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双边关系发展、变化的状况，对亚太地区乃至国际事务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在新的世纪中建设一种良好、健康的双边关系，有助于中美两国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中美关系进行专题研究，自然而然成为诸多专家、学者触及的热点问题，笔者在剖析中美之间所存在的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的基础上，运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分析中美关系中存在着合作与斗争并存、利益与分歧同在的现象，以求把握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趋势与内在规律性。
1历史的轨迹
从“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至今已有218年，在两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中美关系历经风雨，走过了一条大起大落，充满曲折的道路，在步入新世纪之际，回顾远隔重洋的两个国家或敌、或友，变化起伏的经历，不禁在令人产生诸多感慨之余引起更深的思索。
回顾中美关系二百余年的历史，大致统计一下，两国关系良好或较好的时间大体占一半以上。进入当代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下，经过暂短的试探、摸底后，双方关系迅速僵化，互相敌视，处于对立。美国在20余年的时期内，对中国包围、封锁、禁运、破坏、挑衅，对中国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中国采取防御，常年保持高度戒备，双方矛盾激烈，几次在不同的战略方向，进人军事对峙状态，甚至于直接或间接进入军事冲突。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后，双方一改以往的仇视、对峙的态度，由对抗转为合作，开始了正常化的进程。1978年12月，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阶段之初，中美关系一度急剧升温，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员交流、往来明显增多，双方关系显得较为密切，与冷战时代的双方关系相比，体现出根本的区别。但好景不长，这种状况很快被美方对售等事件所打破，随后双方之间的分歧和裂隙逐渐显露出来，中美关系随之进入了一个复杂而又微妙曲折的新时期。此后，美方不断在、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设置障碍，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使得80、90年代的中美关系时好时坏、曲折多变。特别是近几年来，美方更是制造了一系列严重事件，如导弹事件、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撞机事件等等，最近，又抛出所谓核态势评估报告。这一系列事件，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设置了障碍，甚至数次使双方关系跌到谷底。这种外交关系正常化下的不正常状态，合作当中的对抗、斗争当中的合作，单从表面现象观察的话，难免给人一种大起大落而又扑朔迷离的感觉。在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美关系的奇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从中寻找规律性的轨迹，则可以发现其现象下的实质，从而有助于我们把握其脉络、认清其趋势。
2利益与分歧
首先，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前提下审视中美关系，可以发现双方的历史发展共性、或者说是共同利益。
在人和社会发展的大形态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必然联系，双方同处于商品经济阶段，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大的历史发展共性，是矛盾同一性。我们应该看到：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历史进步性，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发达，有值得学习、借鉴之处。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身上学习，吸收先进之处，转化为促进自己发展的因素，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着交往的必要性与长期性，符合历史发展潮流。
同时，双方交往也具有现实可能性。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的主旋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就以伟大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从全球战略高度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著名论断。这一时代主题要求各国将国家战略重点放在谋求各国的共同和平和共同发展之上。
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不少分歧与矛盾，但同时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管中美两国赋予和平与发展不同的本质内涵，但在客观上利益和责任是一致的。冷战结束后，初期陶醉在唯一的超级大国中的美国很快就发现，这一时代并不稳定，充满了变数。一些地区大国可能会对美国在地区事务上的主导权构成挑战，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使美国的自身安全都面临威胁。因此，美国需要其它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来确保自己的利益。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地区事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国要实现自己的战略发展目标，就不可能离开世界而孤立发展，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因此，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也是两国发展关系的重要共同利益基础。
第二，中美在维护地区稳定，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稳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多样性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民族宗教等方面。此外，亚太地区还存在着可能影响地区稳定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中美两国需要加强联系与合作，以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确保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该地区其它国家的利益。
第三，在中美共同利益方面占有重要、突出地位的则是经济贸易方面平等互利的关系。从发展的角度看：中美经济关系体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其一，两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美经贸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其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两国互为市场，贸易量大量增加，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程度逐渐加强。其三，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美经贸关系中的政策因素可能逐步淡化，中美经济合作水平有望实现质的飞跃，美国以其先进的技术将在中国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和换代中占据突出地位，从而获得巨大的效益和利益，当然，中方也将获得重大利益。总之中美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决定了中美两国在现实中进行广泛的合作，这是确定中美关系框架的关键因素。转其次，依据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辩证关系原理，我们应该看到中美关系中存在的矛盾与分歧。一方面，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共属一体，不可分割，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包含斗争性。同时，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按照这一基本原理，中美关系当中存在的矛盾与分歧，则是矛盾斗争性的具体表现。
其一，苏联解体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把防止重新出现新的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的新对手作为重要考虑目标，以确保美国在世界的“特殊”地位和巩固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对比格局。在亚太地区，美国把中国视为首选对手日标，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大和统一，这显然有悖于美国独霸世界的目的。因此，美国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限制中国的发展。尽可能地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它的战略轨道，这就导致了中美之间矛盾和分歧的不可调和性。
其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一方面，美国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它担心中国发展和强大后会影响到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而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决策中，后者有时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斗争和磨擦将是中美关系中时常出现的不合谐的音符。
其三，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与美国根本不同。局势剧变之后，美国视中国为首要目标，美国及西方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力度，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手段中伤、诋毁中国，企图在中国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就决定了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具有长期性。
正是这种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歧共存、对抗与合作同现的现实情况，使得中美关系表现出错综复杂，时好时坏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也正是矛盾的根本属性在现实中美关系发生作用的具体体现。
3有限的交融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及其相互关系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其它国家难以替代的。中美关系的状态和走向如何，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国际关系体系。作为两个大国，如何尽力避免步入相互敌对的境地，学会共同生存和相互合作则显得十分重要。超级秘书网
如何在新的世纪里建设一种良好、健康的中美关系，有助于中美两国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理应成为两国领导人和政治家们重点思考的问题。而令人遗憾的是，就中美关系20年的历史来看，显然不尽人意，如果观察一下双方的原则立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就中国方面而言，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重视中美关系。中国在认真总结冷战后的国际形势后，抓住有利时机，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客观规律，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灵活的策略，尽量减少双边关系进程中的摇摆程度，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尽力维护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中美关系论文范文2
一、英美在战后世界安排上的分歧
尽管英美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盟国，但是两国对战后世界安排的分歧却使合作困难重重。正如英国外交官威斯曼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评论威尔逊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十四点”时所指出的：“在威尔逊总统的思想中，未来世界和平的全部内容就只有一个概念，基于国际联盟的概念。假如这一点失败了，其他都一无用处。所有的其他13点都是出自这一点，如果它(国联)不能付诸实施，其他部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并随之消失。”[5](P.293)美国总统威尔逊希望将国际联盟放在首位，强大的美国将通过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确立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而英国在战后世界的安排中最为关心的是如何保持它的霸权地位及战利品，因此，殖民地与海上霸权成了它首先关心的两个问题。美国对英国的要求却另有考虑。威尔逊在前往欧洲的航程上对他的顾问组成员说，美国是在和会上“唯一没有利益的国家”。[1](vol.53,p.351)所谓的没有利益，是美国没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具体要求。
英国最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英国的海上霸权。美国的立场是威尔逊1918年1月发表的“十四点”中所倡导的海上自由原则，英国认为这将威胁其海上霸权。和会开幕前，12月22日威尔逊会见了英国外交部官员德尔比勋爵。会见一开始，德尔比就向威尔逊指出：“看来我们之间只在两件事上有分歧。这就是殖民地问题与海上自由问题。”头一个问题，威尔逊表示他愿意考虑在未来国联监督下由英国控制前德国殖民地。第二个问题，他建议两国海军“在世界海上警察”方面进行合作。威尔逊表示：“同意英国必须有强大的海军是因为考虑到它广阔分布的自治领海，而且他认为另外一个可以拥有大规模海军的国家只有美国，因为美国也有着广阔的海岸。应该由我们对世界实施全面的海上警察活动，而我们海军的规模应由我们之间达成的协定来决定，但是我们应该共同拥有强大的海军优势以便对付可能反对我们的任何海军力量。”[1](vol.53,pp.470-471)由于威尔逊将国联放在第一位，和约内容居次要地位，所以他能对英国做出让步，英国也愿意在不涉及它的要害利益的前提下，在建立国际联盟问题上与美国合作，条件是美国不要向英国的海上霸权和殖民地问题挑战。当然，在和会开幕之前，这都是口头上的承诺。
战后建立国际联盟是美国在和会上最主要的目标。威尔逊为国际联盟制定的基础原则是集体安全，这一原则具体体现是后来写入国际盟约第十条的内容，即，各成员国互相保证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美国希望通过这一原则建立一个大国在其中保持合作、由美国担任领导的国际组织，而不是一个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均势。这与英国的传统外交是不一样的，英国作为一个老的世界霸主，历来提倡势力均衡。这样一来，国际联盟也成了英美分歧的一个具体体现。和会召开前夕，1918年12月28日威尔逊在英国的一次演讲中说，士兵们参战是“为了消灭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旧秩序的中心与特征是我们称之为‘实力均衡’的不稳定的东西——它是一方或是另一方用剑来决定的均衡；由不稳定竞争利益的平衡来决定的均衡；是由充满嫉妒的警惕与利益的对抗来维持的均衡，这种对抗虽然是潜在的，但却永远是深刻的。在这场战争中作战的人来自自由国家，他们决心要结束这种势力均衡，从现在到永远。”“我非常有兴趣地观察到，从所有的地方，从所有的思想中，从所有的讨论中，都建议：现在必须有的不是实力均衡、不是一个反对另一个的强大的国家集团，而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强大的国家集团，它是世界和平的委托人。”[1](VOL.53,P.532)这里虽然用了许多华丽的词句，但是意思很明确，就是要以新的国际组织取代英国一贯实施的实力均衡。
但是美国并非如威尔逊所说是“没有利益的”。至少“门罗主义”是美国的地区霸权主义的重要原则。美国国内反对国际联盟的政治派别认为集体安全原则所主张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威胁了美国在西半球的特殊利益，因此威尔逊需要国联盟约对“门罗主义”提出保留案，但是当他这样做时，又成为英国压他让步的一个砝码。
和会召开前，这些矛盾还只是潜在的、口头上的，会议开始后，英美上述主要分歧立刻具体化。
二、国联盟约制定中的分歧与妥协
在和会召开前夕及进行中出现的几个国联盟约草案的变化体现了英美在国联性质上的分歧，也体现了两国以妥协求合作的过程。这些分歧与妥协又是与殖民地与海上自由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和会召开前，英国有两个影响比较大的非正式的盟约草案，一个是由英国外交部官员塞西尔制订的方案。这个方案主张每年举行大国总理及外交部长的会谈处理威胁世界和平的问题。小国只参加每4年一次的会议。建立一个常设的秘书处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塞西尔方案还主张所有国家都要接受盟约所规定的，在将任何争端提交国联仲裁之前，不得使用武力的义务。任何国联成员不遵守这些规定就会面临所有成员国的战争。非成员国也将面临同样的程序。这个方案显然是要建立一个大国主宰的国际联盟，而这符合英国的利益与目标。[1](vol.48,pp.500-501)
另一个方案的起草人是史末资将军，他后来作为英联邦自治领南非的代表，成为英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的成员。他在1918年12月制订了与塞西尔内容相似的方案。但其中有一个塞西尔方案没有提及的重要内容：提出以委任统治方式来瓜分殖民地。他把大英帝国作为未来国际联盟的一个模型，在国联之下对殖民地实施委任统治，但是只适用于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把德国前殖民地排除在外。其目地显而易见是要让英国吞并德国前殖民地时没有障碍。[1](vol.53,pp.513-519)两个方案的共同之处是要建立一个大国讨论与仲裁的国际机构，这是为了继续维护旧有的实力均衡原则。
虽然目标不同，史末资方案却对威尔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威尔逊感兴趣的是委任统治，认为这有利于他所设想的战后新秩序，因为这可以将英国关注的殖民地问题置于国际联盟的控制之下。随后威尔逊制订了和会上的第一个国联盟约草案。这个草案最重要的是接受了史末资方案中的委任统治原则。但是威尔逊的委任统治与史末资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威尔逊把德国的殖民地列入了委任统治的范围内：“涉及原来属于奥-匈及土耳其的人民与领土，及涉及在德帝国统治下的人民与领土，国际联盟将被视为是其委任统治者，……”(附属第1条)。其次，威尔逊特别强调在实施委任统治时要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委任统治国或机构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要遵守并被要求维护门户开放政策，或是在涉及到使用及开发这类人民或领土的经济资源时，给予此盟约所有的签字国以平等的机会”(附属第3条)。这是史末资方案中没有也不会有的，这也是英美分歧的一个重要内容。草案同时继续强调这一前提：“世界和平比所有政治公正和边境更重要”(前言)。[1](vol.53,pp.678-687)尽管这种强调看似空泛，但背后的目的很实在，因为美国在和会上所关心的是战后新秩序中要实施美国所希望的“门户开放”。
在接受美国代表团其它成员的建议后，威尔逊又对第一个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形成了他的第二个盟约草案，日期是1月18日。这个草案仍然坚持委任统治地区要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比较重要的内容是在附属协议中增加了海上自由与贸易平等的条款。其中第8条：“交战国在国界之外公海上的权利已经被国际惯例所确定，因而作为基本盟约同意并宣布任何国家或是国家同盟都无权以任何特殊的方式违反已经确立的定义的含义；……”[1](vol.54,pp.138-148)这体现了威尔逊在“十四点”中主张的“海上自由”原则。
1月19日威尔逊将他自己的第二个盟约草案交给塞西尔和史末资，两人虽然很高兴威尔逊接受了委任统治，但是他们不满意将委任统治扩大到了德国殖民地，这就可能威胁到南非和澳大利亚的殖民要求。史末资说：威尔逊“完全反对我们对德国殖民地的任何一点吞并，这让我深感痛苦而且会使(澳大利亚总理)比利·休斯勃然大怒。”尽管有分歧，但是威尔逊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塞西尔和史末资对他的国际联盟草案的支持。[1](vol.54,pp.150-159)他们1月20日通知美国代表团成员，第二个草案已与英国取得的一致，同时拿出一份新的英国方案。
在英美两国政府的指令下，豪斯和塞西尔开始制订英美联合方案。分别担任具体工作的是两国代表团的法律专家，美国的密勒和英国的赫斯特。双方互相妥协解决了一些分歧。但是仍然没有就委任统治原则达成一致。
巴黎和会上最重要的机构是由英、美、法、意、日五国政府首脑与外交部长组成的十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月24日讨论了德国前殖民地处置问题，同意不能将其再交给德国。劳合·乔治当然支持委任统治，认为大英帝国就是委任统治的样板。他还支持南非、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对已被其占领的西南非洲、新几内亚及萨摩亚的法国殖民地的要求。法国和日本也对德国的前殖民地提出要求。[1](vol.54,pp.247-248)由于威尔逊的坚决反对，劳合·乔治和史末资开始寻找妥协的办法。尽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反对，史末资还是提出了一个办法：将前殖民地分成三个等级，给予不同的委任统治。这一分级制使西南非洲及南太平洋的前德国殖民地成为应实行完全殖民统治的第三等级。这样可以满足英国及其自治领的殖民地要求，也多少使威尔逊的由国联控制及实行民族自决的主张有所体现。这个分级委任统治方案最终得到威尔逊同意。豪斯劝威尔逊接受的理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英国对国联的支持。这也的确是威尔逊作出妥协的真正原因。这一分类方案后来写入盟约[1](vol.55,pp.7-8)，英国终于实现了其对殖民地的要求，因为委任统治的实质还是殖民统治。至此，威尔逊与英国基本上协调了分歧，主要是两个问题：首先，美国承认了英国的海上强国地位，英国也就接受了美国含有门户开放的海上自由；其次，以委任统治方式解决了英国对殖民地的要求，英国也就接受了将前德国殖民地也纳入委任统治方案，不是由英国独吞。2月2日英美联合方案完成。这个方案基本涉及了英美都关心的问题。威尔逊为集体安全原则而制订的条款：互相保证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这一条虽然被接受，但是改为：“尊重并维护成员国领土完整与现存的政治独立以反对外来侵略”(第7条)。而且没有了威尔逊两个盟约草案中都有的：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根据民族自决权修改边界的内容。[1](vol.53,p.679)在这个草案中还增加了威尔逊一直强烈反对的国际法庭(第12条)。[1](vol.54,pp.433-439)英美经过较量在互相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了一致。
英美在提前协调后以一致的态度与其它列强开始讨论国联盟约草案。从2月3日起，专门负责起草国联盟约的国联委员会召开了9次会议，对英美联合方案逐条讨论了两遍，并对这个方案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动。其中事关英美重大利益的修改有：第一，2月6日的会议上接受了威尔逊提出的在第7条：“尊重并维护其成员国领土完整与现存的政治独立以反对外来侵略”后面再加上一句：“一旦发生侵略，行政院将建议有义务履行的计划与手段。”[1](vol.54,p.510)这是为了解决国联成员如何惩罚侵略的问题，但是显然并没有制定强制性的制裁手段，而是由行政院根据情况随时决定。这是英国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据塞西尔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在今天晚上(国联)委员会的会议上，我努力劝说(威尔逊)总统不要对所有成员的领土做出保证，但是在一些似乎非常坚决地要坚持这一条的小国的支持下，他坚持要这样做。我恐怕会与自治领发生麻烦，它们不欣赏要为波希米亚或是这一类的地区的完整而作战的想法。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求假如保证实施时应由行政院制订行动计划，以此让它稍微缓和了一点。”[1](vol.54,p.513)结果是既写进了制止侵略，又没有有效的手段。这也是英美妥协的一个例子。第二，2月8日的会议上决定在盟约中增加将前德国与土耳其的殖民地分成三个等级交由列强委任统治的内容。[1](vol.54,pp.470-471)
2月14日威尔逊终于向和会全体大会宣读了经过国联委员会讨论并修改过的国联盟约，威尔逊说，国联是“一个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意愿的联盟，没有国家会反对，而且我敢说没有国家会愿意冒险企图反对这个共同意愿的联盟”，实际上这是英美协调分歧后的产品，但是他却将其说成各国都一致。[1](vol.55,pp.161-178)尤其是盟约中委任统治条款是威尔逊对英国做出的重大让步之一，这从“十四点”所标榜的原则角度来看是一个倒退。三、门罗主义与修改盟约
在将国联盟约草案提交巴黎和会大会后，美国国内共和党所控制的国会对威尔逊的国联盟约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有关内容将威胁到门罗主义原则。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洛奇为首的反对派议员3月3日向威尔逊递交了由超过参议院人数1/3的参议员的“圆形签名”信，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1](vol.55,pp.388-389)威尔逊极不愿意对盟约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但是明白美国国内在门罗主义问题上非常敏感，他不能不准备对盟约做出修改。在一些不涉及英美重大利益的条款时，修正并不困难，但是当涉及到美国保留门罗主义的修正案时，英美矛盾便出现了。[1](vol.56,pp.6-8)
美英未能在门罗主义上达成一致是由于英美在海军军备上的矛盾。门罗主义与海军问题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两个问题分别是威尔逊和劳合·乔治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都涉及到两国的外交传统原则，也都是国内舆论和国(议)会十分敏感的问题，因此一直影响英美合作。虽然在和会召开前夕威尔逊与豪斯已在口头上承诺英国可以保持它海军力量的优势，但是毕竟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而且威尔逊强调英国的强大海军应在国联范围内发挥作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早就决定要拿海军问题压美国作为接受门罗主义修正案的交换条件，3月27日，劳合·乔治通过塞西尔与豪斯通知威尔逊他“没有意愿”签订一个包括国联盟约的和约，除非他与威尔逊就美国海军建造计划达成“完全的谅解”。[1](vol.56,pp.335-337;vol.57,p.142)
劳合·乔治这一手特别厉害在于美国国会已经在3月4日拒绝了海军拨款。这样威尔逊既没有理由与英国进行海军竞赛又必须将门罗主义排除在盟约之外。出于自己在门罗主义与海军军备这两个问题上在国内的脆弱地位，威尔逊只能争取劳合·乔治的让步。这一点劳合·乔治已经预料到。劳合·乔治在与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共进早餐时说，如果美国继续它的海军造舰计划，他就决不会对“国际联盟(约)伸一下手指头”。英国外交官也建议劳合·乔治争取从美国得到让步，因为只要他坚持不同意对国联盟约的门罗主义修正案就行了，而威尔逊必须要得到这个修正案才能让参议院同意批准盟约。[2](p.304)门罗主义对于威尔逊而言其重要性几乎到了决定国联盟约能否得到参议院批准的程度。美国前总统塔夫特指出：“在面对和会上的反对时不特别地保留门罗主义将使那些认为国联首先危害这一原则的反对意见更为增强。……现在对第十条提出门罗主义修正案对在这个国家接受国联是至关重要的。”[1](vol.56,pp.398-399)后来塔夫特又在4月10日表示：(实现和平联盟执行委员会)“代表着18个州的30名成员一致认为，没有这个(关于门罗主义的)修正案，共和党参议员肯定会击败对和约的批准，因为舆论支持他们。”[1](vol.57,p.233)威尔逊完全明白问题的严峻，他如果想让美国参议院批准国际联盟，就必须要保留门罗主义。但是劳合·乔治拒绝将门罗主义写进国联，除非美国先签订海军条约。威尔逊被迫拖延考虑保留门罗主义的修正案。
英美两国的海军代表的会谈却达不成一致。美国海军代表想要根据1916年海军拨款扩大美国海军，他们认为美国与英国的海军力量应均等。这是为了美国在全球的目标。[1](vol.57,pp.180-188)而英国代表希望能迫使威尔逊默认英国的“海上优势”。但这又显然与威尔逊所希望的既有国联又有强大的美国海军这两个目标是冲突的。经劳合·乔治批准后，英国代表提出美国减少3艘战列舰，使英美比例为33∶20，在驱逐舰上是13∶6，这样美国的海军力量就是英国的60%，英国可以保持其海军力量相当于美国和法国之和。劳合·乔治的理由是美国新造的军舰火力是超级的，但是这个理由不能说服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3](p.177)
海军谈判陷于僵局，在英国方面这不过是劳合·乔治的策略，因为英国其实没有力量继续扩大海军与美国竞争，他的目的是要拿海军问题与国际联盟作交换，让美国暂缓海军建设。英国第一海务大臣沃尔特·朗在与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谈判海军问题时，就明确地告诉他，英国在海军问题上的条件是劳合·乔治的意思。[1](vol.56,p.482)而且劳合·乔治的私人秘书也明确地告诉塞西尔，劳合·乔治决心要将海军问题与国际联盟联系在一起，虽然他并不想出现僵局。[4](p.166)这种形势使豪斯和塞西尔担心这会毁了国联。两人都想打开僵局，但是都不想作实质性的让步，因为任何让步都会影响本国在竞争中的态势。为了打开僵局，塞西尔主张要将海军政策与门罗主义分开。他说：“首相想要用国际联盟当棍子来打总统直到他在海军问题上同意他的意见。这样的计划也许会成功，但是我个人对此深感怀疑。”疏远美国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对英国不利，而且如果议会知道了拿美国海军当作威胁这种“荒唐的”想法，也会影响到劳合·乔治政府信誉。塞西尔表示如果劳合·乔治在英美国联合作问题上不做妥协，他就要辞职表示抗议，他说：“我感觉他的政策对国联的完全胜利是极为有害的……国联只应为真心的英美合作工作。”[2](p.305)
这时劳合·乔治也意识到形势的危险。他授命塞西尔去和豪斯商谈一个妥协办法。[1](vol.57,p.142)豪斯与塞西尔在4月8日与9日的信中讨论了英美海军协定的条款并达成一致，因而消除了由于海军政策上的矛盾而形成的对国联的障碍。塞西尔要求美国在签订和约后放弃原来的海军造舰计划，而且以后新的海军扩大计划都要和英国商量。豪斯在征得威尔逊同意后接受了塞西尔的意见，但是刻意将已拨款的1916年海军计划排除在新的计划之外。豪斯表示美国在和约签字后可以与英国讨论英美的海军问题，但是他没有承担义务，他特别强调了威尔逊不会和英国进行海军竞赛的决心。无论如何，现有计划下的扩大还是使美国的海军少于英国的2/3。[1](vol.57,pp.143-144)
劳合·乔治因此同意了将门罗主义修正案写进盟约，4月10日国联委员会讨论门罗主义修正案，由塞西尔起草了对国联盟约第10条的修正案。英国的修正案内容为：“盟约中不应有内容被认为影响到任何保证世界和平的国际协定或是谅解，例如仲裁条约及门罗主义。”[1](vol.57,p.218)但是威尔逊考虑到美国舆论与国会的要求，坚持要专门提到门罗主义。这又遭到英国的反对。塞西尔又将修正案再做修改并获得国联委员会接受，修改后的内容为：“本盟约中的任何内容都不被认为会影响到为确保维护和平的国际协定，如仲裁条约或是地区谅解，如门罗主义的合法性。”并将其作为4月28日向全体大会提交的国联盟约草案的第21条。[1](vol.58,p.198)其实门罗主义既不是国际条约也不是地区谅解，而是美国维护地区霸权的一项外交原则。这样，在海军协定与门罗主义两个问题上总算是达成了妥协，保全了英美在创立国联上的合作，这是经过激烈较量后才达成妥协的。
四、美国的政策受到多元因素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与其它协约国家曾对日本有过承诺，将德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转交日本，其中包括中国的山东。因此，日本在和会上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根据1917年与协约国家的协议获得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以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巴黎和会召开不久，日本就提出要无条件得到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而且日本这时已经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企图造成既成事实。并且声称如不满足日本对中国山东的要求，日本将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虽然日本对太平洋及中国山东的要求直接侵犯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而且与美国历来奉行的、也是威尔逊在“十四点”中强调的“门户开放”政策直接冲突。但是威尔逊主要关心的是国联，由于日本以不签字相威胁，威尔逊同意做所有必要的事情以保证日本留在国联内。在与日本代表密谈以后，威尔逊通知中国代表团：和会将接受日本对中国山东的要求。[5](p.197)
帝国主义列强的肮脏交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性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要求收回所有列强在中国殖民权益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下，中国政府终于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而是单独与德国签订了和约，收回了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
这样的结局是对威尔逊政治地位的重大打击，山东问题后来成为他争取国会批准中的一个难点，虽然美国国内的批评并不都是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但是都明确指出威尔逊为实现他的国联计划而被迫对日本让步并出卖了中国。例如1919年8月19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白宫专为威尔逊举行的听证会上，不止一位参议员指出：威尔逊是为了获得日本在国联盟约上签字而放弃了将山东归还中国的立场，其结果是日本在和约上签了字而中国没有签字。
威尔逊为了国联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了与英国妥协，还被迫屈从于日本的殖民地要求。他建立的国联是外交妥协的产物，与实力均衡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不是他原来所希望的国际组织。威尔逊在这一系列的妥协、让步之后，最终还是陷入了大国主宰的交易之中，既没有履行他信誓旦旦的原则，也没有达到美国独担世界领袖的目标。
英美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较量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由于双方实力对比及国际关系背景的影响决定了这场外交较量最终以妥协结束。这同时也说明了双方在推行外交目标时受到多元因素的牵制，无论是集体安全还是实力均衡都有着其自身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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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依德·阿姆勃洛依斯.威尔逊与美国外交传统：考察和约之争.纽约，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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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关于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在这一领域研究颇多，但目前就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影响作用尚无精确的定论。2007年罗霄在“学海”上发表文章《从人民币升值****中美国际关系的博弈》，他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关系，他认为中美的贸易问题汇率问题只是一个切入点；杜厚文、彭志文在2007年2月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上共同发表文章《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并在文章中指出中美贸易的问题并非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问题的，它在于许多更深层次的原因。 本文重点分析中美贸易问题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研究，而且提出一些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分析，得出结论是：人民币升值与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并无直接联系。 2 中美贸易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2.1 中美贸易的现状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2.2 中美贸易的原因 2.2.1 宏观层面的原因 (1) 经济全球化。 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和生存环境， 根据成本和效率的高低不断对各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甚至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保留竞争力强，附加产值较高的部门和产业。美国经济结构经过产业高级化调整后，一些初级产品如日用品、原料加工和工业半成品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又是生产和生活消费所必需，这就决定了美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多是这些初级工业产品。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就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 (2)东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从其它地区向我国转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 年，我国分别吸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当年出口的21.8 %、11.5 %和8.3 % ，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1.4 %和18.9 %。与2001年相比，2005年东盟、韩国等在我国进口中的份额也分别上升，其在美国出口中的份额则分别下降了1、1.1 和0.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部分亚洲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2.2 微观层面的原因 (1)储蓄率的差异。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储蓄率偏低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中，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外部经济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均衡， 而内部经济不均衡必然降低宏观经济效率， 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国对外净投资和债权，表现为双剩余；但近30多年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求过于供。长期的双缺口隐含的内外失衡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美国政府实施的低储蓄率政策，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美国民众普遍持有超前消费的意识。然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 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 (2) 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导致中美贸易逆差。 高消费需 要高工资、高福利来支撑，而作为高工资、高福利的美国，其劳动力成本必然比中国高。这样，美国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就会规模地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我国商务部统计，至2011年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达45265个，合同金额986.1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80.3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经有4万多家。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进口替代型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增加，从而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因为采取低消费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比美国低，而且也比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40 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8-1/7，这又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将一些在亚洲国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美国因此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促使中美贸易逆差加大，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 3 结论 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许多人都非常相信，人民币对美元重新估值将有利于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 我们可以从考察美国对华出口来分析。一般意义上讲，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加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从而减少贸易差额。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出口拉动型的经济，由于产品出口、收入增加才会促进进口需求。而人民币升值后，随着出口的减少，将减少中国的进口需求；收入的减少还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降低。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第一类产品中的一部分，美国对华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政策。即使中国有再大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再升值，只要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不取消，对华出口就无法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反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还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危险。客观事实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既大有利于中国，又大有利于美国，两国都是赢家。中美经贸关系今后将继续循“发展-摩擦-妥协-发展”的规律向前推进，这是中美双方根本利益和中美关系大局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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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现代的学科系统是否也像电脑的界面一样，变幻无穷。有些评论家用“寓言的机器”描述寓言叙述的多向性，把玩着语义。不过，任何一个寓言的界面呈现，极易成为文本的想象游戏。当中世纪但丁的地狱之行进入现代电脑的编码程序中，其途径经过在线数据库，得到的却是一张神秘的魔法般的空间图像。
美术理论，顾名思义，是对美术之理（或曰道）的思考与论述。道，既是规律又是途径，涉及本质问题，是通向形而上的思辨之途——以“道”为题，必然进入哲学的发问与解答。故理论一词，往往追究本质，探讨美术的发生意义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探讨造型艺术自身构成的诸种要素及组合规律。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美术理论与美学最易接近，甚至被认为是美学的分支，似乎等同艺术哲学（英文ART就是指视觉的造型艺术，即我们所谓的“美术”）。当人们企图用“艺术哲学”这一学科概念代替“美术理论”时，是否表明他们就是站在哲学的立场研究造型艺术呢？
美学，德文Asthetik，最初叫“感性认识的科学”，（注：此为德国鲍姆加登在Meditationes Philosophicae （“哲学的沉思”，1735）文中所提出的学科概念，词源来自希腊文αíσCησíS（感觉、知觉）；1750年，又著附图一书。1742年，Metaphysica（《形而上学》，第二版）一书亦如是说（"scientia sensitive cognoscendi"——感官鉴别的科学），至1757年第4版时，改称“美的科学”。参见［日］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池学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研究感性认识的规律。“美学”成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本身就表明一种学术意向——将一个哲学的认识论问题提升到科学层面上。稍后，康德就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将人们的感性判断纳入理性原理之中，并探讨其所谓科学的规则是一种错误的希望，它只能在“先验感性论”中得以保留。（注：康德以“统觉之先验统一”的原理，否认表象在经验直观中的必然联系，而认为“表象之相互关系，实由于直观综合中统觉之必然的统一”。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式译，商务书馆，1960年3月版，第105-106页。）但在20世纪初，康德的意见在东方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那时“科学主义”正风靡东亚，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日人以汉名“美学”对译德文Asthetik，并在1907年以前传入中国。（注：1907年10月创刊的《震旦学报》第1期“美学”栏目，刊载侯毅译的《近世美学》（［日］高山林次郎著）。）时至1918年，北京美术学校创办，即在高等部中国画和西洋画两科设置“美学及美术史”公共课程，美术史分设中国绘画史和西洋绘画史，“美学”课程实为美术史学概论，近似美术理论。（注：《北京美术学校学则》（教育部指令，1918年7月5日），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参见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1840-1949)，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21-127页。）
若回溯中国美术理论的传统，始终未曾进入哲学内部，与其建立系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理论向美术理论渗透，是单向度的外部关系），更无“科学”一说。古代中国，具备理论形态的造型艺术，主要是画论与书论（雕塑业和建筑业，其理论多在技术规范，尽管亦有审美的文化的诸种意识贯注其中，但未形成自上而下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国的画论与书论自六朝后历代不断，前后相系，是专论，号称“画学”、“书学”，或“画论”、“书论”。以“理论”的性质而言，是密切联系创作实践的一种阐释体系，不是纯粹形而上的思辨体系。因为是阐释，一明源流，二重事理，三言观念，四讲品位，史论评三者共为一个理论整体，且与创作实践形成辩证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的系统定位。
美术学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学科概念，意味着“美术”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但国人最初使用“美术学”，着眼点却在美术史学。1907年，国粹派的刊物《国粹学报》第26期“美术篇”栏目，发表刘师培的文章《古今画学变迁论》；第30-31期连载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未完稿）；第31期还刊登刘师培《论美术援地区而论》一文。（注：参见《国粹学报》第26期（第2年第1号）、第30-31期（第3年第5-6号），上海国粹学报馆，1907年3月4日、6月30日、7月29日。）这是由传统“画学”、“书学”概念转向“美术学”概念之最早例证。刘师培所用“美术学”，就是美术史研究，或称美术史学。这是当时的风气，受西学影响，对各种对象的研究，均以“学”名冠之（含有科学的名义）。所以，刘师培的“美术学”概念，并不是将传统的中国美术理论整体提升到学科层面上，而仅仅将中国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出来。若认真考究，中国人“理论”的概念弹性很大，可指称某种学问或学说，也可指称某种学科或某一领域相对于实践的知识部分。中国古代的美术理论多归学理研究一类，与创作实践相关。所谓相关，一及创作实践，二级欣赏与批评实践，故其技法原理、创作观念及评判标准等，都在此列。究尽中国画学，古时品评议论及理法文章，均属“理论”。1937年，于安澜将中国古代绘画典籍分三，先后编辑出版《画论丛刊》、《画品丛刊》和《画史丛刊》，其“论”、专指“画法画理”，而欣赏与接受理论，则以“品第鉴别”之类单列。1942年，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将理法著作与品评著作一并收入。这是在现代学科意义上，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第一次系统的知识整理。
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建制的还是美术史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设立美术史系），它基本沿用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美术理论因无学科建制，相关研究人员分散在普通高校哲学系、艺术系，或美术学院的理论教研室、美术研究所等单位，——作为纯粹思辨形态的造型艺术理论，往往进入哲学或美学系统；而作为一般造型技艺理论或与本体形态相关的阐释理论，往往以课程的方式出现在专门的美术院校。1978年后，在专业美术院校和艺术研究院设立了“美术历史与理论”的学科名称（简称“美术史论”），至此，美术理论才进入学科建设的门槛。
“美术历史与理论”正式改称“美术学”是1990年的事（这里无意将两者等同，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尚待讨论），而将“美术学”确定为“二级”或“三级”学科，则到了1992年（注：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目录调整会议决定，将“美术历史与理论”改称“美术学”，并向全国正式颁布。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代码表》，“美术学”以二级学科的名义出现，包括理论研究和创作研究等下属三级学科，原“美术历史与理论”亦以“美术学（三级学科）名之，但内涵有变。）。二级学科的“美术学”，基本上包含原先术科的“美术”系列，从术科到学科，意味着增强学术含量，全面提升学术品质。原先依附创作实践的美术理论同样提升到“学科”层面，而且和美术史学合并成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二级学科的大系统内，美术理论和创作实践还是一个整体，只是更强调了美术的本体性研究和学科独立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关系，促使技艺性学科在建制上不断完善。同时，作为三级学科的“美术学”，在概念的内涵上，绝不等同于刘师培时代的“美术学”（注：参见邓福星《关于美术学及其它》，《美术观察》1998年第1期，第55页。），在学术立场上，重新确立了中国美术理论“史论评”三位一体的传统。由此，美术理论亦开始以学科的名义真正进入学术系统，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其学科性质如何？学科规范何在？学术阈场如何界定？
如果说，美术理论进入艺术理论系统或美学系统，还有既成的规范（西方的）可以遵循，但到了“美术学”的新建系统，所有的一切必须重新链接，重新规范，重新定位。
高等院校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是学科最明显的标识。在美术学院，除了美术史外，有关的理论课程为艺术概论、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均作为专业基础理论的共同课，这种状况几十年不变。作为学科的基本理论，我们主要关注“概论”。早期的《美术概论》，有黄忏华的著述（1927年，参照日人及欧洲人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则搬用苏联教材（如涅陀希文著的《艺术概论》），事隔二十多年，又出几本国人编写的《艺术概论》，特别是80年代初文化部组织编著的《艺术概论》，几乎是通用教材。直至1994年，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理论教研室才编写出一本《美术概论》。一门学科，如果连“概论”的课程都不完备，还能说些什么？
概论者，一为基本原理的阐述，二是历论的通诠，三是基本范畴的解说，藉此进入历史文本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代的美术理论，关注的不会是概论，而是时论。无论中西，真正能体现彼时彼地他者理论观和价值观的，不在概论而在时论。概论是总结，时论是现状研究，关注时下美术现象，以既定价值标准，审视与评判美术实践之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时论既是批评文本，又是历史文本，在历史片断中直接传达创作观念与审美意识。事实上，在美术理论的发展历史中，概论之寂寂与时论之煌煌，对比极为鲜明。无怪乎，中国文学理论史，常冠名以“中国文学批评中”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注：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版；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1979年12月新版，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批评，是西方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如文论、画论、乐论等）并不相符。理论不等于批评。若论中国的美术批评，与其说它接近理论，毋宁说它接近品鉴。中国古代的品鉴就是一种时论，是理论最直接的应用与表述，其方式可点评可议论，可指正可判断或褒贬、品第。
二、学科概念
常言，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与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研究者必须将他对美术现象的感受与体察之经验转化成理智的(intellectual)形式，将它整理成首尾一贯的合理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我国美术理论界目前又有多少首尾一贯的知识系统？
我们可以对美术理论进行整体描述，但总是模糊的。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要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要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在高校还要有相应的教学实体，包括教材。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长期以来有教学和研究实体，却无教材无规范（技法理论除外），且研究领域涣散，一直无法走上正常的学科建设轨道。如果检测近20年来我国所有美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论文，你会得出什么结论？你能看到一个学科的外轮廓么？不可能。众多选题中，既有美学问题研究，也有形式本体问题研究、形态研究、批评研究、心理学研究等，还有一些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选题。我们什么时候能从边缘地带划出一道清晰的学科界限？或在学科内部建立一道学术底线？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系统性处理，即将现有的各种知识系统化，寻找各个知识系统（小系统，模式块）间的相互链接。链接的情况还得进一步处理，分析其知识导向与基本局性，才有可能在学科图表上显示其内在的与外在的各种关系。
不可否认，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比历史学复杂，可是否研究对象自身的复杂性就造成美术理论研究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的意义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有序化。一个系统的学科会建立自身的研究基点，确立基本范畴，建构一系列的学科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一再提倡美术本体研究，可为什么还是一再徘徊在学科边缘而无法进入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似乎学派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都不会影响其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以至解构学科特征，至少在某一时期如此。每一学科也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甚至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样也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美术理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一个学科概念，却无明确的学科定位和学科规范呢？因为历来中国美术理论就缺乏一个大的系统建构。
当我对自己所接触的知识进行整理时，发现中国历史上所谓“美术理论”，都只是一个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没有自己的学科归宿，或者说缺乏一个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追求系统知识，并非就是“唯科学主义”。科学，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关系到人文学科(humanities)。显然，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重点在于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及其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注重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但是，美术理论也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涉及到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的美术理论，几乎都是品评赏鉴，或者说都在某种价值预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即“你能观察到什么，说明你拥有什么样的理论”）。在许多情况下，理论先于观察，有时则交替进行，先发现而后评价（不过是既定理论体系的补充、拓展与完善），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将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随后便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但我们又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譬如，我们该如何评价顾恺之的“形神论”与谢赫的“六法论”？顾恺之是历史的决结，而谢赫是新时期的开端？我以为，无论何者，都只是一个“知识点”的问题，未成体系。理论体系与时期并无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也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比较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美术也一样，作为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也从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也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在“美术学”、“美术理论”等学科概念上，中国和日本的学术界有着比较接近的看法。
可以对证以下两个文本：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的“美术理论”词条，总定义是：“关于美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后分两种含义：一是广义，泛指史、论、评三者：二是狭义，专指基础理论。以学科的概念论，当属狭义。美术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美术现象自身（包括创作、欣赏、作品和作者）、美术与社会外部的关系、美术理论自身；其任务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最后，串讲了中外美术理论的发展源流，比较两者间的形态和功用，结论：“由于美术实践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且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所以，美术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独尊一说和凝固不变的。”（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524页。）
(2)日本学者竹内敏雄主编《美学百科辞典》，其“美术学”词条言其概念相当于“艺术学”（德文Kunstwissenschaft，英文Science of art，法文Sciencede art），表示很多含义。德文Kunst指造型艺术，日文无对应词，故以“美术学”相译。——“美术学泛称造型艺术的学问研究”，这是广义，其下属“体系美术学”和“美术史”两种。什么是“体系美术学”？“即研讨一般造型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阐明造型艺术各领域的特征、界限、相互关系等”，且“关于美术史的原理论和方法论及风格论跟体系研究颇有直接联系”（注：［日］竹内敏雄，前引书，第197页。），最后，又特别说明“狭义上则除了美术史，专指体系研究”。
对学科性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用语是“科学总结”，竹内敏雄的用语是“学问研究”，均十分小心地避开“科学”或“人文学”的概念。我国美术界在1990年以前没有明确的“美术学”学科定位，日本学者在20世纪初就对应德文Kunstwissenschaft，明确提出“美术学”的学科概念，这概念相等于我国当时的“美术理论”，或者说，作为学科概念，其广义的“美术学”已等于我国现行的三级学科之“美术学”，而狭义的“美术学”，即“体系美术学”等于我国“美术学”下属之“美术理论”学科。
什么是体系美术学？竹内敏雄主编的《美学百科辞典》将其分为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美术是什么？”二是“什么是美术？”前者是哲学的发问，涉及美术本质；后者是在形态学意义上发问，涉及美术本体的基本构成要素、种类划分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形态风格。那么，美术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否就是本质论和形态学？美术理论就是放大了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知识系统？以逻辑推论至此，竹内敏雄的所谓体系美术学，狭义上就是美术基本理论研究，它的注意力不在于把握单个的美术作品，而是整体的美术现象，它的广义，也等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美术理论”概念的广义之解。看来，“美术理论”的概念表明亚洲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希望能以西方的学术规范（主要是西方的哲学规范）统摄东方的美术经验，从而建立一种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体系。
三、学科图表
美术理论的知识系统包括基本理论、应用理论与交叉学科三大板块（见下图：美术理论学科图表）。基本理论研究是学科基点，以原理论为核心。所谓“原理论”，即质性研究，规定美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概念，回答“美术是什么”及“什么是美术”这两个最基本问题，由基本命题扩展出相关的概念群及系列范畴——直接以哲学化的思考确立某种艺术观。由原理论直接导向论方法论研究，其任务一是规定美术理论体系的总体建构方式，二是探讨理论的思维法则、研究路向、系统结构法，三是研究美术理论方法自身的历史现象与规律。此外，基本理论还向“学术阈”和“创作阈”延伸，一方面是实践主体的理论，阐述美术活动过程中主体的性质与作用，在人（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或批评主体）和作品（理论文本）之间建立一个阐释体系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历史客体的理论，阐述人类历史中美术作品的发生原理、形态流变及类型性质，在作品（理论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确认一个意义系统和文化类型。二者直接体现着理论的双重性——以历史性的眼光确认某种文化观，呈现出某种自在的社会性；以主体性的研究确立某种批评观，呈现出某种自为的实践性。显然，美术理论以原理论、实践主体理论和历史客体理论三者构成一个基本理论系统，其学科性质由原理论部分决定。传统学科就在原理论部分建构一元化的结构体系，其内限性强，相对封闭——如果这一部分遭到否定，便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表现论对反映论的否定，价值赋予理论对本质论的否定等等）；而现代学科建制依然保持这种大结构框架，但基本理论部分却呈现开放的多向包容的态势，尤其是在本体的质问达到十分激烈的时候，原理论基本模块就会开裂，出现各种不同的学说与流派，重新形成多元组构的基础模态——种非本质论的外化倾向。
美术理论系统的开放性真正体现在外部边缘的两大学科系列：进入创作阈的右向系列为应用学科，进入学术阈的左向系列为交叉学科。二者的研究阈场可增可减，完全是动态的开放的，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区域的转换而变化。按常理，进入学术阈的学科模块其学术性较强，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进入创作阈的学科模块其实践性较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多受对象制约。应用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是它的研究目的，即直接针对造型艺术自身的实践，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持。说明性、可操作性和序列规范成为应用理论的研究特点，对象成为纯粹的研究客体，可使用科学的实验的手段，以实证或否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交叉学科的范围更为广阔，可变性大，性质最活跃。第一，与传统的人文学科或社会学交叉，如美术史学理论、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人类学、艺术哲学或造型美学等；第二，与新兴学科交叉，如比较美术学、阐释美术学、发展美术学。另有一些两栖类学科，如美术思潮史、美术理论史、美术批评史等，论学科性质应属于史学系列，但研究对象的属性则在美术理论范畴（未列入学科图表）。交叉学科是学科分化的现象，处在学科外沿，也是学科的前沿，不断对外交换，激励学科发展，开拓学科视野，研究传统学科边界上的“遗漏问题”或传统学科无法包容的“新增问题”。
附图
美术理论学科图表
分析上列图表，可见基本学科模块亦可成为课程模块。众所周知，课程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目前，应用理论和交叉学科两部分的课程容易切入，易于规范，因为有章可循（参照西方既有的学科课程），且又相对独立，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基本理论部分的情形却不相同，在西方也没有权威的或比较完整的美术原理著作。所有关于“艺术原理”的研究都在美学范畴内，研究对象几乎都是西方的造型艺术，极少涉及西亚或东亚地区。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刚兴起，远未深入，未能阐释人类造型活动最普遍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艺术法则（是否存在普遍规律和通行法则，此处暂不讨论）。理论阐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即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概念术语所形成的一系列规限性的表达。中国现代的美术理论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书面创作体系（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而是在中国本土由现代的中国人所进行的种种造型实践活动，或曰，与视觉相关的美术活动（暂且使用“美术”概念，既是约定俗成，亦无更加恰当的词可以取代），其中很大部分属于西学体系，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实验。以怎样的理论话阐释这种美术现象？如何界定又如何评价？理论依据是什么？基本理论的问题最多最复杂，直接诉求个体的感性经验，一时难以澄清，故也无人问津，或无法问津。
四、学科话语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地假定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
学科概念系统的话语重构，曾流行的两种说法，一是实现中国古论话语的现代转换，二是实现西方现论话语的中国化。在中国，现代美术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外来学科，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学科，传统中国或现代西方的学科概念和范畴都同时存在，二者碰撞，自然整合。但是，二者在量上或质上均不对等，交流的势态相差亦大。现在理论学科的系统框架是在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话语符号是中国的，言说对象是现代的，文化意识层面还有传统的观念，概念系统的话语方式与系统之间不是绝对的文化对应关系，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依然进入。系统是被开发的，话语是灵变的，其准则只在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和对象的特性表达。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及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及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又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在古代中国，就有三次大的变化：一从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二从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三从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其中，六朝和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问题是到了现代，一方面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的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另一方面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全球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同样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地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实践本身都处在探索实验阶段，无所适从。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在文化大批判的时代，我们能否期待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及其相应的概念系统？显然不能。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所谓的“本土化”？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使之成为当下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任何一次历史文化的转型或外来文化的输入，都存在这种现象。若究深意，在“现代转换”和“本土化”口号的背面，则隐藏着一个“新中心”论，或期待着一个新的话语霸权。本文提出的，“话语重构”，不是要建立威权话语模式，而是在清理（让概念系统进入各自的话语模式）之后，以大系统的链接方式建立一个新秩序，即在社会公共的话语空间实现某种理论定位，并以有序的方式进行对话。
五、学科建设
当代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不是划定学科界限，而是要建立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及其狭隘的话语生产方式，促使研究者从“技术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提倡关心总体性的、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促使理论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介入公共的社会政治问题（注：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i Smith，James Sosnoski: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resisting intellectuai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 and Gita Rajan编：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History，Theory，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1995，pp647.）。对中国而言，这种文化研究的知识倾向非常接近中国传统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国政治的学术情结和广泛的人文关怀。但在现代的中国和西方，学术方面的诸种现象都有着相悖逆的发展倾向。比如，人文化倾向与科学化倾向，本质论倾向和非本质论倾向，整体的辩证的与局部的分析的，系统的与非系统的。在造型艺术方面，则写实的与抽象的（暂且使用这一对不甚确切的概念），具象的与意象的，视觉的与观念的等等，几乎都是逆向发展。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否也存在着逆向现象？建立专门的知识领域，厘清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型，是现代中国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对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而言，一向如此（现今，亦开始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注意跨学科的研究，甚至跨越科学和艺术的边界）；而中国的人文学科，尤其是艺术学科，却明显规范不足（中国学术界“史论结合”的传统就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态度）。
美术理论研究要不要提倡文化研究？或曰，是否消解学科边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注：S·霍尔指出，文化研究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拥有多种话语（在福柯的意义上，文化研究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具备一系列不同的方法与理论立场，且所有立场都处在争论中。参见Stuart Hai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bacies，见L.Grossberg等编：Cultural Studies，Routledge，1992.pp.278.）状态？对照上述的学科图表，“交叉学科”部分就是跨学科的研究。新时期以来，中国美术理论界著述最多的，在交叉学科不在基本理论。在论文撰著方面，活跃的也是“边缘性研究”，这已成为现时存在的普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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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艺美学；理论话语；学科逻辑；文化现象
1980年全国首届美学会议上胡经之提出“文艺美学”，2001年国家教育部在山东人学设重点研究基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多年来，文艺美学己成为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化演进中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话语、一种“认真”的学术建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对文艺美学，应怎样看待和定位，论说甚多，公案末了，但以上三个方面不由让我想起了三个――也许不很恰当的词――绝、怪、玄。
1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表现为一种理论话语，是一绝。理论是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种西方正统的学术把握方式。话语则是西方后现代和各非西方文化的学术把握方式对西方正统学术来说，要称得上理论，必须要符合二个条件：有一批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定义是明确的，逻辑是一贯的；这些概念按照逻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理论是与非理论相区别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而话语则不管言说形式上的严格性，只要有真知灼见，可以是以理论的逻辑的学术的形式，也可以为闲谈的零散的悖论的形式文艺美学在中国虽然是在谈论一种理论，但山于文艺美学的言说，从形式严格性上说有一定问题，但又正因为成问题而造就它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这是“绝”之一，这一点将山后而两节来细说）因此，最好将之看成一种话语当然它不是一种一般的话语，而是一种理论话语。
前面讲了，文艺美学一词由胡经之作为理论概念提出，但其背后是北京大学的整个美学和文艺学的学术倾向，朱光潜认为美学是艺术理论，哲学系美学研究团队，扬辛、叶朗、阎国忠等都认为，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的北京人学的美学丛书以“文艺美学丛书”为名，丛书自1980年代初出现到现在，有近20余种。中国文艺学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室，老资格的学术带头人钱中文和杜书瀛，都是文艺美学的支持者和论述者，前者的《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 （2001）后者的《文艺美学原理》（1992）集中地表达了对文艺美学的理论思考中国文艺学的另一重镇北京师范人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室占据了文艺理论的教学主流，以童庆炳为首的理论团队编写的种种文艺理论，认为文学首先是审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文艺美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核心山东人学拿下了文艺美学基地，其学术带头人曾繁仁和谭好哲当然以文艺美学为已任，前者写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200 1}，后者著有《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义性与综合性》（200 1）文艺美学的光芒不但在上述的中心闪耀，而四射向全国的要津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主编了“艺术美学丛书”由多家出版社分出了10余种，辽宁大学土向峰主编有《文艺美学辞典》（ 1987}，四川大学王士德有《文艺美学论集》（ 1985），浙江大学王元骧写了《文艺美学之我见》（2001） ……以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文学理论界的一代，改革开放后毕业的新一代学人，如王一川、王岳川、陈炎、土德胜、姚文放等，都是文艺美学话语的参与者和者。文艺美学不但在文学理论圈中热热闹闹，而且向相关领域播散：于是有了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如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1988，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1986），西方的文艺美学（如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1988]，马列的文艺美学（如刘文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1996 ，董学文编著《的文艺美学活动》（1995 ）……以上这些学人为代表的言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于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著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里，仍然没有一对文艺美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界说，也没有使文艺美学在学术的机构化中得到逻辑一致的表述。正如土德胜的论文标题所揭示的：《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 （2000）这不由得使人感到，在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里，纠缠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这里着重讲两个方面，一是纯学术体系的，即关于文艺美学的学术定位问题，二是学术与决定学术之如此的实践关系，是什么样的实践活动使这一学科缘起，发展、流变。
2作为学科定位的文艺美学
先看一看文艺美学学科定位的现实状况，日前中国的学术管理体系里，与文艺美学相关的学科定位有三，一是文艺美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下面的文艺学（二级）下面的一个方向（三级）。二是艺术类（一级）下面的艺术学（二级）下而有艺术美学（三级），三是哲学（一级）下面的美学（二级）下面没有文艺（或艺术）美学，只有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二级）从这一现状中，不让人想起一个字：怪。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之怪，首先表现为概念逻辑的困难，其次是学术管理与学术体系的矛盾，然后是学科划分与学术体系整体的冲突。
概念逻辑是文艺美学遇到的第一个困难，这一困难有比中国学术史复杂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文艺美学的两个来源文艺和美学在历史上都不是洁白的首先是文艺和艺术这两个词的绞缠。文艺，本是文学与艺术，文艺并列可以用来指一切艺术。艺术有两种用法，一是狭义，不包括文学，是广义，包括文学，因此就广义而言，文艺就是艺术。文艺理论，就是艺术理论。无论哪一方而讲，文艺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都是一个概念错误，应该是文学学。文艺学――正如钱中文先生指出――其俄文原文就是文学学，文学学不符合汉语习惯，改成英文常用的“文学理论”就很好，偏偏改成文艺，一字之差，逻辑不通同样在文学学（或文学理论）下而的二级学科应该是文学美学（两个学字汉语上又很别拗）艺术学从学术管理的区分性来说，从文学中区分出来之后，应是一个狭义，是除了文学之外的艺术学，同理，艺术美学，是Ix_别于文学美学的艺术美学当然从学术体系的整一性来说，艺术美学可以也应该是包括文学于其中广义的艺术美学，史有利于学术逻辑和教学逻辑。但把艺术区分为一门文学和其它七门艺术合一的艺术，与学术逻辑较少关系，而是教育和学术现实状况决定的，从教学和研究的机构、规模、人数等因素着眼，文学一块，其它艺术共一块是合理的文学自一块，文学美学也可自成体系从这里返回去看，己经早现了文艺美学话语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人讲文艺美学的人，都是搞文学理论的人虽然文艺美学这一名称让他们在出言写作的不少时候把文学外的其它艺术包含了进来，但实际上山于自己的专业所限，对其它艺术的涉及是不多的，理解也是不深的为什么不就讲文学美学呢？文艺美学这一词汇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巫术式的影响？把文学理论定义成文艺学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上的第一个概念定义错误，由此而下的文艺美学是一个附属错误，虽然文艺美学一词本身没有错，但在如此一个学术体系下却错了。
二是文艺与美学的关系。美学的定义本就很为复杂，但在西方它基本有三种定义方式，⑴美学是关于美的学问，它以审美对象为中心来研究美；⑵美学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学问，它通过美感来研究美；⑶美学是艺术哲学，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研究艺术就是研究美，只有艺术是典型和纯粹的美，其它所谓自然美、社会美等等，作为美是暂时的，不纯的，而且它们的美的基本性质己经包含在艺术中了。美感主要是对艺术之感，审美经验主要体现为艺术经验。研究艺术同时就把握住了美感和其它的美。因此，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按照西方学术对美学的第三种定义，文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也就是美学。中国1980年代以来其学术主流认为美学包括三个方面，审美对象、美感、艺术。文艺美学就等于美学中的艺术部分。这样文艺美学与美学的概念冲突来源于两个学术传统和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划分。从学术传统上讲，文艺学是前苏联关于文学理论的概念，艺术是西方美学的概念，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把文艺学划在中文，美学放在哲学，文艺学中的文艺美学与美学中的艺术本是一回事，却变成了两个概念。而且文艺学下面的文艺美学，美学下面的艺术，艺术学下而的艺术美学，都是一回事，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成了三个概念，分属三个不同的二级学科下而的三级学科。这一理论和概念上的混乱不能完全怪学术体系的建立者。美学的发展状况、学术真理与学术管理的矛盾要负点责任。
美学是世界学术体系中最难的学问之一其难首先表现在，世界上每个文化都知道美，但却很难形成关于美的学问。美是至广的，在什么地方都能遇上美的问题，美又是至高的，美总是与宇宙的最高者相连，美的本质一直与哲学的根本问题相关，与宗教的最高实在相关，与人类学的基础相关。而美的学问则意味着要把美按照学术体系的方式将美的问题学科化。美学的困难，就在于美的客观本性与美学的学科化的张力之中虽然美学很难，但美确实处处皆有，人人皆知人的有限智慧使人很难知道美是什么，但人的求知本能又摧使人偏要想去知道什么是美。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看到了这一现象：人虽然讲不好美学，却又一定要去讲美学自1980年代末以来，美学的学科定位就成为一个论题，肖到现在还有这方而的论文在发表这个问题来自两方面，一是美学自身的学术本性，二是学术体系的定位要求就前者来说，美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总的性质上说，理论上的真、善、美的并列，教育方针上的德、智、体、美并列，意味着美具有最高的总括性；从美学的分布看，哲学系、中文系、新闻系、各类艺术（美术、音乐、建筑、工艺）系、服装、广告等等，都配有美学的专一业课程。而各普通院校，也有美学作为普通选修课从这一方而来说，美学不适于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体系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这种找不到恰当位置的学科，姑且借现成术语，谓之跨学科但这“跨”不象西方学界的“跨”是学科进展和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现代学术体系发展有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细分，学科越分越细，现代型的专家也越来越专，所专的领域越来越小而细、专、小虽然是必然的、必要的，但带来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从而现代学术的发展又产生了另一个与细、专、小形成张力的另一趋向，就是跨学科，所谓跨学科，就是把好些相关学科中的一些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学科这样现代学术的发展，一方面是有不断地“细分”，另一方面又是在不断的“综合”。但美学的跨学科却是一个从古延续到今的老题。而对这一个老题，作为一个国家的学术体系，一定要把美学放在一个位置上才好进行学术管理。这样在我国，美学就成了哲学下而的二级学科。只要明白对于很多跨学科的知识体来说，其学科定位在于学术本性与学术管理相互间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关于美学学科定位的讨论基本上只有学术管理的意义。但这种学科管理体系要真正有利于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最好在美学各分散部分（哲学、文学、艺术、建筑、服装、广告，等等）之问有一个沟通和协调机构。美学的管理如何真正起到促进美学的发展，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学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是学术管理而对一个美学的跨学科性质时的无奈，当然，如何在这种无奈中把工作做得史好一点，还是极需讨论的。
艺美学的产生还来源于中西文化在艺术本质认识上的差异，西方人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追求美，因此艺术哲学（或艺术理论）本身就是美学，至少就是艺术（文艺）美学，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艺以传道，由前苏联学术而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学术都很强调学术的政治性。因此艺术（文艺）理论人于艺术（文艺）美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学术体系强调学术的政治性不同，改变开放后的学术转型更强调学术的科学性如果说，在中国语境中，文艺（学）理论可以包含很强的政治性，那么，文艺美学则突出了文艺自身的性质因此，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崛起，是与中国文化的学术转型密不可分的。
3作为文化现象的文艺美学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政治统帅一切，改革开放首先就是突破政治统帅一切，什么是最少政治性而又最有正当性的思想呢？美学，因此，19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文化原因大于学术原因。文艺美学就是这场巨大的美学热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不是艺术美学而是文艺美学呢？在中国学术界里，各个艺术领域都偏重于创作，文学由于以文字为媒介，本就多观念的成分，文学领域从来是创作与理论并重的，艺术界多创作者而文学界多理论家，正好文艺理论被命名为文艺学，美学具有广博性，文学理论用文艺学来命名，正好暗合于文学理论的通向美学，于是文艺美学的大旗树了起来。虽然正如第一节所列，摇旗呐喊的都是搞文学理论的文艺美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虽然有着明显的术语混乱，但其传达的理论信息和文化信息是十分明晰的文艺美学虽以学科的而日出现，却有着文化的象征意义而且就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它也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文艺美学虽然山搞文学理论的人提出，跨越了学科边界，但正是这一跨越，使从文学理论发动的转型，带动了整个艺术领域的观念转型，而且影响了整个文化的观念转型因此，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充满了历史的玄机可以称得上一个“玄”字。
文艺美学在文化转型中产生，无论从学术的严格性上有着怎样的概念含混，但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却恰好最有利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学科转型，与政治意识形态关联最密切的文艺理论，要摆脱与自己的学术本性无本质关联的政治性，回归自已的学科本性，文艺美学的提出，确实名正言顺，文学的本性就是它的审美特征让文学理论从政治学回到美学正是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学科转型的主要轨迹，2001年教育部成立了两个文艺学重点基地，作为全国文艺学学科的带头单位，一是北京师范人学，一是山东人学，前者的文艺学理论，认为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后者名称就是文艺美学从1980至两个基地的建立，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学科转型在根本观念上己经完成。正因为在基本层面上的观念转型业己完成，在新基础上的学理建构才显得重要起来文艺美学不但作为一个学科在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建设中暴：露出了自己在学理上和概念上的矛盾性，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转型的潮去潮来中也越来越早现出自已在学理上和文化上悖论性先讲后一方而文艺美学的出现和成潮在于它突出了文学理论的本质，从文艺美学出发，使文学理论走上了自已的正路，山于文学在中国文化里从先秦以来和从现代性以来都是最重要和最中心的学问之一，文学的回归正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文艺美学也因这一功劳而声名人振但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在世界经济科技文化转型的人背景中日新月异，电子传媒，文化工业，人众文化成了社会文化舞台上新的文化明星文学理论告别政治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已的政治高位，电子时代又使文学使去了印刷时代所具有的美学高位文艺美学使文学理论回归本位在文化转型的初期具有文化的先锋作用，但当文化转型在电子传媒和人众文化的进一步飞跃中，文学理论回归到文艺美学反而失去了自已的文化先锋功能文艺美学所突出的审美特性虽然是文艺的本质性的东西，但不是文学理论的全部审美突出了文学的本位，但文学又不是只有一个本位，文学是与整个社会/文化/历史相关联的，因此，文学不是只能从审美方而进行研究，还可以从其它相关方而，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等，进行研究但文艺美学这个名称不利于这种跨越本位的多学科研究，而文艺美学曾有的文化先锋性又使其想继续扮演文化先锋，于是文艺美学的宣传者纷纷要把文艺美学变成具有文化先锋性的学科。胡经之（1989） ，钱中文（200 1）、曾繁仁（2001） ，谭好哲（2001）等，都要求文艺美学而对实践，面向文化的多向性，实现交叉性和综合性。这样的言说，从文艺美学在学术体系中的学科定位和学理逻辑来说，很是勉强，但从文艺美学曾有的文化先锋功能来说，又一以贯之，非常逻辑.而且体现了文艺美学言说者对时代的洞察和对现实的敏锐，也符合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就F有的人文关怀。文艺美学从其产生起，就有二重功能，一是学科转型，一是文化先锋，因此，它既是一种学科建设，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前者必须要逻辑严格方能最后完成，后者往往因为含混而获，得现实的成功。从逻辑上说，文艺（文学）美学是文学理论的本位，文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又学心理学、大众文学、文学政治学……才是文学理论与其它领域的关联。一定要求文艺美学与其它领域关联，那么，它是坚决不与其它领域关联而升腾到审美的纯度，而以一种更高的境界与之关联，而不是直接的、感性的、具体地与之关联。一旦文艺美学要直接地具体地与其它领域关联，它都会变成不是文艺美学，不管它用不用文艺美学这一商标。再从文化现象的角度来看学科动向，中国文艺学有三个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两个同时拥有重点基地的重点学科点，一方面标举“美学（审美）”商标，受学科逻辑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文化逻辑的推动，编织着新说。而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则在文化先锋这一逻辑的推动下决定告别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研究，其学术带头人金元浦说：“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学研究则发生了‘文化的转向’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规律的总体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与文艺研究正在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历史、走向文化。”[1]也就是，走向读图时代，走向人众文化，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20世纪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趋势相反，文学的文化研究是‘走出文学自身’探索。”[2]从文化先锋的逻辑看，就可以理解今天的“文化研究”与过去的“文艺美学”一脉相承，也可以文艺美学论者要超越自己的概念内涵去而向社会、历史、文化的内在动机。
一方面，文艺美学是一个学科，应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有自己的学科逻辑，另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用现实，而向文化。文艺美学如何从这两个一直相互纠缠的方而摆脱出来，既完成学科的建设，又找到自己作用现实和面向文化的恰当方式，困难尚多，道路还长。但是只有当这两方而都得到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定位，有关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才会清晰起来。
参考文献
[1]金元浦：《文艺学》，载刘大椿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0 页
中美关系论文范文6
一、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表现为一种理论话语，是一绝。理论是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种西方正统的学术把握方式。话语则是西方后现代和各非西方文化的学术把握方式对西方正统学术来说，要称得上理论，必须要符合二个条件:有一批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定义是明确的，逻辑是一贯的;这些概念按照逻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理论是与非理论相区别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而话语则不管言说形式上的严格性，只要有真知灼见，可以是以理论的逻辑的学术的形式，也可以为闲谈的零散的悖论的形式文艺美学在中国虽然是在谈论一种理论，但山于文艺美学的言说，从形式严格性上说有一定问题，但又正因为成问题而造就它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这是“绝’之一，这一点将山后而两节来细说)因此，最好将之看成一种话语当然它不是一种一般的话语，而是一种理论话语。
前面讲了，文艺美学一词由胡经之作为理论概念提出，但其背后是北京大学的整个美学和文艺学的学术倾向，朱光潜认为美学是艺术理论，哲学系美学研究团队，扬辛、叶朗、阎国忠等都认为，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的北京人学的美学丛书以“文艺美学丛书”为名，丛书自1980年代初出现到现在，有近20余种。中国文艺学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室，老资格的学术带头人钱中文和杜书瀛，都是文艺美学的支持者和论述者，前者的《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2001)后者的《文艺美学原理》(1992)集中地表达了对文艺美学的理论思考中国文艺学的另一重镇北京师范人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室占据了文艺理论的教学主流，以童庆炳为首的理论团队编写的种种文艺理论，认为文学首先是审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文艺美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核心山东人学拿下了文艺美学基地，其学术带头人曾繁仁和谭好哲当然以文艺美学为已任，前者写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2001}，后者著有《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义性与综合性》(2001)文艺美学的光芒不但在上述的中心闪耀，而四射向全国的要津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主编了“艺术美学丛书”由多家出版社分出了10余种，辽宁大学土向峰主编有《文艺美学辞典》(1987}，四川大学王士德有《文艺美学论集》(1985)，浙江大学王元骧写了《文艺美学之我见》(2001)……以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文学理论界的一代，改革开放后毕业的新一代学人，如王一川、王岳川、陈炎、土德胜、姚文放等，都是文艺美学话语的参与者和者。文艺美学不但在文学理论圈中热热闹闹，而且向相关领域播散:于是有了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如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1988，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1986)，西方的文艺美学(如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1988]，马列的文艺美学(如刘文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研究》1996,董学文编著《的文艺美学活动》（1995)……以上这些学人为代表的言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于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著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里，仍然没有一对文艺美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界说，也没有使文艺美学在学术的机构化中得到逻辑一致的表述。正如土德胜的论文标题所揭示的:《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2000)这不由得使人感到，在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里，纠缠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这里着重讲两个方面，一是纯学术体系的，即关于文艺美学的学术定位问题，二是学术与决定学术之如此的实践关系，是什么样的实践活动使这一学科缘起，发展、流变。
二、作为学科定位的文艺美学
先看一看文艺美学学科定位的现实状况，日前中国的学术管理体系里，与文艺美学相关的学科定位有三，一是文艺美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下面的文艺学(二级)下面的一个方向(三级)。二是艺术类(一级)下面的艺术学(二级)下而有艺术美学(三级)，三是哲学(一级)下面的美学(二级)下面没有文艺(或艺术)美学，只有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二级)从这一现状中，不让人想起一个字:怪。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之怪，首先表现为概念逻辑的困难，其次是学术管理与学术体系的矛盾，然后是学科划分与学术体系整体的冲突
概念逻辑是文艺美学遇到的第一个困难，这一困难有比中国学术史复杂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文艺美学的两个来源文艺和美学在历史上都不是洁白的首先是文艺和艺术这两个词的绞缠。文艺，本是文学与艺术，文艺并列可以用来指一切艺术。艺术有两种用法，一是狭义，不包括文学，是广义，包括文学，因此就广义而言，文艺就是艺术。文艺理论，就是艺术理论。无论哪一方而讲，文艺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都是一个概念错误，应该是文学学。文艺学——正如钱中文先生指出——其俄文原文就是文学学，文学学不符合汉语习惯，改成英文常用的“文学理论”就很好，偏偏改成文艺，一字之差，逻辑不通同样在文学学(或文学理论)下而的二级学科应该是文学美学(两个学字汉语上又很别拗)艺术学从学术管理的区分性来说，从文学中区分出来之后，应是一个狭义，是除了文学之外的艺术学，同理，艺术美学，是Ix_别于文学美学的艺术美学当然从学术体系的整一性来说，艺术美学可以也应该是包括文学于其中广义的艺术美学，史有利于学术逻辑和教学逻辑。但把艺术区分为一门文学和其它七门艺术合一的艺术，与学术逻辑较少关系，而是教育和学术现实状况决定的，从教学和研究的机构、规模、人数等因素着眼，文学一块，其它艺术共一块是合理的文学自一块，文学美学也可自成体系从这里返回去看，己经早现了文艺美学话语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人讲文艺美学的人，都是搞文学理论的人虽然文艺美学这一名称让他们在出言写作的不少时候把文学外的其它艺术包含了进来，但实际上山于自己的专业所限，对其它艺术的涉及是不多的，理解也是不深的为什么不就讲文学美学呢?文艺美学这一词汇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巫术式的影响?把文学理论定义成文艺学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上的第一个概念定义错误，由此而下的文艺美学是一个附属错误，虽然文艺美学一词本身没有错，但在如此一个学术体系下却错了。
二是文艺与美学的关系。美学的定义本就很为复杂，但在西方它基本有三种定义方式，1、美学是关于美的学问，它以审美对象为中心来研究美;2、美学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学问，它通过美感来研究美;3、美学是艺术哲学，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研究艺术就是研究美，只有艺术是典型和纯粹的美，其它所谓自然美、社会美等等，作为美是暂时的，不纯的，而且它们的美的基本性质己经包含在艺术中了。美感主要是对艺术之感，审美经验主要体现为艺术经验。研究艺术同时就把握住了美感和其它的美。因此，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按照西方学术对美学的第三种定义，文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也就是美学。中国1980年代以来其学术主流认为美学包括三个方面，审美对象、美感、艺术。文艺美学就等于美学中的艺术部分。这样文艺美学与美学的概念冲突来源于两个学术传统和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划分。从学术传统上讲，文艺学是前苏联关于文学理论的概念，艺术是西方美学的概念，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把文艺学划在中文，美学放在哲学，文艺学中的文艺美学与美学中的艺术本是一回事，却变成了两个概念。而且文艺学下面的文艺美学，美学下面的艺术，艺术学下而的艺术美学，都是一回事，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成了三个概念，分属三个不同的二级学科下而的三级学科。这一理论和概念上的混乱不能完全怪学术体系的建立者。美学的发展状况、学术真理与学术管理的矛盾要负点责任。
美学是世界学术体系中最难的学问之一其难首先表现在，世界上每个文化都知道美，但却很难形成关于美的学问。美是至广的，在什么地方都能遇上美的问题，美又是至高的，美总是与宇宙的最高者相连，美的本质一直与哲学的根本问题相关，与宗教的最高实在相关，与人类学的基础相关。而美的学问则意味着要把美按照学术体系的方式将美的问题学科化。美学的困难，就在于美的客观本性与美学的学科化的张力之中虽然美学很难，但美确实处处皆有，人人皆知人的有限智慧使人很难知道美是什么，但人的求知本能又摧使人偏要想去知道什么是美。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看到了这一现象:人虽然讲不好美学，却又一定要去讲美学自1980年代末以来，美学的学科定位就成为一个论题，肖到现在还有这方而的论文在发表这个问题来自两方面，一是美学自身的学术本性，二是学术体系的定位要求就前者来说，美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总的性质上说，理论上的真、善、美的并列，教育方针上的德、智、体、美并列，意味着美具有最高的总括性;从美学的分布看，哲学系、中文系、新闻系、各类艺术(美术、音乐、建筑、工艺)系、服装、广告等等，都配有美学的专一业课程。而各普通院校，也有美学作为普通选修课从这一方而来说，美学不适于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体系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这种找不到恰当位置的学科，姑且借现成术语，谓之跨学科但这“跨”不象西方学界的“跨”是学科进展和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现代学术体系发展有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细分，学科越分越细，现代型的专家也越来越专，所专的领域越来越小而细、专、小虽然是必然的、必要的，但带来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从而现代学术的发展又产生了另一个与细、专、小形成张力的另一趋向，就是跨学科，所谓跨学科，就是把好些相关学科中的一些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学科这样现代学术的发展，一方面是有不断地“细分”，另一方面又是在不断的“综合”。但美学的跨学科却是一个从古延续到今的老题。而对这一个老题，作为一个国家的学术体系，一定要把美学放在一个位置上才好进行学术管理。这样在我国，美学就成了哲学下而的二级学科。只要明白对于很多跨学科的知识体来说，其学科定位在于学术本性与学术管理相互间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关于美学学科定位的讨论基本上只有学术管理的意义。但这种学科管理体系要真正有利于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最好在美学各分散部分(哲学、文学、艺术、建筑、服装、广告，等等)之问有一个沟通和协调机构。美学的管理如何真正起到促进美学的发展，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学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是学术管理而对一个美学的跨学科性质时的无奈，当然，如何在这种无奈中把工作做得史好一点，还是极需讨论的
文艺美学的产生还来源于中西文化在艺术本质认识上的差异，西方人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追求美，因此艺术哲学(或艺术理论)本身就是美学，至少就是艺术(文艺)美学，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艺以传道，由前苏联学术而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学术都很强调学术的政治性。因此艺术(文艺)理论人于艺术(文艺)美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学术体系强调学术的政治性不同，改变开放后的学术转型更强调学术的科学性如果说，在中国语境中，文艺(学)理论可以包含很强的政治性，那么，文艺美学则突出了文艺自身的性质因此，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崛起，是与中国文化的学术转型密不可分的
三、作为文化现象的文艺美学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政治统帅一切，改革开放首先就是突破政治统帅一切，什么是最少政治性而又最有正当性的思想呢？美学，因此,19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文化原因大于学术原因。文艺美学就是这场巨大的美学热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不是艺术美学而是文艺美学呢?在中国学术界里，各个艺术领域都偏重于创作，文学由于以文字为媒介，本就多观念的成分，文学领域从来是创作与理论并重的，艺术界多创作者而文学界多理论家，正好文艺理论被命名为文艺学，美学具有广博性，文学理论用文艺学来命名，正好暗合于文学理论的通向美学，于是文艺美学的大旗树了起来。虽然正如第一节所列，摇旗呐喊的都是搞文学理论的文艺美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虽然有着明显的术语混乱，但其传达的理论信息和文化信息是十分明晰的文艺美学虽以学科的而日出现，却有着文化的象征意义而且就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它也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文艺美学虽然山搞文学理论的人提出，跨越了学科边界，但正是这一跨越，使从文学理论发动的转型，带动了整个艺术领域的观念转型，而且影响了整个文化的观念转型因此，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充满了历史的玄机可以称得上一个“玄”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