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情诗范文1
“绿叶素荣，分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这是屈原在《九章・橘颂》中所吟颂的橘的形象。此时的屈原因受排挤而遭流放，内心苦闷可坚贞不屈，满腔愤怒却仍心系楚国。你看那橘：碧绿的树叶繁盛茂密，洁白的花朵惹人喜爱，圆满的果实明光灿烂。这样美好的橘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它秉性不移，只生长在南国（楚国），不长于北方；它的根深深地牢固地扎在土中，遗世独立，决不随波逐流。这哪里是在写橘树，这简直是作者在以美好的橘树自比，是他“不能变心以从俗”的刚正不阿、矢志不渝的伟大人格和高尚志节的写照啊！
梅花，历来有古雅清逸的名士之誉。你看，万花凋谢，冰封雪飘，“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梅花》）阵阵清香，沁人心脾，曾有多少风流雅士对之心仪，为之倾倒。据《梁书・何逊传》载：南朝梁诗人何逊在任扬州法曹时，官署后有梅花一株，他常在梅树下赋诗。后迁居洛阳，思念梅花而不得见，因请求再到扬州任职。到扬州之日，梅花盛开，何逊邀请名士饮酒赏梅。南宋诗人张道洽有梅花诗三百余首，其《吟梅》诗云：“村墅苔为径，茅檐竹作篱。神清和月写，香远隔烟知。老树有余韵，别花无此姿。诗人风味似，梦寐也应思。”诗人对梅花的仰慕之情，何等殷切，连做梦都在思念。更有甚者，曾写下千古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北宋诗人林逋，一生不趋荣利，隐居西湖孤山二十年，不入城，不娶妻，植梅养鹤，因而有“梅妻鹤子”之谓，为古代诗坛留下了一段虔诚而浪漫的佳话。在这里，梅花不仅成为古代名士群体仰慕的对象，而且成为他们个人理想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将梅花与诗人的人格形象融为一体的当推南宋诗人陆游。他一生酷爱梅花，曾作《梅花六绝》，有“小亭终日倚栏杆，树树梅花看到残”和“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之句，诗人对梅花的痴迷之情跃然纸上。尤其是他的《卜算子・咏梅》词：“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更让人感受到诗人在遭遇排挤、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时孤傲清高的情怀，成为托物抒情诗中的极致。
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喜爱。屈原在《离骚》中就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佳句。究其原因，恐怕在于那耐寒傲霜的品格。“如端人，独立凌冰霜……高情守幽贞，大节凛介刚。”（陆游）许多诗人从的品格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和价值取向。晋代大诗人陶潜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做彭泽令时，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解职归田，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生活，怡然自乐。他在一首咏菊诗中写到：“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对傲霜倔强的品格作了高度评价，使后人赏菊，也得到很好的启示。为此，人们便不自觉地将他和联在一起，目睹，则心想陶令。
“芙蓉初出水，桃李忽无言。”荷花，亭亭玉立，高洁脱俗。在它面前，妖桃艳李也会自愧弗如。的确，荷花点染的湖光水色，分外秀丽。盛夏时节，碧叶覆水，红花映日，令人流连忘返。南宋杨万里脍炙人口的诗句云：“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而雨后斜阳，花苞湿润晶莹，珍珠似的水滴随着荷盖的摇曳而闪烁滚动，那更是清丽动人了。当秋风萧瑟，荷叶虽已衰败，但诗人李商隐却还有“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情趣呢！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里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从此，荷花赢得了“花中君子”的美誉，为世人所推崇，并成为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的象征。
“奇花照眼一时红，修竹虚心万年绿。”潇潇翠竹，无牡丹之富丽，也无青松之苍劲，更无桃李之妖艳，可是它刚强正直，宁折不屈。它“根生大地，渴饮甘泉，未出土时便有节；枝横云梦，叶拍苍天，及凌云处尚虚心”，历来被视为中华名族传统美德之化身。苏轼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可见其爱竹之深。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最是爱竹，他为人正直，气节刚劲，由于不满政府，鄙视逢迎，而寄情于竹。他画竹苍郁挺拔，“秀劲绝伦”，简直竹如其人。有首《竹石》题画诗，可看作是他为人的真实写照：“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另有《题竹》诗：“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唯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把翠竹写成敢于反抗的英雄，这又何尝不是在写他自己呢？
古代情诗范文2
诗歌表情达意往往是含蓄的，常常是用意象来增加诗歌的韵味的。我们在欣赏诗歌时，若能置身诗境，通过联想和想象设身处地地去体会揣摩作者的感情，就等于拥有了打开古诗词“大门”的一把钥匙。用“置身诗境，缘景明情”的方法来理解古代诗歌，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由“象”到“意”，反观诗人寄托于“象”上的“意”
意象是寄托作者情感，构成诗歌意境的客观物象。如果要理解诗歌中蕴涵的感情，参透诗歌的意境，那么我们就必须先把握意象，从形式入手，进而理解诗歌的内容。例如柳永的《雨霖铃》是一首写离别的词，写得婉约蕴藉。开头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引用了“寒蝉”“骤雨”这两个意象，它们都和离别的氛围相协调，暗合着感伤、离别的凄楚。因此，抓住“寒蝉”和“骤雨”这两个意象就可以初步感知这首词的感情基调了。
二、把握一些常见意象的寓意所在
诗歌中的意象有许多，不过一般来说，某种意象所含的寓意都已经约定俗成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因此，我们一看到某个意象就会想到它一般的意义了。比如“杨柳”这个意象，“柳”与“留”谐音，故此常用来传达怨别、怀远等情思。“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杨柳的依依之态和惜别的依依之情融为一体。当然，意象的含义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为了写作和抒情的需要，某些意象的内涵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一点需要注意。
三、理解诗歌的意境
所谓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象世界。对于读者来说，要品味、感受意境，首先要沉浸其中。应该暂时忘记周围的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想象的世界之中，得到美的享受。古人说过：“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能使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品味意境，我们要借助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经验，与诗人取得共鸣。比如，我们本来有过某种审美经验，然而那是模糊的、潜在的，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去表述它。忽然读到一首诗，说出了自己想说却说不出的话，于是置身诗境得到快慰。
四、发挥联想和想象，明确作者的感情
古人写诗时，通常运用含蓄、双关、象征等手法，明言此而意在彼，因此我们在赏析一首诗歌时，要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把自己放在诗歌的具体情境之中，体会诗歌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即我们要调动个人的感受和体验，把文字作为媒介和通道，还原诗人所作之境，体会诗人所抒之情。例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对神仙世界的想象，就给人美的艺术享受，而这种想象则含蓄地表达了李白现实生活的不如意。
【阅读训练】
闽中秋思
[唐]杜荀鹤
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声。
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景很有特色，请简要分析这两句是怎样写景的。
答：
2.诗人为什么说“只堪图画不堪行”？请简要分析。
答：
赋得暮雨送李曹
[唐]韦应物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
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
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
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请简要分析“楚江微雨里”一句的作用。
答：
2.本诗的颔联与颈联写景富有特色，请加以分析。
答：
清 明
[宋]黄庭坚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垅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①骄妾妇，士②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注]①出自《孟子 齐人有一妻一妾》，“祭余”是剩余的祭品。②指介之推。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这首诗的首联描写了哪两幅画面？分别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答：
2.诗歌的颈联主要运用了哪两种表现手法？有何作用？
答：
江城子
赋梅寄余叔良①
[宋]辛弃疾
暗香横路雪垂垂。晚风吹。晓风吹。花意争春，先出岁寒枝。毕竟一年春事了，缘太早，却成迟。
未应全是雪霜姿。欲开时。未开时。粉面朱唇，一半点胭脂。醉里谤花花莫恨，浑冷澹②，有谁知。
[注]①这首词是作者在江西带湖赋闲时所作。余叔良，辛弃疾的友人。②冷澹：清冷淡泊。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作者笔下的梅花有什么样的特点？
答：
2.从“醉里谤花花莫恨，浑冷澹，有谁知”中，你读出了作者怎样的处世态度？
答：
踏莎行
[宋]贺 铸
杨柳回塘①，鸳鸯别浦②，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③。
返照④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⑤语：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注]①回塘：环曲的水塘。②别浦：水流的叉口。③红衣：荷花的红色花瓣。芳心苦：指莲心有苦味。④返照：夕阳的回光。潮：指晚潮。⑤骚人：诗人。
阅读上文，回答下列各题。
1.此词咏荷，词上阕刻画的荷花具有怎样的特点？请简要分析上阕最后两句使用的艺术手法。
答：
古代情诗范文3
关键词：意象；登高；抒怀
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登高的情结，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为什么登高望远能引发诗人的诗情呢？所谓“观山则情满于山，临海则意溢于海”，古人是这样解释的：“登高临深，远见之乐，台榭不如丘山所见高也；平原广望，博观之乐，沼池不如川泽所见博也。”[1]
将登高与文学联系起来，始于孔子。“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2]从此，登临这一意象就在诗歌中多了起来，登高诗也成为诗歌一个很大的门类。“登高”大约可以分为登山、登楼、登台、登阁等几类，所传达的思想情感多为以下几种：
一、登高以抒发慷慨激昂的博怀
“魏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3]《观沧海》，表现的正是诗人经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
杜甫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向往，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同时，这两句诗还有更进一步的象征意义，表现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成为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而至今仍能引起我们强烈共鸣的原因，成为人们都喜欢登临高山征服自然的原因。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则表现积极进取的阔大意境。寥寥数语，把景色写得浩瀚壮阔，气魄雄浑，放眼宇宙之无限，寓寄哲理之深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被作为追求理想境界的座右铭，遗芳千古。
二、寄寓离乱之悲和忧国之思
《易传》有云，“登高远望，使人心瘁。”沈约《临高台》中说：“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愁”，何逊《拟古》中云：“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愁怅。”范仲淹《苏幕遮》中云：“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为什么会这样？孔子早已给出了答案，“登高望下，使人心悲。”[4]但凡内心有所郁结，或怀国，或思乡，或念人，或叹老，登高望远，正好勾起胸中郁气，借机倾吐，暂时释怀。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多少江南游子靠遍了栏杆。萧萧秋风，迢迢江水，多少骚人迁客充满了无奈。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5]陈子昂这首短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成为历来传诵的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里的古人是指古代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前代的贤君既不复可见，后来的贤明之主也来不及见到，自己真是生不逢时；当登台远眺时，只见茫茫宇宙，天长地久，不禁感到孤单寂寞，悲从中来，怆然流泪了。本篇以慷慨悲凉的调子，表现了诗人失意的境遇和寂寞苦闷的情怀。这种悲哀常常为旧社会许多怀才不遇的人士所共有，因而获得广泛的共鸣。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6]少年时代，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愁情”，他是“爱上层楼”，无愁找愁。这说明，古人每当有愁绪的时候，往往要登高发泄。词的下片，着重写自己现在知愁。作者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世阅历渐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他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恢复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职闲居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
三、朋友酬唱
古代交通信息不发达，登高正好送别和怀念亲友。远离故土飘泊在外，自然思念家乡。“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7]
“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8]
“相望”表明了对张五的思念。由思念而“登万山”远望，望而不见友人，但见北雁南飞。诗人的心啊，似乎也随鸿雁飞去，消逝在遥远的天际。雁也看不见了，而又近黄昏时分，心头不禁泛起淡淡的哀愁。
四、表现男女相思
因为距离上的遥远，所以要登高；因为登高不见，所以更能体现二人情感上的近。这样，登高这一意象就成为男女相思的特设环境，也是作者表现这一主题强有力的道具。有的是对远去情人的思恋；有的是对一段销魂往事的追忆；还有的是借男女相思来抒发所思不得的失意，即理想受挫、功名无就的苦衷。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9]
作者借助登楼的意象，写闺中对陌上游子的深切思念：一位衣宽体瘦的女子独倚危栏，凝视远方的双眸，注满了脉脉的眼泪，缠绵深切的思绪，紧锁在眉间，又深埋在心里。这一凄苦的形象深深地触动了读者，更深深地刺痛了诗中的行人，赶紧一句劝慰，“楼高莫近危阑倚”，体现了深情的体贴和关怀。也是思妇既希望登高眺望游子踪影又明知徒然的内心挣扎。
最后两句不但写出了楼头思妇凝目远望、神驰天外的情景，而且透出了她的一往情深，正越过春山的阻隔，一直伴随着渐行
渐远的征人飞向天涯。行者不仅想象到居者登高怀远，而且深入到对方的心灵对自己的追踪。如此，情意深长而又哀婉欲绝。
参考文献：
[1]《韩诗外传》卷五. [2]《韩诗外传》卷七.
[3]萧绎《金楼子・兴王》. [4]《孔子家语・致思》.
[5]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6]辛弃疾《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7]柳永《八声甘州》.
古代情诗范文4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200503
【原刊页号】97～100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601
【作 者】刘忠
【作者简介】刘忠，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浙江行政学院文化所副教授。（浙江 杭州 310012）
【内容提要】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先后出现三次高潮：《诗经》时期、汉魏六朝时期、唐代中晚期。进入20世纪，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爱情诗经“湖畔派”诗人的倡导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走了一条不同于古典形态的开放、自觉道路。
【摘 要 题】思潮与流派
【关 键 词】爱情诗/古典形态/现代分野/《诗经》/《湖畔》
【正 文】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历史上先后出现三次高潮：《诗经》、汉魏六朝、唐代中晚期。长期以来，诗歌界之所以有“中国无情诗”这一说法，主要原因在于中西诗观的不同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进入20世纪，在“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下，爱情诗经“湖畔派”诗人的倡导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文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中国爱情诗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存在进行梳理、评析，寻绎其诗学传统的衍变和爱情观念的差异。
一、爱情诗的古典形态分析
中国爱情诗源远流长，《诗经》的开头篇《关雎》就是一首地道的爱情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从比翼双飞的鸟儿很自然地联想到人间的男女婚嫁，这种表面看来的比兴手法，显然是源于人类的生命本能，即异性之间的吸引与追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简单的生理联想上升为男子对女子复杂的心灵倾慕，淑女“窈窕”，不仅赞美女性体态，而且也是男子对女子“审美”的结果。以《关雎》为先导，《诗经》时代的民间诗人从各个方面表现爱情的人生体验：男女相恋、夫妇相思、婚姻破裂、妇女遭弃……。“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简单之极的叙述与描写，却表达了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一副夕阳近山羊牛归圈的晚照图，一幕天人合一的人生爱情剧。这种“情以物迁”、“感由时兴”的心灵效应被钱钟书先生非常精彩地概括为“暝色起愁”，所谓“日夕添相思”，“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1]。
《诗经》之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使得“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流布深远，“诗经体”的质朴率真不复存在，爱情在文学中的地盘日渐缩小。到了汉末，战乱频仍、朝代更迭的社会时局动摇了儒家思想正统地位，崇尚老庄的玄学在文人中开始流行，道教佛学在社会上的传播也极为迅速和普遍，这种礼崩乐坏的社会格局，大大促使了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爱情意识再次在文学中复苏，“诗缘情”观念逐渐为文人们接受。这一时间爱情诗的中兴主要表现在乐府民歌的创作上，即汉乐府、南北朝民歌。这些民歌中，爱情诗占了很大比重，南朝乐府干脆全是情歌。在继承《诗经》质朴、率真传统基础上，乐府民歌丰富扩大了爱情诗的表现领域。比如，同是表现爱情的忠贞不渝，《诗经·柏舟》“之死矢靡它”一句未免简单，而《上邪》却连用正常情况下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五种现象来表示自己的坚定态度，已让人觉察其热烈奔放。《有所思》中那位女子因恋人变心竟然把礼物焚烧成灰的行为更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力量。《上山采蘼芜》中人物关系的复杂也是前所未有的，那位男子在“新人”与“旧人”的对比中颇为矛盾，那位女子在质问前夫时，既委屈又不甘心，这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在《诗经》弃妇诗中是难以见到的。与之相对应，从汉末到南北朝，爱情诗的写作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从赋比兴兼用到侧重比兴，从单纯的抒情到抒情与叙事的相互结合。《孔雀东南飞》采用叙事体讲述了一个至今仍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尖锐的矛盾冲突、错综的人际关系以及复杂的人物心理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既得益于长篇叙事诗这一体裁，同时也显示出文学作品表现爱情能力的增强，这些都是《诗经》时代不曾有的。抒情佳作《西洲曲》，更是调动谐音、双关、暗示、象征等修辞手法，将抒情、叙事融合起来，在时序的转换中，塑造了一个忧伤缠绵的女子形象。其衣着之艳丽（单衫杏子红）、容貌之娇美（双鬓鸦雏色）、柔情之痴迷（莲心彻底红）均有一种使人心醉神迷的魅力。当然，这些艺术手法在丰富爱情诗容量与内涵的同时，也导致爱情诗表现风格的变化——从质朴热烈转变为含蓄浮艳，并最终走上“诗缘情而绮靡”的道路。
“诗缘情而绮靡”，的确是陆机不小的发现。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不仅标示了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深化，而且也为爱情诗的存在正了名——感情是艺术的生命，爱情诗“缘情”但不“绮靡”，它是情之所系，爱之所结，是“婉转附物，惆怅切情”。《诗经》、《楚辞》中爱的对象多“既含睇兮又宜笑”、“美要渺兮宜修”，很难一睹女性芳容，但在南北朝民歌中，我们随处可见女性的情与爱，她们的爱热烈而大胆，“宿昔不梳头，丝发披双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南朝乐府《子夜歌》）“罗裳系红袖，玉钗明月夜。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这些诗歌既是爱的宣言书，又是时人审美趣味趋向丰富与爱情心理趋向细腻的形象注解。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也是爱情诗创作的一个重要阶段，张若虚的一首《春江花月夜》，抒尽人间相思离别之情，诗作一改齐梁华靡浮艳的宫体“情色”之风，赋予爱情诗深远的人生慨叹与哲思。“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之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在诗人笔下，宇宙、自然、人类、生命、青春、爱情，这一切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的美妙奇幻令诗人无限向往，它们的遗憾缺失让诗人感慨万千。诗歌摆脱了千百年来痴男怨女只会卿卿我我的“小家子气”，而具有了“大家风范”。它的似水柔情，它的逸怀浩气，它对自然美的赞叹，对宇宙奥秘的追寻，对青春爱情的渴求，……使得诗作在讴歌男女爱情的同时，也洗尽铅华，创造了一个景、情、理水乳交融的高远境界，在历代爱情诗中显得如此超凡脱俗，说它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闻一多），是一点不为过的。
初唐到中唐，唐诗呈现万千景象。与其它题材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爱情诗并不那么耀眼，诗人们对爱情创作偶有涉足，他们的兴趣在军旅、在边塞、在静谧的山水田园、在雄奇的大漠风光。只有到了中晚唐，爱情诗创作才赢来又一个高潮。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开始走向衰落，社会危机四伏，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出现许多裂隙，爱情意识再度泛起。以“唯歌生民病”为己任的白居易，不仅在许多诗中代妇人立言，写闺怨离情，而且对唐明皇、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有着特殊的兴趣，以至应朋友之邀写下千古名篇《长恨歌》。诗中尽管他对李杨爱情颇有微词，但当写到杨玉环赐死马嵬驿，唐明皇“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寻杨玉环时，自己也控制不住悲伤的眼泪，把李的思念描绘得绵长悠远，把杨的形象刻画得楚楚动人，把爱情的美丽与力量写得神奇无比。晚唐承盛唐遗风，城市经济大为繁荣，人们的交往空间增大：秦楼宴饮、楚馆密约、游春踏青、听歌观舞，男女交往频繁，文人更是置身其间与之唱和，加上社会动荡给人们心理造成巨大压力，许多文人到山林隐逸和酒色之乡中去寻求解脱，这一切均成为“爱情意识”的催化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这里，白居易所说的雕虫小技之作，正是以《长恨歌》为代表的爱情诗。万口传诵，如此庞大的读者群，空前激发的爱情意识，为爱情诗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接受环境。于是，我们看到晚唐诗坛爱情诗又闪现出耀眼的光芒，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人都有许多爱情杰作传世，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李商隐。
李商隐不但创作了许多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而且在诗歌理论上公开为其张目：“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传统思想视为洪水猛兽的七情六欲，在李商隐看来却是极为正常的人类情感，应该在文学中去表现。不过，李商隐的爱情诗所写的几乎都是柏拉图式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些爱情心理抛弃“欲念”成分，完全是一种精神上交流与沟通。与元稹、白居易诗歌叙事成分多、情节性强、人物场景描写细腻的写法不同，李商隐的诗歌略去了许多具体的人事，生活的原料被提炼浓缩到只剩下一杯浓郁的感情琼浆。这恐怕既与其身世感慨有关，也与他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有关。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有个限度，否则便会走向极端。如果说李商隐感受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迟暮之情，歌唱他那没有结果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到了唐末五代，诗人们便只能以放纵酒色来逃避王朝末日的来临，爱情诗重回宫体诗的老路——爱情褪色，色情上升。至此，爱情写作开始进入词曲、小说领域，成为它们歌咏不尽的母题，涌现了宋词、《西厢记》、《桃化扇》、《红楼梦》等多部经典篇章。
二、湖畔社：爱情诗的现代分野
20世纪20年代，中国爱情诗创作又一次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五四”前后，在民主、科学观念的影响下，沉睡的国人开始醒来，追求个体解放、婚姻自由。《伤逝》主人公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吼声。《沉沦》主人公大胆宣称，“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不要，我所要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以周作人《小河》、康白情的《窗外》为肇始，爱情诗的大幕徐徐拉开。1922年4月，湖畔社在杭州成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四诗人，专事爱情诗写作，相继推出诗歌合集《湖畔诗集》、《春的歌集》，掀起了“五四”爱情诗创作的一个新高潮。
湖畔派诗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打破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写出了“五四”青年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向往与追求。汪静之写道：“梅花姊妹们呵，怎还不开放自由花？懦怯怕谁呢？”（《西湖小诗·七》）封建礼教讲“非礼勿视”，它无视这个“礼”，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一步一回头》）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大都具有此等挑战姿态，他们直接抒写对异性的渴求和陶醉，其大胆直率足以使封建道学家们瞠目结舌。《不能从命》中，汪静之这样写道：“我没有崇拜，我没有信仰，但我拜服妍丽的你！我把你当作神圣一样，求你允我向你归依。”对女性的爱慕达到如此顶礼膜拜的程度，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信条。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也具有同样的反叛精神，“妹妹你是水——/你是清溪里的水。/无愁地整日流，/率真地长是笑，/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不独年轻人渴望追逐爱情，就连和尚也按捺不住“生命的躁动”、“异性的爱情”，“娇艳的春色映进灵隐寺，/和尚们压死了的爱情，/于今压不住而沸腾了，/悔煞不该出家呵！”（汪静之《西湖杂诗·十一》）不只男性，女性也春心萌动，“姊妹都嫁了，/嫂嫂常怨我。/我已恨煞这凄清的家了。/攀——藤，披——荆，/你这样爱惜我，我要和你一起儿归去了！/这一颗紧锁的芳心呀，/要为你，要为你展开了。”（应修人《花蕾》）湖畔诗人的爱情觉醒和自我表现，堪与郁达夫小说的性爱描写比肩，“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骤雨似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2] 对于虚伪的封建礼教而言，他们浓墨重彩抒写情爱，不啻是一种有力的反叛，难怪他们的作品刚一发表，就引起保守派人们的一片骇然。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刚一问世，就受到传统势力的攻击，胡梦华首先发难，著文《读了〈蕙的风〉以后》，指责湖畔派的爱情诗“不道德”、“轻薄”、“堕落”，“是有意挑拨人们的肉欲”，“是兽性的冲动之表现”，“是淫业的广告”。针对胡梦华的责难，鲁迅、周作人、章洪熙等人纷纷发表文章，声援湖畔诗人，肯定他们的爱情诗创作。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一文中，狠狠讽刺胡梦华等顽固保守派的假正经面孔：“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诗歌之敌》中，鲁迅斥责那些反对爱情诗的“老先生”、“小先生”们是“诗歌之敌”，要求青年诗人“对于老先生的一颦蹙，殊无所用起惭愧。纵是稍稍带些杂念，即所谓意在撩拨爱人或是‘出风头’之类，也并非大悖人情。”周作人专门做《情诗》，指出汪静之《蕙的风》倘若由传统的权威看去，不但有不道德的嫌疑，而且确实是不道德的了，但是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所以见了《蕙的风》里‘放情的唱’，我们应该认为这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3]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创作得到了新文学阵营的支持，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刘延陵等人都曾正面肯定过爱情诗的社会价值与开创意义，但是，新文学的发展也给爱情诗创作带来不小的压力。文学研究会致力于“文学与革命”关系探讨，提倡“血与泪”的文学，而爱情诗就与此格格不入。应修人曾致信周作人说，“《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乱闹血与泪的文学，闹得我们胆子小了许多。”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的朱自清，在首肯“血与泪”文学乃“当务之急”的同时，也说“并非‘只此一家’”，“因为人生要求血与泪，也要求爱与美，要求呼吁与诅咒，也要求赞叹与咏歌，二者原不可偏废”[4]3。从创作实绩来看，湖畔派没有囿于“血与泪”的框范，表现出题材选择的多样性和诗人创作的自主性，不仅突破了传统诗学礼教的束缚，而且也突破了早期新诗的题材范围，别创新格，为中国新诗领域的拓展做出了其他诗派不可替代的贡献。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是反对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解放；作为个性解放之一部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仅大受青年人的欢迎，而且也引起作家们的广泛关注。在封建社会里，“存天理，灭人欲”就像有形和无形的锁链，紧紧束缚着人们的身心；爱以及对爱的歌唱，也被认为是有罪和可耻的。传统诗学强调“思无邪”，就是要求诗人写诗不萌生邪思，即不悖于封建礼教的规范。“五四”时期强调爱与美，即是针对封建礼教而发。《热风·随感录四十》中，鲁迅在照录一个不相识的少年写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后指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到，关于美和爱的讴歌，不管作者主观动机是多么不同，客观上都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对于湖畔派诗人写于“五四”期间的爱情诗章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湖畔社”的爱情诗意义，龙泉明先生指出：“一方面要充分看到它在中国爱情诗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另一方面要看到它所表现的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感情，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反封建的历史意义”[5]。从《诗经》、汉乐府到后来的子夜歌、竹枝词，虽然爱情诗创作不绝如缕，但受封建思想束缚，不仅数量有限，而且抒情方式含蓄、委婉，少有大胆直白袒露心曲之作。“五四”时期，写男女爱情的小说很多，据茅盾统计，占了全部小说的“百分之九十”[6]，而爱情诗却不多见，只有胡适的《应该》、郭沫若的《Venus》、鲁迅的《爱之神》、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康白情的《窗外》等零星之作点缀其间，不能形成规模。“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7]。如果说胡适、康白情们的爱情诗受传统诗风影响，尚心有疑虑，不能率性而为，那么湖畔诗派四个年轻人正是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挣脱了封建羁绊，“才敢坦率的告白恋爱，才敢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写情诗”[8]。他们歌唱自由爱情的诗作，不仅大大超越了传统情诗的审美尺度，而且突破了前辈诗人的心理障碍。他们正值青春时期，活泼开放，敢于破坏陈规，敢于标新立异，不像他们的师长，心灵还下意识受到束缚，他们“那时真是可爱，字里行间没有染一点习气，这是最难得的。他们的幼稚便是纯洁。”他们的诗是“没有沾染旧文章习气老老实实的少年白话新诗”[9]。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湖畔派诗人的崛起，新诗坛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诗。
湖畔诗人那真诚坦率的情爱描写与表现象吹来一股春风，立即唤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们跟随诗人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带着从世俗和封建思想规范中解放出来的直率和天真，汪静之在《蕙的风》自序中说：“被封建道德礼教压迫了几千年的青年的心，被五四运动唤醒了，我就象被捆绑的人初解放出来一样，毫无拘束地，自由放肆地唱起来了”，因而“没有顾忌，有话就瞎说。”鲁迅评价汪静之的诗时说：“情感自然流露，天真的清新，是天籁，不是硬作出来的。”[10] 他们以青春的敏锐、青春的真诚和青春的好奇心来理解人生，看待爱情，因而他们的创作充满了青春活力。
湖畔诗人的爱情诗在拓宽了新诗的取材领域的同时，也触及了“文艺与人生”这一复杂问题。虽然在“血与泪”文学之外，“爱与美”亦为人生所需要。“文人创作，固受时代和周围的影响，他的年龄也不免为一个重要关系。静之是个孩子，美与爱是他生活底核心；赞叹与咏叹，在他正是极自然而适当的事。他似乎不曾经历着那些呼吁与诅咒的情景，所以写不出血与泪的作品。若教他勉强效颦，结果必是虚浮与矫饰，在他们是无所得，在他却已有所失，那又何取呢！[4]4 的确， 在他们还涉世未深，未曾经受时代的风雨锤打，硬要他们去创作“血与泪”的文学，必然是一种“苛求”。新文学阵营代表人物的辩解虽然卫护了湖畔诗人按照自己的心灵要求去创作的“自由”，但时代对文学的选择与限制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迫使一些作家不得不向“现在需要的最切的”方面靠拢。这就注定湖畔诗人不可能长久的沉醉在“爱与美”的歌咏中。他们毕竟都是热血男儿，都期望在时代生活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做的并非是时代最需要的工作时，对自己过去的“美梦”就自然地产生根本的怀疑，他们不得不去面对现实的世界，寻求新的生活道路。于是，湖畔诗歌中的爱、美、梦的东西愈来愈少。汪静之在写作《寂寞的国》之后，“决定不再写爱情诗，不再歌唱个人的悲欢，准备写革命诗”（《蕙的风·自序》）。1927年冯雪峰参加共产党，真正投身血与火的斗争中去，潘漠华、应修人不久投身革命斗争，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中，为正义的革命事业先后献身。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6.
[2] 郭沫若.论郁达夫[A].沫若文集（第7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72.
[3]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情诗[M].上海：北新书局，1923:58.
[4] 朱自清.蕙的风·序[M].上海：上海书店，1984.
[5]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N].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13.
[6] 茅盾.评四五月的创作[J].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1921—12—25.
[7]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7.
[8] 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的由来[N].文汇报，1984—5—14.
古代情诗范文5
一、唐代山水诗歌的文化土壤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20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为唐代山水诗歌沉淀了丰富的文化土壤。唐代的政治清明、经济发达这些良好的社会因素，为山水诗歌的大量出现创造了条件，文人无须为生计而苦恼劳累，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游山玩水，从事诗歌创作。比如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就展示了大唐盛世的昂扬向上、勃勃生机。社会的大环境为当时的文人们纵情山水创造了经济基础，唐代的诗人们因而有了大把的休闲时间，有了恬然淡定的心境，从而能够寄情于山水风景，写出无关功利的审美文字。
孟浩然有诗云垂钓做磐石，水清心亦闲(《万山潭作》)，此时，诗人虽然仕途失意，但依然能够在山水的宁静淡泊中抒发自己的志向与情怀，山水风景处于俗世之外，远离了喧嚣的人生和世俗的尔虞我诈，诗人仕途不得志的心灵创伤能够得到修复，能够获得来自山水的精神慰藉。因此，有人这样评说，唐代的文人无须为个人生计所忧愁，无须为政治前途的黑暗而苦恼，他们无须通过隐居山野来排遣心中难以表述的隐痛，也无须用歌颂山水来抒发内心深处的忧伤与决绝，他们生于千载难逢的大唐盛世，他们的山水诗歌相比前辈，显得明快而温和。
唐代文人之所以能有大量的山水诗歌作品，经济的发达、社会的稳定以及文化的繁荣等多重因素缺一不可。在崇尚诗歌文化的环境中，文人们都寄希望于作品展示来达成个人的政治理想，许多文人在科举考试之前，都会去灵山大川、山林古庙采风，捕捉山水自然中蕴含的灵气，从山水风光中求得诗歌创作的启发，很多山水诗歌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创作出来的。
到了科举放榜之时，考取功名的文人们又会呼朋携友，到郊外的山水之间喝酒谈心、吟诗作词;落榜的文人心情低落，往往也会到山水之间寻求心灵的安慰，他们笔下的山水通常已经不是较低层次的排遣抑郁，而是上升到悠然自赏、与山水融为一体的精神境界。无论是哪一种，文人们都与山水风景有了更加亲密的互动，互为可以倾诉理想和情怀的好友，大量优秀的山水诗歌因此而萌生。
二、唐代山水诗歌的特征
1.风格多变
唐代诗歌，意境是十分深远且丰富多彩的，创作意境处于变化完善之中，而在盛唐、中唐及晚唐的不同时期，山水诗歌又呈现出意境各异的多种艺术风格。王维生于盛唐时期，他的山水诗歌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一体的清净明秀的境界，在山水风景中寄托个人的情感，比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暝》)，就是王维山水诗歌中的优秀作品代表，在描写山水自然清净美好的同时，诗人也寄托了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以及高雅圣洁的个人情怀。李白的山水又呈现出另外一种艺术风格，比如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境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清溪行》)，表现的就是诗人借山水慨叹人生，用眼前的山水美景引出心中的昂扬情操。
唐代是一个杰出文人辈出的朝代，唐人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山水诗歌，不同的艺术风格对应着深远而个性化的创作意境。刘长卿生于中唐，他的山水诗歌，简约精练，含蓄而冲断，他笔下的山水，大都是夕阳秋山、冷雨奇峰、高山哀兽以及荒野中的路人，带给人忧伤和肃杀的感觉，完全不同于盛唐时期山水诗歌作品的恬淡惬意及勃勃生机。白居易生于中唐，长于晚唐，其山水诗歌中更多地掺杂了诗人对日渐黑暗的社会现实的鞭笞，对人生的无奈，对大自然的浮想联翩等，这和盛唐时期王维等诗人不谈政治、寄情山水的山水诗歌的风格和意境有着明显区别，而和宋朝的诗歌更加接近。
2.情景交融
唐代山水诗歌，较为典型的特征是情中带景，景中含情，情景交融，正如王国维对唐代山水诗歌的评价文学中有二元，一曰情，二曰景。具体来说，唐代山水诗歌的情景交融又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是写景为主，抒情为辅，寓情于景。文人们把内心深厚的感情藏在山水风景的后面，诗歌描写的是写实的山水风景，虽不言情却彰显情谊深厚，比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诗中山是用绝来形容的，舟则是用孤来描述的，江雪是寒的。诗中完全没有涉及文人的个人情怀，只是描绘了一幅寒冷孤寂的景象，而文人自己的孤苦与寂寞却已跃然纸上，景就是情，每一处描绘都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景色给人昏沉暗淡的感觉，折射的情感自然也是暗淡无华的，也因此，这首作品被誉为唐代山水诗歌中的精品，以清俊悠长、韵味深刻而著称，在简约的文字中表达出丰富的情感。
第二类是抒情为主，写景为辅。尽管山水景色描绘得不多，但是读者看来却如身临其境。比如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这首诗歌中，春日与天涯搭配，莺啼与有泪配合，美好的景象化为凄婉的情话，营造了一种春天即将逝去、黄昏悄然来临，花落莺啼的情景，把文人的情感融入景色当中，用景象来激发和容纳与之相衬的情感，凸显出强烈的情感张力，这种情感远远超出景色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的意境其实是诗人的心境。
第三类则景中有情，情寓于景。在这类山水诗歌中，抒情和写景完全融为一体。比如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就是这类山水诗歌的典型作品，作者李白把政治上的失意与低落，借助写景畅快地抒发出来，诗歌写山水良景，表达的是诗人心中的抑郁，情景相衬，相得益彰。
三、唐代山水诗歌中的山水情怀
1.用山水来抒发志向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就有借助山水来抒发个人胸怀、崇高志向的习惯。无论是巍峨险峻的山脉，还是奔腾不息的江河，都会带给人雄壮开阔的心理感受，在这样的壮美山水面前，个体的失意落寞都会显得微不足道，剩下的只有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对人生的深刻反思。这种壮美，最容易激发文人们立志报国的慷慨情怀，面对如此壮丽的锦绣山河，谁又能自我放逐，不为黎民和社稷尽一份力呢?于是有了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望蓟门》)的佳句。面对祖国山水美景，李白留下了诸多美文佳句来直抒胸臆，比如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杂歌谣辞襄阳歌》)等，大气磅礴的诗句中，诗人惊世骇俗的才情跃然纸上。事实上，缺少了山水的培育和启发，文人的情怀就失去了源泉和基础。在诗仙李白笔下，咏叹山水与抒发情怀完美融合，彼此辉映，山水诗歌化，自然唯美化，这样的山水诗歌才能成为最为华美动人的艺术篇章。
2.用山水来表达心情
在唐代，很多文人为了逃离现实、隐匿遁世而游离于尘世之外，他们有着超脱世俗的淡然心境，因而表现出一种不畏权贵的高贵气节，这种情怀在山水诗歌中多有体现。为了实现浪漫的人生理想，诗人们在山水之间涤荡灵魂、陶冶生命，与大自然形成了深刻的默契，也从山水间获得了大量的灵感和创作的素材。比如王维、孟浩然等唐代诗人的诗歌作品，都是通过描绘优雅安静的山水风景来抒发宁静平淡的心境。以王维为例，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这样的诗句可以信手拈来，这样的文字让诗人能逃离于世俗之外，也表达出了诗人对趋炎附势、热衷权势之人的鄙夷，是一剂享受山水自然之美、清凉心脾的良药。王维等山水田园派的代表诗人，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等前辈的庞然气象，而且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3.借山水寄托忧思
唐代的文人喜欢将山水进行拟人处理，与之交流感情，借山水来寄托细腻的情感。较为典型的诗句有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浪淘沙》)。诗人们在山水中寄托的情思，有欢喜，有淡然，也有悲愤和哀伤。在诗人们眼中，山水是通人性、有灵性的，更能抚平自己心中的哀伤，寄托心中的愁思，承担心灵的压力。山水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力量，能够坦然接受文人们的喜怒哀愁。
4.借山水以悟道
在山水中，诗人们可以领悟深刻的人生道理。在文人们眼中，玄机、禅机都是奥妙高深、无法言表的，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伦理经验，而山水自然更是由于变化多端，可以让诗人们从中体会最深刻、最奥妙的禅机，儒家所云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正是阐明山水与悟道之间直接而微妙的联系。山水诗歌往往能够通过具象的阐述来映射作者的主观看法，正如当代文学领域所说的哲学观望。中国传统的哲学之道讲究以小望大或大中见小，这种观点在唐代山水诗歌中也有所体现，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入山寄城中故人》)，由此可见，唐代文人一直注重对山水自然中蕴含的哲理的探索和追求，并将之体现在诗歌创作之中。
唐代文人借山水以悟道，还体现在山水诗歌中借鉴的道家思想理论，比如有些文人选景时更愿意选择丑的山水景象，如韩愈倾心峥嵘的奇山，孟郊中意枯黄的草木，他们更倾向于奇在诗歌的遣词造句方面，很多唐代山水诗人热衷怪语和奇境，用怪奇来渲染语境、感染读者。这和道家的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
古代情诗范文6
2.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
3.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意恋落花。
4.美人结长想，对此心凄然。
5.花满河阳，为君羞褪晨妆茜。
6.我本将心像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7.柳莺婉叩氤氲开，为思佳人愁又来。唯见复日勾魂笑，心头积郁方得排。
8.唯有相思似春*，江南江北送君归。
9.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10.绣袂捧琴兮，登君子堂。
11.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12.教人无处寄相思，落花芳草过前期，没人知。
13.色不迷人人自迷，情人眼里出西施。
14.落花已作风前舞，流水依旧只东去。
15.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16.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7.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18.用我三生烟火,换你一世迷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