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驱鬼范文1
[关键词]岁时节令；唐代；长江中上游
岁时节令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人们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人生礼仪、家族生活、闲暇娱乐、民间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它所体现出的民众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当时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岁时节令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元旦节
“元旦”即每年的正月初一，作为一年之始，非常隆重，持续数日之久。新岁之首，万物复生，人们认为此时是“人道报本返始之始”，对祖先祭祀十分看重，或行家祭，或行墓祭。拜祭祖先的过程，这就是家族人伦关系维系强化的过程，元旦在当时的长江流域民间备受重视，人们燃放爆竹驱邪恶。荆楚地区元旦大致有以下较有特色的活动。一是爆竹驱邪和门神逐鬼。据《荆楚岁时记》载：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
相传“山臊”是一种四角怪兽，每隔365天就跑出来伤害人畜，但它怕光亮、红色和爆炸声，所以每到这天，家家户户都争相燃放爆竹，来吓退山臊和恶鬼。为了祈求平安，人们在门户贴门神或插桃符来驱逐鬼怪。《荆楚岁时记》又云：“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ⅲ(第26页)后世之“桃符”驱鬼的民俗当由此而来。二是祈求吉祥。元旦通常是从除夕之夜子时算起的，方志记载人们在元旦开始活动的时间，一般写作“晨起”、“五鼓初”、“早起”、“鸡鸣起”、“夙兴”、“五鼓后”等，多是五更起来，然后准备一系列的活动。三是互相祝贺新年。《荆楚岁时记》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拜年，是元旦的一项重要事项。人们拜祭祖先后，全家长幼依次拜长辈，此今也如此。四是饮椒柏酒，喝桃汤。《荆楚岁时记》又载：
(正月一日)进椒泊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
据此，当时荆楚一带已形成一系列以除疫、延寿为目的饮食习俗，主要为饮椒柏酒、屠苏酒、桃汤、吃五辛盘、胶牙饧等。据说“屠苏”是一种药剂，《天中记》卷4“屠苏条”引《岁华记丽》云：
屠苏乃草庵之名。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夕遗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而不识其名，但名屠苏而已。
显然，最早的屠苏酒是预防瘟疫的一种中药配剂，在元旦取浸过屠苏药剂的井水饮用，含有新水崇拜的意味。晋人葛洪曾用细辛、干姜等泡制屠苏酒，还演化为用一些中药来泡制酒，以起治病、防病的作用。吃五辛盘也是为了健身，魏晋时将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称为五辛，在元旦时，人们将这五种辛香之物拼在一起吃，意在散发五脏之气。明代朱义《普济方》卷151引唐人孙思邈《食忌》中说：“正月之节，食五辛以避疠气。”按现代科学观点，元旦之际，寒尽春来，正是易患感冒的时候。用五辛来疏通脏气，发散表汗，对于预防瘟疫流感，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吃五辛盘反映了长江流域的先民把新年健康的追求，寄托在元旦这一天。五辛盘是后世春盘、春饼的雏形，唐时，人们对五辛盘做了改进，增加了一些时令蔬菜，汇为一盘，号为春盘，取其生发迎春之义，在元旦至立春期间食之。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8“荐生菜”条引唐《四时宝鉴》中言：“立春日荐春饼生菜，号春盘。”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盘、春饼、春卷的名称相继更新，其制作也越来越精美了。
元旦中还有一些固定的食物，也多寓吉祥之意，以表达人们对新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如饺子、年糕等。据《酉阳杂俎前集》载有所谓“汤中牢丸”。这里所说的“牢丸”恐即当时人们吃的“水饺”之类。
二、上元节
所谓“上元”即正月十五。古代称夜为“宵”，故此日之夜称之“元宵”。我们知道，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分别为春季、冬季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故又有“三元”之称。即所谓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为上元，有张灯结彩之俗，故又名之为“灯节”。《册府元龟》卷53《帝王部·尚黄老一》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月敕：
道家三元诚有科诫。……自今以后，两京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宰杀渔猎)。
另据《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会昌四年(844年)正月敕：“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三元日各断三日，余日不禁。”知唐尊道家“三元日”已成惯例，有“断屠”之举。就“上元”节即元宵节而言，隋唐间人们的庆贺活动实已超过了宗教的范围。元宵节的节俗活动首先是观灯。《隋书》卷15《音乐下》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条下载：
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
同卷下文又云，此种为庆贺节日的“百戏”，规模惊人，所谓“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各类演奏乐工达18000人，“大放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这是有关元宵节或以“百戏”歌舞，或以“炬火”等大加庆贺的较早记载，所说当然是京师一带，但在各地似同样存在。唐长江流域民间亦有上元日张灯以贺的习俗。据《全唐诗》段成式《观山灯献徐尚书》诗序称：
(襄阳)上元日，百姓请事山灯……亦天下一绝也。又《全唐诗》熊孺登《正月十五日江陵过夜》诗曰“楚郭明灯几处张”。李郢诗中也提到上元日“恋别山灯忆水灯，山光水焰百千层”。所写均为元宵灯节盛况。其次，元宵节的节俗活动之一为迎“紫姑”。《荆楚岁时记》载：“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事，并占众事。”)紫姑，何许人也，荆楚民众为什么要在正月十五日晚迎紫姑神，这里似语焉不详。但据隋人杜公赡为该书所作之注可知一二。公赡在为《荆楚岁时记》作注时曾援引刘敬叔《异苑》中有关紫姑的佚闻：
紫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捉之觉重，是神来也。平昌孟氏尝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去。自尔，着以败衣，益为此也。据此，知“紫姑”原是一个受虐待而早逝的劳苦妇女，人们视之为“厕神”，在其亡日“迎之”，这一方面是给不幸者的亡灵以慰藉，另一方面是借此机会就年成、婚姻大事卜问神灵，以祈平安和丰年。《荆楚岁时记》又载：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知元宵节以豆粥祭门户和迎紫姑都是为了祝愿桑蚕丰收。宗懔记述荆楚民众迎紫姑神、占卜农桑的风俗，既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广大民众对年成和富裕生活的祈望，也反映出农妇们对紫姑的敬仰和笃信。
有关唐代上元日的食俗记载不甚明确。似乎当时尚无元宵节吃“汤圆”之俗。我们知道，六朝时荆楚之地的人们习于此日喝一种豆制品。上揭《荆楚岁时记》云：“正月十五日，作豆糜。”所谓“豆糜”或即豆粥之类。
而在当时的巴蜀一带，人们喜食一种粉果和焦健，焦健似是一种油炸的带馅的面点。据《太平广记》卷234"尚食令”条引《卢氏杂说》载一尚食局之造健子能手曾表演过此类制作方法，称此油炸之面点“其味脆美，不可名状”。知此期长江上、中游之间在元宵节的饮食民俗上也是不尽相同的。
三、寒食与清明节
寒食与清明是农历三月的两个节日。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庆祝活动也颇近似，此将二者合并起来加以讨论。
寒食节禁火，相传始于先秦时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至迟在魏晋时期，长江流域的荆楚地区已盛行寒食节。据《荆楚岁时记》载：
去冬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知寒食禁火在六朝时乃至以前已成风俗。至唐，长江流域更广泛存在此俗。《全唐诗》孟云卿《寒食》云：“二月江南花满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从此诗看，江南贫民“往往无烟火”，似乎并非是因寒食禁火之故。
有资料表明，唐代长江流域清明节与寒食节已融为一体，体现出综合性的节日特征，其主要的习俗约有以下数端。首先为扫墓。寒食扫墓历史悠久，但唐玄宗以前似一度禁止，可能是制止民间上墓时纵乐的行为。《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录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敕有云：
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例程。
朝廷允许“寒食上墓”，但不得“作乐”，想必此后寒食扫墓得成为“例程”。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会昌二年(842年)二月条记：“寒食节。前后一日，都三日暇，家家拜墓。”又《大唐六典》卷6都官郎中员外郎条：“宦户、奴婢，元日、冬至、寒食放三日假。”知唐代寒食日不仅官民有假，而且官户、奴婢等官贱民也有假日。寒食之俗王建《寒食行》诗说得十分具体，诗称：
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牧童骑牛下冢来，畏有家人来洒扫……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但看垄上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
当时长江流域乡村民间寒食的节日情况如何呢?《全唐诗》徐凝《嘉兴寒食》诗云：
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回，唯有县前苏小小，无人送与纸钱来。嘉兴唐时属苏州，地处长江下游。但“家家拜扫”、为逝去的亲人送纸钱之俗当不仅限于此地。《全唐诗》所录宋之问《寒食江州满塘驿》、《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张说《襄阳路逢寒食》、窦常《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刘员外禹锡》、窦巩《襄阳寒食寄宇文籍》、杜甫《寒食》、《清明二首》、刘禹锡《酬窦员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示四韵》(卷361)、于鹄《襄阳寒食》以及王建《江陵使至汝州》等均言及长江上中游一带的寒食或清明节。
如上揭刘禹锡诗云“楚乡寒食橘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张说《襄阳路逢寒食》诗言“去年寒食洞庭波，今年寒食襄阳路”；王建《江陵使至汝州》诗云“回看巴路在云间，寒食离家麦熟还”。知寒食、清明节日在广大的长江上中游地区普遍存在。其次为“踏青”。清明正值春光明媚，是踏青的好时节。长江流域各地多有此举。《全唐诗》来鹄《清明日与友人游玉粒塘庄》诗曰：
几宿春山逐陆耶，清明时节好风光……醉踏残花屐齿香。风急岭云飘迥野，雨馀田水落万塘。不堪吟罢东回首，满耳蛙声正夕阳。
来鹄，为晚唐著名诗人，曾长期游历于长江流域诸州郡，留下不少有关荆楚风俗的诗篇，如《鄂渚除夜书怀》、《鄂渚清明日与乡友登头陀山》、《洞庭隐》等。前述其《清明日》诗未言作于何地，从其游历所及和诗中所提到的“岭云”、“万塘”等判断，应在江南。知在当时，江南一带民间在清明节前后踏青之俗与北方并无大别。其三为文体活动。唐代寒食、清明节盛行各种文体活动，甚至出现了“五人为火’，的戏班子。据《酉阳杂俎续集》卷3载：“(满川等)五人为火……监军院宴，满川等为戏，以求衣粮，少师李相怒，各杖十五，递出界。”这种演艺活动当即民间艺人利用此节日以谋生即所谓“以求衣粮”的一种手段。
此外，本区的巴蜀一带还有一种称之为“蹙融”的棋类游戏。据《资暇集》卷中载：“今有弈局，取一道人行五棋，谓之蹙融。”又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载：“小戏中，于奕局为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当然，这两种棋类，今已失传，其棋盘及着法已不可考。
此外，唐荆楚地区在寒食、清明节还流行斗鸡、打秋千和施钩等游戏。具见《荆楚岁时记》，。角抵这一节日体育运动在荆楚地区也可看到。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载：“荆州百姓郝惟谅，性粗率，勇于私斗。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不知这种“蹴鞠、角力”在本区是否已成风俗。
当时寒食节之食俗似主要有饧大麦粥。前引《荆楚岁时记》云：“(寒食节)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从其制法看，可能是将大麦熬成麦浆，煮熟后再将捣碎的杏仁拌入，冷凝后切成块状，食时浇上糖稀，如《玉烛宝典》卷2云：“今世悉作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别者一锡(疑为“饧”字)沃之也。”此或许即后世所说之“麦糕”，其中的原料大麦改以粳米代替。
四、端午节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五、端阳、重午、天中节。端午是长江流域荆楚地区除春节外最隆重的节日之一。
历史上的荆楚文化区一直是介于北方诸文化区和南方吴越、巴蜀等文化区之间的一个中间型文化区，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兼收并蓄多种文化因素包括风俗习尚，并通过为历史传说人物立祠奉享，或围绕一个传统的小型节会活动聚会多种习俗因子等途径，渲染、升华和组合出一个又一个大规模的节庆来。端午节的形成途径便是这样。
我们认为，端午节的由来，大体是荆楚之地的人们将中原民族以祈雨拜龙为主要内容的夏至节和南方水居民族传承已久的龙舟竞渡风俗，以及先秦楚人口角黍类熟食投獬豸神兽的习俗，纳为五月五日(或五月十五日)吊享屈原的节日活动内容，并赋予竞渡活动以拯救屈原和为屈原招魂的新的涵义。
端午的节俗很多，各地也不尽一致，以荆楚地区而言，则主要有几种习俗。
一是所谓“龙舟竞渡”。《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下之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隋书·地理志下》也说：“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竟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隋唐嘉话》卷下也说“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我们注意到，唐代长江流域赛龙舟一般是由水乡人民自发进行的。元稹的《竞舟》诗描写了民间竞渡风俗和竞渡之前的准备工作。诗中写道：
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年年四五月，蚕实麦小秋。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此时集丁壮，习竞南亩头。朝饮村社酒，暮椎邻舍牛。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仇。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君侯馔良吉，会客陈膳羞。画蠲来四合，大竞长江流。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
这首诗虽然是以讽喻的手法，告诫人们不要为竞渡而妨农害时，但它给我们留下了很珍贵的江南水乡竞渡的民俗史料。
端午节的食品之一是精制“角黍”。这是荆楚地区普遍盛行的一种风俗，其意在祭奠屈原。对此，梁吴均《续齐谐记》言之甚明，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
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
吴均这里讲述了筒粽改楝叶粽的由来和投粽于水的目的。那么，粽子为什么又称作“角黍”呢”，据陈元靓《岁时广记》卷21“裹黏米”条引《岁时杂记》说：“端午因古人筒米，而以菰叶裹黏米，名日角黍相遗，俗作粽。或加之以枣，或以糖，近年又加松粟、胡桃、姜桂、麝香之类，近代多烧艾灰淋汁煮之，其色如金。古词云：‘角黍包金，香蒲切玉’。”这种粽子的由来或称谓可参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5《谷部四·粽》(第78页)，无须详说。
有资料表明，荆楚地区端午精制的粽子除了投入水中以祭奠屈原外，还有其它用途，诸如节日自食，馈赠亲朋，祭祀祖先，小儿佩戴避邪和送斋僧道等。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又证实民间信仰的多功能的特色。
端午时期的又一民俗活动是采药、悬艾和饮菖蒲、雄黄酒。悬艾之习在荆楚地区较为普遍，《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又云：“以五彩丝系臂，名日辟兵，令人不病瘟。”有资料表明，这种习俗以后仍存在。唐代虽缺乏此类记载，但结合以后的事例，可以判断其是早有渊源的。
我们认为，端午节俗体现了唐人的民俗观念及对时间的理解。端午的节俗很多，无论是悬艾、佩彩丝、食粽，还是竞渡、采药，都脱离不了其避灾除祸的原始意义。
五、中秋节
八月十五日正值三秋各半之时，故称“中秋”。中古时期民间逐渐形成一以赏月、拜月以及后世吃月饼等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唐代诗人欧阳詹《玩月诗序》日：
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兔圆。况埃盖不流，大空悠悠，婵娟裴回，桂华上浮，升东林，入西楼，肌骨与之疏凉，神气与之清冷。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关月亮的记述甚多，以嫦娥奔月的故事最为著名。月亮神话传说在民间演变为中秋赏月之俗。不过这种风俗在唐以后南北地域内均普遍存在，这里可略而不论。
六、重阳节
“重阳节”即夏历的九月九日。《易经》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故称“重九”，又因日月逢九，两九相重，故称“重阳”。民间于是日久有庆贺之俗。主要活动有登高、佩插茱萸、赏菊、食糕等。
登高之俗始于西汉。
佩插茱萸作为重阳节的另一项重要习俗也早见于汉代，知六朝江南多处有此俗。
至唐代，此风更盛。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早脍炙人口，所说正是重阳登高、插茱萸事。而唐代帝王们在重阳节既要登高游宴，又要赏菊赋诗，还想射箭游猎，很显然一天时间是不够用的。因此重阳节不是一天，而是两天或三天。重九后一日宴赏，号“小重阳”。李白居湖北安陆时作《九月十日即事》诗曰：“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正谓此。《御定佩文斋广群方谱》卷5“登高条”引孙思邈《千金方·月令》，视重阳登高为一项重要活动，称：
重阳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归。
参据王维《奉和重阳节上寿应制》、王缙《九日作》、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皇甫冉《重阳酬李观》诗可知唐代重阳前后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之风是十分普遍的。如王维《九日作》云：“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有菊花无。”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均可见唐人几乎是无菊无酒不重阳。
七、除夕节
除夕作为一岁的最后一日，也是新年的前一日，是世俗间相沿已久的重要节日，除旧迎新是除夕节的主旨。除夕有一系列的节俗活动。可简述如下。
首先除夕要更换桃符、春联、门神，并有一些其它门饰。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引《黄帝书》称有神仙兄弟二人，一名神荼，一名郁垒，居于风景秀丽的度朔山下，他们把祸害人间的恶鬼都用苇索捆起来让虎吃掉。这个传说恐在当时广泛流行于民间。因此为防止恶鬼进家，削桃木梗制成神荼、郁垒两人形象，立于门上。于是便产生了中国门神的雏形。至魏晋南北朝，时人认为刻木为人形太麻烦，于是削成一块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人的名字。把这块桃木板挂在门上，称之为“仙本”或“桃符”。此已见前引《荆楚岁时记》。宋人王安石《元旦》诗所写：“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疃疃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新桃”和“旧符”，都是指辟鬼祛邪的“桃符”。与此相关联的是举行驱鬼除瘟疫的仪式——逐傩。关于逐傩，前文已述。此再略加补充。《太平御览》卷17引《荆楚岁时记》云：“卒岁大傩，殴除辟厉……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碟雨散，则瘴必毙。”据《酉阳杂俎续集》卷4《贬误》载“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渐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疟疠也。予读《汉旧仪》，说傩逐疫鬼，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渐为合沧耳也。”前为六朝时事，后者为唐代。宋代及以后亦然。
唐诗驱鬼范文2
关键词：柳 别离 送别诗
别离，历来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一大母题。纵观古诗，别离诗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古代由于交通、通讯比较落后，加上战乱频繁，往往使赖以沟通消息的书信难以送到亲人的手中，所以，在送别之际，送者和行者都不免有前途之忧，离别之苦。“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这种分别后的前途莫测、生死难卜，使我们的古人常常把生离死别联系起来。“人世死前唯有别”让我们感受到古人对离别的恐惧。由此看来，“相见时难别亦难”并非李商隐一个人的独特感受。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古人离别时的共同心理。别离诗也因之成了古诗中最为悲壮和精彩的一部分。在古诗中，涉及到别离的意象很多，如杨柳、残阳、飞蓬等。本文仅选取“柳”这一意象，分析“柳”与古代送别诗的内在联系。
古人为何要折柳送别，传统的说法认为“柳”与“留”谐音，意思是说希望友人留下来，表达挽留之意.其实这是牵强的一种说法，远行之人既然已经启程，断无留下来的道理，走已经成为定局，再说挽留大有客套之嫌。所以这种解释很难让人信服的。为此，特作如下阐释：
1.在古代，人们的出行，远没有今天想像的这么简单，一是路途凶险，凶吉难料，二是交通不便。这一出行，什么时候回来，能否平安归来，都带着很大的问号。三就是当时严格的法令制度，对人们的出行有着严格的限制。正因如此，人们出行远游就带着很大的风险。面对前途的凶险，人们该怎么办？于是为远行的人送行，祝他一路平安，便是对远行人最好的安慰。在古代，人们为亲人送行所能想到的就是祈求神灵的保佑，祭祀路神、行神的观念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古人的祖送风俗。
祖的本义就是出行时祭祀路神，早在春秋时期，此风俗就已存在，如《左传・昭公七年》云：“公将往，梦襄公祖。”杜预注：“祖，祭路神。”到唐代祭祀路神演变成了以饯行为核心的民俗活动。古人的这些祭祀活动完全是为了祈求神灵的保佑，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无论是送行者还是远行者，都从中得到了心灵的慰藉：送行者因不能陪同远行者的牵挂和愧疚得到了补偿，远行者也因送行者的祝福得到了满足和佑助。在饯行活动中主要用品就是酒和帐。如李白《留别金陵诸公》：
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
欲寻庐峰顶，先绕汉水行。
由李诗看来，饯别的地方一般是在驿馆或驿亭里，或者是在旁边的路口，饯别用的酒、帐之类的东西正是由这里提供的，其实，在唐诗中与“祖“有关的名词还是很多，如“祖道”“祖饯”“祖帐”等。
唐代，人们的出行较前人便利了许多，唐代开放的对外政策，使得商旅能够最大限度地自由来往，海纳百川的气度使得读书人求学宦游为自己的仕途四处奔走，频繁的出行，使得人们不再把出门远行看成“生离死别”式的人生大事的时候，传统的祖道饯别也就在一部分人的生活中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然而对离别这一人生大事的关注，使人们把目光集中到了更为现实，更具人情味的送别仪式上――它应该没有繁琐的仪式而更具生活化，折柳送别的民俗便应运而生。
2.古代折柳远行或折柳送别源于何时，又因何而成，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人说折柳送别源于汉代。据《三辅黄图・卷六》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送别。”有人据此推断折柳送别源于汉代，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姑且不论，我们要讨论的是古人为何要“折柳送别”。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似乎仍然要从古代传统的祖道之祭入手，只不过这种祖道之祭所送别的人，不是远行的生人，而是同样要远行的逝者。
在古代传统丧葬习俗中，墙及丧车车蓬等丧具饰物，均与柳有关。《礼记・檀弓上》在论及古代丧制时说：“周人墙置”。所谓墙，是置于灵柩旁的帷帐。《释名・释丧制》说：“舆棺之车曰[……其旁曰墙，似屋墙也。”此“墙”以何为之？孙希旦《礼记集解》引郑玄注：“障柩之墙。……外旁帷荒，中央材木。”依郑玄的解释，障柩之墙，以材木而为。而材木到底是哪种材木？查阅《辞源》关于“柳”的解释，其二曰：“古代装饰棺车的帷盖。饰物在旁曰帷，在上曰荒，以及薪用木材等总名曰柳。”由此看来，既然称“柳”为棺饰，那么棺饰应该与“柳”这一树木有关，或者说“障柩之墙”的“中央材木”中的“材木”就是以“柳”而为。
在古代传统丧葬习俗中，承载棺柩的丧车也与柳有关。古时称丧车为柳车，《释名・释丧制》说：“舆棺之车曰……其盖曰柳。”我们从已知的材料性质，可以推断为何称为柳车。芦苇、竹篾，都可以编成鳖甲状，但芦苇、竹篾都需要长时间的浸泡，否则易折断。榆、槐等树木的枝条太坚硬，不适于编织。就此来看，既易于取材，又易于编织的只有柳条了。在过去的农村，从事编织的人很多，他们所编织的斗、簸箕、筐都用柳条作为材料，因为柳条柔软有韧性，只要把柳条砍下来，把皮拧下来，稍稍干燥一下即可用来编织了。正因柳的这一性质，才成了编织的理想材料。我想古人丧车中的棺饰“墙”，就是用柳编织后再盖上帷帐作成的。既然柳是理想的编织材料，古文献中提到丧车的车盖被称为“柳”，便在情理之中。
在古代传统丧葬习俗中，以柳制作墙及丧车车篷等丧具饰物，客观上使柳与丧葬之事联系起来。而墙和丧车（车篷）等丧具饰物在丧葬仪式中所承担的特殊作用，又为柳在人们的情感中构成“围护”和“护送”死者神魂远行的独特形象创造了条件。墙本身是用来障蔽丧车棺柩的用具，起着保护灵柩的作用，保护着逝者平安远行，由此看来，这些与柳有关的丧具饰物在人们心目中与“围护”“护送”联系起来。既然柳能保护死者平安远行，肩负着保护作用，那么，它就同样能保护生者平安远行。如果在送行路上，顺手折下路边的一枝柳条赠于远行之人，让这根柳条陪伴友人远行，不更有人情味吗？正基于此，柳的保护作用为人们所认识，折柳送别的习俗便就此产生。
3.柳具有易活的特性为人们认识以后，便赋予它新的情感内涵。柳的生命力很顽强，在祖国大江南北均有种植，更重要的一点是每到春天到来时，若从柳树上折下一枝柳条，插到水土适宜的地方，它就能生根发芽，长成一株柳树。它的这种特性，古人早已认识到了。如曹植《柳赋》：“惟尺断而能植兮，信永贞而可羡。”《抱朴子》曰：“夫木槿杨柳，断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横之亦生。”傅玄《柳赋》也说：“虽尽断而逾滋兮，配生生于自然。”这里，“尺断”是生命的夭折，“更生”则是生命的复荣。人们所关注的是柳的“尺断更生”，显然是在赞叹柳在遭遇生命挫折依然能更生的顽强的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尺断”也就是“折柳”，而柳的“尺断”又意味着能植、逾滋和再生。于是“折柳送别”，便寓含着希望亲人在遭受人生的挫折（如贬谪等）后，能顽强地生活，开始新的生活。这也借“折柳”送给亲人的美好祝愿。同时，柳“尺断”更生的特性，满足了人们起死回生，生命永存的愿望。对它的认识同样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死观，柳再生这一逻辑关系被人们认识后成为祝福亲人的明证。现实生活中，以柳喻人，柳的“尺断能植”“尺断逾滋”“断植更生”恰好象征人在遭受挫折后能够遇险平安，起死回生的生存际遇，而“折柳”所寓含和体现的生命长在、生命平安的吉祥意义，则更适合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远行人的祝福。这样，折柳远行和折柳相送，将生命长在、远行平安的企盼寄托在充满鲜活生命的柳枝上，这种行为，便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替代传统的行神祭祀而流行起来，并成为普通百姓表达送别相思之情的理想方式。
最后，有两点我们不应该忽略：
其一，插柳、戴柳的习俗所蕴藏的文化内涵。
插柳或戴柳是清明特有的风俗时尚。关于清明插柳、戴柳的风俗，有一种说法：原来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七月十五）、十月朔为三大鬼节，是百鬼出没讨索之时。人们为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柳在人们心目中有驱邪避鬼、保护生灵的作用。民间一向有以桃弓柳箭削减煞气的做法，柳木因称“鬼怖木”。在《西游记》里我们可以看到，观音菩萨就是以柳枝沾水济渡众生帮悟空救活人参果树的。正因它在人们心目中有着驱邪避鬼的作用，人们便用它来寻求保护。段成式《酉阳杂俎》载：中宗于“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虿毒瘟疫”即是具有象征性免除毒害的意思。沈缙凇渡纤热侦痨渭滨应制》诗序也说：“景龙四年三月甲寅，中宗皇帝幸渭滨，临渭亭修禊饮，赐群官柳圈以辟恶”。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这就是“三月清明门插柳”习俗的心理根源。清明节既然是鬼节，值此柳树发芽时节，人们自然就纷纷插柳以辟邪了。
柳既然可以驱鬼辟邪，折柳送别便代表着对友人的祝福希望他一路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
其二，柳是家乡的象征，以柳相赠意在寄托思乡之情。
在古人心目中，柳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尤其它的“尺断更生”更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被人们广泛种植，房前屋后，田畔河边随处可见它的丰姿。陶渊明《归园田居》“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便是最好的明证。河边、池畔、村落庭院遍植柳树，柳树之下柳阴之中，便成了人们休息议事的好地方，在古人心中树木植根于地，上通于天，沟通着天与地，成为天与地之间的连结者，可以向天报告人间的消息，所以在古人心目中，树木是有灵性的，我们走进农村，会看到在村落最显眼的地方总会有一棵老树，成为人们纳凉议事的地方。树木是有灵性的，那么作为人们最常见的柳树自然也就有着灵性。柳树下成了人们休息欢歌的理想去处。加之柳种植于房前屋后、田畔河边、村边庭院，远看一个村落最先望到的就是柳树的身姿。长期的心理积淀，柳便成为故乡的象征
柳，种植于房前屋后，在不知不觉中柳与故乡联系起来，把它写进诗歌，成为思乡的意象。最早用柳代指故乡表达离别之情的怕是《诗经・小雅・采薇》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离别家乡，心中不免惆怅，总要回头多望几眼，把故乡的一切都装入心中。回头望去，只能看到“依依”的杨柳在向远行人挥手致意了。正是《诗经》中的这一独创，开创了以柳写思念故乡的先河，被后人继承下来，前面提到的《乐府诗集・横吹曲群》中的《折杨柳歌辞》即是以柳思乡之作。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
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
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
正因柳成为故乡的象征，古人以柳送别的意图便显而易见了，折一枝送给远行的亲人，既有平安的祝福，又递上一份暖暖的情意，既有美好的祝愿，又有勿忘家乡的叮咛。
总之，柳与古代丧葬习俗有关，被古人看作逝者远行的保护物，长期的民俗心理积淀，使柳成为“保护、护送”的代名词，沿用下来，写入送别的诗歌作品中，渴望折下的柳枝能陪伴友人一路平安。同时柳在古人心中有祛灾辟邪的功用，柳便成为“美好祝愿”的象征，表达对友人的美好祝福；柳易活再生的特征使人们把它当作生命强者的代称，折柳枝送与友人，是希望友人经得起生命的挫折，随遇而安，有顽强的适应能力，从而开始新的生活；柳又是故乡的象征，折下来送与友人，既是希望友人一路平安，又在叮咛友人即使远在他乡也不要忘记家乡的一草一木，不要忘记家乡人浓浓的亲情。凡此种种使得拥有丰厚文化基础的古诗更加灿烂。
参考文献：
[1]李彬成.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赵睿才.唐诗与民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唐诗驱鬼范文3
【关键词】诗；幻景
【abstract】the li3 he4 special art creative power mostly come from his mind depressed but born imagination, use vain prospects and express oneself qi harm of state of mind, build language strange, build jing strange, the confusing hun turn, the gui be strange fantasy, it also because of verse but stay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poem；huan view
李贺是一个天才的苦吟诗人，在其短暂的的生命中，他把诗歌看成生命之所系。“涉世未深，刻意为诗。”论者品评李贺，多认为其诗有“奇诡”、“怪诞”的特点。李贺作诗，以神取景，多采用幻想手法，取幻景状物摹声，精雕细刻；诗风奇崛愤激而凄冷悲凉。一方面，这与诗人刻意求新，呕心沥血的艺术创造分不开；同时也与诗人的生活及其创作心态密不可分。
论世家门第，李贺算得上一位皇室的裔孙，然而他一出生所面对的却是早已没落的贫寒家境，中晚唐动荡不止的纷乱世事。他唯一能够进身仕途的台阶也因为父亲的名讳而被剥夺。 “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失意归来，少不了悲伤与怨愤，痛苦与沉闷——因为李贺实在没了陶渊明一样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然心境。
李贺没有超然的心态，除了生活的客观环境对他的影响外，也与性格有关。据陈允吉先生说，李贺的低靡情绪与其母亲有关，母亲自幼的宠爱，使他对母亲有了一种过分的依赖，加之他瀛弱多病，长得“纤瘦”，“通眉”，“巨鼻”，“长指爪”。因此李贺的骑驴觅诗，与其说是体验生活，更像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隐遁和逃僻，而走向刻意为诗，用诗来搪塞现实的光景。
李贺以其特有的幻想、幻觉、梦思，创构幻景。其中有非现实的，例如那些鬼神幻象，也有现实的、日常生活的。他广泛地运用这些现实的或非现实的幻景写各种各样的题材内容。形成幽邃朦胧，瑰艳凄冷艺术境界，这种境界恰是诗人愁苦哀痛的心灵自述。在这里我对其诗试作一解析。
1．鬼神诗
神鬼世界，诗人岂得体验？李贺一生诗作230余首，据统计，其中提及鬼神的却多达90篇以上。 李贺有一些咏鬼神诗即以神话传说的幻象发兴，通篇幻景铺陈。陈维国认为，李贺的鬼神诗，与他所担任的奉礼郎职务和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与神鬼打交道的工作生活，必然对他的心理和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陈友冰也在《李贺鬼神诗的文化背景》中指出：李贺“诗歌多言鬼神及其奇诡幽冷的诗风与诗人忧郁气质和坎坷的和生活遭遇有关，也与其诗作的文化背景关系极大，生活环境的幽冷荒僻和弥漫的鬼神气息，造成了李贺幽冷的格调和多言鬼神的创作倾向。”论者阐述了李贺幻想鬼神世界的现实原因。
2．写志抒情诗
李贺有积极用世的理想，但他仕途困厄，疾病缠身。“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在诗中抒发了另一个自己根本不可能的形象：征战杀伐，收取关山，博取功名。在有限的生命里，李贺所做的是自己也低贬的“寻章摘句老雕虫”他所能的是以这种幻想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心志。再看《浩歌》：诗人依然从虚处落笔：“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一开始就把想象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李贺的部分诗篇刻意描写豪华贵族的宴饮生活，淋漓尽致，如身在其中。如《贵公子夜阑曲》、《夜饮朝眠曲》、《难忘曲》，但是现实的没落不能使他如愿，只能把贵族的生活方式扩张于自己的想象之中，在诗篇中诉说或可能的羡慕之情。
3．忧世伤时诗
这是李贺的一组最有现实意义的诗篇，但诗人在手法上不同于杜甫那样直接从现实生活入手，用客观写实的创作方法，却以超乎常情的想象去构思创作。如《秦王饮酒》、《汉唐姬饮酒歌》、《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上之回》等诸诗篇，诗人把目光投向了古代，用系列的幻景来隐射时世。
即便是以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诗篇，李贺写来如《老夫采玉歌》，诗写采玉民工的艰苦劳动和痛苦心情。以早于李贺的韦应物写过一首同名同题材的《采玉歌》做一比较更觉明显：韦直说其事，而李倾注了更多的心理因素：龙被搅挠，水被搅浊，水厌生人……这一系列全用幻想手法，体现了李贺所特有的瑰奇风格。
唐诗驱鬼范文4
关键词：清代；文馗；绘画
钟馗在民间信仰里是毫无疑问的驱鬼大神，他拥有丑陋的形貌和嫉恶如仇的性格，游离于阳界与阴界之间。相传唐明皇疾久治不愈，梦中有自称钟馗之鬼将病鬼捉而食之，醒后病自愈，遂招画圣吴道子画其神威，以除邪祟，张挂钟馗画驱邪的习俗由此演化而来。昔日吴道子所画钟馗“衣蓝衫，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被称为经典的“钟馗样”，后世所沿用的钟馗捉鬼形象也大都由此而来。在这些捉鬼驱邪的绘画作品中，钟馗多是一副武生打扮，具体特征表现为身躯高大、怒目圆睁、须发横张、手持宝剑，令小鬼望之胆战心惊，称之为武馗。
1文馗的由来
除了明皇之梦外，还有一则关于钟馗身世的传说广为流传：终南山人钟馗，自幼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并且性格刚直，不惧邪祟，美中不足是他生得铁面虬鬓，相貌丑陋。在参加科举殿试之时，当朝皇帝听取奸臣谗言，以貌取人，取缔了他应得的状元头衔，性格刚烈的钟馗冤愤难忍，当场头撞殿柱而死。成书于宋代的《事物纪原》和《唐逸史》，更是称钟馗为“终南进士”，将其身份定位为贫寒的读书人。于是，一些画家由文人进士这一身份着手塑造，他们笔下的钟馗充满了文人的儒雅气质，或者像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或者像风流洒脱的高人逸士，文馗由此而来。文馗形象的绘画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代末期，《德隅斋画谱》中记载有孙知微画雪林钟馗的事例，画家以荒芜冷冽的雪林为背景，烘托钟馗威武不屈的气节和苍松翠柏的品格。自此之后文馗绘画在各朝代层出不穷，在清代达到鼎盛。
2清代文馗画
清代是绘画史上文人画最繁盛的时期，钟馗画创作在此时也进入了空前绝后的辉煌阶段，高其佩、罗聘、华、金农、黄慎、闵贞、钱慧安、倪田、任伯年、吴昌硕等画家均有钟馗佳作流传，文馗形象也日渐丰富多彩，出现了训读、执扇、垂钓、闲坐、独饮等具有典型文人气质的画作。指画创始人高其佩，字韦之，号且园、南村，生活于清朝前期，名扬于康熙、雍正。他一生中创作了千姿百态的指画钟馗，其《钟馗变相画册》中就有读书这一造型，并自题诗“由来山鬼笑侏儒，敢傍先生诸座隅。未是窃看无鬼论，应疑还读旧时书。”
清朝以扬州为中心出现的一批继承传统又推陈出新的画家被后世誉为“扬州八怪”，其代表画家中多位都有钟馗佳作流传于世，其中文馗形象也多姿多彩。首先是金农独创了醉钟馗形象，在他的《冬心先生杂画题记》里曾如此写道：“（前代）未有画及醉钟馗者，予用禅门米汁和墨吮笔写之，不特御邪拔厉而其醉容可掬，想见终南进士嬉遨盛世，庆幸太平也。”其次，在黄慎所画《钟馗训读》中钟馗不仅自己读书，还变身为教书的先生。画面前方有几位欢笑嬉戏的孩童；中间书桌上摆放着书本以及笔架，只见钟馗威坐于太师椅中，右手执戒尺高高举起，正欲惩罚面前淘气的学生；以勾画细致的山石树木为背景，一派人间自然山川的恬静景色。再次，罗聘是“扬州八怪”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画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以“鬼”为题材的绘画，并因此而盛名满扬州。除了众所周知的《鬼趣图》之外，罗聘也画过不少钟馗画。其中一幅《钟馗垂钓》画微风轻拂，柳枝微飘，钟馗坐于小舟上，左手执鱼竿，神态自若，静候鱼儿上钩。上方题词曰：“一梦荒唐事有无，吴生粉本几临摹；纷纷画手翻样新，何不先生作钓徒。”字里行间都透露着钟馗洒脱的一面。另外，陈衡格在《中国绘画史》中将闵贞列入“八怪”之列。其《钟馗图》取斜对角线构图，以白描手法写就。图中钟馗手持折扇坐于长凳之上，宝剑斜倚于右侧，官帽放置在左手边，人物背后是一盆置于架上的花卉盆栽。画家所取仿佛是天气太过炎热，钟馗以扇取风乘凉的逍遥自在场景。
任伯年是晚清时期的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画家，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精。他一生中涉笔钟馗之作颇多，除了传统的捉鬼形象以外，还塑造过“弹铗哦新诗”的文馗形象。如三十五岁时所作《簪花钟馗》，画中人物发髻簪花、朱袍乌靴，翘腿坐于竹凳之上，一副历经世事、满腹心事的文人气派，钟馗沧桑的面容和深邃的目光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虑。身后桌面上摆放着打开的书本和瓶花果盘等静物，营造一片美好祥和的氛围，根本没有一点鬼界的妖气。整幅作品兼工带写，造型以线为主，以钉头鼠尾法描画的衣褶堆砌出的人物造型野逸诡奇；赋色清丽淡雅，更加体现了人物傲然独立、卓尔不群的脱俗气质。若不是腰间斜挎的斩鬼宝剑彰显身份，画中人物哪里还有半点斩鬼啖鬼的凶狠之貌。此外，任伯年另一幅扇面作品《月下独酌》中更是将钟馗的文人气质表现的淋漓尽致。画中钟馗侧身坐于石上，左手执扇，置于腿上；右手托杯，仰头欲饮。画面人物以线勾勒，松动灵活；背景山石以意笔写出，墨色简淡，意境深远；溪水横向缓缓而流，既扩大了扇面空间，又增添了气氛的寂静感，呈现出朦胧月下自斟自饮的洒脱与自在，颇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浪漫诗意。此两幅作品以神话人物为题材，却又以深厚的写生功底塑造，人物结构、动态严谨而不死板，线条疏密有致，笔墨松灵多变，都是任伯年人物画的精品。
清末画家倪田所作《钟馗仕女图》，描绘了钟馗与小妹以石为桌，相对而坐，谈天说地，饮酒品茶的情景。钟馗席地而坐，持杯欲饮；以粗笔勾勒成形，朱色大块渲染服饰，整体形象粗犷而又稳重，虽容貌只见其侧面，却仍能通过上翘的眼角和横张的胡须感受其眉飞色舞之态。小妹手执宫扇，面容沉静，一幅大家闺秀贤淑之姿；用笔纤细，赋色雅致，渲染细腻。除此之外，另有一小鬼手奉枇杷立于边缘，与石桌上摆放的酒器、瓶花、香炉呼应，使画面呈现出一派凡间兄妹谈天说地悠然自得的气息。
钟馗画作中出现的仕女角色多是指小妹，而清末王素的《五美扶醉图》却大反其道，在画中为钟馗描绘了五位容貌俏丽的美女侍从，这在钟馗画中是不多见的。王素，字小某、小梅，号逊之，惯长于在生宣上以小写意笔法画人物，此幅《五美扶醉图》也不例外。画中钟馗官帽歪斜，面向前方，在三位美人的搀扶之下侧身而行，另有两位美人为其掌灯。五位美人面目清秀，素衣乌髻，并无多余配饰，显其脱俗气质。对美人的简淡描画也使观者将目光集中在着墨较多的钟馗身上，体现其主人公的地位，亲面露微笑的表情、繁而不乱的胡须、微微挺起的肚腩、醉不能持的身态都流露出一股风流倜傥的文人气息。钟馗流水般的衣纹更突显其酩酊大醉的状态，想来若只有一位小妹必是不能将其庞大的身躯扶稳的。
清代钱慧安有一幅文馗作品被称为《跨驴何处觅知音》，源于画家的自提诗：“终南进士学宏深，呼鬼随行担剑琴，因是无人听古调，跨驴何处觅知音。”整幅画作手法以白描为主，略有皴染。人物形象取钟馗欲跨驴而上之势，干净历练，完全没有须发横张的跋扈之气；同时钟馗历来的小鬼侍从也变成了一个乖顺的书童，整个画面没有一丝一毫钟馗斩鬼的气息。曲折生长的柳树、蜿蜒消失的河堤、越远越淡的湖水使画面呈现无尽的空间感，钟馗没有了鬼王妖魔难除的忧思，却有了文人知音难觅的惆怅。
3绘文馗之缘由
古语云“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描绘形象是绘画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思想，而用艺术互相传达感情”。所以画家作画，并不只是为了表现某一物像，而是要借助他们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画家所画的事物形象，犹如指月之指，虽指在此，而意却在明月也。钟馗画也是如此，画家欲借钟馗之躯抵达情感之岸。首先，钟馗形象源于传说，这就给画家留有了广阔自由发挥的余地，画家可以凭借想象创造自己的“钟馗样”。钟馗的性格善良而外貌丑陋为世人所公认，这种美丑不齐的形象本身就含有丰富的表现力，画家通过钟馗揭示丑陋容貌掩盖之下的正义性格之美，可以把人引向更深的思考和感悟；其次，钟馗是个满腹才华却仕途不顺的文人，刚直不阿的性格又使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文人悲其遭遇、敬其气节，却又仿佛从中看见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影子，顾影自怜而又惺惺相惜，从而借其形象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画家画文馗有时正是在画自己，借钟馗之形，抒自己之意，表达自己“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抱负。
4结语
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提到：“文人画……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而文人感想必须借客观物象表现出来，文馗形象顺应了其抒情达意的理想和愿望，他们或是感叹于仕途的坎坷，或是愤慨于世道的黑暗，心怀不满却又无从发泄，只有通过绘画表现自己的悲愤之情，聊以，由此画中文馗就是画家自身的真实写照。“力能除鼠耗，终是读书人。”是陈半丁在其《钟馗醉石图》中的题词，点明了钟馗虽然能斩尽世间妖魔，却始终是一位书读万卷的文人。钟馗画初始于驱邪祈福的传说，而文人画家却使这一题材由俗入雅，使文馗在千姿百态的钟馗画中独树一帜。时至今日依旧有很多画家喜画文馗、善画文馗，同其捉鬼之神身份一样，文人“终南进士”依旧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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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驱鬼范文5
春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期间，我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说起春节，有这么一个流传在民间的故事：传说，有一种叫"年"的野兽，每当寒冬将至，出来食人，使人不得安宁。人们在与"年"的搏斗中，这种凶恶的猛兽怕火光和响声，于是，人们想了一个办法，在"年"出现时，便燃起大火，投入竹节，燃起熊熊大火，"年"听到爆竹的响声，便逃走了。以后，人们开始以"挂红灯、放爆竹、吃年饭"来庆祝新年。
除夕夜，顾名思义。“除夕”中的“除”字是“去；易；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部新，有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而除夕夜，则是农历全年最后的一个晚上。
在这个除旧部新、一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中，人们的讲究特别多：首先，贴春联、门神、福字。春联的来源：古代称"桃符"。据说，东汉王充《论衡o定鬼篇》中神荼、郁垒二神住在大桃树上，处理鬼魂。他们把为非作歹的恶鬼都喂老虎吃。因此，人们认为鬼害怕神荼、郁垒，也害怕桃树。于是每到过年的时候人们总在门口悬挂桃符或桃木人来趋鬼避邪保佑平安。门神画的来源：有三种说法。一说源于神荼、郁垒的神话传说，古人把二神像挂在门口驱鬼。一源于唐太宗命令秦琼、尉迟恭看门驱鬼，并把二将画在宫门上。一源于唐玄宗梦见钟馗为自己捉鬼，醒后命令画工把钟馗画在门上。而福字倒着贴意思是"福到了"。然后，大家欢聚一堂，一起吃饺子或年糕。年糕：又称"年年糕"。它谐音"年年高"，包含着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的期望。年糕采用黏性较强的谷物制成，北方多用小黄米，南方多用糯米。北方一般都是甜的，南方年糕可以作成不同口味的。不过，好吃不过饺子。北方人更喜欢的春节食品是饺子。饺子：它的起源非常古老。考古工作者曾经发现过一枚一千多年前的饺子保存下来。北方人过年，一定要吃饺子。而且春节这一天吃的饺子必须在除夕12点以前包好。饺子好吃，关键在于饺子馅，纯肉的，纯菜的，肉菜混合的，花样无穷，口味可异。可以根据自己口味任意变化，所以男女老少都喜欢吃饺子。在春节所吃的饺子中，有一个包着豆腐馅的。谁吃到豆腐馅的饺子，谁在新的一年里就会发财，人们的理想也都包含在饺子里。古人说的好：“爆竹声中一岁除”，诗中的爆竹，指的就是鞭炮。新年钟声一落，大街小巷立刻鞭炮齐鸣，迎接新年到来。那么爆竹怎样来的呢？这就是一本书中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意思是说，当时人在初一早上起床后先把竹子放在火里烧。竹子爆裂发出巨大的声响，就能吓跑怪兽与恶鬼，保护全家平安。大约到了唐朝，人们把竹筒里装上火药，点燃火药，发生爆响。后来，人们又用纸卷代替竹筒，就形成了和今天一样的鞭炮了。鞭炮有各种花样。宋代人把鞭炮稍加改进，又发明了烟花。烟花：又称"礼花"，"焰火"。它在爆炸时能发出极为绚丽的光芒。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用烟花装点自己的节日夜空。
在这个晚上，人们彻夜不眠，守候着新一年的到来。全家人团聚一堂，一边包饺子，一边等待，耐心的等待。
相信这特殊、而别有意义的传统文化经过漫长的岁月还会流传下去。
唐诗驱鬼范文6
虽然，我知到了过春节要贴春联，但是我不懂它的意思，于是就问爸爸这幅春联的意识。爸爸说：“春风入喜财入户”意思是春天的微风吹拂着每个人喜笑颜开的脸上，丰收的果实、财富收进了家中；“岁月更新福满门”意思是随着岁月的变迁，在新的一年里，通过辛勤的劳动，一定会五谷丰登，获得丰收，福星高照，我们伟大的祖国也会更加繁荣富强；“新春大吉”意思是祈福在新的一年里大吉大利、一切顺利、事事如意。哪时侯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知到春联的意思，所以我很高兴。
准备好后我就和爸爸一起去贴春联，爸爸先把浆糊拿出来，然后把春联放平，把春联的背面都涂上浆糊，再把上联“春风入喜财入户”贴在右边，把下联“岁月更新福满门”贴在左边，最后把横批“新春大吉”贴在门头，这样就把整副春联贴玩了。
我和爸爸回到家中，爸爸就给我讲了贴春联的来历，春联的来历是这样来的：传说东海里有座风景秀丽的度朔山，又名桃都山。山上有一棵蟠曲三千里的大桃树，树顶有一只金鸡，日出报晓。这棵桃树的东北一端，有一概拱形的枝干，树梢一直弯下来，挨到地面，就像一扇天然的大门。朔山住着各种妖魔鬼怪，要出门就得经过这扇鬼门。天帝怕鬼怪下山到人间作祟，派了两个神将去把守，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这两个神的名字有特别的念法，神荼要念“伸舒”，郁垒要念“郁律”。两员神将专门监察鬼怪的行为。发现哪个鬼怪为非作歹，便用草绳捆起来送去喂老虎。此后，从这个故事中引申出了鬼怪桃木之说。于是，那时候，人们每逢过年，便用两块桃木刻上神荼、郁垒的像或写上他俩的名字，挂在门的两边，叫做桃符，以示驱灾压邪。
唐以后逐渐改为尉迟恭、秦叔宝。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兄弟，逼迫父亲唐高祖李渊退位当太上皇，自己登上皇位。此后因魏徵梦斩泾河老龙，每夜好像听见寝官外有鬼往屋里扔砖瓦，奇呼怪叫。唐太宗无奈，把这件事告诉了群臣。唐开国功臣大将秦叔宝自告奋勇愿意到宫门口守夜驱鬼，另一位开国功巨大将尉迟恭也愿意陪伴守夜。当晚两人全身披戴盔甲，手执武器，在寝宫门口守了一夜。唐太宗果然睡了个好觉，接连几天，唐太宗身体逐渐康复，不忍心再让两位大将持续守夜，于是便命人将两位大将的威武形象画下来，把画像贴在门上。此事传播开来，尉迟恭和秦叔宝渐渐被奉为门神。
由桃符演变成春联，据说是在五代时候，五代十国中的后蜀国主孟昶在公元964年的除夕。令学士辛寅逊在桃符版上写两句吉语献岁，他不中意辛学士的作品，以其词不工，就自己提笔写下：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这便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此后，文人学士把题春联视为雅事，题春联风气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宋代，春节贴春联已成为一种士族习俗。王安石《元日》诗“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可说明这一点，在宋人笔记中，也记载了文人喜欢书写春联的风气。如张邦基《墨庄漫录》述苏东坡在黄州，于近岁除时，访王文甫，见其方治桃符，遂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元代初年，着名书画家赵松雪一次过扬州迎月楼，主人求赵松雪为其春联，赵松雪题曰：“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春联的内容与酒楼非发，主人大喜，以紫金壶奉酬。像赵松雪写的这种春联已被当作交际的礼品来看待了。
据说春联真正普及于民间，用红纸书，而成为年俗之一，是明代以后的事。在陈云瞻的《簪云楼杂记》上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时，有一年的除夕前日，匆然心血来潮，命令公卿士庶，门上一定要贴出春联，表示一番新气象。第二天，他微服出巡，到民间观赏各家的春联，以为娱乐。在巡游了一段路后，他忽然发现有一家没贴春联，便遗侍从去查问究竟。原来那家主人是阉猪的，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年前事忙，尚未请人代笔。太祖听后，叫人取来文房四宝，欣然挥毫道：“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信手拈来，语气不凡。侍从捧着对联，交给了阉猪人家。后来阉猪主人获悉是皇上御笔亲制的对联，便装裱起来，挂在中堂，视为家宝，每日烧香敬奉。据说，春联两字的正式命名，就始于明太祖朱元璋。从那时起，春联在广大农村乡镇广泛流行，并在后芤一直盛行不衰。一般人家最常用的春联有“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迎新年”，“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西南北财”等等，家家户户年前贴春联，把春节点缀得春意盎然，喜气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