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想论文范文1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历史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其具有极强的人文素养教育功能，这门课程不仅涵盖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爱国主义情感，还对道德教育、学生民主观念的建立、法制观念的建立以及合作、竞争、创新等积极精神的培养都有所涉及。初中历史教育中加入人文主义思想教育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两方面基础上开展的，结合历史课程本身的特征和初中生自身的身心发展特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主义思想教育不仅能够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还能引导学生进一步正确地自我认识，启发学生对自我个性的充分发展，从而更加积极理性地实现自我价值，建立健全初中生独立、完善的人格。
2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主义思想教育
第一，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教育要注重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效结合。当前的初中教育中对于历史科目的重视度还不够，很多学校偏重于科学知识的传授，对于历史这样人文知识为重点的教学科目有所忽略。但是，通过素质教育的改革，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认识到，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备过硬的知识素养，还应该有健全的人格思想，因此，重视初中历史教育实际上就是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发挥其共同的积极作用。初中历史教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因此历史课程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包含了深刻的人文性。所以在初中历史课程的人文主义思想教学中不仅要体现历史知识的科学性，还要体现历史学科的人文性。
第二，更新初中历史教学观念，广泛挖掘教材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当前的初中历史课程因为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在进行人文主义思想教育的时候主要还是要依靠已有的初中历史教材。历史教师要善于在学科教材中广泛挖掘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将其贯穿在历史人文教学中。通过对人类文明创造史的进一步了解，学生很快能够建立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风貌，这是历史人文教育在陶冶学生情操、解放学生思想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新时期的初中历史教师需要培养的是具有全方位素质的人才，他们不仅对中国近现代史有详尽的了解，还应该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提取无价的人文精神，这样才能督促学生建立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勇往直前的民族主义精神。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有关西汉太学设立的时间，自古及今争讼纷纭。本文认为，东汉以降太学、辟雍关系在思想观念上纠缠是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东汉现实政治生活中，两者虽在目的、功能上有部分重叠，但地点上分离，各自拥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然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两者却被混而为一，以辟雍指称太学。此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太学与辟雍的分离，是教育日益显示其独立性的表现。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太学作为阐明五经要义、培养行政后备人员、实现儒家教化社会的重要机构，在两汉的政治社会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古往今来前圣先贤关注的焦点问题。但是从晋朝尚书郎晋灼在其《汉书集注》中根据天子在曲台行射礼而下了“西京无太学”的论断之后，围绕太学创建时间的问题聚讼纷纭，直到现代，学者们依然在此问题上纠缠不休，不能达成共识。姜维公博士在《汉代学制》一书中对此问题的古今争讼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争论的共同点是将有没有独立校舍作为汉代太学创建的重要标志。既然太学的设立有明确的标志，每种观点的论者都引经据典地论证，但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学者殚思竭虑、严密论证依然没有定论?西汉有无太学的问题。在两汉时期并没有引起过任何的疑问，为什么后代反而在这个问题上会产生分歧?笔者认为：东汉以降，拥有各自独立地位的辟雍与太学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混淆并以辟雍指称太学，是晋灼作出论断以及古今聚讼的根本原因。
一、两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辟雍与太学
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等根据武帝的诏书，提出建设太学的具体计划：“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汉武帝接受建议，西汉太学建立。西汉中后期，太学的规模和影响呈日益扩大之势。辟雍是周代的大学教育机构，作为追寻周代精神而起的机构是在西汉后期儒学全面向政治渗透的背景下被提上日程的。成帝时“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结果因成帝驾崩未能成行。平帝时王莽专政，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汉很快被王莽所篡，新朝国祚短暂，辟雍在西汉存在的时间很短。
东汉建立后，儒学在皇权的支持下落实到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太学、辟雍很快在洛阳修建起来“建五五年，乃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太学和辟雍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电子版《后汉书》中查询到辟雍出现69次，太学出现109次。我们知道，周的文化精神虽是汉政府效仿的对象，但是建立在家国合一，宗法血缘之上的礼乐制度已经消失在春秋战国的战火硝烟之中。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汉代文化建设虽重视礼乐文化传统，但内容和形态上都与周有本质的不同，这就决定汉代的大学“太学”与周代的大学“辟雍”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实际的运作中两者地点分离，两者各自具彼此不能替代的功能。
1 两者各自有独立的建筑。“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这则史料明确地表明了在东汉。太学和辟雍是作为两个机构存在，各自有各自的建筑。太学先建成，辟雍后建，但是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汉书·明帝纪》注释中引用《续汉志》的资料讲到在举行养老礼时的程序：三老、五更“皆齐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坐于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太学和辟雍拥有各自的建筑，太学的标志建筑是讲堂，辟雍是礼殿，两者有一定距离，但是距离不会太远。考古的遗址发掘也证明了两者是互不统属的建筑：王仲殊《汉代考古概说》中绘制的东汉都城平面图上，两者在都城外东南方向，相临而建，辟雍在太学南。考古报告指出：“太学的遗址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周围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00米：另一部分在它的东北约100米处，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50米。明堂和辟雍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年)，在平城门和开阳门外约1000米处，辟雍在东，明堂在西，相距约150米”。
2 两者各自有独立的功能。三国魏国名臣王朗谈到汉代历史说：“辟雍所以修礼乐，太学所以集儒林，高襟所以祈休祥”；晋朝纪瞻也有基本相同的看法：“辟雍所以班礼教，太学所以讲艺文”。东汉时，辟雍主要的功能是举行养老礼和大射礼。《汉官仪》记载“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车驾临辟雍，从北门人。三月、九月，皆于中行乡射礼”。《后汉书》中记载的明帝、和帝、顺帝在辟雍中的活动是举行飨射札、养老礼。《白虎通·辟雍》：“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九云：“案乡大夫之射，不得在辟雍，而班氏以辟雍为乡射之宫者，乡与飨通，即诗大雅灵台孔疏引韩诗说所为春射秋飨也，依其说，则辟雍为天子大射之宫”。辟雍中的典礼仪式一方面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同时作为皇帝施政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建制的一部分，它通过象征性的仪式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上面引用《续汉志》的资料中三老、五更到辟雍后：“天子迎于门屏，交拜，导自阼阶，三老自宾阶升，东面。三公设几杖。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俎，执酱而馈，执爵而醑。五更南面，三公进供，礼亦如之”。在整个程序中，皇帝处于尊位，从象征尊位的阼阶进礼殿；象征社会生活中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只能从宾阶进入礼殿。之后的讲经更是耐人寻味：“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皇帝正坐讲经，意味着皇帝即是君又是师拥有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力，经学大师只能如弟子一样听讲问难，丝毫没有一点为君师的特权。
光武帝时戎马未歇，就着手修建太学。顺帝时修缮太学“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几乎每位皇帝都要亲临太学，视察工作，并且给予太学师生各有等差的赏赐，以示优容。太学在东汉的功能主要有一、为政府培养行政人才。“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董仲舒建议在太学设立后得到了实施。通过考试选拔，博士弟子进入行政系统。东汉时随着太学人数的增多，政府从太学选拔人才的路径越来越广：东汉初太学的考试设甲乙两科；质帝时，规定不再分科，岁试只取高第“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桓帝时，废除了取官的名额限制，以通经多少作为录用迁升的标准，并更定课试办法，两年一试。二、太学是全国的学术中心。这里汇聚了著名的经师讲学论道，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专门列出“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条：“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议郎蔡邕、张训等正订六经文字，刻成熹平石经，立在太学的讲堂外，作为经书的标准版本，“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二、东汉时期，人们思想观念中的辟雍与太学
如上所述，辟雍、太学在两汉是各自具有独立地位的机构。然而，在东汉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两者却被混而为一，主要表现是用辟雍指代太学。
王充《论衡·骨相》篇中有“韩太傅为诸生时，借相公五十钱，与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谁当贵者。”我们知道，汉武帝时辟雍还没有营建，王充所指只能是西汉的太学。蔡邕在《明堂论》中明确地指出两者是异名同实：“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日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日太庙。取其尊崇，则日太室。取其向明，则日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日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日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史晨碑》：“臣伏见临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笔者以为此“璧雍”并不是指洛阳的辟雍是指洛阳的太学。学校师生祭祀先师的礼仪称为释奠礼：“周制，凡始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礼记·学记》载“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学礼的祭品只有野菜、钱币而已，东汉时祭品升格为太牢。《乙瑛碑》载太常祠曹掾冯牟和史部玄答复司徒司空的询问：“故事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师。侍祠者，孔子子孙，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备爵。大常丞监祠，河南尹给牛羊豕鸡口口各一，大司农给米祠”。光武帝“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章帝“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孔子虽是万世师表的圣人，但没有政治地位只能是“素王”。祭祀的仪式不是如养老礼一般由皇帝亲自主持，而是“乃命有司行事”，《乙瑛碑》记载主持祭祀孔子的是大常丞监祠，既体现尊师重教的圣意，又不失至高无上皇权的威严。另外。在《乙瑛碑》中“故事辟雍礼未行，辞先圣师”明确的说明了辟雍礼与祭祀先圣的释奠不是一回事。查阅《后汉书》、《汉官仪》等典籍，辟雍内举行的典礼主要是养老礼和飨射礼，并不见祭祀孔子的礼仪，这应该不是文献记载的疏漏。所以，史晨所见的天子临雍，应该是在太学内命有司祭祀孔子。
从蔡邕著名学者观念以及记录着当时语汇的碑刻和王充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符合逻辑的推测：辟雍即为太学的思想应该存在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观念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汉代辟雍、太学的兴建都是为实现教化民众的目的。东汉政治、社会儒学化的过程中，太学、辟雍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发挥教化的作用。太学内研习学问紧密配合为维护皇权的礼制建设的需要。“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所由兴也”东汉建立之初的太学。在五经教授之外，另一项主要的教学任务就是礼仪的学习和实践：“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太初元年，梁太后诏日：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汉官仪》曰：“春三月，秋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太学学生”。三雍宫修成之后就由明帝主持的一系列礼仪被用于实践，庄严肃穆的仪式中包含了尊君、尊老、尚贤、尊经的丰富内涵和象征意义，由太学和辟雍共同完成的仪式所起到的教化作用是空前的“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所影响面之广远远超出太学本身的教育。二是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辟雍为太学是儒学思想中的概念，东汉时期随着儒学在东汉政治社会中霸语权力地位的确立，成为不证自明的常识。儒家思想中关于辟雍的认识在《白虎通·辟雍》有集中的体现：“辟者，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为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也。雍之为言雍也，雍天下之残贼，故为之辟雍也”，辟雍不仅是教育的总纲，也是大学的称谓。《白虎通》是具有封建法典性质著作。我们知道当某种观念一旦和权力结合在一起，而这种权力又是绝对庞大，占据统治地位，控制主流话语，即是这种观念与事实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它完全能够自证自明，成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合法性。
三、魏晋以来，人们观念中的辟雍、太学
魏晋以后，战乱频繁、典籍散乱，加上经学衰废、世族门阀制度兴起，辟雍和太学建制逐渐没有严格的区分，这一方面是东汉以来人们思想观念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强化了这一观念。《三国志·魏书》载齐王三次在辟雍行释奠之礼。西晋时两者分开，释奠大学，飨礼在辟雍。《太平御览》五百三十五引晋尚书大事太常王彪：“魏帝使有司释奠于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晋书旧典。泰始元康，释奠大学，不在辟雍，泰始五年，二行飨礼，皆在辟雍，不在大学。是则释奠于大学，行飨于辟雍，有晋已行之准也。”两者在政治生活中结合非常紧密。1931年河南偃师县西晋太学遗址出土的《西晋辟雍碑》记载了晋武帝和太子先后五次i晦辟雍举行大射礼和乡饮酒礼，还记载皇帝考察学生、奖赏太学师生等事迹，碑阴为立碑的四百多名太学博士和学生的名字。从这通碑中，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两者的不同了。
南北朝以后，学校教育繁荣发展，辟雍建制缺失。唐朝归崇敬因辟雍礼阙，上疏请求重建旧制：“古天子学日辟雍……晋武帝临辟雍，行乡饮酒礼，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唯有国子学。隋大业中，更名国子监。今声明之盛，辟雍独阙，请以国子监为辟雍省”，百官们“皆以习俗久，制度难分明”为由，拒绝实施。直到宋徽宗崇宁元年辟雍重新营建，此时，辟雍已经完全是学校的建制，是接纳州学上舍生升舍的贡士之学，相对与京城内的太学称为外舍：“凡州学上舍生升舍，以其秋即贡入辟雍”。《选举志三》在后人的思想观念中，汉代辟雍即为太学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元代马端林的《文献通考》中，辟雍被列在“学校”子目。他对有关辟雍的疑问已不能找到答案：“辟雍，王莽时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不过令其授学。而择其通艺者擢用之，未尝筑宫以居之也。…岂即辟雍?或另一所邪?”。之后，一些著名学者如王船山、戴震、黄以周、余嘉锡就此问题专门撰文对辟雍、太学的关系进行考辩。指出两者的区别。但在强大的习惯观念面前，他们的声音终是旷古之音，没有起到以正视听的效果。
四、结论
正是东汉以来人们在观念上将辟雍、太学混而为一，以辟雍指代太学，才会有晋灼将辟雍拥有的射礼功能作为判断太学是否存在的标准。如果晋灼指的“太学”就是“太学”的话，这一论断只能是个伪命题，因为前提是错误。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晋灼所说的西京无太学的“太学”，有指称“辟雍”之意，在晋时人们的观念中两者没有区别，这样晋灼之论也可以说是“西京无辟雍”。受此思想观念的影响，辟雍最显著特征即对空间面积的要求影响了后人对太学的判断。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篇中指出：“教之为事，羲、轩以来，蓋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三代时期，政教不分、政教合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混沌合一的社会要素不断发展增殖，其内部各方面逐渐显示出各自的内部法则和外部联系并成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原来附着于政治中的教育，在经过了春秋战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以及士阶层的强大之后，逐渐显示出自己独立的特征，与政治逐渐分离“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太学与辟雍的分离，正是教育显示其自身属性的表现。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教育与政治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造成概念上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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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思想论文范文3
关键词:体育思想史;书写形态;逻辑脉络;逻辑重构;中国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9-0017-04
长期以来,我国体育思想史与体育史的学科归属与理论分野都没有形成明显的区隔和划分,直接导致了体育思想史理论研究的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思想史研究开始成为我国体育史研究的独立领域和重要支脉,但是在体育思想史内容拓展和研究范式建构上还需加强。
1 我国体育思想史书写形态的逻辑脉络
1.1 以社会精英体育思想研究为线索的循规性书写形态
在我国思想史学术传承脉络中,梁启超、蔡尚思和侯外庐等开拓者以精英思想家为轴,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对精英阶层的哲学、经济、政治、宗教和科学等社会思想进行综合研究,形成了精英思想研究的学术传统。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受这种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影响较大,形成了以社会精英体育思想研究为线索的循规性书写形态。1984年,国家体委百科全书体育卷编写组编印了日本体育史学家绦田基行的《体育思想史》。礤田基行的《体育思想史》将社会精英体育思想和经典文本体育思想视为解释、判断、处理体育现象和运动竞技图景的必然脉络,对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概念范畴体系的形成和体育思想的理论化思考有很大影响。
“研究思想家个别人物的思想或某种社会思潮,理所当然地是思想史的主体内容”。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是我国当代第一部以体育思想史命名的体育史专著,深受绦田基行《体育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以社会精英体育思想为书写线索,将我国历代社会精英和传统经典典籍的养生思想、军事体育思想、娱乐体育思想、体育教育思想按历史时期分别叙述。乔克勤和关文明的《中国体育思想史》、王俊奇的《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和吴在田的《体育思想史简介》也沿袭了以社会精英体育思想研究为线索的循规性书写形态,但在研究视域、史料运用和书写路径上有所突破。戴伟谦的《程登科之民族体育思想》通过史料文献的搜集考证和口述资料的分析整理,深刻地诠释了我国现代体育的拓荒者程登科先生1930年代的民族体育、全民体育化、体育军事化与军事体育化等核心思想。申伟华的《体育思想概论》以体育思想为书写轴心,结合体育社会现实,阐释了体育生活方式和体育群体事象,考述了时代我国体育的社会嬗变和社会互动关系,构建起我国体育思想史与社会生活史沟通的理论体系和知识框架。
1.2 以社会体育思潮研究为中心的话语性书写形态
社会思潮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是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和作用的思想倾向、思想潮流。社会思潮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表达,能够塑造、引领社会存在,当然也会影响到体育存在。在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中,社会体育思潮承袭了拷问体育合理性存在的批判性话语风格。
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和乔克勤、关文明合著的《中国体育思想史》虽然是以社会精英体育思想研究为线索的循规性书写形态,但仍然或隐或现地将人天观、贵身观、寿夭观、形神观构成的元气生命观,以及和、养、常和度4个核心范畴构成的整体平衡健康观融铸在以社会体育思潮研究为中心的体育思想史话语性书写形态中。许义雄在《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中将养生体育、军国民体育、锦标主义等体育思潮及其核心价值观作为话语性书写中心,确立体育思想史话语谱系的解说结构,主张运用整体的观念来解释和描述我国体育思想史,把体育思想史的孕育过程当作一种结构整体来研究,从而确保体育思想史分析内在本质的完整性,将重构体育思想史的事实判断与认识体育思想史的价值综合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谭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思想史》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体育思想史研究》都是以社会体育思潮研究为中心的话语性书写谱系,认为中国传统体育思想从先秦以来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体育问题的思想方式,现在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命观、身体观、健康观和体育生活中的观念、范畴和独特认识,并以现代科学体育话语体系为参照,建立起民族本位的体育话语体系,以实现东西方体育文化、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平等对话。以社会体育思潮研究为中心的我国体育思想史书写形态克服了以社会精英体育思想和经典体育话语文本研究的狭隘性和封闭性,加强了体育思想史与社会生活史、政治思想史间的联系,避免了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中孤立化和碎片化。
1.3 以多元理论视角解读体育思想为路径的建构性书写形态
随着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理论范畴与方法体系不断介入体育思想史研究,我国体育思想史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对于加强体育思想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我国传统体育思想史研究缺少形而上的传统,面临如何从社会体育现象或民众日常体育活动中提炼出更多本质性的问题。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只要不脱离历史,在尊重体育史实的前提下,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后现代史学方法、比较的方法及多元互动的观念、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证实与证伪相结合的方法、计量方法等都各有其价值,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来确立合适的研究方法,对以多元理论解读体育思想为路径的建构性书写形态做了富有建设性的尝试。
2008年,杨向东等主编的《中国体育思想史》,将社会精英体育思想研究和社会体育思潮研究契合,实现了“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在体育思想史研究上“台北学者重资料,大陆学者重方法;台北学者重描述,大陆学者重解释;台北学者重分析,大陆学者重综合”。近年来,我国不少年轻学者纷纷调整体育思想史研究的视角,变革传统的体育思想史研究模式,自觉反思自身史学观念和更新体育思想史研究方法,表现在把握历史主体与主线的基础上,努力以多元理论解读体育思想为路径来建构书写我国体育思想史。陈晴的《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人与嬗变》对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内容、进程、结果、变迁以及新式体育传人与嬗变的内在规律、外在现象等进行全面考察,系统地分析了清末民初的体育思想史与社会生活史、基督教会史、政治思想史等之间的关系。刘祖辉的《我国近现代武术思想演变的阶段特征研究》吸收了年鉴史
学派倡导整体史和长时段研究的史学理念,对我国近现代武术思想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整体性研究。刘媛媛的《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以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为基础,将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置于身体观的语境下来考察,建构性的书写我国体育思想史。
2 我国体育思想史书写形态的逻辑重构
2.1 不断地扩张、分化和重组我国体育思想史的问题域
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中国社会体育思想和体育文化传统,是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社会体育现实有效接轨的重要环节,也是体育学本土化的重要内容。在追随西方体育理论话语和思想谱系的过程中,我国体育思想史发现西方体育理论话语和思想谱系不能完全解答我国体育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只能不断地扩张、分化和重组我国体育思想史的问题域。
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大多数著作都停留于表面的历史现象勾勒层面,至今仍未获得某种令人满意的突破”,不得不扩张、分化和重组我国体育思想史的问题域,从我国体育思想史“本然”的意义出发,对我国体育思想史“学术”、“学术史”、“学术传统”进行追问。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乔克勤和关文明合著的《中国体育思想史》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体育思想史研究成果,确立了以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我国体育思想史的基本范式,本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强调体育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对我国体育思想史的内涵、演进、特色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和严密论述。2000年以来,我国体育思想史的问题域进一步扩展、分化和重组,进入以方法论与诠释方式多样化、个案研究与现代诠释为主的时期,崔乐泉、杨向东、谭华面对体育思想史“是什么”“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域,建立植根于具体体育史语境、本体论意义上的体育思想史理论立场,开始将体育思想史转向“一般的思想史”。
在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语境中,不断地扩张、分化和重组我国体育思想史的问题域是重新理解、设计和规划我国体育思想史现代学术谱系的路径之一。我国体育思想史只有不断地扩张、分化和重组问题域,梳理好、分析好和界定好“什么是体育思想史”“体育思想史写什么”“如何写体育思想史”,才能实现我国体育思想史书写形态的逻辑重构。
2.2 实现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范式和理论自觉的自主性建构
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视角、历史解释、理论思维、范式突破上还没有实现深度研究,在体育思想史核心命题和基本预设上没有形成理论自觉。我国学者在体育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上还是过于偏狭和单一,主要着眼于“文献学”“史料学”的范畴,没有具备“思想史…‘观念史”的眼光。我国体育思想史还可借鉴许多其他的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路径,如尼采的谱系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黑格尔的精神史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等,实现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范式和理论自觉的自主性建构。
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一直以来注重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体育思想分析,从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乔克勤和关文明合著的《中国体育思想史》到崔乐泉、杨向东主编的《中国体育思想史》,都试图从体育思想本身的逻辑线索中总结出体育运动的发展规律,注重体育思想史的宏大叙事,力图实现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范式和理论自觉的自主性建构。我国传统的体育思想史研究比较注重对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精英体育思想的研究和把握,而较少关注日常体育生活的思想叙事。“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体育思想史研究需要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转向日常体育生活史,将研究视野转向更为广阔的体育思想世界。陈晴的《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人与嬗变》和刘媛媛的《先秦身体观语境下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就已经具备了这种理论自觉,对我国体育思想进行了脉络化的思想梳理,但呈现的体育思想谱系仍然非常零散。
在目前的国际思想史研究中,概念史正成为重要的研究范式。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方万邦为代表的体育思想史家就开始进行了概念史研究,通过研究“什么是体育”这类元命题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揭示体育概念是如何成为学术研究中心和影响社会体育生活的。新中国成立后,方万邦先生一直在华南师范大学任教,使体育概念元命题研究成为了华南师范大学体育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范式,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意识形态史、体育社会生活史研究遥相呼应。林笑峰、杨文轩、周爱光、陈琦等在体育思想概念史研究中力求摆脱体育学知识制度、观念视野的影响,对体育元命题概念被移植、使用中的各种情况进行积极收集、分析,进行体育思想史意义挖掘和思想考察。
在当代知识制度和学术谱系下,保持学科活力就必须明确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范围尚不确定,又何以进行研究或诠释?”为了有效达成“了解过去,解释现在”的学术旨趣,我国体育思想史研究必须在回归传统体育思想史情境中立足当下现实,不是以现成的、先验的思想史考察尺度在资料文献中体认、演绎体育思想,而是应用多元史学理论的知识框架与理论范式,综合考量知识精英和社会大众的体育思想和行动主张,在思想史逻辑上呈现他们如何以社会体育秩序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应社会体育现实问题与运动健康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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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思想论文范文4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
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着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着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着、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着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着《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着、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着《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 —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着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着《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着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着。……着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着《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着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着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着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着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着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着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着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着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着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着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
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着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着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着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着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 、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着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着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着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着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着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着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着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 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着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着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着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着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着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着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乃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着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着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 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着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着);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着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着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着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着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着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着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着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着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着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着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着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 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5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又及、文化诸领域，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历史及其。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祐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① 甘乃光：《先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而有较大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
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文革”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文革”前）。
从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可重点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宪政》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文革”，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文革”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迺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王毅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王毅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敏主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时期，既有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
史学思想论文范文6
【关键词】侯外庐 中国史观 中国社会史 中国思想史
侯外庐先生（1903-1987）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相继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2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56年）等著作，40-60年代主持完成了五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他通过这些著作对中国思想史及中国社会史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并建立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并且，侯外庐先生可能是最早提出并最系统论证中国历史与思想发展有其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一、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历史观念
今天我们看历史，一般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思想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主要以人类生活的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为基本研究对象，关注历史上的自然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变迁。社会史以人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变动。思想史以人们的理论化的社会思维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
侯外庐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的本质内容，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相关的经济制度，一个是人们理论化的社会思维。他说：“自三十年代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当然，我研究社会史，并非仅仅为了研究思想史，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方面，侯外庐先生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确立了他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是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最核心的内容，而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关键要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简言之，即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观察，则既不能简单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能简单看社会生产关系，而是要看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根据这一原理，他系统研究了中国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并剖析了其主要特征。
侯外庐先生认为观察理论化的社会思维，既要看其世界观（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更要看它对于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考，并需要揭示出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要把握好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的互动，判断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如果要避免以思想解释思想的随意性，只有把思想置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背景之中。他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 否则，对于中国思想史的解释，不仅容易犯主观化的错误，而且容易使古人的思想被曲解，即“流于附会臆度” 。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先生并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他虽然认为“经济发展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同时意识到“思想意识的产生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侯外庐特别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以此发现中国历史的特点。他说：“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科学研究，同时也反对这样的态度：或者孤立地用一句封建主义的定义来代替各个角度的全面分析，或者动不动就武断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这种态度妨碍人们对科学理论进行虚心而认真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中，侯外庐先生与郭沫若先生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运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第一次提出并且论证了中国古代同样存在奴隶制社会，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史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揭示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与西方社会的相似形。侯外庐同样运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但得出的结论却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巨大的差异，他发现的是中国历史和思想发展的独特路径。
二、侯外庐先生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
侯外庐先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坐标，力图从中探寻中国社会历史的独特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研究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等方面：
第一，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路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维新道路”。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社会的起源遵循的是一条特殊的路径，它“采取了土地为国家所有的路径，一开始便是大土地所有制，这不能不说是‘早熟’”，“氏族公社的保留以及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氏族王族，是它的‘维新’的路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氏族遗制，氏族贵族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紧密结合，土地地域化的私有制及国民阶级具有巨大难产性，形成了古代东方国家的“维新路径”或“亚细亚道路” 。他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标志是家族而不是家庭，是氏族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是国野之分而不是国民意义上的国家。与恩格斯所揭示的古典的古代不同，古代希腊文明社会的建立路径是：家族的消灭、私有制的起源、城邦国家的产生；而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是：家族和氏族制度与奴隶制度结合，土地财产为土地国有或氏族贵族专有，“宗子维城”的城市国家出现。中国文明形成之际，土地所有形态的发展过程走的是从氏族公社公有到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的路径，中间未经过土地的氏族成员私有化阶段，个体私有财产权不发达。侯外庐以氏族、公有制、城市国家作为研究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以及力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对后来者探索文明起源有很大的启示。
最重要的是，侯外庐先生通过对中国文明起源独特路径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的“维新道路”，即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往往采取与旧制度和思想妥协的改良路径，而非实行彻底变革的“革命”路径。他说：“‘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是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 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历史独特路径的重要表现，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第二，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形态与中国古代的集权政治道路。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侯外庐先生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判断封建社会确立的依据、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封建土地国有制等。他认为法典（体系化的制度形式）是判断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主要依据。他说：“真正作为分界线以区别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志，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 对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不能因为古代社会有封建因素的萌芽就断定其为封建社会，而应当以制度体系转变为标准，即法典化为标准来衡量。所谓法典化标准，就是以体系化制度形式作为判断社会形态的标准。侯外庐先生据此把中国封建化的过程划在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他认为战国时期虽有封建因素的萌芽，但只是一种局部现象，没有取得全国的支配性质，经过汉初一系列法律形式的确定，至汉武帝法律化过程的完成，中国的封建制才最终确立。
此外，侯外庐先生通过考察土地与生产力的结合方式以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等，探讨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并明确提出了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论点，即土地为皇族地主（国家）所有，其他阶层仅有占有权或使用权，其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不过是“法律的虚构” 。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就是君有、皇族地主所有，封建土地国有制作为“一条红线贯串着明清以前全部封建史”。但这不等于整个封建社会土地的基本形式都没有变化，他以两税法为标志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阶段从秦汉起到唐代开元、天宝之间，以军事的、政治的统治形式为主，表现为对土地的直接干预；后一阶段从唐代安史之乱后到清初，以经济的所有形式为主，表现为通过赋税方式的变化实现对土地所有，经营方式虽有改变，但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侯外庐指出，与西方中世纪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自由的土地私有的法律观念的缺乏” 。封建思想定于一尊，根源就是统治阶级掌握着土地所有权。皇族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秦汉以来中央专制的经济基础，伴随着土地国有制的所有形式，在主要的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实行国家管制。这种以土地为主而以其他产业为副的国有的财产形态，从秦汉社会发源，一直是中国封建所有制主要的形式，也是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思想史的关键所在。侯外庐先生通过对封建土地国有制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以及专制集权政治长期存在的深刻历史原因。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曲折道路。
侯外庐先生从土地关系的变化、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三个方面考察了的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力图证明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他说：“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 。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私有土地所有制和经营地主的势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一条鞭”法的施行是对土地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法典式总结 ；虽然土地商品化的程度还很低，还不足以改变整个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已经反映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此外，明中期以来城市手工业及海外贸易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跃也逐渐将封建生产方式解体，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内容。但侯外庐先生同时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有其独特性，与西欧是不同的。他说：“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 而原因就在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方式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说：“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形式，既然是东方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又是巩固东方专制政制的基础” 。虽然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更名田，使旧制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策也并未能长久的阻碍历史进程，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依然很难突破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有了一点自己的民族工业，但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种“近代社会的难产”正是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的又一重要表现。
侯外庐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通贯性阐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他说：“从古代文明的难产到近代文明的难产，说明旧的传统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巨大堕力，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 出现这些独特路径的根本原因就是“旧的传统”——作为中国文明和社会基础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相应的维新道路，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封建土地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曲折都与此有关。
三、侯外庐先生论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侯外庐先生将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史划分为先秦社会思想史、封建社会思想史和启蒙时期的社会思想史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并从中揭示出了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
第一，维新道路束缚下的中国思想史。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史整体上存在着保守与改革的矛盾，旧有的社会制度或思想传习往往束缚新哲学思想的产生，反映新社会要求的思想中往往保留着旧的思想形式，即“新的拖住旧的”或“死的拖住活的” ，这在先秦诸子思想和近代启蒙思想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他将先秦思想史看作国民阶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在他看来，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受到商周尤其是西周先王观及礼乐思想的严重束缚。他曾这样评价诸子思想的共同特点：“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定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与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范围；其关于自然的认识，显得份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遵循着西周的传统。” 各派思想实际上就是围绕对先王观和礼乐观的批判而展开的，其中，儒家学派的特点是形式上认同礼制，而精神上则倾向于“仁”，他们把礼、乐观念化，并从道德心理和道德情操出发，批判了礼、乐的形式，并强调了其中思维的内容；道家学派的特点是发现了自然天道的某些规律，并把这种自然史的规律视为社会思想意识的依据，从而否定了孔、墨言必称先王的观点。先秦诸子“穿着古衣裳，说着古语言，而企图说明未来世界的自己的憧憬” ，即他们在表述政治、人生理想时，只有求助于对传统的重新诠释，而对自然只有“用‘譬如’的类比方法来证成思想家（贤人）的政治与道德的主张，从不为更进一步的自然认识而定立命题” 。侯外庐先生认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反封建运动依然受到“维新路线”的影响，采用了变法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例如早期启蒙思想代表人物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进步思想，一方面在自然观、政治观、伦理观上提出了反封建神学和道学、反君主专制、要求个性自由解放等新要求，体现出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理性等近代启蒙的思想属性；但另一方面，正如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受氏族血缘纽带的制约一样，早期的启蒙学者也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在他们的理论中常保留着旧的内容，而且常显出矛盾的体系” ，如对宋明理学旧形式的保留等。鸦片战争以后的启蒙思想家如改良派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民主革命派的孙中山、章太炎等人。虽然其进步思潮受到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影响，也从西洋民权、法治思想中汲取了近代的思维方法，但他们依然摆脱不了儒学、佛学等传统思想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孔教论、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等正是这种束缚的表现。
从根本上说，出现这种新旧纠葛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维新道路。在中国古代，国民思想的晚出与先秦诸子对“先王观”的保留，古代思想的“贤人”类型与人们对伦理道德的偏重，“是‘亚细亚的’或‘维新的’中国古代图景的思想史面貌” 。而中国虽然从16世纪晚期就开始了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中国并没有能够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 ，这些都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一特殊路径的具体表现 。在他看来，这种“维新传统”正是理解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关键之一。
第二，正统思想中的宗教因素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浓厚宗教性。
侯外庐先生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提出“东方史更好像宗教史”，即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浓厚的宗教性。他是在研究商周时期思想的时候提出这个观点的，这一观点实际上贯穿于他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整个过程，是他对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社会史发展的独特路径的一个整体判断。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思想的宗教性很浓厚 ，主要理由是：第一，中国的思想具备西方宗教的一般特征，如有神论的“神灵崇拜”，圣经、教主、神职人员、教团组织和寺院等。第二，中国思想中具有相当于西方宗教哲学或神学的理论。侯外庐先生认为宗教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哲学的，另外一方面是神学的，哲学主要以世界观作为核心，中国的哲学大多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循环；神学则探讨神性、神意、神启及神迹等内容，以感性的心灵直观和想象的形式出现。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神启说、“天人合一”的神迹说、“天命”的神意说，天“寂然不动，感应万端”的神性说，都相当于宗教神学。与西方中世纪的政治服从于宗教，政治是宗教的婢女不同，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是宗教服从于政治，宗教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第三，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儒学发挥了宗教的功能。侯外庐先生比较早的指出儒家思想具有宗教化倾向，具备宗教性质，发挥了宗教作用。他认为思孟学派就已经开始对孔子进行神圣化，孟子 “天人合一”的神秘宇宙观使儒学的宗教色彩更浓厚，是后世儒教的起源 。汉代的儒学是国家化的宗教，“到了汉代，谶纬之学大盛，儒学即附带了儒教的职能” ，汉代的官方哲学“在两汉是‘经学’的正宗神学” 。宋明理学是比汉代儒学更加高明的宗教，“中国的道学是一种特别形式的中古宗教” ，宋明理学的天理论及方法论便具有宗教神学的特征，以朱熹为例，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朱熹的哲学也尽了它作为神学奴婢的作用” ，即发挥了神化专制君权并巩固封建统治的国教作用，道教和佛教的宗教性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影响自不待言。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的启蒙思想也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进步思想家往往利用宗教“旧形式及材料”表达新思想，比如王夫之、傅山等人都是用利用佛学的概念或思维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鸦片战争以后，康有为的孔教论实际上是宗教改革的中国式的再版，谭嗣同思想的实质则是泛神论的孔教观，章太炎是一方面反孔教的迷信，又用佛学的思维来表达新思想。因此，侯外庐先生指出中国思想的历史更好像是宗教史，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又一重要特点。
第三，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存在着正统与异端思想的矛盾斗争。
在侯外庐先生看来，中国思想史并不是自三代开始的“道统思想”的传承与延续，也不是西方学术语境下的“哲学思想”自身发展与逻辑展开的历史，而是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历史与逻辑之间的统一得以揭示。他说：“思想史以‘正宗’与‘异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或斗争为其发展规律。”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及哲学史的研究中，就注意探讨唯心思想与唯物思想之间的辩证矛盾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他突出了孔、墨的对立，老庄与孔、墨的对立，法家思想与儒、墨、道家思想的对立；在两汉思想史的研究中，他突出了正统经学与异端思想的对立，“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斗争，通过汉代是有一条线贯穿的” ；汉代异端思想的代表司马迁、桓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他们表现出对社会弊端的揭示和神学世界观的怀疑。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主要是理学思潮，作为哲学化的儒学，“道学成为维护和承认封建统治的精神力量”。 侯外庐认为，理学唯心主义和反理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斗争则是贯穿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史的主线。他说：“我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思想史，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 他在探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理学思想的同时，还发掘了杨万里、罗钦顺、王廷相、吕坤、李贽、方以智等反理学思想家，以此显示思想史内部的矛盾发展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并非机械的将“正宗”与“唯心”，“异端”与“唯物”等同起来，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他认为：“有的利用思想资料进行改编工作，为统治阶级说教，这就是‘正宗’；有的利用思想材料，进行改造工作，反抗统治阶级，这就是所谓‘异端’。他们所利用的材料都可能是经学形式，然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却又可能完全相反”。
四、侯外庐先生中国历史观的现代启示
第一，在对中国历史作出整体判断整理的基础上，侯外庐先生指出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不足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首先，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需要进行批判性的整理。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缺陷在于：一是缺乏私有权和独立的法权观念。在中国古代最能够体现私有权的是土地，而国家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土地制度， “自由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之缺乏，土地私有权的缺乏，甚至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 。私有权观念的不发达，以国有土地为核心的所有制以及它的政治形态，影响了中国思想家的生活空间和思想的范围。二是受维新道路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分析人类社会的时候，缺乏深刻的批判精神，思想的自我循环色彩十分明显。三是中国的自然观念不发达，先王观念特别发达。中国的思想中关于自然的研究，没有成为人类生活真正的科学依据。从侯外庐先生对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批判性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对神学世界观、法律的不平等性、私有权的缺乏、专制主义制度等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与此同时，他也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反专制思想、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自由私有权观念等可资发掘利用的优良传统，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通过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科学观念、法权观念、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其次，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需要引入外来的动力。在侯外庐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和历史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从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统一性和普遍性将是世界各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社会将是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不过，与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社会实现自我进化的内在动力是不足的，这一点已经为文明起源、封建社会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等历史事实所证明。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引入外部动力，即马克思主义。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的目的是为扫清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他将当时学术研究的时代课题视为“民主潮流的在中国的现实解决” ，他从不讳言其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手段促进社会和思想的解放，并为时代课题的解决寻找答案。侯外庐认为：研究历史，主要的工作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其腐朽的糟粕，发掘其优良的传统。他说：“从新事物里剔除腐烂渣滓，从旧事物里提取新生契机，发扬它。这是当前哲学上的首要任务。” 他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将当时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视为资产阶级史学和封建史学的余绪，并通过对其理论弊端与缺陷的深刻揭露，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原则和科学性。他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具备真正的科学性。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要求，“在乎详细地占有史料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史料，解决疑难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可以节此解决清算封建糟粕的思想任务。侯外庐先生对实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为中国当前及未来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参考和启示。
第二，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学研究进行了理论思考，并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学研究内容及研究视野的独特见解。
首先，中国历史研究应当是社会史、哲学史、社会思潮史研究的结合。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注意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并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侧重于探讨社会思潮的发展与演变，这一点已经为学者熟知。他说：“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 此外，侯外庐先生对哲学史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研究手段，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式，其研究方法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方法和范式 。他认为哲学史与思想史两者为有机的统一体，哲学史是思想史的核心部分。哲学思想是思想家的世界观，即思想家对世界总体的认识，具体内容包括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历史观三个主题。他的哲学思想史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重视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和历史观的内在逻辑，重视利用“矛盾律”来发现某一哲学体系中固有的矛盾。二是重视对世界观性质的考察。他说：“世界观是一种更高的、即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属于哲学的范畴” 。在他看来，世界观的首要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决定思维的是唯物主义，反之是唯心主义。三是关注哲学思想所反映的经济意图。他特别注重探讨哲学思想与经济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哲学思想在上层建筑中处于较高的位置，它通过政治和法律等制度反映出经济基础的情况，哲学思想、制度与生产方式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对社会史、哲学史和社会思潮史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其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世界视野与中国问题结合”的研究视野。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思想的上述考察，并不是就中国而论中国，而是围绕中国的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范围内加以考量，力图对中国历史的特点、价值与不足作出全面的考察。他说：“我常注意从世界史的总范围去考察以及从各个时期中外历史的比较中去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自信不是削足适履。” 例如，他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道路，就把“古典的古代”的希腊城市国家作为主要参照；在先秦思想的研究中，则以古希腊哲学思想为参照，认为古希腊思想起源在于对自然界本原的思考，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际的思想则萌芽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对应于希腊古代探究宇宙根源的智者气象，在中国则为偏重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 ；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的研究中，则以欧洲历史上16世纪初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与文艺复兴为参照，在考察明末以来“三百年”的社会变动和学术思想时，既注意从世界史的普遍性角度看待中国启蒙思想的发生发展，又注重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出发审查中国启蒙思想的个性特点。这种辽阔的世界历史视角，使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摆脱了自我中心的局限，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狭隘眼光，进入了世界史学的领域。只有立足于中国历史问题，同时以世界历史的视野进行中西比较，才得以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及其症结所在，正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及侯外庐先生中国历史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这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第三，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特殊路径问题的理论探索，为今天的文化自觉指明了方向。
我们认为，侯外庐先生所揭示的中国文明早熟论、私有观念缺乏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实践方式的变化不能改变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实质、中国思想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具有与西方启蒙思想不同特点等种种论点，是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创见。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指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的。” 就其现实意义来说，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史观为今天的文化自觉指出了方向，他将历史研究视为“从掘发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中，走出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既注意从世界史的普遍性角度看待中国历史和思想的发生发展，又注重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出发审查中国历史的个性特点，在“世界”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发掘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中自身所孕育出的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理性等近现代文化因子，以嫁接起“传统”与“现代”的内在性桥梁。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正体现出“文化自觉”的文化视野，并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有“自知之明”，并能将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思想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文化和思想的位置与坐标，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与建设，才能较好地做到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最终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