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故事范文1
令人高兴的是，海飞的写作，开始自觉地建立起自己的面貌。他有自己精神扎根的地方――江南的村庄或小镇，也有自己的叙事风格――絮叨而节制，散漫而细密。读他的小说，你会觉得有一束眼光，总是在一个貌似混乱实则秩序井然的世界里游移，每一个人物，都被一种难以撼动的规则推动着，这个规则背后，洋溢着令人窒息的腐朽和阴冷――人的所有悲剧性，正源于此。他的短篇小说《我是村长》，写的是一个村庄的政治和人心，那个叫洪飞的短命村长，置身其中，如同中的一条小舟，随波逐流，他所有的生活变化，都因着“村长”这个称号而来，也随着“村长”这个头衔的失去而失去。一个村庄，隐射的是一个坚硬的社会，它的背后，活跃着一整套权力社会遗留下来的潜规则，即便进入到了现代社会，对权力的迷信所养成的生存惯性，也还在决定人们的生活，这就是当下的现实一种。《谁是凶手》则从另一个角度，重述了这种现实的无处不在――试图挣脱这种现实，往往需要付出死亡的代价。两篇小说都有一个“洪叔”，因为他手中掌握着权力和金钱，而享受着村民们的膜拜和敬畏，他是一个村庄的中心，而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却只能在生存的边缘和缝隙中找寻幸福和欢乐――海飞小说最动人的，就在于写出了小人物这种渺小而真实的心理情境。
这些，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海飞为自己的写作找到了一种叙事语气和语言节奏。如果说长篇小说的核心是人物的命运，中篇小说的核心是故事情节，那么，短篇小说的核心则是语言和叙事本身。没有好的叙事感觉，短篇小说很难写得让人眼前一亮，这也是今天的作家越来越少写短篇小说的缘故。
作家的叙事能力正在衰退，维持小说往前走的，往往是经验的新奇感和故事的吸引力。很多小说家都成了故事的奴隶，仿佛他们写作的所有意义就是为了向读者讲述一个好看的故事，至于故事后面是否有作家的心灵跋涉，是否能够给读者带来沉思、带来自我追问，他们并不关心。为此，我看到很多小说，总是急匆匆地往前赶，叙事者根本没有耐心停下来看一眼周围的景色，或者注意一下人物的穿着。小说越来越陷入一种和新闻争宠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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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伊·德·莫泊桑（1850.8.5~1893.7.6），19世纪后半叶法国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3、人称“短篇小说巨匠”，与契诃夫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去世时，爱弥尔·左拉致悼词，并预言莫泊桑的作品将永垂不朽，将是“未来的学生们作为无懈可击的完美典范口口相传”的作品。
4、莫泊桑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中学毕业后，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两年的兵营生活使他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祖国的危难启发了他的爱国思想。战争结束后，他到达巴黎，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任小职员，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1880年，完成了《羊脂球》的创作，轰动法国文坛。之后离职从事专门的文学创作，并拜师居斯塔夫·福楼拜。10年间，他完成了300多个短篇小说和6个长篇小说。其中许多作品流传甚广，尤其是短篇小说，使他成为一代短篇小说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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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欧亨利 黑色幽默 欧亨利式幽默
欧亨利，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1862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从1899年起，他开始以欧亨利为笔名发表小说，直到去世为止，他一生共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生活，他和他的短篇小说也被赞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的百科全书”和“曼哈顿的桂冠诗人”。[1]
有人评论，“欧亨利之所以是欧亨利，完全在于他是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手法来进行创作的。”[2]欧氏所描写的故事往往极其平凡，大多是美国底层社会，尤其是纽约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语言风趣幽默，情节曲折生动，表现了小人物的悲哀，现实生活的无奈，幽默中有苦涩，无奈中有笑容，使人发笑，又让人流泪，被人称之为“含泪的微笑”。这是欧亨利式的幽默，是让人深思的幽默，这种幽默也被称为“黑色幽默”。“黑色幽默”是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新的小说流派，对现代世界文学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是小说艺术形式的一种新突破，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强调世界的荒谬和社会的疯狂，其中悲剧内容和喜剧形式交织，表现了现实世界的荒诞、社会对人的异化、理性原则破灭后的惶惑和自我挣扎的徒劳。通过文学作品的幽默表现，读者可以感受到笑声中所隐藏着的悲凉泪水和其中所蕴含的人生真谛，世人看得见是笑料，看不见的有泪水，此种表现手法很容易引起阅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并达到思想上的共识。在欧亨利的作品中，幽默贯穿于整个故事之中，不仅是他表现故事的艺术形式，也是作者呈现其思想意识的主要方法。
一、“欧亨利式结尾”
截取社会生活的横断面来开展故事，是短篇小说的重要艺术特色。因为篇幅短小，只有构思巧妙、情节曲折，才能抓住读者眼球，直击读者心灵。欧亨利对于这点运用得十分娴熟和精妙。他的作品往往构思极其奇特，读者在看似平淡如水却又幽默诙谐的描述中，慢慢地走入作者讲述的故事之中，直至最后出人意料却又合乎情理的结局，给人无尽的回味。曲折的故事情节加上出人意料的结局，也被称为“欧亨利式结尾”。在欧氏作品中几乎每篇都可以找到两条甚至是多条叙述线索，欧亨利总是对故事的明线处尽情描写，勾勒矛盾，埋下伏笔，做好铺垫；暗线处则不动声色，明暗两条线索或者多条线索在故事中同时发展，在文章的结尾处聚合在一起，至此，作者常常笔锋一转，让故事情节忽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两难或尴尬，失望或希望，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冲突。然而，这种变化又不是空穴来风，总是蕴藏在前文的故事情节之中，有一定的线索可循，“出人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持久的艺术审美，因此，也达到了非常好的艺术效果，引起读者长时间的思考和无穷的回味。比如《最后一片藤叶》，故事虽然短小精悍，结尾却发人深思，寓意无穷。琼西与苏萍水相逢，困居陋室，艰难度日。琼西病危，苏尽心尽力救护，这些笔墨都是明线，点睛之笔却是在最后，老画家在风雨之夜于墙上所画的“最后一片藤叶”，这是小说的暗线。整个故事是通过明暗两条线索的交织与碰撞来达到故事的高潮――老艺术家贝尔曼在墙上画的那最后一片常青藤叶子，使琼西起死回生。欧亨利在两条线索交汇点处突出了这片叶子是老艺术家一生的杰作，也凸显了贫穷艺术家们相濡以沫的真诚友谊，在一个高楼林立、人情淡漠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互相关心爱护，为冰冷的世界增添了一些温暖，增加了人性的光芒。“艺术的成功永远是一场骗局。”[3]《麦琪的礼物》是欧氏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精心设置了伏笔和悬念，讲述了一个充满曲折而又颇具巧合的故事，尤其是在结尾时的独到处理，好像在读者面前进行了一幕魔术表演，突发性的逆转结尾，同时也打破了读者的思维定势，使读者的期待完全落空，因此也起到了强烈的审美效果。正如作者在小说结尾所说的：“在所有赠送与接受礼物的人里，夫妻俩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夫妻俩是最聪明的，夫妻俩就是绝顶聪明的‘星占家’。”欧亨利这一小说结尾虽然简短，只有几句话，但这样戛然而止的、让读者啼笑皆非的结尾，并不有违于常理，反倒耐人寻味，引人思考，也因此使得作品的思想境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关于这一点，一位批评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欧亨利把全篇的重心和灵魂都安排在结尾部分。当我们读到这篇文章的前面一大半篇幅的时候，几乎漫不经心……可是，等读完结尾部分，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好像眼前突然闪起一道电光，先前隐藏的那些东西洞悉无遗，整个画面也非常清晰起来，人物的性格特征原来是那么鲜明，作品的社会意义原来是那么尖锐。”[4]可见，欧亨利是把作品的灵魂全都凝结到了结尾，是一种“含泪的微笑”。
二、语言的魅力
欧亨利作品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他幽默的天性，更来自于他出众的语言才能，他可谓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大师。欧氏的文风诙谐幽默，文字生动简洁，细节描绘真实准确，在文章中，他善于运用比喻、夸张、讽刺、拟人、对比、谐音、议论、双关、谚语等等多种修辞方法，通过看似风趣幽默的文笔，轻松生动的语调来描写人物、拓展情节，并服务于作品中的喜剧形象，烘托喜剧里的悲剧情调，渲染悲剧中的喜剧氛围，让读者从夸张可笑的描写中领悟内在的庄严，从生动活泼的文字中启迪人们思考。在欧亨利的作品中，妙趣横生的语言片断笔笔皆是，他的妙笔生花自然形成了浓郁的幽默氛围，然而在貌似轻松俏皮的文字背后，却有着发人深省的沉重，这也是他独特的幽默语言风格。欧氏在讽刺挖苦中从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他的描绘尽量真实、客观而且冷静，幽默的语言，曲折故事替作者说明了一切，作者不是没有感情，而是将感情隐藏于作品之中，透过这笑声，让读者去感受，去思考。比如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中，在寒冷的冬天，主人公苏比想找一个地方过冬，他一心盼望的是到岛上去住三个月。三个月不愁吃住，既能摆脱警察的打扰，又有意气相投的朋友朝夕相处。而所谓“到岛上去住三个月”，其实也就是三个月的牢狱生活，而这却是苏比梦寐以求的，语言的风趣和反讽给我们带来深深的思考。然后，他为自己如何能在岛上度过三个月做了计划。接下来，计划一一实施，然而却无一成功。他首先打算在一豪华餐馆美美地大快朵颐，然后就可以因无钱付账被送进监狱，但是，当他刚一迈进饭店的门口，侍者的眼睛便落在了他那双“伤风败俗的皮鞋上”，在这里，作者把那双皮鞋之破夸张到一个可笑的程度，也起到了幽默的效果。后来，当苏比又选择了一个小饭店打算大吃一顿时，那双“伤风败俗的皮鞋”虽然没有阻止他的用餐计划，可是当他向侍者坦白“钱大爷与他素昧平生”，并叫侍者去请警察老爷时，侍者却说“用不着惊动警察老爷”，并找人“干净利落地让苏比左耳贴地，摔在铁硬的人行道上。”在这些故作轻描淡写的文字下面，荒诞可笑的行为背后，带给我们的是真实的“含泪的微笑”。文章的本意是要描写苏比作为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但欧亨利却使用幽默的语言和调侃的语气，使故事幽默之极而又凄凉之至。[5]在此篇文章中，欧氏通过对词汇的夸张和误用，不但赋予了主人公鲜活的形象，而且也取得了强烈的幽默效果，是其欧亨利式幽默创作手法的具体体现。他的小说之所以能打动读者，与他的语言魅力是离不开的，比如在《最后一片藤叶》中，欧亨利细致地刻画了贝尔曼的形象，描写充满了幽默与讽刺。他的络腮胡子一直蓄到了胸膛，这马上会让我们联系到风度翩翩、极具气质的艺术家，加之他已六十多岁，读者也会马上联想到这个人肯定是极富有艺术造诣的。然而，作者接下来的一句话立刻把读者从想象中拉到了现实：他只是长得像真正的艺术家而已，事实上，他在艺术上一事无成。四十多年了，却没有一幅像样的画。他仅靠给年轻画家当模特维持生计。除此之外，他还是个脾气暴躁、爱酗酒的老头，还爱攻击别人的痛处。[6]语言幽默风趣是欧亨利小说显著的艺术特点之一，这种特点与他的小说题材、刻画人物的社会地位、创作的思想有直接关系，欧氏小说多描写的是社会下层人物的日常生活，关心的是在不幸中挣扎的小人物，作者同情他们，却又无力改变这些，因而以无奈而又带有幽默的文笔来描写他们，为他们诉说，也为他们苦笑，因此，增强欧氏作品的社会意义，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欧亨利的作品虽然大多生动活泼，幽默风趣，从表现形式来看具有喜剧效果，但仔细分析故事，却又有淡淡的悲哀，使人心情沉重，这也是欧亨利式让人思索的幽默。出人意料的“欧亨利结尾”和“含泪的微笑”式的幽默是欧氏的经典表现手法，在批判社会现实的同时，也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使得他的作品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留给读者更大的思考空间。
参考文献
[1]秦牧.揭开“美国生活的百科全书”――欧亨利短篇小说新读[J].外国文学评论，1980（1）.
[2]世界经典名著文库编委.麦琪的礼物──欧亨利短篇小说选[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0.
[3][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4]张昕.论欧亨利短篇小说的艺术构思[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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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说集《九故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人物形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突出作品的主题；通过对人物性格、行为等方面特点的描述来串联故事情节，丰富作品内容。杰罗姆・大卫・塞林格早在其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就成功地塑造了中学生霍尔顿・考尔菲德的人物形象，并通过霍尔顿・考尔菲德这一人物形象来展现青少年的成长历程和内心世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短篇小说集《九故事》中，作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同样注重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并希望可以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小说集《九故事》中，杰罗姆？大卫？塞林格还塑造了很多早熟的青少年的人物形象，每一个人物都因为所处的社会、家庭生活环境和自身经历的不同而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他们常常会有一些不被人理解的，怪异的行为，而读者又恰恰是从这些行为中得到了重要的启示。
二、小说集《九故事》中的人类反思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小说集《九故事》并非只是九个短篇小说的单纯的集合，而是将九个短篇组成一个充满寓言性的整体。在小说集中，作者对小孩子的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准确的塑造，从而将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进行对比，以此来揭露和批判成人世界的污秽不堪，同时阐述关于生命的人生哲理。例如，《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中，青年西摩最后自杀，其对于生命、生活的希望都与小女孩儿西比尔有关，西比尔就像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棵救命稻草，当西摩感受到成人世界的复杂与不纯净，并且无法继续容忍时，只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希望以此来得到解脱。而在《特迪》中，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笔下的孩子却是因为拥有超于常人的智慧和领悟力，先于其他孩子看透了未来将要面对的成人的世界，而在最后选择接受自己所预见的死亡。
在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九故事》中，小孩子远比大人们要智慧，小孩子们的世界里存在着诸多的“可能性”，而成人的世界中却因为充斥了太多社会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而变得死气沉沉。评论家布拉德伯利所著《美国现代小说论》一书对《九故事》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作者）把儿童的世界看成是真实的世界，而成人的世界则只是一个正从内部毁坏的、把人类之爱永远牺牲于卑劣的肮脏处所。”《九故事》中早慧的特迪也表示，“他们似乎无法按我们的本来面目来爱我们”。在《九故事》中，这些早熟又敏感的孩子在用他们的方式来逃避、排斥成长，他们因为成长而不安，成人的世界让他们内心充满恐慌。
综上所述，在小说集《九故事》中，作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通过对小孩子的性格、行为等方面进行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作品中一系列早熟、敏感的青少年人物形象，并以此来突出作品的中心主旨，表达自己对于所谓的成人世界的不满和鄙夷。与此同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安排、情感表达等方面的杰出表现也为我国文学发展做出了良好的启示。
【参考资料】
[1]杰罗姆・大卫・塞林格.九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1
[2]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弗兰妮与祖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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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作为衡量标准的各种“价值所在”。然而，像契诃夫、卡夫卡这类大师级别的天才写作者仅占有凤毛麟角的数量，这也是他们成为众多作家中“这一个”的原因，他们在短篇小说中展现出的才华与抱负让多少写作者望尘莫及，于是更多的写作者便开始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以“精雕细琢”“排兵布阵”等方式达成人为的“袖里乾坤”，这样的作品充满了精致特色和分析探讨的“价值”，却少了那么一些作为作家必须要展现出来的真实的艺术气息和抛却技术层面而带给读者的个性化意味。正如徐则臣在《我的朋友堂吉诃德》的跋中所言及的“意蕴才是短篇小说的目的，故事只是工具；意蕴来自故事和小说。”这种短篇小说意蕴说，我深以为是。
徐则臣作为70后作家中的领军人物，一直以来在短篇小说中展现着自己出色的写作才华与思想刻度。而最近随着茅盾文学奖的热潮，他的入围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以洋洋洒洒四十
万字使这位新锐作家再次以强劲的势头进入大众的视野。这标志着以他为代表的70后作家群体――中国文坛的“准中坚”蓄势待发。
作为长篇短篇两手抓两面硬的作家，徐则臣是清醒而执著的，无论是对于文学和写作的态度还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知。他在《我的朋友堂吉诃德》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似乎有意地向读者传递着他对小说艺术的敏锐感知和张弛有度的把握力。
经验的跨时空性与永恒力
《我的朋友堂吉诃德》收入作者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无一例外都体现着经验的跨时空性与永恒力。经验无形中影响着作家的选材与创作，然而如何运用经验，使经验在作品中起到跨时空的作用并成为连接读者与作者的有效桥梁却是十分考验作家水准的。这里的跨时空，是指由经验衍生的叙述具有打破时间空间界限的能力，这就要求其中暗含直通人性且反映社会运转本质的一些要素，于是经验便由个体转向了集体，场景成了背景，读者包括作家本身成了故事的主人公，境随心转，达成一种无时空界限的情感意义上的流连，于是小说由情感共鸣达成了经验的混响，至此，文学作品便具备了使读者“忘我”的功能。
徐则臣深谙其道。无论是《露天电影》中露天电影的放映方法，《大雷雨》中连皮狗肉的香气与味道，还是《我的朋友堂吉诃德》中城市居民区邻里之间的冷淡相处，或是《夜归》中牛拉车的描写。作家灵活地调动起关于这些场景的经验并使其在故事中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使故事中的场景直逼读者眼前。不止于此，这些经验并非只作为背景或场景出现，它们产生了一种近乎玄妙的感觉，让读者深陷其中，在意蕴的回味中与自己的经验进行铆合，最终情感与故事交错而行。
在《忆秦娥》中，七奶奶住在几十年前的泥屋子里，屋子里还摆着一口早就打好的大棺材。“我”去给她拜年时，她就坐在小屋里的门槛边，缩成小小的一团。就是这样一位老人，这样的一个小院，一口大棺材，便成为了作者展开故事的起始点。不得不说，作家将自己的经验强有力地调动了起来，将一位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活了多大年纪的老者展现在读者面前，还有同样老朽的院落房屋甚至是阴森可怖的棺材。无论读者是不是有过同样的经验，无论我们生活的时代究竟还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存在，但作者运用这个场景和人物的刻画为我们调动起了读者自身的经验，关于腐朽的、没落的、当风之烛的。或许是童年的一次夜里的走失或许是目睹亲人的死去，总之文本在读者的脑海中被无限地延展了，而这种延展都为后文的叙述产生作用，经验在此时丰富了文章的外延，时空被打破的同时，读者借助作者经验所营造的意蕴参与到了其间。
再如《奔马》中“黄豆”对于骑马的深切渴望与不惜付出“血淋淋”的代价也要骑马的冒险，这一经验的变型借助文字调动起了读者关于“渴盼”“求而不得”乃至“铤而走险”的经验。这时，马就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富有隐喻义的意象，进而虚化成一种感觉，关于欲望牵引力的感受开始引导着读者的阅读并感同身受。
突破时空的经验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同时被赋予了一种永恒力。这里的永恒与其说被理解成永久的存在或运转，毋宁说是作者的经验借助文本形成了另外的一种新的经验，在读者的意识里达成了一种难以消却的境地。
同名短篇《我的朋友堂吉诃德》中，老周所反反复复强调的邻里关系，冷漠与猜忌是作者以经验衍生出的情节，从而构成的一种压抑、无奈的氛围。这样的阅读感受使得读者开始有意无意地思考自己的人际处境，文字引起的反思和思考在意识里开始进行重构，于是具备了外化的可能。文学的意义即在于站在高于生活的高度点明事实并对生存与生活进行引导。这种文本与双方经验的互文所达成的“永恒”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延伸发展的，“变”，构成了永恒的本质。这也是文学作为艺术形式的魅力所在。
艰难处境下的多维主旨与之力
对于作为人的艰难处境，徐则臣表现起来得心应手。作家借助方寸之间的故事讲述，旨在借助文字描述人的各种两难甚至四面楚歌的艰难处境，从而将人性的矛盾与光辉共同在读者面前，于此同时，故事也在这种处境描写上营造出了一种模糊的难以名状的多维主旨。
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不会在固定的一个或几个主题上进行有限的突出。试想昆德拉、海明威、鲁迅、蒲松龄这些文学大师，他们的作品都是在主题上呈现出含混的散放状态，因此作品具备了永恒的美感。尽管就徐则臣当前的创作来看并没有达到上述作家的超一流水平，但他的短篇小说却确实在艰难处境下的多维主旨上展示出了这样的特点，这或许预示着作家之后的作品因此成为经典的可能。
在《如果大雪封门》中，主人公慧聪在难以维系的生活状态与对一场大雪的期待中同时面临着各种原因造成的赖以生存的鸽子的死去构成了一种艰难处境。在这种日益严重的处境之下，慧聪承受着煎熬却又坚守着那份对大雪的期待隐喻了人对于生存和梦想的处理，但似乎又不止于此，“我们”对于慧聪的同情、对于鸽子的渴望、“我”和慧聪关于行健、米萝鬼祟的行径的猜测、被打成傻子的宝来等都在各种层面上预示着文章的主旨，很难说清究竟哪个才是作者要展现出的“写作核心”，而这些含混的主题性因素又无限地丰富着文章的内涵。甚至作家本身也没有在起笔时思考到这些因素，然而却在自然而然间被文章本身所引导。在很多优秀作家身上，这样的创作特点十分鲜明。值得注意的是徐则臣展现这些因素的手法，无论是掩盖起来的隐藏叙事（如鸽子消失的真正原因）还是作者巧妙变化着的叙述时间（倒叙与插叙的使用）都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在一种主观的描写过程中自然完成的，这有别于精心的雕琢，虽然弱化了精致性，却在展现多维度主题上产生着“水到渠成”般的效果。
在描写这种艰难处境中，作家十分重视之力的叙写。
《大雷雨》中冯半夜为了得到丹凤而杀死嫖客，《养蜂场旅馆》中“我”与旅馆老板娘的第一次露水情缘而导致的长达数年的等待，《露天电影》中“我”关于当年风流韵事的遗忘与被迫的想起，几乎所有作品中，徐则臣都会侧重描摹之力对于故事的主人公（或可理解为人）的强大支配力量或冰山式的影响力。最高超的展现是在《逃跑的鞋子》中六豁老太长达一生的对真正爱情的渴盼，这种渴盼以逃亡、隐忍、腐朽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得主题在模糊中达到深刻的多元。再如《忆秦娥》中七奶奶一直活着，衍生了这么多的故事，最终却只是在等待一句爱的确认，于是安心地离开人世。《如果大雪封门》中，行健和米萝拎着鸽子去一女人门里也巧妙地暗示了一些隐藏起来的材料，以之力来引导读者对于真正情况的推演。徐则臣对于之力的处理办法是高超的，有别于庸碌作者为了吸引眼球或是单纯推动情节或展现人物来描写，他对于之力的使用，是为营造那种他提及的“意蕴”，为了对小说内核的包抄。
《我的朋友堂吉诃德》真诚展现了作者对于短篇小说的态度，他在一定的“规训”中肆意描写，在自恣的“自我表达”中消弭了技术层面的“艺术”，从而达到了真正的艺术层面：文字与结构飘逸而适之有度，主题与中心深刻却具有多元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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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5-0197-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2.056
欧?亨利是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科夫并称为世界三大著名短篇小说家。作为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欧?亨利一生写过三百多篇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幽默风趣，很受人们的欢迎，也给美国的短篇小说带来了新的气息。他的作品形象地映射了同时代美国人的生活，被称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为了纪念他，1918年美国设立了“欧?亨利纪念奖”，用来奖励每年度的最佳短篇小说，由此可见其声望之卓著。
作为一名短篇小说大师，欧?亨利的作品在评论界曾引起广泛关注。但是评论界对其作品的关注大多停留在他作品中人性的主题，语言的简洁幽默，巧合的设置以及“欧?亨利”式结尾等方面。而对于欧?亨利独特的叙事艺术的研究却很少。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试图找出欧?亨利小说的叙事特点并运用相关叙事学理论加以分析，目的在于发现其精妙的叙事技巧及其独特的叙事艺术，为欧?亨利的作品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1 . 明暗两线的叙事艺术
对小说进行明暗两线的叙述是一种很重要的叙事技巧。这种叙事技巧可以推进小说情节的演进，故事高潮的发展。在欧?亨利大量的短篇小说中，双重线索交织发展的案例随处可见。明暗线交织是欧?亨利高超写作技巧的表现，也是欧?亨利表达其思想的一个重要技巧。欧?亨利运用这种技巧将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善美的人的品质变得更高尚可贵，把丑恶的人变得更让人咬牙切齿，把可怜的人变得更令人同情。在欧?亨利的作品中，读者往往被作者所设的明线所牵引着，然而在读者不经意间一条暗线已经与明线一齐发展，当一直被明线所牵引的读者读到两条线索交汇之处便会恍然大悟，拍案惊奇，并由此折服于作者高超的叙事艺术。
例如在《麦琪的礼物》中，德拉为吉姆准备礼物是明线，而吉姆为德拉准备礼物则是暗线。欧?亨利在故事的描述中，向读者展现了德拉为吉姆准备礼物的全过程，该过程贯穿着故事的发展，读者在欧?亨利紧凑的故事安排的引导下感受到了德拉内心挣扎的取舍，然而却没有关注到吉姆准备礼物时的种种心理活动和各种行为。这两条线索在故事的结尾处交相碰撞，读者读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并在作者留下的空白中想象着吉姆为德拉准备礼物时的情景。这两条线索的交织碰撞出了令人出乎意料的结局。作者以这样的艺术效果揭示了整个故事发展的来龙去脉，生动地刻画出小说人物的形象，也升华了小说内容所带来的深刻主题。
同样，在《最后一片常青藤叶》中，琼珊得病是明线，而贝尔曼为琼珊画叶子则是暗线。故事中琼珊遭到肺炎病魔的折磨，奄奄一息，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最后一片叶子的身上，“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的藤叶飘落下来。那时候我也该走了。”这样悲情的情节带引着读者将焦点聚集在这个可怜的小女孩的身上，为其遭受到病痛的折磨感到惋惜，为其悲惨的命运感到遗憾。然而对于贝尔曼的人物形象作者则采取了“先抑后扬”的手法。在小说发展的整体安排中他的出场很晚。他是在其他人物都出场之后才露面的。对这位蕴含着深刻主题的人物，欧?亨利却只用了寥寥几笔的白描速写。然而就是在这几句不多的描述中，贝尔曼给我们留下了尖酸刻薄、脾气暴躁、生活潦倒的印象。他是一个在底层生活的不起眼的小人物。然而不起眼的贝尔曼却是暗线的主角，作者并未着大量笔墨去描写他如何为琼珊在风雨之夜画上那最后一片“坚强”的叶子，如何在离世之前遭受病痛的折磨，却在明暗两条线索交汇之时留给读者大量的想象空间，和琼珊一起惊讶的同时回味故事发展整个过程，从而感受这个平凡的人物的高尚伟大的形象。
2 . 喜剧和悲剧相交融的叙事情节安排
喜剧性的标志是笑。人的外貌体态、语言表达和动作行为三个方面可以体现出人的喜剧性。而外貌体态的怪异或扭曲，语言表达的幽默与搞笑，动作行为的荒谬和滑稽都能产生喜剧效果。悲剧性表现的是悲。愿望的落空、结局的惨淡、真相的残酷都是悲剧。悲得越深，哀得越甚，越具有悲剧的悲情情调。小说的悲剧性和喜剧性体现小说的主题，小说的作者用一个个小说人物的悲和喜折射社会的美与丑，更体现出人性的善与恶。
正如阮温凌所说“欧?亨利反映社会底层小人物人性是非的戏剧小说，都有自己的喜剧舞台，但其演出的效果，莫不是笑中含泪或泪中含笑，带有发人深省的悲剧情调”（阮温凌，1997）。在欧?亨利的小说中，幽默贯穿始终，处处可见喜剧性效果，随处可遇幽默的表达方式，但这些幽默的表达却又往往是用来形容有着悲剧命运的人物的，两难的处境和出乎意料的结果总是让人啼笑皆非。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喜剧性地做好事却最终酿成大祸，常常喜剧性的自我牺牲却往往事与愿违。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物本来是喜剧性的伪装却换来悲剧性的收场。这些喜剧性与悲剧性相交融的艺术手法使得读者在最表层的笑料中唏嘘作者笔下世人所看不见的泪水。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似乎一言难尽，亦喜亦悲。欧?亨利用幽默的笔来描绘资本主义世界那幅扭曲的肖像。他有着广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社会的眼光，因此，在他讽刺人物的滑稽遭遇背后几乎都暗含着人物内在的悲剧性。他透过喜剧性情节，直接逼视到了人性的悲哀和悲剧性的社会本质，这是欧?亨利小说喜剧性和悲剧性融合的重要特点之一。
如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苏贝一出场便伴随着一系列的喜剧表演，直到故事快要结束才转为“正剧”的氛围，作者用严肃深刻的语调描写了苏贝对人生的醒悟，然而随即话锋一转，苏贝被捕，他的命运又再一次被宣告为悲剧。在《华而不实》里的打工仔攒十个星期的零钱冒充一天的富家子弟；《汽车等待的时候》中的女主角装扮成富家女却招引来不一样的结局。这两位主人公的遭遇令人可怜也让人深思。喜剧性的伪装换来的是令人咋舌的悲剧。这些喜剧性和悲剧性相交融的情节展露了人物关系，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性格，升华了小说的主题。同时，这些喜剧表演到悲剧遭遇也表现出了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让读者陷入其无穷的语言迷宫中，在毫无准备之时遭遇意料之外，而在细细评味之后又觉合乎情理。
3 .“现身”的叙事效果
任何故事都必然有一个叙事者，讲述整个故事。而这个叙事者与故事的真实作者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对于叙事者的研究一直不曾停息，它是叙事学中重要的概念。著名学者胡亚敏曾对叙事者的类型进行了总结划分，认为根据叙事者的行为，叙述者可以分为“自然而然”的叙述者与“自我意识”的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对故事的态度，叙述者可以分为客观叙述者与干预叙述者。而“现身”指的就是“自我意识”的叙事者和干预叙事者。“自我意识”的叙事者是指作者或多或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出面说明自己在叙述。而干预叙事者则强调叙述者对作品重实践和人物的态度（胡亚敏，2004）。欧?亨利的小说大都采用非聚焦型视角，并且有许多篇章都采取与“你”进行交谈的方式与读者进行对话。作为叙事者，作者时而出现，对故事中的人物、遭遇加以评论，时而退居幕后，将舞台交给剧中人。这种叙事方式无疑是一种现身的叙事方式。这种适时的现身使得情节发展自然，故事节奏恰当，从而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在《麦琪的礼物》中这样的“现身”艺术比比皆是，例如在介绍德拉的家时，作者写道：“我们不妨抽空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连家具的公寓，房租每星期八块钱。虽不能说是绝对难以形容，其实跟贫民窟也相去不远。”在介绍壁镜时，作者写道：“诸位也许见过房租八块钱的公寓里的壁镜。”在描写德拉为吉姆搜索礼物时，作者写道：“噢，此后的两个钟头仿佛长了玫瑰色翅膀似的飞掠过去。诸位不必理会这种杂凑的比喻。”在描写德拉补救剪掉的头发时，作者写道：“那始终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了不起的工作。”
又如在《索利托的牧场的卫生学》中，小说的开头便采取对话的方式开始故事的叙述，“假如你很熟悉拳击界的记录，你大概记得90年代初期有过这么一件事……”。在《剪亮的灯盏中》的开头作者对商店女郎进行了评论，随即引入故事的发展，在故事叙述过程中，作者也使用各种方式对人物和事件做了自己的评价，如“至于南希呢，你会管她叫商店女郎的――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你问他忠实吗？嗯，如果玛丽需要招用十来个传票送达员去寻找她的羔羊时，丹恩总是在场帮忙的。”这些时而现身的评论为欧?亨利的小说增色不少，使得读者读起欧?亨利的小说时更觉得像是一位老者与你面对面地讲故事，指引你走向引人入胜的情节之中，走进各色人物的生活之中。作者利用现身的技巧控制情节进展的节奏。该省略之时便利用事外的身份一笔带过，而需详写之处，作者则让剧中之人尽情演绎。当然这些“现身”也使得作者有机会评论故事中的人物，传达自身的感情倾向，使得小说人物饱满，主题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