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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思想论文范文1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教学改革；学科素养
引言
历史学科是将历史材料进行组合和筛选应用的知识形式，历史学科教学可以让学生在静态时间内掌握动态空间中事件信息和相关概念，促使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将历史、科学、人文与哲学进行有机结合，进而实现精神、意识的推动与发展。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不利于学生能力培养与提升。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从获取知识兴致和自主学习能力、基础知识应用能力、综合评价、学科素养四个层次对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进行创新改革，对历史教学发展与体系优化具有积极意义。
1“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改革方向
教学理念是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教学认知的集中体现，是教学活动的核心理论和信念，清晰且明确的教学理念对教学活动的开展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探索“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的改革方向，需要对教学理念进行划分、理解和革新，以找到教学改革方向，为改革路径的探索奠定良好基础。传统教学模式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理念主要有“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理念；人文素养理念；实践性理念。其中，“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教学理念，注重学生主体作用，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实现了“教”与“学”的和谐统一。人文素养教学理念注重学生在人文方面的综合培养与提升，通过文化元素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不断提高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学科素养。因此，人文素养教学理念是以历史实践教学为基础，以学生综合素养发展为核心的教学理念。实践性教学理念更注重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结合，认为高校历史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首要位置，突出历史教学的实用性。在“互联网+教育”的推动下，将互联网技术与历史教学相结合，在丰富历史教学内容，促进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理念融合，提升历史教学有效性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首先，历史学科是知识性较强的学科，以历史事实为教学基本目标与任务。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实现了教学资源共享，教师要注重对丰富的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应用，通过互联网技术的记忆性、多元化等特征，加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与记忆。同时，教师要以学生思维发展为核心，以思想性教学为教学理念，强调学生理论素质和理论思维能力培养与发展，实现学生历史学科思想构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教学过程和教学思想性进行结合，以达到培养具有历史理论知识素养和学科思维能力的历史人才的教学目标。其次，教师要积极转变自身的教学角色，推动历史教学从原有的解释性教学转向问题性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以不同思考角度和思维方式，呈现出问题的不同性质，帮助学生进行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创新构建。
2“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改革路径
2.1利用多媒体技术，激发学生学习兴致。历史教学内容庞大，这给教师带来大量的教学任务。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多以知识传授为主，以保证完成教学任务。所以，高校历史教师对历史研究工作和学生学科素养能力培养工作的投入较少，致使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没有达到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同时，历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单一，对于一些专门性较强的历史研究较少，跨学科的综合性历史研究人才更为匮乏。因此，教师有必要通过互联网技术，对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整体结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调整，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的应用，丰富教师的教学资源，减轻教师沉重的教学任务负担，使历史学科教学内容更丰富、更立体、更多元化地呈现出来，从而对教学有效性的提升、学生学习兴致的提升、学生学科素养能力的培养起到推进作用。例如，教师在讲《鸦片的泛滥与清政府的禁烟》时，要对教学目标和教学侧重点进行深入思考，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和学生能力培养目标，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和优化。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鸦片泛滥、清政府禁烟的相关视频播放给学生观看，让学生在视听感受中，提高学习的兴致。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在视频片段中适当提出相应专题知识，并有针对性地让学生进行回答，以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对学生进行针对性较强的能力培养与提升。在课堂教学结束前，教师可以为学生播放历史知识总结、历史事件启迪、关于历史问题的看法等内容，在巩固学生所学历史知识的同时，加强学生对历史思考的深度。
2.2利用微课与慕课，巩固学生基础知识。从实际教学情况看，学生在基础知识方面的学习和掌握程度参差不齐，甚至有部分学生的基础知识学习出现反复学习但记忆不牢固等现象，对学生开展历史课题研究、知识应用等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根据相关调查分析发现，我国高校历史专业学生对历史书籍的阅读数量偏少，即使有部分学生进行历史书籍阅读，但他们没有与教师进行有效互动，导致学生的历史思维存在局限性，对学生的历史研究深入性、广泛性产生制约性作用。为改变此现状，教师要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巩固与应用，通过微课、慕课，将教学知识点充分展现给学生，帮助学生进行随时随地学习的同时，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另外，教师可以通过微课、慕课开展历史课题研究活动，并利用微课、慕课的在线互动功能，实现师生、生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以开拓学生思维，提高历史课题研究的深入性。例如，教师在讲《维新运动的高涨与百日维新》时，可以利用微课、慕课将教学主要内容展示给学生，并向学生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探究学习。针对学习内容的看法可以通过在线互动功能进行实时互动。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和指导学生，并针对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及时解答和讲解。在课堂教学结束前，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课外作业，让学生阅读相关历史书籍，并运用已学历史知识，表达自己看法。通过微课、慕课的应用，学生可以更具有针对性的学习，在巩固已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学习效率与质量，加深了学生思考，为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培养奠定基础。
2.3利用混合式教学，加强教学综合评价。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通常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标准，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采用知识灌输式教学方法，即使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但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和综合能力仍未有明显提升。因此，单纯从考试成绩角度对学生进行评价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教师没有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无法对学生进行有效评价，在统一的评价标准体系下，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虽有进步，但并没有被教师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致使历史学科教学无法充分发挥出培养全面发展历史人才的效用。这需要教师利用混合式教学，通过混合式教学平台的综合评价机制，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历史课题研究情况、课题问答情况等进行有效评价，有利于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弱点，帮助学生找到自身不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水平。例如，教师在讲《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与中国的战败》时，可以采用混合式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让学生对历史基础知识进行深度学习，并在混合式教学平台上进行课题研究和互动。针对考试成绩、课外研究、课外阅读、课外活动等，教师可以通过信息录入的方式，将相关数据信息输入评价系统中，进而对学生的历史学科学习进行综合评价，为学生学习效率与质量的提升作出保障。
2.4利用互联网技术，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历史专业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还要让学生养成历史资料收集、历史课题论文写作等良好习惯。但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历史教学资源相对匮乏，学生对历史资料收集的途径较为单一，并且收集的资料不具备丰富性和多样性，对学生的学习、研究和发展产生制约性。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收集到丰富的历史资料，并且可以加强对历史资料分析，有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研究。同时，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查阅到“历史上的今天”的内容，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另外，教师可以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与学生进行跨空间的互动，帮助学生对历史参考文献、历史资料等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与持续提升奠定基础。例如，教师在讲《民国初年政治现代化的反复》时，可以让学生在课堂教学开始前，收集丰富的历史资料，并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查找学生并为收集到的历史资料，以对学生资料进行补充，促使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更深入分析历史信息。课堂教学结束前，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历史演讲活动，并录制相关视频。录制结束后，将视频上传到校园网络，在丰富校园活动生活的同时，有效提高学生历史综合素养。
2.5利用“E考据”法，促进学术论文写作。E考据由黄一农教授首先提出，并得到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方法是充分利用电子资源进行考据的方法，要求研究者应用信息科学技术，将特定的问题意识与信息资源等进行结合，利用考据学的方式对信息资源进行分析和梳理，从而达到历史考证的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学者通过“E考据”方式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仅有互联网信息资源做支撑，将资料进行堆砌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论文出现。同时，互联网信息资源具有复杂性，其真实性也需要研究者进行验证和筛选。这要求教师在利用“E考据”法，引导学生进行充分的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时，要引导学生注重对历史材料的分析和取证，并通过历史事件、实践经验等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检验。除此之外，教师要提高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规范要求，促使学生在丰富、多元的互联网信息资料中，进行筛选和整合，使学生能够利用全面性视角、批判性思维看待历史问题。例如，教师在讲《中法战争》时，可以让学生通过“E考据”方法，针对：中法战争对北洋水师筹建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并将其写成学术论文。在此过程中，加强引导学生通过历史事件、实践经验等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筛选和整合，在保障所应用的信息资源具有真实性的基础上，对研究的具体问题进行批判性和全面性思考。
3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教学不仅为学生的学习发展指明方向，而且对学生历史唯物主义观、“三观”形成起到积极作用。为提高教学有效性，达到培养全面发展历史人才的教育目标，教师要充分应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多媒体、微课、慕课、混合式教学等方式，夯实学生基础。同时，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帮助学生对互联网信息资源的筛选、整合和利用，通过“E考据”方法的应用，使学生进行高质量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为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与历史思维能力的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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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思想论文范文2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
综述研究灾害与文学，首先应考虑灾害对社会、经济、政治、人口迁徙造成的影响，其次是是灾害对作家本人的影响，包括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其次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对灾害的具体表现，包括文学特色、文学思想等。应以灾害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为中心，以中国古代“天谴论”与“反天谴论”为暗线，以文学性最强的古代诗歌为例，兼顾古代文章与叙事性小说，分析灾害给作家带来的影响、给文学本身带来的影响，进而分析灾害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作者：栾玉博 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3
关键词：高中历史；史料实证；培养策略
为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部在总结以往教学经验并吸收借鉴其他国家课程改革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其中，史料实证素养旨在确定历史史实，这不仅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性素养，更是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所必备的关键品质。然而，在应试教育和高中历史繁重的教学任务压力下，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往往只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知识获取的过程和培养学生历史综合素养的途径与方法研究，忽视了在历史教学活动中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基于这种情况，教师应首先提升自己的史料分析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帮学生树立史证意识，多选择以学生为主的史料研究、问题探究等教学方式，致力于提升学生的史料实证素养。下面，笔者便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浅谈高中历史史料实证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一、利用史料资源，提升问题意识
历史虽是过去时生的事，但部分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行为和思想对于今天的生活仍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掌握历史研究方法、学会运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才是学习历史的真正价值所在。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史料资源，发现并感悟其中的学习价值。首先，历史课本中有许多精心编选的史料，我们的城市、家庭等生活环境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历史史料。鉴于此，教师应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史料，带着问题去进行阅读和研究，之后便可使学生通过询问教师、利用网络查找资料、阅读相关历史书籍等方式解读问题，验证自身看法，从而提升史料实证素养和问题解决能力。例如，在学习“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一课时，学生除了可以根据课本上出示的《人民日报》文章和“”时期夸张的宣传画，来体会当时人们进行经济生产的精神面貌和片面追求数量、忽视客观事实的行为，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寻找是否有当年保留下的遗址。在学习“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时，学生可通过家中保留下的粮票和老人的讲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带着问题进行资料查找，自行归纳总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巩固历史知识，提升自主探究的意识和能力。
二、考证史料内容，培养解读能力
史料解读能力要求学生能够对史料信息进行提取、概括、阅读和理解等。因此，教师在培养学生的史料解读能力时，应多为学生提供一些史料，让学生从中提取关键信息，并通过对关键信息的解读找出课本中对应的知识，达到培养学生解读能力和对课本内容加深理解和记忆的教学目的。例如，在学习“宋明理学”一课时，教师可为学生提供李良玉《新文化的起源》和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有关宋明理学的论述，并对学生提出“以宋明理学为例，谈一谈你对中国文化包容性和创造力的理解”等相关问题，让学生从史料中提炼出中国文化融合发展的相关信息，并联系课本中宋明理学思想内容和特点的相关知识回答问题。这种方式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史料解读和分析能力，扩充学生知识面。
三、撰写历史论文，学习论从史出
历史教学需要培养的是能够独立思考和自主解决问题的人，历史论文的学习和写作能够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论从史出”的意识，有助于使学生深入探究某一特定历史问题，提升学生的深度思考能力。同时，历史论文的写作能向教师及时反馈学生的学习程度。教师在指导学生写历史论文时，首先要为学生提供合适的选题，题目最好从细节处着手，以小见大；其次，引导学生在论文写作时要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应运用大量历史史实来佐证观点，不应一味写空泛的语言，使自己的观点不具有说服力；最后，教师应引导学生从历史问题出发，与当今时代问题或社会热点相联系，以古鉴今，提升论文的创新性和实用性。例如，在学习“充满魅力的书画和戏曲艺术”一课时，教师便可以“浅谈中国古代商业的经营管理思想”为题目让学生尝试进行历史论文的写作，使学生在写作过程中了解古代的著名商业家，如白圭、范蠡等，并对中国古代的商业思想有初步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体会古代商业思想对今天的指导意义，指导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层层论证、论从史出。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充分利用史料资源、考证史料内容、撰写历史论文等方法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其史料解读能力，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高中历史课堂的教学实践任重道远，是否存在其他途径促进学生历史知识的积淀和核心素养的有效提升，还需要在未来进行深入研究与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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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思想论文范文4
近年来，随着对乾隆研究的深入，对其御制诗作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具体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其诗作进行整理出版。这些著作或将其诗作纠集成册，或以某一特定专题对其御制诗做专门性的辑录、出版，或对诗歌总集进行刊误、版本考察。如《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⑥将乾隆所有的诗文进行辑录，以便查找与研究。选本则有孙丕任、卜维义的《乾隆诗选》⑦，吴景仁的《乾隆蓟州诗集》⑧和石光明、董光和等的《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⑨、《乾隆皇帝咏西苑北海御制诗》⑩等。《乾隆诗选》共选录乾隆御制诗190首，按照写作年代加以编排，并对所选诗作进行了简要的注释和题解，一些字词和典故也作了详细的笺注，有助于读者了解其诗作的概貌；《乾隆御制文物鉴赏诗》将乾隆存世的咏颂古器物诗作选录成册，全书分为《咏绘画》、《咏玉器》、《咏陶瓷》、《咏漆器》、《咏砚》五大类，为读者提供了可资研究和鉴赏的资料；《乾隆皇帝咏西苑北海御制诗》则是从光绪五年（1879）清廷刻印的《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中摘录咏西苑北海诗文639题701首，加上高宗御制《白塔山总记》、《塔山四面记》以及《永安寺古井记》、《御制玉瓮歌》一并结集成册，并附以建筑及景物现状照片近百幅，便于作者直观的了解乾隆咏物诗。这一类的论文如《清乾隆皇帝御制南海子诗文辑录》、《清•乾隆皇帝咏香山静宜园御制诗》等。对于乾隆诗作版本进行考察的成果主要是一些论文，晏爱红的《乾隆〈乐善堂全集〉版本改定考》对《乐善堂全集》的版本进行了考察。此外还有单嘉玖的《〈御制乐善堂记〉册页及其修复》、李人俞的《〈高宗御制诗集〉注释中的一处错误》等。这一类论文很少，都是从细微处入手，或对乾隆诗选的某一版本进行源流考订，或对其诗选的注释进行考察。从文献学角度来看，这一部分研究成果对于乾隆诗作的整理与考订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二，从文艺学的角度对乾隆诗作进行评价或研究。这一类别还未出现专门性的著作，只是在学者撰写的清高宗的传记中附带提及。具有代表性的如钱宗范的《乾隆》，其中第九部分以若干具体诗作为例，较为深入地剖析了清高宗御制诗的艺术水平和历史价值。在思想内容上，他认为：“乾隆的多数诗歌，是紧紧结合了他的政治活动而写的，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周远廉的《帝大传》中第十三章第一节也简要论及了乾隆诗作，他认为：“总的来看，乾隆帝之诗，很多是纪实之作，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为争取汉族名流学者，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从政治、历史的角度看，还是颇有价值的。”孙文良、张杰、郑川水所著《乾隆帝》第八章第一节中说：“乾隆留下的诗，技巧虽不足称道，内容却很珍贵”，“简言之，乾隆的诗是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实录，在他执政期间清帝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可以从诗中看到”，“水灾之重，人民苦难之深付笔端，使人们对‘康乾盛世’有更全面的了解，可补正史之不足。”郭成康在《乾隆正传》一书中也称论乾隆诗作“不暇锤炼，以整体上来看，被后人评为‘格调不高，佳作不多’”，“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审视，这些近于苛刻的评论也许并不错，但乾隆数以万计的诗章中也时见清新自然的篇什。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皇帝献给孝贤皇后的上百首诗，堪称最见真情的上乘佳作。”更重要的是，“乾隆诗的价值在它的纪实性，古人有言‘诗以证史’，数以万计的‘御制诗’弥补了《清高宗实录》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的一部诗史。”由此可见，乾隆诗作虽已引起学者的注意，但相对文学性而言，它的历史价值受到的关注更多，大家对其诗作的评价大多集中在史学意义的阐述上。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并不多，现有的论文或探讨其诗作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或通过诗歌来探讨乾隆某一时期或者某一方面的心态。典型的如戴逸的《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帝》，该文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清高宗御制诗的得与失，归纳其诗风为：“不拘格律，不事雕琢”、“不主张立异，不使用绮词丽句”，“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学气味，绝没有儿女情、脂粉气”。作者在深入解析、研究御制诗基础上，从历史的视角发掘出了各类御制诗的价值，并且认为“乾隆的诗，历史的价值大大超过了艺术价值。”。刘庆宇的《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从《乐善堂全集》诗文的解读中对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进行了分析。而傅东光的《御笔〈林下戏题卷〉与乾隆晚年的“林下人”心境》则从乾隆御笔《林下戏题卷》入手，籍乾隆不同时期所作的6首《林下》诗，探索其晚年归政过程中内心世界不断变迁的发展轨迹。钱宗范的《乾隆诗歌探析》，史礼心的《“十全老人”“十全”诗———清高宗乾隆的诗歌创作》、曹东方的《乾隆诗简论》等都从内容与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对乾隆诗作进行了分析；孙继心的《从避暑山庄的三块诗匾看乾隆皇帝的晚年心绪》、段钟嵘的《从山庄诗文看乾隆对儒道佛的态度》、江滢河的《乾隆御制诗中的西画观》等都通过对其诗作的分析探讨乾隆的心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于乾隆诗作进行简单赏析的文章，如刘宝琴的《乾隆避暑山庄诗注释》、恩淑玲的《乾隆皇帝咏五台诗注释》等，承德师专避暑山庄诗选注小组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乾隆诗作的选注。近年来，还有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对乾隆诗作进行了专题的研究，如崔岩青的《清高宗御制纪事咏史诗研究》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御制纪事咏史诗的史学价值、史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清高宗的历史观、史学意识与成就。刘冬的《清高宗御制水利诗与乾隆治水》从乾隆御制的水利诗入手，对乾隆年间的水害，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治水措施进行了考察。章采烈《论乾隆御制〈四库全书〉诗的史料价值》对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嘉庆二年（1797）期间所写的107首关于《四库全书》编纂的诗歌进行了分类，认为诗作客观而真实地记载了《四库全书》纂修的全过程，是其他史料的补充。可以说，这些论文皆倾向于将乾隆诗作与史实相结合来进行考察，论文的侧重点在史，而不是诗。
第三，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于乾隆诗作进行考察。如郭黛姮的《乾隆御品圆明园》通过乾隆的诗词，结合圆明园所构建的实体，阐述了园林特点，以及圆明园发展、变化缘由等，这属于建筑文化方面的探讨。蔡镇楚、施兆鹏的《乾隆皇帝茶诗与中国茶文化》则是从《御制诗集》中收录的近200首茶诗说起，纵论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认为其茶诗开拓了中国茶诗与茶学研究的文化视野,这些诗作亦是诗文化与茶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文人饮茶之习的生活情趣和审美理想的诗化,是中国茶文化美学的艺术结晶与重要载体。诸如此类的文章还有巩志的《清朝乾隆皇帝诗赞建茶》、童光侠的《乾隆皇帝的陶瓷诗》、杨平的《乾隆御制诗文与圆明园植物特色》等。然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仅仅限于文化层面上的考虑，与其诗学思想的探讨也并没有关系。
二、对于乾隆御选书籍的研究
乾隆曾亲自为一些书籍撰写序言，表达对文学的观点，如《御选唐宋文醇序》、《新刻稽古斋文集序》等等。学者们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如下：第一，大部分成果集中于《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等文献的研究。如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輱訛輨中第一章探求纂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其中就乾隆的编书动机做了一番分析，“高宗诏访遗书，编纂《四库》，其政治作用，一言以蔽之，即寓禁于征也。”作者从政治角度对乾隆的编书目的进行考察；而陈晓华的《〈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有涉及乾隆的内容，如第四章《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将乾隆朝的政治与当时的学术相联系，对当时一系列的文学现象进行了解读，但对乾隆的文学思想却没有过多的阐述；再如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其中第四章《清高宗与〈四库全书〉》中，引用了大量乾隆帝颁布的诏令来论证其编纂思想，“《总目》的纲目出自钦定，帝王著作编列出自钦定，体例出自钦定，去取出自钦定，存目根据钦定”，行文中大量引用了乾隆帝的诏令，但作者着力于编纂过程，没有过多论及乾隆的文学思想。研究论文也大多着力于分析乾隆与《四库全书》编纂之间存在的政治因素，如张小芹的《〈四库全书〉乾隆谕旨中的“不收、改、删、销毁”等问题评议》，作者从乾隆在《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下达的二十五道谕旨入手，将它们分为“不收”书籍的谕旨、关于改与删书籍的谕旨、关于销毁书籍的谕旨，从而对于乾隆在编纂过程中所体现的政治倾向做出梳理；此外如党为的《清高宗四库全书谕旨内史学与正统观研究》、张明海《谈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及其时代特征》等亦从这一角度进行阐述。王作华的硕士论文《乾隆皇帝与〈四库全书〉的纂修》中第四章论述了乾隆学术思想以及满清皇族思想对《四库全书》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对于《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等的考察，通过对编纂过程以及删订标准的考察来解读乾隆的编书思想。第二，对其他御选书籍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于《四库全书》的系列研究来说要分散得多，但其中也不乏对其文学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典型的如莫砺锋的《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輰訛輩，作者认为《唐宋诗醇》的编选体现了乾隆的编选宗旨———尊唐与尊杜，诗集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涉及民族斗争的内容相当敏感。
文中还就选本中所体现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除尊杜以外，还体现了为韩愈诗歌平反的精神，“可以说，《唐宋诗醇》的上述评语是历史上首次理直气壮地为韩诗张目的言论，它不但较准确地说出了韩诗的特征，而且把它提高到与雅、颂相承的高度来予以肯定。”胡光波的《从〈唐宋诗醇〉看乾隆的唐诗观》中认为“作为统治者，乾隆不象一般文人只是把选评唐诗作为寄寓个人情趣的方式，他精心选评唐宋六家诗作，试图展现两代诗歌正变源流的总貌，为后学指出一条恪守风雅原则的正途。”文中认为“乾隆论诗，主张言志，强调有感而发，不苛意于字句的夸饰：‘志言要归正，丽句却须删’，‘触兴便拈吟，绮丽非所羡’、‘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没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他恪守传统的‘诗教’‘：昔圣人示学诗之益，而举要惟事父事君，岂不以诗本性情，道严伦纪？’”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乾隆认为，诗律的繁琐导致诗体的卑陋，诗体的卑陋是由于诗缺乏真情。他把真情的充溢作为评诗的依据，而把创作的退化归于诗律的苛刻与情感的伪饰。”“作为执政者，乾隆虽重言志抒情，但不欣赏吟风弄月的游戏工作，而强调诗歌对现实的关注，特别注意把诗人坚贞的品质与其诗歌对现实的批判结合，坚持知人论世与诗品人品合一的原则。他对四大家讽刺当朝时事，揭露政治弊端的诗作重视，表达了当政者热望诗歌发挥社会功能的心愿。”在这篇论文中第一次相对系统地论述了乾隆的诗学思想。郭康松、李彩霞的《从钦定本〈清诗别裁集〉看乾隆的文化心态》中则认为钦定本作品的取舍完全是以是否有利于加强清朝思想统治，是否有利于消除清朝早期高压政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否有利于维护皇室尊严及地位为标准而进行的，反映了乾隆利用文化手段维护满族贵族君主专制政权的强硬态度。可以看出，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御选书籍中所体现的帝王的文学思想，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选集进行了解读，但研究的目光仍集中于几部固定的文集，缺乏对其进行系统的观照。
三、对乾隆年间文化政策的研究
相对前两部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著作方面典型的如李明军的《文统与政统之间：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作者将风雅诗学的复兴与变异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以文统、道统与政统的双向互动，诗教和政教的微妙关系，来概括清代前中期文学的发展。书中第四章对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给予当时文人的影响进行了解读，作者认为乾隆朝频繁兴起的文字狱一方面出于其对汉族文人的猜忌，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然正因其（乾隆帝）对汉族文化之精通，使其产生文化上的自卑，感到保存自有文化之必要”，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一系列的编书、禁书行为。“虽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化政策有所变化，但以儒理治世来进行文化整合则是一以贯之。除了直接干预文学创作外，文化政策还通过对文人生存境遇的影响而影响文学。”作者充分注意到了政治与文学之关系，认为乾隆所颁布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是以直接导向或间接促进的形式来影响清代文坛。台湾学者叶高树的《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从“征服政权”与“中原政权”二重特征的角度，分别就统治意识、翻译汉籍、官修史书、思想控制、编订群书以及国语骑射等六大主题，探析了天聪到乾隆年间的文化政策，并阐释其如何凝聚出既有满洲特色又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集体价值观，及这种价值观对维持帝国体系和谐稳定的重要性，推进了清代文艺政策的研究。王红的《明清文化体制与文学关系研究》在这一方面也颇有建树，其中第四章《文化政策与文学评价》，就从文化政策与文学发展、钦定选本与文学发展、文学评价与文学奖励这三个方面对明清时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发展之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他认为御选诗集与诗歌发展体现的是“博收约取，不失性情”的特点，而在钦定古文与文章发展之中，则体现了乾隆帝“清真雅正、理法兼备”的文学思想。林存阳的《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活动的链条》中以乾隆初叶为重点考察时段，探究《三礼》学演进问题。书中涉及了大量乾隆的文化政策，将三礼馆置诸清代社会由乱而治而盛的广阔历史背景之中，紧紧围绕清中期学术思潮与政治文化取向互动所形成的影响，对清代学术发展的整体过程予以把握。
其次，对于禁毁政策的研究。禁毁政策的实施是乾隆对世人思想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对这方面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以及对小说戏曲的禁毁方面。在对小说戏曲的禁毁方面，典型的论述有石昌渝的《清代小说禁毁述略》，他认为清代禁毁小说呈现出了常态化与法制化的特点，作者按时序记叙有清200多年禁毁小说的重要政策举措及其对小说发展的影响，以呈现清代小说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赵维国的《论清代小说、戏曲的文化管理体制及禁毁形态》认为“清代执政者对于戏曲没有采取一律查禁的做法,而是根据戏曲表演的艺术形态制定了一套规范的文化管理措施，大力扶持忠孝节义作品的表演，严格查禁有悖于封建政治、道德利益的曲目。“”戏曲小说的管理体制是封建社会政治文化体制的一部分，从政策法令的制定到法令的具体实施。构成了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以官方的哲学思想体系作为其理论基础，维护封建王权，对于背离封建政权利益的道德文化等坚决打击,始终为封建王权服务。”王平的《清代小说的禁毁与传播》、赵维国《论乾嘉之际小说禁毁的文化管理政策》、胡海义和程国赋的《论乾隆朝小说禁毁的种族主义倾向》等，都对康雍乾时期的禁毁政策进行了研究。除了直接对诏令、上谕等文化政策研究外，大部分学者的目光关注于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但这方面的著作大多属于资料汇编性质，如上海书店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此书采用纪事本末分案编纂，虽名为《清代文字狱档》，但实际大部分内容属于乾隆朝，每一案中材料的顺序都以年月为次，内容上包括了上谕、奏折、咨文等，全书共分为八辑，是研究清代文字狱、以及乾隆朝文化政策必不可少的资料。论文则有霍存福的《从文字狱看弘历的思想统治观念》与《弘历的意识与乾隆朝文字狱》等，但这些论文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文字狱进行解读，重点在于分析乾隆帝在权术上的思想，而在论证文字狱与清朝文学发展的关系上并没有充分展开。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空间
综上所述，当代学者对乾隆文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诗作的解读上，而在其文化政策的阐释、御选书籍的研究上仍显不足。现存研究中的问题及可拓展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在研究乾隆诗作时比较重视其史料价值，忽视对其诗作进行文艺批评分析，且对乾隆诗作的真伪辨别还少有人涉及。如上文提及的《乾隆诗歌探析》、《“十全老人”“十全”诗———清高宗乾隆的诗歌创作》、《乾隆诗简论》、《论乾隆皇帝的诗歌》等都从内容与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对乾隆诗作进行了分析，但对其诗学思想考察较少。而对于乾隆茶诗、陶瓷诗作相关解析的文章，其目的也是借以探讨诗作背后的社会文化状况。至于王伟康的《〈扬州画舫录〉中的乾隆诗述论》、乔治忠、崔岩的《韵文述史审视百代—————论清高宗的咏史〈全韵诗〉》、刘庆宇的《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等文章虽就乾隆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的创作心态或文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但缺乏对其诗学思想的整体观照。
第二，对乾隆朝御选书籍的研究，其研究对象比较集中，研究成果相对有限。如对《四库全书》的研究成果，虽都对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进行了关注，对乾隆的编纂目的亦有一定程度的解读，但显然侧重其政治目的的阐释。如《四库全书纂修考》、《〈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等皆从政治需求的角度对编纂目的进行考察。诚然，政治目的是其编书的主要动因，但从去取标准中所体现的文学取向，也是学界所忽略的。如前文所述，现有成果集中于《御选唐宋诗醇》、《钦定本清诗别裁集》等的研究，还有一大批御选书籍，如《御选宋元明金四朝诗》、《御选唐宋文醇》等都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第三，关于乾隆年间所颁布的文化政策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政治层面的解读上，缺乏对政策中文学思想的挖掘。如在乾隆所颁布的大量诏令中，或直接对文坛进行干涉，或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这些显然还未引起学者们足够的注意，如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上谕中言：“朕思学者修辞立诚，言期有物，必理为布帛菽粟之理，文为布帛菽粟之文。而后可行世垂久。若夫雕文逞辞，以炫一时之耳目，譬犹抟土揭木，涂饰丹铅，以为器物。外虽可观，不移时而剥落，曷足贵耶。”言语中表现了乾隆言必有物的文学观。在《清实录》中还存在有大量这样的上谕，一直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5
新文化史在叙事材料、叙事风格和叙事方式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主要表现为故事与“碎片”、从“文本”到“修辞”，以及影像资料的运用。职业教育叙事发展存在着“瓶颈”问题，主要体现在为叙事较少且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描述、叙事风格单一，不追求修辞、叙事方式单调等方面。新文化史所取得的突破，为职业教育叙事的转向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关键词：
新文化史；教育叙事；职业教育；文化研究
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史学界重要的转折，以法国、美国和英国最具代表性。“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林•亨特的《新文化史》《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还有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以及彼得•伯克的《图像证史》《制造路易十四》等都是推动新文化史发展的重要代表。其中，新文化史关于“叙事”的突破，值得教育界借鉴和学习。
一、新文化史中的叙事转变
（一）叙事材料：故事与“碎片”
新文化史学家戴维斯在其著作《马丁•盖尔归来》（LeretourdeMartinGuerre）一书中，以法国南部山区流传已久的故事为原型，通过这个历史小人物，放眼到十六世纪法国南部农村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存状态。戴维斯将法官让•德•葛哈斯的记录、证词作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作为一名严谨的历史学者，戴维斯对葛哈斯的案件记录反复考察，对比市面上已出版的书籍，进而进行比对和印证，并且她本人还去了法国南部山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访谈，“通过大量的、琐碎的资料还原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和性格命运等。”[1]在传统史学叙事中，这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再如，对影像碎片的重视。1945年4月英国军队在贝尔森制作的影片，在著名的纽伦堡大审判中作为重要的证据来使用，影片中所提供的证词让人永远也不可忘记那些记忆。在新文化史之前，影像和图像作为叙事材料是不具有信服力的，但是新文化史的学者却更加注重材料的丰富性，且影像类资料能够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事件。多版本的历史故事、碎片的材料和鲜活的影像资料，都成为新文化史学者手中珍贵的叙事资料，看似“碎片”化的叙事资料，在新文化史学家的手中，却成为一部部优秀的著作。
（二）叙事风格：从“文本”到“修辞”
对文本的描述和分析，是研究者对研究材料分析能力的综合体现，是研究者展现研究结果的重要过程。新文化史学者注重对文本的“虚构”，“我要把资料的‘虚构’的部分当作分析的中心。”[2]不能停留在字面面上理解“虚构”，戴维斯所说的“虚构”指的是，在叙事手法方面所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通过外显的“文本”来分析内在的“本质”，以便获得事实的解释。史学家将文学领域中的“虚构”，引入到了史学领域，读者在阅读史学作品的时候，更加像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将传统史学所注重的叙事风格发生了改变，使之通俗易懂、富有韵味。“修辞”通常应用在文学领域，新文化史的学者受到海登•怀特、克利福德•格尔茨、罗兰•巴特等人的影响，将传统对文本的处理，转变为对通过一个具体案例的处理，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叙事风格。正如英国学者彼得•柏克评戴维斯所说“就某种意义而言，那是对实证主义者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她已侵入了实证主义的地盘；她展现的是，即使在实证的领域，若不转向研究语言及修辞，你将一事无成。”[3]新文化史的学者将传统历史文本的叙述风格转向了“修辞”，并且获得了较大的成功，这预示着叙事风格的转变会给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转机。
（三）叙事方式：影像
提及新文化史叙事方式的转变，也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传统史学叙事只借助于文本来展现，而今新文化史学者突破了“瓶颈”。再以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为例，在这部著作诞生之前，先在戛纳电影节上映了影片，戴维斯担当影片的历史顾问。无论在人物台词、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方面，还是在布景、服装、场景选择方面，真实还原了十六世纪法国南部山区村民的生活状态。影片一经上映，便引发了文学评论家、电影评论家关于电影和历史的学术讨论。此外，再以罗伯特•罗塞利尼所执导的影片《路易十四的登基》为例，该片也是像法国历史致敬的影片，这部影片以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埃尔朗热在1965年出版的路易十四传记为脚本，该部电影也成为他电影事业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把历史影片当作平民教育的方式，帮助民众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美国批评家海登•怀特主张“影视史学”，即“用视觉形象和影视化的话语表达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它的思考”是对“史学（historiography）的补充。”[1]罗塞里尼认为“电影应当成为写作历史的手段之一，或许，它比其他的手段更有价值。”[4]222与文本写作不同，流畅的叙事方式和对视觉的刺激，能够产生一种“事实效应”，尽管影像史学在学术界，就方法论、范式等方面还存在争议，但是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已经获得了成功的先例，并且在该领域已经愈发成熟，此外一些职业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尝试制作历史影片，多数导演和制片人，他们本人都会有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教育背景，并且会请到专业的历史顾问。文本和影像是传统史学和新文化史叙事方式的产物，虽然对于两者的如何使用依然存在着分歧，但在未来的发展中，二者必将互相促进、相互影响。
二、我国职业教育中的教育叙事
作为一种成熟的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叙事才被应用到教育领域，从此“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阐释。从教育叙事研究的发展历史角度看,克莱丁宁和康纳利系列研究成果的发表标志着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的诞生。”[5]虽然在教育界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但在职业教育领域较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教育叙事较少且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描述
2001年开始，华东师范大学的丁钢教授出版了《中国教育：研究和评论》（目前已有13辑），其中在第2辑刊载了耿娟娟的《教育信念：一位初中女教师的叙事研究》、黄向阳的《学校春秋：一位小学校长的笔记》，以及在第3辑中刘云杉的《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加拿大学者许美德的《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此外，刘良华教授曾专门建立了教育叙事的网站，主要搜集了中小学老师的日常生活作为叙事内容。遗憾的是职业教育界尚未形成丰富的研究。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关于教育叙事的论文很少，对文本处理仅限于经验层面的描述，这里所说的经验层面的描述，指的是“教育叙事的类型”。教育领域中的叙事研究类型，共分两类：分析别人的故事和分析自己的故事，叙事材料大多数来源访谈、观察、日记等形式。新文化史中注重对“微观”研究，教育叙事应深入挖掘文本的隐含意义，以获得对文本的解释。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叙事材料的有限性和视角的局限性，没有对叙事材料背后的故事进行深入挖掘，也并没有进行对辅助材料进行详细考证，更没有以平凡人物的叙事故事反映出时代特征、人物性格、生活集体风貌等，即让叙事成为“宏观”和“微观”的桥梁。
（二）教育叙事风格单一，不追求修辞
除追求艺术效果的教育自传体小说之外，根据可查到的资料来看，会以学术语言来展示，会穿插着对教育现象的理论分析，以“教育现象或教育故事的叙述———教学或教育理论”展现，语言并未得到重视，直接后果是教育叙事风格单一。体现在：（1）叙述故事多以描述在教育活动之中所发生的故事为主，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将故事讲完整即可，这便导致读者可能会丧失对论文的阅读兴趣。（2）“修辞”问题，叙事的修辞之中应蕴含着一种意识形态，“修辞者通过‘讲故事’来诉诸某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迫使’听众接受修辞者的主张，”[6]但教育叙事尚未做到。综合来看，教育叙事，首先是故事，其次才是一个教育故事，没有故事便没有发生在活动中的教育，因此，丰富教育叙事的故事情节，加强叙事风格的美学，是教育叙事所需要突破的“瓶颈”之一。
（三）教育叙事方式单调，影像学尚未被教育学术界广泛认可
从现有的资料看，教育叙事借助于文本来呈现，以公开发表的论文、教育传记为主，而鲜有教育影像。而在影像学中涉及到教育，主要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艺术学。“从学科角度来讲，我们的教育研究尚未涉及纪录片领域和问题，从影像的角度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著作和论文暂时缺席。一些已有的研究也只是在外延徘徊，没有切入中国教育的正题和核心问题。”[7]利用文本处理的手段，是大多数教育研究者进行教育叙事研究的时候，所采取的叙事方式，殊不知利用影像、声音，会更加丰富其研究。美国著名制片人罗伯特•加德纳认为，纪录片能够提供“直接的和不容置疑的一类证据，是瞬间捕捉到的事实，不会因为看法、记忆或者语义解释上的错误而导致歪曲。”[4]215利用影像的表达方式，能够真实展现教育活动，而这些教育活动所有的细节活动，恰恰都是围绕着教育的核心价值和关键问题展开。
（四）教育叙事尚未在职业教育领域形成丰富的研究
教育叙事作为一种成熟的研究方法，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一些成绩，但在职业教育境领域却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当叙事研究被引入教育理论领域，教育叙事研究本身已经不同于哲学、文学和宗教的方式，而更倾向于以一种实践的方式接近教育活动本身，并符合教育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本身。”[8]职业教育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但依然可以做教育叙事的研究，因为教育是围绕人的活动，只要有人便会有故事。教育叙事能够提供对经验的描述，进而对个人行为的理解和诠释。若要达到该研究目的，必须要进行教育叙事的研究才可以。而在如今在该领域存在着空缺，因此，为弥补缺失，提高对该领域对教育叙事的研究刻不容缓。
三、启示
（一）丰富叙事材料，重视多元的故事和利用“碎片”
研究者在进行教育叙事的时候，应通过故事和“碎片”来丰富教育叙事的材料，不能仅依靠文本、日记等。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故事和“碎片”是针对新文化史而言。教育叙事围绕着个人来讲故事，叙事材料来源于个人，研究者应该要考证故事的真伪，尤其是发生在个人身上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便是“证人”和“证词”。研究者应该倾听多种声音，辨别事件真伪，以客观的态度叙述出事件的始末。而重要的旁观者，是一个“证人”的身份，他见证个人故事的发生和结束，而“碎片”材料，作为叙事材料的辅佐性材料，更是一种“证词”，在某种意义上，会丰富个人故事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比如照片、报纸报道、电视录像等，都可以作为叙事材料。“证人”和“证词”围绕着个人来展开，但又不完全是个人的故事，它是新的叙事材料，研究者应该充分利用新的叙事材料，将教育叙事的故事写得更加真实和富有新意。
（二）挑战传统教育叙事的风格，注重“深描”和修辞
随着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尤其是文学的影响，教育学应借鉴史学叙事风格的成功转型，表现在文本处理和文本叙述中。首先，从文本分析到文本加工，注重文本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教育叙事应从简单叙事走向文本加工，研究者在完整把握故事的前提下，阐述自己对文本背后的人物性格、社会组织、地域文化等，以提供合理的解释，具备整体驾驭文本的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重视“深描”的作用，“深入到行为的表层之下去寻找积累的推论和暗示的层次，以及意义的等级结构。”[9]其次，注重“修辞”，增添文本的美学性。新文化史的学者注重对文本的修辞，在写故事的基础之上，注重语言的美学价值。教育叙事应当重视叙事风格，因此便要求研究者有较高的文字功底，打破学科视角和限制，积极借鉴新文化史所取得的成果。
（三）多元教育叙事方式，增加教育影像
新文化史在影像学方面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也给教育者非常好的启发，即可以利用教育影像作为叙事的方式。通过教育影像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改变传统叙事中文本叙事所存在的弊端和局限。教育者拍摄教育影像已有先例，首都师范大学汪民安教授所拍摄的《米歇尔•福柯》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虽然他的研究对象是已逝去的法国思想家福柯，但是汪民安收集了福柯生前大量的视频访谈，可以说综合利用“碎片”和影像学，才有了这部实验性的哲学纪录片。从汪民安教授所拍摄的经历来看，研究者应当注重对平时材料的“碎片”化收集，只有丰富的材料做支撑的时候，才能将叙事材料用影像的形式呈现出来。此外，研究者应该还要掌握拍摄教育影像和教育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比如把握空间坐标、时间排序、镜头运用等基本拍摄技巧。而实现这一目标，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研究者本人进行拍摄，无论在取材方面，还是拍摄效果方面，研究者本人最清楚过程和效果；其二，是研究者委托专业团队进行拍摄，也意味着需要研究者和导演、制片人进行反复的探讨，以达到最终目的。第一种方式，在新文化史中已经有先例，在其他领域也有成功的影像作品，虽然我国起步较晚，但在哲学领域已迈出了脚步。而第二种方法，看似容易，却也给研究者提出其他的要求，比如和导演的沟通能力、临时处理危机事务的能力等。
（四）重视教育叙事，形成职业教育自身的叙事研究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6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7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二、理论构建期（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是于先生研究著述最为丰硕的学术时期，同时也是他在音乐史学（历史研究）与音乐美学（美学评价）研究领域中提出许多重要理论构建的时期。虽然有人说，“音乐学分析”学说1993年的诞生，得益于1992年于先生卸任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以致有了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笔者认为“，音乐学分析”学说的诞生实际上是于先生经过“反思探索期”之后的一种理论必然。
如前所述，《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对“一部不只满足于史料罗列和堆砌的音乐史该如何写”、史学家究竟该怎样用坚实丰厚的理论根基摆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的音乐分析研究的理论思考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根基一样，1990年，于先生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站在音乐美学的理论高度，再次提出了“音乐美学这门学科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音乐作品中究竟有没有‘意义’？进而这‘意义’在音乐作品中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意义’？”的一系列学术追问，同样也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于先生从理论渊源上对近代释义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当时音乐美学的影响、现代哲学释义学的兴起进行了梳理，同时又从当代音乐美学视角对释义学的审视问题进行了辨析。他指出：我们时常感到，对一部作品的理解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面临的作品大量都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在理解、解释这些作品时不能完全脱离产生这些作品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毕竟是存在于“现时”；理解者是不同于作品产生那个时代的另一时代的人，不能不具有历史的限定性……历史上的艺术作品的作者与现今的理解者各自有各自的对意义的判断，各自有各自的“视界”。历史上的视界已摆在那里，而现今的理解者的视界既受自己的历史性的限制，但又具有一种非封闭的开放性和变动性。⑩其实，熟悉于先生学术著述的学界同行都知道，“社会的”、“历史的”、“音乐本体的”，以及“精神内涵的”等一直是于先生“反思探索期”十分关注，并且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中的关键词。正如于先生早在1985年时发表的论文《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内涵比较》中就闪现过类似“音乐学分析”这样的思想与表述一样———“本文只就最能代表这两位大师的思想感情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这两部作品，从它们各自所蕴藏的社会历史内涵的角度，做一些比较性的考察，以此来揭示他们创作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但重要的是，在1990年的《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一文中，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都被置于音乐哲学的理论层面进行了全新的思考。比如，对狄尔泰的“重建”与“重新体验”理论；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及其关于“存在”（Sein）理论；以及对伽达默的“视界融合”（Holizontverschmerzung）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正因如此，于先生才能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究竟如何去分析一部音乐作品？这一直是音乐学中的重要课题”，???以及“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直接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对于一般的音乐听众来说，或许不一定要求深入到这个层次，但是，对于音乐学家来说，却是绝对必须的。它应该是音乐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精神内涵，我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质。”???并在研究方法上，具体地指出“内部的”音乐本体艺术分析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以及艺术批评。有关于此，正如于先生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补充的那样：恩格斯所说的“美学的观点”主要涉及的是构成作品的形式、风格、技法等审美领域里的因素；而“历史的观点”则涉及的主要是构成作品意蕴、内涵领域的因素。???从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及其学术史的视角予以审视，“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诞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音乐领域复兴了我国学术传统中的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抛弃了新时期前二十年的僵化模式和陈旧话语，吸收了释义学、符号学、异质同构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等新的学术思想，补充了音乐的形式造型和审美维度，通过一个分析范例，使一种曾经一度被歪曲，而后又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历史研究方法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它宣告了长期以来在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以及音乐艺术批评实践中，要么只运用“历史的观点”而忽略“美学的观点”，要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功利原因的干扰只运用“美学的观点”强调形式，而忽略“历史的观点”僵化模式与陈旧话语的终结。并且，“无论在技术分析、史学叙事、人文阐释，还是在哲学、美学思辨等方面都较为集中地展现出了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家在对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音乐分析与研究的学术新高度”。???然而，尽管如此，于先生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提出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深化。#p#分页标题#e#
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后的若干年中，于先生又分别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1994）、《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1996）、《对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1998）等论文中不断完善“音乐学分析”的学术思想。同时，他通过在对西方一系列新观念、新理论、新学说的潜心研究后（如1997年发表的《阿尔弗莱德•舒茨的音乐现象学观念》、《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的音乐哲学问题》，以及1999年发表的《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的音乐哲学问题》等），以中国音乐学家的学术立场不断求证“音乐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的理论意义。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于先生曾就“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时重申了他在《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中的学术观点：音乐形式问题是音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音乐曲式结构的研究，对和声结构的研究，对独立旋律相互结合的规律的研究，对各种乐器声音组合的研究……虽然它们都具有某种音乐技法、音乐工艺学的性质，但从广义上讲，它们都属于音乐形式问题的总的范畴，各自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对音乐形式问题，还有一个从更高的层面、更加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在音乐美学的层次上所进行的探讨。???而在谈到“在探讨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时，就不能只就其客体而论客体，而忽视同这个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否则，就难以真正揭示这个客体的本质”，“对音乐形式美的把握既不是最终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总是要得到比从形式美中所得到的感性愉悦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在声音形式背后蕴藏着的情感性的内涵”。
尤其是“当我们把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问题的思考向更深层推进时，在我们面前就会摆着这样一个问题：音乐形式的意义或内涵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着的”时，于先生曾经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已经阐明的观点也得到了再次强调：“在探讨对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作品的理解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坚持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这个理论立场。只强调客体而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或者一味夸大主体的作用而忽视客体的制约，最终都只能导致主客体之间的机械分割和对立。一部交响曲如果没有领悟它的听者，如果没有二者之间的交融和相互作用，这部交响曲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鸣响着的音乐作品，作为理解的根据而客观地存在于这里，听者的审美体验和理解又从哪里来？”???在这篇重要论文中，于先生在谈到关于“音乐中内容—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曾着重指出：“应该承认，过去在我们的音乐美学、音乐历史、音乐批评等领域中，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个问题上，比较缺乏辩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具体讲，就是常常把这二者机械地分割了，过分地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同一的一面。”然而，“就一部音乐作品自身来说，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从更高的层次更宏观的范围来看，社会生活现实是内容，而音乐作品则是以一种独特方式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现实的‘形式’。”???同样地，1996年于先生又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上阐明了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它不仅在为音乐美的本质及其问题的解决方面提供了一种思路和途径，同时也为我们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音乐作品的本体分析、音乐史研究、乃至音乐批评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前提。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是对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立论的补充和完善。而再次强调“不仅音乐形式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且，人们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对其内涵的理解解释，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的论述，则无疑是对“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内涵的丰富与深化。???古往今来，在衡量学者学术价值的天平里，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装着学者的执著和睿知。更重要的，还必须有其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学术关怀。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严格地说，“音乐学分析”是一种中国语境中用于专门研究、分析音乐与音乐作品的理论学说。正如有的同行认为在西方音乐术语中根本没有“音乐学分析”这个词一样。然而，如若我们就此判定该学说及其术语是中国音乐学家的多此一举，则有失公允。在笔者看来，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及其术语的诞生，正是其缔造者基于长期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学家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作为与贡献。诚然，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或说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素来就有着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忠实地”尾随西方，亦步亦趋，兴许能触及某些所谓的学术前沿。
然而，缺少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恐亦难有作为。对于瓦格纳、肖邦甚至更多的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音乐学家不同的研究视角，必然存在不同的理论诉求及方式、方法。何况，在西方音乐学家眼中或许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更何况，以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1924—）为代表的英美当代音乐学家8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对“二战”以来偏重实证主义传统方法的音乐分析（MusicAnalysis）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对历史文本考证应该与美学阐释和音乐批评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学术主张。???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于先生2009年在一篇重要论文中说过的话，将其摘引于此，与学界诸君共勉：先哲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曾高屋建瓴地说过一句深刻的话，它始终给我从事自己的工作以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力：“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此使我想到，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从长远讲，是否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理论思维来给予支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此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从事音乐学事业的人们的一种历史责任。???或许，有人会认为《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主要是于先生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特殊背景下，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青年学生的一次关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回顾总结，以及对该学科建设基本理念的专题学术讲座。但细心研读，笔者却明显感到此文中于先生对“历史与理论”、“音乐学学科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理论立足点与历史—当代的理论资源”、“社会—历史阐释与音乐本体分析”、“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体验和理解”、“思想与表述”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与他1988年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有着诸多方面的理论联系。然而，历时廿年，于先生原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的很多学术理论思考，在《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得到了更加完整、成熟、清晰、明确的理论概括。它构成了于先生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于先生学术思想和理论构建必须把握的基本前提。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只是对“音乐学分析”一词就事论事，则必然难得于先生学术思想之要领。#p#分页标题#e#
三、理论深化期（2000年以后）
大凡精神内涵丰富的人，自然生命都有异于常人之处。但对于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大器晚成的杰出学者来说，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却正是他们一生持之以恒地在看似“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的苦涩、孤独、寂寞的学术探究之后“终成正果”的时候———杨荫浏先生毕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殚精竭虑，其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出版时已八十高龄；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却又令后生望而生畏的老德文版“花体字”《瓦格纳论音乐》译为中文，并交付出版社出版时，廖辅叔先生也已年逾耄耋；缪天瑞先生为《律学》一书的编写、修订整整耗费半个世纪的时光，甚至期颐之年都还在校定着自己的“文存”；钱仁康先生虽然已年逾耄耋，依然笔耕不辍，并且还在涉及面极为宽广的音乐学术领域中发表论著和学说；即便是过早地离开我们的睿知学者黄翔鹏先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与传统音乐研究虽四十余载，但首次提出先秦“一钟双音”并令海内外为之震服的真知灼见时也已年过半百……“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诚斯言哉！从于先生50年学术生涯的历史发展看，2000年以后的学术著述无疑是他确立学术思想，完善学术体系，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但从其学术成就的角度予以观照，此时期何尝不是于先生重要学术成果的收获季？诚然，于先生此时期也有很多重要，如告诫青年学子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塑造学者精神品质的《心境•方法•学风》；强调音乐哲学对于音乐学研究重要性的《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重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对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意义的《关于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音乐分析学的多元化建构》；等等。但在笔者看来，最能代表于先生在这一个时期中厚积薄发，并且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乃至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两部重要学术力作则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成书于2000年。然而，于先生潜心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学说与主要流派的关注和研究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从80年代初对汉斯立克及其音乐美学观的剖析开始，至随后不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论文便是最好的明证。从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而言，《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无疑是一部填补了中国音乐学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空白的重要专著。但我们如在世界范围内审视这部专著，则恰如音乐美学家张前教授指出的那样：类似这样的著作，即便是在西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像《导论》这样专门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历史发展，并做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概括的学术著作。”???就算是在西方颇具影响的两部音乐美学史专著———1992年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出版的美国音乐学家李普曼（EdwardLippman，1920—2010）的《西方音乐美学史》（AHistoryofWesternMusicalAesthetics），???以及1991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LondonMacmillanPublishersLtd.）出版的意大利音乐学家恩里科•福比尼（EnricoFubini，1935—）的《音乐美学史》（TheHistoryofMusicAes－thetics），???“也只是把20世纪的现代音乐美学作为其中的部分章节，不仅篇幅很少，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概括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而且在论述方法上也多是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有力的学术分析。”???笔者认为，以学科研究进程以及学科学术发展历史为研究支点，对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哲学家及其思想理论展开深入透彻分析、阐释、论证，同时以中国音乐学家特有的学术立场对其展开论述，即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最显著的特征———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并成为他学术著述中特有的理论品格———“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它总是在“论”中带“史”“，史”中有“论”。既不同于很多看似深奥但却缺少历史感的“导论”，更不像某些罗列史料而理论性和思辨性却极度贫乏的“通史”。
以第一章“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确立和演进”为例，于先生对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进行论述时，首先把形式—自律论与它的对立面，即以情感论为核心的他律论音乐哲学从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并且逐一地分析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音乐哲学发展中两种思潮的对立，同时着重论述康德美学中的形式论因素与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渊源关系，并在横向上论述孔德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在音乐理论中的应用，以及对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第五章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时，于先生的分析重点虽然是介绍和论述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迈尔及其音乐中的情感与意义的心理学阐释。然而，在此之前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从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赫尔姆霍尔兹音乐心理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库尔特能量论音乐观、埃伦茨维希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对音乐哲学渗透的论证。笔者以为，这也正是于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理论特色，以及学术魅力的所在———即使是在对某一种学说进行理论梳理和阐述，也总是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和学术评价。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观察、分析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各主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的理论思想；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指出某些理论学说中立意新颖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它们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与谬误也一并揭示。毋庸讳言，在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学术群体中，或说是在一部以西方或西方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中（尤其是音乐哲学类专著），中国学者一般都很少涉及和联系中国音乐学界的学术现实与思想状况，这一点对于于先生来说却截然不同。从“纯”学术的角度，用法国精神学家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的“镜像”（MirrorImage）理论来看，一些同行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属于“他者”与“自我”的学术现象。但笔者更愿意将于先生的这种理论品质视为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学术关怀的高度学术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p#分页标题#e#
如在第二章“现象学原理引入音乐哲学的尝试”第一节“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观”中，于先生首先对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理论渊源进行了论证———实际上追溯到了茵加尔顿的老师———胡塞尔。然后，才针对茵加尔顿的音乐作品与其演奏、感受、乐谱是不是同一的、音乐作品的本体特性问题、存在方式问题、同一性问题等进行论证和阐释。尽管如此，于先生仍客观地指出“：茵加尔顿的音乐哲学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将认识的对象从客体转为了主体，那么，茵加尔顿的‘音乐是意向性对象’的理论实际上正是将音乐艺术的本质最大限度地从人的意识、意向活动，也就是从人这个主体方面去揭示、去描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多年来，我们一向比较着重从音乐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个一般性出发点来阐释音乐现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音乐毕竟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直接产品，是人类意识、精神生活最深层的东西通过乐音体系这个独特手段的物化或外化。意识活动这个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它的地位，我们过去认识、研究、阐述得都不够。茵加尔顿的思想可以从这个方面将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深化一步。”???茵加尔顿“提出有关音乐作品的单层结构以及它同现实世界实在事物之间的疏远关系等等问题，这对于长期存在于我国音乐创作实践、理论研究、音乐评论等领域中的概念化倾向和模仿论的残余影响的克服不会是没有益处的。茵格尔顿提出的关于音乐作品感情品格这种非声音成分的存在以及它同声音成分的契合为一的问题，对于我国目前的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克服汉斯立克纯形式论的影响，改变忽视思想精神内涵、单纯追求形式上标新立异的风尚；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克服将内容与形式机械割裂、忽略对声音形式的塑造和深入研究而侈谈空洞内容的倾向。茵格尔顿提出的有关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活动填充和丰富被构造的对象这个原理，对于发挥和调动演奏者和欣赏者在最后完成建构音乐作品这个整个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潜力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第三章对“释义学及其对音乐哲学的影响和启示”论证中，于先生同样坚持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理解对象和理解者、本来视界和理解者视界、对对象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等等这系列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真正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理论立场，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问题才能最终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能有的同行并不留意，在于先生的著述中，“中国”、“我国”、“我们”等字词使用得非常普遍、频繁。在笔者看来，这样鲜明的文化身份与学界常见的某些行文方式和研究诉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否则，于先生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后记”中也不会说：该书写作“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对西方学术界对音乐本质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清理和反思，使得我们能够在一种审慎和批判的前提下，使这些有关的思想资料为我们所借鉴，从而使我国的音乐理论建设走向更高的层次，达到更高的水平。”???与凝聚了于先生二十多年研究心血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一样，《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虽然成书于2008年，但于先生对肖邦的研究也一样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于先生就发表过一篇题为《肖邦音乐中的民族内容》的论文；1985年又委约为《百科知识》期刊撰写过“肖邦”一文，而2002年《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一文发表时，于先生已年至古稀。有人说，于先生半个世纪挥之不去的“肖邦情结”源于他早年留学波兰。或许，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悲情肖邦》一书的精髓：“悲情”与“悲情内涵阐释”，却是于先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学术思想经过了长时间对肖邦潜心研究后才获得的学术真谛———从1980年的“民族内容”到2002年由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意蕴”，最终认识到“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是“肖邦音乐内涵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进而牢牢地抓住了核心问题中的内核所在———“悲剧—戏剧性”。
毋庸置疑，从研究方法上看，《悲情肖邦》是于先生继1993年提出“音乐学分析”学说之后的一次理论深化和学术升华。在《悲情肖邦》中，我们看到了其与《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脉相承的“音乐学分析”思想。而对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前人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与吸收，则又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学分析”的学说内涵。它除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爱”，以及在“肖邦的作品里包含着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精神内涵，它能引起人们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从而“悲情”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表现出的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它由个人的文化情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凝聚而成，表达着对祖国、文化和人生最深沉的爱”???以外，更加明确地彰显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开放性的学术特色与理论品格。同时，它也再次反映出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众所周知，肖邦研究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在笔者已知的英文文献中，迄今为止的正式出版物就有多种。如对肖邦手稿、书信整理的研究（Voynich，E.L.edited.Chopin’sLetters.DoverPublications，1988）；对肖邦生平的研究（OrgaAtes.Chopin：HisLifeandTimes.TunbridgeWellsMidasBooks，1978）；对肖邦人格气质及音乐表现的研究（SamsonJin.TheMusicofChopin.LondonBost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85；Weinstock，Herbert.Chopin，theManandHisMusic.NewYorkDaCapoPress，1969）；对肖邦某些作品的演奏研究（AiChia-Huei.Chopin’sConcertoinEMinor，Op.11：AnAnalysisforPerformance.AnnArborMich，1986；KiorpesGeorgeAnthony.ThePer－formanceofOrnamentsintheWorksofChopin.AnnAeborMich，1975）；等等。况且，在中文出版物中，除了不胜枚举的乐谱类出版物以外，我们最常见到的仍然是译著，其次才是由中国音乐学家自己撰写的专著。比如：苏联A.索洛夫磋夫著、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帕斯哈洛夫著、史大正译《肖邦与波兰民间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匈牙利李斯特著、张泽民等译《李斯特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廖乃雄著《钢琴诗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波兰雷吉娜•斯门江卡著、梁全炳/姚曼华译《如何演奏肖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美国詹姆斯•胡内克著、王蓓译《肖邦画传———肖邦的生及其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国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肖邦在巴黎———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生活时代》（新星出版社，2006），美国爱德华•巴克斯特•培理著、钱仁康译《肖邦的叙事曲》（《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钱仁康著《肖邦叙事曲解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冯智全著《肖邦大型作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以及严格地说并不属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音乐随笔杂文类出版物（如曹利群著《肖邦不住17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等等。#p#分页标题#e#
显然，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突破前人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最终揭示连国际上许多肖邦学家都从未涉足的研究领域———悲情与悲情内涵，并非易事！然而于先生却又有独到的见解：就艺术的深刻本质而言，肖邦的音乐同欧洲一切具有深刻内涵的音乐一样，包含着一种深层的人性意蕴。但这种意蕴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对于肖邦的音乐来说，这种意蕴正具体体现在它所蕴含的悲情、悲剧性、直至悲剧—戏剧性之中，而它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潜在的社会—心理原因……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要阐释它的深层内涵，至少要通过两个无法绕开的程序：一是要深入了解作曲家在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情感体验，而对这一切的确切把握只能建立在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也即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体本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历史和美学的结合是最高的批评标准，中国的文艺批评是重视体验的，因此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重视体验的价值，结合历史与审美的维度就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于2008年正式出版后，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为此，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于2009年11月中旬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悲情肖邦》并肖邦专题研讨会”。会上，人们或从多角度表达学习研读《悲情肖邦》的心得；或从多侧面解读“音乐学分析”在此著中的运用与发展。甚至，也有人惊讶地发现，三个月前（即2009年9月）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德国当代音乐学家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Danuser，1946—）的“关联域化理论”竟与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契合……???诚然，表面看来，《悲情肖邦》中带有史学传记特征的四个篇章———“转折（1831年秋）”、“走向成熟（1832—1838）”、“抵达巅峰（1839—1846）”，以及“黯淡孤寂的晚期（1847—1849）”即是“第一个程序”，而对各时期作品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与音乐表现性分析即是“第二个程序”，它们也确实体现着于先生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学术思想。
然而，在于先生综合历史的、美学的、分析的、文化的视野“阐释”的字里行间，除了充满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人的理论意味外，他的一系列独特见解何尝不是对前人研究的超越？！如将肖邦《b小调谐谑曲》视为标志着肖邦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并将其从“突破谐谑曲体裁的传统性质，提升到悲剧—戏剧性境界”、“音乐中强烈的对比和反差造成音乐整体的巨大内在情感张力”、“将音乐推向悲剧—戏剧性顶峰的尾声处理”予以高度概括；在对夜曲体裁渊源关系进行考察以及对《c小调夜曲》分析之后得出的那些既充满厚重“历史感”，同时又凝练、准确的美学阐释“：一场心灵的风暴终于过去了，超脱了痛苦之后似乎变得明朗了的心境，同朦胧的夜色融合在一起，慢慢地消失在静谧之中……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观念来审视，应该说肖邦的这首夜曲不愧为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中西艺术之间在审美理想上毕竟是相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悲情肖邦》中还有很多中国音乐学家不苟同于西方肖邦学家长期以来固有陈旧话语的精辟论断。如在阐释《f小调幻想曲》第124—135小节的音乐内涵时，于先生指出“：有的肖邦学家以这段称之为‘凯旋’的音乐段落为根据，认定整首幻想曲是一首壮丽、充满乐观、胜利情绪的作品，这种论断难以令人苟同……我认为，作为一首‘幻想曲’，这第二个音乐主题同第一个主题群中的那个充满阳光、明朗、憧憬的第二个主题一样，反映了肖邦心境中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对奋起、抗争的一种想象，还远不是凯旋的胜利凯歌。”???又如，在论及《b小调奏鸣曲》末乐章时，于先生指出：“在肖邦所处的30—40年代，奏鸣曲套曲的结构原则和整体构思基本上还是遵循着原来的框架，特别是它的末乐章通常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肖邦的这首奏鸣曲的末乐章却令人惊奇地背离了这个原则……肖邦是一位具有坚实、深厚的传统音乐技法素养的作曲家，这里不存在技术层面上的处理失当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自这部感情‘戏剧’的发展逻辑自身……许多肖邦学家和善于诠释肖邦作品的钢琴演奏大师们，对这个终结乐章的内涵的感悟和理解往往都相当接近……人们在聆听这个乐章时产生的这种视觉想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探寻作曲家在创作这首奏鸣曲时的情感—心理路程中，来揭示这首终曲的内在意蕴。”???再如，在论及肖邦与乔•治桑的关系破裂时，于先生也没有完全赞同西方大多数肖邦学家以往的观点，而是有理有据地从更深层的音乐内涵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于先生的这些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上的见解，无论是在思想性、思辨性，还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理论构建，以及在对第一手资料与史料的占有和运用方面，都绝不会比西方音乐学家的研究逊色。甚至，它们还表明了中国音乐学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第一，中国音乐学家突破了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总是跟在西方人身后“嚼别人嚼过的馍”的学术历史；第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突破性地具有了属于中国音乐学家自己的学术话语；第三，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音乐学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学术贡献。
或许是由于笔者研究课题———“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原因使然，每次阅读于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和《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这两部专著时，脑海里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另一部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它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巨著。它的出版不仅在西方汉学界引起过轰动，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将其看作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是人类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该著自1954至200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以来，先后被多国文字转译……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花了整整50年时光才完成的外国人———英国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当然，从研究对象上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于先生的“西方音乐哲学”和“悲情肖邦”完全属于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学术范畴。但是，如若我们从域外学者做“他国文化”研究这一视角出发，却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而且，在笔者看来，这种相同与相通所给予我们的启发和反思也应该是深刻的。一方面，在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及其高层次的学术成果（出版物）亟待翻译成西方文字，并通过国际化的出版物版权贸易早日“走出去”，在宽广的国际学术舞台上与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同行取长补短、深层交流。#p#分页标题#e#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8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但由于中国史学界对于法国历史的了解非常少，学者们对于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学习和研究法国史比较茫然。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法兰西的优秀文化，沈炼之认真阅读和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论述法国史的文选及著作。“50年代初，我先后在新创刊的《史学译丛》上译了十几篇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关于法国的论文。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翻译，所以出版之后，很受读者欢迎。”[1]特别是恩格斯的《1848年的六月起义》、《未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18封——法国社会党人和布朗热危机》等文章，在新旧社会交替转型时期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为刚刚跨入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法国历史的范例，更开启了新中国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沈先生还一直非常重视法国优秀的历史著作和资料的翻译工作。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有必要研究和借鉴他国精华；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学者，首先“必须从翻译资料工作开始”[2]。即使是中法关系不佳，甚至出现敌视状态的时候，他也以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谋略对待翻译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他广泛搜集和阅读法国作品，并着手翻译法国著名史学家查尔斯•瑟诺博斯（CharlesSeignobos）的《法国史》。1964年1月中法两国正式建交。同年7月，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这部译著。这是中法建交后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汉译法文通史，为迫切希望了解法国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资料，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可喜的贡献。据沈先生后来回忆：“当时还没有一本从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法国通史》，我总算填补了一个小小的空白。”
十年“”一度打断了沈先生的翻译工作。“”结束后，沈先生立即带领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的同仁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翻译资料和进行学术研究，先后选译和出版了总共8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资料选编》，这些重要的文献资料和优秀的学术专著章节摘录，为研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组织人员翻译了《法国工人党的诞生》，“不仅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有关工人党创立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思路，必将推动中国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深入研究”[1]。后来，沈炼之教授又花了近五年的时间翻译了《盖得派》一书。该书是克洛德•维拉尔的博士论文，“也是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全书770页，内容十分丰富，作者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旁征博引大量文献、档案资料，以严密的科学论证、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法国工人党的起源、组织、学说、活动及其地域分布，正确总结了工人党走过的成功与挫折的艰难历程，分析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从分裂到统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独创性见解。本书至今仍不失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具有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3]。该书的翻译为我国学者研究法国工人党提供非常珍贵的素材。此外，他翻译的威尔逊的《罗曼•罗兰传》、戴高乐的《希望回忆录》、罗素的《权力》，J.E.斯温（J.E.Swain）的《世界文化史》，时至今日仍有很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二、撰写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法国史论著和论文
留法期间，马迪厄•艾伯特•泽维尔•埃米尔（MathiezAlbertXavierEmile）求实与创新的治学精神对沈炼之影响非常大。“在里昂学习期间，他经友人介绍，专程去拜访在第戎大学讲学的史学大师马迪厄教授，并听完了其讲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史讲座的全部课程。沈先生是唯一聆听过马氏讲课的中国学者。”[4]此后，沈先生一生研究的重点都在法国史，撰写了《简明世界近代史》、《法国简史》、《法国通史简编》和《法国革命史讲话》等多部著作，“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和很强的现实感”。
在他的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通史简编》和《法国革命史讲话》。1990年出版的《法国通史简编》是继张芝联主编的《法国通史》后我国史学界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一部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反映最新研究水平的法国通史。该书最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可以说，这是一部结构新、观点新和内容新的“三新”之作。
首先，该书前四章叙述法国的由来，法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兴衰，再用七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法国从1789年到1914年的历史演变，最后，用六章比较全面的叙述了1914年到1988年的历史。这在结构上打破了把法国历史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编的传统方法，避免了在法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争议，更具科学性。
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历史，尤其是法国无产阶级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编史方法是将巴黎公社革命列为专章进行叙述，这就将这段历史游离于法国历史演变之外，给人突兀之感。沈先生编撰的《法国通史简编》则将这次革命放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时期进行叙述，更妥帖地揭示了巴黎公社革命爆发的原因，并且把它作为法国历史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各种斗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种编撰方法在中国“还是首次出现”。
其次，该书涉及的内容从法国上古一直到1988年，这在我国，甚至在法国本国都是非常少见的。众所周知，法国是历史上阶级斗争非常典型的国家，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更是显示了法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以往出版的历史著作通常只着眼于阶级斗争这一线索，没有突出鲜明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和阶级斗争的结果，把丰富多彩的法国历史简单化了。而沈先生在此书中不满足于叙述阶级斗争史，而是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法国历史，以社会政治史、经济史为重点，较为全面地展现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的法国历史全貌。沈先生还将科技文化思想方面的有关内容安排在相应章节。如果把这些内容单独抽出来，又能形成比较系统的法国科技简史、法国艺术简史、法国思想文化简史等。这样安排既有利于揭示法国社会各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四十多年来在我国法国史和世界史教学中的空白。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只搞阶级斗争的法国，而是一个更完整意义上的法国。
再次，该书反映了当时国内外法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法国通史简编》一书提出的有些新观点改变了我国学者四十多年来一贯沿用的传统说法，例如对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分阶段评说，对热月政变及热月党人统治的评价，对复辟的波旁王朝的看法，对路易•勃朗、蒲鲁东、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评述等。关于拿破仑时期实际上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后阶段的提法也能言之成理，对拿破仑的评价更能体现出作者在这方面的严谨态度。他不但介绍了拿破仑“传说”的兴起和发展，而且更批驳了“传说”对拿破仑形象的扭曲，指出不能以“传说”作为对拿破仑进行评价的依据。此外，书中还介绍了国内外史学界对拿破仑评价存在的巨大分歧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拿破仑具体评论的差异，最后在明确肯定拿破仑历史作用的同时，还一言论定：“拿破仑一生活动无不具有资产阶级明显的两面性”，“拿破仑代表了一种制度，反映了一个时代。”
最后，将中法关系设立专章进行探讨。该书系统地介绍了从13世纪到1988年中法关系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过程，把七百多年的中法关系分为开端、演变和新阶段三大发展阶段来进行叙述。这样的布局不仅适应了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而且也如实反映出了中法交往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实际内容，填补了中国史籍中很少涉及的这一空白，“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之功”[7]。这本书在文字表达方面条理清晰、言简意赅，并在很多地方运用了寓论于史的写作手法。总的来说，该书的学术性、思想性和科学性极高，对后人了解法国史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沈先生的另一代表作是1941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讲话》。该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法国大革命史专著，也“把马迪厄和法国革命史在国外的新成果深入浅出地介绍给我国读者”[8]。沈先生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拓荒者。而且这本书诞生在日军侵华、民族危在旦夕之际，对当时正在艰苦抗战的中国青年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激励作用。当时，许多爱国青年在读了这本书后，热血沸腾，纷纷奔赴前线参加抗日。这也体现了这本书的价值。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法学家端木正教授赞道：“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抗战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学术工作处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那么法国革命史学所取得的这点成果是大堪告慰的事。
沈先生还对法国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保尔•拉法格（PaulLafargue）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学者很少研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更少注意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沈先生对保尔•拉法格的研究具有开拓性。他先后发表了《接触的革命实践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保尔•拉法格》、《评价拉法格的历史功绩》等文章，“在肯定拉法格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实践家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同时，又明确指出了拉法格‘左右摇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教条主义’习气和错误。”[1]这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具体历史人物的辩证评价，赢得了中国史学界的好评，也为中国的保尔•拉法格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为丁建弘编《世界历史人物小传》写的前言中，沈老还提出不能忽略对反面人物的研究。他说：“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历史人物，他们对社会发展起着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9]因此，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既要重视研究正面人物，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反面人物的研究，“如果不研究希特勒等人的具体活动，不仅会使生动丰富的历史内容一般化、概念化，……而且也不能恰当地阐明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过程。”[9]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去研究反面人物，如果有研究，对其评价基本上都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这种做法，既显得过于片面和绝对，也缺乏科学性和历史性。在20世纪70年代，沈先生能率先大胆地提出要重视对反面人物的研究，不仅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广阔的视野，更体现了他过人的胆识。
三、组建了法国史研究机构，培育了众多人才
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缓慢，法国史学科也不例外。为了加快这个学科的发展，沈先生非常重视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和学科的组织建设。他是我国创建法国史研究机构的带头人。“”过后，沈先生尽全力发起并筹组杭州大学以及全国的法国史研究机构。1977年5月，沈先生趁着杭州大学校庆举办学术讨论会之际，特别邀请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各校著名的法国史专家、学者，在学术讨论之余一起商议在中国筹备组织建立法国史研究会的具体事项，并决定在次年召开筹备会。1978年，沈先生抱病参加了在上海金山召开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并与各法国史专家、教授共同商定于1979年在哈尔滨举行学术年会，同时宣布成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由于沈先生为法国史研究和法国史研究会成立做出的杰出贡献，他被推选为该研究会的名誉会长。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的法国史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在筹备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期间，沈先生于1978年率先在杭州大学创建了法国史研究室，它成为中国第一个专攻法国史的研究机构。研究室成立之后，沈先生到处筹集研究经费，充实图书资料，并将自己多年积蓄捐出来为研究室添置法文书刊。沈先生认为“一个研究室除了有丰富的图书资料外，还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研究队伍”[1]。他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让研究室里的中青年成员全部赴法进修，并积极与法国史学家建立联系，请法国著名史学家来杭州大学与研究室成员进行座谈、进行学术交流，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通过这种方法，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与法国史学家们建立起了经常的学术交流关系，大大推进了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的学术水平，也促进了我国法国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沈先生的培育下，杭州大学出现了楼均信、戴成均、沈坚和吕一民等一批优秀的法国史研究学者。时至今日，浙江大学的法国史研究水平在国内外仍然名列前茅。
沈先生不仅在杭州大学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更在长达60年的教育生涯中，以他的敬业精神和言传身教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教学人才，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暨南大学史地学会会员王驾回忆：“史地学会所有学术活动，他（沈炼之）都准时到达，即使后来担任文学院院长时也是这样，他仔细听取各种不同观点的发表，有时也谈谈自己的看法，启发同学们思考。平时，有些同学碰到问题登门请教，沈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加以指导。”①他的学生戴敦复在回忆文章中称赞沈先生“学识渊博，而为人更是忠厚诚朴、毫无架子，他爱生如子，极孚众望，深受学生爱戴”[10]。
四、史德史识照后学
沈先生的史学贡献还包括他史德、史识和求学治学精神方面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沈先生一生专注学术，心无旁骛、淡泊名利，不为研究而研究，更不为名利而研究。沈先生的学生吕一民教授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也说：“沈先生总是强调要做学问，必先学做真人。”②正因如此，沈先生德性很高，为人非常谦虚，行事也很低调。杭州大学世界史博士点问题是他高尚史德的高度体现。1984年，教育部准备在国内设立首批世界史博士点，邀请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元老先行推荐候选学校。当时杭州大学世界史研究已经取得不错成绩，具有相当的实力，但沈先生却谦虚地指出时机还未成熟，认为再过两年申请比较恰当。虽然这一拖，延误了杭大（后并入浙江大学）世界史博士点二十余年，但沈先生谦逊的品德应该为世人颂扬和学习。
沈先生的史识也有过人之处。他说：“世界史作为一门高层次的基础文化学科”，“总是贯穿着某种指导思想和方法论”[11]。他斥责那种“只要史料，不要理论”的错误观点，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证地看待问题。但他又指出，不能用唯物史观的一般性原理来代替史学研究所需要的具体方法。他说：“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所不能代替的。它应该更切合历史研究过程的实际和具体要求……马克思主义也学方法论，并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体系。”[12]这那个年代，沈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是封闭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这种史识是非常了不起的。
沈先生还强调历史研究的经世济用，希望通过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促进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辨清前进的方向，满怀信心地为迎接未来而奋斗”[13]。在研究法国史过程中，他追求的是“洋为中用”，主张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外来优秀文化激励中国人民，并丰富中国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因此，他研究的课题，有的是补中国学术的空白，有的是为现实提供借鉴，有的是为了激励人奋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正因如此，沈先生主张世界史工作者除了要进行精深的学术研究外，还要进行通俗化研究，做到面向大众，为广大青少年提供生动形象又不失科学性的世界史通俗读物。
沈先生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为后学树立了榜样。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保持着一颗执着的求学之心。在他留法归来的那些年，政治黑暗、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他满腔抱负却得不到施展，甚至连工作都很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沈先生依然没有放弃对学术的执着追求。据沈先生的女儿沈乐乐回忆：“大姐、二姐说，每天她们起床时，父亲早已坐在书桌前读书了……总之，那个战火纷飞的日子，父母携着姐哥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可是尽管如此，父亲仍坚持做学问，写文章。”[14]这种求学精神在他晚年也还一直保持着。在治学方面，沈先生也一直严谨有加。在当前这个浮躁和功利的社会，沈先生的这种品质，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一个学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