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最多的国家范文1
老龄化：人口转变的“债务”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十年时间，十年之后中国将开始为提前享受的“红利”偿还“债务”。中国在收获人口转变“红利”的同时，准备好了应对人口转变的不利后果――快速老龄化的挑战了吗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曾经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使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减缓，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连续多年低于1％。与此相对应，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19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到现在已降至21％左右。中国人口增长占世界人口增长总量的比例已由1980年后期的19．3％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
抚养比下降：人口转变的“红利”
中国人口快速转变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这样一种有利的人口环境：随着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实施所导致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快速上升，抚养比例（0～15岁的孩子和65岁的以上的老人占16～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进入最丰富的时期。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经济起飞无一不对应着一个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丰富的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丰富的人口结构不仅意味着劳动力负担较轻，同时还意味着较高的储蓄率和较强的社会需求，这样一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就类似于一种“红利”。如果把抚养比的下降看成是一种经济发展的“红利”，这样算来，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享受了20多年的人口“红利”。但不幸的是，人口“红利”时期似乎很快就要结束。据预测，总抚养比会在2013年时达到其最低点，然后开始上升，并且这种上升的趋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加速趋势。2013的总抚养比为38．77％，这意味着近三个劳动力人口抚养一个人，这一年将是中国历史上劳动力负担最轻的一年。因此，从现在开始的今后十年，是中国劳动力存量最丰富的时期，也是中国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最为有利的时期。换句话说，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十年时间，十年之后中国将开始为提前享受的“红利”偿还“债务”。
为人口“红利”偿还“债务”
如果说人口转变的“红利”主要来自于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上，那么其“债务”则来自于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上。同样是被抚养人口，少儿和老人具有非常不同的经济学含义。从生命周期来看，孩子正处于生命周期的开始，抚养孩子的成本不仅对于家庭而且对于社会来说都近似于一种“投资”，而老年人则处于生命周期的结束，抚养老人的成本完全是一种成本，是一种“净”消耗，这些成本或者负担永远也不可能再被收回来。因此，抚养孩子和抚养老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激励机制。
从抚养者的角度来看，孩子主要由家庭抚养，老年人则不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受到削弱，社会化养老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抚养老年人将成为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其成本必须由社会所集中承担。老年抚养比上升将加大社会负担，极大地削弱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并对社会的保障体系提出严峻的挑战。
中国在收获人口转变“红利”的同时，准备好了应对人口转变的不利后果――快速老龄化的挑战了吗？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历史上所面对的都是人口过多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出现过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随着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和老龄化程度的加速，中国会在有朝一日出现劳动力短缺吗？换句话说，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
“未富先老”的挑战
其他国家都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未富先老”。
如果我们无法在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建立起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那么，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到来就意味着老龄化的危机。
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同时也是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接近7．0％，2002年底则为8．2％。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已经跨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预计到2017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来看，虽然中国目前还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但老龄化的速度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最快的，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国际上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就步入了所谓的老龄化社会或者说老年型国家，达到14％以上则称为老龄社会和老年国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一般以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增长到14％所用的时间来表示。以此测算，英国花了45年，瑞士50年，美国65年，法国115年。作为后起发达国家的日本，在1970年时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其老年人口比例从7％增加到14％仅用了24年左右的时间，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从老龄化的速度来看，中国和日本不相上下。例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从7％上升到10％，日本用15年的时间，中国要用16年的时间；从10％上升到14％，日本用9年的时间，而中国要用大约11年的时间。中国不仅有着世界上最快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而且还有着世界上其他任何老龄化国家所没有的特点。一是中国老龄人口的规模庞大。例如，日本老龄化比例达到7％时，老年人口规模只有700万左右，老龄化比例达到14％时，老年人口规模也只有1800万左右。而中国目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就已经超过了9000万，2015年前后这一数字将超过1．3亿，届时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日本总人口数。二是中国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条件下实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都是“先富后老”，中国则是“未富先老”。例如，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在老龄化比例达到7％、10％和14％时的人均GDP为分别为1967美元、11335美元和38555美元?穴IMF?熏2003?雪。而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的2000年，人均GDP只有850美元；预计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会在2020年左右超过10％，届时中国的人均GDP预计也只能达到3000美元左右。因此，中国是在一个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而不得不提前面对一个相对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挑战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在不断弱化。人口的快速转变使得家庭结构和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1953年平均家庭规模为4．33人，1964年为4．43人，1982年为4．41人，1990年为3．96人和2000年为3．44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家庭的平均规模经历了一个剧烈的下降，在近20年的时间内家庭平均规模减少了一个人左右。同时，家庭结构也出现了核心化的趋势。在城市地区，家庭结构越来越趋于小型化和简单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城镇地区普遍流行“4－2－1”（四个老人、一对夫妇和一个孩子）的家庭结构，当独生子女长大婚嫁之后，不论选择什么样的居住方式，届时只会出现夫妻家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空巢家庭等，而不会再出现联合型的大家庭。家庭结构和规模的变化意味着家庭已经不可能同时也越来越难以承担起对养老的职能。
然而，中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结构导致城乡养老体系存在巨大差别。城镇老年人口主要以社会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而农村老年人口以家庭供养为主，社会供养为辅。但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对老年社会保障的需求都将不断地扩大，城乡分割的养老体系将无法满足这一日益扩大的需求状况。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陷入贫困。
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口老化高峰的至少前20年～30年，必须建立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进行足够的资金储备，以应付人口老化的高峰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上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将在2020年前后陆续进入老年阶段，届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会突然加速而逐渐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这样算来，我们的准备时间恰好有20年～30年时间。如果我们无法在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建立起适当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那么，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到来就意味着老龄化的危机。
养老保险改革踏上不归路
中国能否成功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取决于能否对这样两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一是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稳定和健康地增长，二是中国能否建立起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在中国城市，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处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过渡的转轨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养老是企业的责任，企业职工实行的是单一的养老保险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过去单一的养老保障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是目前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世界首创的养老金体制
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部分（或层次）组成。第一部分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部分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第三部分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可称为第一层次，也是最高层次。
在上述三种养老保险中，基本养老保险是作用最大、覆盖最广，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养老保险形式。从筹资方式上来看，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类养老保险模式，一类为现收现付制，另一类为完全积累制。我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社会统筹意味着养老金的现收现付制，而个人账户实际上是一种积累制的养老金，中国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养老金体制在世界上属于首创。从养老金的筹集模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一制度采用了传统型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筹集模式，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截至2003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15506万人，基金收入3680亿元，支出3112亿元，累计结余2207亿元。
将大多数人纳入养老保险体系
虽然中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在保障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和确保社会的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目前基本养老金的覆盖面还很低，它仅仅覆盖城镇中的部分人，参加养老保险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只有大约60％左右，农村人口基本上被排斥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根据美国战略与研究中心的报告，仅25％的中国劳动力，包括农村与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养老保险。作为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再分配制度，养老保险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安全。因此，今后的养老保险改革，必须尽可能实现广覆盖，从而让社会中大多数的人都能够享受制度的好处。
中国能否成功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取决于能否对这样两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一是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稳定和健康地增长，二是中国能否建立起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中国目前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最为丰富的时期，劳动力资源优势是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在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后变得更加明显。可以预见，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有可能会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制造业中心，从而让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通过物化为产品的形式实现在国际上的“流动”，为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应该说，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进程也将加快，中国完全有能力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体制，从而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都得到保障。
阅读背景
老龄化的中国与世界
老龄化不仅是中国人口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是世界人口变动的趋势。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步入了老年型人口国家的行列。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已经成为三个“老年洲”。1865年，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型人口国家。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共有22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或超过了15％，除了日本以外，全部为欧洲国家。整体上看，25年后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将从目前的15％上升到20％左右。
一般来说，在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有着净迁出人口（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更容易迁移）的社会?熏老年人口的比例就会较高。瑞士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熏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在世界上最高，达到18％左右。相反?熏在一个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以及有着净迁入人口的国家?熏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会较低。例如，非洲拥有世界上最低的老年人口比例?熏仅为3％左右。
人口最多的国家范文2
在1986～1990年间，非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大大超过世界人口1．7％的年均增长率），平均每年净增人口为1700万。据统计，1950年非洲人口仅有2．2亿，1980年即达4．3亿，在30年间大约翻了一番。到1990年底，非洲大陆人口已达到6亿，大约是1950年的2．8倍。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00年非洲人口将接近8亿，到2025年将达到16亿。
非洲人生育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据统计，非洲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为6．5个，而拉丁美洲妇女则生4个，亚洲3个，发达国家2个。肯尼亚妇女平均每人生8个孩子。
同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趋于老龄化形成鲜明对比，非洲国家的人口构成呈现低龄化趋势。据统计，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非洲总人数的50％，有些国家甚至高达70％，60岁上的人仅占非洲总人口数的5％。在今后十几年，随着更多的妇女进入育龄期，非洲将始终保持生育高峰，人口增长率将居高不下。
在非洲，除搏茨瓦纳、埃及、突尼斯、塞舌尔等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高于经济增长率，致使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目前，非洲大陆约有1／3人生活在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以下，28个国家被列为世界最穷国家。
人口的迅速增长还导致非洲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非洲人均占有可耕地面积由1965年的0．5公顷下降到1987年的0．3公顷。人口不断增长，对木料及燃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非洲每年约有380万公顷森林被毁，约占非洲大陆森林总面积的1．8％。由于乱砍滥伐、过度种植和随意放牧等原因，水土流失严重，气候反常，旱涝灾害不断出现，失去植被保护的地面不断扩展，沙漠化现象日益严重。据估计，撒哈拉大沙漠每年以六七千米的速度向南扩展。联合国环境计划署预计，从1975年到2000年，仅水土流失一项就将使非洲粮食产量下降25％，越来越多的人将处于饥饿状态。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将近50％的非洲人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大约55％的人喝不到干净的饮用水，35％的儿童营养不足。1990年，70％的非洲人至少得过一种疾病，目前，非洲人均寿命为53岁，是世界最低的。
现有的教育设施也远远不能满足人口猛增的需求。据统计，35％的国家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40％，整个非洲有20％的男孩和38％的女孩无法进入小学，中学的失学率更高。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最近估计，非洲大陆约有3．6亿文盲，占非洲总人口的60％，占全世界文盲总数的40％。
由于耕地减少，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带来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内罗毕、阿比让、达累斯萨拉姆等非洲城市的人口增长了7倍。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人口比1950年增加了16倍。据非洲经济发展中心预测，到2000年非洲国家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将达60个，而1950年只有1个。
城市人口极度膨胀使失业状况日趋严重，住房紧张，交通拥挤，水电、卫生、教育、商业以及其他设施无法满足要求。80年代以来，非洲失业率一直在40％左右,由于失业严重，抢劫、偷盗等犯罪活动猖獗，以至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人口最多的国家范文3
关键词： 发展中国家 人口控制 妇女就业 救助失学儿童
2004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上了关于我国人口总数的最新统计：2003年中国总人口达129277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1%。我国一直致力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取得明显成效。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低增长”仍意味着增长，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使我国人口增长即便处于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但在绝对数量上仍保持相当规模，所以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百花齐放”的控制方法下障掩的重重危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如何处理好人口控制问题呢？“计划生育”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我国也实施并总结了很多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以下便是对其中一些方法的实际效果分析：
1. 宣传攻势 我国的执政党在发展初期就一向特别看重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将宣传作为阵地来抓。可是时至今日，这种宣传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写满了诸如“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标语的残垣断壁不在少数，字迹斑驳的墙头上没准还爬着一些玩耍的超生的黑户孩子，这无疑是对这种宣传教育莫大的讽刺。这就是狭隘地将“宣传”理解为口号式或说教式的宣传而上演的一幕黑色幽默式的活话剧。
2. 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在经济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进行经济手段惩罚，应当惩罚多少又有了重新商榷的意义。譬如改革改开二十多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区位优势等各种原因先富起来，但是多少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未使先富起来的人的生育观也同步跟上其经济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地方，特别是深入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许多人还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为了养儿防老、为了增加劳动力使家庭的生活处境能够好一些，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就成为实现家庭梦想的一种手段。这两种情况造成了面对经济制裁时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富人不怕罚、穷人没钱可罚。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后果——都没有实现通过经济制裁控制人口增长的初衷。
3. 医疗技术手段 我国总体医疗技术水平一直以来都是稳步提高的发展趋势，这对一个正常的安定发展的社会来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就局部而言，医疗技术水平并不容乐观，这种严峻形势主要体现在医疗技术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上。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不仅医疗器械跟不上，连最重要的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医护人员都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如那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偏远地区贫困落后又非常闭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分布广泛并且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水平所限，还不足以保证所有地区医疗技术设备的整齐划一；另外一方面，对于人的因素来讲，从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讲，任何一笔投入都要寻求其产出回报，进行医疗技术知识方面的学习本身就是就要对自身进行一笔投资，而在穷困的偏远山区肯定要比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承担更多的投资回收风险；就算不考虑经济条件，而只从资源合理配置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面来讲，对于医疗卫生这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专业来说，没有相应的医疗卫生设施作为物质依托，即便对于拥有再高医术的医疗工作者都会有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就越缺少先进设备、越无法招揽人才，从而导致更加贫困落后。而与之相对应的，正是这些地方聚集了更多更需要医疗技术支持的人群，于是一个循环加深的尴尬就此凝固下来。
综上所述，在旧有的对控制人口的险隘观念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想在解决我国人口总量过多问题上有大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何摆脱困境，“发展”不失为一剂良药。
二、发展是控制人口的避孕良药
发展，这个我们常常会提的词汇，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它是在哲学中。当时，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发展属于变化的一种，而只有那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规律的向上的变化才是发展。基于这一定义，并结合我这里所探讨的人口控制问题，对于“发展”的内涵，我还要进一步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 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国人口规模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诚如前文人口普查统计报告中所显示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这就有必要将我国的人口数量区别为绝对的人口数量和相对的人口数量来讨论。绝对的人口数量属既成事实，故而不用多费笔墨，单就相对的人口数量而言，就可以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找到开源之道。直接这样下定论未免显得有些突兀，为了便于理解，首先要引出最佳人口规模这一概念。所谓最佳人口规模，也就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当非劳动资源供应不变时，能使人均收入最大化的规模。如果注意到概念中“在特定时期内”这一限定语就可以明白，最佳人口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在不同的时期，最佳人口规模的数量会有不同。而在非劳动自愿供应状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对最佳人口规模有所影响。
如图所示的是一国的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表示。P曲线是其静态模型，也就是在非劳动资源供应不便时，能使该国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为
A；
而当该国非劳动资源增多（如技术进步）时，使其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扩展到B。这种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是一个方面，但较为被动，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这样一来最佳人口规模是可以上升的。这也就打破了狭隘的认为“人越多收入水平越低”的旧有观念。就如同在积累的过程中，截流是一个方面，但开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控制人口”这一概念。
2. 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里是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句式，不过我所认为，这是的发展重点指经济发展。虽然共产主义一直是我们最为崇高的理想，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首先要以“经济人”这一假设为讨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故而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甘心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也难以体现我社会主义之优越性。衡量发展与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最直观的莫过于经济实力这把标尺。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把经济搞上去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综合经济方面观察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不难看出，我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分布及经济水平均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而工作的重点又在广大的农村。拨茧抽丝之后，我们理出了这样一条脉络——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农村的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问题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就业是控制人口的即期问题；而关注失学女童关乎控制远期的人口控制。
在2004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曾提到：国家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以及在工作场所受到特殊劳动保护。但这些保障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只是最基本的，因为与城镇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在教育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几千年来相夫教子的思想传承，常年围惯了锅台，如何走出门去成为十足的大问题。农村妇女就业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或单一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女性劳动者，成为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被淘汰的群体。因而，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确立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成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关键，竞争不同情弱者，就业不认性别；大力发展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事业，促进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增强女性就业竞争力的基础；承认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实施补偿政策是保护女性劳动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妇女就业的有力保障：根据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实施阶段性就业和灵活就业等等。
关于失学女童的妥善处理问题前面已经对其重要性加以说明了，如果失学女童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必将成为未来人口泛滥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即便其还没有进入育龄期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在此方面，我国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着手，“春蕾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1994年，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亿万爱心献春蕾”活动（简称春蕾计划），其宗旨是救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使她们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女性。这一活动的倡导得到党和国家及省领导的亲切关注。江泽民、李鹏为“春蕾计划”题词是“扶持女童入学，利国利民利家”、“实施春蕾计划，发展女童教育”。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十年间，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全国各地已收到捐款2.2亿元， 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开办了女童班，累计救助失学女童75万人次。但这对于茫茫失学女童的人海和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三、总结
总而言之，控制人口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把握好农村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这两项关键，佐之“发展”这剂良药，人口膨胀这一阻碍我国发展的症结必将根除！
参考文献：《发展经济学》齐良书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当代农村妇女问题概况》 石巧兰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
2003年《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人口最多的国家范文4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妇女就业救助失学儿童
2004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上了关于我国人口总数的最新统计：2003年中国总人口达129277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1%。我国一直致力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取得明显成效。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低增长”仍意味着增长，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使我国人口增长即便处于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但在绝对数量上仍保持相当规模，所以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百花齐放”的控制方法下障掩的重重危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如何处理好人口控制问题呢？“计划生育”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我国也实施并总结了很多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以下便是对其中一些方法的实际效果分析：
1.宣传攻势我国的执政党在发展初期就一向特别看重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将宣传作为阵地来抓。可是时至今日，这种宣传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写满了诸如“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标语的残垣断壁不在少数，字迹斑驳的墙头上没准还爬着一些玩耍的超生的黑户孩子，这无疑是对这种宣传教育莫大的讽刺。这就是狭隘地将“宣传”理解为口号式或说教式的宣传而上演的一幕黑色幽默式的活话剧。
2.经济制裁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在经济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进行经济手段惩罚，应当惩罚多少又有了重新商榷的意义。譬如改革改开二十多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区位优势等各种原因先富起来，但是多少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未使先富起来的人的生育观也同步跟上其经济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地方，特别是深入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许多人还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为了养儿防老、为了增加劳动力使家庭的生活处境能够好一些，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就成为实现家庭梦想的一种手段。这两种情况造成了面对经济制裁时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富人不怕罚、穷人没钱可罚。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后果——都没有实现通过经济制裁控制人口增长的初衷。
3.医疗技术手段我国总体医疗技术水平一直以来都是稳步提高的发展趋势，这对一个正常的安定发展的社会来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就局部而言，医疗技术水平并不容乐观，这种严峻形势主要体现在医疗技术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上。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不仅医疗器械跟不上，连最重要的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医护人员都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如那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偏远地区贫困落后又非常闭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分布广泛并且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水平所限，还不足以保证所有地区医疗技术设备的整齐划一；另外一方面，对于人的因素来讲，从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讲，任何一笔投入都要寻求其产出回报，进行医疗技术知识方面的学习本身就是就要对自身进行一笔投资，而在穷困的偏远山区肯定要比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承担更多的投资回收风险；就算不考虑经济条件，而只从资源合理配置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面来讲，对于医疗卫生这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专业来说，没有相应的医疗卫生设施作为物质依托，即便对于拥有再高医术的医疗工作者都会有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就越缺少先进设备、越无法招揽人才，从而导致更加贫困落后。而与之相对应的，正是这些地方聚集了更多更需要医疗技术支持的人群，于是一个循环加深的尴尬就此凝固下来。
综上所述，在旧有的对控制人口的险隘观念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想在解决我国人口总量过多问题上有大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何摆脱困境，“发展”不失为一剂良药。
二、发展是控制人口的避孕良药
发展，这个我们常常会提的词汇，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它是在哲学中。当时，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发展属于变化的一种，而只有那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规律的向上的变化才是发展。基于这一定义，并结合我这里所探讨的人口控制问题，对于“发展”的内涵，我还要进一步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国人口规模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诚如前文人口普查统计报告中所显示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这就有必要将我国的人口数量区别为绝对的人口数量和相对的人口数量来讨论。绝对的人口数量属既成事实，故而不用多费笔墨，单就相对的人口数量而言，就可以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找到开源之道。直接这样下定论未免显得有些突兀，为了便于理解，首先要引出最佳人口规模这一概念。所谓最佳人口规模，也就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当非劳动资源供应不变时，能使人均收入最大化的规模。如果注意到概念中“在特定时期内”这一限定语就可以明白，最佳人口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在不同的时期，最佳人口规模的数量会有不同。而在非劳动自愿供应状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对最佳人口规模有所影响。
如图所示的是一国的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表示。P曲线是其静态模型，也就是在非劳动资源供应不便时，能使该国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为
A；
而当该国非劳动资源增多（如技术进步）时，使其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扩展到B。这种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是一个方面，但较为被动，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这样一来最佳人口规模是可以上升的。这也就打破了狭隘的认为“人越多收入水平越低”的旧有观念。就如同在积累的过程中，截流是一个方面，但开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控制人口”这一概念。
2.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是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句式，不过我所认为，这是的发展重点指经济发展。虽然共产主义一直是我们最为崇高的理想，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首先要以“经济人”这一假设为讨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故而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甘心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也难以体现我社会主义之优越性。衡量发展与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最直观的莫过于经济实力这把标尺。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把经济搞上去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综合经济方面观察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不难看出，我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分布及经济水平均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而工作的重点又在广大的农村。拨茧抽丝之后，我们理出了这样一条脉络——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农村的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问题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就业是控制人口的即期问题；而关注失学女童关乎控制远期的人口控制。
在2004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曾提到：国家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以及在工作场所受到特殊劳动保护。但这些保障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只是最基本的，因为与城镇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在教育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几千年来相夫教子的思想传承，常年围惯了锅台，如何走出门去成为十足的大问题。农村妇女就业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或单一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女性劳动者，成为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被淘汰的群体。因而，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确立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成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关键，竞争不同情弱者，就业不认性别；大力发展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事业，促进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增强女性就业竞争力的基础；承认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实施补偿政策是保护女性劳动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妇女就业的有力保障：根据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实施阶段性就业和灵活就业等等。
关于失学女童的妥善处理问题前面已经对其重要性加以说明了，如果失学女童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必将成为未来人口泛滥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即便其还没有进入育龄期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在此方面，我国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着手，“春蕾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1994年，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亿万爱心献春蕾”活动（简称春蕾计划），其宗旨是救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使她们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女性。这一活动的倡导得到党和国家及省领导的亲切关注。、为“春蕾计划”题词是“扶持女童入学，利国利民利家”、“实施春蕾计划，发展女童教育”。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十年间，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全国各地已收到捐款2.2亿元，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开办了女童班，累计救助失学女童75万人次。但这对于茫茫失学女童的人海和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三、总结
总而言之，控制人口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把握好农村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这两项关键，佐之“发展”这剂良药，人口膨胀这一阻碍我国发展的症结必将根除！
参考文献：《发展经济学》齐良书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当代农村妇女问题概况》石巧兰山东人民出版社
人口最多的国家范文5
关键词： 城市规划
一、城市和城市化的产生
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少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了小集镇和城市，这一变化称为“城市革命”。世界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今伊拉克境内，沿幼法拉第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岸而立。按现代的城市标准来说当时的城市很小，但与以前人类定居点相比，则是很大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邬沧萍在其著《世界人口纲要》中指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是位于死海北岸的古里乔，距今9000年左右。亚当斯（Adams R.M.）在其《城市的进化》一书中记述，大约公元前1000年，由于铁的使用，社会交通大为改善，生产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开始慢慢加快，公元几个世纪前，欧洲的雅典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城邦，而罗马到公元2世纪，已拥有百万居民，成为罗马这个地跨亚、非、欧的国家的中心。
随着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开始，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城市化进程速度迅速加快。在公元2世纪还只有3万人的伦敦，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其人口猛增至100万人；1700年，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英国居民在城市里生活，到1900年，大多数英国人都成了城里人。农业和交通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和新商路的开通，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提高，这些都为这时期城市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3％。1900年上升为13.6％。
二、世界城市化进程
有关城市化水平的数据在大约1800年后才出现，估计 1800年世界人口约为9.06亿，其中大约2.17亿（24％）的人口生活在拥有两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中，大约2％的人生活在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里。1850年，世界人口大约增长30％，拥有2万规模人口以上的城市人口比重增长了132％，大城市的人口比重增长了76％。在1900年-1950 年期间，大城市人口增长率达到254％。与此同时，城市化在世界各个地区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性。
1.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
18世纪60年代产业革命的发生，使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而工业生产的集中促使了城市化的发展。进入19世纪以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明显加快，村镇向城镇发展，小城镇向城市化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大多发达国家已经过了城市化的初始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据《1989世界发展报告》显示，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均在 80％以上，其中英国已达92％、比利时为97％、澳大利亚为86％、荷兰为88％、丹麦为86％。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1995年，伦敦大约有700万人口，在1998年，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9％。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有78％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的发展过程长短不一，形成发达国家之间城市化发展时间不一致现象。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城市化进程最早，发展最广泛，从1760年开始到1851年，90年间，英国城市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50％，而当时世界人口中，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6.5％。而到1921年，其城市化水平已达77.2％。
当西欧城市化进程发展了很长时间后，美国还是一个乡村国家。在1860 年-1920年间，美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实现了其高度城市化。1860年，其城市人口不到20％，到1920年其城市人口已超过了全国的一半以上。美国的东部地区，包括纽约、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等，工业化较早，是美国最早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地区。美国1790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当时5％的城市人口聚集在美国的东海岸。二战期间，国防工业的快速增长，使西部城市迅速得以发展。80年代城市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是南部的弗罗里达、得克萨斯和亚利桑大几个州。东北地区城市化则减慢。近十年的城市人口增长，90％发生在南部和西部，表明了其人口向美国南部，西部边陲地区流动的趋势。现在美国十大城市中有六个位于该地区。加拿大的城市化发展与美国相类似，当美国的城市人口大规模集聚在东海岸和西海岸时，加拿大的城市人口则集聚在南部的边境地带。目前，据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美国和加拿大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是77％。
日本的城市化进程，虽然比一些西方国家晚百余年，由于其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已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1920 年，日本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8％，但是，到二战后的1955年其城市人口比重上升为58％。根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目前其城市人口比重为79％。根据联合国社经资料与政策分析部人口司资料显示，1994年东京总人口为2650万，在世界超大城市中保持领先的位置。从1970年以来，东京一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2015年。
在大洋洲国家中，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总人口最多，它们基本反映了该地区的城市化状况。1994年两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0％。2000年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澳大利亚城市人口比重为85％。大洋洲地区的特点是没有一座城市总人口超过500万，总人口在100万-500万的城市由1950年的2座增加到2000年的6座。
在近几十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又出现了一种逆城市化的现象，也有人称之为郊区化或反城市化。其主要表现为大城市人口明显减少、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及更远的乡村地区迁移、更多的人口集居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很多的工业企业也纷纷离开城市，向中小城镇及乡村地区转移，中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区域不断扩大。逆城市化现象首先开始于北欧和西欧，随后在七八十年代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如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其中在西欧和美国表现较为突出。在60年代，美国全国6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人口减少了140万，50-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从20个减至16个。这16个大城市人口总数也减少220万，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2.2％降到9.7％。纽约市的人口减少了36.6％。在70年代和80年代间，许多城市包括布法罗、克利夫兰、底特律、新奥尔良、匹兹堡和圣路易丝等，总人口都呈下降趋势，其中有些城市在这期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负数。在60年代，英国伯明翰的人口减少了 8％，伦敦的人口减少了54万。在1970年-1985年间，伯明翰、利兹、伦敦和曼彻斯特人口增长率为负，在1985年-1995年期间，其总人口也基本没有增加。从1970年-1985年期间伦敦人口负增长率超过1％，共减少了125.9万人，从而失去其大都市的称号。在其他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其现有资料表明，这一现象仍在进行当中。
逆城市化的主要原因是：首先，由于经济的发展，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电子通讯业及交通业的高度发展，使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化社会。另外，由于经济和其他活动大量向城市聚集，造成城市的拥挤和环境的恶化。于是大城市中的富人首先开始离开城区，搬到生活和条件好的郊区。随后中产阶级和大城市中心区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也搬到郊区。最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也是城市人口减少的一个原因。
2.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和发达国家城市化相比，发展中国家起步晚，历史短。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曾为殖民地，18 世纪60年代的产业革命对其影响很小。二战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较为缓慢。有资料表明，从1800年到193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只由3000 万人增加到1.35亿，而农村人口却由6.7亿增加到11.67亿。自195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有关资料表明，1950年-1985 年3年间，城市人口比重也由17.3％增加到31.7％。而且仍以相当高的加速度发展。
在亚洲，和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中的城市化进程也显出很大的地区差异。以中国为例，建国后几十年，由于种种原因城市化进程一直非常缓慢。1978 年，中国结束了其计划经济时代，才开始了一条类似美国、德国和英国在18、19世纪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城市化步伐随之加快。1978年，还只有不到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1995年上升到29％。而今，城市人口比重已上升为31％。根据世界银行预测，今后十年间，中国将迅速发展为一个工业社会，中国的城市人口在未来也将成倍增长。由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1999年中国城市已经达到了666个，比1980年增长了三倍，其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75个，中等城市192个，小城市399个。中小城市进入发展最快时期，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城市将会达到800个左右。根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其他国家如印度的城市人口大约是28％、越南是20％、菲律宾是5了％、马来西亚是56％、土耳其是61％、中亚地区是66％。韩国由于其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就达到了80％的城市化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一样，近二、三十年来都保持了相当高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目前资料显示，在玻利维亚，大约只有61％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而阿根廷是89％，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达到91％。中美洲国家的城市人口处在45％-60％之间，其城市化程度明显低于南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75％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
和世界上其他区域相比，非洲的城市化进程要慢了许多。1856 年，非洲有2万人口以上的城市9个，6万人口以上的城市3个。大多分布在近海的地方。1990年，非洲城市人口只占25％。而且非洲内部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差距十分明显。以1995年城市化水平为例，东非城市人口比重占21％，中非占33.2％，北非45.9％，南非 48.1％，西非占36.6％。非洲较大的城市有开罗，其人口为1100万，其次是阿尔及尔270万、开普敦240万。非洲国家共同的特点是都只拥有一个以出口为主的、面向国际市场的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与亚洲、南美洲相比，其城市人口增长率具有更高的水平。
人口最多的国家范文6
基于对1900年以后历次物价上涨的统计,可以发现,2003-2008年间是全球商品价格上涨幅度最大、周期最长、涉及面最广的时期。该时期商品价格上涨非常罕见的由供给和需求两方共同驱动。
虽然截至目前能源和金属价格涨幅最大,但农产品价格却是结构性上涨的最佳见证者。由于一些新的日渐强劲的影响因素正逐渐作用于食品供需双方,使得它的供求关系因流动性而充满了不确定性,于是食品供给链上的微小扰动就可以触发新一轮价格上涨。
即使近期数据证实2010年下半年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但今年俄罗斯的干旱以及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洪灾(三者均是世界十大小麦生产国之一)推动了全球小麦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今年6-8月份小麦价格已经上涨50%。
小麦价格的飙升可以归因于恶劣天气,但接近20年高位的肉类和糖类价格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野村研究人员深入分析了全球食品供需的基本面情况,并且得出食品价格即将在未来多年出现结构性上涨的结论。
之所以作出食品价格结构性上涨的预测,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上发展最快、人口最多的经济体的食品需求逐步增加。这些经济体的国民饮食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趋向于高卡路里摄入。大多数经济模型都严重低估了未来粮食需求的增长,因为他们不但未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更未能考虑同样是在这些国家发生的收入不平等扩大现象。
需求方面
刺激食品价格上涨的两个首要因素是人口和收入增加。
世界银行2009年的一份报告预测,自2000年至2015年世界人口增长将从年均1.2%的涨幅放缓至0.8%,而人均财富的增幅将由年均1.8%略微下调至1.7%。由于判断人口和收入没有显著增加,世界银行认为食品价格不会上涨。
世界银行以及其他一些机构在做预测时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收入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庞大经济体――中国和印度――持续飞速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现象,以上两者相叠加,那么食品需求的预期将发生巨大改变。
世界银行报告认为对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最高的“甜蜜点”发生在人均国民收入不到3000美元的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越过3000美元,对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开始下降。
但多数以往研究都低估了这个水平线以下的总人口,因为他们忽视了收入不平等,特别是在那些迅速发展且人口最多的经济体。被忽视的还有这些国家的饮食结构变化,即他们偏向于摄入更高的卡路里。
和其他商品相比,收入增加时,低收入人群对食品需求的变化更明显。所以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的高点在低收入阶层。
在发达国家,食品需求增加往往是由人口增加,而并非收入增加导致。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者会把多余的钱用到耐用品及服务(包括减肥项目)而非食品上。
低收入国家(世界银行规定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收入每增加10%,粮食消费增加6%。而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时,收入弹性持续下滑。达到12000美元后,弹性值接近于零,这部分人群不会再因为收入的增加而消费更多食品。
从上20世纪80年代至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占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亚洲地区(除日本)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收入不平衡现象。
对于收入,中值(前50%人口和后50%人口的年收入分界线)比均值更有说服力。亚洲地区的收入并没有呈现出正常的正态分布,而是偏向分布(见表),所以均值并不等于中值,而是高于中值。
世界银行预测食品价格时,假设亚洲地区(除日本)的30亿人口中,一半处于人均国民收入均值(2009年是2985美元)以下。我们认为,由于收入偏向分布,该地区73%的人口处于人均国民收入均值以下,因此该数字不是15亿人,而是22亿人。
以上是需求被低估的最主要原因。此外,有利于需求的因素还包括:
高卡路里摄入
中高收入人群(人均国民年收入在4000美元至12000美元之间)对肉类和乳制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高于谷类。随着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国民收入的增加伴随,他们偏向于摄入更高的卡路里。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的预测显示,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肉类消费将增加65%,而发达国家仅增长16%。而肉类和乳制品需求的增加对谷物和水需求有巨大的乘数效应,因为平均来说,每花费3公斤的粮食和1.6万升水才能生产出约1公斤的肉。
发展中国家或将转型为粮食进口国
虽然目前几个亚洲人口大国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但由于没有给予粮食供给方――农民――足够的激励,这些国家有逐渐转变为粮食进口国的风险。中国近年来成为黄豆的进口大国,七月份中国进口糖和玉米的数量一举创下了十年新高。
供给方面
食品等式中的供给一方受到各种限制,减少了粮食产出。这包括农业生产率增长水平低下;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而逐渐造成可用耕地的减少;生物燃料的广泛使用等。全球气候变暖和水资源缺乏日益严重等问题也让供给更加不确定。
价格与供求关系的正反馈
随着各类大宗商品金融属性的增加,反馈循环也发挥着更加强大的作用,2007-08年粮价暴涨的最大教训就是,食品价格上涨可以快速向全球传导,并因此带来农业保护主义、农产品投机、以及与油价的紧密联系,而陷入恶性循环。
有证据表明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互为因果的关系在增强,一些证据还表明贸易保护主义和市场投机也助长了2007-08年食品价格的飙升。
贸易保护主义
政府干预政策和贸易保护行动会扰乱该市场正常的价格信号,并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严重、不可预知的后果。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会随着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日渐深远。
在2007-08年的粮食价格暴涨中,部分较贫困国家就实行了粮食限价,削减进口关税以及完全禁止粮食出口等调控措施。
但事与愿违,这反而刺激了食品价格上涨持续的范围和时间,因为这浇灭了生产者提高粮食供给以及消费者配给粮食需求的诱因。用经济学家们的话讲,食品供给和需求的价格弹性降低了。
2010年8月5日,由于干旱造成减产,为了保护本国消费者,俄罗斯政府下令禁止出口本国小麦,小麦价格当天随即上涨8%,一举达到两年的高点。
投机与囤积
商品交易市场为了规避风险向交易者提供一些避险工具,以对冲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但是也有一些投机客和机构投资者游弋其中。
不确定性
天气是影响粮食产出的最大因素,不确定性无疑首先来自气候变化。例如,气象学家警告,以历史作为参考,一场非常严重的厄尔尼诺事件即将来临。另外两项是:
弱势美元
对于一些大的食品出口国来说,美元急剧贬值会减少每单位粮食产出换算成本国货币的收入。为这些国家增加粮食库存和减少粮食供应提供了诱因。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食品进口国来说,美元贬值则降低了其进口粮食换算成本国货币的成本,为这些国家增加粮食需求提供了诱因。这种全球范围内的供给减少和需求增加的组合,给粮食价格增添了压力。
油价上涨
由于化肥和政策性生物原料的使用,食品价格对油价日益敏感。
发展中国家日渐上涨的收入驱使食品价格和油价双双上涨,并且两者间的反馈循环正在加强。由于农业生产机械化,世界范围的城镇化,食品生产更加依赖于机械、灌溉系统、交通及冷藏运输等趋势,食品价格对能源价格的敏感程度加深了。
食品价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究竟多大幅度的食品价格上涨能影响宏观经济以及金融市场价格?这种影响会如何摧毁哪些食物大多依靠进口,并且国民个人收入中有相当大比重用于购买食物的贫穷国家呢?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可能会经历如下风波:GDP急剧下滑、CPI激增、财政收入受重创、利率提高、本币贬值,以及信贷市场风险溢价的扩大。另一方面,那些富裕的纯食品出口大国则会从中受益。
各国所受影响的差别
粮价的实质性上涨对各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差别很大,这取决于他们是不是:
一、农业生产大国;
二、食品纯进口亦或出口大国;
三、以人均GDP来衡量的穷国或富国。
对于一个粮食大多靠进口的穷国来说,贸易环境恶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对于粮食依靠进口的富国来说,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对少些。相比较而言,粮食出口富国会在粮价上涨中受益。
全球范围而言,粮价上涨无论在国际间还是在各国国内,从社会公平角度而言,对收入的再分配是不利的。因为最受伤害的往往是那些最穷的国家,这加剧了贫困以及收入不平等现象。
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粮价上涨对宏观经济最明显的影响。相对于发达国家,这种影响对那些食品占CPI权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更为明显。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CPI中的食品权重约为10-20%,中国约占三分之一,印度46%,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如尼日利亚、越南和孟加拉国此项比重占到50%以上。
食品价格的持续飙升将加强通胀预期,这会促使工人为了应付食品价格上涨而提出加薪要求,从而掀起工资与物价的螺旋式上涨,导致新一轮的通胀。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往往不够独立,而非可靠的通胀斗士,这种由食品价格上涨释放的通胀预期在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普遍。
在某一经济体内部,粮价上涨提高了那些农村家庭的收入,却减少了城市家庭用于购置非食品货物的预算,尤其对城市贫困家庭的影响巨大。
总结
总体而言,食品价格上涨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分为以下四类:
一、严重负面影响:低收入的纯粮食进口国。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食品价格上涨是双重打击,以恶化其贸易平衡,而且损害其家庭消费的方式拉低本国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预计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城市人口将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购买食物。高粮价降级了这部分人群的购买能力,成为贫困,动乱,乃至政治局势紧张的潜在诱因。
二、中度负面影响:低收入的纯粮食出口国。乌克兰,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是低收入国家,但也是相对的粮食生产大国及纯出口国。粮价上涨对粮食贸易的正面影响是提高了农业部门的工资,就业率以及用于农业的投资,以引领第二轮的经济增长,从而部分抵消了对于本国城镇家庭消费的负面影响。
三、轻度负面影响:高收入的纯粮食进口国。卢森堡和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0美元,但是由于本国耕地面积狭小,粮食几乎全部要靠进口。粮价上涨会导致其贸易平衡的恶化,但是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却相对温和,因为食品消费占其家庭收入的比重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