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奥巴马，政策贸易战，实质
2009年4月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英国伦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少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加快推进相关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①讲话告诉我们，在金融危机日趋严重，世界经济尚处低谷的今天，各国应该知道，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合作应对是正确抉择，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往往是越需要开放自由贸易环境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越是严重。自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各国为了本国利益不受和少受冲击，纷纷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并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那么，何为贸易战及其实质呢？
一、贸易战与贸易战的实质
贸易战（trade war）又称“商战”，由于一些国家通过高筑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又通过倾销和外汇贬值等措施争夺国外市场，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报复和反报复，称为贸易战。如果贸易战的武器仅限于相互提高关税税率，对此则称为“关税战”。事实上小论文，外国对华贸易战至少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英国用非法的贸易战手段——贩卖鸦片掠夺中国的贸易利益；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巴统”等组织对华打“经济封锁”的贸易战；1989年春夏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制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华贸易战更是常战不休：纺织品贸易战、对华反倾销战、对华反补贴战、对华知识产权大战；进入21世纪以后，中韩“大蒜”与“手机”的大战刚刚平息，日本便对华发起了“蔬菜贸易战”…… ②纵观诸多的贸易战，其背后的实质是利益的争夺。这种利益依其类型可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科技利益等，依其主体又可分为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而隐藏在贸易战背后的实质，即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破坏的是贸易原则，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一）贸易战争夺的是经济利益
有贸易就有贸易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更是一场没有盟友、只有争夺经济利益的“战争”。经济利益是贸易战表面上的也是最初的导火线。这种经济利益包括了国家利益、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实际上，中国早已身处贸易战中，并且国人已深受其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长期的经济封锁曾使中国错过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世界经济黄金发展机遇，使中国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推迟了中华民族的腾飞；外国自1979年开始对华的反倾销战已使我国损失了100多亿美元的贸易利益，按1亿美元的贸易额可以创造1万个工作岗位来计算，中国仅仅因为外国对华反倾销战就丧失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这也是为何中国“下岗”人员如此之多的原因之一。这是贸易战对国家与个人的利益损害。
事实上，贸易战对公司的损害更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公司在贸易战中不仅承担着经济上的损失，更遭受着企业命运与行业的风险。正如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在2002年福耀玻璃与美国的“反倾销案”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加征11.8%的关税主要是对企业形象的影响，福耀是行业内的最大厂家，一直以“为中国汽车玻璃工业树立典范”为己任，福耀的所作所为会成为别人的样板，而说这样的企业有倾销行为，对福耀是很大伤害。而相对于公司今年预计的14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这点保证金并不构成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他还一再强调，起诉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维护公司的合法权利，更重要的是不能成为美方以此理由制裁更多中国企业的判例。据了解，包括福耀在内的中国汽车挡风玻璃企业面临的反倾销，是继钢铁、温州打火机之后中国企业的又一次大规模贸易战。③
（二）贸易战破坏的是贸易原则
如果说贸易战直接损害的是经济利益，那其间接损害的则是包括以公平、自由等为主要内容的贸易原则，还破坏了贸易协定、贸易伦理和国际惯例。“标志着国际贸易自由化达到了新高度并有了制度化保障是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其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促进贸易的全球化和自由化。”④但贸易的自由化与公平化总是理想化的东西，面对着渗杂着各种因素和利益于其中的贸易，总是在破坏着贸易的这些原则。特别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只从本国利益出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小论文，这既损害了贸易原则，又无助于危机的解决，这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拖累着经济的复苏。
胡锦涛同志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各种借口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各种以邻为壑的投资保护主义行为,共同反对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我们希望有关国家放宽对发展中国家不合理的出口限制,努力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多哈回合谈判事关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我们应该共同坚守2008年7月有关各方达成的共识,在现有框架基础上继续前进,推动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⑤“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已经感觉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余本林表示，中国政府主张开放公平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希望能够在磋商合作中妥善处理，不希望贸易战。
（三）贸易战掩盖的是政治图谋
当今贸易战爆发的原因并不仅仅因为贸易利益的争夺，常常是和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搅合在一起。有时纯粹的政治原因也会引发贸易战，这样就使贸易战爆发的原因趋于复杂化。 全球经济一体化（WTO），是人类共同在发展主义的大旗下，将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有意模糊后创造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换言之，WTO就是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经济发展的世界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生的一切贸易战，都只能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而非政治手段。这也是WTO成员国普遍认同的一个原则，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说：“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表述的就是这种愿望。“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终归是愿望，这种愿望始终无法掩盖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最近，由美欧两大国际经济实力英雄先后挑起对中国纺品的贸易大战，虽说只是WTO平台上众多贸易大战的冰山一角，但却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看清除了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尽管中欧眼下已经针对一触即发的纺品大战达成了“停战协议”，但等待我们解决已知和未知的各种各样贸易大战，都必须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愿望，而实事求是地站在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中全面审视经贸大战的实质，才能够使贸易大战得到尽可能合理的平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中国威胁论”者他们背后的政治图谋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淡化“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愿望的选择，而全面考量发生在WTO平台上的国际贸易大战。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图谋，也许就能让我们看清楚贸易大战背后的政治实质。
二、奥巴马访华前中后政策的变化
《经济参考报》11月9日报道，“11月5日，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输美油井管反倾销反补贴(以下简称“双反”)案的倾销调查初裁，决定对从我国进口的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11月6日，我国商务部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排气量在2.0升及2.0升以上进口小轿车和越野车发起“双反”调查;同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裁定，对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进口的铜版纸、从中国进口的焦磷酸钾、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征收“双反”关税。这一切距离中美互相承诺不再出台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才一周时间，距离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期11月15日只有不到10天。”⑥
11月15日奥巴马如期访华。11月1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设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奥巴马表示，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美国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美方愿与中方一道小论文，以建设性方式解决贸易摩擦，共同反对保护主义，并为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打下基础。
奥巴马回国后立刻采取了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从媒体透露的全部信息来看，奥巴马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唯一提出的要求，就是美国不要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中国再无其他公开要求。况且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要求，本来是奥巴马自己在G20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要求各个国家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帮助美国安全度过金融危机，特别是要求中国购买了美国大量过剩产品和淘汰产品，如购买美国大排量越野车等，就是中国应美国要求做出的牺牲行为。可是，当道·琼斯指数返身向上的上涨趋势刚一确定，美国立刻翻脸不认人，反手就狠狠地给了中国一巴掌。
三、政治图谋是奥巴马政府贸易战的实质
从访华前的大规模“双访”到访华中的“反对保护主义”再到回国后对中国最大规模的贸易制裁，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戏剧性的变化，进一步说明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华政治上两面政策前提下产生的经济两面政策，再次暴露了美国政府掩盖在贸易战背后的政治图谋。
早在中美贸易摩擦初露端倪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江涌就谈到，中美之间利益广泛，早就坐到一条船上，不可能斗得连船都翻了。当时几乎全世界的舆论都质问奥巴马：美国说一套做一套，这回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你如何面对G20峰会?怎么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戏剧性的是，奥巴马政府在G20峰会上竟拿出一份针对对美贸易的顺差大国的“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尽管中美双方曾表达过希望“同舟共济”的各种承诺、声明，但是如今，美国大闹特闹，快把“船”斗翻了，业内专家认为其背后有着更深的含义，即配合奥巴马访华，增加其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专家认为，在如此贸易战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显得尤为刺眼，它无疑将成为届时美方向中国施压的重点之一。早在10月24日，奥巴马在致函美国纺织团体协会时表示，中国必须停止操控货币的行为。致力于新兴市场的美国投行Roth Capital副主席DonaldStraszheim也表示，中国经济正开始下行路线，而美国对中国放缓人民币升值步伐不满。
中美之间的任何贸易战，毫无疑问的是，美国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图谋，其次才是经济利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小论文，以对我施压。在美国的很多涉华报道中，经常出现将经济问题涉及到不相关的政治类事情上去的情况，甚至有时会涉及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语言。美经常干涉中国内政，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政治规则和经济规则不一样，某些利益集团的力量，往往会导致一国出现经济上受损而政治上通过的事件。”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在这个时候，美国人环顾世界，发现欧盟和别的国家进口到美国的产品锐减，而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总量虽然减少了，但占据美国从国外进口产品价值的份额却大幅提高。在很多美国生产商面临财务危机、工人面临失业时，我国出口的产品就成为美国民众情绪的“靶子”，包括轮胎在内的“中国制造”成了美国市场的假想敌。而奥巴马本人在选票和支持率上，对工会力量依赖颇深，所以这次特保案是奥巴马和美国政界各种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
近年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现一股“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其目的在于适应本国政治、经济需要，维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支配地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加大了我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另外，逐渐兴起的国际投资保护主义也值得我们关注。因此，在世界经济尚在低谷的今天，我们必须审时度势，认真分析我国外贸的外部环境与风险，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期有效地化解风险，迎接挑战。
参考文献：
①⑤胡锦涛：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英国伦敦，2009年4月2日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2
关键词：贸易摩擦；贸易保护；中美贸易
纵观国际贸易发展史，贸易自由化从未得到广泛地实施。现实与理论的背离，促使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贸易限制措施和贸易保护的合理性。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选择上，民族国家总是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来维护其自身既得利益，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如今，萨缪尔森和他的学生巴格瓦蒂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之间的争论，使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此领域，国外拥有大量文献,国内文献也日渐丰富,所以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对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有现实意义。
一、贸易摩擦概念界定
贸易摩擦概念多是通过表现形式来界定，这种界定存在以偏盖全的缺陷，没有揭示出贸易摩擦的实质。王厚双将贸易摩擦定义为经济战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经济战的实质是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因而贸易战是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本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需要，为争夺商品销售市场而展开的限制进口与扩大出口的激烈对抗”。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贸易摩擦已经延伸到国民经济诸多方面。赵晓、柳阳认为贸易摩擦是国际经济摩擦的子集，国际经济摩擦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种相向行为或是由此行为产生的一种结果。笔者较为认同后者看法，本文定义为“在经济社会中具有一定经贸关系的各经济主体，为了在双方经济交往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获得满意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与经济伙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有三方面含义：一是适当“接触”是摩擦产生必不可少的前提，贸易摩擦产生前提是国际交往的存在；二是摩擦是相向运动的结果，因此，贸易摩擦取决于国际贸易交往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相向行为；三是作为相向行为的结果，贸易摩擦会导致非正和的博弈结果，即不会使双方都受益的贸易摩擦。
赵晓、柳阳将贸易摩擦分为商品贸易摩擦、制度摩擦与文化摩擦；赵谨提出微观经济摩擦、宏观经济摩擦、投资摩擦、制度摩擦与技术性贸易摩擦五种分类方式。分类的意义在于，由于引发不同经济摩擦原因不同，解决手段也不同，明确摩擦类型有利于一国建立贸易争端预警机制，可以针对不同摩擦采取不同对策。
二、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研究
任何经济现象都有理论基础，贸易摩擦也不例外。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按照分析角度不同，可将贸易摩擦成因理论分为三种：一是从微观经济角度分析；二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三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
（一）贸易摩擦微观理论
微观贸易摩擦理论是指由贸易一方对另一方出口激增造成的贸易摩擦分析,由贸易双方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变化和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引起。一部分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另一部分是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
完全竞争市场上不会形成贸易摩擦，但如果市场失灵，相互交往的国家间就会出现国家经济扭曲问题，出现贸易摩擦。为这一理论做出贡献的是巴格瓦蒂（JBhagwati）和琼斯（RJones）。他们认为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交易条件难以满足，就会出现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另一个重要理论是由哈罗德（Rharrod）、迪克西特（Dixit）和诺依曼（Vnorman）等提出和发展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其囊括重要命题包括：当失业增加和收入下降超过在自由贸易情况下的福利时，该国就会放弃自由贸易，转而实施贸易保护，进而导致两国贸易摩擦。所以依据H-O理论创建的特殊要素模型，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是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应用理论。
以不完全竞争为前提的理论分析又涉及三个领域：其一，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各国政策的介入能够改变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后果，结果便会因追求收益的重新分配而引起各国的贸易摩擦。日本学者广濑宪三在此理论中加进制度因素，强调国家间经济制度不同的可能性有可能导致国际贸易摩擦。近来对日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也表明，国家间结构和制度差异是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相互进行贸易的两个国家的企业生产活动中存在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对该领域做出贡献的主要学者有帕那格里亚（A.Panagariya）、三边信夫和后藤纯一等人。他们的分析模型都有一个相似分析步骤，即首先分析存在外部效果和规模经济时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均衡，然后讨论外部经济联系条件下的均衡，接着比较两种经济均衡的收益水平。
其三，国内国际产业结构和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间产业结构静态和动态的不相配，是贸易摩擦频发的深层次原因。根据上述分析表明，贸易摩擦微观理论体现了国内经济和世界市场相互作用，同时，也说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在处理贸易摩擦时，斗争与妥协都是重要的，都是正常的国际关系。
（二）贸易摩擦宏观理论
从国际宏观经济学角度对贸易摩擦解释一般是从两国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方面入手。有两种分析方法，一是利用弹性方法进行分析：根据公式CA=TB+NF（其中CA表示经常项目,TB表示贸易余额，NF表示来自国外净要素支付）进行分析；二是储蓄-投资缺口法：以小宫隆太郎为代表，利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核算基本公式，即：Y=C+I+G+X-M。整理得：NX=Y-C-I-G=S-I。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因素就是影响贸易差额的因素。
中美贸易摩擦研究中，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是利用弹性方法分析的；而麦金农教授等大部分经济学家是利用储蓄-投资缺口法分析的。我国学者施建淮指出上述两种方法对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分析都是片面的，主张从全球视角来看待美国贸易逆差。
综上，主流贸易理论分析的优点在于使我们的思想脱离了贸易限制不能获利这一传统理论假设的禁锢。但上述都存在理论逻辑上的缺陷，无论是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的政策存在性提供一般性的、坚实的“科学”依据（盛斌，2001）。
（三）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理论
贸易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纯贸易理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存在性的困惑，它另辟蹊径地从收入分配角度出发，引入公共选择理论范式，从政策决策过程角度来探究贸易干预的水平、结构、形式和变化。代表性的理论有霸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贸易理论。
霸权理论认为当世界上存在的一个经济超级大国逐渐失去它盟主地位时，外部竞争冲击压力将迫使它放弃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以维持自己经济利益。这很好解释了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在纺织品、农产品等领域实施贸易限制的情形。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代议制及投票规则下，人数较少而利益分布较为集中的一方对投票结果的影响更大。Stigler和Peltzman等人指出：政府很少追求那些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相反，政府寻求的是那些使之政治支援最大化的政策。
管理贸易理论则认为管理贸易是一种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次优模式。经济学家K.Bagwell和R.W.Staiger通过建立Bagwell-Staiger模型把管理贸易理论一般化,并进行分析。而T.J.Prusa和S.Skeath采用案例分析法将Bagwell-Staiger模型进行扩展，认为现代商业政策已经明显受到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运动影响，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手段成为WTO框架下合法的也是最重要的管理贸易手段。
经济学家对贸易摩擦问题研究的这一路径转换，不仅生动地描述了贸易摩擦的动态演进过程，使之更加符合现实世界中贸易关系的发展变化和政府、企业的行为选择，也丰富了贸易摩擦问题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思路。
三、中美贸易摩擦实证研究
2000年以来，在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间，引发了关于美国贸易政策不同观点的争论。萨缪尔森（P.Samuelson，2004）与鲍莫尔（W.Baumol，2000）主张贸易保护，而主张全球化、自由贸易、鼓励接受“外包”贸易的则是萨翁上世纪60年代的弟子巴格瓦蒂（J.N.Bhagwati，2004）。Elizabeth Van Wie Davis在《1995-2000中国对中美关系的视角》中指出中美产生贸易不平衡并进而引发贸易摩擦是由于中国缺乏政策透明度以及不能完全执行两国签署协议造成的；但美国商会会长兼CEO Thomas J Donohue则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某些争端责任不在中方，中国并不是在有意操纵汇率。由此看来，国外理论界和商界对中美贸易摩擦原因所持观点不太相同。
同时，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微观方面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为主。尹翔硕、王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东亚因素》侧重研究“贸易迁移效应”；中国已经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时代，赵晓提出应从战略角度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于铁流，胡方提出应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改革；卢艳铃认为低价倾销的客观存在是成为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导火索。
宏观研究方面，许承明以1983-2000年美国历史数据实证研究得出：美国利率长期偏高倾向以及贸易伙伴对美元资产及储备需求推动，造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王义中则根据标准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建立计量模型，采用美国1982-2002年数据，实证分析得出影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原因是其国内因素；王蔚认为美国认定我国“非市场经济”有许多宏观因素，包括资本项目下的兑换受限、政府过度强调出口创汇等。也有学者从政治角度分析，李昌风认为中美频繁发生贸易摩擦是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种极强的偏见；刘志涛认为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
综上所述，国内各种相关研究差别不大，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得出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和建议。笔者认为：实际上，中美贸易摩擦有多层次的原因，其表面原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人为原因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统计不一致；真正原因：中国产业结构中确实存在转移性和结构性问题。
四、展望
国内外对贸易摩擦理论研究已经具有一定基础，但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还不太一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可以预见，今后此方面会成为研究热点，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同时，国内理论界也会在理论依据和应对策略方面总结出新观点，更真实反映摩擦现状。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
2、赵瑾.经济全球化与贸易摩擦[M].商务印书馆,2003.
3、赵建.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产业结构和政治因素[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3).
4、施建淮.怎样正确分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J].国际经济评论,2005:7-8.
5、卢艳玲.加入WTO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特点、原因及对策分析[J].北方经贸,2005(3).
6、许承明.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原因分析[J].财贸经济,2003(5).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3
(一)对外贸易规模由小到大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28年间,对外贸易增长了12倍,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的23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近25倍,年平均增长22•1%;加入WTO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对外贸易赢得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机。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7年再破2万亿美元大关。2002-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4倍多,年平均增长为25•9%,七年进出口总额占中国60年进出口总额的70%以上。60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升。1950年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0•9%,到2008年达到8%以上。中国的出口总额经过30年徘徊到1990年列第15位,2001年列第6位,2004-2006年居第3位,2007-2008年上升到第2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
(二)进出口商品结构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新中国初期,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则主要是机器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后,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战略性转变,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接近出口总值的一半,1989年上升到71•3%。从根本上扭转了大量出口初级产品来换取工业品进口的落后局面。进入90年代,机电产品成为进出口的主力军。1990年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的17•9%,到1998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达36•2%,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类商品。同期,机电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45•6%。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进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2002年至2008年七年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平均增速分别高达36•8%和2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20•8%上升到2008年的29•1%,进口比重从28•1%上升到30•2%。
(三)对外贸易额由逆差到顺差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从小额逆差到微量顺差再到巨额顺差,从外汇极度短缺到成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的历史性转变。1950-1977,其中头6年全部为逆差,平均年逆差约8•5亿美元,其后年份为小额顺差或逆差;1978年以来,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加。1995年对外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5年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接近3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8年末达到1•9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四)贸易伙伴由单一到多元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以上,其中对苏联的贸易额约占半。80年代末中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经过多年的努力,市场多元化战略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中国的贸易伙伴已遍及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2008年,中国前十位最大的贸易伙伴依次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对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8•4%。
(五)自由贸易区建设由少到多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3年以来,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得到大发展,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和渠道。中国与五大洲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2个自由贸易区,到2008年占到中国对外贸易额的1/4以上。中国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凸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诸多自由贸易区建设如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中-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的带动效应。同时拓展跨地缘优势,建设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包括沙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6国)谈判建设自由贸易区议案。
二、巨大成就的理论与战略保证
60年对外贸易巨大成就的取得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和中国特色对外贸易战略的不断优化、形成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的保证
理论来自实践,同时又对实践产生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主要引进于前苏联,此时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加之世界政治二元化格局,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两大阵营,人为地把统一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市场体系分割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十分狭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呼唤中国化的国际贸易理论问世。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客观趋势,依据中国的国情,科学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观点、思想和理论。其基础理论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大块组成,其应用理论由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帮助中国发展对世界有利;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利用好中国这个大市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等六大观点组成。邓小平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于马克思、列宁和前苏联的国际贸易理论(时代不同、任务不同、内外部环境不同、世界经济走势不同),更不同于西方古典和现代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它所回答及解决的问题和重点,不再是国际经济贸易产生的原因、比较利益的获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发挥,而是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针对国际经贸关系中存在失衡的现状,突出地解决当代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贸易条件的改善,二是贸易利得的公平分配,三是反对贸易歧视。因此,以邓小平中国特色国际贸易理论指导中国的国际经贸发展更符合中国国情,更能促进中国国际贸易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本着外为中用原则,从抵制-引进-借鉴到运用之路。由于中国对国际贸易理论理解不深、与中国国情结合不够,它们在产生正面效应的同时,带来了负面效应(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或多或少地与其有关)。
(二)国际贸易战略的保证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是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兼容互补的模式。这一战略模式要求:沿海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强的轻纺行业以推行出口导向为主;其他地区和出口竞争能力较弱的重化工行业,以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为主。兼容互补战略模式的战略重点,在出口贸易战略方面,要求合理安排出口产品结构,大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全方位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出口产品生产体系;在进口贸易战略方面,把进口的重点放在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及软件上,实行以进养出,把来料加工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出口贸易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中国拥有10多亿人口,国土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行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综合兼容的战略模式,较之实行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较快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实施“大经贸战略”的新阶段。大经贸战略指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产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外贸、外资、外汇、外援等各种经贸活动相互融通、相互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中国是潜在的贸易强国,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世界经济的走势。大经贸战略正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动顺应国内“两大转变”和国际“三大潮流”(经济市场化、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信息化)的要求而提出的。实践证明,它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极大的推动效应。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起,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进入全方位开放和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国加入WTO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从而要求:(1)中国对外开放从自主单向开放变为相互双向开放;(2)从政策导向开放变为按照WTO规则要求开放;(3)从货物市场开放变为服务贸易市场和技术贸易市场的开放;(4)从适度保护贸易政策变为协调管理的一般自由贸易政策,即通过谈判确定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对外贸易的管理,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
三、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
回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运用逆向思维和反思,找准影响和阻碍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害问题,那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非科学性和对外贸易发展的非均衡性。
(一)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型
外贸增长方式转型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之关键所在。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型已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许多非科学性,若掉以轻心,让分散的非科学性聚集起来,将引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倒退。外贸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摆脱对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认识误区。认为转型只是指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那什么是集约型呢?一般认为,集约型即质量型、资源节约型、科技高含量型。上述理解是欠科学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包含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以及由外延扩大再生产型转变为内延扩大再生产型两个层面的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看,集约型和内延扩大再生产型具有复合和综合的特点。在内容上,它们包括生产进步、科技进步、管理进步、信息进步和教育进步的全面要求,不能简单地把集约型(或内延扩大再生产型)等同于质量型、节约型和科技高含量型;在实现过程上,它们是一种动态要求,不是静态指标,而具有长期性和长效性,不能简单地以近期出口业绩等指标加以衡量;在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上,它们体现出既管目的又管手段,既管过程又管结果的有机整体和高度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起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只管结果而不管过程。二是尚未走出速度和数量的惯性漩涡。对外贸年增长速度,以及对对外贸易总额最大化、对外贸易顺差最大化和外贸企业利润最大化表现出由衷地偏爱。以为只要把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提高起来,把对外贸易总额增加起来,对外贸易效益就会提高,国民从中得到的社会福利就会增加,转型的目标就会实现,而淡化了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危机的洞察、防御、化解和转嫁能力的培养。应该看到,速度和数量不过是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的直观现象,转型的科学标准和实质性要求,是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的潜在素质和能力作为衡量尺度的。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货币汇率、消费偏好和贸易规则等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包括有独立关税的地区)都可以通过更换外贸政策,出台贸易规则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中国外贸企业创造的效益减下去,把他们的损失转嫁给我们。因此,中国外贸及其企业的抵制压力、规避风险、化解转嫁的能力大小,理所当然地应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和核心标志。
(二)关于外贸发展的均衡性
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是绝对的。发展方式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具有决定意义。在理念上,既要看到中国飞跃发展的可能性,学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又要承认“自然是不能飞跃的”,即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在长时间内和整体上,更多的发展形式是渐进的。因此,中国跨越式发展之后,必须实现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均衡,即回到稳定和协调的均衡状态,以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对外贸易也不例外。应该看到,中国在外贸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着大量非均衡现象,集中表现在:第一,国家在宏观政策,如行政手段、贸易差额目标、出口导向战略、对外贸易依存度、“两个”市场安排、贸易利得、国民待遇等方面,存在失衡:偏爱行政手段、偏爱贸易顺差、偏爱出口导向、偏爱对外贸易依存度及国际市场,偏爱贸易利得和偏爱外国国民(超国民待遇)的倾向;轻视市场机制与行政措施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均衡、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对内贸易依存度均衡、贸易利得与规则利得均衡,以及中国国民待遇与外国国民待遇均衡。第二,企业在微观策略,如发展战略设计、市场营销渠道布局、“三大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内部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存在失衡:重出口、重发达国家市场、重传统货物贸易,轻进口、轻发展中国家市场、轻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第三,行业协会在中观协调,如行会规则、监控系统和措施、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排名奖励等方面,存在失衡:明显地倾向或偏爱于外贸出口的有功之臣,重业绩轻德行,重“荣文化”轻“耻文化”,重“战文化”轻“和文化”,使外贸企业之间摩擦日益加剧,很难造就出规模经济给全行业每个成员带来协调发展的和谐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外国采取歧视政策面前,形成不了合力;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扩散面前,表现出软弱无力,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成本加大。
中美贸易战的论文范文4
关键词：贸易摩擦；大宗商品；全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1)04-0009-06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需求大幅减少，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采用贸易保护手段，近段时间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展开了频繁的反倾销、反垄断调查。2009年9月11日，美国宣布对中国轮胎特保案(“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实施限制关税，从9月26日起加征35％的惩罚性关税。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统计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17起反倾销和9起反补贴调查，涉及金额108亿美元。而最近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又相继对我国钢管出口展开反倾销调查(表1)。
在全球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刻，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个危险的信号。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贸易保护是损人不利己的，引发的贸易战争更有可能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而近段时间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展开了频繁的反倾销、反垄断调查，从早先的纺织品到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大宗商品的制成品。本文拟从战略性大宗商品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棉花价格的实证研究展开深入的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近阶段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争端缘由及趋势。
一，文献回顾
贸易保护理论的发展轨迹基本上可以归纳为重商主义一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一超保护贸易理论(新重商主义) 新贸易保护主义。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贸易保护理论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拓展。Eaton和Grossman(1985)证明当面临不利的贸易条件变化的风险时，政府可以通过进口保护政策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实现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Long和Vousden(1991)建立的模型表明当所有关税收入完全分配给流动要素或者受保护的专有要素时，关税将不能完全抵消进口品的价格变动。Helpman(1995)在一个共同的特殊要素模型和个人效用函数的框架下对贸易的政治经济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到了有益的结论：模型决定均衡的贸易保护水平和结构具有类似的结构和形式。诺贝尔特・冯克(1995)分析了贸易型投资措施这一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论述了在传统贸易限制措施的作用下降的同时，非关税贸易壁垒却越来越重要，提出要建立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Makoto Okamura和Kiochi Futagami(1998)运用两阶段数学模型证明了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在第一阶段进行贸易保护能够增加两阶段的总福利。Mads Greaker(2006)分析了生态标签制度这种保护手段，认为对于一国政府来说对本国和外国厂商采用生态标签制度要比设定环境标准来说更优，但是这种政策起到的保护程度是不确定的。Earl L.Grinots和Peri Silva(2008)分析了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机制，解释了为什么最小的限制性原产地规则能保证效率和政策的独立性。
我国学者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荆文辉和干建生(1995)分析了美国反倾销法的贸易保护作用，指出美国反倾销法目的并不是维护公平贸易，而是实行贸易保护。夏先良在同年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的关系，认为我国应该对一些幼稚产业进行保护。贾宁、梅义仁(1996)通过对美国《伯德修正案》的分析，指出美国通过此修正案意图挑战国际贸易规则。光、张燕生和万中心(1997)运用局部均衡模型对中国贸易自由化后的福利效应和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总的福利效应为正。刘东勋、瞿志成、陈多才(1998)论证了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不是截然对立的，保护贸易理论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修正和完善。谢识予、尹翔硕和陈涛(1999)对非关税壁垒在我国贸易保护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讨论了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我国进口的影响，指出我国的非关税措施作用大大优于关税。强磊、张二震(1999)对战后日本的贸易政策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指出我国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张可云(2000)分析评价了区域分工和区域贸易保护理论，建议区域分工与自由贸易并不必然导致区域合作，区域贸易保护也不会必然导致区域冲突。王小龙、李斌(2002)运用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研究了地区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地区贸易保护问题，指出贸易保护是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博弈的必然结果，我国应该采取措施消除地方贸易保护。周曙东、吴方卫(2003)通过对中日菠菜贸易的实证分析指出两个国家的贸易是实力博弈后的纳什均衡，但如果商品出口量超过临界点，则会引发战略性贸易保护。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角度出发，运用重复博弈的概念和方法，阐述了为何无法实现单边的贸易自由化。范兆斌、左正强(2005)分析了国际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贸易保护的新趋势和动因，指出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提出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质疑。王晓雷(2006)分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原因，认为没有理由表明贸易逆差恶化了美国经济和就业，贸易保护也不能治理美国的贸易逆差。刘苗苗(2006)对日本如何应用原产地规则实行贸易保护进行了研究，指出看似中立甚至善意的规则，也可以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刘志雄、和秀荣(2006)从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角，分析了国际贸易争端频频发生的原因，认为贸易中的国家都在按奥尔森的思路缓解集体行动困境，对当今国际贸易格局进行了一定的解释。李淑俊、郭增栋(2007)认为美国国会扮演了中美贸易的“警察”角色，推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惩罚。成心轩(2007)借鉴Jiandong Ju和Krishna的模型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公司行为选择的影响。向前、左海聪、王鸿喜(2007)通过分析日本的特殊保障制度，提出了中国的应对策略。保健云(2008)运用一国内部动态博弈模型与跨国模型分析了贸易保护主义与政治商业周期传播，探讨了如何构建与完善国际治理机构。赵美英(2008)从一个双寡头模型和新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基于贸易保护目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机制，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制定一定措施来规避损失，但是这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为了转移这些额外成本给国外厂商，政
府倾向于制定高于需要水平的保护性标准。徐仙明(2009)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频繁针对中国的原因，指出中国存在出口过度集中、企业应诉不力、非市场经济遭遇歧视等问题。梁碧波于2009年对美国制造业贸易保护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基本目标是决定贸易保护程度的主要变量，而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则是“边际性”的。渠慎宁、杨丹辉(2009)通过对1970～2008年美国进口倾向变化的统计分析，探讨了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建立基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股均衡模型，分析了奥巴马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认为这一条款会导致美国国内消费下降，对经济复苏意义不大。
二、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贸易保护的手段有很多种，对于进口品来说分为关税、配额以及歧视性政府采购，对于出口品来说分为补贴、出口退税等。对于贸易政策的影响的评判，一般标准是通过衡量总剩余的得失来进行比较。
传统的经济学早已证明，贸易保护基本上是损人不利己的，而且容易引起别国的报复行为，那么为什么近期欧美还对我国进行如此频繁的贸易调查呢?基于大宗商品视野，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欧美掌握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它可以通过控制大宗商品价格获取利益来补偿它实施贸易保护对自己造成的损失。
由图1可知，发达国家通过抬高大宗商品价格，促使出口国生产相关商品成本上升，随着成本上升，其竞争力相应下降，进口量由此下降，这样本国国内产量相应上升，而产量上升带来的规模效应，会相应降低本国厂商的成本，由此造成供给曲线Sx右移至Sx’。因此，从理论上讲，通过反倾销及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手段，同时利用其掌握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优势，通过有计划地抬高大宗商品价格，直到出口国相应商品价格超过新的国内均衡价格，由此理论上就可以限制外国进口。由图1可以看出，消费者剩余减少a+b+c，生产者剩余增加a+b+d，而由于没有进口，所以没有税收收入，那么此国净福利盈余为d-c，当d大于c时，此国净福利增加。
三、2003～200S年中美和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
回顾2003～2005年中美和中欧在纺织品贸易领域摩擦频繁，之后中美、中欧经过艰苦的谈判从此解决了在纺织品领域的贸易争端，即自2005年年中起，对配额外的进口棉花征收滑准税。税率滑动范围为5％～40％。众所周知，中国纺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棉花，但是滑准税政策使中国纺织企业的成本比国际竞争对手高出很多。国内棉价比国际市场平均每吨贵1500元，低等级棉花更是比印度高出4000元左右，如此高的成本使我国棉纺产品根本无法在国际上竞争。
此外我国棉花与进口棉花相比，质量存在一定差距。一些问题长期存在，如“三丝”、“种乱”等。由于有滑准税的保护，这些问题得不到重视，因此滑准税的实施抑制了我国棉花质量的提高。
由纽约期货交易所美棉指数图可以看到，2003～2005年，国际棉价基本在历史低位徘徊，我国棉纺织业通过进口质优价廉的棉花，其产品的竞争力是造成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的核心因素。
纵观2005年到现在的国际棉价，可以发现，除2008年8月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动荡中，国际棉花价格有过约4个月的大幅调整后，又很快回到历史高位，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在如此高企的价格下进口棉花而且其中相当部分还要征滑准税，中国的纺织品企业的竞争力已经下降到不足以影响美欧纺织品相关产业的市场竞争，这也就不难解释2005年后鲜有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原因。
四、近期贸易摩擦的特征与趋势
从早先的纺织品到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战略性大宗商品的制成品。
纵观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摩擦，与此对应的橡胶、钢材及伦敦铜的价格也类似于美棉价格指数，相比而言，日胶更加坚挺些。
比较有趣的是，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摩擦基本都发生在此次相关大宗原材料价格因美国金融危机大幅调整的时期，这不能说只是巧合。
正如前文分析的，发达国家利用其掌握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通过抬高大宗原材料价格，促使出口国生产相关商品成本上升，随着成本上升，其竞争力相应下降，进口量由此下降，这样本国国内产量相应上升，而产量上升带来的规模效应，会相应降低本国厂商的成本。因此，从理论上讲，通过反倾销及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手段，同时利用其掌握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优势，通过有计划地抬高大宗商品价格，直到出口国相应商品价格超过新的国内均衡价格，由此限制外国进口。
而发达国家通过抬高大宗原材料价格，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操控这些大宗原材料价格获得巨额利润，也增加了该国总的福利。因此，传统国际贸易认为贸易保护是损人不利己的定论有可以补充和完善之处。
同时，我们也可以对近阶段贸易争端的趋势给出基本判断：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回高位，相关的贸易争端将逐步减少。正如失去了质优价廉进口棉花后的纺织业，我国大宗商品相关产业由于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在世界范围失去竞争优势，由此所谓的贸易争端也将逐步平息。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商务部)
参考文献：
[1]荆文辉，于建生，美国反倾销法的贸易保护作用[J].国际贸易问题，1995，(6).
[2]夏先良，论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政策的选择[J].财贸经济，1995，(10).
[3]光，张燕生，万中心，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7，(2).
[4]张可云，区域分工与区域贸易保护的理论分析[J].理论研究，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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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开放对日贸易问题 国民政府 民众舆论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4－0100－08
1947年6月9日，美国主导的驻日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宣布有限制开放日本对外私人贸易。消息传来，国内哗然，舆论界、工商界及其他有识之士一片反对之声。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宣称，“开放对日贸易，是中国工商界的致命伤，工商业发展无望，整个中国将沦于不拔之境。”尽管如此，国民政府最后仍决定追随美国。开放对日贸易。民众为何反对开放中日贸易?国民政府这样做又出于何种考虑?关于战后开放对日贸易问题，过去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还不多，本文拟从政府与民众反应的角度，对此问题略作探讨。
一、关于开放对日贸易引发的争议
开放日本对外贸易是美国当局在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盟军总部的积极推动下进行的。从1947年初开始，盟总即致力于日本对外贸易的开放。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称，“必须准许日本从事对外贸易，而此项贸易须任由民间为之。而将政府之统制抑至最低限度。”2月25日，麦克阿瑟对偕美内长卡拉格访问日本之美国会议员称，“日本之迅速回复平时贸易状态，将使美国纳税者省节金钱”。在盟总的推动下，美国当局逐步恢复日本对外私人贸易。1947年1月，占领军最高司令部(简称SCAP)部分地解除了对商业通讯的限制。从而使日本贸易厂商能够接触和了解到国际贸易行情。
美国欲恢复日本对外贸易遭到了其他盟国的不满和反对，其中以中国、菲律宾最为激烈。中菲两国主要是将重开日本对外私人贸易问题与日本对战胜国赔偿问题联系起来，意识到前者将会影响到后者。菲主张，“日本私人贸易之恢复。应当延至切实赔偿分配在进行中然后可”。中国方面赞同此议，并谓，“对日本生产之刺激，将予日人以口实，要求停止现可拨作赔偿之设备工具之移交”。
尽管遭到其他盟国的反对，美国仍一意孤行，决定开放日本对外私人贸易。1947年6－7月，美国逐步将恢复民间贸易的方针具体化，SCAP宣布定于8月15日开始有条件地恢复日本民间对外贸易，有关限制条件有不设汇率，出口价格由SCAP决定，以美元标价；政府贸易继续存在，与民间贸易并行，各国访日民间贸易代表人数限制为400名，在日逗留时间不得超过21天等5项。
美欲开放日本对外贸易虽早有传闻，但这一消息的公布，还是在中国社会各界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地位举足轻重的上海表现尤为强烈。 《申报》首先在6月11日的社论中刊出《岂可再鼓励日本》一文，认为在对日和会尚未召开、对日索赔问题未解决前，即开放日本对外贸易。“未免言之过早”了。从经济方面看，日本对外贸易若开放，则在不久的将来，“价廉物美的东洋货”又将泛滥于世界市场，不仅足以“妨害我国纺织工业的成长”，而且英美在世界市场上“也将遭遇一个劲敌”；并提醒美国人，允许开放日本对外贸易，不仅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安全，将遭受威胁；而且整个远东，“也将无和平安定可言”了。所以，美国当局应“放大眼光，正视现实”，勿“贪小失大”，“随时防范日本侵略思想的再生”。
工商界认为开放时问过早，“结果又将造成日本为我国贸易之竞争者，我国之出口物资，如纱布、生丝、草帽、纽子、洋伞柄、鱼产品等，均将遭受剧烈之威胁。因我国目前时局不靖，地方多难，生产未能纳入正轨，而日本在盟军之管制下，生产逐步复原，币制安定，工资尤为低廉，故在生产条件方面言，实足为我之严重威胁，故甚望我国商务代表团赴日时，据理力争，促请盟军加紧管制。”
由于美开放日本外贸已成定局，英国也准备开放对日贸易。英贸易当局已在拟定愿往日本恢复贸易之商人名单，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亦建议政府增设贸易代表。国民政府遂放弃以往之反对立场，转而准备派遣商务考察团赴日。但迫于舆论的压力，考察团团长潘序伦于22日对记者称：此次考察团赴日。“(一)考察日本有何物资可以运华；(二)考察我国何种物资可以运日；(三)我国所需经济建设物资中，何者可由日本运来?(四)其他重要贸易事项。”而对于大众所关心之我国政府对此事持何态度以及考察团是否将与盟军总部有所商洽，则解释为“日本国际贸易决策权操之远东委会之手。并早已由该会决定，我国若有意见亦须于本团考察归来后，再由政府循外交途径与远东委会接洽。本团此次赴日。只为根据远东委会之既定政策，与盟军总部共商具体实施方案。”国民政府经济部发言人也就开放日本私人贸易事发表了谈话，称开放后之日本贸易并非绝对自由性质，我国现行有效之各项进出口贸易法规，仍将照常适用。不难看出，国民政府此种解释之用意在于力图证明日本对外贸易开放的合法性及对我国的有利性。以此来舒缓群众的不满情绪。
7月17日，监委于树德、万灿等以日本开放对外私人贸易关系我国前途甚巨，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中日私人贸易实不宜予开放，特提出联合建议。请政府克日宣布中止中日私人贸易之开放及商务考察团之派遣。㈣各监委的紧急建议发出后，立即得到各方舆论的响应。《益世报》在其社论中称，监察委员的“此种见解，实获我心，盖不论就任何方面着想，恢复中日私人贸易，仅属日本片面利益，对于中国实有害无利。主管对外贸易当局应以国家利益及我国前途着想，不应毫无心肝若此。”《大公报》、《申报》等也发表社论，呼吁政府不要开放对日贸易。沪一般工商界人士咸认为政府在未有明确妥善对策前。遽尔开放对日贸易，“实有百弊而无一利”；全国工业协会理事长吴蕴初称：“日货工资成本均较我国为低。将成我工业品国内外市场最危险之劲敌，故我国停止考虑开放对日贸易，确为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部则以尚未奉到停止考虑开放对日贸易的指示，仍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对17日监委所提之紧急建议。则未加任何评论。驻日代表团经济组副组长林可仪吁请国内贸易商即时组织对日进出口贸易公司，并宣布我国将于最近派遣贸易代表团赴日。
但国内反对开放对日贸易之声并未平息。7月26日，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将郑揆一等所提《请政府在未签订对日和约前暂缓开放对日贸易》及薛明剑等所提《拟请政府暂缓开放对日贸易》二案合并审查讨论，最后决定将两提案合并通过，送请政府办理。根据最后通过之审查意见，两案原提办法修正为：(一)请政府在和约未签订前暂缓开放对日私人贸易；(二)谋与日本临时互通有无起见，可将过去已与日本进行之物物交换办法予以改善或扩充。28日，全国经济委员会举行讨论会，形成综合意见五点：(一)采纳国民参政会建议，私人商务代表暂缓派遣；(二)政府对日贸易照常继续进行；(三)私人对日进出口贸易暂由政府贸易机构代替；(四)必要时暂由经济部提请行政院派商
务代表加入中国驻日代表团；(五)远东委员会讨论开放日本对外贸易案时中国代表应采取保留态度。29日，行政院政务会议复提出讨论，席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经济部长陈启天主张暂缓开放。最后出席委员均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一致同意将各项意见详加整理后，送请国务会议决定。30、31日，由戴季陶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对日贸易问题。经过激烈辩论，通过原则，交8月1日国务会议做最后决定：关于赴日商务考察团，定8月15日出发，名额、人选由行政院决定。并议决日本赔偿物资不能以贸易商品看待，应以必需品为限。事实上开放对日贸易已成定论。8月1日，在主持下，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国务会议通过开放对日私人贸易，并决定依三原则办理：(一)可组织赴日商务代表团。其名额及人选，由行政院与经济界协商组织之；(二)对日贸易输入输出种类数量，以不妨害中国国民经济为标准；(三)我国对日所需物资，应尽可能先在赔偿物资中取得。
针对当时社会上的反对声浪，行政院发言人向媒体说明开放理由：中国参加对日贸易并非自此案始，此次不过将中央信托局所从事对日贸易工作稍为扩大而已，此后日本对外贸易仍受相当之管制，并非完全私人自由贸易。对于大众所关心之日本是否将以其消费品套取我国外汇问题，发言人答称：我国对外贸易尤其对于输入方面原有各种限制，并设有输入管理委员会执行管理，国务会议决议案第二项更郑重规定对日贸易输入输出种类数量，务以不妨害中国国民经济为标准，在此种限制下，益以商务代表团将由政府选定之团员组成，日货倾销我国之事绝不可能；对于一般人士主张之对日贸易开放应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后，发言人续称：日本贸易开放因有我国所参加发表之波茨坦宣言及远东委员会对日基本政策之规定，终必许其参加。蒋主席于日本投降后之广播亦声明采取宽大之处置，故盟军总部开放日本贸易与我国之参加均依据此三种文件。
国务会议原则通过开放对日贸易事，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大公报》社评指出：中国人民民族意识“极其浓烈”，不可违逆，“走了五十年的红运，……其最大的强点，就在于符合了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任何政府都经不起“这股民族意识力量的冲撞”。在此时，“人民很有把悲愤情绪转注对日问题上来的趋势”，政府“务要慎重处理”对日问题，“万万不可以内事迁就外交”，追随美国的政策，“把胜利之果轻轻忽略了”。《申报》社论则明显透露出对政府的悲观失望：“战败的日本，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那里设法翻身了，这对于战胜的中国，怎能不视为足资警惕呢?……盟国对日政策的决定，我国也有充分的发言权，乃我国外交当局对于不利于我国的决策，是否曾经据理力争?……我们明知在目前开放日本贸易，对于中国害多利少，为什么人们尽管反对，而政府仍决定开放?……政府对于将来日货的大量走私，是否已有严格的预防办法?对于扶助国内工业不受开放对日贸易的影响，是否已有具体办法?现在全国工商界都惶惶不可终日，政府是否能向他们做有力的保障呢?”
由于政府业已宣布开放对日贸易，国内悉感不安，舆论界、工商界、文化界除对政府表示不满外，纷纷探讨如何应对。8月5日，全国工业协会、全国机器商联合会、国货产销委员会、国货厂商联合会等团体组织对日经济研究会，检讨对日贸易政策。并推派代表于6日晋京请愿，要求当局说明局部开放之范围，并要求赴日考察代表声明此行非为私人利益，绝不经营日货生意。7日，天津市进出口贸易同业工会召集会议，研讨对日通商问题，并表明立场，对于恢复日本私人贸易，根本反对。河北平津区工业协会、第七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第一区毛纺织工业同业公会、天津市总工会，为政府开放对日贸易，发出代电致南京蒋主席、各院部会、参政会、冀平津临参会、全国工协、商联会，呼吁维护国民经济。天津市民治促进会于8日召集题为“对日本通商问题”的座谈会，并约市商会、工商业协会、进出口贸易公会、中纺、纺织业公会、资源委员会等团体参加发表意见。
这一时期国内各媒体、各工商团体纷纷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其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向政府提出抗议，表明其反对立场；(二)开放对日贸易以不妨害我国工商业为前提，严防日本经济侵略之卷土重来；(三)商务代表团之职权须确定，不得为私人牟利；(四)政府应准许工商界参加意见，反对政府包办制度；(五)限制日本纺织工业的发展，辅助国内工业，增强国货的竞争能力。
二、从经济角度看开放中日贸易
开放中日贸易引起了国内公众的强烈反对，而国民政府则以种种理由为托辞，宣布开放。那么。从经济层面看，开放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到底如何呢?
先看战前中日贸易概况。
表1和表2反映了战前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各国所占的份额，从中可以看出，1931年以前，在所有对华从事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处于绝对优势地位。1931年后，日本占对华贸易的份额有所下降，被美国超过。但这一统计中，既不包括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也不包括日本对华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实际上，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几乎为其所垄断。1931年前，日本占东北进口贸易的55％～65％，占出口贸易的35％～60％。到1936年东北地区进口贸易额为64400万元，其中来自日本的即达53500万元，占总额的83％，与日本的贸易占出口贸易的59％。对于走私贸易，并无详细的统计数字，但据估计，1936年日本对华北走私规模高达2亿元。由于华北走私的影响，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1932年的59.8％下降到1935年的47.3％，1936年进一步跌至33.3％。根据以上分析，即使作保守估计，1931年以后中日间贸易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仍居首位。
那么。在这种贸易往来中，中国的出入超状况如何呢?据郑友揆统计，1930年以前，在英、日、美三大对华贸易出超国中，日本恒居第2位。从1930年到全面抗战爆发的详细情况，笔者尚无法得知。但1931年以后，东三省沦陷，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加强，并逐渐形成独占地位。据此估计，1930年以后，中国对日贸易入超应有增无减。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抗战前中日贸易中，中国处于巨额入超地位，中日贸易对中国经济危害巨大。
抗战后中国对外贸易中，日本所占份额极小，若论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似有言之过甚之嫌。即连中日贸易开放后的1948年，中国对日进出口总值也不过分别为0.6％、5.5％。究其原因，一方面，日本此时对外贸易仍为有限制之开放，尚非完全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迫于国内压力，不愿也没有能力与日本进行大规模贸易；此外，国统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极大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开展。而同时期，中国对美进出口贸易总额则分别为66.5％、20.1％。若论危害，则似美国对中国经济危害更甚。那么，日本此次开放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影响到底如何呢?马寅初认为，“中国与日本的利害关系，在战前向来是冲突的。与美国则不然。就历史看，一个工业国家的发迹，除苏联外，多自轻工业始，而以重
工业终，我国自亦不能脱此窠臼。而日本输出我国的物资，多半系轻工业制成品，如纱布、纤维品、玻璃、陶瓷、海产、药品等类，影响我国轻工业之发展至巨。自美国进口者，可设法改运各种生产工具如钢铁、机器、电气设备、火车头及重工业制成品，对我轻工业之扶植，裨益甚多，并不互相冲突。这种东西日本自己也不够用。仅能供应日本自己百分之六十五的生产工具，其余百分之三十五的生产工具仰给于德、美。问题的中心也就在此。”
从中日两国战后的经济结构看，当时的情势是，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是从纺织业的复兴开始的，中国国民政府亦致力于发展纺织业，中日经济发展的相互抵触性是显然的；从双边贸易角度看，据盟军总部国外贸易科副科长皮克尔称，中日间贸易开放后，日本愿输往中国的商品为生丝、纺织品、机器、茶叶、轻金属制品及药品等；而据中国专家称，中国所欲畅销世界市场的，也包括生丝、纺织品、茶叶、瓷器等。因此，日本所能输出的货物，非中国所需，而日本所需之原料，又非中国所能供给，不能互通有无，对中国经济殊为不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开放日本对外贸易确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构成威胁。
日本方面的如意算盘是，以其工业制成品倾销中国，从中国获得大批所必需的廉价原材料。盟总宣布开放日本对外贸易后，日本工商界欢呼雀跃。关于中日贸易部分，日本政府拟就了1947年度最后四个半月的贸易计划，其中准备输华者，大部分为工业制成品，尤多为奢侈品及半奢侈品，如脚踏车、手表、摄影机、人造丝以及陶器、纸张、木材、玻璃品等。而预定向我进口之物品，则皆属原料品，如盐、糖、大豆、煤等，且为中国本身已感缺乏之物资。因此，中日贸易开放后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威胁应是一种潜在的、长远的威胁，即国内民众所普遍担心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局面的形成。
另一方面，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开放日本贸易对中国的“危害性”还体现在与中国商品争夺国外市场上。战后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国内一般有识之士，均认识到发展对南洋贸易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起步及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南洋是一个具有几乎一亿人口的广大市场，而且是因为南洋的工业不发达，一般人民生活程度甚低，输入多为低级工业制品，中国的工业化初期可能发展的轻工业制品，只：有在南洋可能得到广大的推销。此外，南洋对我地理上的接近，华侨在南洋商业上所占的优越地位，以及华侨爱用国货的心理，也都是我发展对南洋贸易的有利条件。”因中日两国出口结构极其相似，且日本的“生产效率和技术都在我国之上，工资也远较我国为低廉”，“我国在美的生丝市场已为日本所夺”，日对外贸易开放后，“我国朝野所憧憬的南洋市场”，也“马上可被日本攘夺”。
此外，就美国开放日本贸易政策本身而言，经济界人士也提出了异议。据马寅初分析，此次日本贸易的开放，“依照美国的主意，限制盟国派四百个代表到日本，直接与日本的厂商接洽，货价照世界市场的行市计算，以美金作为标准。就出口来说，由于中国的成本过高，照世界市场价格计算非吃亏不可；就进口而言，以美钞作标准，中国的商人能有几个有美钞?普通商人向中央银行申请又是如何困难?所以开放对日贸易的结果，只有对美国独占资本家、日本军阀财阀与中国极少数的官僚豪门有利，对民族工业、整个经济以及全国人民，都是绝对不利的!”
另外，美国是否有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以日本为其工业基地，而以中国为原材料基地。牺牲中国的利益，尚可进一步研究。在马寅初看来，“美国的算盘是多方面的，第一，意在勾结日本的独占势力，霸占整个远东市场。第二，欲使日本在中国获取利润，直接偿付对他的负债，间接减轻他对日本的负担。第三，意图纳日本于其经济体系中，造成防苏的堡垒，发展日本的重工业，以备万一战事发生时，即可于日本获取重工业的制成品，无须再远涉重洋，自其本国运来。”
三、国民政府赞同开放的“苦衷”
上文已经述及，国民政府原本是与菲律宾一道反对美国开放日本对外私人贸易的，但在美国不顾盟国反对，一意孤行，单方面宣布开放日本对外贸易，且英国也附和美国主张后，遂放弃原来立场，转而准备派遣商务考察团赴日，实际上默认了美国的做法。国民政府确也明了日本对外贸易开放对中国不利，但缘何又持同意态度呢?7月29日，行政院举行政务会议讨论是否开放对日贸易问题，赞成开放者主要持两种理由，颇具代表性，即：“(一)胜利后蒋主席广播即已宣布我国对日不采取报复之宽大态度，今后在军事上吾人固应主张绝对解除日本武装，但在经济上仍需予日本以生存之路，因中日关系未来应向好的方向发展；(二)在外交政策方面，吾人素与美国采取合作方针，而开放对日贸易，同盟国家中，多数均表赞同，似应准私人商务代表赴日进行私人贸易事业。”外交部长王世杰也持赞同态度，他认为此次开放对日贸易实系有限制之开放，“我在原则上如采反对态度，既无裨于中国工商业，徒使日人疑我无采宽大政策之诚意。”
综上而言，国民政府赞同开放对日贸易，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时人多已认识到，政府之所以同意开放中日贸易，实在是有难以启齿的隐衷。田和卿说：“政府决定非开放对日贸易不可，也许可以说有说不出的‘苦衷’，但我国仅有的民族工业，却将被政府的‘苦衷’断送了。”孟认为对日贸易开放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为什么工商经济界一致反对，政府还是非开放不可呢?这当然是顺从‘山姆大叔’的意旨。”章乃器的分析更加直白，“许多人都认为这次政府其所以不得不开放对日贸易，是有它的‘苦衷’与‘目的’的，可是这‘苦衷’是什么?” “因为这是美国的决策，而为了要求得到美国的支助，不能不给人家牵着鼻子跟着跑，不惜放弃一切自己应有的独立国策，这是非常可耻的!”时人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1947年春夏之交，中国的经济情况迅速恶化，内战也进一步扩大，人们的信心迅速下降，认为没有美援就毫无解决希望，国民政府迫切期待美国贷款，并通过各种渠道与美国展开了一系列交涉。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内外形势有着更直接更切身体会的高层决策者，为寻求解困之道，在外交上迎合美国，以换得更多的援助，确属实情。
国民政府原则上通过开放对日私人贸易后，一方面因确实明了其中的利弊得失，另一方面为舒缓国内的抵触情绪，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加强监控：
(一)成立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及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于8月13日在经济部正式成立，对赴日商务代表团人选分配问题，总数决定为20人(原定为64人)，分配比例为公私合营商业机关代表5人，商代表2人，私营商业代表13人，至于贸易货品出口，以猪鬃、桐油、生漆、盐、糖、蛋等为大宗，人口以交通器材、人造肥料、化学原料、金属原料、木材机器及仪器为主。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则于8月19日在上海成立。
(二)着手制订系统的对外贸易政策。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并无系统的外贸政策，这对国内经济及中外贸易殊为不利。以中日间贸易开放为契机，8月18日，行政院公布制定《中央银行管理外汇办法》
与《进出口贸易办法》。
(三)协助国内厂商，加强对外出口。应棉织业厂商的要求，经济部决定以代织为原则，即由政府贷给棉纱及工资费用，给予合法利润，以合理价格收购外销，以使棉制品在政府有力协助之下，得以减低成本。争取南洋市场。
(四)财政部着手加强防止日货走私工作。
不过，对国民政府的上述措施，工商界人士似乎并无多大信心。上海市商会理事潘士浩即认为，“政府的所谓要采取‘局部开放’和‘管制政策’，这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例如人造丝本钱一百八十元美金，以官价汇率计算，不过两百多万元，可是政府一再提高配价，自原来的二百多万元提高到五百多万元，再提高到九百多万元。一直提高到最近的二千多万元，可见政府发‘东洋财’的兴致好得很!只要利之所在，所谓‘管制’不过如此。”
四、“反开放运动”中民众的心声
开放对日贸易的消息传出后，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工商界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关注，舆论界一片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这些意见反映了民众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及对民生经济问题的忧虑。各界对该问题的认知和诉求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开放日本贸易性质的分析，反对美国的扶日损华政策。有经济界人士认为，此次开放日本贸易，“完全是美国独占资本家为了他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军政策略，所作的独断独行的片面行动”。另外，“日本贸易开放后，经济可能很迅速地恢复，于是可以减轻美国占领费的负担。”美国“既不能得志于我国，于是改弦易辙，视日本为美之东亚卫星，……宽借优容，百般将护”，美日之间“一更昔日之冰炭枘凿，而成今日之水融。则其影响之大，无可否认，而我国于此，更不容漠视。”当时一般人士对于美国扶日已颇为反感，社会上正酝酿着一股反美扶日的风潮，日本对外贸易的开放，更引起了人们对美国政策的不满。
(二)对日货泛滥的恐惧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这主要来自工商界，时人多已认识到，“中日贸易恢复后，我国仅能以原料输往日本，日人于加以精制或制成工业品后，一转移间，复以之输往我国或售与别国，日人从中获得利益。而若干种输入我国之日本货，均足摧残我国之手工业及轻工业，我国何贵有此对外贸易?”且“日本生产能力之恢复，远较我国迅速，其物价工价又较我国稳定低廉，为时一久，对日贸易又将成为有进无出之现象”，到那时，“我幼稚的工业，将因遭受廉价的日本货之竞争而逐渐萎缩，其前途之危险。实难以想象!”
(三)一般舆论认为，对日处置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日本的战争责任基本还未追究，此时开放对日贸易，还为时过早。如《大公报》社评指出：“八年抗战，伤痕犹存。赔偿未解决，和约未签订。眼见本国工业在颠顿坎坷途中，日本工业则已枯木逢春，青葱一片。”马寅初说：“我们是弱者，怎么可以在和约未订以前，擅与强者开放贸易呢?就是一个和约问题，连带发生的问题正多：1、中国的损失最大，和平会议应在中国举行，而今地点未定。2、应解决日本的国土问题，理应还我琉球等地。3、处决战犯，主要战犯如东条英机、土肥原、冈村宁次等尚逍遥法外。4、赔款问题可分三种：(A)战费；(B)人民性命和财产的损失；(C)因发行敌伪通货而蒙受的损失；5、管制问题。和约成立后，如何管制日本。6、天皇的去留问题。要这些问题解决，我们已化敌为友，才配得上谈开放。”这种主张，也是基于防范日本东山再起的戒惧。日本对我50余年变本加厉的欺凌蹂躏，使中国人民创巨痛深，战后中国民众普遍希望能由于这一次的胜利，使日本永无侵略之可能，彻底根除日本对中国的长远威胁。“过去八年的浴血抗战，就是为了反对‘工业日本、农业中国’八个大字，如今对日贸易的开放，势必恢复这种战前的不合理状态。那我们八年的血不是更完全白流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