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人生哲理的文章范文1
关键词：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5-0096-006
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横向多极化与纵向深度化的发展态势。从出土文献的辨析考证到经典文本的创新诠释，从儒家义理的开显到道家思想的探索，从身心性命的探讨到理想之治的追问，可谓硕果累累、精彩纷呈。笔者在此不揣谫陋，在回顾2011―201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的转载论文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情况略作分析和总结，以期对学界未来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研究内容
2011―2013年的《中国哲学》一共转载文章459篇，主要研究内容为出土文献、《周易》及易学思想、先秦诸子、宋明理学、近代哲学及现代哲学等几个方面。具体的论文数量分布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先秦儒、道、墨、法等诸家思想的研究仍然是近年的重点，一共144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31.4%。其次是宋明理学研究，共98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21.3%。出土文献研究共18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3.9%。《周易》及易学思想研究共59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2.9%。近、现代哲学研究共60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3.1%。其他诸如中国哲学史通论、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清代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共80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7.4%。下面笔者就根据部分重点转载文章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作简要述评。
（一） 出土文献。简帛文献的研究，依然是中国哲学研究持续不断的热点。廖名春在《清华简〈保训〉篇“中”字释义及其他》中认为，清华简《保训》篇里的“中”，其义涵当为“和”。《保训》篇“中”的内涵与《论语・尧曰》之“中”、与中庸哲学里的“中”颇有不同，但在政治理念上，《保训》篇的“中”论与孔、孟的德治思想则是一致的。梁立勇在《〈保训〉的“中”与“中庸”》中也指出，《保训》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中”的意思是内，指内心而言。《保训》“中”和“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无论是从内涵、条件还是其适用范围来看，都是一致的。王中江在《简帛〈五行〉篇“”概念的义理结构》中认为，简帛《五行》篇以“直心”之“德”为出发点，为“仁”、“义”、“礼”、“智”、“圣”这5种道德价值寻找根据和说明；尤其是“以为天道”，把“”同“天道”、“天”、“天”结合起来，显示出了内在的又具有超越性的根源。李锐在《郭店简〈唐虞之道〉中出现的“性命”与〈庄子〉内篇早出的问题》一文中质疑唐钺先生和刘笑敢先生的一些观点。唐、刘二先生认为在《庄子》内篇中出现的一些单字概念，在《庄子》外、杂篇中组合成为了词，如性、命合成为“性命”等，据之认定《庄子》内篇早出。李锐根据新出土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出现的“性命”以及相关传世文献否定了这一说法。丁四新在《“察一”（“察道”）的工夫与功用――论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哲学思想》中对《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核心概念作了考察。他认为，“察一”是对“察道”的深化和具体化，“察一”、“得一”与“守一”是一个连续的工夫过程。王博在《西汉竹书〈老子〉与严遵〈老子指归〉》一文中分析、讨论了西汉竹书《老子》与严遵《老子指归》在文本上的关系，并对《老子指归》所注释的《老子》文本和现存文本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曹峰在《“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北大汉简〈老子〉研究的一个问题》中认为，北大简《老子》下经第一章的“玄之又玄之”和上经第十一章的“损之又损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史现象，两者有着必然的关联。“玄之又玄之”是一种不断减损、否定的工夫论，是朝着“道”的方向不断接近的过程。“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更容易解释后世“双遣”说、“重玄”说产生的合理性。
自上个世纪末与中国哲学史相关的出土文献不断问世以来，大量新鲜的材料使得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内容得以丰富，一些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传世文献也再度进入学界的视野。出土文献为学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人在极度兴奋中显得有些忘乎所以，“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甚至见诸报端。随着简帛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们日趋冷静，加之出土文献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更多的人认识到，目前的出土文献只是从局部上改写或补写了哲学史而已。近年来的高水平简帛研究论文大多是在一个个细微的局部丰富并充实了旧有的哲学史学术框架，这个框架依然建立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若论对此框架的和颠覆，还远远谈不上。在出土文献的研究中，由20世纪几代哲学学人所建构的“中国哲学史”的主要话题和概念，依然在场而且举足轻重。
（二）《周易》及易学思想研究。《周易》的经传研究，历来是专家及学者研究的基础。刘大钧在《孔子与〈周易〉及〈易〉占》中认为，通过对新出土易学文献的研究，可以证明孔子与《周易》确实具有密切的关系。《要》篇“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反映了孔子从学《易》到精于《易》占的心路历程。周山在《〈周易〉卦爻辞三议》中认为，爻辞“或跃在渊”长期以来存在误读，需要重新解读。陈居渊在《“易象”新说――兼论〈周易〉原有〈象经〉问题》一文中，对古代典籍所载“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读。认为所谓“易象”，仅是当时《周易》的另一种称谓而已，“易象”与今本《象传》没有直接联系。因传本《说卦传》之前三章见于马王堆帛书《衷》篇，故一些学者或据此认为《说卦传》原本无前三章，或认为《说卦传》形成于帛书《易传》之后。梁韦弦在《传本〈说卦传〉部分章节之间的联系》一文中否定了这一观点。吴国源在《〈周易〉本经爻辞“小”义新论》中通过对萃六三、噬嗑六三、蛊九三、屯九五等四条爻辞的全面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小”义在本经卦爻辞中的独立用例。王汐朋在《“太极”的概念及时间涵义》中认为，“太极”作为易学的基本概念具有深刻的时间哲学意蕴，其所内涵的“本原”和“无形”分别表示时间发生的可能和无时间的永恒境域，并统一为时间之源。
对易学史及易学人物的研究，一直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林忠军在《论郑玄以〈礼〉注〈易〉方法》一文中认为，以《礼》注《易》是郑氏治易的重要特色。以礼解《易》是以与之相近和相通的古文献解读《周易》，这种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周易》文辞的真实意义或作者的固有意义。王新春在《易学视域下的象山心学》中认为，象山心学有着深层易学根基之支撑。金生杨在《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中认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反对章句义疏，而重在日用常行，讲求体悟，并于象数图书之学多有自得之见，折射出程朱理学在南宋晚期重践履、朱陆合流、易图学蓬勃发展等新动向。吴正岚在《焦〈易筌〉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及其学术史意义》中指出，明代焦《易筌》多引元吴澄易说，尤重视其中的象例和训诂，这与焦氏的推崇汉易学相表里。姜广辉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商榷》中认为，高亨治《易》既不讲象数也不讲义理，通解《易经》所立之论，表面看似有训诂学之根据，实则以文字训诂为包装，而作光怪陆离之论，故所得极少，所失极大。
《周易》与宗教思想的关系近年来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不少佳作问世。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李刚的《论〈周易参同契〉的“变形而仙”说》、邱高兴的《澄观华严思想的易学解释模式》以及杨平的《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等等。
近几年的易学研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新出土文献对《周易》本经及早期的易学研究意义重大，相关研究成果频出，然而其中或缺乏有力的佐证，更多属于研究者的假说和猜测。因此，今后的简帛易研究方面应该建立在更科学更确证的基础上；二是传统的解经体例得到延续，近年来的易学研究佳作在继承经学传统上都可圈可点，但也有待于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创新；三是传统易学与当代哲学研究之间仍然比较隔膜并有待融合。不仅现代新儒家们的易学思想研究者甚少，运用传统易学资源来呼应当今世界发展所提出的研究主题者也很鲜见。
（三）先秦诸子研究。就时代而言，先秦诸子的思想研究一直是成果最多的领域，最近几年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自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作为源头活水的先秦儒学自然备受研究者关注。庞朴在《说“仁”》中，从字形、字义及字源等方面梳理了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 “仁”。陈卫平在《人道与理性：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儒学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相结合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孟子和荀子吸收诸子思想的过程，这是儒学在百家争鸣中取得理论优势的重要原因。晁福林在《早期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止民淫”与“见（现）民欲” ――简本〈礼记・缁衣〉“上人疑”章补释》中认为，简本“上人疑”章所提到的制止“民淫”与体现“民欲”，是早期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论述。李景林在《“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一文中认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而是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的政治理念。王国良在《儒家贤能政治思想与中国贤能推举制度的发展》中认为，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对贤能政治的具体内容作出了充分论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与人才解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乔清举在《论儒家自然哲学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态意义》一文中指出，“通”是儒家自然哲学“究天人之际”的重要概念，通的范畴对于当今建立生态哲学具有重要意义。郭美华在《人性的顺成与转逆――论孟子与告子“杞柳与杯”之辩的意蕴》中认为，杞柳与杯之间、人性与仁义之间，都不单单是“戕贼”（转逆或否定）的关系，也涵着“顺成”（肯定）的一面，是转逆与顺成的统一。陈少明的《仁义之间》通过对“仁”与“义”这两端关系的检讨，寻求对儒家对待恶或者说对待道德负面现象的态度的理解。陈立胜《子在川上：比德？伤逝？见道？――〈论语〉“逝者如斯夫”章的诠释历程与中国思想的“基调”》中对《论语・子罕》篇“逝者如斯夫”章的主题，进行了三种解读：“比德”的旋律是“向前的”，“伤逝”的旋律是“向后的”，“体道”的旋律是“前后相续的”。梁涛在《“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中认为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引发的讨论更多的是一场“立场之争”而非“学术之争”。他认为，对于“亲亲相隐”这一复杂的学术问题，辨明“事实”比作出“评判”更为重要，“立场”应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之上。沈顺福在《孟子与“疑经”时代》中研究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东方朔在《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一文中认为，荀子之“所止”观念，一方面凸显和理论化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纯知心灵之缺乏。丁为祥在《孟子“乃若其情”章试解》中认为，朱子、焦循、牟宗三对孟子的“乃若其情”一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理解差异主要是由于时代常识造成的。
一直以来，道家思想的研究比起儒家思想研究的力量要薄弱一些，因为道家不如儒家那样代有传人、赓续不绝。但就人物本身而言，对于先秦时期的老子与庄子的研究却并不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家为少，近几年的老庄道家研究也是如此。陈鼓应在《庄子论人性的真与美》中以性真为主题，论述了庄子学派的人性之真与美。赵汀阳在《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一文中质疑了“道可道非常道”的现代解读。他认为，“可道”应解为“可因循”，“道可道”的正宗含义是“有规可循之道”。罗安宪的《老子“虚心”说简论》讨论了老子“虚心”说所主要包括的三方面内容：虚民心、虚君心、为道者之虚心。马德邻在《古文“上”字的哲学蕴含――以〈老子〉文本为例》指出，《老子》中的方位名词“上”，以及以“上”所组词语的运用，表达了老子哲学深刻的形上意蕴，彰显出《老子》哲学不同于古代西方哲学的运思方法和独特的学术魅力。吴根友在《庄子〈齐物论〉“莫若以明”合解》中遵循戴震首创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广义语言学方法，以及“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整体字义解释学方法，对“莫若以明”一句给出了新解。邓联合在《巫与〈庄子〉中的畸人、巧匠及特异功能者》中通过考察先秦巫文化的历史流变，并深入解析《庄子》的相关文本，认为其中的畸人和巧匠应与当时的民间巫者群体有密切关联，庄子思想深刻烙有或隐或显的巫魅印记。刘康德在《“游刃”与“凿”辨析》中讨论了“游刃”与“凿”这对意义相反的语素，并认为庄子褒“游刃”而贬“凿”并不是要抛弃毁绝“凿”，而是希望限制知识理性的负面作用。陈在《“浑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中对《庄子・应帝王》无法脱离帝王政教史观加以解读。
其他如墨家、法家、名家、农家等学派的思想，在近几年的成果也颇为可喜。这其中，郑杰文的《论战国墨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章启群的《论〈管子〉与邹衍学派――从占星学的角度看》、曾振宇的《“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詹世友的《韩非“德”论的逻辑结构及其内部不自洽性――兼论韩非是否有德治思想》、江向东的《〈公孙龙子・指物论〉新诠》、高华平的《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等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拓展了诸子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四）宋明理学研究。近年来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主要的研究话题还是围绕着各大家而展开的，其中也不乏新见。陈来的《“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认为，皇极说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论述，也同时可以看作其哲学太极论的相关部分，在后世发挥了持续的影响。向世陵在《“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中认为，朱熹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金春峰的《对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兼评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扭曲》认为，冯友兰、牟宗三以柏拉图式共相思想解释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并切削掉了朱熹哲学体系中与解释模式相矛盾的材料。谢晓东的《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认为，以《大学》的“新民”观念为中心，朱熹重构了儒家政治哲学，朱熹的新民理念为儒家政治哲学勘定了逻辑边界。乐爱国的《朱熹对张载“民胞物与”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认为，朱熹对“民胞物与”的诠释，强调尊重自然万物的特殊性，以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许家星在《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朱子明确提出的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在他的道统说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张汝伦在《朱陈之辩再思考》一文中指出，朱熹与陈亮的著名辩论在古人眼里是性命与事功之争，而到了某些现代学者那里，又成了功利主义儒家对正统儒家的挑战，然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概念根本不适合用来指称陈亮的立场。
张立文的《司马光的潜虚之学的价值》认为，司马光的《潜虚》一书是基于心思的理论思维，不仅合象数结构、义理解释、时空图式为一体，又摄天道与人道，和合形上与形下、价值理想与意识形态。魏涛的《张载〈东铭〉之思想史意义及其价值发微》认为，《西铭》与《东铭》之关系就是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之关系，且《东铭》与张载思想整体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它从强化心的环节入手将张载哲学赋予实践化的落实与担当。文碧芳在《程颢“识仁”之方辨析》中讨论了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与为学宗旨“识仁”，程颢以“识仁”为方法的“新仁学”展示出一个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从而将孔子“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肖永明的《张〈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认为，张的《论语解》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他的《论语》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陈迎年的《良知的界限与匹夫的责任――王阳明圣贤有分说的法哲学阐释》认为，王阳明的圣贤有分说完全可以成就一种“匹夫道德”，让人们既尊重法律的平面化量化特质，又保有道德的立体自由独立性。贾乾初的《愚夫愚妇：平民儒学语境中的“人”――基于政治文化立场的考察》认为，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使“愚夫愚妇”从一种抽象的指称走向具体，卓然挺立。但平民儒者强调的“愚夫愚妇”主体自觉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道德主体性自觉，并不能真正成为社会政治主体。张学智的《王夫之〈乾〉卦阐释的两个面向》认为，王夫之将乾所代表的主动性、根源性、健顺一体性与“道”会通起来，旨在建立一个健动、主有的本体，这是王夫之总结明亡教训，重建健动笃实的中国文化这一意向的鲜明体现。许苏民的《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认为，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9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陈明的《王船山〈洪范〉诠释中的政治思想》对王船山由天人关系问题着眼，对于《洪范》所蕴含的政治思想进行的深入发掘作了评析。
（五）近、现代哲学研究。近年来的近、现代哲学研究，既有用新方法和新视角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全局出发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所作的考察，也有对具体的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重新审视。宋志明的《论中国近代本体论转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突破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选择了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试图建构有近代色彩的本体论学说，对世界的客观性作出哲学上的解释。景海峰的《简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叙述方式》认为，作为现代学科形式的“中国哲学”，既不同于传统的经学或者子学，也不完全同于西方近代的哲学，而是综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容纳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特点，在史与论、学与思之间经过复杂的融合与调适之后的结果。方克立的《从曲高和寡到主流话语――张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历史命运》对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张申府先生的思想作了研究。金岳霖作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著名代表人物，却在1950年之后首先起来批判分析哲学。胡军在《论金岳霖对罗素哲学的批判――以〈罗素哲学〉一书为核心》中指出，金岳霖的批判基本出于理论上的自觉，这种转变来源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理论的接受。但金岳霖由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扰，他的思想转变在理论上存在着较大问题。在建构道德存有论的过程中，牟宗三认为“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杨泽波的《“觉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智的直觉――牟宗三的“觉他”与康德的智的直觉之关系辨析》一文质疑牟宗三的这一观点。李维武在《开辟现代新儒学走向生活世界之路――关于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思想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徐复观所开辟的现代新儒学由抽象的形而上学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之路，体现了现代新儒学开展的另一种方向。杨少涵的《论冯友兰之中庸观》认为，冯友兰之中庸观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普遍人生之现实欲望作为理论起点，二是其理性主义态度。方勇的《“新子学”申论》讨论了“新子学”与“新儒学”的三点不同，他认为 “新子学”是探索当代学术发展方向的一种主张，着力思考的是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途径。
（六）其他。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通论及方法论等方面，虽然转载的文章数量不多，但大都为难得一见的精品佳作。杨国荣的《具体的形上学》一文，以历史考察与哲学沉思的交融为前提，阐述了他的“具体的形上学”观念。他认为，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进路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的历史过程为指向，通过考察存在之维在真、善、美以及认识、价值、道德、自由等诸种哲学问题中的多样体现，以敞开与澄明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李承贵的《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原则》一文总结了过去百余年理解、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原则，即“返乡原则”、“开放原则”、“相契原则”。何中华的《“哲学”语义嬗变与“中国思想”属性》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显示出了哲学的最高境界同逻辑及论证的分离之可能性和正当性，这一参照使我们有可能重新看待“中国思想”在达成“哲学”目标上的优长之处。苏德超的《中国有怎样的形而上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认为，中西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没有所谓的“中国形而上学”。这一结论，不会让我们落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之中。高瑞泉的《观念史何为？》认为，即使以单一的观念为对象，观念史也不能只叙述“观念单位”的编年史；批判的观念史关注来自文明史的多种因素，而谱系学方法和逻辑分析同样重要。黄玉顺《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认为，国学应有的基本特征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此外，吾淳的《中国古代“天”观念与知识的关系》、李友广的《“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何丽野的《从语境看董仲舒义利观的一段学案――兼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意识”》、康中乾的《裴“有”论在魏晋玄学中的思想贡献》等文章对中国哲学史的概念、命题及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和精辟的分析。
二、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特点
回顾《中国哲学》近年来的重点转载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着力于发掘古代哲学家们自身最关心的问题，力求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用现代的哲学术语进行还原和解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们，更为注重的是哲学家本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命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哲学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重建中国哲学自我认同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哲学的特质逐渐得到彰显，“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西方哲学以知识、真理、实体、共相等概念为核心话题的研究不同，中国哲学所探究的主题最后总是要落实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对存在或天道的体验上来。“天道性命”与“工夫实践”的探讨彰显着中国哲学的特色。因此，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逐渐回归古代哲学的内在理路，力求还原哲学家自己的问题及语境。在保持自身固有特色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运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对中国哲学史进行恰当、贴切的诠释，仍然是我们现在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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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教学；哲学；人文性；思考
哲学，按照词源有“爱智慧”的意思，是对普遍而基础的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多与实在、存在、知识、价值、理性、心灵、语言等有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哲学家，即培养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人才。哲学具有认识功能、实践功能、批判功能以及创新功能等，它的价值不容小觑。语文教学是适合将哲学渗透其中的一门课程，这一方面体现了语文和哲学之间交叉的艺术性、审美性、哲理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哲学对语文作品思想内涵破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例如，语文教学内容中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天人合一等艺术手法与存在主义哲学都是强调人的感受、体会、想象，在言语表达上都追求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然而，由于受到应试教育体系的影响，中学语文的教学过程过于僵化和模式化，照本宣科的现象较为普遍，令学生呆板死记，不能够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发挥不了学生潜在的聪明才智，没有很好地激发学生对于语文的热爱。语文学科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结合的学科，近年来工具性的重要性被抬得越来越高，人文性被置于较为次要的地位。工具性的字词、阅读、写作等机械式练习，缺乏较为深刻的哲理，不利于中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培养和对自我内心深处兴趣的挖掘。人文性简单地说就是人与文化，它包含着情感、意志和思想观念的内容，是不同于自然之物的，语文的人文性又表现在“以文立人”，这里的“文”包括文章和文化两个方面，“立人”则意为通过语文教学过程的引导使得学生发现自我的与众不同，做最独特的自己的同时真正达到真善美的最终审美情感的要求，这关系着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目前研究中学语文教学论、课程论的专家越来越多，可是对于语文哲学观的这种大方向研究却并不是很多。中学语文教材中其实选了部分中西方哲理的文章，但是大多数哲理只是被老师一带而过，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与深入，甚至有些老师自身对这些哲理的理解就不全面。这一现状就要求广大语文教学实践从事者和语文教学理论研究者付诸相应的努力，推动中学语文教学顺应时展的潮流，从微观上促成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从宏观上培养出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人才。
孙周兴教授在给七宝中学的哲学课上说到：“14岁以后的青少年，他们需要与智慧连接，需要思考人从哪里来这样的命题。否则，他们的人生很难找到定位。并且，如果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没有与高级智慧连接，那么当他们到了晚年，他们的身体终将因为这样的缺失而疾病缠身。”在法国，高中的所有学生进入大学之前都要参加哲学考试，只有通过哲学会考，才有资格进入大学。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独立的思考能力需要不断的练习才能形成，就像游泳一样，需要后天的努力练习。以上都说明了哲学对于中学生的重要性。将哲学渗透在语文当中，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哲学的认识功能、实践功能、批判功能和创新功能。学习语文不仅仅是获得知识和能力，更是一种文化浸染和文化体验的过程。学习哲学同样如此。哲学是揭示自然、社会和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中学生如果一旦掌握了哲学，哲学便会为他们认识其他学科提供认识逻辑和探究方法，指导他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和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真正热爱的是什么，挖掘自己深藏在内心的兴趣爱好。并且可以避免在高考志愿的选择上盲目跟风，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专业从而受益一生。
提前发现自己内心的呼唤，将会少走很多弯路。认识水平得到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也会随之增长，在对待学习、处理人际关系以及自己独立能力上都可以应付得较为自如。哲学的批判性和创新性最能锻炼中学生思维，批判的思维使得学生敢于质疑、敢于发声，创新的思维使得学生敢于冲破桎梏，改变定势思维，在比较中促使其抛弃不可取的观念，这些对于提高中学生自身的信心以及自我肯定具有深远的意义。初中阶段，正是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高峰期，自我的意识处于萌芽与觉醒的时期，语文教师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去正确的引导与关爱学生，给予学生最基本的人文关怀的同时用语文与哲学的魅力去感染学生，锻炼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激发学习的兴趣，还可以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全面发展。有鉴于此，特给中学语文教师以及语文教材的选定提一些小小的意见与建议：第一，语文教师自身要提高哲学修养，多阅读一些哲学理论和哲学名著，比如《中西方哲学史》、《纯粹理性批判》、《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等。通过阅读哲学作品扩大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看待问题也会随之变得深刻，这样学生的思想也自然会受到良好的影响。第二，语文教师要给与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布置一些哲学类的主题作文，引导学生去思考，锻炼他们的思维。针对“练习过度”、“机械重复”的现状，相应地减少学生的负担，让学生能够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健康成长。第三，语文老师在教学设计时可以用一段有哲理的话语或者故事进行整篇课文的导入。笔者前段时间在芜湖十二中听了一位语文优质课比赛冠军得主教师的课，她讲的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篇课文，通过展示与讲述幻灯片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滚石上山的神话作为导入。从两个故事共同表达的“人的本质，人的努力和奋斗，人的追求和痛苦，人的信仰和挣扎，人的倔强和价值，人的聪明和命运，人的胆略和气魄，人的尊严和灵魂”的主题作为切入点，巧妙地调动了学生的情感、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也充分发挥的学生的主体作用。第四，在语文教材的选定上可以多增加一些哲学作品，中西方哲学应该都要涉及，哲人们的思想组成了人类的精神史，它是受教育者认识自身无法绕过的文化遗产。阅读赏析哲学经典是一条求智慧的道路。中学语文教材中中国古代哲人们，如孔子、老子、庄子等的文章较多，而西方哲人们，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的文章几乎没有。思想是无国界的，应当在中西方哲学作品的选择中寻找一个兼顾的平衡点。中学语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中学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渗透哲学也是语文教育界急需关注的。通过哲学的学习，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完成一次次由“破”到“立”的过程，即破坏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不良的习惯，建立好的习惯，真正达到“以文立人”的理想效果。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
[2]方小缇：《浅论语文与哲学的关系》，《河南教育》（高校版）2006年第6期。
有关人生哲理的文章范文3
2005年4月22日，被停职审查。在接受调查时，告诉办案人员，他有大批财产保存于妻弟杨哲信处。
2006年5月16日，杨哲信走上被告席。
为卖官，县委组织部长私刻公章
2002年上半年，宿州各县、区都在酝酿撤销原医药局，建立食品医药管理监察局。即将成立的药监局权力范围大了，于是盯上药监局局长、副局长位子的人也就多了。这些人中就有砀山县一个叫张世贵的人。
时任砀山县医药局副局长的张世贵，是企业干部身份，而进药监局的起码条件是国家公务员身份。在砀山县酝酿药监局领导班子人选前夕，张世贵就带着1万元厚礼找到杨哲信，希望他能帮忙把他作为药监局副局长的人选推荐到宿州市药监局去。经过杨哲信的一番帮助，砀山县还真的把他推荐了上去，可是宿州市药监局审查身份时，把他卡住了。
显然，国家公务员的身份问题不解决，当药监局副局长的梦就永远是泡影。张世贵又想到了杨哲信。
2003年3月的一天，张世贵先打电话同杨哲信约好，专程赶到灵璧找他求助。一进杨哲信的办公室，张世贵便焦急地说：“老大，省药监局文件规定，进药监局必须有国家公务员身份，我现在还是企业干部，你得帮我想想办法?”看着一脸汗珠子的张世贵，杨哲信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现在政府机关凡进必考，这件事不好办。”
“能不能弄套公务员假档案啊?”张世贵试探性地问道。
“这也不太好弄吧。”杨哲信为难地说，“宿州地(区)改市以后，过去的公章都不能用了。”
张世贵从杨哲信的话里读到了默许：“我有个熟人，专门在街上刻印章的，需要什么公章，我可以找他刻。
杨哲信听罢，立即找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考核登记表》等10份表格材料交给了张世贵。
张世贵当即提供了一个思路：找一个已经进了药监局的人的材料，照葫芦画瓢。接着他提供了一个人的名字，灵璧县有个叫叶某的，已经办了进药监局的手续，她完全符合进药监局的条件，你把她的档案拿来，让我看看就好办了。
杨哲信便安排办公室的同志把叶某的档案找来，复印一套，交给了张世贵。杨哲信还不放心，又找出一份盖有“宿州市人事局”公章的文件交给张世贵，让他留作模仿刻公章。
张世贵回到砀山，立即找人仿照叶某档案上的印模刻了一枚“宿县地区行署人事局”的印章，仿照那份“宿州市人事局文件”上的印模刻了一枚“宿州市人事局”的印章。
2003年4月的一天，杨哲信回到自己在砀山的家里，估计张世贵已经把两枚公章刻好了，就打电话给他，让他把公章带过来看看。不大一会儿，张世贵如约而至。杨哲信看了足以乱真的两枚公章，颇为满意。他又拿出两份盖有砀山县人事局、砀山县劳动局公章的文件，交给张世贵，安排他再找人刻这两枚公章，并说，人事局这枚公章是你转公务员必需的，劳动局这枚公章刻好拿给我，我留着以后用。
张世贵回去之后，很快找人把这两枚公章刻好拿给杨哲信。杨哲信又给他一份盖有砀山县林业局公章的文件复印件，让他找人帮他刻了“砀山县林业局”的公章。
砀山县果然再一次把“公务员身份”的张世贵作为县药监局副局长人选推荐给宿州市药监局，而宿州市药监局也顺利地完成了对他“公务员身份”的考察，并且向杨哲信征求意见，准备把张世贵安排到灵璧县药监局担任副局长。于是，杨哲信很快同县委领导商量，同意接受宿州市药监局的意见。
杨哲信利用私刻公章、私制公文把张世贵“打造”成药监局副局长后，把私刻的5枚印章全部收回，保存在自己的卧室里，准备以后为亲朋好友“招工”“招干”用。他万万没有想到，案发后，这些假公章被悉数查缴，成了他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犯罪的铁证。张世贵屁股下的那把药监局副局长的交椅，还没坐热就被撤掉了。
组织部长批发官帽
私刻公章，这只是杨哲信卖官鬻爵中的冰山一角。从2001年担任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起，杨哲信就开始了他疯狂的权钱交易活动。
而杨哲信卖官的高峰期却是他担任灵璧县委组织部部长期间。在短短两年多时间，杨哲信先后近百次收取70多人的贿赂，涉案金额70余万元。他败坏了一方风气，从各个乡镇，到县直各局，干部争相向他送钱，跑官买官蔚然成风。
2002年7月份前后，灵璧县商业协会准备把食品站从食品公司分离出去。食品公司副经理刘某立即找到杨哲信，想让他帮助把职位扶正，并说把食品站分离出去不利于食品公司的发展。杨哲信当即表示同意，说商业协会没有权力这样做。之后，杨哲信很快找到商业协会会长谈话，阻止商协的做法，并准备把刘某提升为经理。食品站终于没有从食品公司分离出去。刘某虽然年龄过大，县委没有同意他担任经理的任命，却下文明确由他主持食品公司的工作。刘某为了感谢杨哲信在这两件事上的帮助，先后4次共计送给他4万元。
2004年，县人事局上报一个干部调整方案，推荐4名干部作为提拔对象。局长宁某为了使这4人顺利提拔，便亲自找杨哲信汇报情况，杨哲信答应在年底换届时考虑解决。宁某觉得杨哲信的态度模棱两可，回来立即派自己的助理臧某到杨哲信办公室送去2万元。收到钱后，杨哲信很快和分管书记通气，安排人对人事局推荐的4名干部进行考察，拿出方案，在书记办公会议和常委会上顺利通过，并由组织部下文将这4名干部分别任命为县编办主任科员、人事局纪检组长、人事局副局长、岗位办主任。
2004年9月，杨哲信去砀山县检查计划生育工作。砀山县某委纪检组长朱某在砀山宾馆找到杨哲信，想调到一个好的部门去工作，另外还想让杨哲信把他小孩毕业后的工作安排考虑一下。2004年12月4日，朱某为了提醒杨哲信把他拜托的事放在心上，从银行取出现金5万元送到杨哲信家，并再次提出他工作调动和小孩安置的事。
出事后，杨哲信感到势头不好，连忙安排妻子尤某打电话让朱某到他家把5万元拿走，但朱某不知何故没有去。尤某再次打电话给朱某说我家出事了，如有人找你调查送给我家5万元钱的事，你就说是借给我家买房子的。
在离开灵璧升任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半年多时间里，杨哲信就先后收受砀山、灵璧两县7名干部的贿赂13万多元。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接受调查时，告诉办案人员，他有大批财产保存于妻弟杨哲信处。
2006年6月8日，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宿州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杨哲信腐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其个人财产15万元，追缴其非法所得96．8万元。
有关人生哲理的文章范文4
2010年我在墨尔本访学时受邀到老朋友贝安德教授和劳若诗博士家中做客，其间受赠他们二位的新作《理解环境哲学》（Andrew Brennan and Y.S. Lo.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Durham， UK： Acumen Publishing， 2010）。 这本书是英国Acumen出版社策划的“理解现代思想运动”丛书中的一本。由于该丛书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启蒙运动以来各种哲学和历史领域内重要的学派、运动和传统的导论，其目标读者主要是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首次接触这些学科的读者，因而《理解环境哲学》一书的体例并不庞大，且框架清晰，逻辑紧密，语言及写作风格颇为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理解环境哲学》共有九章，可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章中，两位作者从讨论气候变化这样具有极端复杂性的环境问题入手，将读者导向对环境问题的哲学思考。从第二章起到第五章，作者循着伦理拓展主义的基本方法，分别讨论了环境哲学中的各种代表性理论，包括代际伦理、动物伦理、以非人类生命为对象的个体主义环境伦理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作者分别就自然性的寓意、环境哲学的世俗基础、环境问题的根源、个人责任与社会管制等环境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和热点论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通过对基本概念、代表性理论和核心论争的全面展现，该书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环境哲学的框架，为没有接触过环境哲学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有关环境哲学的导论性读本。同时如两位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由于该书介绍了很多基本的哲学概念、逻辑术语，并且在整本书中对休谟、康德等经典哲学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和评述，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当作一般哲学的入门读物。此外，对环境哲学领域内诸多论争的深入讨论也对从事环境哲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提出了挑战。
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各种影响，并由此引出现代环境哲学诞生的背景和一些基本概念。作者重点讨论了他们所认为的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key puzzle），即如何将我们的道德关怀拓展到人类之外，同时又不损害表达和保护人类尊严的各种人权。由于人类展现出强烈的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物种具有更高的“道德重要性”的倾向，即便在生物学意义上亦是如此，因而作者指出，这种强烈的倾向给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带来了困境，也构成了环境哲学的核心难题。
第二章的主题是代际伦理，我们对后代人的义务。作者首先介绍了功利主义，包括整体效用和平均效用的区别。在仔细分析了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可能推出的著名的帕菲特的“矛盾的结论”（repugnant conclusion）之后，作者讨论了 “消失的受益人”（disappearing beneficiaries）的论证。这一论证主张，由于环境政策会影响到未来哪些人会实际存在，因此，对于那些最终无法来到这个世上的人而言，他们的境遇无所谓更糟，而对于那些实际存在的人而言，尽管他们会因为曾经缺乏必要的环境政策而受到消极的影响，但仍然比那些根本来不到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强，因而当代人对后代人没有义务。事实上，很多国外的著作在涉及代际伦理时都会讨论“消失的受益人”的论证，而每次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看到这种似乎是根据理性和逻辑进行的严丝合缝的推论时，我都会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反感。令人沮丧的是，国内很多论文在介绍西方代际伦理的理论时也往往会花大量笔墨在这种貌似技术上十分复杂、逻辑上非常严密的论证上。我很高兴看到两位作者对这一论证进行了批驳。作者首先指出，诸如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由于当代人和以前的人们未能对气候变化采取预防性措施，对于那些未来人而言，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可能还不如没有来过。第二种批驳在我看来更加有力，作者指出，“消失的受益人”论证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无论是否采取或采取了何种环境政策，未来总会有大量人口来到这个世界。很明显，这些人会因为我们这些当代人没有采取会对他们有益的环境政策而过得更糟，因而我们负有关怀他们的义务，至少负有这样的最低义务，即不能把他们将要生活的环境搞得连基本的生存都无法满足。
第三章介绍了动物伦理。作者分别介绍了彼得·辛格的功利主义动物福利伦理与汤姆·雷根的道义论动物权利伦理，并比较了二者的异同。尽管有关动物伦理的理论几乎在所有环境伦理、环境哲学、甚至应用伦理学的著作中都有相关介绍，但这本书对动物伦理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的清晰的总结和深入的比较仍然非常值得称道。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作者认为比起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为动物提供了更多的保护，而实际上，由于动物权利论所涉及的动物主要是哺乳动物等高级动物，因而我们很难断言这两种动物伦理哪种能够给予动物更多的保护。而且，在现实世界中，辛格的动物伦理为在西方世界里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对动物的认知和态度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实际保护和改善动物的处境产生了巨大影响。
有关人生哲理的文章范文5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
（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有关人生哲理的文章范文6
[关键词] 老子；自然；道；政治智慧；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 B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042-3
道家哲学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源头，在世界古代哲学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老子道家哲学与古希腊、古印度和犹太教属同时代并共同构成了横贯中西文化的“轴心时代”。不同于古希腊哲学对象化的哲学特征，道家哲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注重对处世方式、人生境界、社会政治和生命价值的关怀和反思，形成了独特的心灵境界哲学。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出于史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春秋时期灿烂的文化，为道家提供了深邃的人文语境；周文疲弊，礼崩乐坏的战乱时代则是这一隐士阶层为寻求心灵安宁而探索理想的政治形态直接现实原因。建立在“道”本体之上，通过对自然之“道”的探求和对人生价值、生存境界的体悟，老子独创性地提出了“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治政理想，开创了中国传统哲学史上的里程碑，在世界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哲学和当代现时政治都有深远意义。
一、道家政治思想之本体依据――道
“道”是老子道论的核心，是其宇宙生成论、朴素辩证法、自然境界论和社会政治思想的本体依据，作为万物存在的总依据、总根源，道贯穿于世界、人生和社会，运化其中，道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老子的“道”究其根源是对春秋战乱社会政治状况的反思，以抽象的心智境界将其升华为道论，以此为本体依据，老子等人并非是一种境界上的自我消遣，消极遁世的不作为，而是要内省本然自我，关怀百姓生命，将自然境界之“道”落实到社会人生，由“无为”的自然境界实现“无不为”的社会治世理想。
道家的核心是讲“道”，“道”原意是指道路。《说文解字》记载：“道，所行道也。从，从首。一达谓之道”。在道家，“道”被视为宇宙万物之自然本质和存在依据，它是最根本、最普遍的规律。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二十五章）。其实“道”本身并不同于西方知识论的对象，而是从心之境界上透显出的宇宙本体。道源于生活实践，又不局限于生活层面，而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和境界的升华。老子的道，不同于柏拉图所指的理念，也不是认识论的对象，后两者都是不具有创生性的概念，而道家的“道”是一种境界之道，这种境界是“一种源于（或缘于）人生的原初体验视野的、纯境域构成的思维方式”；“道”也是实现之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具有造物主的角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但是这种创生是境界上的生，在这种境界上，有和无构成了道的双重性。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道德经》一章），这种“徼”是主观心境“有”的指向性，类似于胡塞尔和萨特所指的意向性，这种指向性“一定和万物连在一起说，就是连着万物通过徼向性而生物”，其单独是不存在的。所以说道的这种有性或说“徼”向性揭示了道不是实体，而是一种主观的心灵境界，因而“道之创生”是一种“不禁其性，不塞其源”的不生之生，这是一种顺其自然，实现万物的境界。因此，这种道的作用表象――不生之生，可以说是与创生万物的上帝（实体）还是有区别的。道家之道作为一种心灵境界上的本体，以一种独有的“内在体悟”智慧方式超越了西方认识论长久以来的主客观二元对立的困境。
道家从万事万物中抽象出“无”，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这不同于西方宇宙论，把真实的朴素的东西作为宇宙源头，如水、火、气、土等），开端便体现了道家思想的普遍性，因此不能将“道”或“无”特殊化和概念化。“道”本体的特征与古希腊时期本体颇为相似，但是这仅仅是形式上的相似，西方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对象，是关于实体层面的存有论，而老子的道论不是实体层面的存有论，它是作用层面的境界论。老子言说的“道”具有形而上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是常人用感觉所触及不到的。老子言：“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这就是“恍惚”之道。但是这不为人感知的“道”却“御今之有”，统摄世间万物，而内化落实到社会人生则发挥“行为准则”和“处事之道”的作用，这便是老子所说的“德”。正像学者陈鼓应所言：“‘德’是‘道’的作用，也是‘道’的显现”。老子正是建立在境界之“道”的本体基础之上，下落玄妙形上之“道”到“自然无为”之“德”，并结合生活人生实践，确立了“谦下守静”的为人处世，安身立命原则。而究其根本目的，道家最初与最终关注的却是战乱社会，于是老子进一步引申他的“为人处世”之“德”，并扩大到政治社会层面，结合社会政治现实，描绘了他的“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可以看到，道家之“道”从源头开始就具有很强的抽象性，不同于西方的宇宙论，道家的“道”源于政治生活与人生实践，具有中国哲学的特质；其更不同于儒家道德仁政，道家思想是对周文疲弊和政治的反思批判，也是对当时史官文化的一种反叛，道家之思想正是源于对周礼的反驳，以求一种“无为而治”的方式实现“小国寡民”式政治理想境界。
二、老子政治哲学思想基本内容
（一）“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
老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战乱最为严重的春秋时代，战争肆虐，民不聊生，统治阶级的暴虐愈盛，人们反抗愈烈。这种极端的社会环境使得人民无限怀念上古治世的太平盛景。在思想上，得益于传统文化精髓，出现了百家齐鸣的盛况，这催生了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开始反思历史，关注现实，试图创立新的应世思想来安顿自我，顺调乱世。以老子为创始，“出于史官”流派的道家不同于其他各家学派，提出了深邃朴实的治国理念，即“小国寡民”。与当时提倡“复兴周礼”的政治思想的儒家不同，道家学派反对这些形式化的礼仪道德，更加关注民本，体恤百姓，站在哲学理论高度劝诫统治者知足而安，治理国家要安时处顺，不要滥用器物“有什佰之器而不用”（《道德经》八十章），从而实现百姓安居乐业；戒除邻国间无休止的俗仪“不相往来”等方式，缔结安宁邦交，使人们自然朴实，国家安乐祥和，最后达到他们所期盼的“小国寡民”政治境界。
（二）“无为而治”的施政之道
从现实角度看，老子的“小国寡民”式政治理想未免过于极端，往往引起人们从反面将其视为“愚民”社会的一种模式。这是不合时宜的，老子的思想是站在哲学反思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政治问题的，是对当时混乱之世的完全否定，尤其是对小诸侯国无限扩张的一种忧虑和反驳。可以认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只是一种人民心中的美好愿景和理想的期待，而不是对人民的另一种道德伦理形式上的羁绊，它是一种超越了现实社会的美好境界。老子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道德经》七十四章），试想人民连死都不怕，愚民政策又会奈他们何呢？所以说这种说法是一种理想境界的社会。而实现这种理想境界的社会就需要“治大国，若烹小鲜”，要求统治者在施政时道德法令恰到好处，朴实而细微，符合民之本性，做到不妄为，即“无为”，善待人民，最后达到“无为而治”。不同于孔子恢复周礼的道德伦理学说，老子认为形式上的周“礼”制度才是对人民的束缚与羁绊，而无为就是力图劝导人们不要过分拘泥于道德伦理形式上的“礼、名、德、仁、义”，老子认为礼是虚华无实的形式，是祸乱的发端，“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三十八章）摒除虚华之礼，破除外在形式之执，回到自然无为之“道”，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实现社会的无为而治。
三、道家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影响
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对祸起萧墙，残暴至极乱世的智慧反思及对人生存在方式之内省体悟。这种哲学思想奠基于“体悟天道以察明人事”的史官文化，但又以“自然之境”，达到对史官文化之流的反叛，正如其所言“道法自然”，老子以自然之道取代鬼神之天道，赋予传统文化一种新的人文语境。作为智慧之者的老子隐于世但不遁于世，虽置身乱世，但根植于传统，交融于各家之说，尊道、崇尚自然以求天人共生；尚德，无为而治以独特的视角关照社会人生，其语言深奥玄远，“正言若反”超越有限的理性，透显出了充满辩证的智慧。这种独到的道家智慧对中国古典文化影响巨大，即“作为一种民族元典智慧，对中国文化的衍射是多向、多维的，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认知世界的方式、处世态度、人生态度、谋略思想、军事思想、美学思想乃至生态意识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政治哲学理想对当代的和谐理念的形成至关重要。当然缘于这种智慧魅力的吸引，人们对道家哲学的传承与取“用”应世，也成为当代中西方哲学比较会通和“国学热”研究中的一大亮点。
当代中西方现代文明呈现出趋同的态势，生存方式、文化文明与政治思维的交织融汇，开启了全球一体化的端倪，但其中也映射出整个人类所亟需解决的共同性难题。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文主义精神得到彰显，人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以此扭转了黑暗中世纪神对人性的压迫，理性在思想上统治了世界，工具理性于其中更是独占鳌头。但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整个世界却进入了一个危机的怪圈，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生存危机接踵而来，各种社会矛盾多发，生存信念游离虚无，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生存异化”危机，这使得人们对于这个物化社会产生了极大怀疑，并促使一些学者创立不同的理论形式去反思这种窘境。在这个西方文化强势，且中西文明合流的时代，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和社会政治环境也难免陷入其中，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中西方文化所共同的当务之急。面对这些危机，一些西方学者企图诉诸于非理性的方式，诚然非理性主义的方式对理性具有一定的束缚作用，但是非理性所凭借的直觉、本能、欲望、意志等形式，却更容易让人走入一个荒诞无止的极端，“过犹不及”。正像一些学者所说：人们“陷入了非理性的体验及享乐主义困境，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由此呈现为种种病理状态”，非理性主义的方式无法解决这一困境，反而又陷入了另一个桎梏，得不偿失。
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思辨形式之争，无疑使得真理为世俗现象所蒙蔽，更易陷入难解的窠臼，故单纯寄托于理性与非理性范畴的藩篱，无法摆脱这些危机的桎梏。究其根原，以中国传统境界论观点来看，是世俗之务（有）扰心（境），即用“道之用”遮蔽了“道之体”，无、有“一旦分离，其中的‘要妙’就蔽而难见了。后人对它的理解极易沦为一种概念上的思辨和任意建构”。以近性思维方式应对危机的乏力，也就宣告着与之对应方法的完全失效，而追根溯源，以古为鉴或许闪耀着“敞亮”的曙光。自古以来，中西方先哲们更加青睐理智的智慧方式来认识世界与感悟人生，而“以理性取代智性、以感官之知取代内在光照的做法”，正是这种文化危机和政治困境的根源，只有栖身于智慧的光照下才能摆脱困境。追溯于此，中西方古典人文思想相互交织所透显出的张力背景，正为这种理智的还原提供了一种生存境遇下的原发视野。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老者――老子则以一种更高的辩证视角审视现实，超越了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用独特的境界智慧诠释问题，为危机的解决提供了终极答案。
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批判了混乱黑暗的社会，并揭示了乱世成因，将其归结为统治者的贪心胡为和人们无限物欲。老子首先将战乱的主导原因指向了昏庸的统治者，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七十五章）；而对于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老子也批判了人们无限扩张的欲望，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十二章）知晓了原因，至于如何去做，老子认为人们应遵守“自然之道”，修养“自身之德”。老子言：“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道德经》五章），老子以自然无为之境关照人生，劝诫人们不要利用世俗所学（理性知识）做作胡为，否则必为世俗所困，要做到虚静无为，荡涤心灵“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道德经》十六章），恪守自然之“中道”，拥有这种境界的智慧才能摆脱西方式困境，做到“殁身不殆”（《道德经》十六章）。老子这种政治智慧，是“天人合一”道德理念的彰显，是我们当代人文精神领域所亟需的“光照”，它不仅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调节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同时照亮了我们个人的人生旅途，为迷茫的心灵找到了一个安栖之所。
四、结束语
当代世界是一个发展极不均衡的世界，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而造成的人与人自身、自然、社会不能和谐相处的境况。纵观近代历史，这种人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正是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产生的温床。透过传统与现代哲学文化视角，我们发现在认识世界与处世实践方面人们陷入了工具理性的滥用和非理性沉迷的漩涡当中，进而造成了威胁后现代社会发展的道德危机、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与世界所共同面临的难题紧密相连的。一些影响面很大的社会性问题：比如，公务员热、国企热、房地产热、投机热等等，无不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喧嚣和人们心灵的浮躁。然而危机与机遇是并存的，鉴于西方思维模式不能彻底全面的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难题，并且在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等很多方面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行为习惯志趣相异，这促使近些年来挖掘自身传统的“国学热”潮流兴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道家哲学思想，由此“机缘”焕发出新的人文视野张力。老子哲学以其独有的思维张力，跨越时空，通达中西，下落到当代生活世界境域，透过“缘”出之“几微”（道作用的显现，非道体），开显“道”的原初意蕴，发扬“实践理性”的道德政治理想，为关照生存、安顿心灵、化解危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条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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