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法范例6篇

知识产权保护法范文1

一、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及司法概况

众所周知，中国于1997年对刑法典做了全面修改，专设一节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罪，使得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知识产权协议》规定，全体成员均应提供刑事程序及刑事惩罚，至少对于有意以商业规模假冒商标或对版权盗版的情况是如此。可以采用的救济应包括处以足够起威慑作用的监禁，或处以罚金，或二者并处，以符合适用于相应严重罪行的惩罚标准为限。成员可规定将刑事程序及刑事惩罚适用于侵犯知识产权的其他情况，尤其是有意侵权并且以商业规模侵权的情况。以上规定，对于我们以刑法保护知识产权提供了基本标准和指导方向。借入世之机，我国修改了《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进一步明确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取向，增强了刑法保护的可操作性。

近几年来，中国的司法及执法机关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法惩处了一批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分子，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审理了大量案件，树立了新的形象；审判领域不断拓展，审判地位得到确立；制定司法解释，完善审判制度；加强司法宣传，扩大社会影响。

二、当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观念方面

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这种观念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我国，人们并没有把知识产权真正作为财产权来看待，只注重有形财产的积累与保护，却忽视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我国一些知名品牌在国外被抢注即是最好的证明。与此形成的鲜明对比是，国外的大公司纷纷来华抢占市场，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中国申请专利，在确保他们的权利后才投资。①     现在人们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还有待提高，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是民事案件，由行政执法部门或法院进行经济处罚即可；认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软任务，有风险，怕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等等。

（二）立法方面

1.立法指导思想倾向于保护公利益即经济秩序，对知识产权是“私权”②的理念重视不够。

2.定罪标准以违法所得而非实际损失为标准。

3.主观要件苛刻，规定必须以营利为目的。但在实践中，例如免费下载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也可能给版权人造成严重损害。

4.从立法角度来看，对知识产权违法与犯罪的界限规定不明确。如立法上没有明确“冒牌货”与“伪劣商品”的关系，“违法”与“犯罪”之间的“模糊地带”太大，没有将反冒牌货同保护知识产权直接联系起来。

5.我国刑罚结构不完善，现在以自由刑为主，其他刑罚较少。

（三）司法方面

1.对法律条文理解不透彻，未能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对于司法工作者来说，大多属于新型案件，加上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复杂性，使有些司法工作者不能正确把握立法精神。

案例1：③1997年5月山东某厂与卢某就其“双层艺术玻璃容器”实用新型专利的实施达成书面实施许可合同，并生产专利产品“诺亚”牌双层艺术玻璃口杯。1999年5月，被告人周某生产“乐凯”双层艺术玻璃口杯并向中国专利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宣告卢某的“双层艺术玻璃容器”实用新型无效。周某随于同年的5月至9月在成都、南昌等地公开大量销售“乐凯”牌口杯，经营额282366元，获利76446元。2000年3月，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决定，维持卢某的专利有效。某县人民检察院认定周某的行为已构成假冒专利罪，遂向该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山东某厂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构成假冒专利罪。判处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追缴非法获利，没收赃物，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宣判后，被告人周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决。

我们知道，假冒专利罪是指违反国家专利管理规定，在法定的专利有效期限内，假冒他人被授予的专利，情节严重的行为。“下列行为属于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一）未经许可，在其制造或者销售的产品、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二）未经许可，在广告或者其他宣传材料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所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三）未经许可，在合同中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人将合同涉及的技术误认为是他人的专利技术；（四）伪造或者变造他人的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④由上所述可知：被告人周某未使用卢某的专利号及其他专利标志，既没有假冒的行为也没有假冒的故意，不符合假冒专利罪的构成要件，“情节严重”这种量的规定性，并不能改变“民事责任”质的规定性，所以本案是专利侵权而不构成假冒专利罪。

此外，其他类似的问题也大量存在。如对刑法第213条“在同一商品上使用”，有的人作狭义的理解，即理解成“在商品的本体上使用”，而不包括在与商品有关的包装、单证等方面使用。再如对“相同商标”，有的人认为“是指所使用的商标与他人注册的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文字与图形组合完全一样”。以上理解无疑缩小了保护范围，削弱了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力度。

2.以民代刑，以行代刑的现象比较突出

所谓“以民代刑”就是指以民事责任代替刑事责任。所谓“以行代刑”就是指以行政责任代替刑事责任。

我国现行法律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强化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可操作性。但是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以民代刑、以行代刑的情况。

案例2：德州市西郊塑料厂自2000年6月开始，在未取得《商标印制单位证书》的情况下，擅自印制带有“友谊”牌注册商标标识的塑料包装袋179.16万条，非法经营额达304万元。德州市工商局依据《商标法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该厂罚款11万元。

我们对本案具体情况不清，但从现有材料看，本案非法经营额304万元，可认为数额极其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因此应负刑事责任。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不管是法院民庭还是行政执法机关，都未充分重视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另外由于对法律条文理解不透或其他原因（如“罚款”“诉讼费”等经济原因），对于一些已经构成犯罪的案件，法院民庭或行政执法机关没有移送公安机关提起刑事诉讼，从而没有达到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目的。

3.司法机关及当事人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消极对待

司法机关缺少既懂法律、又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复合型法官、检察官。而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复杂性，使他们难以驾驭，不愿涉及。例如，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案件涉及到“三性”的判断，需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需要对权利要求书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对专利理论有一定基础。另外，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除了传统的知识产权案件外，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不断扩大，计算机程序设计、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等成为了知识产权大家庭的新成员，国际互联网等新技术发展，继续扩展知识产权保护的新领域，知识产权案件呈现“高、新、难”的特点，使知识产权审判面临新挑战。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其所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一般说来，他们的目的就是使侵权人停止侵权，夺回自己的市场，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而一旦提起刑事诉讼，不但程序复杂，而且如果侵权人被判自由刑，其经济损失也就难以弥补了。

4.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跨区管辖”与刑事案件的普通管辖尚不和谐

实行跨区管辖，我们理解无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知识产权案件有专业性、复杂性的特点；二是为了规范法官的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明确知识产权审判职责，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质量，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但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并未实行跨区管辖，这就出现了一个设置上的矛盾：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同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同样需要规范，同样需要提高审判质量（如前述案例1）。为何不实行跨区管辖？同时，这种人为的不和谐造成了诉讼的复杂性，也给当事人带来不便，有悖“知识产权的执法程序应公平合理，它们不得过于复杂”⑤之原则。

5.知识产权案的交叉诉讼未得到理顺

这里的所谓交叉诉讼，是指一知识产权纠纷，牵扯到民事、行政、刑事三类诉讼中的两类以上。假设一知识产权诉讼是民事、行政交叉在一起的，如果把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归行政庭，民事案件归民三庭，对当事人来说要到两个庭起诉，极为不便。对法院来说，有可能出现冲突的判决。很多法院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把知识产权行政案归到了民三庭解决了以上矛盾。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也是一致的。

但对全国大多数法院来说（上海法院是个例外），知识产权刑事案仍由刑庭审理。如此一来，上述矛盾突出出来。再者，刑庭法官欠缺知识产权的专业知识，不适应知识产权案件的复杂性，加上受对知识产权犯罪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的社会意识的影响，往往对知识产权案消极对待。

（四）行政执法方面

1.行政执法与司法配合不力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采用的是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行的“双轨制”保护模式。

行政保护对维护知识产权法律秩序，鼓励公平竞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在宣扬行政执法是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特色的同时，也应当冷静地检讨扩大膨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的得失利弊。当前，对民事违法行为设置行政处罚条款的范围愈来愈大，力度愈来愈强；行政责任越设置越发达；行政处罚特别是罚款的适用越来越广泛；存在偏重行政执法忽视司法保护的倾向，没有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以著作权为例，虽然社会上盗版违法行为愈演愈烈，但法院受理的民事刑事案件均不多，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版权犯罪案件更是凤毛麟角。这种在国家机构设置、职能划分上的不经济、不正常的现象应当引起高度注意。

2.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对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消极对待

首先，行政机关站在打假第一线，查处之后发现其行为构成犯罪的，舍不得移送公安机关，送上法庭。因为行政机关在查处过程之中花费了许多资源，甚至流汗流血，一旦移送公安机关之后，连罚款都要随案移送，自己的所有花费都无法弥补。

其次，公安机关作为侦察机构，近年来对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意识虽在逐步加强，但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一些公安局，这方面的工作是由扫黄部门兼任的；另外知识产权犯罪不在“严打”范围之内，而其专业性特点，却使公安机关在查证、取证工作中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小、效率低的案件自然不会被引起重视。

三、改进和完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宣传教育，培育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增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意识

增强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是知识产权教育的首要目标。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加大法官培训力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重点规划和支持几个有特色的知识产权教育培训基地，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加强宣传教育，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法官和律师队伍。

现在，在全体国民还缺乏保护知识产权的自觉意识的情况下，应当注意运用刑法手段，多处理一些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案件，让公民知道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同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一样是违法犯罪的，是要受到法律处罚的。

（二）完善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

我国在知识产权民事立法、行政立法方面还是比较完善的，但刑事立法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对于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应侧重于保护私有权；对于罪与非罪的划分标准应以实际损失来衡量；主观要件应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要求。准确划分侵犯知识产权罪与非罪的界限，是正确适用刑法，惩罚犯罪分子，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前提，情节严重与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传统财产犯罪的数额大小，而应更多地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意、违法手段的恶劣程度和对权利人利益的实际损害。同时也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划分罪名，以及犯罪的既遂与未遂，以便正确地发挥刑事制裁的积极作用。刑罚手段则应以罚金刑为主，增加没收财产刑和资格刑，如剥夺从业资格等。

（三）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适当削弱行政权

对知识产权保护历史悠久和较成功的发达国家，并没有类似我国行政机关行政罚款等对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责任，如美国。面对我国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应当进行适当限制。现在法院和行政机关都是在发生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后予以制止，是否能合理分工，将知识产权保护延伸到生产领域及源头上，而不仅只停留在事后处罚上。如国家版权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职能可设计为起草、制定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监督管理出版、印刷业和著作权工作，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处理涉外著作权关系等。版权行政管理机关的主要职责则围绕着管理展开。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仅为版权行政管理机关的一个环节，并应当严格限定在依法对侵权行为的行政处罚或者对有犯罪嫌疑的案件向公安机关的移送上，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宜扩大到以行政权力处理涉及著作权的刑事纠纷上。针对行政机关不愿移送案件的情况，法律应做出强制性规定。

（四）加强司法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调

目前对知识产权涉嫌犯罪案件的侦查及手段有诸多不适应之处。打击假冒要有线索，而公安警力有限，对此我们应在侦查方面投入力量。也应考虑允许一些中介机构参与一定范围的有关调查活动，发挥民间中介的力量。比如“私人侦探”。

对于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技术性强，鉴定、取证工作难的问题，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解决方式。如：（1）建立专家库。由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相关专家进行鉴定；（2）聘请特邀陪审员。聘请具有相关知识的专家、学者担任特邀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3）聘请知识产权法律顾问。如国内知识产权界有较深造诣和较高研究水平的专家、学者，担任知识产权审判的法律咨询顾问；（4）积极探索“专家证人制”。即开庭时由原、被告双方各邀请相关技术专家，就双方诉争的专业技术问题说明、质证、辩论，从而让法官对技术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

（五）建立独立的知识产权庭

在法院机构改革中，我们建立了大民事审判格局，真正抓住了审判体系建立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令人遗憾的是却忽视了矛盾的次要方面，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至少在知识产权审判问题上，我们认为，是实体法而不是程序法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知识产权侵权（包括犯罪）案（知识产权案中80％以上为或关系到侵权案）的特殊性决定了实体法的显著性：

第一、侵害形式的特殊性。在侵权行为中，对于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往往是直接作用于客体物的本身。对于知识产权的侵犯作用于作者、创造者的思想内容或思想表现形式，与知识产品的物化载体无关。

第二、侵权行为的专业性。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与具有智力创造性特征的知识产品的利用相联系，往往有相当程度的专业性。

第三、侵害范围的广泛性。由于知识产品的非物质性和公开性特征，对同一知识产品的合法使用与侵权使用通常会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发生，数个甚至数十个侵权使用可能会在不同地域同时发生。

第四、侵害类型的多样性。侵害知识产权有直接侵权行为与间接侵权行为之分，法律对此规定了不同的过错条件及处罚标准。

正是因为实体法成为知识产权审判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矛盾的主要方面考虑，我们应当设立独立的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行政案、刑事案。世界上很多国家如英国、法国就是把所有知识产权案放在同一审判机构来审理。

从刑庭的角度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专业性、复杂性不比民事案件低，甚至更高。对于知识产权案，刑庭的法官们无不感到困难，从心理上排斥这类案件，不愿接手和受理。从民庭的角度看，由于目前知识产权案较少，自高级人民法院以下，民三庭普遍承担起其他民事审判任务。从工作量上看，知识产权审判反而成了次要的工作。这种状况，并未达到设立民三庭的长远目的，也不利于培养知识产权审判人才，提高审判质量。

再者，设立独立的知识产权庭，可以避免民庭由于审理行政案（以至刑事案）导致的公法与私法的冲突；有利于我国保护知识产权基本国策的宣传，有利于知识产权社会意识水平的提高，可以大大提高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形象，更有利于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①韩明辉、周鸿武：《论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商业研究》2001年第5期，第40页。

②参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前言。

③参见《人民法院优秀裁判文书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知识产权保护法范文2

一、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

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它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显著区别是，它是一种智力经济，智力、知识、信息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智力成果。智力成果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才能源源不断地创新，从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知识产权又称智力成果权（Intellectual Property），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文学、艺术领域基于智力创造性劳动成果依法所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包括初生的知识产权，如发明权、发现权、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权和派生的知识产权如版权、专利权、商标权。知识产权的建立是知识经济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基础。从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颁布第一部专利法算起，世界上知识产权制度已有500多年历史；从1883年签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算起，知识产权的国际化保护也有100多年历史。时至今日，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各国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发展经济的一种法律保障工具。正如西方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天，各种形式的知识在经济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无形资产投资的速度远快于有形资产的投资，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更高报酬的工作，拥有更多知识的企业是市场中的赢家，拥有更多知识的国家有着更高的产出。”基于此，知识产权也随之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升值。世界贸易组织已把知识产权列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并制定了要定期达到的国际统一保护标准。可见，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为知识财产的增长插上了法律的翅膀，为知识财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的座标。在我国面临“入世”和知识经济到来的历史机遇之际，只有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才能振兴、发展、扶植拥有我国自已知识产权的民族工业，才能真正赢得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并在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先后颁布了商标法、专利法、版权法，并参加一些国际知识产权的公约和条约。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如国家专利局、国家工商局、商标局和国家版权局，人民法院内亦有不少地区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查处了大量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有效地保护了知识产权。但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存在以下问题：

1、 立法上存在不足和缺陷。

知识产权的法律在保护范围上还存在空白点，保护力度相对地还需提高。这一点在我国即将“入世”之际显得更加迫切。如TRIP‘s把“地理标志”专门作为一项知识产权来规定，要求凡参加世贸组织的成员国或地区均须给予保护，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尚未将地理标志纳入保护范围；另外集成电路保护、商业秘密保护方面也存在空白；现行《版权法》没有关于禁止令、法令赔偿的规定，盗播、盗映不在著作权行政处罚之列；数据库、多媒体、网络传输的开发、利用所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也亟需法律予以明确。

2、 执法力度不够。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如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分子多采用罚金方式，致使违法犯罪分子未受到应有打击，这是盗版书、盗版音像制品、冒牌商标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某些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受利益驱动，在执法中搞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或办“人情案”、“关系案”，，裁判不公等。这种现象严重削弱了对侵犯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3、 我国国有企业不重视对无形资产如专利、商标、版权的保护。

近年来，国外机构大量抢注我国名牌商标，我国国有企业商标很少有在因特网“COM”域名下注册以及国内一些机构抢先大量注册他人已使用商标的事例均说明我国企业对依法维护自身商标权益意识的淡薄。在国外，知名企业均十分重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如日本的三菱、索尼、日立、东芝，美国的IBM等公司均将企业的专利、法务部门拓展为知识产权部，专门研究和处理同知识产权有关的各种事务。

4、 对知识产权法律的宣传、培训、研究尚存在差距。

许多公民或法人单位甚至是参与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的部门，对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对知识产权制度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不甚了解。国内既懂国际贸易和WTO相关规则，又熟悉知识产权法律业务的专门人才还不多；我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对知识产权的教学和研究尚待进一步加强。

三、 加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几点构想

1、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

要充分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介，宣传我国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的有

关法律、法规，特别要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宣传。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全体公民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

2、 从立法上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有关规定已相当接近。但在各项知识产权专门立法的具体内容上与TRIP’s 的某些规定尚不一致，甚至存在空白。仍需在立法上加以完善。例如，TRIP‘s要求各成员将“出租权”作为计算机软件作品和电影作品的版权人的权利之一，而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尚无“出租权”的规定；TRIP’s规定任何专利的撤销和丧失均应通过司法审查，但我国现行专利法则规定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宣告无效和撤销的行政决定是终局的；TRIP‘s在强调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规定了对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的限制，即当知识产权人滥用请求权和滥用诉权的情况下，司法当局有权要求申请人（或原告）赔偿被告的损失（包括律师费用）。因此，在重新修订版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时要参照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及“入世”后我国面临的形势，扩大上述知识产权法律所保护的客体，以适应科学技术现代化所带来的知识产权的现代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引起知识产权立法国际化趋势的需要。

3、 加大执法力度，保证各项知识产权法律的有效实施。

司法、工商、新闻出版、文化、专利、海关和公安等与实施知识产权法律有关的部门应加强对知识产权法律的学习，联手打击各类盗版、假冒商标和侵犯专利权等违法行为，对构成犯罪的，应严格按新刑法的规定给予刑事处罚，决不姑息迁就。同时执法中树立大局观念，不搞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主义，不搞“利益驱动”，着力提高执法水平。

4、 在行政保护方面，应强化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统筹协调能力。

在我国目前，商标、专利、著作权分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但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作者认为应“合三为一”，即将其统一归国家知识产权局管理；在专利、商标、计算机软件的申请、审查、注册和授权上，应与国际惯例接轨，通过修改法律，使之进一步简化、统一、完善，方便国内外申请人申请智力成果产权。

5、 我国在“入世”之后，首先要全面履行知识产权领域内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世贸组织有一个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如果发生知识产权争端，要通过这一机制裁决。因此，在我国面临即将“入世”之际，应加强对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培训一些既熟悉知识产权业务，又熟悉国际贸易和WTO相关规则的专门人才。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与WTO各成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沟通、协商和合作。

6、 企业，尤其大中型国有企业应重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很多企业领导对此问题重视不够，吃了不少亏。比如景泰蓝与宣纸加工工艺的泄密，大豆品种向外方无偿赠与等。据统计，1993年有16万家合资企业，其中只有60家进行了无形资产评估，其余的企业中方只评估了机器、厂房和土地使用权，对专利、技术秘密、经营决窍、商标、商誉等无形财产未作评估。仅此一项大约就损失国有资产4500亿元。我国在“入世”之后，将会逐步降低关税，企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一旦有技术上的创新，就应及时申请专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在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的核心是科技。企业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品牌（商标）优势与技术（专利）优势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综合优势，使自己在国内外竞争中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知识产权保护法范文3

只是对于“文化产业”这个概念，不同的国家依旧存在不同的界定。仅从称谓上看，各国对文化产业的称呼就各不相同，如“内容产业”“创意产业”“版权产业”等。这些称谓强调的是文化产业不同的侧重点，在涵盖的行业类别上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其中的交叉性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性。［2］2005年，由协调，国家统计局牵头，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参与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及此前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将我国文化产业概括为“提供文化产品、文化传播服务和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有直接关联的用品、设施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和范围划分是相当广泛的，大体上包括传媒业、出版业、教育业(国家义务教育之外的各类各层次教育服务等)、旅游业、休闲娱乐业、广告业、会展业等相关的产业部门。本文探讨的“文化产业”应该是更符合新技术和新经济模式的文化产业，是新经济形式下的文化产业，特别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中所提到的文化创意产业和动漫游戏产业这两个文化产业的具体部门，更应该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保护制度和保护方法也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概念范围之内。

二、现有知识产权立法对文化产业的保护

文化产业隶属于知识产权，其保护也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中。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立法主要可以分为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两个层面。具体来说，国家层面的法律主要有《著作权法》《商标法》，行政法规主要有《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娱乐场所保护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部门规章主要有《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文化市场行政执法管理办法》等。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文化产业的进一步重视，中央也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性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如《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部关于扶持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文化部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文化部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同时北京、上海、深圳等主要城市也都纷纷出台自己的文化产业政策，如《北京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北京市关于支持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上海市加快创意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上海市创意产业集聚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深圳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等。［3］这些政策法规基本构成了一个以《著作权法》《商标法》为主体，以行政法规中的管理条例为枝干，以国家政策规划文件为指导，以地方性政策法规为具体实施细则的保护体系。在这样的立法框架中，国家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大多着眼于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和管理行为的具体实施，较少或根本没有从产业发展的层面进行调控和保护。国家政策规划文件虽然明确了我国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这类文件并没有涉及具体制度的建设和运行规定，更不用说如何来确保文化产业人的权利。因此这些政策规划文件在产业保护上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地方性的政策法规虽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但这些政策法规其制定的出发点是为了落实国家法规性文件和部门规范性文件，并没有真正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给予制度上的保障，导致它们在整体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够起到的保驾护航的作用。［4］更有学者指出，有权制定此类政策法规的部门较多，各部门为了实现各自的需要会制定出数量众多的规定，这不仅使得查询法律信息变成一件难事，还往往会因为部门间协调不足导致规定中的内容有颇多重复甚至矛盾之处，这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阻碍。［5］福建省虽然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中对文化产业有专章的论述，也提到了需要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保护，但并没有出台进一步的政策性文件或者地方性法规。

三、文化产业及其保护方法的特殊性

1．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

首先，文化产业的灵魂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情感，是历史的积淀，是伟大的人文主义情操，是一切人的表达。表达就需要一种形式，可以是书籍、电影、电视、音乐、电子书等，所有我们可以运用的形式都应该是文化产业的表达形式。这个形式必须也只能够以我们生活中习惯的文化内容为基础。脱离了文化内容的文化形式将不能称之为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而我们所理解的海西文化产业保护，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化产业的保护都应该是一个针对文化产品表达形式的保护。其次，文化产业应该是一个有着无数新思想、新创意的产业，“新”在文化产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个“新”可以是新的理解，新的观点，也可以是新的形式。尤其在数字时代、基因时代完全来临的时候，文化产业的“新”更是一种技术手段的新。就像曾经创造了票房神话的好莱坞电影《阿凡达》，实际影片本身并没有内容上的新意，无法摆脱传统好莱坞影片的模式和剧情设计，但因其大量运用了现代科技和后期特效，使得观众在观影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视觉冲击，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我们对文化产业，特别是像海西的动漫游戏和创意产业的“新”，要有更加宽容的理解:酒再陈，瓶子新也是新，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再次，文化产业应该是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是现代社会才开始出现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技大爆炸时代的到来，在文化成为了一种可以轻易复制也可以广泛传播的产品之后，文化产业才开始兴盛起来。换言之，产业化本身的特点已经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文化所具有的独立性和不可复制性。在海西文化产业的核心———动漫游戏和文化创意产业中，产业人对产品的控制和对知识产权的掌控力度更弱，更需要我们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去建立产业保护的系统化制度。

2．保护手段的综合性

前面提到了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这些特殊属性从根本上体现了文化产业多维度的本质特征，更进一步决定了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知识产权形态来对文化产业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明确了对文化表达本身的保护制度和保护方法，这是在构建文化产业保护制度中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主要的保护模式。而就本文概念限定范围内的文化产业来说，其核心是文化产业和动漫产业，其中动漫产业是用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摄制的作品，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畴，动漫人物的形象在很多时候可以注册成商标用来推出周边产品，这属于商标法保护的范畴，而文化创意产品具体表现为各种实用艺术品、外观设计等，这又属于专利法保护的范畴。同时，必须强调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一个互补性很强的制度，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应用应是多维度多层次多角度的。任何将知识产权制度看做是一个简单的、平行的制度的看法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对任何一种文化产品的保护都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组合，可以用著作权保护产品的表达形式，用专利权保护产品的使用价值，用商标权保护产品的商品声誉，用商业秘密权保护产品在具体生产、研发和管理过程中的机密不被窃取。这几方面需要互相配合，任何一种保护手段的缺失或是效力不足，都将导致知识产权的功用出现“短板”的情况。

四、海西文化产业立体保护制度的构建

1．著作权保护

海西文化产业尤其是动漫产业的核心保护手段依旧是著作权法，这需要从以下三点来着手考虑:第一，应将创意形成作品。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是作品的思想、情感和观点。这在理论上称为“思想表达两分法”。《伯尔尼公约》第23条就指出:“一个基本要点在于，创意本身不受版权保护。”Trips协议在第9条第2款中同样指出:“版权保护应延及表达，而不延及创意、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本身。”文化产品的特色在于创意，最核心最有价值之处也在于此，而著作权法恰恰没有对此进行保护。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将创意通过文字、图片、电影等各种方式表达出来，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比如女子十二乐坊案件［3］，如果原始创意人早早将他的创意通过文字或者通过其他有形的形式表达出来，即便他的朋友抢先将这个创意搬上荧幕，他也可以通过相应的著作权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第二，做好证据留存工作，推动作品登记制度特别是预登记制度的广泛实施。关于著作权的取得，我国采取的是自动取得的原则，这和世界上通行的做法是一致的。实践中，这样的规定难免会发生一些争议，比如作品完成后没有及时固定证据，没有及时发表，导致剽窃或抄袭等行为发生的时候，权利人往往难以举证。所以日常的创作需要注意证据留存，不论是纸质的还是电子档的。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中，侵权时刻都有可能发生，对网络作品的证据留存就更加重要。作者本身要具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我们应该大力推进作品登记制度。目前的作品登记制度更多被应用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领域，实际上我们大可以将这个登记制度推广到海西地区的动漫产品和游戏产品等领域，只要是符合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就应该适用这个制度。此外，我们在海西地区也可以先行先试地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比如引入不动产登记中的预登记制度，在作品登记制度中也进行预登记。通过预登记来保护创意本身的归属，避免作品在创作过程中被侵权和抄袭。这完全可以成为福建省在海西地区文化产业保护方法上的创新之处，如此才能给予文化产业人更多的制度保障空间。第二，大胆借鉴他人的创意，丰富自己的文化产品，以实现更大的商业价值。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文化产业保护的是一个新的表达，这个“新”是“新瓶子”，装的可以是“旧酒”。只要这个“旧酒”没有侵害到原著作权人的利益，或者这个“旧酒”已经是公有领域的东西，那么大可以用“新瓶”来装饰它，这同样是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创作。［6］我们应鼓励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大胆在新的角度、新的方式、新的运用上下功夫，将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通过新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一方面需要我们通过专门的立法来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促进我们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保护。

2．专利权保护

文化产业是和技术息息相关的产业。在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上，文化产业不是单向的利用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海西文化产业的保护就需要积极地运用专利战略，灵活地利用专利制度来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比如在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中，由于新技术的运用，往往会形成新的功能型产品或新的生产工艺，这些产品和工艺是可以被授予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又比如动漫游戏产品在市场上的成功，与之相关的服装、玩具等下游产品将会得到商业开发，而这些创意附带的新产品一般都可以获得外观设计专利权。所以，在形成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应该充分挖掘其中可以授予专利权的对象，获取各种形式的专利保护，才能够最大限度为文化产品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当技术表达的手段具有唯一性的时候，取得表达手段的专利权可以达到著作权保护无法达到的效果。同时，作为游戏产业的核心内容，游戏模式的保护也是海西地区游戏产业保护中的关键点。可以尝试在海西地区试行游戏模式的专利保护制度，以专利的形式来保护游戏模式的专有性，这样突破性的创新形式更能够在海西地区开创出文化产业保护的新局面。专利保护要求企业和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专利战略意识和专利战略规划。专利战略是现代企业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法宝，文化产品企业更需要重视这个问题。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对产品的深度开发带来的专利申请问题之外，还应包括建立有效的内部保密制度和管理机制。同时需要积极运用专利战略，包括运用专利防御、专利进攻、专利池等一系列手段来实现保护专利的目的。

3．商标权保护

文化产业不同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产业，一个和商业紧密联系的工业化体系。现代商业竞争不再是单纯的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升级为品牌的竞争。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海西文化产业企业尤其要重视创建和保护好自己企业的商标。要知道，文化企业本身做的是文化产品，文化产品不应该是简单的今天用，明天过期，后天扔到垃圾堆里的东西，而应该是一个现象，一个有着长久生命力的现象。文化企业在对待自己文化产品的时候，既要本着商业利益的原则，又要有长远的眼光，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这就需要文化企业在其创始之初就重视商标的重要作用，重视对自己企业品牌和商标的全方运用，特别是将企业和企业的文化产品进行深度的融合和升级，把产品、商标、商号、域名都统一起来，通过种种手段建立一个整体的商标帝国，以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7］另一方面，福建省政府也需要在政策引导和舆论导向上为海西文化产业企业创造一个文化品牌发展的良好平台，特别在文化传承方面，应出台有代表性、有良好市场口碑、有福建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商标的特殊保护制度。这个制度还应和福建地区的原产地标志、地理标志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产品、文化、商标的统一体，把文化贸易和货物贸易更进一步地结合起来。

4．商业秘密权保护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秘密权是一种日益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形态。知识产权中的秘密可以分为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两种。前者主要适用于发明创造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突破，后者则普遍适用于商业场合中，包括商业开发和经营中的实用性经营信息。密秘权的保护主要针对那些无法或者不适宜用著作权保护的商业信息。比如文化创意，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因为其特殊的属性，我们目前很难用现有的著作权专利或是商标制度来保护它，但往往这种创意又能够带来非常巨大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产业的从业者对文化创意的保护就至关重要。必须指出的是，商业秘密的保护方式更多的是通过企业的管理制度来实现的。这个管理制度应全面包含企业保密机构的建立、文件或硬件的保护措施、企业和员工签订的保密协议等内容。

5．反不正当竞争保护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市场混乱且无序竞争，很多时候体现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山寨化”现象。这种“山寨化”现象在著作权的“两分法”原则下很难让原始权利人得到权利的保护和利益的声张，更多的时候却让许多“山寨”企业从中渔利。这其实是制约福建省乃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极大的障碍。如何去“山寨化”，如何能够真正做出“中国创造”的文化产品，是业内人士非常关心的问题。法律层面上，我们需要给文化产业的从业者更多制度上的保障，让他们放心地进行文化创造，让所有“山寨化”的文化产品都无所遁形，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从法律的角度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反不正当竞争，能为文化产业的从业企业提供商业信誉上的保护，这种商业信誉既是品牌和产品的社会荣誉，也是一种非常容易被竞争对手不当借用或恶意诋毁而受到损害的无形的财产价值。文化企业在经营和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难以适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阶段，特别是有价值的创意由于无法表现为作品或无法表现为技术方案，一旦公开或为他人所用就难以保密，给企业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完全可以对此进行阻击。并且，文化企业的价值很多时候还体现为文化企业的文化风格。这个风格是企业在产品开发和产品创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对文化产品本身的追求和定位。但是风格本身又是属于思想范畴的东西，没有办法通过著作权法去保护它，因而可能让其他竞争者通过对风格的刻意模仿或是对风格的完全复制达到“搭便车”的目的。所以必须通过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进行规制。

五、结语

知识产权保护法范文4

(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含义与特点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凭借国家的司法力量对知识产权进行调节和分配，保障知识产权立法的贯彻和实现，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打击破坏侵害知识产权的各种行为，通过司法程序，审查行政行为，达到公平正义的目的”。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呈现出了诸多特点:第一，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具有优越性。我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相对全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责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还可以对侵权人给予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拘留等制裁。第二，我国的机构设置明确，在市级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了知识产权的专门审判庭，来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和专业技术合同案件等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相关的案件。第三，我国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具有稳定性、公平性、规范性和效力的终结性的特点。

(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措施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措施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民事纠纷案件，针对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案件，以及知识产权案件中有关赔偿责任和赔偿数额的纠纷，经主管行政管理部门调处后，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案件;第二类是行政诉讼案件，是指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提起的诉讼案件;第三类是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而由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

(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状

近些年来，我国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各项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依法受理和审结了一大批知识产权案件。从1995年至2012年，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民事知识产权案件69636件，其中专利案件18654件，著作权案件14708件，商标案件6629件，技术合同案件21277件，其他知识产权案件8368件;审结66385件。由此可看出全国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数量持续大幅增长。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不断拓宽，除了以往专利、商标、著作权三大领域外，近些年由于新事物、新概念、新内容的出现网络电子版权、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特殊标志等非常规知识产权诉讼领域的案件增长迅速。

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含义与特点

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由各国家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在法定程序在职责范围内，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查处知识产权违法行为等维护知识产权的市场秩序，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总和。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有许多特征。第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具有主动性。在司法领域中，民事的救济采取的是“不告不理”原则，避免损害公民自治的空间。第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具有高效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程序相对简便快捷，能加速案件的处理。第三，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具有专业性，知识产权案件不仅涉及法律问题，更多的涉及专业技术方面的问题，所以要求知识产权的保护主体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还应具有相应的技术专业知识。第四，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具有全程性。

(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措施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措施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知识产权的行政确权。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知识产权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其他各项权利的归属关系的权利。第二，知识产权的行政处罚。第三，知识产权的行政裁决。行政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它直接规定了人们之间的权属，以及因侵权行为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第四，知识产权的行政调解。第五，知识产权的行政复审。

(三)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现状

近三十年来，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已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体系。首先，我国的行政保护的法律不断健全，行政保护制度不断完善，其次是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行政执法权利赋予了执法机关既规范又有效的执法措施和执法手段，再次是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客体和实质内容也在不断扩大，保护权项也不断增加。但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在目前所受的限制和“力所不能”的表现更为突出。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行政处理结果效力有限，在行政保护中请求人很难获得经济补偿，同时，行政部门的执法手段有限，不能采取强制性手段，都制约着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手段保护请求人的权利能力。

三、知识产权“双轨制”保护模式

(一)“双轨制”保护模式概述

我国1982年的商标法和1984年的专利法，奠定了我国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行的“双轨制”的基础，后经历次修改，仍然了维持这一格局。2008年2月28日，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中提出:“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已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己基本形成。司法审判在知识产权执法保护中居于基础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执法机关依法主动查处和依当事人请求居间处理相结合，为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了途径。”我国的“双轨制”保护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工作中，进入行政诉讼的案件与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行为相比，比例极低。第二个特点是“行政、民事保护多，刑事惩罚少。”第三个特点是行政处罚行为中，以保护商标权和著作权案件居多，涉及保护专利案件数量则相对较少。

(二)国内“双轨制”保护模式存在问题

“双轨制”保护模式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程序设置繁琐效率不高。知识产权确权纠纷需经过行政和司法程序等程序，程序设置繁琐，效率不高，不仅不但造成行政和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知识产权人权利的保护。第二，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之间缺乏协调配合。行政程序与民事程序之间缺少有效的信息协调渠道。第三，存在重复审理和认定问题。以驰名商品为例，工商机关在商标管理、商标异议和商标争议中所认定的驰名商标有时不会得到法院的确认，法院通常会应当事人的请求再次重复认定，反之亦然。第四，存在行政保护的滥用问题。由于我国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在因知识产权纷所引起的民事诉讼当中，证据的收集相对来说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是非常有难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则给当事人提供了机会，因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之一是要有确凿的事实证据。在作出行政处罚，行政裁决时需要向当事人说明事实和理由。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在提起民事诉讼的时候，就极有可能为了规避证据的收集，而提请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裁决，利用行政机关的职权进行相关证据的收集，给民事诉讼提供便利。

(三)国外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借鉴

1．美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和状况:美国是实行知识产权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目前，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达到了相对较完善和成熟的水平。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①美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包括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保护和非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保护;②美国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保护组织形式如下:美国专利商标局、主管专利和商标、版权局主管版权。③美国专利商标局的行政保护职能主要表现在行政管理、行政处理和行政服务三个方面，没有行政查处，也不负责处理知识产权侵权等纯民事性质的纠纷。④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职能涉及竞争和消费者保护等多个领域，其中反不正当竞争一直是其主要职责，其行政职权主要有调查权、执行权和提出诉讼权三个方面的内容。2．德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和状况德国专利商标局设置专利部、实用新型部、商标与外观设计部、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部、行政事务部、公共政策部、公关部、对雇员发明争议、版权及相关权利争议进行调解，进行法律咨询服务，负责知识产权普及、宣传、培训、教育。德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不承担行政执法任务。德国海关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主要执法部门。负责查扣的涉嫌侵权进出口的商品3．日本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和状况日本负责专利、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工业产权法律的实施管理工作的政府部门是日本的通产省。通产省是日本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由其下设的特许厅负责专利、商标申请的受理、审查、授权和批准工作。当知识产权纠纷发生时，特许厅只能对纠纷所指向的权利对象是否在知识产权权利要求范围内给出判断意见，没有任何的行政拘束力，只是一种知识产权的服务。负责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机构是日本的警察机构和海关。在日本警察机构中，专门设立了由熟悉知识产权事务的专业人士组成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以上列举了美国、德国、日本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制度的不同特点，但不论是哪个国家，其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似乎都有不断得到加强的趋势。这或者与近几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导致各国经济发展迟滞甚至倒退，贸易争端易发、多发，各国都在微调自己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加强对侵犯自身知识产权的行为打击力度，强化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本国经济利益不无关联。

四、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协调与发展的建议

(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建议

第一，协调执法和司法。首先应在在行政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之间建立信息互通制度。确保两机关在协调工作时信息畅通。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工作的协调。有时我们无法确定是否触犯到刑法时还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介入调查，经调查，对构成犯罪的案件依法移送;如果认为不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及时作出行政处罚。第二，建立科学的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机制。我国应逐渐完善民事、刑事、行政三位一体的救济制度，使知识产权得到切实的保护。在知识产权民事救济和行政执法之间加强沟通与合作。同时还应该统一执法标准，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避免出现执法混乱的情况。第三，建立科技专家陪审、咨询、委托鉴定制度。由于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案件一般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所以我们应该让专家陪审，咨询专家。

(二)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建议

第一，统一认识，明确目标。要树立行政保护意识，全面全方位地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应积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实际，强化行政保护，促进知识产权事业健康发展。第二，强化行政保护立法工作。我们应全面审查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分析我国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哪些方面未曾涉及，哪些方面过于滞后，系统的分析整理，强化我国行政保护立法工作。第三，加强行政裁决行政调解。随着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扩大，各类纠纷明显增多，鼓励当事人通过行政裁决、行政调解等行政司法的方式来解决知识产权的民事纠纷，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协调发展的构想

第一、建立三审合一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合并简化不必要的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知识产权确权纠纷经过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共三四道程序，程序非常繁琐，建立三审合一的知识产权审判庭有利于人民法院整合审判资源，集中审判力量，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第二、加强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配合，建立行政程序与民事程序沟通的桥梁。当事人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请求，行政机关启动行政程序，由于诸多原因行政机关中途停止调查或结果不令当事人满意，当事人向法院。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对前期行政机关所了解的情况知之甚少，案件审理难度将会加大。第三、尽量避免重复审理、重复认定的现象。以驰名商标为例，行政机关应严格审查其必备条件，在司法程序中酌情考虑可对行政机关已认定的侵权证据不再在司法程序中重复审查。减少当事人的负担，提高知识产权救济程序的效力。第四、明确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职责，避免权力的滥用。我国的行政机关有职责在作出行政行为前，搜集事实证明。利用知识产权相关部门的公权力可以有效地解决知识产权权利请求人在搜集证据时困难的情况，有效地保护了权利人的权利，为知识产权的民事诉讼提供了便利。

知识产权保护法范文5

知识经济时代，智力创新成果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核心竞争力。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的农业、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期，需要以创新为主要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目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行绩效评价，通过过程控制和结果衡量，有利于发现并及时调整战略推进中各阶段所存在的问题，以保障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目标实现。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即采取了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行的“双轨制”保护模式，这一体制对于知识产权制度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过分强调“双轨制”保护特色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知识产权是私权，因知识产权的运用引发的纠纷应当由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行政权力救济私权不符合国家机关的权力配置，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会浪费国家行政资源。而且这一体制不符合国际惯例，使我国承受越来越多的国际压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和行政保护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这表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格局将逐渐发生重大变化，司法保护将在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保护措施、保护效果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反观现状，司法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的保护程度距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仍然属于粗放式保护模式，绩效导向不明，缺乏定量分析致使无法对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是否符合国情，知识产权制度的司法状况是否能有效的保护权利人的权益，知识产权司法制度运行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科学评价。目前国内学者在探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效果时，并不是系统性地对这些制度能否满足预设的指标进行分析，而是就这些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割裂的、孤立的探讨。制度改革不能就事论事，还要针对个别对策是否能有效地融入制度整体而进行通盘考虑。任何一个制度都存在于司法保护系统中，司法保护的改革与推进不能只针对局部，避免解决问题后却又引发其他问题。如改革现有的专利循环诉讼，不能仅考虑提高效率，否则就会造成提高了效率却又不能保障公平的后果。要将改革措施的负外部性降到最低，就需要对该措施进行整体系统的绩效评价。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主要指按照事先确定的价值、评价工具和指标体系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统进行综合性绩效考核。绩效评价首先要确定评价对象，不同的评价对象需要选用相适应的评价工具，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评价对象决定绩效评价的方法和内涵，另一方面指标体系反作用于评价对象。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不加以量化很容易虚化，绩效指标是绩效评价的依据和评价导向。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指标评价体系，是一个涉及范围广、技术要求高、考虑因素多的复杂系统。价值导向是绩效评价的目的任务，也是指标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评价工具的选取和指标的设置方法可以帮助设计并选取关键指标，并对指标设置科学的权重，从而建立科学、系统、完整的绩效评价体系。目前国内，从绩效评价层面开展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没有公认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估标准体系;绩效评价指标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关联性，无法挖掘出深层次问题。一国的司法体制受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较大，国外已经存在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估体系，也很难直接适用于我国。当前，亟需建立一套科学的司法保护绩效评价体系，为正确判断我国当前知识产权制度的竞争力、科学评价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效果，及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对象

(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对象1．设定评价对象本文认为绩效评价对象应该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保护措施、保护效果。保护体制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体制和制度改革等因素;保护措施主要为司法主体采取的保护手段和保护措施，包含程序设置、成本投入等关键因素;保护效果主要为司法措施实施后所产生的效果，包含保障权利、公正、效率等关键因素。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统作为绩效评价对象有以下原因:第一，要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高度，对整个司法保护系统进行评价。现代绩效管理模式认为绩效主要是由系统所决定的，因此它所认定的绩效管理目的就是对系统中影响绩效优劣的主要因素进行识别，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的目的主要是保护权利人的权利，更好地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这就决定了评价的视角应该宏观并具有一定高度。第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统具有完整性。将绩效评价划分为保护体制、保护措施、保护效果三个维度，其中保护体制、保护措施可以看作是过程，保护效果可以看作结果，通过“过程———结果”评价可以清晰地观测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否符合最初的目标任务。保护体制反映司法保护宏观层面的价值制度，保护措施反映微观层面具体制度。这三个维度通过“过程———结果”“宏观———微观”可以减少关键指标的遗漏，能全面地涵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关键因素，保证绩效评价结果的科学性。2．增加外部评价指标以往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评价更多地是司法机关的内部评价。内部评价通常表现为两种:一种通常表现为在国家机关内部，上级机关以“批捕率”、“有罪率”“上诉维持率”等标准来衡量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①。另一种表现为在司法机关内部，机关领导对该机关内部的警官、检查官、法官的绩效评价。如在法院对法官的评价通常表现为:法官业绩考核指标的数字化，比如作为重点考核对象的结案数、结收案比、平均审限、调解率、上诉率、申诉率、发改率、调研文章量等②。外部评价是指外部第三方中立地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统进行绩效评价。内部评价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难以从整体上反映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内部评价更多地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对被管理者的工作成绩进行评价，因此这种评价只能反映司法机关以及司法工作者的业绩，但是却不能反映整个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且我国目前的内部评价本身也存在较多的问题，甚至连司法工作者的业绩也无法科学准确地反映。司法工作的行政化导致了不合理的司法绩效评价指标③。因此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行绩效评价，应当以外部评价为主，兼顾内部评价。(二)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统为评价对象的可操作性绩效评价的核心是设计科学的指标体系，并且按照这一套指标体系能够采集到客观可信的数据。有鉴于此，本文在设计评价对象时，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统的关键指标设置为司法机关的组织行为。围绕司法机关的组织行为设计指标体系、评分规则，既不会使考虑因素范围过于宽泛，又能保证指标选取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指标体系可操作性的强弱不仅取决于评价对象，还取决于指标选取。指标的形成过程是在事先设计出的指标库中，通过一定的原则选取操作性强的指标。选取的时候，就可以将那些不容易被测评的指标淘汰。主成分分析是研究如何通过少数几个主成分来解释多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结构的分析方法，也就是求出少数几个主成分，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不相关④。因此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核心价值设置为几个主成分指标。对这些指标分析可以从宏观上保证司法保护不偏离预设的制度价值，及时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从而为司法改革提供科学依据。

三、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

(一)评价工具的借鉴与选择在构建指标体系时，要选用适合评价对象的评价工具。绩效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理论和实践中成熟的绩效评价工具也多种多样，因此要针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选择合适的评价工具。1．关键绩效指标法关键绩效指标法，又称KPI(keyperformanceindicators)，是指对关键绩效指标进行评价，是目前最为常用的绩效评价方法。所谓关键绩效指标，就是通过对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分析，衡量流程绩效的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是把组织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工作目标的有效工具⑤。KPI是通过寻找并建构关键性指标将预设的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和过程中去，从而提升整个组织的运作效率。KPI评价体系的优势就是既有若干级的量化指标又有一定的权重体系，它首先对底层的指标进行量化评分，然后应用权重将最初的数据汇总并进行总体评价。KPI方法对知识产权司法绩效研究的借鉴意义就是设置指标时既要有前期基础性的定量研究又要有最后宏观的定性研究。目前司法机关内部评价主要为定量研究，主要设置结案率、调解率、上诉率、发改率等指标。它缺乏价值附加功能，或者说，它是一种价值缺失评价体系①。不可否认，这些基础的数据十分重要，但是仅仅停留在数据层面得出的初级结论，不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和价值评判，那么最终绩效评价只会导致急功近利的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KPI方法另一个借鉴意义为:在进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时要寻找和设置关键性指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统包含很多因素，不可能将每一个因素都进行评价，这样既不现实也不经济。这就需要寻找关键指标，尤其是能体现知识产权基础价值的指标。本文通过价值分析方法初步设定保护体制、保护措施、保护效果三个维度的关键指标。保护体制和保护措施分别对应保护权利、利益平衡等价值，保护效果对应司法公正、司法效率等价值，通过设置关键指标建立的指标体系就能科学反映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统。2．平衡计分卡平衡计分卡(balancescorecard，bsc)由罗伯特•S•开普兰和大卫•P•诺顿提出，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和学习与成长这四个视角，向组织内各层次的人员传递组织的战略以及每一步骤中他们各自的使命，最终帮助组织达成其目标②。平衡计分卡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对以往组织仅仅重视财务指标的突破，它提出不仅要重视财务指标，而且要重视学习与成长和未来发展能力等潜在指标，将既有成绩与未来发展潜力进行平衡，既能评估出该组织现有的成绩与不足，也能判断该组织在提升学习和创造方面的成绩与不足，因此有较大的借鉴意义，现代公共管理组织绩效评价也不断地引入了平衡记分卡作为评价工具。在传统的知识产权绩效评价中，主要关注结案率、上诉率、审限比、发改率等指标并不能很好的反映整个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不能全面反应现有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对权利人利益的影响，需要在传统的指标领域之外再开设新的指标领域。平衡记分卡作为绩效评价工具，对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的意义在于平衡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价值导向上，既要加强对权利人的保障，又要促使社会的整体创造;既要评估现阶段司法保护取得的现有成绩，也要评估司法机关在为知识产权良性发展做出的努力。

(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的价值导向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绩效评价的价值导向对绩效评价有指导作用。对评价指标而言，指标体系必须围绕这些价值导向而展开，设置的具体指标必须和这些价值导向相一致。对评价结果而言，绩效评价的最终结果表现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系统是否符合这些价值导向。从绩效管理系统的角度，实现这些价值导向，就是绩效评价的目的任务。1．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与促进社会整体创造TRIPs协议明确界定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以私权的名义强调了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③。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首要价值是保护权利人的权利。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确立了一种激励机制，只有充分地激励知识产权人从事知识创造的积极性，才能产生更多更好的为社会需要的知识产品④。因此较好地保护权利人的权利，能够推进整个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但也不能过度保护权利人而将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知识产品划归给私人。还要考虑人们对科技文化的正常需求，因此要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划分出一条合理的界限。既不过分强调公共利益而减损权利人的创造积极性，也不过分强调保护权利人而使社会大众无法接触并使用知识产品。知识产权绩效评价就是考察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否能够较好的保护权利人的权利，能否较好的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2．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司法公平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价值观念，而且是一种法律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目的①。司法公正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保障，甚至知识产权制度能否落实的灵魂。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行绩效考核，核心就是考察司法机关能否做到司法公正。因此，在权重上，考察司法公正的指标应该占较高的分量。司法效率的及时高效原则要求法官必须做到:提高时间效率，减少工作拖延，提高物质效率，降低经济消耗，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减少不合理制度的负面作用②。然而在知识产权审判中，不重视司法效率导致的案件积压、循环诉讼的现象十分普遍。知识产权是有保护期的，如果案件经过漫长的诉讼之后仍得不到救济，那么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期限就被缩短。以司法效率为价值导向就是在进行绩效考核时，要对程序的时间因素进行考核，督促司法机关提高时间效率。3．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要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需要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通过司法保护解决确权、侵权纠纷，保障市场经济秩序，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司法保障。保护权利人的权利，提升全社会创新总量。通过司法保护，建立崇尚创新、尊重产权的社会环境，使知识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提升经济增长水平，促进形成鼓励自主创新、推动科技进步的法治环境。

(三)指标体系的设置方法在设置指标体系时，除了要选用科学的评价工具，而且还要注意设置方法。评价工具可以用来架构整个体系，其主要作用是科学地划分出不同的维度，相当于搭建人体的骨骼。然而在设置具体指标时还要结合具体的方法，使设置的指标互相之间不冲突，并且有较强的操作性，相当于在骨骼中填充肌肉。1．设置指标要符合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价值导向。现有的司法工作内部评价中有些指标设置就不合理。有学者指出:单纯用“发改率”来考核法官有失科学性，因为某些发回重审或改判的案件并不是因为下级法院法官审判存在错误，而可能只是在二审中发现了新事实和新证据而已③。所以在进行外部指标体系构建时要以价值导向为检验标准，对整个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论证。2．设置指标要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增强指标的可操作性又不使绩效评价过于模式化。在绩效评价中，数据具有直观性、客观性，有较强的说服力，因此要保证选取的指标能够获取数据。在理论上比较适合的指标，由于获取数据上的困难，有时不一定选用最合适的指标，而用次优指标替代④。然而在实践中，司法统计工作被边缘化，导致很多指标不能采集到准确、真实的数据，严重影响了对司法工作的绩效管理⑤。针对现在司法统计工作的现状，在设计指标时，要优先选取司法统计工作能覆盖到的地方，使被设置的指标能够采集到可靠性、真实性、客观性的数据。3．指标的选取和设置要实行动态调整。指标体系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过程中，会发现最初建立的指标并不合适。因此要根据绩效评价的推进情况不断增加或删减指标。4．设置指标时，对不同的指标要设置不同的比重。每个指标在知识产权绩效评估中所占的地位肯定不同。重要的指标要设置较大的权重，次要的指标权重相对较小。指标权重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价值导向，对于符合价值导向的指标赋予较高的权重，以使得绩效评价结果能够充分契合制度运行的目标任务。

知识产权保护法范文6

 

关键词：宪法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是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TRIPs明确要求全体成员“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虽然现在知识产权的私法性已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但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来看，私产入宪不仅能强化公民各种有形财产的保护，而且能加大作为无形财产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知识产权是获得财产的方式，是一种财产权知识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益和精神权益．知识产权作为获得财产的新方式、作为影响和支配现实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权利，已获得法律的承认并纳入财产范畴而受到认可和法律的保护，成为民事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律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有《民法通则》、《物权法》、《刑法》、《科技进步法》，其中《宪法》关于著作权和专利权条款的规定具有较大的代表性。我过《宪法》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条款有3条，分别是：

第二十二条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但是，作为私权中的无形资产的知识产权并未明确、直接体现在修改前的宪法中。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则将“财产权”代替了“所有权”，私有财产的内涵从消费财产延伸到生产资料．从有形财产扩大到无形财产．知识产权等于有了直接的宪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