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观念论文范例

史学观念论文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1

[关键词]学年论文;管理困境;管理创新

学年论文是本科生学术能力培养和提升的关键性专业平台课程,与毕业论文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目前,在学年论文的管理与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学生对学年论文重要性认识不够[1]、对学术缺乏足够的敬畏[2]、学年论文定位不明确和力度把握不当[3]、指导教师数量不足且缺乏有效的质量保证机制[4]、材料拼凑现象严重且创新性不强[5]、存档不及时及产学研脱钩[6]、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不衔接等问题[7]。针对这些问题,学界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包括强化学年论文在教学大纲设计中的地位与作用[8],建立确保学年论文选题科学性的保障机制[9,10],理顺学年论文指导机制与本科生导师制、产学研合作机制、师生双向选择机制等关系[11-13],实现学年论文管理系统的科学设计并强化学年论文过程管理[14,15],实施与学年论文相关的课程改革[16,17],以及理顺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之间的衔接关系[18,19]。尽管学术界针对学术论文存在的问题及提升策略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然而仍缺乏针对经济类专业学生学术论文管理和实施困境与策略的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国内相关院校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经验整理,以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为例,阐释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创新、现实困境与发展策略问题。

1他山之石:国内高校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中的经验借鉴

为了搞清楚国内高校在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中的好做法和优秀经验,笔者于2017年8~12月间,基于Google、Baidu等搜索引擎,搜集和整理了相关高校或学院涉及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等的相关规定,并重点收集了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相关规定,如表1和表2所示。

1.1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开课学期的设定

多数学校对学年论文开课学期都有明确的规定,仅有少数学校的规定不太明确,如黑龙江大学规定学年论文应该在专业必修课程基本结束的学期内。多数学校认为学年论文应该开设在第5学期或者第6学期,也有部分学校认为可以在第4学期开设。从学校层面看,大多认为学年论文仅应开设1次,仅有部分学校在第4学期和第6学期分别开展1次学年论文。学院层面对学年论文开设学期的相关规定基本与学校的规定一致。多数学院都强调应该在第6学期或者至少是第3学年开设学年论文课程,部分学院也认为学年论文在每个学年都应开设,如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等。学年论文开课学期是该课程实施的重要细节。开课学期过早或者过迟,均不利于该门课程作用的发挥。学年论文的开课必须建立在学生对专业学习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而且应该与毕业论文写作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周期。由此,学年论文课程的开设最好应该放在第3学年。由于第3学年第2学期专业课程大多比较繁重,且部分优秀学生已经开始筹备考研,学年论文课程宜开设在第5学期。

1.2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主要文体形式的规定

学年论文的文体形式决定了写作质量、学生参与积极性等。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主要的文体形式包括学术论文、调查报告、案例分析报告、改革方案研究、实习报告、经济活动分析、研究报告、课件制作等。实际上,基于学年论文的课程名称,多数学校和学院偏爱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开展学年论文课程活动。不过,部分高校也以调查报告作为学年论文的主要内容,如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等。案例分析或者改革方案研究等形式也是主要文体之一,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等均以案例分析报告或者改革方案研究报告等作为学年论文文体形式多样化的手段之一。实习报告、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研究报告或课件制作等作为学年论文的备选文体形式,也被杭州师范大学等加以采用。

1.3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字数的要求

任何一种文体的经济应用文书或专用文书都有一定的框架和结构,由此也会有一定的篇幅要求。篇幅过短,不利于实现文章的完备性;而文章过长则将导致更多的非专业术语、非逻辑用语的出现。由此,对学年论文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字数要求。国内相关高校和学院对学术论文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字数要求,但具体要求则不尽相同,其中淮阴工学院等规定字数应在3000字以上,怀化学院等规定字数应该在4000字以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规定字数应该在5000字以上,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则要求字数达到6000字以上。事实上,对不同专业、不同体裁而言,学年论文应该有不同的字数要求。单就经济类学年论文而言,可以采用的文章体裁形式很多,但要把一种经济社会现实分析清楚,学年论文宜规定在6000字左右,毕竟字数过少不太能形成一篇合理的论文或报告文书,而字数过多也不利于学生对整体框架或者文章细节进行有效的把握。

1.4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导师配备的基本要求

导师的配备决定了学年论文的层次和可能达到的高度,一般而言,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导师配备主要有最大指导人数限制、指导教师基本条件等要求。不同学校对学年论文指导最大限制人数的规定不尽相同。其中,比较宽松的是重庆大学,仅要求单一导师指导学年论文的人数不超过30人。其次是黑龙江大学,仅要求单一导师指导学年论文的人数不超过20人。多数学校要求单一导师指导学年论文的人数不超过15人,如重庆工商大学等。最严格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要求每位导师指导学年论文学生人数不超过5人。对学年论文指导教师的要求大致体现在职称和学历上。其中最为宽松的是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仅要求指导教师具有助教以上职称,并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稍微严格一点的是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等,要求学年论文指导教师至少应该具备硕士以上学位或者是讲师以上职称。更为严格的学校或学院包括哈尔滨师范大学等,要求指导教师至少应该具备讲师以上职称。事实上,由于一般高校规定硕士毕业两年才有资格进行中级以上职称评定,由此以职称规定的学年论文指导教师条件要比以学历规定的条件严格得多。还有少数学校要求学年论文指导教师既具有讲师职称也具有硕士学位,如安康学院经济管理系。也有部分学校要求指导教师是由确定的本科生导师具体来指导相应的本科生,如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对指导教师的职称、学历以及指导学生上限的要求,都对学年论文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对指导教师职称、学历的要求必须结合系所、教研室实际师资结构进行设置。

1.5国内高校对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其他规定

对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其他规定主要包括校外导师聘请的相关条件设定、学年论文成绩评定的相关细节、学年论文的学分设定。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相关高校对学年论文外聘导师通常没有较大的限制,仅有安康学院规定校外导师必须具备硕士以上学位和中级以上职称。对学年论文成绩评定的规定主要以指导教师考核为主,但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也规定可以通过院系组织统一答辩来确定学生学年论文成绩。对学年论文的学分规定主要以2学分为主,但也有部分学校或学院将学年论文的学分确定为3学分,如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等。笔者认为,对学年论文考核方式的细节设定不宜过于具体,应该给指导教师相应的权限,以审核学生相应的学年论文成果。而对于学分的设定,由于毕业论文的学分数一般都比较多,所以学年论文学分不宜设定过高。至于校外兼职教师的聘任,除非是涉及调研类以及具体的经济管理实务工作等,如果学年论文采用学术论文的形式,可以不聘请校外兼职导师,毕竟相比较而言校内导师在学术论文等方面的造诣要远比校外导师丰富。同时,对校外兼职导师的聘任也不宜在学位或职称上有过高的要求,仅仅应该在行业经验或者实践经验上具有更好的从业经验即可。

2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学生学年论文管理创新及困境

2.1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学生学年论文管理中的创新举措

1)以系副主任负责制确保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的有效性。学年论文是关系学生学术水平的大事,需要全体教师的投入。然而,如果仅将学年论文作为一门课程,则通常只会有1~2名教师参与教学过程。为了缓解这种矛盾,重庆科技学院确定了由负责实践教学的经济系副主任担任学年论文课程的责任人。由于负责实践教学的系副主任的工作职责包括实验、实习、毕业实践、毕业论文、学生创新、技能大赛等实践教学的管理和实施,可以很好地调动全系教师参加学年论文的实施和答辩工作,也容易将学年论文和相关创新、创业和技能大赛活动结合起来。2)以管理规范制定及模板设计,提升学年论文的规范性。为规范经济学类本科生学年论文写作与实施,重庆科技学院组建了以经济系主任、支部书记和骨干教师为主的学年论文工作小组,经过多轮的讨论和修订,形成了《经济系学年论文教学与管理工作规范(暂行)》《经济系学年论文模板》(以下简称《规范》和《模板》)两个文件,以确保实现学年论文的规范性。其中,《规范》包括学年论文的选题、工作小组的选聘和职责、指导教师的选聘及职责、对学生的要求、成绩评定以及执行事宜等6个部分。《模板》包括封面、摘要、关键词、目录、英文摘要与关键词、正文、页眉页脚、图、表、参考文献等格式和内容要求。学校通过《规范》和《模板》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将学年论文管理和实施细节进行了制度化设定,也为指导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格式和内容标准。3)以先修课程的教学内容改革,保证学年论文文体的多元化。《经济应用文写作》是开设在《学年论文》课程之前的专业平台性课程,旨在阐释经济类专用文书写作的相关细节问题。《经济应用文写作》课程内容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年论文备选文体的多元化。重庆科技学院为保证经济类专业《学年论文》备选文体的多元化,积极实施了教学大纲修订和教学内容改革。其中,在教学大纲修订过程中,首先讨论和设计了形式多样的备选章节库,包括论文写作、课题文书写作、契约文书写作、招投标文书写作、调查文书写作、项目建议书与可行性报告写作、行业研究报告写作、财务会计审计报告写作、规划文书写作、个人求职文书写作等;并依据不同的专业设计了不同的课程章节。同时,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重庆科技学院在对所有专业均强化了学术论文、经济契约文书等基础上,对不同专业重点选择不同章节,既可以增加学生学习兴趣,也利于不同专业学生在进行学年论文写作时有不同的备选题材。4)以学生自选文体款式,提升学生参与学年论文的积极性。一般地,学生对写作专业的学术论文并未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可能对一些具体的调查工作、策划活动等,以及其他涉及具体工作的活动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重庆科技学院在学年论文实施中,在选择文体上给予了学生较大的自由。学生可以在学年论文、调查报告、活动策划书、课题申报文书、行业研究报告、规划文书、招投标书等多元化文体形式中任选一种。文体的多元化确保了学生能够根据研究兴趣或对实际工作的兴趣,来选择适应于自己的文章体裁。这样既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能提升学生的专用文书写作能力。5)以师生互动选题和工作小组审定,确保学年论文选题的科学性。学年论文题目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学生最终提交成果的质量,也关系到学生的写作兴趣。为确保学生学年论文选题的科学性,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系主要采取了备选选题库提供、师生互动定题和学年论文工作小组选题审定等措施。首先,以历年学年论文选题和指导老师新出题为基础,学校形成学年论文的备选题库,供学生初步选择。其次,对于不愿从选题库中遴选题目的学生,学校鼓励学生自行拟定题目或与指导老师协商拟定题目。最后,所有学生选定的题目,统一提交经济系学年论文工作小组审定。学生必须按照审定的题目进行学年论文工作。6)契合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拓展学生学年论文写作调研的经费支撑。由于学年论文的多元化文体中涵盖了调查报告或其他专用文书的写作,这就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撑。单纯依赖学校拨发的学年论文课程建设经费并不足以支撑调研报告或专用文书类的科学写作。重庆科技学院在学年论文管理中,积极创新学年论文写作与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协同发展的工作模式。事实上,创新创业是目前国家关于大学教育的主流方针。各级政府或学校均为学生的创新创业训练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经费,包括部级、省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校级优秀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等,可为学生提供0.3~5万元不等的经费,这可以支撑学生开展深入的调查分析和科学研究。7)契合专业技能大赛,提升学生学年论文成果层次和水平。目前,学生就业仍然是应用型地方本科院校专业教育和学生学习的主要目标。为了更好地促进学生参与学年论文的积极性,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系将学年论文写作与专业技能大赛校内初选等进行了有效结合,包括海峡两岸校际模拟商展、全国商科技能大赛、全国能源经济征文比赛、资源与环境创新设计大赛等。学年论文写作成效突出的学生将有机会参加各级专业技能大赛并获得相应荣誉,这些荣誉反过来又可以提升学生参与学年论文学习和写作的积极性。

2.2重庆科技学院经济类专业学生学年论文的实践困境

1)指导教师水平参差不齐,且实际工作投入力度不够。目前,重庆科技学院经济学类专业学生的学年论文主要由经济系教师承担。经济系在编、在岗的教师共有23名,其士6名,副教授7名。指导教师队伍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表现在缺乏教授师资、现有师资中大部分教师未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部分教师研究水平和研究层次不高、缺乏高层次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指导教师的水平相对较低且分布不均衡,致使学校经济学类学年论文仍主要采用现状、问题和对策等3段式写作款式,缺乏对最新研究动态和顶尖研究主题、最新研究方法的跟踪研究。同时,教师对学年论文的认识不到位。部分教师认为,学年论文就是分配给部分教师的教学任务,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指导学生。即便是担任学年论文主讲的部分教师,也仅仅把它作为一般性实训或者实习课程加以对待,缺乏对学生学年论文的深入指导和投入。2)学年论文体裁仍以学术论文为主,多元化程度不够。尽管在学年论文的管理和实施过程中,重庆科技学院强调学年论文可以有学术论文、调查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读书笔记等多种形式,但大部分学生仍主要采用学术论文形式。当然,并非以学术论文形式展开的学年论文活动有什么不好,但不同的学生应该围绕不同的职业和人生发展目标采用多元化的文体,以提升其专业文书写作能力。3)学术道德规范落实不到位,部分学生有抄袭嫌疑。学术道德规范是从事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规范。对学术道德规范的学习和遵循,是为学生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奠定基础的必要环节。然而,目前在学年论文的管理和实施过程中,部分学生对学术道德规范存在着漠视,主要体现在开始写作学年论文时抄袭框架、写作学年论文主体部分抄内容、图表格式不规范、参考文献格式不规范,并且存在伪造参考文献或注释、伪造分析数据等违背学术道德基本规范的问题。这将影响到学生学术研究和经济应用研究等能力的提升,也容易形成抄袭的习惯,不利于未来职业的发展。4)学年论文理论和方法论修养不够,学年论文通俗化趋势明显。学年论文是为后期毕业论文写作和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作准备的一项基础工作,学年论文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毕业论文质量的好坏,学年论文写作时学生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且学习时间较毕业论文更为充裕。事实上,从目前经济学类专业学年论文的管理和实施来看,学生多愿意选择“对策研究”“分析”之类的课题,该类选题主要强调对现状的把握、对问题的诊断以及相应对策的提出。选这类选题的学生由于对现状的调查和把握力度不够,对问题的诊断缺乏真实性和有效性,而据此提出的对策则必然缺乏针对性。与此同时,该类选题的学年论文写作无须借助较为高深的研究方法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学年论文口语化、通俗化和空洞言之无物化比较严重。5)学生搜集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不够强,分析缺乏严谨性。经济学不同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其对经济社会现象的描述、解释、预测与决策等活动均离不开对数据的分析和处理能力。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数据的能力,目前重庆科技学院已针对经济类学生开设了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商务统计学、经济预测与决策、计量经济学等课程,以培养学生对数据的认知、分析能力。然而,目前学年论文写作中,学生对前述课程学到的数据分析能力应用不多,多以对原始数据的列表处理等进行数据的展示,缺乏对数据的深入和透彻分析。由此,基于这些数据的分析也只是流于表面,无法实现严谨而流畅的专业分析。6)学生对学年论文写作重点的把握力度不够,框架缺乏流畅性。不同的学年论文体裁有不同的框架和写作重点。以学术论文为例,综述类论文、调研类论文、理论分析类论文、经验验证类论文的写作框架不尽相同。综述类论文主要是对所有相关文献的评述,强调基于时间、空间或者逻辑关系的文献“叙述”和“评论”。调研类论文则主要基于调查问卷、座谈会等调查实际,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强调对调查科学性、完备性以及调查结果真实性的处理。理论类或经验类论文则分别强调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框架,不同的框架应该安排不同的写作重点。目前,学生对学年论文不同体裁文章的写作框架把握不是很明确,找不准文章主要要干什么、解决什么问题,由此提出的对策建议也缺乏针对性和逻辑对称性。

3经济类专业学生学年论文管理与实施优化策略

3.1加大对学年论文指导教师的引进培养力度,适度聘请行业兼职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水平是学年论文水平提升的关键环节。针对学年论文指导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必须加大学年论文指导教师的引进和培养力度。首先,加大博士或高级职称教师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博士是经过3~4年学术训练的专门人才,一般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水平。而高级职称教师是专业技术人才经过多年积累并获得学术认可的教师队伍。对指导教师结构改善和水平提升的关键细节在于引进和培育博士或高级职称教师队伍,有利于提升教师队伍的平均学术水平,并带动其他教师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其次,加大对现有教师学术水平提升的培训。学校要加强学术道德规范的培训,以学术研究范式规范教师的学术行为。同时,还应该加强对现有教师学术研究方法的培训和通行研究范式的培训。从目前流行的期刊经验来看,学术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创新性以及学术论文写作的范式性已经成为各个期刊发表专业文章的基本要求。第三,适度聘请行业兼职导师作为学年论文指导教师。行业兼职教师相比较在岗在编的专业教师而言,具备更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而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直观感觉和了解,也可能比专业教师更为深刻。由此,聘请资深的行业专家作为学年论文兼职指导教师能够弥补校内指导教师的一些缺陷。当然,对校外行业专业教师的聘请应该围绕一线、资深的专家进行,对其职称和学历的要求不宜过高。

3.2建立科学合理的学年论文指导教师奖惩制度

合理的课程指导激励约束机制是保证指导教师投入适度学时,开展学年论文活动的必要条件。学院或专业系应该划出一部分专项资金作为学年论文指导的专项补助,或者以折算工作量的形式,将参与学年论文的指导教师工作量纳入折算学时进行年终补贴。同时,对指导教师指导学年论文的行为应该制定相应的管理规范。管理规范中并不具体规定每个指导教师每周或者每个工作日应该指导学生的学时数,放弃过程管理为结果管理。学校可以在相应的管理规范中规定:如果学生学年论文达不到规范的要求,扣除部分津补贴;或者按照学生的学年论文水平和评价等级,对指导老师的指导津贴予以一定的乘数系数。对于那些明显违背学术道德规范的学生学年论文,除了给对应学生一定的纪律处分外,还可制定针对指导教师的教学事故认定或者津补贴扣除办法。

3.3契合《经济应用文写作》课程加大对学生写作学年论文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培养力度

《经济应用文写作》课程是《学年论文》的先修课程,应充分发挥其在学年论文写作规范性和科学性中的作用。针对学生写作学年论文中呈现出来的学术道德失范和框架缺乏科学流畅性问题,应该在《经济应用文写作》课程中加大对相关政策规定中涉及学术道德规范相关细节的阐释和讲解。同时,在各类应用文写作讲解过程中,应该着力讲解各类应用文的基本框架,各种框架的内部结构、结构重点以及框架结构流畅性的细节安排。

3.4契合数学、统计和经济等类课程加大学生理论和方法论修养的培育

学年论文写作需要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专业分析方法基础。这些基础的积累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依赖前期相关课程的培育。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例,在专业学习的前4学期,应该安排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理论课程讲授;同时,应该安排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类课程;商务统计学课程也应该在前4学期加以开设。这3类课程的开设将可以逐步培养学生经济分析的理论修养、经济数学分析修养以及经济统计分析修养。学院或专业系在加大学生数学、统计、经济类课程开设的同时,还应该围绕这些课程的考核适度布置一些可供考核的课程论文,给学生以练习的机会和提升的可能。

3.5积极争取各类资金拓展学年论文写作经费支撑渠道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2

1.1患者因素

心血管疾病本身就比较复杂并迅速且容易反复,再加上老年患者机体的抵抗力下降,一旦突发疾病,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往往会威胁生命,一般手术治疗是比较有效且迅速的方式,但是由于老年患者的病情十分不稳定,一旦被送入手术室后,在手术过程中容易引发各种突发状况,比如心肌梗死等,给治疗与护理都带来了一定难度,患者以及患者家属不能正确了解该种疾病的严重性,对各种注意事项没有提高关注,患者情绪不稳定,影响治疗与护理效果的发挥。

1.2护理人员因素

手术室的护士每天的工作量较大,且会面对各种类型的手术,精神始终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会使护理人员长期处在超负荷工作中,身体和心理均十分疲惫,很容易引发厌烦情绪,导致护理服务态度差,甚至出现差错。手术室护士的人员编制较为紧张,没有时间给年轻的护士提供外出锻炼学习机会。导致年轻护士缺乏相应的专业护理知识,业务能力不能适应手术室内紧张的护理工作,不能及时处理意外事件的发生,从而导致操作不当引发护理事故和缺陷,从而危及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少数手术室护士由于专业知识欠缺,临床工作经验不足,与医生沟通不够,配合不好,缺乏相应的急救抢救经验。手术前关闭体腔前和关闭体腔后,容易在清点器械上存在差错,手术中的组织标本保存不当,或在标本送检过程中出现差错。在手术输液过程中,输血错误或用药错误,未能执行医院手术室护理“三查八对”的工作制度,导致操作失败或引发护理事故,从而威胁护理安全。

1.3手术室因素

手术室是医疗技术更新较为快速的医疗区域,各种大型先进的医疗设备均会应用在手术室。加上心血管疾病较为复杂,相应的护理技术也有更高的要求。老年患者涉及到的体位安放、运送等具体操作均增加了手术室护理的工作风险。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术室内使用高端技术的临床设备的频率较多,也为手术室护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医院内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很难适应当代手术室的管理要求。护理安全的核心是质量管理体制,质量管理制度不完善是造成护理不安全事故的主要因素。

2不安全因素的防范措施

2.1护理人员方面

2.1.1术前指导

护理人员应该对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实施全面有效的手术室护理管理,首先在术前需要给予一定的饮食指导,患者主要饮用一些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食物,确保其正常的肠胃功能和新陈代谢能力,为手术保存体力。如果患者需要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术,需要进行一定的咳嗽训练,主要以平卧位排除冠状动脉中的造影剂,术前确保患者良好的睡眠质量,此外,需要对患者进行床上排放大小便的指导,为术后恢复做好充分的准备。

2.1.2心理护理

因为老年心血管疾病患者比一般患者更容易产生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不利于手术的正常进行以及术后的恢复,所以医护人员应该主动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根据患者不同情况给予其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提高其面对手术治疗的信心,在手术过程中能够主动配合医师的相关治疗以及护理人员的护理,促进医患关系的融洽,防止不良事件的发生,手术室的护理人员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应该始终保持耐心细致的态度,为患者的顾虑以及想法考虑,给予其全面的人性化护理,并为患者营造一个比较安全舒适的氛围,鼓励老年患者战胜疾病,从容面对手术过程,降低因为患者心理因素而造成的各种风险。

2.1.3术中护理

手术室的术中护理与手术治疗的效果息息相关,所以护理人员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做好各项护理工作,确保万无一失,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对医师的各种要求需要积极配合,建立静脉通道以及心电图监护体系时需要耐心细致,并在手术过程中对患者的血压、心率以及脉搏等各种生命体征进行严密观察,一旦发生血压上升、心率加快等各种不良反应症状时需要及时向麻醉医师汇报,在术前准备好各种急救药品与抢救物品,确保救治迅速准确,提高手术成功率,挽救患者的生命。此外,手术过程中,护理人员还需对清醒患者的感受进行及时询问,并给予其有效的安慰与鼓励,减轻其心理负担。

2.1.4术后指导

术后,护理人员还需给予老年患者一定的健康指导,患者需食用一些富含蛋白质与维生素的食物,另一方面,严密观察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预防不良反应的发生,护理人员需要为患者制定针对性的康复计划,向患者家属讲解手术情况以及术后注意事项,促进其病情的恢复,巩固手术效果。

2.2医院管理方面

医院管理层要强化和完善手术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流程,在术前做到访视、手术室内各项制度的核查、交接班管理等制度。加强科室内的安全管理,使每名手术室护士做到严格遵守职责。护士长要发挥管理职能,通过开展不同形式的岗位培训,调动护士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有预见性的排除手术室的护理不安全因素,最大范围的减少安全隐患,从而保证手术和护理安全。老年心血管患者手术室护理的工作量较大、突发情况较多、工作时间较长,手术室应作出合理的人力资源安排,通过倒班和有效排班,减轻护理人员的工作负荷。通过工作排班安排等,调动护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有效提高手术室护士的工作效率。手术室护理工作人员的配制要根据不同级别、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医护人员进行合理配置,并且要保证新老护理人员的相互搭配,创造出轻松融洽的工作环境。心血管手术在外科手术中是相对精密的手术操作,老年患者的身体状况也比其他患者更为特殊。在手术高峰期可进行有效排班,对于老年危重病人要进行动态排班。夜班时要安排备班人员,当手术患者较少时可安排护士进行休息,实行弹性轮休,通过各种方法解决护士的过度疲劳的工作状态。

3讨论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3

(一)预设性与生成性的矛盾

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是教学生成重要还是教学预设重要?这是教师在个性化课堂教学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如F小学教师在“科学”学科中学习“电气的作用”时,向学生提出了如下问题:利用2节电池怎样使小车跑得更快?于是,让学生去进行试验和探究,有的学生用两节电池去做“串联”与“并联”的实验,观察小车到底是串联时跑得更快,还是并联时跑得更快,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能进行串联和并联并进行“试车”。但是,在日本专家加藤幸次和中泽米子等看来:“为什么只是规定让学生用两节电池却不是3节电池或其他数量的电池,比如10节电池呢?”此例说明,教师过分强调了对教学过程的教学预设,预先对教学的整个过程“该发生什么?”“不该发生什么?”“会怎么样?”“结论是什么?”等等都在“掌控”之中,从而使学生缺少对问题的思考和探究,缺少了更多的创造空间。

(二)学生主体和教师中心之间的矛盾

新课改主张和倡导新的教学理念,并明确指出:“行为主体应是学生,而不是教师。”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教师则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合作者、指导者与评价者,而不是学生学习成绩的“裁判者”“法官”,更不是课堂教学的“主宰”。目前,仍然存在的状况:如F小学二年级《数学》“乘法的分配律”教学中的提问:用文字表述下面式子:“(a+b)×c=a×c+b×c”,有些学生回答:“a加b乘以c等于a乘以c加上b乘以c”,这个答案其实没有错,但由于与教师的答案不符,被教师阻止回答,并“正确的”替学生说出了乘法的分配律应该是“两个数的和同一个数相乘,可以把两个分别同这个数相乘,再把所得的积相加,结果不变。”在此,笔者认为,第一,教师没有尊重学生和学生的话语权和个性化回答的权利。第二,教师没有真正转变自己的角色观念,仍以“课堂教学中心”自居,缺乏从学生视角去思考问题,从而出现教师“越俎代庖”,剥夺了学生的学习选择权。

(三)划一性与选择性的悖论

开放式个性化教学强调由教师的“教”走向学生的“学”,教师的教案走向学生的“学案”,由教师的教教材到教师“用教材教”,将学生转变为学习的主体,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和合作者,教师需要改变教案的划一性,关注学生的学案的可选择性,让学生掌握学习的节奏,让学生具有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开放式个性化教学对学生学习的主体性的关注,重视学生的体验和探究,但是在教师如何将学案的可选择性充分发挥出来的过程中又往往会出现教师教案的划一性的弊端,如规定学生的探究的问题和范围,不能有效体现学生的可选择性。

二、教师观念文化的障碍因素分析

(一)传统教育观念的阻碍

我国古代,老子就主张以“一为本”,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且,唐朝的颜师古也主张:“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汉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一直左右着人们认识事物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至于在更多的时候“强调统一”“强调一致”,绝对不允许有其他的异端文化和分歧观念的存在和个性差异,以至于在今天的课堂教学中,往往强调书本上的答案一致性,学生解答问题的方法的“统一性”和“同一”。在过于保守的去个性化教学文化权威面前,教师的个性抗争显得“不堪一击”。在教育学理论中,“一”被彻底地内化为教师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精神”和“灵魂”。如学生座位要排列整齐和一体化,让学生把手放在背后面,回答问题必须举手;教师提问的答案也是统一化和标准化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或是“大逆不道”。在长期的“去个性化”“同一的”“标准化的”教育情境下,教师的个性缺席,学生的差异被泯灭。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下,导致开放式教育文化理念的缺失。开放式教育理念是开展个性化教学的前提,“将开放式看做是自变量,将个性化视为因变量。”。不难发现,教师在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具有了一定的开放式的教学思想和教学观念,但是,由于对开放式个性化教学理念的精神实质并没有清楚的理解和内化为个体行为,所以,出现个性化教学视域下的集体化教学方式和教学行为,甚至出现违反个性化教学主旨的教师教学行为。

(二)教学思维的固化

(1)剥夺了学生探究的需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早就指出,学习是当前重要的一种生存能力,正如终身学习“四大支柱”:学会做事(learntodo)、学会认知(learntoknow)、学会生存(learntobe)、学会共同生活(learntolivetogether)等倡导的学习对学生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也明确提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改变“接受学习”和“死记硬背”的现状,倡导学生去“参与”和“探究”以及“动手”,去“自主学习”、自我监控、自我指导和自我强化。然而,由于“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教材中心”等的影响,一方面,教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中心地位”和尊严。另一方面,出于关心学生,正如F小学数学教师担心学生出错,而打断学生的个性化回答而教师自己将“乘法的交换律”告诉学生,这样做恰恰是剥夺了学生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权利,剥夺了学生“探究的需要”“获得新的学习体验的需要”及“获得认可和欣赏的需要”。

(2)对学生自己评价思维的忽视。

一直以来,教师就是学生考试成绩的“法官”和“裁判者”,在家长和教师面前,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往往是“最听教师的话”,而且教师也是最喜欢“听话的学生”,因此,导致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在左右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影响着学生的心理与行为以及学生的思想发展。由于忽视了学生自己的评价,从而形成了教师与学生、学生与父母、教师与父母的一种矛盾状态,导致了一种学生自我评价意识缺失的状态。

(3)对不同个性和差异的忽略。

个性化教学强调关注个性化,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学习选择性。由于教师在集体化教学思维的影响下,更加愿意关注共性的内容,关注学生的共同学习和基础性学习,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学生的共同学习上,而对学生的发展性学习或者拓展性学习以及学生的差异性学习方面,教师常常是疏于指导和引领。如F小学的个性化教学实践中,大部分教师往往会重视学生的集体化学习,而对学生个性化学习情况往往“不去过问”,不管学生的“对”与“错”,就像数学学科中学生出现“那些简单的错误”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师固有的共性思维,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因此,教师不能关注到哪些学生真正掌握了学习指南上的内容,哪些学生还没有掌握学习指南上的学习课题。

(4)集体化教学导致固化的教学组织形式。

一直以来,学校的学生座位都是“秧田式”排列的,因此,教师对于这种教学组织形式显得“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但是面对小组合作学习,面对灵活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师往往显得“手脚无措”、“无所适从”。一方面,面对学生的小组合作学习,教师“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能有效的去指导学生去进行学习,另一方面,面对学生小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教师往往也不能进行做到恰当的指导和引领。所以,笔者认为,由于传统的教学思维的影响,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对于个性化教学实践中的教师来说还是需要进一步去突破的一个重大难题。

(三)考试文化的强势存在

公元605年隋朝开始科举考试以来,考试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的一大特色,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许多学校放弃了更多的人才培养目标,将教育转变成为考试的一种工具,以至于在考试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学校的考试文化。有学者认为:“延续了千余年的考试文化是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笔者在对F小学一个从事27年的语文学科LYH老师访谈时问到:“您认为哪些因素在影响您的个性化教学?”他的回答:“我认为中高考的指挥棒片面地追求高分对个性化教学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个性化教学当中,我们会全面地关注学生的身心,素质的培养,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尊重差异,重视能力。过于关注知识传授和考试分数,往往会干扰学生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所以,强势存在的考试文化在不断的考验和影响着教师的教学判断力,影响着教师的教学个性的发挥,以至于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的选择权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考试已经帮教师和学生选择好了。”因此,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往往出现教师的代替学生的选择,正如F小学教师在进行数学公式的学习过程中,主动替学生说出正确的答案,而不愿意让学生有自己个性化的回答和差异性的答案。

(四)办学理念的“趋同”

教师文化是学校文化的一部分,学校文化也会深刻地影响教师文化。当前,我国学校教育特色就是一种“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局面,以至于被认为是:没有特色就是中国教育的特色。从学校布局一样到学校岗位设置一样,从学校教室布置一样到学校课程一样再到学校教学方式一样,从学校文化一样到学校培养方式和目标一样等等,都表现出“同化一”和“标准化”的教育模式,从而使学校特色丢失,也限制了教师个性的发挥和导致产生学生的去个性化。在主流文化“趋同化”的学校文化的背景下,导致教师与学生都绝对不允许有差异和个性化出现的文化,那么,差异往往被看做“大逆不道”,差异也不看做“洪水猛兽”,差异还被认为“离经叛道”,差异更被当作“异端邪说”,这样以来,差异就无形中消失了。在趋同化的学校文化背景下,教师就很难实现个性化的表达,个性化的教学设计,个性化的教学过程。因此,学校文化对教师的影响也是影响教师个性化教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教师观念文化的推进策略

(一)深化开放式的学校教育文化理念

1.形成开放式的学校理念。

形成学校开放式的教育理念,是开展个性化教学,形成开放式的教师群体文化的重要方面,一个学校的发展不是教师个体的个性化教学理念的形成,而是全体教师的个性化生成,通过对F小学教师“您觉得开放式理念与个性化教学具有多大的关系?”的调查,发现没有教师选择“不太大”和“没有关系”,而选择“很大”的比例达到“93.33%”,而选择一般的则为“6.67%”,可见,开放式教育理念与个性化教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学校需要进一步去“打开班级的墙壁”、“打开年级的墙壁”、“打开教师的墙壁”、“打开部门的墙壁”,“促进学生之间、教师之间、部门人员之间的合作”。

2.形塑开放的课堂教学理念。

在形成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文化过程中,教师需要形成开放式的课堂教学理念,只有从作为上位层次的意识层面和观念层面上去进行变革,才能从行为上去形成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文化,因此,我们教师需要“从根本上根除一本教材、一个大纲、一间教室、一位教师、一个教条、一块黑板、一支粉笔的单一教学模式。”并逐步形成开放的教学环境,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形成开放教学空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促进个性化教学的生成。

3.构筑敞亮的师生关系。

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曾经指出,“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交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的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在开放的教育理念中和个性化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敞亮的“我-你”的关系,而不是“我-他”关系,是一种开放的心灵对话和学习合作,是一种“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在此过程中,教师不仅展示自身的个性,而且,教师也对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多元是尊重的,并倡导学生的个性的丰满和人格的完善。

4.开放的教学资源观。

在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学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理念被提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改变那种过去传统的教学资源观,即仅仅将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作为教学资源,而需要注重更加宽泛的教学资源,将教师自身等也纳入到教学资源,特别是在当前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条件下,“云教育”的产生,开放的学习时间和空间彻底摆脱了传统教育的诸多限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学习环境和有效地整合跨区域的教育教学资源。通过开放的教育资源观的形成,改变现有的教师文化观念,教师能更加个性化的“教”和学生个性化的“学”,从而促进个性化教学。

(二)个性化教学背景下的教师文化特征

1.教师文化的共享性。

首先体现在教师之间的互惠互利,指教师之间成功经验的共享或是遇到困境或问题时的共同承担。第二,体现在教师之间的相互发展。教师之间能通过“同伴”关系来促进相互之间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网络等信息手段比较发达的时期,可以通过QQ、微信、微博、E-mail以及云平台等信息工具来进行对话与交流,分享其教育教学中的点点滴滴,从而改变过去那种缺乏交流与封闭的状态,促进共同的发展。第三,体现在教师的反思。教师的反思不仅来自“吾日三省吾身”,来自教师自我对教育教学过程的反思与总结,也体现在通过学科组的教师、年级组的教师、学校其他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分享”而得到的一种“反思”。

2.教师文化的创新性。

陶行知曾说“处处都是创造之地,时时都是创造之时。”教师文化的创新性,首先体现在教师教育教学观念的创新。教师勇于接受新的教育教学观念,如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新的学习观、教师观、学生观、学习资源观、知识观、课程观、评价观、师生观等等,能主动去适应去接受。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能主动形成与创新自己的教学观念,使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符合或者超越当前教育教学所需要的观念。二是教师角色的转变与更新。新课程改革时代,新课程需要教师由课程计划的执行者转变成为课程的建构者、由教学的管理者变为学生发展的指导者与合作者、由裁判学生成绩的“法官”转变为学生成长的促进者等角色的转变。三是体现在教师能使用新的教学方法、教学媒体等教学方式的创新。

3.教师文化的合作性。

哈格里夫斯指出“个人主义的教师文化”与“巴尔干状态的教师文化”,从而走向合作性的教师文化。首先是教师的合作,一是教师之间“形式上的合作”。在学校中教师往往是属于某个学科小组,某个年级组等某个小团体,这些团体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二是教师之间“内容上的合作”,主要是指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教学过程中的合作,包括教师的集体备课、上课过程中的分工合作,教学评价中的合作,学习过程中的伙伴学习等合作。第二,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合作。大学具有专业的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培训等特点,能给中小学教师更多的专业指导,但是中小学具有更多的教师实习环境和研究场所,通过对中小学的研究,大学教师能更加适合对教师进行指导。因此,两者充分的合作能给教师带来更多的益处。第三,教师与学生家长的合作。学校、家庭都是教育的重要场所,为了改变“5+2=0”的现象(即五天的在校学习和两天的在家休息结果出现学生的学习效果为零),教师需要与家长合作共同教育学生,从而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第四,教师与教育管理者的合作。教学与教学管理都是学校的工作,两者相辅相成的,通过教学管理能进一步促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

4.教师文化的专业自主性。

主要是指教师职业所具有的专业理念、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自从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教师是一种专业以来,被社会广泛认同。首先,教师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就属于某种专业,如语文教师属于语言学科的专业,物理教师属于物理学科的专业,特别是大学教师更加突出其比较强的专业性。其次,教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某一种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工作上也表现出较强的专业性。正因为教师文化的专业性,所以教师文化也凸显出其自主性,面对教师的工作,教师具有自己的独到的专业判断,具有自主的教学行为。但是,“时至今日,各种干预、扰乱、冲击教师专业化的势力盘根错节,教师专业自主的声音非常薄弱,造成了当今口号横行、专业弃守,乃至教师文化衰微的尴尬局面。”因此,在当前教学行政权力需要进一步“淡化”,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力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专业自主权与教育行政权之间,需要进一步划清边界权力的边界,从而实现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做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5.教师文化的开放性。

当前,教师文化是具有时代信息特征的多元性的开放文化,它要求教师在专业发展中不断与外界交换信息,以适应变化发展的社会主导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亚主导文化,从而形成追求胜任与卓越的教育品质。可见,个性化教学视域下的教师文化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在个性化教学背景下,教师需要改变过去那种保守、封闭的现状,积极实现从教学思想、教学方法到教学模式等方面的转变,积极形成开放的、多元的教学。

(三)教师文化变迁规律及扬弃教育文化传统

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化特质、文化因素的量的渐变以及进而都的文化结构、文化模式的变化,其一般规律是从量变到质变、从自发到自觉、从外部到内部等这样发生的一个过程。固然,教师文化的发展也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从文化继承———文化选择———文化冲突———文化整合等过程。可见,在构建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文化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看到集体化教学视域下的教师文化与个性化教学视域下的教师文化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个性化教学视域下的教师文化与之前的教师文化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所以不能片面的去构建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文化,需要在扬弃的前提下进行构建,即一方面需要对传统的教师文化进行反思和审视,对个性化教学视域下的教师文化特点进行理解,另一方面,不能讲以前的优秀的教师文化传统全部抛弃,成为“虚无主义”也是不可取的。因此,在构建适应个性化教学的教师文化过程中,我们需要认识到教师文化发展的规律,理解教师文化变迁的原因,也理解教师文化变迁的规律和过程,从而做到有序的进行。

四、结语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4

【关键词】判断力;核心素养;历史语境

在全球化、信息化迅速发展的当下,面对海量的媒体报道、纷繁复杂的文化评论,人们需要借助一定的知识体系,对信息和观点进行事实判断或者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力是21世纪世界公民应具备的核心素养之一。个人的判断力受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也受到个人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的影响。青少年时期是个人判断力养成的关键时期,但现实中,人们往往习惯“碎片化”的短文本阅读,脱离语境去理解文本信息,缺乏在阅读文本过程中的辨析、质疑意识。因此,学科教育在个人判断力养成方面应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为了对当下高中生基于历史学科的“判断力”真实水平有一定了解,笔者主持的“凸显‘判断力’养成的高中历史语境建设的实践研宄”课题组在2018年及2019年对参与课题研宄的学生进行了课题开展前后的数据调研,来自5个区近2000名学生参与问卷调研。调研数据的结果呈现了凸显“判断力”养成的高中历史语境建设实施的效果。

一、课题实施后学生具备学科核心素养的水平现状

为评估“凸显‘判断力’养成的高中历史语境建设的实践研宄”的实施效果,笔者在连贯性实施教学探宄的一所F校进行了学生问卷调研。以F校2021届高二全体学生(440人)、2020届高三等级班学生(94人)为样本进行数据调研,并把这部分学生在2018年被调研的数据与之进行对比分析。在同一群体(2020届、2021届)中进行两次与判断力有密切关系的历史核心素养获得能力的调研(百分比得分率),发现无论是时空观念、史料实证,还是历史解释,学生获得这些学科核心素养的能力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同时也发现,不同学科核心素养呈现的进步幅度有很大不同,而且2020届和2021届群体表现出明显的差异:2020届的进步幅度明显高于2021届。其中原因,除了样本数据的量有大小可能导致数据差异性大外,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2021届经历等级考分科后,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把历史学科作为合格考科目,这对学生认真投入历史学科的学习,尤其利用课外时间来进行历史阅读与写作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即便如此,课题组成员的教学探宄还是体现一定效果,2021届全体学生在核心素养的培养上取得了进步。

1.时空观念

从时空观念这一学科核心素养来看,2020届学生所取得的进步指数(72.66%—78.37%)明显高于2021届的学生(64.03%—65.53%),群体差异性导致数据差异的原因不再赘述。从时空观念这一学科核心素养的进步率来看,两个群体的进步率不高,都没有达到10%。这说明与时空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历史时间轴、地域地理空间等知识技能对学生来说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就其中的原因来分析,可能一方面是课题实践的时间短效果还不够明显,另一方面是课题组成员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初中学生应该掌握的基本史学知识和技能,因此在课题实施过程中,对髙中生的时空观念的培养相对比较弱。

2.史料实证

从史料实证这一学科核心素养来看,2020届学生所取得的进步指数(73.61%—83.40%)显著高于2021届的学生(64.05%—71.50%)。两届学生各自在这一学科核心素养养成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尤其是2020届几乎达到10%的进步率。这说明课题组成员在通过长文本阅读,指导学生在发现问题、探究问题的过程中,教师们非常注重引导学生在对文本本身的真实性、对作者所持观点的逻辑判断、对历史事件的历史逻辑推演等方面能力的培养。但同时数据也显示了学生在运用史料过程中,对史料背后深层信息的挖掘,运用己有史料作为论据去架构自己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能力还比较弱。这种基于文本和围绕文本阅读的能力需要更多时间来积累。

3.历史解释

从历史解释这一学科核心素养来看,两届学生都取得明显进步,两届学生进步率超过或者接近20%,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21届所取得的进步指数(23%)高于2020届的学生(19%)。这主要的原因在于2021届原来的基数远小于2020届,从绝对值看,第二次调研显示,2020届等级考班级的学生的历史解释素养还是远高于2021届的全体学生的。但2021届学生的进步还是令人欣喜的。历史解释这一学科核心素养与判断力养成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需要学生运用记忆、演绎、预知、推理、判断等能力对问题进行梳理、阐释,提出解决问题或者对历史史实判定的观点、论据,可以说学生在对文本的分析、理解、判断上有了很大的能力提升。2021届学生进步突出的原因,可能与初高中历史教师教学方式、史学意识培养方面有差异,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即使是不选历史等级考的学生,通过课题组的教学实践活动,也部分克服了大部分学生不选历史学科带来对历史教学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历史学科能力培养上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这正显示了课题组研究的成果所在。

二、课题实施的成效

1.选择历史等级考的学生比例上升

从学生选科角度看,2020届等级考学生对于选择历史的态度基本上没有变化,而2021届学生经过一年的课题组指导下的历史学习,略微有上升,近一百个学生选择历史等级考,这在我校以理化为重要等级考选科的学校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这个选考人数在全上海同类型的学校中也是名列前茅的。这个数据一定程度反映课题组成员的教学取得一定成效,让学生从更多喜欢的视角来选择历史学科为等级考科目。

2.学生的学科能力有一定程度提高

从数据来看,我们不可忽视历史小说、影视剧等媒介对学生历史认识形成的影响,但历史课堂的占比还是最高的,这说明不管是从基础教育学科设置,还是从课题开展的角度看,上好历史课,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认识是最关键的。这也证明课题的开展是有扎实的学生基础,也获得了学生一定的认可。从数据来看,经过培养,学生普遍能够认同史料实证的重要性,对史料实证这一历史素养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同时,作为多选题,有超过3/4的学生选择超过三个选项,超过2/3的学生选择了四个选项,说明绝大部分学生都认同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的复杂性,知道多角度去获取历史信息,去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

3.学生参与历史研究的动力有所提升

课题组积极组织高一、高二学生全员参与上海市“博学杯”高中生历史人文素养展示活动,参与历史论文写作的锻炼。课题组教师在学生论文写作之前,开设史学研究讲座,讲解历史论文撰写的基本过程和学术规范。在论文形成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共同探讨论文的选题、史料的搜集等事宜,并对他们的初稿进行针对性的辅导。通过几轮的修改,基本形成比较合格的历史论文,再从中选出比较优秀的论文,由大学、研宄院的专家学者进行双盲评选,最终产生优秀的历史论文。从“博学杯”活动过程来看,能够获奖的论文是极少数的,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来说,更多是一种历史小论文的写作过程,从中熟悉历史研究过程,习得历史学术研究的方法。通过“博学杯”活动,学生对于各种历史语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于文本的表层含义和深层内涵,包括文本作者自己有意或无意地渗透在文本字里行间、反映文本作者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立场、身份等信息,有了更加精准的把握。因为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也是利用文本的构建去自圆其说的一种思维锻炼。这种综合性训练的效果,是单纯的课堂教学无法达到的。

4.教师教研能力得到一定的锻炼

课题组成员开创性地探索了将判断力融于学科核心素养之中进行培育的教学尝试,建构了历史学科中的判断力养成的基本教学路径,重点通过单元主题教学、学生课题研宄、主题实践活动三大路径,并形成了围绕判断力与历史语境为评估对象的评价指标,积累了在历史学科中培养高中生判断力的典型案例。

参考文献:

[1]师曼,刘晟,刘霞,等.21世纪核心素养的框架及要素研究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3).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5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

综述研究灾害与文学,首先应考虑灾害对社会、经济、政治、人口迁徙造成的影响,其次是是灾害对作家本人的影响,包括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其次是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对灾害的具体表现,包括文学特色、文学思想等。应以灾害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为中心,以中国古代“天谴论”与“反天谴论”为暗线,以文学性最强的古代诗歌为例,兼顾古代文章与叙事性小说,分析灾害给作家带来的影响、给文学本身带来的影响,进而分析灾害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作者:栾玉博 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6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7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口述史;综述;方法应用

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视野,由改革开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发见”的内省,进而从内需出发对建筑历史与理论进行思考重构,构成了近期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学术前沿[1]。2018年是中国当代学人从口述史视角重构城市史、建筑史、园林史的重要时间节点——第一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在沈阳建筑大学召开。至2021年已是第四届,众多学者借助这一交流平台“把握学术‘要津’,进而不断开辟新的工作‘大场’”①。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圆桌会议上,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口述者记忆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群体访谈所展现出的更好的约束机制;访谈前及过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项。现代口述史自1948年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始,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已应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在建筑学领域,虽然国内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系统的综述将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笔者梳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口述史的论文研究情况和发展脉络,以期为后续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1建筑口述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框架

在知网、万方和维普围绕“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种关键词组合为语法限定进行论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发表)检索,共检索出285篇研究论文,整合筛选后共提取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110篇文献。结合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四辑(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论文,通过文献内容分析,将研究方向总体分为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三类。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关注中心层面的近现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师历史及建筑项目或机构历史;乡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对象为符合带有“本土建筑”“民间建筑”“自发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为此方向,其下细分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营造技艺与保护传承,以及社区营造。口述史方法应用包含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两方面。综述层面聚焦于其方法应用的研究(图1)。

2建筑口述史发展情况综述

2.1研究情况及发展趋势

从期刊发文量来看,整体呈上升趋势,2018年和2019年达到顶峰(图2)。研究方向上,乡土建筑史最多,其次是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而理论探究和实践总体较少。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研究中,建筑教育史在期刊论文里仅关注于外国建筑史在中国建筑教育中的发展,而在口述史文库中大量论文是围绕老八校前身的建筑教学教育史展开口述研究的;建筑师口述史工作重庆大学做得最多;建筑机构和项目口述史与建筑系高校的建设、发展及其设计院项目紧密相关,以清华大学研究最多。在乡土建筑口述史层面中,史料挖掘最关注建筑的时空演变、建筑格局或建筑特色及建筑相关的人物纪事;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中关注使用主体对空间的理解及其活动,并考证相关村落、建筑与文物的历史渊源,近年来对项目修复历史和三线建设历史的考证成为热点;在营造技艺口述史层面,聚焦于相关传统地方民居、地方特色建筑和建筑艺术与装饰的研究。最后,口述史方法应用层面研究较少,除少量的成果综述外,仅有一篇针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较系统的口述史操作指南[2]。根据文献研究对象,统计其在中国各省份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中部和东部居多而西部和东北部少的分布情况(图3)。省份中属福建(以华侨大学为主)最多,其次是陕西、广东等地;沿海省份整体研究较多,而内陆地区集中在川甘以东、内蒙古以南、广西以北和豫皖赣以西的区域。建筑学高校中以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重庆大学研究最多。2008年起,建筑口述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相对密切,人文地理学、考古学、美术学等专业可见口述史方法在建筑学框架下的应用。如从经济学下的社会资本角度研究社区微改造[3];从博物馆学视角探讨口述史在丰富展览内容、辅佐场景复原等方面的优势[4]。在地方少数民族和工匠技艺研究中较重视历史人类学方法的使用,如有倡议整合人类学方法对工匠族群所在环境的整个营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5];也有实证研究通过此方法了解到了浙西南一带清代民居特殊构件的程式化体系[6]。在口述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当中,口述史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与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和民间文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关系被大量探讨[7]。近年来建筑口述史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研究,对于区域建筑学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建构大有裨益。

2.2建筑教育、建筑师及项目机构口述史

中国近代建筑史在史料类型及其运用和研究方法上,都根本区别于中国古代建筑史和西方建筑史[8]。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研究已呈现出从研究样式演变和为设计提供指导,演进到根据一手资料重现历史场景之趋势,如通过研究设计和建造过程还原出大量有张力的历史细节,在此基础上探讨民族性与国家建构等理论问题[9]。建筑史研究中,已往社会背景层面的细节和盲点经由口述史被大量发掘和联系起来,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建筑学之外社会学相关的研究内容,完善了近现代建筑历史的脉络。建筑教育口述史方面很多工作的开展,都与各高校或各单位开始重视自身历史谱系、自身传统或配合校庆宣传有关。极少部分研究扎根于建筑教育史的整体研究,以学者武晶为代表,在口述史基础上梳理了自1903年国内建筑学科建立至今的外国建筑史教育的发展历程,弥补了建筑史学的研究空白[10]。绝大部分研究还是以个人或项目、机构的历史为对象。学院教育史和建筑师历史的研究,大多以高校院系的教师为统率。以重庆大学为例,2012—2015年有三篇硕士论文分别完成了对本校老一辈建筑学家李先逵、杨嵩林和尹培桐学术历程的研究,同时期该校的教师们又先后对唐璞、赵长庚、辜其一教授的学术人生做了研究。2018年,一篇硕士论文梳理了作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前身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1952—1966年的建筑教育历程。近年来以龙灏教授为首的青年教师们正对重庆大学老一辈知名教师们的生平历程进行抢救性的口述史记录,并着手研究院系的发展历程。在城市规划领域,李浩教授在大量访谈业内老专家的基础上完成了《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该书对规划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弥补、丰富和深化的作用。在建筑机构史层面,21世纪初即有对营造学社发展历程的研究,2009年始有对高校研究院机构发展及创作历程的研究。2018年,华霞虹教授主编的《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60年》问世,口述史方法的应用为该高校设计院发展脉络的厘清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清华大学以刘亦师老师为首,通过口述史方法对清华大学设计院历史及学校建筑系的教育史和发展史进行考证。在建筑项目史层面,研究侧重于一些知名建筑项目的历史演变和修复过程,涉及的访谈对象也和建筑师学术生平及教育经历密不可分。除了大的断代史和编年史之外,学科里面靠口述史和整理出来的其他的一些侧向证明的研究史也很重要③。就四本口述史文库关于近现代建筑教育、建筑师和项目机构历史的口述成果而言,研究涉及早期国内外相关建筑教育教学课程细节、不同设计思潮在项目上的碰撞,以及一些重要的建筑师、学者和著作之间复杂的关系网等等,已呈现出视野广阔、内容丰富的口述史料。

2.3乡土建筑口述史

陈薇教授曾于世纪之交时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以乡土建筑研究为突出倾向的从中心移向边缘的特征;二是从研究层面的中观,转向研究广度与深度兼备的林木互见的特征;三则是从旁观转向深入心态和人的、将心态史和社会史与建筑史研究结合起来的特征[11]。2016年学者刘军瑞对近十年来乡土建筑研究中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和陈薇的观点进行了对比论证,肯定了这一史学研究趋势同样契合时代的特点[12]。近年来建筑口述史研究已深入到地方的乡土营造、少数民族的文化溯源和物质空间的解构中,2010年之后研究明显增多。学者们应用口述史方法逐步开展了深层次的研究,视野也逐渐上升到较宏观的高度,可谓林木互见。如将匠师口述传统中的模数与比例的营造制度,向下关联到地方语言的转译与生成的机制中,向上剖析其与中华营造理念中宇宙观的关系[13]。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对于个体之于环境的感悟愈发重视,并会带着更多设身处地的同理心去采集这些个体的所思所想。学者崔勇从21世纪初便提倡在近现代建筑史研究中,遵循历史与逻辑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统一去探寻前辈们的心路历程[14];亦有通过口述史访谈揭示古镇民众在文化景观保护上与政府冲突的根源是两者保护意识的不对位[15]。现代口述史学在配合以往“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方式的基础上,更多地从“自下而上”角度“书写”历史,有利于实现历史学科的通俗化[16]。建筑口述史同样深入乡野,在地方建筑的史料完善、营造技艺的记述、遗产保护和村落保护的探索等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口述史方法的应用和理论建设在此层面研究中普遍被淡化,着重于史料的搜集,遂将乡土建筑口述史研究的重点及相关论文数量汇总如下(表1)。除国内乡土建筑研究涉及口述史以外,跨境的华侨建筑史研究同样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的口述史工作。以华侨大学为平台依托,陈志宏教授统领了两项闽南地区华侨建筑和聚落的研究课题,对马来西亚特殊的海上桥屋的营建过程、华人坟墓的形制设计等都有相关的口述史研究,使得早期面临传统技术断层、业主古迹保护观念匮乏等问题的华侨建筑得以展现其特殊的历史价值。总体而言,近二十年来口述史在地方建筑的各层面研究广泛,多集中在村落、古镇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也在此层面体现得最多。研究论文数量在2010—2014年增长明显,2016—2019年增长更为显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聚焦于地域建筑的史料探索,这种深入乡野的研究为地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物质空间的优化重构及地方记忆工程的建设推动巨大。

2.4建筑口述史方法应用的研究

2.4.1重视访谈对象的遴选口述史方法与传统文献史料的研究方法相异的一点是,对于历史的认识过程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一是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二是受访者与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17]。而口述史又是对亲眼看到并参与过去事件中的人的采访,目的是要重现历史[18]。因此口述史研究前期访谈对象的遴选显得尤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叙述历史的可靠性、完整性及访谈过程中对有效信息的挖掘。对象的遴选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定向性的,研究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对象的选择多围绕个人本身、亲友及有过共同经历的同事等;其二是非定向性的,研究某一特定环境下的个人或群体,多用到人类学的调研和取样方式。定向性对象的遴选多见于对建筑师历史、建筑项目或机构的历史、工匠技艺营造和传承等口述史研究中。如研究辜其一先生的人生历程及学术概况,就访谈了与之共事过的白佐民、邵俊仪教授及其女儿陈义蓉[19]。对于华侨地区的华人大会堂而言,其设计风格的定型源于不同原乡背景的华人共同的协商结果,因此当地的华人社团是了解该项目历史最好的访谈对象④。设计院近年来在建筑口述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体现在其提供的设计作品集、设计院院志等,对于对象的遴选有很大的参考作用。此类访谈对象的确立,也涌现出一些创新的方法。例如,有通过CiteSpace分析高校教师的合作关系及发文量以确定受访学者[20],也有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宣传报道确定受访的传承人[21]。非定向性对象的遴选多见于村落保护和遗产保护、社区营造等。如就胡同整治更新研究的访谈人选确定,以对象所处空间的参与度和作用力强度为首选,选出了作为北京独特胡同文化塑造者的养鸽人和种花人、从事文艺创作的大妈等[22]。对于口述者本身专业技能的甄别,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访谈质量和后续研究的深度。就乡土建筑匠师本身技能水平的评估,刘军瑞指出可分为人员推荐法、技艺评测法和自我评价法三种方法[23]。2.4.2关注访谈方式及访谈过程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访谈采用的方式也会有差异。以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为例,涉及较明确、具体和系统的工艺步骤、技术技巧等访谈内容,受访对象较内向或缺乏受访经验时,采用结构性访谈;而研究内容主要为个人生活史、村落传说故事、公共文化活动等时,则采用非结构性访谈[2]。从近年来大量附带访谈稿件或访谈问题的论文来看,结构性访谈和非结构性访谈是根据实际情况相互交织的。在访谈之前,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能提高访谈效率,少走弯路。制定问卷调查表或信息记录表等已成为建筑口述史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共识,尤其在访谈对象为匠师时:其一能避免因个人因素造成访谈过程难以进行或偏离主要问题而失控的情况;其二减少了访谈过程中由于语言交流障碍等导致的沟通问题。在《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的访谈之前,李浩教授让专家们仔细阅读了《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研究报告和相关成果,对受访者的回忆起到了有利的引导作用。在访谈过程中,碍于一些个人原因或相关发言立场的正确性,会存在受访者回避或不愿讲述的情况。如当访谈内容涉及工匠群体的核心技术时,传统工匠们由于重实质、轻表述的职业局限和自己的权益立场,会在访谈时表达不清或不愿透露营造细节[24]。访谈中采用录像时,业界学者会由于面对镜头精力无法集中,或碍于一些立场欲言又止,要求停止录像[25]10。这些均是对于整个访谈流程记录造成阻碍的难点。访谈之后的补充与回访环节也很重要,其一方面能在与受访者更好地建立信任感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入访谈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能校正、核对初次访谈时所获得的口述资料。李浩教授在口述史应用于规划领域研究的实践中,提出了城市规划方面的口述历史工作应当采取一种专题性、互动式、研究型的实施方法与技术路线,即一要有明确的访谈主题,二要为老专家的谈话提供充足的条件,三要立足于规划史研究的工作目的[26]。这种整体式的口述史实施方法与路径可作为参考,在访谈的前期工作中确立下来,成为贯穿整个访谈过程的原则和意识。2.4.3对于口述资料真实性的考证口述史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一直是史学界讨论的焦点,在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上参会人员也对此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在一个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重述历史是产生集体认同感、身份感的重要途径[27]。而群体访谈对于建构一个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消解因时空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叙述失真意义重大。会议上李浩、彭长歆、黄怡和钱锋均提及了群体访谈的形式对于增强口述真实性的重要性。此外,就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而言,学者们建议,一是明确授权概念,给予受访者一定压力,促使其重视访谈质量[25]10;二是访谈前将相关的档案资料带去访问求证,能够更精准地纠偏⑤。一些问题在会议中被提及,如在专家访谈后部分会审改,存在着改动稿件频繁和审改较多的情况⑥;对于访谈资料二次加工后的史料可信度,同样需要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华中科技大学团队通过对十堰市二汽专业厂的工业考古学式的实地考察,校验了受访者口述情况与遗存情况的差异性和一致性[28]。这表明实物调查对口述真实性的考证也具有一定意义。多次访谈及回访的流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受访者的坦诚讲述。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曾写道:“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需多次访谈来建立起亲密关系,这能激励受访者的直言不讳,且能避免不诚实的告白。”[29]对口述资料的求证,研究者限于个体经验也会有难断真伪的时候。在整理口述资料时,同一事物出现多种观点且一时难分真假时,应保留口述史料的原始性,让其并存并作注释说明[30]。

3结语

史学观念论文范文8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二、理论构建期(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是于先生研究著述最为丰硕的学术时期,同时也是他在音乐史学(历史研究)与音乐美学(美学评价)研究领域中提出许多重要理论构建的时期。虽然有人说,“音乐学分析”学说1993年的诞生,得益于1992年于先生卸任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以致有了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笔者认为“,音乐学分析”学说的诞生实际上是于先生经过“反思探索期”之后的一种理论必然。

如前所述,《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对“一部不只满足于史料罗列和堆砌的音乐史该如何写”、史学家究竟该怎样用坚实丰厚的理论根基摆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的音乐分析研究的理论思考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根基一样,1990年,于先生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站在音乐美学的理论高度,再次提出了“音乐美学这门学科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音乐作品中究竟有没有‘意义’?进而这‘意义’在音乐作品中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的?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意义’?”的一系列学术追问,同样也是“音乐学分析”学说的理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于先生从理论渊源上对近代释义学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对当时音乐美学的影响、现代哲学释义学的兴起进行了梳理,同时又从当代音乐美学视角对释义学的审视问题进行了辨析。他指出:我们时常感到,对一部作品的理解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面临的作品大量都是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在理解、解释这些作品时不能完全脱离产生这些作品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毕竟是存在于“现时”;理解者是不同于作品产生那个时代的另一时代的人,不能不具有历史的限定性……历史上的艺术作品的作者与现今的理解者各自有各自的对意义的判断,各自有各自的“视界”。历史上的视界已摆在那里,而现今的理解者的视界既受自己的历史性的限制,但又具有一种非封闭的开放性和变动性。⑩其实,熟悉于先生学术著述的学界同行都知道,“社会的”、“历史的”、“音乐本体的”,以及“精神内涵的”等一直是于先生“反思探索期”十分关注,并且频频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述中的关键词。正如于先生早在1985年时发表的论文《现实苦难的表现与王国长存的讴歌———巴赫〈受难乐〉与亨德尔〈弥赛亚〉的社会内涵比较》中就闪现过类似“音乐学分析”这样的思想与表述一样———“本文只就最能代表这两位大师的思想感情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这两部作品,从它们各自所蕴藏的社会历史内涵的角度,做一些比较性的考察,以此来揭示他们创作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但重要的是,在1990年的《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一文中,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都被置于音乐哲学的理论层面进行了全新的思考。比如,对狄尔泰的“重建”与“重新体验”理论;对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及其关于“存在”(Sein)理论;以及对伽达默的“视界融合”(Holizontverschmerzung)理论的研究和借鉴。正因如此,于先生才能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究竟如何去分析一部音乐作品?这一直是音乐学中的重要课题”,???以及“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直接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对于一般的音乐听众来说,或许不一定要求深入到这个层次,但是,对于音乐学家来说,却是绝对必须的。它应该是音乐学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精神内涵,我认为只有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它的本质。”???并在研究方法上,具体地指出“内部的”音乐本体艺术分析和“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分析,以及艺术批评。有关于此,正如于先生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所补充的那样:恩格斯所说的“美学的观点”主要涉及的是构成作品的形式、风格、技法等审美领域里的因素;而“历史的观点”则涉及的主要是构成作品意蕴、内涵领域的因素。???从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及其学术史的视角予以审视,“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诞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音乐领域复兴了我国学术传统中的社会—历史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抛弃了新时期前二十年的僵化模式和陈旧话语,吸收了释义学、符号学、异质同构心理学、法兰克福学派等新的学术思想,补充了音乐的形式造型和审美维度,通过一个分析范例,使一种曾经一度被歪曲,而后又被遗忘和被忽略的历史研究方法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它宣告了长期以来在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以及音乐艺术批评实践中,要么只运用“历史的观点”而忽略“美学的观点”,要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功利原因的干扰只运用“美学的观点”强调形式,而忽略“历史的观点”僵化模式与陈旧话语的终结。并且,“无论在技术分析、史学叙事、人文阐释,还是在哲学、美学思辨等方面都较为集中地展现出了20世纪中国音乐学家在对西方作曲家及其作品音乐分析与研究的学术新高度”。???然而,尽管如此,于先生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提出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的深化。#p#分页标题#e#

在1993年《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发表后的若干年中,于先生又分别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1994)、《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1996)、《对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1998)等论文中不断完善“音乐学分析”的学术思想。同时,他通过在对西方一系列新观念、新理论、新学说的潜心研究后(如1997年发表的《阿尔弗莱德•舒茨的音乐现象学观念》、《杜夫海纳审美现象学中的音乐哲学问题》,以及1999年发表的《苏姗•朗格艺术符号理论中的音乐哲学问题》等),以中国音乐学家的学术立场不断求证“音乐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研究西方音乐的理论意义。在《音乐形式问题的美学探讨》中,于先生曾就“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时重申了他在《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文中的学术观点:音乐形式问题是音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音乐曲式结构的研究,对和声结构的研究,对独立旋律相互结合的规律的研究,对各种乐器声音组合的研究……虽然它们都具有某种音乐技法、音乐工艺学的性质,但从广义上讲,它们都属于音乐形式问题的总的范畴,各自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对音乐形式问题,还有一个从更高的层面、更加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研究的领域,也就是在音乐美学的层次上所进行的探讨。???而在谈到“在探讨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时,就不能只就其客体而论客体,而忽视同这个客体发生关系的主体,否则,就难以真正揭示这个客体的本质”,“对音乐形式美的把握既不是最终的目的,更不是唯一的目的。人们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总是要得到比从形式美中所得到的感性愉悦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在声音形式背后蕴藏着的情感性的内涵”。

尤其是“当我们把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问题的思考向更深层推进时,在我们面前就会摆着这样一个问题:音乐形式的意义或内涵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存在着的”时,于先生曾经在《释义学与现代音乐美学》中已经阐明的观点也得到了再次强调:“在探讨对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作品的理解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坚持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这个理论立场。只强调客体而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或者一味夸大主体的作用而忽视客体的制约,最终都只能导致主客体之间的机械分割和对立。一部交响曲如果没有领悟它的听者,如果没有二者之间的交融和相互作用,这部交响曲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鸣响着的音乐作品,作为理解的根据而客观地存在于这里,听者的审美体验和理解又从哪里来?”???在这篇重要论文中,于先生在谈到关于“音乐中内容—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曾着重指出:“应该承认,过去在我们的音乐美学、音乐历史、音乐批评等领域中,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个问题上,比较缺乏辩证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具体讲,就是常常把这二者机械地分割了,过分地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区别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同一的一面。”然而,“就一部音乐作品自身来说,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从更高的层次更宏观的范围来看,社会生活现实是内容,而音乐作品则是以一种独特方式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现实的‘形式’。”???同样地,1996年于先生又在《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立场上阐明了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音乐作品既是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物态性客体,同时又是一个离不开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它不仅在为音乐美的本质及其问题的解决方面提供了一种思路和途径,同时也为我们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音乐作品的本体分析、音乐史研究、乃至音乐批评的实践提供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理论前提。显而易见,所有这些都是对在《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和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中提出“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立论的补充和完善。而再次强调“不仅音乐形式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且,人们对音乐形式的审美把握,对其内涵的理解解释,同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的论述,则无疑是对“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内涵的丰富与深化。???古往今来,在衡量学者学术价值的天平里,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装着学者的执著和睿知。更重要的,还必须有其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学术关怀。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严格地说,“音乐学分析”是一种中国语境中用于专门研究、分析音乐与音乐作品的理论学说。正如有的同行认为在西方音乐术语中根本没有“音乐学分析”这个词一样。然而,如若我们就此判定该学说及其术语是中国音乐学家的多此一举,则有失公允。在笔者看来,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及其术语的诞生,正是其缔造者基于长期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学家在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作为与贡献。诚然,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或说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素来就有着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忠实地”尾随西方,亦步亦趋,兴许能触及某些所谓的学术前沿。

然而,缺少了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以及对其从事的事业的理论诉求与学术关怀,恐亦难有作为。对于瓦格纳、肖邦甚至更多的西方音乐家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西方音乐学家不同的研究视角,必然存在不同的理论诉求及方式、方法。何况,在西方音乐学家眼中或许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就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更何况,以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1924—)为代表的英美当代音乐学家8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对“二战”以来偏重实证主义传统方法的音乐分析(MusicAnalysis)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对历史文本考证应该与美学阐释和音乐批评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学术主张。???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于先生2009年在一篇重要论文中说过的话,将其摘引于此,与学界诸君共勉:先哲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曾高屋建瓴地说过一句深刻的话,它始终给我从事自己的工作以精神上的支持和动力:“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发展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由此使我想到,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从长远讲,是否也应该有自己的音乐理论思维来给予支撑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为此尽可能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些从事音乐学事业的人们的一种历史责任。???或许,有人会认为《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主要是于先生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音乐发展回顾与反思”特殊背景下,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青年学生的一次关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回顾总结,以及对该学科建设基本理念的专题学术讲座。但细心研读,笔者却明显感到此文中于先生对“历史与理论”、“音乐学学科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理论立足点与历史—当代的理论资源”、“社会—历史阐释与音乐本体分析”、“音乐文本自身与对它的体验和理解”、“思想与表述”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与他1988年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有着诸多方面的理论联系。然而,历时廿年,于先生原在《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中的很多学术理论思考,在《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得到了更加完整、成熟、清晰、明确的理论概括。它构成了于先生学术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于先生学术思想和理论构建必须把握的基本前提。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只是对“音乐学分析”一词就事论事,则必然难得于先生学术思想之要领。#p#分页标题#e#

三、理论深化期(2000年以后)

大凡精神内涵丰富的人,自然生命都有异于常人之处。但对于博古通今、满腹经纶、大器晚成的杰出学者来说,古稀之年、耄耋之年却正是他们一生持之以恒地在看似“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的苦涩、孤独、寂寞的学术探究之后“终成正果”的时候———杨荫浏先生毕生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殚精竭虑,其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出版时已八十高龄;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却又令后生望而生畏的老德文版“花体字”《瓦格纳论音乐》译为中文,并交付出版社出版时,廖辅叔先生也已年逾耄耋;缪天瑞先生为《律学》一书的编写、修订整整耗费半个世纪的时光,甚至期颐之年都还在校定着自己的“文存”;钱仁康先生虽然已年逾耄耋,依然笔耕不辍,并且还在涉及面极为宽广的音乐学术领域中发表论著和学说;即便是过早地离开我们的睿知学者黄翔鹏先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与传统音乐研究虽四十余载,但首次提出先秦“一钟双音”并令海内外为之震服的真知灼见时也已年过半百……“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诚斯言哉!从于先生50年学术生涯的历史发展看,2000年以后的学术著述无疑是他确立学术思想,完善学术体系,深化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但从其学术成就的角度予以观照,此时期何尝不是于先生重要学术成果的收获季?诚然,于先生此时期也有很多重要,如告诫青年学子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塑造学者精神品质的《心境•方法•学风》;强调音乐哲学对于音乐学研究重要性的《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西方音乐哲学的发展对我们的启示》;重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对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意义的《关于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音乐分析学的多元化建构》;等等。但在笔者看来,最能代表于先生在这一个时期中厚积薄发,并且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乃至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两部重要学术力作则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成书于2000年。然而,于先生潜心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及其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学说与主要流派的关注和研究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而从80年代初对汉斯立克及其音乐美学观的剖析开始,至随后不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论文便是最好的明证。从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音乐研究而言,《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无疑是一部填补了中国音乐学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研究领域空白的重要专著。但我们如在世界范围内审视这部专著,则恰如音乐美学家张前教授指出的那样:类似这样的著作,即便是在西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像《导论》这样专门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历史发展,并做出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概括的学术著作。”???就算是在西方颇具影响的两部音乐美学史专著———1992年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ofNebraskaPress)出版的美国音乐学家李普曼(EdwardLippman,1920—2010)的《西方音乐美学史》(AHistoryofWesternMusicalAesthetics),???以及1991年由英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LondonMacmillanPublishersLtd.)出版的意大利音乐学家恩里科•福比尼(EnricoFubini,1935—)的《音乐美学史》(TheHistoryofMusicAes-thetics),???“也只是把20世纪的现代音乐美学作为其中的部分章节,不仅篇幅很少,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的概括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而且在论述方法上也多是一般性的介绍,缺少有力的学术分析。”???笔者认为,以学科研究进程以及学科学术发展历史为研究支点,对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哲学家及其思想理论展开深入透彻分析、阐释、论证,同时以中国音乐学家特有的学术立场对其展开论述,即是《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最显著的特征———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并成为他学术著述中特有的理论品格———“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它总是在“论”中带“史”“,史”中有“论”。既不同于很多看似深奥但却缺少历史感的“导论”,更不像某些罗列史料而理论性和思辨性却极度贫乏的“通史”。

以第一章“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确立和演进”为例,于先生对在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进行论述时,首先把形式—自律论与它的对立面,即以情感论为核心的他律论音乐哲学从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上进行追溯,并且逐一地分析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音乐哲学发展中两种思潮的对立,同时着重论述康德美学中的形式论因素与汉斯立克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渊源关系,并在横向上论述孔德实证主义与自然科学在音乐理论中的应用,以及对形式—自律论音乐哲学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第五章论述“现代西方音乐哲学中的心理学倾向”时,于先生的分析重点虽然是介绍和论述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迈尔及其音乐中的情感与意义的心理学阐释。然而,在此之前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从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赫尔姆霍尔兹音乐心理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库尔特能量论音乐观、埃伦茨维希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对音乐哲学渗透的论证。笔者以为,这也正是于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理论特色,以及学术魅力的所在———即使是在对某一种学说进行理论梳理和阐述,也总是带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和学术评价。一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观察、分析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各主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的理论思想;但另一方面,却又在指出某些理论学说中立意新颖和具有学术价值的同时,对它们在哲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与谬误也一并揭示。毋庸讳言,在中国研究西方音乐的学术群体中,或说是在一部以西方或西方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中(尤其是音乐哲学类专著),中国学者一般都很少涉及和联系中国音乐学界的学术现实与思想状况,这一点对于于先生来说却截然不同。从“纯”学术的角度,用法国精神学家拉康(JacquesLacan,1901—1981)的“镜像”(MirrorImage)理论来看,一些同行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种属于“他者”与“自我”的学术现象。但笔者更愿意将于先生的这种理论品质视为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下学术关怀的高度学术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p#分页标题#e#

如在第二章“现象学原理引入音乐哲学的尝试”第一节“罗曼•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观”中,于先生首先对茵加尔顿的现象学音乐哲学理论渊源进行了论证———实际上追溯到了茵加尔顿的老师———胡塞尔。然后,才针对茵加尔顿的音乐作品与其演奏、感受、乐谱是不是同一的、音乐作品的本体特性问题、存在方式问题、同一性问题等进行论证和阐释。尽管如此,于先生仍客观地指出“:茵加尔顿的音乐哲学究竟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将认识的对象从客体转为了主体,那么,茵加尔顿的‘音乐是意向性对象’的理论实际上正是将音乐艺术的本质最大限度地从人的意识、意向活动,也就是从人这个主体方面去揭示、去描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索。多年来,我们一向比较着重从音乐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个一般性出发点来阐释音乐现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音乐毕竟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直接产品,是人类意识、精神生活最深层的东西通过乐音体系这个独特手段的物化或外化。意识活动这个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它的地位,我们过去认识、研究、阐述得都不够。茵加尔顿的思想可以从这个方面将我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深化一步。”???茵加尔顿“提出有关音乐作品的单层结构以及它同现实世界实在事物之间的疏远关系等等问题,这对于长期存在于我国音乐创作实践、理论研究、音乐评论等领域中的概念化倾向和模仿论的残余影响的克服不会是没有益处的。茵格尔顿提出的关于音乐作品感情品格这种非声音成分的存在以及它同声音成分的契合为一的问题,对于我国目前的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克服汉斯立克纯形式论的影响,改变忽视思想精神内涵、单纯追求形式上标新立异的风尚;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克服将内容与形式机械割裂、忽略对声音形式的塑造和深入研究而侈谈空洞内容的倾向。茵格尔顿提出的有关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活动填充和丰富被构造的对象这个原理,对于发挥和调动演奏者和欣赏者在最后完成建构音乐作品这个整个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潜力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第三章对“释义学及其对音乐哲学的影响和启示”论证中,于先生同样坚持了他一贯的学术立场:“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理解对象和理解者、本来视界和理解者视界、对对象的理解和自我理解等等这系列相互关系的问题上真正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理论立场,音乐作品意义的理解问题才能最终得到合理的解决。”???可能有的同行并不留意,在于先生的著述中,“中国”、“我国”、“我们”等字词使用得非常普遍、频繁。在笔者看来,这样鲜明的文化身份与学界常见的某些行文方式和研究诉求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否则,于先生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的“后记”中也不会说:该书写作“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通过对西方学术界对音乐本质问题的各种看法的清理和反思,使得我们能够在一种审慎和批判的前提下,使这些有关的思想资料为我们所借鉴,从而使我国的音乐理论建设走向更高的层次,达到更高的水平。”???与凝聚了于先生二十多年研究心血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一样,《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虽然成书于2008年,但于先生对肖邦的研究也一样由来已久。早在1980年,于先生就发表过一篇题为《肖邦音乐中的民族内容》的论文;1985年又委约为《百科知识》期刊撰写过“肖邦”一文,而2002年《从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一文发表时,于先生已年至古稀。有人说,于先生半个世纪挥之不去的“肖邦情结”源于他早年留学波兰。或许,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悲情肖邦》一书的精髓:“悲情”与“悲情内涵阐释”,却是于先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学术思想经过了长时间对肖邦潜心研究后才获得的学术真谛———从1980年的“民族内容”到2002年由海德格尔阐释凡•高的《农鞋》所想到的“意蕴”,最终认识到“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是“肖邦音乐内涵研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进而牢牢地抓住了核心问题中的内核所在———“悲剧—戏剧性”。

毋庸置疑,从研究方法上看,《悲情肖邦》是于先生继1993年提出“音乐学分析”学说之后的一次理论深化和学术升华。在《悲情肖邦》中,我们看到了其与《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一脉相承的“音乐学分析”思想。而对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前人理论的批判性借鉴与吸收,则又极大地丰富了“音乐学分析”的学说内涵。它除了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热爱”,以及在“肖邦的作品里包含着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精神内涵,它能引起人们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从而“悲情”成为一种“知识分子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时表现出的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它由个人的文化情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凝聚而成,表达着对祖国、文化和人生最深沉的爱”???以外,更加明确地彰显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之上的“音乐学分析”开放性的学术特色与理论品格。同时,它也再次反映出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众所周知,肖邦研究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研究。在笔者已知的英文文献中,迄今为止的正式出版物就有多种。如对肖邦手稿、书信整理的研究(Voynich,E.L.edited.Chopin’sLetters.DoverPublications,1988);对肖邦生平的研究(OrgaAtes.Chopin:HisLifeandTimes.TunbridgeWellsMidasBooks,1978);对肖邦人格气质及音乐表现的研究(SamsonJin.TheMusicofChopin.LondonBost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85;Weinstock,Herbert.Chopin,theManandHisMusic.NewYorkDaCapoPress,1969);对肖邦某些作品的演奏研究(AiChia-Huei.Chopin’sConcertoinEMinor,Op.11:AnAnalysisforPerformance.AnnArborMich,1986;KiorpesGeorgeAnthony.ThePer-formanceofOrnamentsintheWorksofChopin.AnnAeborMich,1975);等等。况且,在中文出版物中,除了不胜枚举的乐谱类出版物以外,我们最常见到的仍然是译著,其次才是由中国音乐学家自己撰写的专著。比如:苏联A.索洛夫磋夫著、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译《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60),帕斯哈洛夫著、史大正译《肖邦与波兰民间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匈牙利李斯特著、张泽民等译《李斯特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廖乃雄著《钢琴诗人肖邦》(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波兰雷吉娜•斯门江卡著、梁全炳/姚曼华译《如何演奏肖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美国詹姆斯•胡内克著、王蓓译《肖邦画传———肖邦的生及其作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国塔德肖尔茨著、马永波译《肖邦在巴黎———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生活时代》(新星出版社,2006),美国爱德华•巴克斯特•培理著、钱仁康译《肖邦的叙事曲》(《音乐艺术》2006年第1期),钱仁康著《肖邦叙事曲解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冯智全著《肖邦大型作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以及严格地说并不属于音乐学学术研究的音乐随笔杂文类出版物(如曹利群著《肖邦不住17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等等。#p#分页标题#e#

显然,运用何种研究方法,如何突破前人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最终揭示连国际上许多肖邦学家都从未涉足的研究领域———悲情与悲情内涵,并非易事!然而于先生却又有独到的见解:就艺术的深刻本质而言,肖邦的音乐同欧洲一切具有深刻内涵的音乐一样,包含着一种深层的人性意蕴。但这种意蕴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对于肖邦的音乐来说,这种意蕴正具体体现在它所蕴含的悲情、悲剧性、直至悲剧—戏剧性之中,而它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潜在的社会—心理原因……真正的音乐应该是生命体验的真实袒露,是心灵—情感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要阐释它的深层内涵,至少要通过两个无法绕开的程序:一是要深入了解作曲家在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他的整个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情感体验,而对这一切的确切把握只能建立在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也即声音层面上的乐音结构体本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历史和美学的结合是最高的批评标准,中国的文艺批评是重视体验的,因此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重视体验的价值,结合历史与审美的维度就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于2008年正式出版后,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为此,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于2009年11月中旬在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悲情肖邦》并肖邦专题研讨会”。会上,人们或从多角度表达学习研读《悲情肖邦》的心得;或从多侧面解读“音乐学分析”在此著中的运用与发展。甚至,也有人惊讶地发现,三个月前(即2009年9月)到中央音乐学院讲学的德国当代音乐学家赫尔曼-达努泽(HermannDanuser,1946—)的“关联域化理论”竟与于先生一贯坚持强调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契合……???诚然,表面看来,《悲情肖邦》中带有史学传记特征的四个篇章———“转折(1831年秋)”、“走向成熟(1832—1838)”、“抵达巅峰(1839—1846)”,以及“黯淡孤寂的晚期(1847—1849)”即是“第一个程序”,而对各时期作品具体的音乐技术分析与音乐表现性分析即是“第二个程序”,它们也确实体现着于先生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强调的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贯通的学术思想。

然而,在于先生综合历史的、美学的、分析的、文化的视野“阐释”的字里行间,除了充满海德格尔、伽达默、苏珊•朗格等人的理论意味外,他的一系列独特见解何尝不是对前人研究的超越?!如将肖邦《b小调谐谑曲》视为标志着肖邦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并将其从“突破谐谑曲体裁的传统性质,提升到悲剧—戏剧性境界”、“音乐中强烈的对比和反差造成音乐整体的巨大内在情感张力”、“将音乐推向悲剧—戏剧性顶峰的尾声处理”予以高度概括;在对夜曲体裁渊源关系进行考察以及对《c小调夜曲》分析之后得出的那些既充满厚重“历史感”,同时又凝练、准确的美学阐释“:一场心灵的风暴终于过去了,超脱了痛苦之后似乎变得明朗了的心境,同朦胧的夜色融合在一起,慢慢地消失在静谧之中……从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观念来审视,应该说肖邦的这首夜曲不愧为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中西艺术之间在审美理想上毕竟是相通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悲情肖邦》中还有很多中国音乐学家不苟同于西方肖邦学家长期以来固有陈旧话语的精辟论断。如在阐释《f小调幻想曲》第124—135小节的音乐内涵时,于先生指出“:有的肖邦学家以这段称之为‘凯旋’的音乐段落为根据,认定整首幻想曲是一首壮丽、充满乐观、胜利情绪的作品,这种论断难以令人苟同……我认为,作为一首‘幻想曲’,这第二个音乐主题同第一个主题群中的那个充满阳光、明朗、憧憬的第二个主题一样,反映了肖邦心境中的另一面,似乎是一种对奋起、抗争的一种想象,还远不是凯旋的胜利凯歌。”???又如,在论及《b小调奏鸣曲》末乐章时,于先生指出:“在肖邦所处的30—40年代,奏鸣曲套曲的结构原则和整体构思基本上还是遵循着原来的框架,特别是它的末乐章通常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肖邦的这首奏鸣曲的末乐章却令人惊奇地背离了这个原则……肖邦是一位具有坚实、深厚的传统音乐技法素养的作曲家,这里不存在技术层面上的处理失当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源自这部感情‘戏剧’的发展逻辑自身……许多肖邦学家和善于诠释肖邦作品的钢琴演奏大师们,对这个终结乐章的内涵的感悟和理解往往都相当接近……人们在聆听这个乐章时产生的这种视觉想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探寻作曲家在创作这首奏鸣曲时的情感—心理路程中,来揭示这首终曲的内在意蕴。”???再如,在论及肖邦与乔•治桑的关系破裂时,于先生也没有完全赞同西方大多数肖邦学家以往的观点,而是有理有据地从更深层的音乐内涵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于先生的这些建立在“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基础上的见解,无论是在思想性、思辨性,还是基于历史与逻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理论构建,以及在对第一手资料与史料的占有和运用方面,都绝不会比西方音乐学家的研究逊色。甚至,它们还表明了中国音乐学家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第一,中国音乐学家突破了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总是跟在西方人身后“嚼别人嚼过的馍”的学术历史;第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突破性地具有了属于中国音乐学家自己的学术话语;第三,在当代国际性的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音乐学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学术贡献。

或许是由于笔者研究课题———“西方音乐研究在中国”的原因使然,每次阅读于先生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和《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这两部专著时,脑海里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另一部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它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巨著。它的出版不仅在西方汉学界引起过轰动,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将其看作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是人类20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该著自1954至200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以来,先后被多国文字转译……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花了整整50年时光才完成的外国人———英国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00—1995)。???当然,从研究对象上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于先生的“西方音乐哲学”和“悲情肖邦”完全属于两个不能相提并论的学术范畴。但是,如若我们从域外学者做“他国文化”研究这一视角出发,却又不得不承认它们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而且,在笔者看来,这种相同与相通所给予我们的启发和反思也应该是深刻的。一方面,在当代国际化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里,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及其高层次的学术成果(出版物)亟待翻译成西方文字,并通过国际化的出版物版权贸易早日“走出去”,在宽广的国际学术舞台上与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学同行取长补短、深层交流。#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