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概论范文1
《概论》是陈先生早年授课之讲稿，1942年方编集成书出版，共6卷，它将“士人所常读，考史所常用”、“史学必需参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的六朝至清代35种佛教史籍，略按成书先后顺序，分类加以研究、辨析，依书的内容、性质，分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几类，分别对每部书的名目、略名、异名、卷数异同、版本源流、撰人略历及内容体制、得失等方面加以介绍与考证。与此同时，每部书又视具体情况，在介绍的方面上各有侧重与增删。本书所有成果涉及到文献学、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它问世以来的近60年中，征引者甚多，而论述者甚少。近年，周少川教授曾撰《史学研究的拓展——读<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文（见《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阐述《概论》在目录学、历史学、佛教史方面的贡献，读后颇多启发。本文只就《概论》的史学价值作进一步论述，揭示它在这方面的突出成就。
一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史料价值
作为名重一世的考据学家，陈垣先生在《概论》中首先关注的是史料的准确与可靠问题。正如他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所言：“因《四库提要》于学术上有高名，而成书仓猝，纰缪百出，易播其误于众……其弊盖由于撰释家类提要时，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故疏漏至此，今特为之补正。”这指明了本书的基本撰述目的及特征。而这一特征，则是本书史学价值的根本，也是其文献价值的最主要方面。
——考证史实。勾稽残简遗册，博征各家之说，加以参照考校，以求得事实之最终真相，是考证学的基本目的。《概论》在这方面所做贡献，极为突出。如上所言，本书撰述的缘起是补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疏漏错误之处，而事实上，它所纠正、补充的史籍远远超出于此，而是把每部书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讹误的每个环节，均一一加以考辨，从而求得廓清事实之功效。此类考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考名目，包括书名、人名等。前者如卷一《出三藏记集》条中称：“自《历代三宝记》以来，即有引作‘集记’者，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引此书凡三十二回，皆误作‘出三藏集记’”；后者如《历代三宝记》条对“宗殆”之名在历代史籍、文集中致误的过程作了考察；同卷《开元释教录》条，专列“《晁氏读书志》正误”、“《四库提要》正误”两目，证其图书分类及相关史籍评价上的失当之处，则更为精到、详备，卷三《弘明集》条关于《牟子理惑篇》之撰者的考证，亦属此类。以上，是为此书在目录学上的成就。二是考史实，即对所论史籍的流传及书中所载内容之误加以考辨。如在《历代三宝记》条对“补阙”一职的辨误，是从典制史的角度对《佛祖统纪》关于佛教人物记述失实的订正；卷二《续高僧传》条，指出《全南北朝文》在利用本书时由于对佛教历史的无知而导致的错误，是为从文献运用角度谈其不足与讹误；又如卷五针对《宝林传》所载昭明太子奉旨为达摩撰祭文一事，指出“大同二年，昭明卒已五年矣，何能为达摩撰祭文”等等，均为此类。
——拾遗补阙。《概论》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补充不为前人所注重的佛教史籍，主要指补《四库全书总目》之缺。全书研究的佛教典籍中，《四库存目》者为8部，无载者为14部，共占全书总数约三分之二。即使是《四库提要》所涉及的史书，亦在其基础上补充必要的考证与史实。二是考人物履历，主要指从正史、笔记、杂传及其他佛教史籍中勾稽史料，以得到所论史籍著者及相关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如卷三《法苑珠林》条所列“道世略历”一目，是在广泛征引《宋高僧传》、《越缦堂日记》、《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唐译本、《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等各种性质著作的基础上撰成的；其他如“赞宁略历”、“玄应略历”、“慧苑略历”等均类此。不仅如此，陈垣先生还在考实的同时，总结、概括某些作者的学术特点，如卷六《禅林僧宝传》在考察作者惠洪生平的同时，还指出他在学术上的主要特点是“伉爽有才气，聪明绝世，同时僧中无两也。其居平评诗之语最多”。三是对非宗教史学著作内容的补遗。如卷二《高僧传》条，指出“范蔚宗被杀，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释昙迁抽货衣物，为营葬送，《宋书》六九，《南史》三三《范传》皆不载，亦见于《高僧传》十三《迁传》”；卷四称“一部《景德传灯录》，不啻一部唐末五代高逸传，惜乎欧、宋二公皆不喜佛，故《新唐书》及《五代史》皆阙失此等绝好资料焉。”卷六《佛祖通载》指出“惟此书撰自元代，时有佚闻，如瀛国公之死，《宋》、《元史》皆阙载，此书于卷末至治三年条，载是年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与洪武初无愠撰《山?杂录》同，此释典之有补世典者。”此乃在指出本书的史料价值的同时，还补充了正史所缺史料，对客观历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镜源流。考镜源流为史源学之显著特征，亦为考证学之重要方面，同时也是陈垣先生治学的显著特征。他在《概论》中亦十分强调探究史源的重要性，如卷三《广弘明集》“《四库提要》正误”目，指出“《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后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概论》之考镜源流主要体现于每部书目之下“版本流传”、“学人利用”诸方面考察中，这对于了解这些史籍的版本优劣、内容特点及前人研究情况都大有裨益。如卷三对《法苑珠林》的流传与使用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与介绍；对《一切经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在流传过程中不同的版本即藏本与儒本作了不同的介绍，以便于人们在利用与研究时作参考。至于考察佛教历史发展的专目，如卷五在《释门正统》、《佛祖统纪》二书之下列“台禅二宗之争”、及“山家山外之争”二目，指出台禅二宗“之于七佛十十八祖，亦犹儒墨之于尧舜也”，而山家山外之争，则“犹儒家今古文之争也”。是为从两部阐述佛教统纪的史籍中以微见著，考证佛教发展的脉络与流派特征，亦可视为较为完整的学术发展史研究。它们不仅具有条分缕析、考镜源流的作用，而且每每涉及到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随处发论，多有真知灼见。
以上这三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此书在史学研究尤其是佛教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必备书籍。正如佛教史专家吕??壬??裕骸俺略??吨泄?鸾淌芳?怕邸罚?彩龅媒舷辏?梢圆慰础保ā吨泄?鹧г戳髀越病ば蚵邸罚??/p> 二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理论色彩
《概论》是一部考证性质的宗教史籍研究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史学著作，盖无疑义。然从陈垣先生之学术渊源与学术特点来看，绝不仅限于考证史实，他所著宗教类著作，从《元也里可里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到《明季滇黔佛教考》，无一不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历史、史学与现实的思想认识，《概论》亦不例外。除了上述文献学上的价值，它还具有多方面史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本文试从以下几点作简要论述：
——学术定位。所谓学术定位，是指《概论》在考镜源流，辨证史实的同时，还明确了所考察的每部佛教史籍在学术发展中的地位。这里说的学术发展，既包括佛教史、客观历史，也包括史学史。而这种定位工作，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的：一是通过对史书本身的特点进行总结，直接提出结论。如卷三《法苑珠林》说它在文献学上的价值是“凡近代耳闻目击之事，无记载可述者，亦必注明某人所说。……表示其说有征，不为虚构，甚合史法，故清代汉学家特重其书”；卷四《慧琳音义》在这方面价值则体现为：“吾人近考《四库提要》惠敏《高僧传》之伪，利用此书卷八十九”；卷五在介绍《宝林传》时指出它在佛教史研究中的地位：“此书为禅宗史惟一史料，《景德录》及《传正宗沪》均取材于此。惟其言不雅驯，荐绅难言，故《正宗记》用之而复贬之。正如吾人今日欲考中国天主教史，不能不用传教士所著之书也”。二是通过对佛教史籍与时代学术风气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考察，凸现出它本身所具备的学术史价值。如卷三对《法苑珠林》的流行与汉学的关系的分析，首先引刘毓崧《通义堂论文集》十二所言“陈隋以上旧籍，唐初存者较多，其无传书者，可以为?讨之用；其无足本者，可以为校补之资，于艺苑学林，自有裨益，不得因异端当斥，而遂不节取之”，而后得出结论云：“书之显晦固有时，然苟不与汉学家气味相投，亦焉能登之儒藏也”。同卷对《一切经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内容的考证，认为它们之所以得到清代小学家、校勘家、辑佚家的青睐，也是由于“其所引书，自释典外，百数十种，今多亡佚，即未亡佚，亦每有异文，足备?校。”“此亦时代风气使然”。同样，《辅行记》的流行，其内在原因也在于它与清代学术风气的偶合。这就不仅是对史籍本身价值的考证，而且把它的流传与时代的关系辩证地揭示出来了。
——探讨规律。《概论》谈学术发展，往往超出佛教史学的范围，对某一时代学术风气进行概括与总结，从而使这种研究具有了某些普遍性特征。如上述对时代风气与佛教史籍流传影响的认识，就带有这一特征，使今人对清代学人的学术观点、价值取向及其与佛教发展的密切联系有所认识；同样，卷三《广弘明集》在谈到本书的利用价值时，指出《四库提要》从中得阮孝绪《七录序》，故而对其大为重视，而事实上“明人早已见及，特明人纂述，不尽注出典，即注出典，亦不注卷数，方法不如后人之密，故每为清人所轻，而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遂称独步矣，此时代风气之赐也。”这一段议论之作用，不仅在谈佛教史籍，而是涉及到对明代学术整体特点的认识及其与史籍流传关系等问题，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清治学风气的迥异。又如卷四在谈及《新译华严经音义》流传时指出：“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观缪、王二家所辑遗文，属佛教者殆十之六七。”这一方面揭示了辽代佛教发达、尤其在汉族旧地为甚的事实，一方面也是对辽代文化发展特点的概括。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看出，第一，任何学术流派相互之间都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史学与佛学如此，前代与后代学术亦如此。第二，政治与学术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前者决定后者的基本面貌，而后者在反映前者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前者。《概论》中所包含的这些理论因素，不独是由于陈先生对史事的精于考辨，更是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大势有驾驭之力所致。
——史学批评。在《概论》中，这方面探讨多是通过对佛教史籍与正史比较进行的。如卷四在讲到《五灯会元》的体例时指出：“《十七史商榷》五十三谓：‘《新唐书》过誉《南北史》，平心观之，延寿只是落想佳。因南北八史，合有鸠聚钞撮之功，延寿适承其乏，人情乐简，故得传世。’吾今于《五灯会元》亦云然，自《南北史》行，而八史多残阙；自《五灯会元》出，而五灯遂少流通，同一例也。”这事实上是把佛教史籍纳入史学史的广阔范围加以考察，认为它们遵循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此为出发点，《概论》还在史书体例的不同方面，对佛教史籍作出评价。如卷六指出《佛祖通载》在体例上不能吸收正史编撰的长处，在纪年时“只以甲子二字标题，而不尽著年号及年数，每条起始，多以‘某月’或‘是岁’等字冠之。欲知其事在何年，辄翻数叶或十数叶而未得其确数，此本书之大病也。”卷五在探讨《释门正统》、《佛祖统纪》二书体例时，指出前者有本纪、世家、志、传、载记，乃“仿《晋书》十六国例，以天台以外诸宗入载记。”而后者则“稍变其例”，增加表以“仿《魏书》例也”。此外，还“有《山家教典志》，犹诸史之艺文，专载天台宗著述目录；有《名文光教志》，犹地方志之艺文，专载有关天台宗之文；有《诸宗立教志》，载天台以外诸宗；有《法运通塞志》，其体为编年；有《历代会要志》，其体为类事，则不独天台一宗之事，凡考求佛、道二教交涉，及摩尼、火祆诸教历史者，均可取资也。”指出这种类于典志的史书体裁在佛教史籍中的运用及其在史料搜集方面的优长之处。在运用史学批评标准评价佛教史籍的同时，《概论》还对自《史通》以来颇受史家关注的“史法”之说提出自己的认识，即不受“名教”、“伦理”之限，以事实为依据开展史学工作。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四库提要》指责《宋高僧传》以武则天时人入周代，是“殊乖史法”，而实际上“不知此最合史法也。武后于载初二年九月，既改国号曰周，直至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始复国号曰唐，此十五年中，事实上为周，史家岂得称之为唐。”接下来还对《四库提要》所言本书“未明断限”问题加以辨析，则既是对《提要》的补正，也是对史书体例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人物评价。此亦为《概论》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纵观全书，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论古必恕”。如在卷二《续高僧传》条一方面指出严氏《全南北朝文》在利用本书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一方面又设身处地认为“卷轴既繁，虽号称缜密，亦不能无误，要在后学为之纠正耳。”二是“知人论世”。如卷五《法藏碎金录》条，针对《四库》认为《郡斋读书志》列此书于别集类，是“既不敢削其祖宗之书不录，又不肯列之释氏贻论者口实，故姑以附载回护之”，辨析曰“此非知人论世之言也。晁、陈二氏，见解不同，陈氏颇不喜佛，晁氏则以佛为其家学，……则公武又何尝有为其祖回护，恐贻论者口实之事。……则所谓不肯列之释氏者，岂非《提要》以己之心度古人之心乎，此论古者之大病也。”三是客观公正。这个方面最为突出的例证莫过于对《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的评价。陈先生一方面对其“语类俳优，然适会上意”、趋炎附势的做法加以批评；一方面又对其在史学批评上的贡献加以客观评价：“赞宁博学，颇讲史法，吴处厚《青箱杂记》六，称其：‘曾撰《非史通》六篇，为王禹??所激赏’。固未可以‘乖史法’讥之也。”这三个方面的评价标准，都包含着辩证的色彩，一方面体现出陈垣先生对我国史学传统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他在吸收了西方史学理论之后的结果。
除上述所言，《概论》还具有其他方面的理论价值，如关于文史关系的论述：“所谓一体者，即?众说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谓聚众碣文为传者，此史家之法也。”（卷六《释林僧宝传》）关于校勘学原则的论述：“‘读诵’《四库提要》作‘诵读’，此虽小节，然以今语改古语，为校勘学中一大忌”等等。这些涉及史学研究方方面面的理论观点，虽不系统，却与本书的文献学价值一起，成为陈垣先生留给今天史学研究者的富贵财富。
三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时代意义
《概论》成书之际，正值日寇横行中华，国破民亡之时，陈垣先生在这一时期著书，无不饱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通鉴胡注表微》即是先生史学著作中最为显著的例证。而从《概论》本身来看，作者也多借对佛教历史的阐发，行议论时政之实。在本书《后记》中，陈先生明言“稿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时北京沦陷，故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指出它强烈的时代感与政治感特征，同时也体现出他为实践“有意义之史学”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贯穿于全书，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思想认识：
史学概论范文2
世界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世界客观形势与人们交往状况不断变化的要求;二是世界的哲学理念与学科理论的更新，从而能对世界史有新的解读;三是教育与学术环境的优化，能造就出大批专业人才，将世界的新变化和新材料落实于史籍。特别需要有能通古今之变，学贯中西且有跨学科本领的一批学科带头人，这样方能团结众多史学工作者，将学科发展到新的境界。
在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世界史学科，其诞生与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大时期：
第一时期：只能记述局部世界的历史
古代居民认识世界有一个过程，最初他们的已知世界是周边的局部世界，因而最初的世界史也只是局部世界史。在西方这一时期约有2000年，其间分为上古与中世纪两阶段。上古阶段的史学以希腊、罗马史学为代表。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年）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他的9卷本《历史》，记述希波战争，用了一半篇幅记述希腊人的已知世界，范围包括东地中海地区，小亚细亚、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多瑙河流域。这部书也被看成是西方首部世界史著作。希罗多德也是西方首位世界史学者。罗马史学继承希腊史学传统，在记述罗马发展史时也记述已知的外部世界。例如著名的史学家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200―前118年）的40卷《通史》，就将罗马史与相关外部世界史联系起来并从整体上给予记述。此后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的《高卢战记》、塔西陀（约56―120年）的《日耳曼尼亚志》，都记述了罗马的外部世界，记述领域比希腊人要广，包括地中海西部、北非和西欧地区，但仍然只是局部世界，比如更远的东方世界对罗马人来说还是模糊的概念。
从5至14世纪，西方中世纪史学是由神学理念支配着一切的。基督教会十分重视世界史并构造了基督教神学型世界史编纂体系。它从“上帝创世纪”开始，讲述上帝安排的历史进程，历史的终极将是“上帝之国”在人间的实现。许多著作虽以“世界史”命名，实际讲述范围是基督传播的世界，异教控制区排除在外。这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局部世界史。德意志弗赖辛主教鄂图（约1114―1158）所著8卷本《编年史》，在众多基督教史书中被誉为第一次有着世界历史联系概念的著作，他贯彻了基督教的“普遍主义”，故被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
与基督教史学差不多同时并立的是阿拉伯―伊斯兰史学。据统计流传下来的史籍竟达10000余部，声望最高的有三位学者：塔伯里（838―923年）著有《历代先知与帝王史》40卷，被誉为伊斯兰史学创始者;马苏迪（？―956年），著有《黄金草原和珍贵宝藏》30卷，记载了他考查过的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伊本・卡尔敦（1332―1406年），著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7卷，该书不仅讲历史，还提出新的历史哲学。这些学者记述的已知世界范围比基督教史学宽广，但仍限于伊斯兰教的传播世界，“化外地区”不受重视。它们和前者一样皆属神学理念支配下的局部世界史。
中世纪后期在西欧和阿拉伯世界都出现了一些旅行家写的游记，如1299年开始传诵的《马可・波罗行记》，1355年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等。它们介绍了中国和东方世界，扩展了西方人的世界视野，但均未在西方史籍中反映出来，也没有改变第一时期的基本状态。
第二时期：全面写实的世界史学的形成
15、16世纪是西方世界史学发展的转折点。从此开始突破神学史观对世界史学的束缚，并开始改变只书写局部世界史的局面。造成这一大转折有诸多原因，其一，是“地理大发现”开拓了西方人已知世界的视野;其二，“日心说”等项科学成果，冲击神学史观，使人们开始面对真实的世界;其三，文艺复兴运动使人文主义理念成为历史学家们的创新动力。所有这些因素的背后，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的诞生。
转折需要时间，并非一蹴而就。从转折点到真正的世界史学科形成经历了数百年，包括三个阶段：
1.从局部到全球的地理观和从“神学”到“人学”的史学观的转变（15、16世纪至18世纪中期）。
“地理大发现”就经历有百余年。至于它影响人们世界地理观转变的时间就更长了。文艺复兴有数百年，影响人们人文主义世界史理念的形成也非一朝之事。新史观首先是从人们熟悉的本地区史开始，然后才影响到世界史编写理念的转变。如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是通过编写《佛罗伦萨史》宣扬人文主义。他在其名著《君主论》中引用了诸多意大利以外的世界史论据，这对促进真正世界史学的萌生有积极作用。又如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18―1535年）所著《乌托邦》、历史哲学家培根（1561―1626年）所著《国王亨利统治时期的英国史》都拨开了宗教史观的迷雾，为理智的世界史诞生开辟了道路。
2.理性主义的世界史学的诞生（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前半期）。
工业革命在西欧的兴起，工业制品开始销往世界，殖民主义“火与剑”行动遍及全球。这一切都使西方社会对世界史知识的需求迅猛增长起来。与此同时启蒙运动在西方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理性主义的盛行是对史学中的神学体系的有力冲击。在此条件下，真正的世界史著作纷纷问世了。1756年阿鲁埃・伏尔泰（1694―1778年）推出《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中译本简称《风俗论》）一书，被誉为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该书不再从上帝创世纪为开篇，而是从古代中国讲起，它的横向叙述范围不再限于基督教世界，而是扩大到亚非美各大洲，并且开始把人类历史作为整体来观察，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开始，它所讲述的主题和宣扬的模式仍然是西欧。
理性主义的世界史学在德意志得到长足发展，因为这里有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以及普鲁士的“开明专制”。18世纪中叶从德意志哥廷根大学的史学讲座形成了哥廷根学派，该派弘扬伏尔泰理念，注重世界史研究。代表人物伽特尔（1727―1799年）提出要研究世界史如何布局的问题。哪些问题可写入？哪些不必写？怎样分期断限？他在《世界历史要览》一书中还明确提出了“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时段概念，该学派对世界史学科的贡献不能忽视。
3.具有一定科学意义的世界史学在西欧的形成（19世纪后半期）。
电气化和内燃机的应用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标志。它使国际通讯与世界交通更加发达。以西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入高歌猛进的时代。欧洲的民族主义国家已完全形成，它们对殖民地的瓜分正构成世界性体系。在这种背景下，真正的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就具有了客观的历史必然性。19世纪中叶，它首先在德意志应运而生，尼布尔・兰克（1795―1886年）学派史学家担当了此重任。兰克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著有《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教皇史》等。他与其弟子提出了客观主义的实证理论，为其赢得史学界的领军地位。他们主张“如实记述”，用第一手材料说话，从而将历史学科推上科学化道路。兰克晚年在其威望极高时开始世界史著述。1877年他通过口述编纂了七卷本《世界通史》，这对科学化世界史的形成非常有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法国实证主义史学家杜律伊（1811―1894年）主编了《世界历史丛书》，拉维斯（1842―1922年）主编了《世界通史》10卷，英国剑桥学派史学家阿克顿（1834―1902年）主编了“剑桥三史”之一的《剑桥近代史》。这些动态都显示世界史学科在西方已完全形成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世界民族国家为历史叙述单位，以“西欧为中心”是其主导思想。兰克认为只有欧洲的六大民族――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斯堪的纳维亚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其他地区的诸民族不过是主流的“附加物”而已。他们用这种观点审视世界历史的变迁，所以兰克学派代表的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实际上是西欧资本主义处于盛世的一种表现。
第三时期：西方世界史学的革新（20世纪初―至今）
进入20世纪，世界形势又有巨变，伴随世界整体化的形成是危机与饥馑、战争与革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导致英法衰败、美日崛起。俄国与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方兴未艾。“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学受到现实的挑战，于是先后出现两次革新浪潮。
1.20世纪前期西方世界史学的革新浪潮。
最先向兰克学派的世界史学说“不”的是比较文化形态史学。它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是德国的一位中学老师斯宾格勒（1880―1936年），他于1918年出版了《西方的没落》第一卷，1922年又出版了第二卷轰动整个欧洲。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每一种文化都有生、长、盛、衰的过程。西方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面对现实，又从世界整体性、综合性角度的论证确实很吸引人。他公开反对“西欧中心论”，认为世界历史文化有8种：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希腊罗马）、墨西哥、阿拉伯伊斯兰和西欧。但他的进一步论证则另有结论。他通过比较认为8种文明，有7种已死亡，只有西欧文明虽已度过繁荣期，但还处于“反省和物质享受”阶段，与前7种文明比较，西欧文明有特殊的精神和特殊使命，是世界上唯一还有生命的优越文化。这样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欧中心论”。
文化形态学世界史观的第二位代表人物是伦敦大学教授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年）。从1934年起他出版了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宣扬他的文化形态学世界史。与斯宾格勒的不同之处是他将影响世界历史的8种文明扩大为26种，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人们从文明观察世界的视野。他认为每个文明的价值是相等的，虽然都有兴衰过程，但衰亡是可以防止的。因而他反对“西欧中心论”。他还涉足外交，注重当代事变，参与主编每年一卷的《国际事务概览》。他用文明循环论解释历史，认为西方衰落是可以改变的。但他的英雄史观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也使其《历史研究》陷入窘境，其巨著直到1961年才出齐，后来他想对许多地方进行修改而未能如愿。
与汤因比差不多同时而向之前的世界史学冲击的是法国年鉴学派。1929年1月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年）和马克・布洛赫（1885―1977年）创办了历史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公开声明要改变实证主义史学的束缚。他们注意荟萃历史学家之外的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门类的学者，共同主张从总体上关心人类的历史活动，服务于人类的活动，并提出了“总体史学”的概念。第二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1912―1985年）于1949年发表了名著《地中海与腓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该书从地理环境讲起，然后论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外交，具体反映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
这时期西方传统史学遇到的最大挑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苏俄的兴起。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全新的世界史学理论，但没有机会落实到具体的世界史编纂中。十月革命后在苏联陆续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史教研活动，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形成了体系。大学历史系规定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现代史和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为世界史的必修课。在此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苏联从1955年起陆续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它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划分历史阶段，重视人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尽管它对世界整体化进程的主题重视不够，存在教条主义与大俄罗斯主义的缺点。但它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在推动学科走向科学化方面有诸多贡献，这是不能全然否定的。
2.20世纪后期的全球史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成为超级大国，而西欧诸国则降为二、三等国家，亚非会议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登上国际舞台。世界形势巨变的现实完全否定了“西欧中心论”。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于1955年在《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文集中呼吁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要关注“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1978年他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出版《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明确提出要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建立全球的历史观”。他还肯定苏联世界史学的成就，主张要看到苏联史学的发展变化。
美国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响应巴勒克拉夫的呼吁，1963年出版《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对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实际的革新。接着又修订为教科书《世界史》，该书与斯塔夫里阿诺斯于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一起将新全球史观推向了实践阶段。1990年杰瑞里・本特利主持的《世界史杂志》的问世，及其对跨文化史学研究的提倡，对于全球史研究热潮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0年本特里与赫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是影响最大的一本教科书。全美国有70%的公立大学开设这门课，有的洲还规定中学也要讲全球史。
新兴的全球史观与此前文化形态学的世界史观虽有变化，但仍一脉相承。麦克尼尔把自己的书起名《西方的兴起》就是反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之意而用之，显示他们间的联系。他十分崇拜汤因比，写过《汤因比传》。他将全球各个文明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进行考查。他认为各文明间的交流，特别是高技术、高文化向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传播交流是世界历史的基本趋势。所以在他笔下的世界史仍然是欧美文明胜利进军的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是这样，他声称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关注全人类和全球，不局限西方与非西方的界限，但在他实际纂写中并没有克服对东方历史停滞落后的偏见，以致有人批评其著作仍存有“西方中心论”的余毒。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与国外一样，最初也是只能写已知局部世界史，时间长达2000年。但其转折要比西方晚400～500年，至今还没有像西方国家世界史学已进入形成后的革新期。
我国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可谓是中国的希罗多德，他的《史记》设有大宛、匈奴等列传，记载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情况，其范围东起朝鲜、西迄阿富汗、波斯。《史记》不仅是中国编年史的首卷，也是中国世界史的开端。司马迁可谓中国的第一位世界史学者。
班固的《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继续设列传记载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与现状。此后24史一脉相承，除《陈书》、《北齐书》外均有外国传，到了清朝修《明史》，外国传的规模越来越大，记事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除正史外，古代中国还有诸多古籍记载外国事宜。例如1178年周去非写的《岭外代答》。1225年赵汝适写的《诸番志》，1368年汪大渊写的《岛夷志略》等。所有史书记载的范围大体上是东起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南面包括东南亚诸岛和印度，其已知世界也是一个局部世界。不过可贵的是中国古史籍没有神学迷雾的笼罩，皆如实记载。对于更远地区如罗马（大秦）、埃及（黎轩）等地虽记述简略、不连贯，但概念尚正确。而西方古籍连中国名称都不清楚，直到1世纪时常写成两个地名，对于非洲直到14世纪时，他们绘的地图是向东伸展的无界大陆。而中国元朝的《舆地图》，非洲则是一个如实的倒三角形。
但中国古代史籍也有诸多弊病。梁启超曾批评它们“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等。特别是以“天朝为核心”的史观限制了人们视野。所谓的“天下”，实际上只指能“朝贡”的地区。明朝后期和清朝的锁国政策，对远处世界不重视。以至《明史》将葡萄牙（佛朗机）的位置写成在马六甲附近。直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炮舰才使古老中国的世界理念有所改变。
新的世界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与成长也非易事。其曲折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1.新的世界史地观念形成期（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上上下下不得不“开眼看世界”，改变了保守的“天下观”。一些先进人物开始了这方面的著述工作。1836年林则徐组织编译《四洲志》。1842年魏源扩充前书，编写了50卷的《海国图志》，1847年扩大为60卷，1852年刻本增补为100卷。1848年徐继■编写10卷本的《瀛寰志略》，着重对18个国家与地区的史地与社会政治进行介绍，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最受器重的两部读物，而且传到日本，开启了日本的新世界观。由于当时的清政府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注重西方的“炮舰技艺”，对于其历史文化并不重视，约半个世纪在中国没有出现过一本有近念的世界史著作。不过这时期科学的史地观的转变对中国世界史学的诞生还是有益的。
2.以《西洋史》为主的世界史学在中国的萌发（约1900―1949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甲午战争与的失败、清政府“新政”的实施、辛亥革命的成功等。新的事件使人们认识到“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亡而永亡”。学习西方不能只着眼于军事技艺，也要学习包括历史在内的文化与社会政治内容。为了使国人“知古今世界之变迁”，各类学堂都开设了西洋史课程。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学，率先把《万国史》列为必修科目。辛亥革命后废除科举制度，大中学校大批兴办起来，普遍设置《西洋史》、《东洋史》课。教材主要译自日文的《万国史》著作，或编译自英文教材，这样出版的书约有30余种。
“五四”运动后一批在国外学习历史和人文学科的留学生回国，从而有了专职的《西洋史》教师，也开始有了中国学者写的有关专著。例如1919年北京大学始设史学系，西洋史课由留美归来的何炳松和陈衡哲讲授，何著《西洋百年史》、陈著《西洋史》被商务印书馆于1924―1926年多次再版并推荐为中学教材，1927年雷海宗先生留美归来，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西洋史。同时期欧美的有关名著也被翻译到国内，如英人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美国的卡尔登・海士和汤姆・蒙合著的《近代世界史》都在国内十分流行。
进入30年代国内学者对世界史的专题研究也显示成果，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中外关系和外交方面。“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在天津《大公报》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长文，后集成7册史科与研究合一的专著，影响极大，也很有水平。另有张星■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冯承钧著《中国南洋交通史》、向达著《中西交通史》、周鲠生著《近代欧洲外交史》等由中华书局、商务部印书馆出版。1936年王绳祖编写《近代欧洲外交史》作为教材，也堪称创举，抗战后张铁生著《近代国际关系史》皆属难能可贵之作。
3.世界史学科在我国正式建立（约从1949年前后至1978年）
在我国，真正全面、科学的世界史学科的创建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事。造成这一历史大转变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一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从开罗会议起，中国就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联合国建立后又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西洋史体系没有中国地位。中国人的心态再也不能接受了。进步的历史学家们都在寻求改变，周谷城先生于40年代在复旦大学文法学院讲世界史，并于1949年4月出版，突破欧洲中心论的三卷本《世界通史》就不奇怪了。①
二是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亚洲的中、朝、越、蒙新政权的诞生，都宣告了马列主义的历史性胜利。改变《西洋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世界史教研中贯彻马列主义是新时期的迫切要求。苏联史学界在这方面已有几十年探索，学习苏联是当时所有进步学者的共同渴望。当时有些学者，如吴清友先生从1940年起就着手翻译苏联刚出版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②该书1947年在大连开始出版。苏联鲍爵姆金主编的《世界外交史》也被中国学者翻译于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后大批苏联世界史著作被翻译出版，对我国世界史学的革新创建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三是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出现的新问题需求。如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亚非会议等，如何解读新中国的国际关系，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的本质，歌颂国际工人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都需要有新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工作来配合。
完成这些新任务的主要有两代人学者。第一代是新中国成立前大学毕业或留学归国的世界史学者。他们在这时期一般都任教学的主讲者和研究工作的学术带头人。
第二代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少数是50年代初期派往苏联留学归来的学子。这一代人在当时一般是承担辅助工作。两代学者各有优缺点，不过勤奋敬业、无私奉献是共同的特征。
为创建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全国有三个单位表现特殊：
其一是北京大学一直起着领头的作用，其历史系和外语系及相关外国问题研究的部门保留有较多的知名学者，他们是诸多世界史学科的带头人，历史系主任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他参与制定全国性的史学规划，其中也包括世界史学科规划。①
其二是东北师范大学，它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2月创建的东北大学，教师干部来自延安，为实现“东北是全国解放基地”的战略，东北师大的各科系重视为全国培养相关人才。1948年正规化后从京津、宁沪调去许多知名学者。如林志纯（日知）、郭守田、刘祚昌等带领朱寰等青年教师与苏联专家配合于1953年起办研究班，在世界古代史方面培养了不少人才。1955―1957年受教育部委托又请苏联专家在东北师大举办了世界古代史和远东与东南亚史等大学教师进修班，培养了一大批相关人才。后来有人称东北师大是中国世界史学的“摇篮”，此说有一定的道理。②
其三是南开大学，抗战时期南开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一度成为中国的文化学术中心。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历史系主任、原西南联大文科研究负责人郑天挺教授调到南开任历史系主任，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授调到南开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他们还带来一些教师到南开，这样使南开历史系成为“小西南联大”，专家荟萃，学界瞩目。1953年翦伯赞与郑天挺任正副组长规划全国历史系课程，正式将世界史分为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和亚洲史5门类，这样的学科划分在国内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54年雷海宗先生编写《世界上古史讲义》，它被教育部定为全国第一批高校交流讲义。③吴廷■先生领导建立亚洲史教研室。为适应亚非会议后社会上对亚非史的知识需求，该教研室黎国彬先生编写并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亚非国家历史专著，印度尼西亚史。杨生茂先生是国内最早的中学世界史教材和教育部主持制定的世界近现代史教学大纲参与编写者。梁卓生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从美国归来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第一批世界现代史专职教师。1958―1961年为了弥补国内较奇缺的亚非拉读物，该系教师与研究生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集体名义出版了关于中国与阿拉伯关系、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的6本书。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④《历史教学》是当时国内地位仅次于《历史研究》的学术期刊，南开历史系是主要创办者之一，总编辑是世界史专家吴廷■先生，编委特别是世界史方面编委也多为南开老师，该刊对推动我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有过不寻常的贡献。
这时期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它不同一般著作，具有特别的权威性。它虽然由周、吴主编，但策划组织者是和教育部。再者它很有群众性，吸收了全国各地自1949年以来的有关成果。从各卷主编、参编人员和与此著相配合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的各卷参编人员看就反映了这一点。①
还需指出的是该4卷本通史虽有苏联史学的影响，并不全然如此，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和创新之处。因为当时国内的思想大环境已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我国开始重新认识苏联史学的影响。杨生茂先生是该书后两卷主编之一，也是南开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据他向我们介绍，当时编写组十分重视创新问题，例如在如何将中国写入世界史，如何写亚非国家古代社会性质，如何突出亚非历史地位，如何处置与苏俄有关的远东问题的表述等，编写组都有不同苏联著述的看法。近来我国学界有一说法，把这时期我国的世界史说成是“苏联体系占统治地位时期”，此概括欠准确。实际情况并非全然如此，特别在教学领域，当时的主讲教师虽然重视学习苏联经验，但他们自身已往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和掌握的材料都使之不可能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
这部书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世界史著作确实有很大意义。但它并不标志中国世界史学科已形成，因为它还不完善，缺少现代史部分。与其同时问世的资料丛刊和世界史通俗读物丛书，都只是开了头就中断了。全国还没有一份世界历史的刊物。后来因外交需要编译不少外国史著作，其人员多从别的部门抽调而来，编完即散，对学科建设作用不大。所以1978年前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只是开始建立，而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4.中国世界史学科突飞猛进的年代（1978―2014）
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世界史学科也不例外。它呈现突飞猛进的新局面。国内经济发展现代化，政治稳定宽松。国际形势和平发展成为主题，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崛起，都为学科的突飞猛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条件。这时期有四代学人在为学科建设而奋斗，除了上述两代人之外，又增添了第三代，即恢复高考后成长的大学生研究生和21世纪毕业的第四代学人。二、三代人是这时期主力。
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世界史学科新规划工作会议。这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在以陈翰笙为首的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努力下，全国又从建立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开始，共建了10多个世界史学的研究会，这有助学科的交流和组织工作。②
各学会建立后首先面临的工作是“拨乱反正”，清理已往“极左”思潮和苏联世界史体系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是：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过分突出政治史、革命史、忽视经济、文化史。即便讲经济也只是作为政治斗争的背景，讲文化从近代后期起便绝迹于通史，至于普通人的生活、家庭，特别是心态及人口、环境等情况都排除于历史之外。再者因受“路线斗争”的影响，对人物、制度、事件的评价有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倾向。苏联史学的教条主义影响主要表现在历史分期的“一刀切”、社会性质表达的绝对化及一些大国主义观点曲解历史的问题。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80―90年代出版的世界通史和断代史有数十种之多。③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其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④由高教出版社在1992―1994年出版，该著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史学史上第一次实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学理论，从体系上落实了人类社会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这在国际史学界也是独树一帜的。它还摒弃了“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的陈规陋习，将现代史和当代史专设两卷。这样的比例安排在国际学界也是少见的。特别是现当代卷中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新概念。⑤
随着20世纪终结和新世纪到来，为适应新形势变化，齐世荣先生又主编了4卷本《世界通史》，与廖学盛共同主编《20世纪历史巨变》，这是对6卷本的继续与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历史》总编委会主编了18卷38册的《世界历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在2010到2012年出版）。
除通史成就之外，这时期的世界史学成就还表现在如下方面：
不少第一代学人，老专家的多年研究成果过去得不到出版，现作为国别史专著或专项著作出版了。随后是大批国别、地区史专著的涌现。①在国际关系史方面，过去曾有成就，现在除了有各种简编著作问世适应教学外，还有十卷本的综合著作出版，特别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及某大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关于国关理论问题也开始研究。②在经济史方面的新成果是对现代化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从全球综述到国别论述都有新著出版。③在文化方面，中外文化交流史是我国学者已往的强项，现有新著更能达到世界水平。④现当代世界文化在中外教科书中都是薄弱环节，现也开始探索总结成书。⑤
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空白领域从此开始填补。成就最突出的是史学理论和外国史学史的研究。⑥在全世界史学界也属新兴领域的环境史、生态史在我国也开始起步了。⑦此外世界史没有工具书的状况开始有改变。⑧
据不完全统计2001―2005年我国发表世界史论文3500余篇，出版专著500余部，⑨但其中非洲史论文仅寥寥几篇。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状况，是学科处于幼年时期的常态。论文引文的资料来源80～90%是英文，甚至写俄、法和西班牙语区问题的也都使用英文资料，至于论题内容多为史实的重述及国外情况介绍，综合性、理论性论题极少，反映了多数作者的功底尚不厚，因此可以说在学科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仍存在着幼稚和基础弱的问题。齐世荣先生是我国老一代世界史学者中较年轻的一位，1979年以来一直为学科带头人。他了解我国史学界的过去也了解现在。他认为我国的世界史学“从总体上讲水平还不够高”，还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基本建设，才能进入真正的“发展时期”。⑩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估计与建议。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尽管尚处于基本建设的形成期，但是新时代潮流的到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国际史学动态的挑战，都要求我们必须创新前进。怎样创新呢？笔者认为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应从三个方面努力：
1.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应加强“新历史”的教学与研究
所谓“新历史”主要指三领域：
其一，在时间上是最近的历史，即世界现代史和当代史。我国古代史学传统是每个新兴朝代要编纂前朝的历史。至于以前的历史也可以重新整理，不过首要的任务是编写刚过去的历史。世界历史已进入21世纪，着重研究20世纪史，特别是其后半叶历史，是时代迫切的需求，经济全球化已是21世纪的基本特征。这反映了人类社会在向全球化过渡，全球化比整体化又高了一个层次。既然世界史是研究人类社会从分散到整体的进程，对于这一新的进展怎能不关注呢？所以加强现当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是当代学者义不容辞的头等责任。
其二，“新历史”在地域方面要写新兴国家的历史。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涌现于20世纪，将在21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作用，扮演历史的主角。如果我们当代历史学者不重视这些正在崛起的新历史角色的演变，那就不是一个有开阔历史视野的历史学家，充其量不过是“说书匠”而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和东欧大洋洲等地区，对这些地区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史学领域中的弱项，新时代浪潮的冲击要求我们必须将弱项变为强项。
其三：“新历史”要注重研究发达国家刚发生了的新历史进程。例如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或近代化、英文为modernization）是人类社会的空前进步。18世纪末兴起于西欧，19世纪遍及欧美，20世纪波及亚洲。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后现代化与知识经济的兴起则是新的历史进程。它取代现代化后，带给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但在繁华世界的另一面则出现了金融危机取代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跨国公司取代以往的垄断公司;曾作为工业化标志的汽车城底特律破产了;已取代“蓝领”的“白领”和中产阶层也走上街头开始抗议活动。诸多新问题要求我们对后现代化的新历史必须进行探讨。工业化的现代化历史固然是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课题，但是作为现代化历史的转型，即后现代化与信息化则是时代的新课题。特别是研究欧美历史，这些问题的探讨十分重要。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只有针对现实生活的需求去选择古今现的历史研究课题才有意义。顺应新时代的要求是我国史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2.世界史学科的创新要加强学科理论的研究
历史的经验正是这样。伏尔泰、兰克对西方世界史学的划时代贡献，是与其在历史学理论上的突破分不开的。现今西方学者的全球史热潮也是与本世纪新创的文化形态史学论相关连。所以要在我国创新世界史学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不能认为这只是重弹老调，事实上还有大量的理论工作要做。
中国共产党人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过程与国际交往的实践中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国际斗争的战略策略原则都有许多真知灼见。如何把它们系统化、理论化成为新世界史学理论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世界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
我国学者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通过理论与历史实际的结合，对世界史规律问题有诸多新见解，例如，“纵横双向运动说”、社会形态多样化说、战争与和平的新学说等。诸多新理论，需要进一步丰富总结，使之完整化。这也是学科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们研究和解读世界历史，如果没有一种新思想理念的支撑，那就很难有创新成就。
3.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创新要加强对崛起后中国的现实关怀
中国的发展使全体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关心世界，也更加迫切地渴望吸取世界的历史经验。对此的现实关怀首先要体现在教育方面，满足国人要加强世界理念的需求。应该承认我国国民的世界理念因历史的原因是有缺陷的，为使国民有正确而全面的世界观，世界史研究首先要关注教材的编写。在初期阶段可以集中优势力量编一两部统编教材。但进一步发展就要写出适用于不同层次、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特点的更加实用有效的世界史教材。同时也要编各种通俗化读本，普及与提高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学者讲外国史有其难度和特殊性，要提高其学术地位。在我国已将世界史列为一级学科研究，这是十分正确的举措。
史学概论范文3
——以新的视角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总书记在讲话中又一次回顾党的光荣而伟大的奋斗历程，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顾，而是出于继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长远的战略性的考虑，通过对历史实践的新总结新概括，给全党同志以新的历史启示、新的理论武装。同志指出，85年来，我们党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事，一是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总结历史，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之所以能够在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保持和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这一新概括，对我们党85年的历史的总结，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宏观上深刻揭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意义，为全面总结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历史经验提供了思想武器。
——以新的高度对党的先进性建设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和阐述的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五条基本经验，体现了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是对我们党85年来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创造性实践，特别是对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加强先进性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总结，既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底蕴。以同志这一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我们对党的先进性建设历史经验的认识就会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其要旨，正如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总趋势，科学制定和实施符合我国实际和人民愿望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党才能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只有不断实现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与时俱进，我们党才能找到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确道路和科学方法；只有始终围绕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才能使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相互促进；只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才能形成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最广大的载体和最可靠的保证，等等。这里高度概括的基本经验，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更是党的先进性建设宝贵经验的理论升华，既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指导思想，又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以新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理论。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形势、新任务，着眼于新的实践加强先进性建设，必然会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建设的理论。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围绕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的时代要求，深入总结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和实施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特别是这次全党成功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新实践，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新经验和新思想。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同志在这篇纲领性的讲话中，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诸如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命所系、力量所在；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要更加突出地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主线；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抓住党员主体这个根本，始终抓好保持和发展党员队伍的先进性这个基础工程，等等。这些新的思想观点和时代内容，反映了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和实践的加强先进性建设重大战略思想，既与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同志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有新的创造和发展。就说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抓住党员主体这个根本、抓好党员队伍建设这个基础工程，这样一个新论断，其内涵就十分深刻，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党的建设理论中的具体体现，极具指导意义。在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同志曾明确提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行为主体，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这就告诉我们，党员是党的一切活动的主体，党员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基础。而要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就一定要确立党员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不断强化党员的主体意识，这既是根本之策，也是基础之功。实践证明，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党坚定地实践了中央的这一思想，坚持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注重激发党员的内在动力，从而使党员的主体意识得到加强，党员的主体作用得到发挥，达到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推动各项工作的目标。
——以新的重大举措进一步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加强先进性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成绩，取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从而保证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中心任务的完成，同时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确立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成为引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引以为荣的。然而，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党内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与党的先进性要求不适应、不符合的突出问题。因此，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坚持长期作战，努力建立长效机制，将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结合起来，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并且更加突出地把先进性建设作为各方面建设的主线，以不断巩固和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成果。为此，总书记在讲话中以新的理论思考，鲜明提出和深刻阐述了继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做到“四个紧密结合”的重大举措，或者说基本要求。这就是：要紧密结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紧密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紧密结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和紧密结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实践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四个紧密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思考，反映了新形势新任务对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客观要求；同时，从实际工作的层面上，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实践先进性的具体要求。对此，我们应当深入学习、深刻领会，进而认真贯彻落实。
史学概论范文4
2013年元月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安排表(本科)：
时间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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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1月13日）
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上午（9:0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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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020106） 财务管理学（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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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史（1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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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社会思潮述评（1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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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工本）（0002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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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概论范文5
代号
专业
名称
4月18日（星期六）
4月19日（星期日）
课程 代号
上午 （9：00-11：30）
课程 代号
下午（14:30-17:00）
课程 代号
上午（9:00-11:30）
课程代号
下午（14:30-17:00）
史学概论范文6
关键词： 历史概念 高三历史复习 重要性
历史概念是人们对历史事实的概括和总结，它包含着特定的含义。历史概念的种类有人物、事件、文献、典籍、法律、制度、著作、会议、党派、思想、学说，等等。构成历史概念的基本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构成历史人物概念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人物的时代背景、思想和重要活动、阶级属性和历史地位等；构成历史事件概念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参加者、基本进程、性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等。对历史概念的理解比对历史事实的理解更概括集中，更能体现历史现象的本质。对历史概念的理解需要掌握它所包含的特定含义和构成基本要素。
进入高三后，复习课是我们日常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在平时的复习中，如果我们不注重对历史概念的这一最基础的复习要求，则日后定会成为学生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和解题方面的颈瓶。
例：（2009广东高考）“封建社会”的概念是近代引入中国的。右图所示柳宗元的文章的主题可能是（）
A.分封制度
B.王位继承制度
C.郡县制度
D.三公九卿制度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封建社会”的概念既然是近代引入中国的，那么柳宗元所说的“封建论”，显然不是指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概念，而应该是“封邦建国”的意思，所以答案应该选A。当然这是我们在做题中的常见思维，但在很多时候，许多学生做选择题多采用排除法排除选项，而采用排除法排除选项的前提就是对概念的正确把握，对这道题如果学生能够正确把握分封制的概念，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就会不难选出。
可见准确掌握历史概念不仅仅是新课标对我们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年来的高考中强化历史概念教学是高考命题导向的要求。在新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下，高考试题思维能力的考查力度在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由于历史概念便于考查学生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历史问题本质和自主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在高考历史试题的能力题中占绝对大的比重，因为它可以有效避免学生死记硬背书本理论从教材中寻找文字拼凑答案的应试策略。可以这样说，如果学生对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把握不准，是很难正确作答的。
那么如何在高三的复习课中贯彻概念复习、强化学生对概念的理解？我认为首先要理解历史概念的含义和分类。
一、历史概念分类
历史概念反映了历史现象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是人脑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本质特性的反映。历史概念的一般分类是：
一是按其所反映的历史事物的范围，可以分为专指性历史概念（史实性历史概念）和泛指性历史概念（理论性历史概念）。
二是按其所反映的历史事物的内容，可以分为历史人物概念、历史事件概念、历史名物概念和历史现象概念。
形成历史概念的基本方法有：定义法；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对比；实例论证（先下结论，然后对得出结论的途径进行分析，从而论证这种结论的正确性）。
案例（以实例论证法为例）：展示概念和结论：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延伸：完全独立的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事实论证：引导学生回顾《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内容，后归纳为：由此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及贸易，开始遭到破坏。我国的领土不再完整；不再独立；封建的自然经济也开始遭到外来资本主义的破坏。从而证明：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二、历史概念的教学方法
1.从理论层面上分析。（1）根据概念的复杂程度对历史概念进行分级。三级概念含有较多较复杂的历史知识，构成了历史的主干知识，宜采用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对比、实例论证等方法。如“君主专制”这个概念可分为“奴隶制君主专制”和“封建君主专制”，而封建君主专制的上一级概念是“封建制度”，同属一级的概念有“封建文化专制”等，分级之后就可以选取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对比、实例论证等方法进行分析。（2）根据概念的能力级别对历史概念合理分类，不同的历史概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如史实概念可用定义法、讲述法，史论概念多用分析综合法。（3）根据概念的结构把历史概念内部的共同要素（背景、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结果或影响等）和特殊要素（历史人物概念的“经历”要素，历史事件概念的“过程”要素，历史名物概念的“内容”要素和历史现象概念的“状况”要素）指定出来，引导学生学会使用分析综合法得出概念。（4）根据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让学生通过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正确区分相近或相似历史概念，多采用比较对比法和逻辑分析法。如不可以说“辛亥革命了封建制度”，只能讲“了君主专制制度”，因为封建制度是种概念，君主专制制度是属概念，君主专制制度是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2.从技术层面上分析。（1）运用多媒体技术建立直观感受的方法。（2）运用概念图表达历史概念结构及其关系的方法。概念地图最早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诺瓦克教授通过研究基于教育心理学知识理解的案例而提出的，初级的概念地图包括节点、连线、层级和命题四个基本要素，节点是指感知到的同类事物的共同属性；连线表示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命题是两个概念之间通过某连接从而形成的意义关系；层级表示同一知识领域中的概念的层次关系。如“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这个上位概念之下“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地主阶级改革”、“百家争鸣”三个并列的下位概念，“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等又是“地主阶级改革”的下位概念，“地主阶级改革”则是三者的上位概念。“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地主阶级改革”、“百家争鸣”三个并列概念的节点是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其中经济属性决定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则是前二者的表现。（3）整合其它学科知识的搭桥法。如哲学常识搭桥法、地理知识图示法、语言文字破解法、数学集合图示法，等等。（4）历史学科内部知识整合法。联系古今中外、分解概念结构，如“闭关锁国”从背景方面分解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等。（5）利用网络、图书资源等引导学生学习的自我探究法。建立历史概念档案、学习袋，等等。（6）采用美国H.林恩・艾里克森“概念为本的课程标准”设计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