了满足数量较大、篇幅较长的译经需要，翻译家们会尽力搜求汉语已有的复音词，如果在译者个人言语的词汇系统里没有足够的双音形式可供选择时，就不得不创造一些双音甚至多音的表义形式。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佛经中的复音程度副词一部分可能来自当时口语，如“极为”、“甚为”、“深为”、“深自”、“转更”、“稍稍”等;另一部分则是译者的创造，仅见于佛经的新兴程度副词全部为复音形式。这些新兴的复音词基本上是程度副词的同义连文形式，诚如董志翘先生所指出的“一个四字的‘顿’中，在表达相同语义的前提下，为了形式的整齐，往往用同义复迭的办法来凑足音节(当然有时也有用省略应有虚词的办法来满足四字格的)。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单音词，所以同义单音词的复迭成了首选的手段”［9］。不过，它们的使用频率一般都不高，很多在佛经中也只有一两例，而且除极个别词语沿用至近代汉语外，绝大部分在近代汉语时期已基本消失。
古汉语范文7
亚热带稻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但季节性干旱对水稻生长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保障水稻安全生产，必须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水利设施建设不仅影响水稻产量，而且事关公共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和谐社会的建设大局，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2011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强调要兴修水利，力争通过5年到10年的努力奋斗，从根本上扭转我国水利设施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衡阳市位于湖南省南部，湘江中游，充足的阳光，丰富的降水，为衡阳市的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其成为湖南省重要的水稻生产基地，但水稻生产经常遭遇干旱的威胁，因此农田水利建设对本区水稻生产至关重要。本区的水利设施大多是20世纪50、60年代修建，经过数十年的运行使用，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工程的安全运行和防旱抗旱效益的发挥，也给工程管理方面带来很多麻烦。为了落实2011中央1号文件，衡阳市理应在查清水利设施现状的基础上，探寻水利设施安全隐患的防范措施，提高区域抗旱能力已实现安全减灾的目标。
1衡阳市水利设施及抗旱能力现状分析
衡阳市现有各类水利设施44．13万处，遍布于衡阳市各县市区（表1），其中大型灌区1处（欧阳海灌区），中型水库29处，中型电灌站5处、12656kW，中型水轮泵站5处，小Ⅰ型水库183处，小Ⅱ型水库959处，山平塘43．4万口，小型河坝5553处，小型电力灌溉站1．5万处、112832kW。主要灌溉渠道16814km。总蓄引堤水量27．351亿m3，其中蓄水量20．698万m3，有效灌溉面积4．97万hm2。初步形成了蓄、引、堤、排、灌以及防洪、发电、供水、航运等多功能的水利工程体系，对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保障作用［1］。
2衡阳市水利设施与抗旱能力存在的问题
2．1工程质量差，安全灌溉效率低衡阳市现有的水利设施大多数建于20世纪50、60年代，限于当时客观条件，资金少，设备材料不足，造成工程建设质量差，标准低，不配套，经过几十年的运行，工程老化，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灌溉面积不断下降，灌溉效率不高（表2）。据调查统计，全市29座中型水库中有16座为严重险病水库，占中型水库总数的58％。在小型水库中，隐患险库508处，漏塘占山平塘总数的71％。全市有近40％的水库不能正常蓄水，每年减少蓄水5000万m3以上［2］。如衡阳县6处中型水库中有3处属于Ⅲ类坝水库，106处小型水库均属病险水库［3］。衡南县有70座水库因大坝存在隐患不能正常蓄水［4］，祁东县有中小型水库147座，现库容只有6461万m3，占应蓄水量35％，灌溉面积只有1．114万hm2，只达到原设计标准的40％。再如，2007年5月衡阳市降水丰富，但由于工程建设质量差，灌溉渠系建筑物安全系数小，在雨季不得不限制蓄水，6月以后，大面积连续53d无有效降雨，造成了全市150多座水库、20．3万口山塘干涸，96条溪河断流，截止7月31日，衡阳市水稻受旱面积达14．92万hm2，占总面积的49．6％，全市有3200个村、37900个组、26．5万人发生饮水困难。
2．2机电灌溉设备陈旧，安全抗旱难以保证20世纪60年代，衡阳市遭遇连年干旱，为此着力发展电力提水灌溉，现境内拥有电力提灌装机12．55万kW。装机100kW以上的电灌站工程60处，其中20世纪60年代兴建了30处，70年代兴建了16处，80年代建了7处，90年代修建7处。可见，有一半电灌设备已经运行了40多年，运行最长的时间达到了51年，最短的时间也达到了12年。由于运行时间长，加之当时大部分设备质量不高，同时缺乏资金与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和管理，致使设备老化，无法安全运行。如衡山县带病运行的电灌站44处，不能运行有18处，分别占总电灌站的27％、11％。衡南县电灌站80％属于淘汰设备。常宁市电排灌站能安全使用的只有10％。由于机电灌溉能力不足，一旦遇上干旱季节，本区水稻轻则干旱减产，重则荒芜失收。
2．3塘库淤积严重，安全蓄水能力明显下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实施，衡阳市的山平塘由集体经营管理转为农户个体承包经营，于是冬闲挑塘泥的现象几乎绝迹，山平塘的维修亦无人问津。即使少数农户想要清除山平塘的淤泥，终究势单力薄而无济于事，由于投入不足，管理乏力，山平塘淤塞渗漏严重，大部分已成为碟子塘，筛子塘，伴之而来的是山平塘的废弃数量正在急剧上升，安全蓄水能力明显下降。实地调查得知，衡山县一些山塘淤积层很厚且塘坝渗漏严重，不仅无法安全蓄水，天长地久就变成了废塘，衡山县自1978年以来已废弃4409口山塘。据统计，祁东县山塘淤积总量年平均达到269万m3，山平塘数量较1965年下降了25％，全县山平塘的蓄水总容积已由15750万m3下降到12330万m3，有效灌溉面积由2．13万hm2减少到1．67万hm2。由于山平塘的蓄灌能力降低，大幅度增加了农用机具提灌稻田用水的费用［5］，也给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2．4投入与监管机制不健全，水利设施安全运行和综合减灾较难实现衡阳市水库、山塘、电灌站等各类水利设施大都是20世纪50－70年代兴建。这一阶段，我国农业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主体和投入形式主要是农户投入“义务工”，国家给予经济补贴［6］。农户投工修建水库主要依靠生产队进行管理，所有的农务活动实施的是集体出工计分的方式，难免存在一些“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加之缺乏机械，受到技术、材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建水利设施主坝均是土坝，给长时间安全运行留下了隐患，也是造成目前水库、山塘出现渗漏严重的根本原因。对于已建塘库的维修、管理没有配备专人管理，导致责任不明，管理不善。加之其管理模式陈旧，水利设施维修、建设与安全管理得不到有力支持。20世纪90年代，衡阳市遭遇数次特大水旱灾害，水利建设与安全管理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此阶段，农业水利事业开始了改革，农业水利建设的投入主体和投入形式也演变为农民“投工”、“投劳”，缴纳水费，中央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支持农业水利建设。尽管国家、地方的经济补贴有所增加，但农户投工积极性减弱，水利设施的安全管理仍然不能到位，尤其是山塘清淤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山塘蓄水能力大幅度下降，其防洪抗旱功能无法实现。#p#分页标题#e#
3衡阳市水利设施安全管理与安全减灾对策
3．1全面整治水利设施，提高区域抗灾能力衡阳市现有农田水利设施不能保证农业抗旱的需要，因此，整治与兴修水利设施对防治水旱灾害尤其重要。地方政府要全面贯彻落实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意见的通知》的精神，在制度、政策上创新，鼓励通过市场吸收社会资金参与建设，尽量发挥企业或其他非政府投资主体的作用［7］，建立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引导，群众投入为主体，其他资金投入为辅助的投入格局。具体来说，就是要“争取国家的、增加地方的、捆住其他的、调动农民的、吸引社会的”。一方面积极力争国家财政对农田水利建设的专门拨款，另一方面由村级机构出面组织村民投资投力积极兴建山塘，这样既可以推动新农村建设，又能促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统筹城乡发展。就本区情况看，一是要全面整修现有山塘、水库、渠系等水利工程。根据现有的水利状况，挖掘内部潜力是水利建设的主攻方向。以尽快的速度根治病险水库与山塘，确保其安全运行。同时集中精力、财力、物力，整治山塘，使山塘呈现由小变大、由浅变深、由坏变好的新面貌。还要因地制宜地更新设备，逐渐实现水利工程达到设计的标准。二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广积资金，适当兴建一些山塘、水库等水利工程，建立一批大、中、小型相结合，蓄、引、排、灌相配套的水利工程网络。三是充分发挥群众投入的主体作用，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议”，通过政府组织引导，鼓励群众投资投劳开展塘库清淤整治工作，加快农村水利设施管理协会等专业合作组的发展。四是开拓资金来源，维修与更新机电灌溉设备。
3．2采取人工与机械化清淤并重的方式，提高区域蓄水能力衡阳市塘库清淤增容已迫在眉睫。在当地多数精壮劳动力外出务工且清淤工程巨大的情况下，应极力加强机械化清淤的步伐。地方政府应针对塘库淤积现状，有计划科学地安排资金购买机械设备，以乡镇为单位，组建专业机械化清淤队或专业化清淤公司，适当收取清淤作业费，用于人员工资、设备维修更新。同时由县级农机管理局牵头，县级农机技术推广站为主，成立机械化清淤服务组织，具体负责人员培训、设备引进、示范表演、信息传递、技术咨询及维修服务等工作，保证清淤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投入资金的安全运行及效益发挥。对于一些面积较小，不便于机械化清淤的小塘库，应恢复与倡导传统的清淤方式。因此，政府应积极动员对当地农民投工投劳，建立以村组为主体的组织实施、政府投入专项补助资金的工作机制，抓住冬闲季节的机遇，形成人人挑塘泥的喜人局面。另外，要积极引导村组根据实际情况与塘库淤积现状，采取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建立起塘库的管理和保障机制，让遍布各地的塘库能按设计标准蓄水，充分发挥塘库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
3．3完善监管体制，加强水利设施安全管理以提高减灾能力如前所述，监管体制不健全是造成塘库淤积严重的主要原因，为此，深化改革，完善监管体制是解决塘库淤积问题的重要措施，建议采取如下对策：
一是强化领导负责制。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水利设施科学管理工作，切实承担起水利设施兴建与整治的组织责任，真正把水利建设与安全管理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突破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领导的政务考核工作，实行水利设施管理和维护不达标的“一票否决”制度，并且当地农民检查、监督和举报的责任和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资金真正用于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整治工作，促使其发挥良好的功效。
古汉语范文8
留学生在高级阶段词汇学习书面语词汇增多，尤其是成语以及四字格词语数量较多，这种特点决定了学生对词语中字义的理解尤为重要。词汇教学中适当对汉字字本义分析可以有效避免学生只懂词而不懂字的现状，让学生的词语学习能够触类旁通，增强词汇理解力与记忆力。通过对字本义的分析解释，让学生能够从汉字演变的角度来理解字义进而理解词语，可以增加学生的汉语文化底蕴，深化汉语学习内涵。文章阐述了高级阶段词汇教学字本义分析的必要性以及字本义分析的具体实施策略，包括“以字解词”策略，“字本义和引申义相结合”策略，“编织‘词语局域网’”策略，并总结了字本义分析策略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高级汉语;词汇教学;字本义
在给留学生的高级班讲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高级汉语精读教程II》这本教材时，第一课的新词语中有一个词语“履行”，这是一个书面词，教材中对该词语的释义为“实践(自己答应做的或应该做的事)”，同时课文给出的搭配的短语有履行诺言、履行合同、履行手续，列举出的相同语素的其他合成词还有履约、履职。“履行”一词在给学生讲解时，如果只按照词典的释义解释并举几个搭配短语的例子，学生可能也会掌握，知道履行这个动词要搭配合同、手续这类名词，表示做应该做的事情。不过这种讲解是否更利于学生理解并掌握该词语?学生能否自如地运用词语并将该词变成自己汉语词库中的一员呢?由于笔者也给留学生讲授古代汉语概要课程，在给留学生讲解古汉语的过程中，发现学生对古代汉语的接受程度要高于教师授课前的期待。古汉语的字义学习有助于学生理解现代汉语。古汉语学习中学生们会接触到一些与我们现代汉语稍有不同的汉字本义的内容，而这对学生理解相应的词语有很大的帮助。还是以上面提到的“履行”一词为例，《说文解字注》中对“履”字的解释为“足所依也引伸之训践。”［1］也就是说“履”字的本义是鞋，我们从“鞋”这个意义可以引申为“践”，也就是“踩”的意义。“践”的相关词有“实践”、“践行”，这个词和“履行”就更接近些了，学生理解起来就更容易了。同时也很容易延展出“履约”、“履职”这类词语，这样的字义变化梳理，不仅让学生知其所以然，还能便于学生们掌握以“履”为中心的一系列词语，并还原汉语词汇的本来面目。
一、留学生高级阶段词汇教学的特点与预期目标
(一)高级阶段的学习目标
首先来说明一下留学生在高级阶段汉语学习的目标。《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中的规定是:通过在高等阶段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的训练，使学生掌握2760个左右的高等阶段的词语以及相应的汉字。学习100个左右的高等阶段的语法项;有成篇的语言表达能力，能较为准确得体地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具有在社会生活领域里，从事较高层次、较大范围的语言交际的能力;基本适应不同语体的需要，同时对汉语的文化背景和语义内涵有较深的理解;初步具备运用汉语进行思维的能力。［2］这里首先提出的就是掌握数量众多的高级阶段词语以及相应的汉字，这类词语以书面语居多，成语的数量日渐增多，另一方面提出的是要对汉语的文化背景和语义内涵理解更深。这就要求学生能透过词汇和语言的外壳，更深地探讨汉语的内蕴，理解汉语这种语言的特质，包括语言结构的特质与语义的特质。针对这些，教师就应注重让学生不单单是理解掌握词汇学习，更应该知其所以然，让学生能够通过课文汉语文章的学习，了解汉语语言的独特之处，除了语法学习外，还应该获得汉语的行文方式与内蕴。
(二)高级阶段词汇教学的特点
高级阶段词汇学习量增大，以《高级汉语精读教程II》为例，每课新词语平均为63．2个。这无疑对学生提高了学习要求，另一个特征是书面用语比例较多，这也符合语言学习规律，还要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成语以及四字格短语数量较多，每课都有7－10个这类词语出现。成语是汉语文化精深与言简意赅特点的集中体现，成语的增多也反映了对高级阶段留学生的学习要求。而另一方面，掌握成语的多寡也可以反映出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成语是古代汉语的沿袭，而对成语的教学给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成语中的汉字进行字义阐释，有的成语还要对成语概括的历史事件的背景进行讲解，以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其含义。具有深层次文化内涵的汉语书面语以及成语学习对留学生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提升汉语水平的阶梯，故此，这类词语的学习不能仅仅就词学词，而是应该在理解字义的基础上牢固掌握。
(三)高级阶段词汇教学的预期目标
“对外汉语教学进入中、高级阶段后，学生应该逐步摆脱母语的影响而掌握更符合汉语特点的句子，也就是要能听懂并说出‘地道’的汉语。在选择适当的教材之余，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去探究词的理据，深入到“字”的层面，这样才可以针对汉语的特点进行有的放矢的教学。”［3］这里提到的“逐步摆脱母语的影响而掌握更符合汉语特点的句子”就是大纲中的具备运用汉语思维的能力。我们的汉语教学，最终目的也在于此。对于学习汉语时间较短的学生而言，能掌握尽量多的汉语词汇，掌握汉语句法是对其的要求，而到了高级阶段，则提高了到了“地道”的层面。词汇教学也是如此。学生应该真正理解成语或书面词汇的来历，真正从意义的层面理解并掌握所学词汇，并能触类旁通，在今后遇到与之相似或具有相同字义的词语时，能够推测出其含义，也就是具有举一反三的能力，逐步形成中国人的识词方式。
二、字本义分析策略在高级阶段词汇教学中的必要性
(一)打破懂词不懂字的学习现状
在教学中，笔者发现一个现象，许多学生在学习词语时会首先查电子词典，然后标注中文词语对应的母语意义。这种方法便于学生很快理解新词的意义，然而这种意义的对应只是让学生对词语有个大概的了解，如果只是止步于此，或停留在课本给出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中文释义的层面上，学生只是学到了一半。这样的结果是，可能对词语的记忆以及掌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模糊，不准确，实质上并不是最好的记忆方式。比如“层出不穷”这个词语，课文的释义是“不断地出现，没完没了”，基于这个释义，教师应该引导将这个四字的固定词语逐一拆开说明，重点在“穷”字处，此“穷”与我们此前学过的“贫穷”、“穷富”这类词的字义完全不同，这就涉及到“穷”字的本义，《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极也”也就是极限，“尽”的意思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举例“无穷无尽”，这样一说，学生就很容易理解。同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再学习“理屈词穷”、“变幻无穷”等词，不仅让学生真正明白了“层出不穷”这个词语的意义与用法，还掌握了与之相关的几个词语，可谓一举两得。学生们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学到一个新词记一个词，不善于触类旁通。如果不弄懂词语中字的意义，学习词语的效率是不高的，如果在理解构成词语的字义的基础上记忆词语，则会事半功倍。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笔者也深深服膺其说。徐通锵先生继承了赵元任先生晚年研究的精义，认为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是“字”;印欧系语言是语法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汉语的编码机制与印欧系语言不同，因为汉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印欧语社团那种以概念、判断、推理为基本形式的三段论，而是一种“比类取象”的过程。”［4］张朋朋也提出用常用汉字代表的语素构成的词语是“数以万计的，是三千多汉字所代表的语素的几倍，甚至十几倍。”［5］白话文阅读能力的强弱取决于识字量的多少，而不是识词量。［6］贾颖意识到外国学生记忆生词总是从词的整体出发，不知道词中每个汉字都有独立的意义，更不能从汉字的结合汇总推到出新词的意义。看不到汉语词汇的规律性，对汉语词汇规律的科学利用也无从谈起。［7］提倡重视汉字教学的学者还有杨自俭、李禄兴、潘文国、张德鑫等教授。笔者认为，汉语书面语经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发展过程，就已经自身从以字为本的文言发展到了以词为主体的现代汉语了。词还是要教的，但是在教的过程中，应该将字义教学融汇其中，而字本义分析则是针对留学生到了高级阶段的一种更深层面的探究。词，要学，而字义也应懂，要使学生做到知字懂词，扩大词汇量。
(二)把握汉语源流，深化汉语学习内涵
现代汉语来自古代汉语，我们永远不能割裂古文与现代汉语之间的联系。即使人们现在学习并使用现代汉语，在我们的中小学阶段也要学习一些古诗和古文，使之具有一定的古汉语的素养，这是作为中国人不能割舍的情节与民族文化纽带。文言文是“字本位”的，汉字是形、义、音相结合的文字，每一个汉字都包含着华夏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古代孩童启蒙读物也是用《千字文》、《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都是以“字本位”为原则编写的识字课本。体现出我们的先祖创造的汉字本身具有丰富的意义内涵，识字，就是学语言。留学生在中国留学，在立足现代汉语学习的基础上，应该深入到文字的背后去探寻字义的深层次含义，这对于高级阶段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对词语中字本义的分析，可以让学生切实理解文字的源流。如学习“相间”这个词语时，这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很容易理解，但是也极易造成学习偏差的一个词语。“间”，是留学生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字了，“时间”、“空间”、“课间”这些词是学生们在初中级就学到的。而这里的“相间”就涉及到了“间”字的本义，它的本义是“隙”。《说文解字注》更进一步的解释是“隙者，壁际也。引申之，凡有两边有中者皆谓之隙。隙谓之间。间者，门开则中为际”。与之相应的是jiàn的读音的意义基本都源于此义。比如:亲密无间、间接、间隔、黑白相间、离间，这一系列词语可以通过对“间”字本义的阐释一一引出，很易于学生理解，同时还能培养自己辨别汉语义群词的能力。
(三)积极将古汉语知识引入高级阶段教学
外语学习都有这样的过程:从初期的基本简单词语与语法到复杂的语法句式再到高级阶段适当阅读该门语言的经典作品，也就是从语言结构知识到文化内核的变迁。笔者曾经给高级班学生讲授过古代汉语课程，学生理解古汉语知识，学习文言文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学生们能够理解文言文的行文方式以及古汉语的知识点。教学实践证明，学生们觉得古汉语学起来并不难，也很有意思，通过对古文的阅读，体会到了中国古代的智慧，与中国文化离得更近了。如果没有开设古代汉语课程，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对词语中重点字的字本义的阐释，将古汉语的知识渗透在教学中，教学的内容更丰富，也更厚重。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承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字形相同的汉字，在字义方面也存在着关联。“学习汉字就是间接与古人对话，就是开发传统文化，就是集成传统智慧。”［8］对字本义的引入阐释对留学生来说同样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
三、字本义分析具体实施策略
(一)以字解词
词汇学习的过程，教师要注重对构成词语的字义进行阐释，遇到可以联系汉字本义阐释的词语时，更是要将字义明确地说明。学生明白了字义，理解及记忆词语便高效许多，对词语的掌握也更为牢固。教师在教学中应集中在重点字上，寻找突破口，重点字学生明白了，整个词语将迎刃而解。如学习词语“赞不绝口”，该词的重点字在“绝”这里，“绝”这个字对学生来说并不陌生，此前已经学过“绝对”，学习“绝对”这个词时，我们往往是按照词的意义来讲解，而不必对词语进行切分，因为切分后的“绝”和“对”虽然都是独立的语素，也都可以作为词来构成句子，但是意义与“绝对”的关联不大，所以一般并不单独讲解“绝”字的意义。而在“赞不绝口”这个词的学习中，就涉及到“绝”字的字本义，“绝”在《说文解字》中的注释是“断丝也”《说文解字注》的阐释为“断之则为二，是曰绝。引申之，凡横越之曰绝。如绝河而渡是也。又绝则穷，故引申为极。如言绝美、绝妙是也。”讲解了“绝”字的本义，学生自己便可以说出“赞不绝口”该词的意义。教师可以继续引出“络绎不绝”、“滔滔不绝”含有和“绝”字本义相同意义的词语，加深对“赞不绝口”该词的记忆。以字解词策略在应用于高级阶段词汇学习，尤其是成语或四字格固定词语的学习方面具有切实可行的意义。
(二)字本义和引申义相结合
汉语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变迁，汉字的字义也历经变化。许多汉字具有本义、引申义以及假借义等。现代汉语词汇中的汉字除了与字本义相关的意义以外，还有许多是与汉字的引申义相关。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某些词语需要说明的是汉字的引申义，在教学中，要将字本义阐释与引申义结合起来。比如学习词语“绝妙”，这里的“绝”的意义与我们上文说的“绝”的本义“断”有所不同，但又是该义的引申义，表示“极”，如单独讲解该词时，可以不取字本义，而直接取引申义。学习词语“避难就易”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从“难”、“易”一对反义词在词中的位置，来引导猜测“就”与“避”的意义关系。这里的“就”与之前学习的连词“就”的意义完全不同，它作为动词使用，是“靠近”的意思。这里就涉及到“就”的引申义。“就”字的本义是“高”，“成也、迎也、即也皆其引申之义”(《说文解字注》)“避重就轻”里的“就”是“即”的意思。同样，“就利避害”中的意思同此。汉字的演变历程十分漫长，一些汉字的字本义已经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字意义关联不大。而引申义往往有一些关联，所以我们在讲解汉字的时候，也要注意将字本义与引申义结合起来。
(三)编织“词语局域网”
在词语学习的过程中，如果能以核心字为中心，再举出几个由相同字义汉字构成的词语，帮助学生理解，借此可以编织一张张以字义为核心的“词语局域网”，对高级阶段的学生来说，这种方式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并记忆课文中所学习的新词，也能积极通过以字义为中心扩大学生的词汇量，让学生以新词的学习带出更多与之相关的新词。而且这种“词语局域网”对学生理解汉语的构词特征有着一定的帮助。还是以上文的“绝”为例。学习新词“赞不绝口”的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字本义分析策略举出“滔滔不绝”、“恩断义绝”、“络绎不绝”几个词来加深学生的理解。这几个词语就构成了一张小的“词语局域网”。以此类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可以构建若干“词语局域网”，不仅可以使学生的词汇量叠加，也可以让学生逐步具备字义辨析的相关能力，在今后的学习甚至工作中遇到有难度的汉语词汇时，可借助此前学习的经验，甚至可以从此前学习的“词语网”中获得些许帮助。
(四)适度原则
教师在词汇讲解过程中进行字本义阐释时要本着适度的原则，也就是对汉字字本义的分析要有利于学生对整个词汇的理解与学习，要有选择地使用，我们的教学都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学习，而不是给学生增加学习负担与难度，本着让学生更易于理解接受的原则来讲解，不是为了说明字本义而解释，因为我们的留学生汉语课毕竟不是专门开设的文字课程，不是从理论上来讲解汉语发展历程，汉语的演变过程，而只是为了让学生掌握词语。使用字本义分析策略要结合教学实际，结合课时量和任务量，要运用得恰到好处，而不能喧宾夺主。
四、字本义分析的教学效果
字本义分析策略运用于词汇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对高级词汇尤其是成语的真正理解，可以切实强化对词语的记忆。让学生在知其所以然的条件下提升学习词汇的效果。教学实践表明，教师运用字本义分析策略讲解词语，学生对词语的理解和记忆大为增强，对词语的运用正确率很高，同时可以让词汇学习触类旁通，扩大词汇量，学生们很乐于接受对字本义阐释的教学，教学反馈良好。通过对字本义的分析解释，让学生能够从汉字演变的角度来理解字义进而理解词语，可以增强学生的汉语知识底蕴，学生普遍认为能从字本源上学习词语让自己的汉语水平又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适当接受一些古汉语的知识点让学习更有动力，也更能激起自身学习汉语的乐趣。这也是我们教学意义之所在。
作者：杨鹤澜 单位：东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参考文献:
［1］许慎(汉)段玉裁(清)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大纲长期进修［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
［3］王骏．“字”本位理论和对外汉语教学［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01)．
［4］徐通锵．“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兼评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J］．世界汉语教学，1994，(03)．
［5］张朋朋．词本位教学法和字本位教学法的比较［J］．世界汉语教学，1992(3)．
［6］张朋朋．谈字本位的内涵［J］．汉字文化，20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