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范文1
［论文内容摘要］ 在电视访谈类节目中，并不是每一个访谈对象的思路都能与节目的预想相吻合,同时，作为主持人,面对不同的对象也要有不同的谈话方式和策略。作为对话的组织者，需要主持人有灵活的提问技巧和较强的沟通能力。本文中作者将对近些年人们较为熟悉的电视访谈实例进行解读，力图发现有效的访谈路径。
访谈类节目现场是动态的，不可能完全依赖于事前的准备。我们强调主持人沟通技巧或交流艺术性的意义和动力也正是由此产生。那么电视节目主持人如何在访谈节目中推进谈话？
一、深入了解，换位思考
明确谈话意图，逐渐形成问题，是主持人为形成有效交流在节目现场所做的工作。而对话的进展建立在与访谈对象接触且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熟悉对象，了解对象，主持人才能有的放矢，与对象产生默契的交流。因此，倾听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内容梳理方面，主持人一般会面对两种素材，即已掌握的各种资料和观察到的现场情况。笔者认为，通常，与访谈对象面对面的交流更可能决定你想什么、问什么。从节目现场提取话语要素往往是更有效的“谈资”。
z：我们经常看影视作品，排爆常常都是在马上要变成都是零之前一两秒钟，及时地把它剪断，实际工作是这样的吗？
f：当然电影里面有夸张的成分，实际当中也有，但是不会那么紧迫。
z：你碰上最紧迫的是怎么样的情况？
f：最紧迫的是这个表正在走。
z：听着它在“哒哒哒”走，当时是距离爆炸还有多少时间呢？
f：还有一个多小时吧。因为机械定时表一般来讲最多的定时是十二小时，马蹄表跑一圈十二小时，最多十二小时，我看到的现场，按那个时针来看应该是不到一个小时时间。
z：就那一次碰到这种情况，首先要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f：首先要把它转移走，不可能在这个现场进行操作，因为我们要根据现场的具体环境，进行具体地区分，如果周围环境是大型商场、公共场所，人特别多，不可能在现场进行开展操作，一旦发生爆炸，这种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段对话中，主持人以电影场景为参照，引出了嘉宾的实际行为和继续的追问——“你碰上最紧迫的是怎么样的情况？”进而用拟声词来突出时间的紧迫，从而使现场营造出一个排爆的情境——当时还有一小时的时间，在短暂的时间里“首先要采取的措施是什么？”我们从这样的谈话中明白了现实中并不像电影那般，而是通过交流过程中现实的还原让主持人更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个工作的危险，在之后的对话中，设身处地替访谈对象着想，推动了节目进程。
二、恰当铺垫，准确发问
虽然预先做了节目策划，但是一旦进入对话，就不可避免的有了即兴的色彩。所以，能够在瞬间去注意自己所提的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一个好的访谈者，一定有自己好的谈话策略。
1.根据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提问方式。（1）对于不同表达能力的对象：遇到少年儿童等表达能力较弱的对象，主持人不妨多用闭合式问题对其进行引导，如：
z：最开始好多叔叔阿姨看到你们这个乐队的名字，这个乐队厉害20088，这个乐队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吗？郭新月？
f：不是。
z：什么意思？
f：20088乐队2008年是奥运会，正好我们八岁了，后面这个八8代表我们八岁了。
z：你们四个人到那年都八岁？
f：对。
z：全是2000年生的？
f：对。
z：月份上不一样吧？谁最小？谁最大？
f：我最小。他最大。
这里，面对在中国范围内年龄最小的“20088乐队”，记者多用简单的句式和语料，日常的口吻，封闭式的问题。笔者认为这种设置有利于对象回答，得到的答案也比较有针对性。
与上例不同，在与一个主动向媒体爆料旅游黑幕的导游时，主持人提了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如下：
z：……他们到底怎么赚钱，能不能告诉我？
z：你说说购物。
笔者认为，揭露事实的主动性和作为一名导游善于表达的素质促成了这一点——他需要足够大的表达空间，也希望能在此空间充分表达。记者的开放式问题是明智的选择。它为对方提供了这样的空间。
（2）对于不同身份的对象：通常，与专家访谈会使用一些严谨规范的句式和更正式的措辞，如：
z：听说这黑土的形成非常慢，一厘米要两百到四百年，那为什么现在它一厘米的流失却只要一年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因素会导致这么快的流失？
相比之下，与非专业工作者或普通的当事人交流谈话时，则更趋向于选择口语化的措辞和结构简单的句子。如面对一位村民时，主持人问了下面的问题：
z：都说你们东北这个地方的地非常肥，这个地插一根筷子都可以发芽（是吗）？
另外，尤其要注意的是，当遇到一些身份特殊的采访对象时，主持人更得注意措辞，例如：
z：你那时候拿过别人家东西吗？
f：没有去登封之前，在家里没有拿过东西。
访谈对象是一个年纪很小的小偷。面对这样的孩子，主持人有意用了“拿”，而没用“偷”。这样的调整并不妨碍观众的判断——我们当然知道孩子的这种行为是偷窃。但是，这里面的让步意味，这种恰当的承接提问照顾到了访谈对象的心理。在同类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策略。
2.根据所谈内容，在提问中穿插叙述和议论，帮助理顺逻辑，增值信息。例如：
z：很难想象一个内心这么煎熬的一个人，能那么顺利地考上研究生。足见她天资非常好，非常会读书，非常会考试。按说她考上研究生以后，药物又能帮她稳定病情，她就应该很顺了？
z：你女儿沉浸在幸福当中，我们好像都能看到她的样子，这时候你感觉到，你们俩关于生死的谈话已经离得很遥远了？
主持人在问题前的一些评价性内容，实际上起到了铺垫的作用。这些铺垫让之后的疑问有了由头。如“天资聪慧、顺利通过考试、有药物辅助”让人疑惑“为什么仍受煎熬”（隐含的问题）。而“幸福”则让人不禁想问“死亡是否变得遥远”。
3.有效提问。（1）逻辑严谨。主持人的提问应内容明确，指向单一。这样的问题对访谈对象的回答形成了引导和限制。在此基础上，访谈对象的回答才可能切题，而且主题单一明确。（2）问题简明。一次提问避免多个疑问内容。有时主持人为了方便访谈对象思考，一次发问设有多个问题。事实证明，这样并不利于思考，嘉宾往往也只回答了其中一个问题。而且，铺垫不能太多。（3）策略灵活。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访谈对象都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主持人常常遇到不配合的对话者，他们处于各种原因试图掩盖真相。类似情况下，就需要主持人有灵活的提问技巧。
三、把握细节，调整角度
1.一些专题性访谈节目，节目所关注的事件和话题可能正在进行当中，尚无结论。这时，前期策划固然重要，但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所以主持人除了做案头准备外，还应有临时调整策划案的心态准备。
2.调整话题。当谈话遇到对峙场面时，应调整话题角度。
z：你为什么让他向你道歉？
f：因为他太过于自信。
z：可是每个孩子都很反感命令式的口吻啊？
f：我是命令吗？我是跟他沟通。
z：你想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明白什么？
f：让他明白应该尊重父母才是尊重你自己。
在上面的对话中，访谈对象否定了主持人的预设问题——他不认为对孩子用了命令的口吻，并认为是一种沟通行为。面对这种情况，主持人并没有在这上面辩解，而是转换话题，追问访谈对象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常遇到同类情况，即对某些事情的理解，主持人和访谈对象不太一致。这时，主持人应以总的谈话目的为准，如果不是原则问题，就不必计较。
（注：文中主持人统标为“z”，访谈对象在文中标为“f”）
参考文献：
1.张洁、吴征：《调查〈新闻调查〉》，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2.吴为章：《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访谈范文2
为了让公司的管理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工作，充分发挥管理的实效，公司决定xxxx年xx月xx日—xx日(周x周x)对xx机关员工开展一次实地访谈活动，访谈话题主要是变革以来员工的切实感受，访谈的结果只作为公司制定下一步管理规划的依据，本次访谈采用无记名方式，不会干扰您的正常生活与工作，经过抽样，您成为了本次访谈的对象，感谢您的配合，我们期望聆听您对公司发展的真知灼见。我们期望您的到来!
召集部门：培训部、运营管理部
召集人：xxx、xxx
访谈地点：管理中心总监办公室左侧房间
访谈对象姓名：
预约您的访谈日期：xxxx年xx月xx日
预约您的访谈时间： 至 am/pm
通知时间：xxxx年xx月xx日xx点(周x)
通知经办人： 培训部xxx(xxxxxxxxxxx) 培训部xxx(xxxxxxxxxxx)
温馨提示：
1、 访谈时手机请置于安静模式;
2、 请您遵循访谈预约时间，准时到达指定的访谈地点，不要迟到;
3、 请假或修改访谈时间须提前联系培训部(xxx-xxxxxxxx);
访谈范文3
实施新闻采访的具体形式，要因人因事而宜，手法要不断变换，不拘一格。笔者认为，采访中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技巧或艺术。
一、提问的技巧
提问，是记者与被采访者通过对话来进行语言交流的一种方式。提问的得法与否，是对话能否顺利进行下去的关键。提问得当会使采访活动事半功倍，还可融洽双方感情，创造一种良好的采访氛围。相反，如果记者东拉西扯，不着边际，势必给采访带来阻力，甚至使对方产生厌烦情绪，缄口不语。因此，采访提问与过程是对新闻记者思想水平、业务水平、政治立场、社会活动能力的综合锻炼和检验。研究和探讨新闻采访的提问艺术，应引起新闻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记者在提问时，需要掌握两个原则：
1．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宜。也就是针对不同的采访对象、不同的环境，采取不同的提问和谈话方式。
2．谈话要牢牢掌握主动权。也就是在任何困难、复杂的情况下，都要挖掘出你所需要的材料。
记者的提问与对话技巧，可总结为以下四种类型：
1．问答型。这是能积极主动配合记者采访的类型。记者通过巧妙的问话，从采访对象处可摄取好多有价值的新闻素材。这是最简捷、最速效的一种对话方式。“以问引人”是这类对话的特点和技巧核心。
2．交谈型。这是采访对象对记者抱有戒备心理，不积极配合记者采访的类型。他们怕说多了对自己不利，或冷淡或躲避使采访陷入僵局。遇此情况，记者就要以坦诚的态度，运用交谈型对话的种种技巧，打破僵局，与对方建立融洽的朋友式关系，以倾心交流促成和谐气氛，为进入正式采访做好铺垫。在这个过程中，记者要有通过察言观色及时调整谈话策略和内容的观察力。“以情感人”是这类对话的特点和技巧核心。
3．说服型。这类采访对象往往对记者抱有厌恶的心理，常用沉默、不多语等形式表示自己的心情。对这类人要想进行一场无拘无束的交谈是困难的，唯一办法是用理智去战胜相互排斥的局面，讲清是非，摆明利弊，帮助对方在纷繁缠绕的感情之网上寻到一条理智的经线，强制自己的内心发生变化，从而产生配合采访的行为。“以理服人”是这类对话的特点和技巧核心。
4．论辩型。面对抱有对记者挑剔态度的采访对象，特别是面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物时，最有效的对话办法就是不要有惧怕心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让对方不得不重视你、敬佩你，从而同意与你合作，这便是此类对话的特点和技巧核心。
二、观察、倾听的技巧
观察，是记者“用眼睛采访”，是记者采访中最常用的方法。观察技巧的掌握，要求记者观察时要有明确的目的，事先要心中有数，要选择好时空，确定好观察的角度，学会用扫描获取细节，抓住富有特征的事物以达到认识、反映事物的目的。例如：’98洪水期间，为采集到松花江洪水的真实情况，利用摄像机，采集到了各个角度的真实画面。在高空中，观察摄取到了松花江的全貌，在船上观察摄取到了坚固的护城防洪大堤，在岸上观察摄取到了抗洪抢险的官兵与洪水拼搏的场面，这一幕幕的场景都是“用眼睛采访”的结果。
倾听，也是记者采访中常用的方法。善于倾听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一种手段，是索取更多谈话内容的一种方式，是集中智慧的一条途径。善于倾听，才能捕捉住对方谈话中的真实意图和目的，而不致产生“各取所需”的错误做法。这一点，对采访者来说尤为重要。
当对方担心你对他的话不感兴趣，显出犹豫、为难的神情时，你可适时地说一两句安慰、鼓励的话；当对方由于心烦、愤怒等原因不能控制自己感情时，你可用一两句舒心话来疏导对方焦虑的情绪；当对方叙述不清又急切想让你理解他的意思时，你可用一两句综述性总结性的话来帮助他梳理思路，使谈话顺畅。
三、掌握被采访者的心理
记者对采访对象的心理活动做透彻分析、正确判断，紧紧把握住采访对象的心理状态，是采访能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一般情况下，记者要根据采访对象的心理做好如下处理：
1．出发前，先要研究对方的生活经历、社会地位、年龄、职业、习惯等，大致估一估对方的性格、脾气该属哪一类。这往往可能成为谈话的一个重要的突破手段，可使对方一开始就对你表示亲近进而产生初步的信任。
2．交谈中，记者、通讯员的态度要不卑不亢，谦虚、庄重。见了名人、领导、外宾，不低三下四、阿谀奉承；见普通百姓也不要眼睛朝天、盛气凌人。有句名言说得好：“谦不流于谄媚，庄严不流于傲慢。”此话很富有哲理。
访谈范文4
【关键词】口述历史 访谈 新闻采访
“口述历史”近年来不仅为历史研究所用，也成为社会学、文学、新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新方法，还因其特有的“在场”效果，在纪录片、纪实作品中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人称自己在做“口述历史”，一些媒体也将对话体节目或栏目打上“口述历史”标签。那么，口述历史与新闻报道有什么差别？口述访谈与新闻采访是否基本相同？以人物口述为内容主体的作品都可以称“口述历史”吗？笔者参考国内外口述历史专家的看法，结合自己在新闻采访和口述历史访谈方面的实践体会"，认为：口述历史研究方法虽然人皆可用，但标签却不可以随意贴。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访谈相似之处很多，但在操作规则、指导观念上又有区别，认为从事过新闻工作便可以做口述历史研究的想法是一个误区。
一、口述历史研究与新闻传播的互动关系
国外学者认为最早的历史记录都是口述历史（如荷马史诗），但现代口述历史始于上世纪40年代，并直接受益于传播学的兴起。从物质条件上看，它依赖于现代传播技术。录音是现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录音技术特别是便携式录音机的出现，现代口述历史便不存在。近年来飞速发展的数字化影音技术更让口述历史研究如虎添翼。
口述历史研究与新闻业关系密切，美国最早的口述历史学者艾伦·内文斯就曾是一名新闻工作者。1948年，艾伦·内文斯于哥伦比亚大学创立第一座口述历史档案馆，开始进行“有系统地从还活着的美国风云人物口中和文件上，套取他们最近60年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全部记录”。#这被认为是现代口述历史研究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正是由于这种渊源，口述历史在访谈方法、人物对象选择等诸多方面与新闻报道有相似之处。
口述历史研究者在访谈中直接借用新闻采访的现成经验。曾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长的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写了一本《大家都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其中关于“如何提出尴尬问题”等访谈技巧主要借鉴名记者的采访方法。口述历史访谈强调与受访者建立良好关系，要求访谈者尽可能倾听被访者的谈话，这些有助于提高访谈质量的基本方法和观念大都来自于新闻采访。
口述历史研究方法又“回流”到新闻界。日本NHK电视台很早采用口述历史方法进行电视访谈，建立了庞大的口述历史资料库。1990年6月和9月，NHK电视台在台北对张学良进行了10个小时的口述访谈。在中国大陆，女作家张辛欣与桑晔合作的“口述实录体小说”《北京人》发表在1985年1月《收获》杂志上，这是大陆读者较早见到的口述类作品。1991年，作家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虽有文学色彩，但都是以受访者口述为主体内容，进行口述史式的记录整理。1997年，我国纸质媒体首次出现以“口述”命名的栏目——《北京青年报》的“口述实录”，这是女记者安顿对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状况进行的调查。安顿的采访方式很像口述历史访谈：对访谈全程录音，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请受访者签字认可，以隐匿受访者姓名的形式刊登出来。到2003年，安顿对接近5000人进行了口述访谈。后来，“口述实录”在全国众多纸媒上被复制，但是极少有媒体真正采取安顿的工作方式——录音、整理、受访者签字授权。
本世纪初，我国电视媒体也开始引入“口述历史”访谈方式，形成“电视传播与口述史的跨界之作”——口述历史节目。$从2002年开始，崔永元进行中国当代电影史的“口述历史”资料积累。他在《电影传奇》中采用了许多见证人的独白，节目播出时许多被访老人已经故去，影像资料弥足珍贵。近年来，他又进行了《我的抗战》口述历史记录。8年时间里，崔永元采访了3500人，留下200万分钟的影像、300万张老照片，受访者平均年龄80岁。2005年，香港凤凰卫视推出由曹景行主持的《口述历史》栏目，强调“抢救记忆，反省历史”。同年，上海电视台推出日播类口述历史节目《纪事》。
由于口述历史访谈不再局限于录音而更多地进行录像，它的资料还被纪录片采用，形成纪录片新类型——口述历史纪录片。2004年出版的《小平百年》被称为国内第一部口述历史纪录片，它对105位亲历者进行口述访谈。我国蓬勃兴起的独立纪录片也引入口述历史访谈方式，大量口述历史影音资料也成为纪录片素材。
二、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采访的相似之处
何为口述历史访谈？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在《大家都来做口述历史》一书中说：“那些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简言之，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向受访者提出问题，并且以录音或录影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
而新闻采访呢？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的定义，新闻采访是一个通过观察、推理和核实而进行的采集事实的过程。这些事实组织在一个新闻报道中，就可以给读者和听众一个关于某事件的完整的说明。记者的工作就是寻找隐藏在表层之下的真相。
二者都为探求“真相”，都以调查方式工作，有以下相似性：
1.人物关系相似
对于访谈中这一对人物，口述历史界称之为“访谈者”和“受访者”，新闻界称之为“采访者”和“被采访对象”。名词不同，角色却极为相似：一个设计问题、提出问题，一个回答问题；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采访都严重依赖采访对象的话语，但口述历史的依赖程度显然更大，因为新闻记者在对方不开口的情况下还可以观察采访。
2.获取信息手段相似
二者都以忠实记录为最高标准，都认为正在书写历史或记录历史，都试图颠覆人们已经形成的固有认识，向读者揭示一个原本不被知晓的真相。因此，它们在获取信息的手段上有很大相似性，都采取了面对面访谈、资料搜索等方式。
口述历史的访谈者也是“发问专家”，也要事先精心准备，罗列问题提纲。他们也要取得受访者的信任，让受访者以坦诚的态度讲真话。二者都要与采访对象进行沟通，打破彼此间的陌生感。
新闻采访要对信息核实，口述历史访谈也要去伪存真。唐德刚为李宗仁做口述传记《李宗仁回忆录》时曾查阅了大量资料，证明李宗仁所说的某个细节是错误的，李宗仁看到佐证后不得不承认记忆有误。口述历史的作品并非有言必录，按照唐德刚的看法，口述访谈所获得的信息只能在最后的作品占一半或三分之一的比重。
3.职业伦理道德相似
在职业伦理道德方面，二者都要求尊重受访者、保护受访者个人隐私或其他利益不受侵害。口述历史工作者在与受访者签订的协议中明确标出哪些内容是目前不能发表的以及发表的时限，并承诺在一定情况下隐匿受访者姓名。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口述历史协会都有详细的工作手册，其中重要内容是访谈者对受访者应尽的义务。
新闻采访也遵循类似规则，如果被采访对象不愿意公布某事（对犯罪新闻的揭露性报道除外）要尊重对方的选择，在法制报道中要保护未成年人……为了保护被采访对象可以采用匿名消息来源的形式，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报道中将重要线人化名“深喉”，其真实身份和名字一直被保密。
三、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访谈的差别
尽管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采访有诸多相似之处，但记者与口述历史工作者之间却不能划等号。口述历史有一整套规则与标准，只有符合规则的访谈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所以，大量的电视访谈类节目并非口述历史。
1.规范不同，价值标准也不同
口述历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实践，已经形成一套专业标准和规范。美国口述历史学者唐纳德·里奇撰写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其实就是一本工作手册，在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制定的标准中，详细规定了“对于受访者应尽的责任”和“对于公众与专业本身应尽的责任”，口述历史的法律授权样本也形成了固定模式。不符合这些标准，就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访谈，只能称为“个别研究者”的访谈。
新闻界也早已形成自己的行为规范。新闻采访一般不与受访者签书面协议，记者常常一天采访许多人，不能与采访对象逐个签约。但口述历史要求必须与受访者签约，得不到授权便不能随意使用访谈结果。
二者在时效性方面也存在差异。新闻采访关注刚刚发生的事情或者早已发生但未被了解的事情，时效性是新闻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口述历史则相反——更关注过去的事情，访谈者要有足够耐心倾听被访者讲述几十年前的故事。
关于被访者，新闻采访更关注名人，强调受访者的“异常性”。在新闻的“数学公式”中，名人+平常事=新闻，普通人+不寻常事=新闻，但普通人+普通事=0。而口述历史不仅仅关注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更关注普通人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生活命运，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被访对象多是文革中的普通人。关注普通人是口述历史的重要特征，也是口述历史研究与以往文献研究之间的重要区别，它让没有话语权的弱者说话。笔者对伪满洲国时期作家进行访谈，他们大多因为受审查等原因长期失去发表文字的权利，是不能“发声”的弱者。
2.目标不同，时间安排也不同
新闻采访与口述历史访谈都是社会活动，而非个人社交谈话。但新闻采访的目的是“为了那些不能亲临现场的人们”，记者代表着媒体受众的利益和兴趣进入现场，提问方案是从受众角度拟定的。口述历史访谈的目的是抢救活态信息，探究历史真相，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拟定问题提纲。
由于访谈目的不同，所以二者确立的信息挖掘目标和时间安排也不同。新闻报道讲究速战速决，记者对于信息挖掘的深入程度与预先确定的报道篇幅、报道形式有直接关系。除调查性报道外，新闻采访都有很强的时间限制，提问针对性强，直接目的是为完成报道任务。而口述历史的访谈则可以从容进行，针对一个人物的访问一般是几天、几周甚至更久，访谈者的态度是多多益善。
3.采访行为中的不同之处
记录方式不同。录音，对于口述历史访谈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对于新闻采访来说则是可选择性的。在日常的新闻采访中，记者一般都不录音，或者录了音也没有时间整理文本。而口述历史的标志就是以录音或录像记录谈话，如果没有留下影音资料而仅仅是笔录，一般不能称为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还要整理出全部文本，这也是它与新闻采访的重要区别。口述历史访谈强调完整性——全程录音、全部整理。由于录音时间与整理文本时间之比常常是1：4，新闻记者大多没有时间整理全部录音，仅仅抽取其中的只言片语。
对于访谈的原始记录，记者以个人方式保管（是否长期保存全凭自愿），而口述历史学者以档案管理的方式长期保存。
问题设计与问题提交方式不同。新闻采访和口述访谈对于采访提纲的重视与依赖程度不同，提交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口述历史访谈是书面递交问题、延迟提问，而新闻采访是口头提问、突然发问。
口述历史工作者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案头准备，对受访者的个人情况、家庭状况等都有较全面的了解。访谈者还要对受访者进行预访，根据预访得到的信息——受访者性格特征、简要经历等，有针对性地写出访问提纲征求意见稿，当提纲得到受访者同意后才开始正式访谈。而以快捷为特征的新闻采访，无暇在访问正式开始之前进行如此漫长的铺陈。
提交问题时，口述历史工作者以书面递交方式呈送给受访者，并给受访者留出一段时间进行思考和回忆。在口述访谈过程中，访谈者基本上按照既定的访问提纲来提问，偶尔根据现场变化追加一些问题或补充采访。而新闻采访一般以口头提问为主，预先准备好的提纲多是掌握在记者手中而不完全交到采访对象手中（即使按要求预交问题提纲，也不必提交全部问题）。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控制着主动权，根据情况变化随时调整提问，不拘泥于问题提纲。新闻记者有时还对采访对象突然袭击，不给采访对象太长的思考时间。
这种差异是目标不同决定的。口述历史访谈要尽可能多地挖掘受访者的记忆，因此延迟提问。而新闻采访恰恰相反，有时候记者有意让采访对象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面对问题，以求最直接的反应。
二者在问题设计方面也大不相同。口述历史是“过去时”的，要求受访者回忆多年以前的事情；而新闻报道是“现在时”的，要求采访对象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口述历史访谈多以人物为中心——研究受访者的“生命史”（即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者王铭铭提出的“人生史”研究），而新闻采访多以事件为中心。新闻采访的提纲针对性很强，而口述历史的采访提纲比较宽泛。
对于受访者所掌握的大量情况，新闻记者只要其中一部分，而口述历史访谈者则想要全部。
打断还是倾听——与受访者交流方式不同。记者常常在采访过程中打断对方，将话题引到自己关心的主题上来。而口述历史则尽量不打断对方，采取倾听的方式。
在新闻采访中，记者一般不让采访对象漫谈，而口述历史访谈则让对方尽情述说。新闻采访是一问一答，记者要进行大量的追问。而口述历史以受访者讲述为主，访谈者以眼神与对方沟通、很少插话。特别是在录像记录的口述历史访谈中，如果只有一台摄像机，画面集中在受访者身上，访谈者的形象和声音是淡化的——甚至不出镜和不出音。这样做是为了让受访者有流畅的表达，也便于后期的剪辑整理，尽量保持受访者大段完整的语言表述。笔者曾有过教训，最初做访谈时总忍不住插话、随想随问，重看录像时就发现：被访者原本流畅的讲述被割裂了。
口述历史访谈比新闻采访更强调倾听。美国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称他们是一群“必须压抑着想说话的冲动，做个安静的倾听者”%的人。
4.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不同
新闻记者对获得的信息以去粗存菁的方式过滤，只选取少量精华写入报道。而口述历史研究者则尽可能完整地将信息全部记录，为后来者充分利用这份资源预留空间。关于口述历史对于信息的处理方式，唐纳德·里奇说：“访谈的录音（影）带经过制作抄本、摘要、列出索引这些程序后，储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这些访谈记录可用于研究、摘节出版、广播或录影纪录片、博物馆展览、戏剧表演以及其他公开展示。”&
5.费用的支付方式不同
按照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新闻报道是无偿的，记者不会向被采访对象收取费用，记者的薪酬由媒体支付。同样，记者也不会向被采访对象支付金钱（除了个别的付费采访）。
但在口述历史研究中，费用问题要复杂一些。由于访谈是个大工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几周、几个月甚至跨年度）和精力，访谈者付出的劳动需要得到报偿。有时候，由受访对象付费给访谈者（唐德刚当年曾向张学良提出做口述史的费用要求）；有时候，经费由某个机构提供，机构将不仅支付访谈者的薪酬，还向受访者提供一定报酬。
结语
因为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采访有着明显差别，所以不能将二者划等号，也不能把涉及历史话题或者将来可能具有历史记录价值的访谈节目都贴上“口述历史”标签。央视《高端访问》栏目（现已停播）将宗旨定为：“讲述世界性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为当今世界留下一部由中国人制作的口述历史。”'其实它是一档时事类访谈节目，多年以后可能会有文献价值，但它的访谈内容是当下而非过去，称为“口述历史”未免牵强。央视《大家》栏目以“口述历史，分享光荣”为主题词，但从整体看来仍是人物类专题片。《大家》的采访对象年纪较大，讲述中包含对历史事件的回忆，但节目核心是塑造人物形象，不是对历史记忆进行完整记录。延安电视台于2008年制作的《口述退耕》大型系列节目虽以“口述”命名，但采访方式与普通电视采访没有区别。
此外，在一些以口述历史为定位的电视节目中还出现了不够严肃的现象，如在表述历史背景时以电影片断代替纪录片镜头。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解密档案》栏目，被称为“广东本土最高端的口述历史节目”，在《叶挺之死疑云》中穿插了多段电影片断，片中讲述的是发生在1946年4月8日的事情，而电影片断中的军人服饰和场景是上世纪50年代的，这种做法与口述历史电视节目追求严谨的风格不符。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口述历史研究者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如重视访前准备和问题设计，在采访中强调倾听以及对于资料的完整占有和长期保存。而当一位记者去做口述历史访谈时，他应该知道口述历史的标准是什么，知道那些容易犯错的误区：喜欢追问，打断对方，不完整记录……弄清口述历史访谈与新闻采访的异同，有助于记者向口述历史“借”方法，也有助于记者从事口述历史访谈类工作时进行适当的角色转变。
注释：
笔者曾担任地方报纸记者11年，2007年开始在伪满洲国文学与媒介研究中尝试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对伪满洲国时期作家及已故作家亲友20余人进行访谈。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第二版）第6、3、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谭悦：《口述历史节目——电视传播与口述史的跨界之作》，《新闻记者》2009年第11期
访谈范文5
关键词：广播电视；新闻采访；技巧
在电视新闻的报道中，新闻采访是极其重要的，它是记者深入实际、认识实际、反映实际的过程。本文结合实际工作经验， 就如何做好电视新闻采访工作谈谈个人见解。
一、采访前的准备工作
记者基本功中有一项便是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准备充分是采访中很重要的一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人把采访比作“面对面的战斗”，采访的过程是记者与采访对象在思维上的交锋，要想取胜必须知己知彼。
1、熟悉采访对象：记者熟悉采访对象不是从和采访对象见面的那一刻开始的，而是从一些文字材料和其他形式的间接介绍中熟悉采访对象的。
2、准备采访问题：采访前准备问题目的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让采访对象提供更多的采访素材。记者在设计采访问题时，如果只是简单地问，并不考虑采访对象是否有兴趣回答，怎么回答，回答的问题是不是你需要的，就会不得要领。准备采访问题最好是换位思考，站在采访对象的角度检验一下记者准备的问题，看看你听到这些问题会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是不是记者所要的。
3、搜集与采访相关的资料：记者采访新闻事件与采访新闻人物有所不同，记者采访新闻事件是为了报道事，不是报道人；在新闻事件发生时，现场采访一些知情人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件，这些被采访的人并不是读者关心的重点，他们的目击事件才是读者想了解的。而新闻事件有它发生的原因、背景、社会影响，这些也是读者想关心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是新闻现场知情人没法告诉读者的，需要记者从其他渠道了解。所以，记者采访新闻事件前的案头准备还应该包括搜集与新闻事件有关的背景资料、与新闻事件相关的其他内容。
二、采访的一般方法
1、一般性采访。直接找主管领导、负责人谈，了解工作过程、经验、成绩、教训、缺点，群众反映等情况，同时还要征求领导对采访报道计划的看法、评价、意见或建议，让新闻本身从政策和事实上报道得更准确，还可以在了解某个重点问题和全面情况时采取形式简便，效果显著，组织开调查会的方式必要时为了解某个具体问题或细节，找当事人或其他知情人做个别访问，进行细致调查。此外，从现成书面材料中也能找到一些可用的线索，自己再亲临现场进行采访需要注意的是：引用线索时切忌照抄照搬，这是最必要也是最常用的采访方法之一。
2、隐蔽性采访。所谓隐蔽性采访，是指电视台记者不暴露真实身份和采访目的， 以暗拍暗录暗访等隐蔽手段对人物或事件进行的采访， 利用这种非常规的采访手段，可以避开不必要的干预和阻碍，更真实、更客观地获取第一手材料 增强报道的说服力和可信度。需要注意的是 隐蔽性采访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前提，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同时要求记者严格遵守有关法规。
3、即兴采访。即兴采访指记者在采访时受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场面影响 产生兴致 ，提出超出准备范围或高于拟定话题的采访内容， 从实践上说 ，即兴采访具有强烈的现场调查感和不容置疑的印证过程， 还可以对事件起到穿针引线和悬念吸引的作用 ，使观众产生见其人， 闻其声 身临其境的感觉， 大大增强了记者采访的现场感 、真实感、 生动感、 亲切感和观众的参与感 这正是新闻所追求的真实性。
三、采访要掌握提问技巧
记者提问技巧包括的内容很多，提问技巧是衡量记者水平高低的主要依据，这些技巧是要靠记者在职业生涯中不断积累，用心体会，反复实践间才能掌握的。提问、追问、设疑是三个常用技巧。
1.方式灵活：记者采访与陌生人、陌生环境打交道，在有限的的时间内彼此从陌生到相互交流，是通过提问完成的。记者首先学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其次是察言观色，把握提问时机和提问方式。甚至提问时记者的语气把握，也是采访成败的关键。
2、穷追不舍：提问有了开头，只是采访有了好的开端。怎么把谈话引到正题，达到记者的采访目的，并且将问题问深问细，记者还得不断地提问，不断地追问。
3、巧妙设疑：为采访不被拒绝，记者故意隐蔽语言动机，借别人的话刺激采访对象，引出他急于“释疑”、“解惑”的愿望。或话中有话，设置悬念，勾起采访对象强烈的好奇心、解谜欲，都是采访提问的一种设疑。
采访提问的技巧，说到底是记者的一种应变技巧。如果采访对象配合记者，记者当然高兴，可以顺着事先准备好的问题一个个问下去。如果采访对象对记者的提问不感兴趣，不愿意回答，或者即时回答，回答的内容记者也不满意，提问就要灵活把握。
记者在采访中有很多变数，提问方法也很多，技巧在于把握时机。什么时间提问，什么时间追问，什么情况下设疑，是有技巧的。比如，采访对象不愿开口，可设计疑问，逼他开口解释，受采访对象回答内容的启发可补充提问，记者与采访对象观点不同，可设计反问。直接提问技巧都要视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不恰当的提问方式，采访效果会不好，相反，正确地掌握提问方式，各种提问方式才能有效。
掌握采访技巧，电视新闻采访以人的活动为主体 ，所以必须掌握与现场被采访对象的沟通技巧，做到和什么人说什么话，比如采访农民，你就要掌握农民的语言习惯，从家庭情况，种几亩地、收入多少钱等家常事入手，关注他们最关切的事，步步引导，通过简单而又巧妙的提问，引出被采访者对整个问题的回答，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说出你意想不到的新鲜东西来，采访中也可采取快速提问的交谈方法，在几十分钟内得到通常几个小时才能得到的东西，这要求记者要有高度的语言归纳概括能力。
四、要学会尊重对方
1、学会倾听。倾听十分重要，倾听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从采访对象讲述的内容中可以找出感人的故事和细节，找出可以继续交流的、读者关注的话题。大家都十分喜欢看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艺术人生为什么受欢迎，有人说是朱军主持得好。但朱军却这样说：“其实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一直恪守着三条原则，第一要作个倾听者，其次是提问者，最后才是辩论者。”
要给予被采访者更多的尊重，如何理解认同“对于不该尊重的人，更应该百分百尊重”这句话。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不管对方是谁，都应该给予尊重。比如采访一些曾经犯过罪的服刑人员时，虽然他们中的某些人曾经道德沦丧，做过伤害他人的事情，给社会和他人带来极大的危害。但是面对这些价值观和自己有差异的人，我们依然给予他们百分百的尊重，用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他们曾经犯过罪，但是在人格上，他们还是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自然人，他们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即使他的想法我不是很赞同，可是在向我讲述的时候，他的态度一定是真诚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如果社会对服刑人员给予足够的尊重，服刑人员更会觉得自己悔过的重要性，从而积极改造重新做人。
很多时候，记者出差，去一个自然保护区采访，和每一个景点一样，由于人为破坏太严重，这个保护区的动植物的处境不是很好。
如果这个事情放到几年前，我们的记者很可能会血气方刚地谴责人们保护监管不力。但是现在，我们的记者要从另一个角度会想，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也很努力，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只是目前人和自然的矛盾太大了。于是，稿子的主题转变了，不仅仅让人们关注不乐观的现状，也给保护区的努力做出肯定。
访谈范文6
徐：我读文学的书并不多，那时候（90年代）读了一些哲学、社会科学之类的书。
ARTTIME：现在还在读吗？
徐：现在还在读，但是读得不多了，因为我读书很慢。
ARTTIME：是不是对法律类的书比较钟爱？
徐：不是的，在现场的这些书是作为1995-1996年《问题-1》这件作品的创作背景而呈现的。那个时候讲国际化、与世界接轨，这件作品是谈国际法、土地占有问题的，是出于我个人兴趣而做的。这件作品做完之后我觉得很失败，但维他命空间出于连贯性的考虑又把它重新提出来。
ARTTIME：作品失败在哪？
徐：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一直讲法制，要向国际规范学习。社会上经常会谈及“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我们以为有了法律就意味着有了公正和秩序，那些民族纠纷、土地等问题就都能得到解决。我那时读了一些像法律史一类的书，也试着以做一些与法律、物权和占有等相关的作品来理解现实中的问题。但后来我发现，从逻辑上讲，关于占有的法律是不合公理的，是不合逻辑的，它并不能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很好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我想通过推理并且辅以视觉艺术呈现，以达到对占有权法律的合理性认识，结果失败了，这个作品体现了这种失败，所以后来干脆不去想它了，甚至想把这件作品忘掉。
ARTTIME：这件作品的思路和方法与后来的“关键词”项目是一脉相承的。
徐：刚开始有点类似，但后来“关键词”项目也出现了一些转向。“关键词”项目刚开始学习借助了一些社会学调查、统计的方法，有点模拟社会学研究，想通过语言分析研究来了解社会的意识活动。后来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慢慢了解到，这样并不能深入个人的或者社会的意识活动，所以在后来的项目中这种方法用得少了。
但是，在回顾的时候意识到，在早期创作中和现在工作中的相似性在于，认知和表达的一致性要求，即认知活动一直是艺术活动的重要部分。
ARTTIME：但很多人会觉得统计学的结果会相对更科学、更理性一些。
徐：这里有一些误解，如果要很理性地讲一句话，统计在很多时候是无效的，它只是提供一些比较定量的东西来做参考，但语言领域有很多不确定的内容，所以统计的方法在这个方面有时候并不好使。
ARTTIME：法律、语言是人们制定的一种规则和社会规范，反过来又对人们形成一种制约力，有时这种制约是无意识的。
徐：我没有接着1996年那件作品继续往下做，因为后来我发现法律是低于社会政治系统的。比如中国和美国，政治制度不同，关于土地占有和使用的法律就不同，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地的，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政府掌握土地的所有权，人民只有使用和租用的权利，并且有期限。中国古代也是可以私人拥有土地的，但现在就不可以。所以说法律是在其所属政治体制支配之下的，而且这并不是一直不变的，你在认可或执行具体的法律的时候，就相当于你默认与其相连的政治系统是合理的，也就是你接受了这个法律之上的政治系统。另外，具体的法律在判断和实施看起来似乎合理性是最重要的，而与之相连的政治系统则建立在意识形态信念上，这种情况是没法用理性分析的，并且不管合理不合理它都在那里，对你的所谓理性思考是一种制约，也就是说，理性的法律，建立在非理性的政治系统之上。
ARTTIME：社会植物学这个项目做多长时间有预期吗？
徐：想的是三年吧，现在已经做了一年了。但这个也不能确定，因为它是开放的，我在以前的讨论中说过：关键词项目就像一条一直流动的河，会有不断的结晶物，就是这些展览和所谓的作品，但最终什么时候结束，会到达哪儿都不能确定。它是一个过程。
ARTTIME：为什么是植物，而不是别的“社会××学”？选择珠三角作为考察区域是出于什么考虑？
徐：主要是我个人的原因，2009年某个时候，我觉得继续像主流艺术家，以追求名利的方式生活有虚无感，我想做一点我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当我回到住的地方，在家后面山上散步的时候忽然觉得，在名利生涯之外我们是否应该用另一种眼光看周围的世界，我周围有很多树，我居然一棵都叫不出名字，我很无知，自己被绿色包围，离它们很近，却也很远。另外我有哮喘，对花、草等植物比较敏感，所以一直向往较舒服的自然的环境。但我们周围接触的自然都是人工种植的，是园林规划部门规划、设计的，这是一种社会性的植物，不仅不是原生态的自然，而且是非常年轻的自然，其后果还有什么现在还说不清楚，但至少造就了一种单一化的植被环境。
ARTTIME：这或许跟您考察的范围有关，您的考察以城市中的植被居多。在这之外的其他地方的植物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状态？
徐：我考察的主要是华南珠三角一带，但从全球来讲，原生植物都在减少。我去过多伦多的一个郊区地方，两百年以前那个地方都是树林，那时的地方法律规定，只要你开垦一块地出来并且保证它不会再次荒芜，就可以拥有在那里居住的权利。当我去那里的时候已经不是这样了，以前的人们是需要努力在森林开垦并且维持一小块地，作为人的存在标志，而现在那里只剩下一小块树林，成了受保护的自然公园。在珠三角，这里原本没有多少原生态的植被，现在是次生植被也难以保存。
ARTTIME：在OCAT的那个展览是请人在展厅中搭建的小屋里做访谈，而在维他命空间展出的访谈是录像形式的，内容是实地考察和采访的过程，呈现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徐：在OCAT的展览是关键词学校的一部分，在展厅中搭建一个交流平台，或许可以说勉强像所学校。现在的“社会植物学”是关键词实验室，这个现场已经不仅仅是艺术品展示的地方，它与外界有更多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实在的，有一种向外延伸的状态。
ARTTIME：您在实地考察中接触的是实在的、具体的东西，而展厅中呈现的录像虽很详实，却也难免显得单薄或生硬，像是呈现了某个球体的一些断切面，包括录像角度等的选取和裁剪都是刻意为之的，从实地“搬”到展厅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关系发生了变化的。
徐：是的，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研究的形式和呈现的形式不重合。问题是我们研究的是什么？给观众看到的又是什么？这种不重合的情况不断出现。我们在展厅里搭建一个实验室的平台是为了我回去不断工作，那么这种所谓研究性的过程要不要给观众看，这也是个问题。
ARTTIME：您需要不断回到展厅中工作是指哪方面的工作？
徐：我们做某个访谈的时候是以单一线索进行的，而我们有时候需要同时观看这些不同线索的东西，就像有的人喜欢同时摊开几本书阅读一样，这种同时性的观看带给人的感受跟平时我们习惯的那种单一的观看是很不一样的。我在展厅中可以同时对着几个屏幕观看，也可以在几个屏幕间切换，这样才是一个实验室的状态，因为在家里不可能有那样的条件让你同时观看几个屏幕。
ARTTIME：从实施者的角度讲，这种同时性的呈现与您具体实地考察中线性的工作模式最直观的区别是什么？
徐：我的考察工作还不是单一的线性模式，它是交叉的线索和循环，对每个人一到两个小时的访谈你要反复回看，你不仅要看这个人的，你还要反复看与他相关的别人的访谈，这就是一个铺开的过程。比如我们会反复问这些人种植的感受，他们都会说挺好，但要深入下去了解为什么好的话会牵扯到很多问题，比如古代人们对于种植的态度，还有现在一些西方人对于种植的不同看法，而且有这种“挺好”感受的人不在少数，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所以对这种现象要摊开去研究。
ARTTIME：在某些录像的旁边或屏幕上有提取的文字关键词，在这里面有没有一种自我预设存在？假如“政治”、“集体”这些词汇是你比较重视的，那么在采访中你就会有意地关注这类关键词，或者在别人的弦外之音中捕捉这类符合你预设的关键词？如何确保这些关键词真正是采访内容的关键词，而不是您个人的关键词？
徐：我们先回到以前的关键词学校项目，别人总会问我如何把关键词确定出来。而如何确定关键词，对于每个具体项目都是一个问题。我一般都会：先把每一句话看成一个结构，这个结构里有一个到数个要点，我就把这些要点看成关键词，这是普通关键词。在普通关键词基础上我再做四种不同的统计，第一种就是出现次数多的词，比如一个小时的访谈下来会有好多个重复的要点，这个就是高频率关键词。比如中国艺术家说“社会”比较多，西方艺术家以前是不太说的（现在也说得比较多了）。第二类是敏感词，比如、民主之类的。第三类是流行词，跟现在的网络用语、流行时尚有关。第四类是不在场的关键词。比如我曾经做过一次活动，采访近三十个中国当代艺术家，我预设“自由”会是个高频词，采访完了以后，发现“自由”只出现了一次，这挺奇怪的。大家都不说这个词，我觉得很有趣，我想不是这个词不重要，而不说会有其他原因，我想这就是不在场的关键词。当然，由于这种自我预设的暗示，主观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有些关键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我自己的关键词，而不一定是别人的关键词。在近期的项目中往往会产生我杜撰的词，比如“社会植物”、“社会植物学”，我会把这类词看成项目性的关键词。
我们现在也还会使用提取普通关键词这道“工序”。但在近期的分析中越来越少用那种接近统计式的方法来做，而是尝试其他的办法来深入。
ARTTIME：录像中屏幕上的文字关键词可能会对观者形成一种引导和暗示，有没有想过去掉这些文字的关键词，仅仅将多屏幕的访谈录像呈现在那，让观者自己去把握哪些是关键词或他所理解的关键内容？
徐：与文字的关键词相比，我还是认为视频的关键词更重要，但实际工作中要反复大量回看录像，有时录像在提取和筛选关键词方面比较弱，由于工作量大，文字表达的话就相对简单很多。你讲到的没有经过关键词提取的视频，我称为素材。随着剪辑（分析）增多，关键词就会越来越少，这是一种不断精炼的过程。这个展厅效果的呈现我认为并没做得很好，至少是没有足够的可视性的、言说性的关键词。
我现在经常做的以讲话方式的写作，称之为“可视性言说写作”，我最近一年时间一直在做，当我想写东西的时候就打开摄像机，对着镜头录下来。
ARTTIME：对受访者的谈话内容进行关键词提炼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将口头谈话转变为书写文字的过程。但语音和书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中介，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什么发生了变化？这种提炼的过程也是将关键词权威化的过程？因为人们更愿意相信概念化和可视性的语言，即“白纸黑字”的语言。
徐：言说性的语言与写下来的文字语言是不一样的，人们更愿意相信书，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不是书有天然的权威。现在有了电视和录音、录像，实际已经开启了另外一种书写的方式。我们平时讲白纸黑字是要负责任的，但是写下来的东西往往损失掉了很多意识的活动，那为什么不让两者并存呢？就像看电影，如果可视的、言说的语言和书写的文字没有区别的话，那我们就直接看完剧本就可以了。所以，在语言，其语气、表情，以及环境的关系就变得很重要。
我采访一个老农，我们问他是不是种田很辛苦，他笑着说那当然咯。因为他是笑着说，我就继续问他是不是很享受，他说也不是。所以这个笑就很有意思，会带来一些疑问。我们继续追问他是不是“悠然见南山”，他问什么是“悠然见南山”，他说不知道陶渊明是谁。他说自己干了一天活，出了一身汗，到了傍晚斜阳西下，感到凉爽，感觉挺自由的。由于我们很少会把老农和自由联系在一块儿，所以我们觉得老农说的这个自由值得注意，跟老农的对话以及周围的环境会令我注意这一点，而这个自由是否是西方概念上的自由？
再接下来分析，以及联系性阅读（汉娜・阿伦特），并对比西方的政治哲学中关于“自由”概念的历史过程和老农所说的“自由”，于是在我的思索方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间，我觉得我应该在老农说的这种自由的前面，加上“动物性”，这就出现了一个我的关键词：“动物性自由”（这里没有任何贬义，这和“人是政治动物”一概念有关）。
这些都是在访谈的过程中才会有的微妙的感受，你需要从这个氛围中去体会，如果只有文字我们估计就不会想这么多。
ARTTIME：您在维他命空间的展览“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其中“地―土”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形式来表示？它与人们惯常理解的“土地”有什么不同？
徐：这个其实挺简单的，“地―土”是两个事情，“地”是土地，“土”是土壤。如果我们直接说“土地”的话，这两个层面的意思就又变成一个了。其实就是为了与这个相区别，指出所要关注的是两个事情。
ARTTIME：说到“植物”就会涉及到“土地”，在维他命空间的展览中有一份土壤成分的分析报告，这种分析是不是更侧重量化的成分？
徐：之前用统计学方法的时候是量化比较多一些，现在逐渐地就少了，适当的量化是必要的，但如果依赖于这种方法就有问题。我们对土壤的分析检测，刚开始检测公司说这些土壤有三项指标有问题，其中一项的问题还很严重，他们没有说明这项严重问题具体是什么，只说需要重新测试。过了两周，他们通知维他命空间，那个问题严重指标的重新检测结果出来了，很正常。但是我们很难相信这个结果，并不是故意去怀疑，就是很难让人信服。所以量化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
ARTTIME：后来这个成分分析的报告还是展出了。
徐：对，我让工作人员把那份正常的检测数字展出了。
ARTTIME：您让维他命空间租用了两平米的“试验用地”。100年显得有点遥遥无期，因为现在的社会二三十年就已经变化非常大了，这个听起来像“两平米的乌托邦王国”。徐：以前我和城市规划设计师有往来，今年年初哈佛大学一个城市景观设计专业的教授带着一帮研究生来黄边站做交流。在这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人们相信，我们人类有能力设计一个越来越好的世界。我对这种自信十分怀疑，这事实上是资本逻辑的体现。
我们的受访者中，有个人打理了一个私人庄园，他每天都去庄园里“享受自然”，我问他，你这里的植物都是经你手种的，这算自然吗？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啊，这些植物虽然都是我种的，但我把它们种在那里不去管它了。“有娘生无娘教”，那片地过了一段时间变得茂密而“荒芜”。野草野树比他自己种植的树长得还要好，几乎要吞没他种的那些树，在这里他就能感受到一丝丝自然了。
我从这个例子中感觉到，自然恰恰是人不可控制的那部分世界能量。像我们城市中的植被，被整齐划一地规划种植和修剪，一旦有野草就会马上消除掉。这样的自然就是社会的自然，它是可控的，这些树犹如我们人类社会，一旦生长越出规范（我称之为植物行为不轨），马上会被修剪。
从最低层面上讲，如果我们人类还需要自然的话，最好让它自己去生长，不去干涉它们的自由。就像我借的那块2平方的地那样，我会留下提议，告诉人们要维护这块地不受控制的状况，但是对这块地的破坏也是我们作品预设和测试的一部分。因为这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在现在更多地是一种“利用”，所以谁也不敢保证几十年、一百年之后这块地是什么样子。
ARTTIME：被采访者坐在摄像机前是什么状态？
徐：中国人（海外包括华人）大多是不喜欢接受采访的，有些是很不好意思。有些私人农庄和庄园都不同意接受拍摄和采访，刚开始他们会满腹狐疑，但慢慢谈开了就好一些了。
ARTTIME：会不会影响到谈话的真实性？
徐：这种情况肯定是存在的，或者说任何的采访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有的人不会说真的感受，这些我们可能会从他们的眼神、表情看出来。所以有些关键词是需要经过分析之后得出的，从很多不同的采访之间去寻找一种关联性的东西。
这个关键词的项目很庞杂，感觉很多方面都没有说透。但有一点是我比较关注的，就是强调在艺术活动中，认知和表达的同一性，而现在的艺术世界所注重的是表达，在我看来是不够的，认识世界和自我表达是要同时进行的。
ARTTIME：但一般情况下，艺术家所表达的世界就是他看到的或认识的世界。
徐：对，但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艺术世界里，艺术家越来越趋向于“弱智”，似乎艺术家越来越没文化、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被社会原谅，艺术家就象征着一群没文化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需要做的就是去表达他的感觉，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带来独立的表达的。
ARTTIME：这就是您对今天艺术现象的态度？徐：达芬奇是我很崇敬的一个艺术家，他就是研究与表达合一的艺术家。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绘画创作时的研究性工作的存在。而现在的艺术家所做的仅仅是表达的那部分，分析研究的那部分已经没有能力做了，因为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这一部分被社会学、人类学、医学、科学等承担了。但是，我觉得，研究的态度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
艺术家要做自我表达，应该是不同于他人的自我表达，不仅仅从福柯、拉康、朗西埃这些大师写作中来。艺术家认识的世界不应是从别人的书中知道的，我认为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刷牙、吃饭这些活动对于我们认识世界似乎更重要。
ARTTIME：这两种方式恰恰是两种对立的模式，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标榜观念，使自己哲学化。但是这种自我表达的结果（也就是艺术作品的呈现）又常常是很直白化，甚至肤浅的东西。
徐：两种方式：不研究只强调表达，和哲学化表达，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即都忽视对世界独立关注的建立。哲学化的表达是原本要表达自己对世界有看法，但这个看法又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研究的成果，是世界的理论成果，或者说是在大师指导下看世界，所以艺术家很容易陷入一种糟糕的自我表达，是没有自我认识为前提的表达。悖论在于：你前面讲到视觉化是艺术家区别于旁人的一个方面，那么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点去认识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