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民兄弟范文1
当打工成为农民的时尚，经商成为人们的向往，纷纷弃地离家，背井离乡，出外淘金掘银之时，你依然遵循爷爷的教诲：土地是咱农民的命根子，荒废不得。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土地。将自己的青春揉进悠悠的岁月，用咸咸的汗水标点黄黄的土地。磨细的锄把记录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磨秃的犁铧诉说着世事的沧桑。为了柴米油盐，为了儿女的学费，披星戴月，早出晚归，让太阳思议地亲吻你的脊背，让山风恣情地啃噬你的肌肤。光亮的镢头映出你些许的黯然，丝丝的旱烟燃烧着你的凄苦，汗水滴落，粒粒是你的血和盐，寒来暑往，天天有你的苦和累。庄稼是你的宠儿，田野是你的希望。每当燕子衔来春天的呢喃，不谷鸟叫黄麦子，喜鹊啄熟山坳的玉米，你的眉头如莲花开落。只有年头节下，当发财的打工族西装革履的返乡时，吧嗒吧嗒的旱烟锅才流露出些许的失落。
天旱未雨，土地干裂，你的眉头皱成如撕裂的伤口，田间地头笼罩着你如烟雾的愁绪，面对大片日益枯萎的庄稼，你忧心如焚，将深深地叹息埋在一锅又一锅旱烟袋中，回望西天，残阳如血，用虚无的信仰孕育明天的期盼。
我的农民兄弟范文2
战国秦汉一般家庭规模的变化，战国至西汉中期的趋势是缩小，西汉中期至东汉的趋势是扩大。但就农民家庭规模而言，西汉中期以后的变化并不明显。本文的讨论以战国和西汉两个时段为主，兼及东汉的情况。
说到战国和西汉的农民家庭，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是《汉书·食货志》中的两段话。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西汉文帝时的晁错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从这两段话看，似乎在战国和西汉，“五口之家”都是小农经济的普遍形态，一以贯之。实际情形如何呢？我们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
[1]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 夏商的农业劳动者是“众”（族众），更确切地说，是族众中的“小人”。《逸周书·文传》引《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所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所有也。”《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这些“小人”从事农作以养家糊口，是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西周从事农业生产的是“庶人”。井田制以“夫”为单位分配土地，所谓“夫”，就是以男性家长夫妇为中心的庶人家庭，所以又称“夫家”。“庶人”亦称“匹夫”。《孟子·尽心上》描述他理想的文王时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韩詩外传》卷四：“匹夫百亩一室，不遑启处，无所移之也。”为什么“庶人”称作“匹夫”？《白虎通·爵》云：“庶人称匹夫者，匹，偶也；与其妻为偶。……一夫一妇成一室。” 《尚书·尧典》疏：“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则有妾媵，庶人无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虽单亦通，谓之匹夫匹妇。” 这些记载表明，西周的农民无疑也是以个体小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和生活的。
一
关于战国农民家庭的规模，除《汉志》所载李悝言外，尚有几种不同的记载。战国中期的孟子，屡次谈到“数口之家”或“八口之家”[1]。战国时期的《银雀山竹简·田法》说：“食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这虽然是一种设计，但应该有现实的根据。《周礼·地官·小司徒》谈到“六乡”土地分配时也说：“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两者根据家庭实际人口数和劳力数所进行的分类，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看来，战国时期农民的“五口之家”是有的，但不一定占主导地位，起码不是清一色的“五口之家”。当时有不少农民家庭的人口超过五口，有的达到八口以至更多[2]。看来，李悝为了强调农民生活的困顿和实行平籴法的必要，选取了规模小、经济能力弱的小农家庭（“下家之数”）作为他论证的基点[3]。
先秦的“家×人”、“食口×人”“×口之家”主要着眼于家庭人口的实际数量，但也应和家庭结构有联系。一般而言，“家五人”可能是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或者是户主和他的父母、妻子组成的主干家庭。人口多的家庭，如七、八口之家，就可能不但包括比较大的主干家庭，而且包括父母和两对以上已婚兄弟组成的联合家庭[4]。孟子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又说：“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孟子·梁惠王上》）前一句所反映的家庭形态是由父母妻子组成的主干家庭，后一句所反映的家庭形态则包含了由父母、兄弟、妻子组成的联合家庭。《管子·君臣》：“务四支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间……”这也说明当时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庶人家庭是包括兄弟在内的。先秦时代形成了所谓“六亲”或“六戚”的概念，指的就是父母、兄弟、妻子。如《吕氏春秋·论人》：“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汉书·贾谊传》注引应劭曰：“六亲，父母兄弟妻子也。”《墨子·城守·号令第七十》：“诸有罪自死罪以上，皆逮父母、妻子、同产”。“同产”就是兄弟。这是因为在一个颇长的时期内，父母兄弟妻子往往同居共财，是亲属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圈子。也就是说，“六亲”概念的形成，是以联合家庭曾经较为普遍存在为前提的。
农民家庭中包括家长的已婚兄弟，在《周礼》中也有反映。我们知道，在《周礼》中， “乡”和“遂”是实行不同制度的。“六乡”授田的办法就是上引《小司徒》说的，把“上地”授予七口之家，把“中地”授予六口之家，把“下地”授予五口之家。“六遂”则“以下剂致民”，即以“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为标准来分地和征役。《周礼·地官·遂人》云：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这是把同样数量（百亩）的上地、中地、下地，搭配以数量不等的休闲田，使之均衡。我们不妨称之为“标准百亩”。以此“百亩”授予一“夫”，即一个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家”。这个“家”的默认标准是家长夫妇及其所抚养的人口，包括年老的父母和未婚的子女，大抵是“家五人”的规模。家庭中若有超出这一默认标准的“余夫”，则仍按“标准百亩”授田。什么是“余夫”，古今聚讼纷纭。孙诒让说：“余夫之名，与正夫皆起于一夫一妇。凡十五以上未授室者，《小司徒》通谓之‘余子’，而不得为‘余夫’。……余夫皆专据已授室之子弟言之。盖一家五口，除母妻外，男子只有三人，本身已受田，父老既不任耕，子少又未授室。必子已长及有壮弟，乃为余夫。”[5]这一说法比较合理。可见，《周礼》的“余夫”授田制度，意味着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小农家庭中包含了已婚的兄弟或已婚的儿子。
《周礼》成书于战国，但它是编者摭拾西周春秋的文教制度并融入自己的理想编排而成的。孟子所论农家经济，也追溯到理想的文王时代[6]。因此，可以认为上述关于农民家庭规模的记载大体反映了从西周春秋时期延续下来的情况。
不过，战国时期也出现导致某些农民家庭规模扩大的的因素。春秋战国以来，西周原有的国野界限逐渐消弭，士庶合流，相当多的士转化为农民，形成战国农民中的一个特殊阶层。由于这一阶层还保留了某些旧日士阶层的习俗，故在家庭构成上父母和若干已婚兄弟共居的联合家庭可能比较多。苏秦的家庭就是一例。苏秦被称为“匹夫徒步之人”（《淮南子·氾论训》）、“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战国策·秦策一》）。他外出游说，妻子在家织布[7]，兄弟在家种地。故苏秦死后，他的弟弟苏代继承他的事业去游说燕王哙时，自称“臣东周之鄙人也……窃释鉏耨而干大王……”他又对燕昭王说：“足下以为足，则臣不事足下矣！臣且处无为之事，归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织而衣之。”（《战国策·燕策一》）。这说明苏秦一家是耕织结合的自耕农。他们拥有的土地不算多。故苏秦本人曾向往当一个“有洛阳负郭田二顷”的小地主（《史记》卷69《苏秦列传》）。但他们又求学干禄，则又可视为当时的士群体中的一部分。苏秦第一次赴秦游说失败后，“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战国策·秦策一》）；“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后来，六国拜相，路过洛阳，“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史记》卷69《苏秦列传》）。苏秦有兄与弟妹四五人，他和他的哥哥均已结婚，仍然同居共炊。可见这是一个由父母和若干已婚兄弟组成的联合家庭，其人口不下十人[8]。在战国农民的“士农一体”阶层中，这类家庭恐怕不是绝无仅有的。
[1]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尽心上》。
[2] 《礼记·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
[3] 《汉志》所载李悝的言论有不少片面和可疑之处。例如他所说的“一夫挟五口”的农民经济，没有家庭纺织业和其他副业收入，需要用货币购买衣料，处于经常性的入不敷出的状态，如果这是当时的普遍情形，则这个社会是难以延续的。有的学者认为，李悝这段论述的原始资料可能经过汉代人的加工整理，问题重重，为司马迁所不取，班固不察，采人《汉书》（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第271—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不能排除所谓“一夫挟五口”是受了汉代人“五口之家”观念的影响。
[4] “八口之家”若为三代人，其构成可以设想各种情况，如：1、户主夫妇2人，父母2人，子女4人；2、户主夫妇2人，父母2人，子女2人，兄弟2人；3、户主夫妇2人，父母2人，子1人，兄弟2人，弟妇1人；4、户主夫妇2人，父母2人，子女2人，子妇1人，兄弟1人；等等。当时有“男子三十而室”之说，设男子婚龄为25—30岁，生育4个子女需要10年时间，则户主有4个子女时，其父应为60—70岁，这时父母均健在的可能性不大。若户主子女已婚，则其父起码75岁，当时更罕见。户主夫妇有子女二人而兄弟未婚，这种情形也不会多。因此，三代人的“八口之家”的各种可能构成中，第3种的可能性比较大。“八口之家”若为两代人，可以设想：1、由户主夫妇和他的6个孩子组成，在农民家庭中这种情况应很少；2、由户主夫妇和他的包括两个已婚儿子在内的4个子女组成，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5] 《周礼正义》第四册，1129—113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6] 参见《孟子·尽心上》。
[7] 见《战国策·秦策一》。
[8] 《史记·苏秦列传》《索隐》引谯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厉及辟、鹄，并为游说之士。”但《战国策》和《史记》都说苏代、苏厉都是苏秦的弟弟，比较可信。《史记》载其嫂称苏秦为“季子”；则苏秦可能是老三。这和“兄弟五人”的说法倒是吻合。但假如苏秦确是老三，他应有两个哥哥。而《史记》和《战国策》只提到他的一个嫂子。另一个哥哥是未婚还是早逝，抑是失载，未详。从有关材料看，苏秦的家庭成员起码有：父、母、兄、嫂、苏秦，苏秦妻，苏代，苏厉，妹；又有苏秦妾，则未必算入正式户口。此外，可能还有另一对兄嫂和侄儿。 二
西汉人对当时农民家庭规模的概括的明确论述，似乎只有晁错的“五口之家”说。这种说法是否符合西汉的实际，应该如何理解，需要先作一些具体的考察。
西汉时代能够反映农民家庭规模并作某种统计的材料有二：一是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郑里廪簿所载农户情况；二是居延汉简所载戍卒家庭情况。
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属于汉文帝时代，郑里廪簿所载农户共25户，有确切人数的24户，每户1—8人不等，平均为4.58人。其中，数量最多的是4口户和6口户，合占总户数的50%，总人数的54.5%；次为3口户，5口户2户，并不占多数（详见附录1）。不同人数的各种农户数量及其比例见表1：
居延汉简是西汉中期以后的文物，延续至东汉初。其中有关于戍卒以家庭为单位按口领取口粮的记载，有戍卒所持传符（通行证）关于其家庭人口的记载，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戍卒家庭的规模与结构。由于戍卒绝大多数来源于内地的农民，他们在边郡也从事农业劳动，故而，这些家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特定地区农民家庭的情况。我从《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和《居延新简》中检得有戍卒户口记载的资料65例（详见附录2）。在这65户中，最多为4口户，占总户数的35.4%，次为2口户，占总户数的30.8%，3口户复次之，占总户数的27.7%，2—4口户合占总户数的93.9%，5口户2户，10口户与1口户各1，平均每户为 3.26人。见表2：
对这65户的家庭结构，我作了如下分类：
“核心A型”——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这是比较典型的核心家庭。这类家庭共28例，家庭人口一般为4人或3人，其中有4户（编号25—28）户主丧偶，实际上是不完整的核心A型，这4户中有3例家庭为2人。在可以确知户主配偶年龄的20例中，属于20—29岁年龄段的11例，属于30—39岁年龄段的8例，年龄最大的为37岁，另有1例为17岁。
“核心B型”——仅由一对夫妻组成的家庭，这是清一色的2口之家。从可以确知户主配偶年龄的11例看，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20岁以下，7例，年龄最小的为13岁；另一类是30岁以上，4例，年龄最大的为51岁。前一类当系新婚夫妇，尚未生育子女，可视为没有发育完全的核心A型。后一类已过新婚年龄，或者没有生育，或者已经生育，但因某种原因子女死亡或分异，可视为残缺的核心A型。
“核心C型”——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加上若干未婚弟妹组成的家庭，可视为核心A型的扩展类型。这类家庭5例，其中4例家庭人口为4人，1例为10人。户主配偶年龄，已知4例，15—35岁不等。户主抚养幼妹年龄，已知4例，9岁2例，12岁1例，23岁1例。比较特殊的是“合24·1B”记载的徐忠一家的情况（编号44），一家10口，除本人外，包括妻1人，子2人，女2人，弟2人，妹2人。徐忠本人50岁，其他家庭成员年龄缺载。但以当时男子20多岁结婚育子推算，其子女大的应有二三十岁，何以未婚与父同居？其弟妹应有四五十岁，何以未婚（或失偶？）与兄同居？难以详考，只能视为特例。
“核心D型”——由一对夫妻及其若干未婚弟妹组成的家庭，共4例。已知户主配偶年龄者3例，分别为17、19、21岁，属新婚夫妇尚未生育者。已知户主幼弟年龄者3例，年龄最小的7岁，最大的19岁，均未婚。此类家庭可视为核心B型第一类家庭的扩展类型。该类型中的一个特例是“新E.P.T.43：271”所载（编号45），一戍卒夫妇与其兄同居，但他们的年龄均未记载，难以作进一步的判断，姑附于此。
“核心E型”——在居延戍卒家庭中，发现2例由户主和他的未婚弟弟组成的家庭，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可能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造成双亲的死亡或流散所致，故可视为核心A型的残缺类型。
“主干A型”——由一对夫妻及其父母组成的家庭，这是比较完整的包括两代人的主干家庭，2例，均为4口之家，情形相似。“合203·12”载戍卒宁盖邑家（编号54），其妻21岁，其父52岁，其母39岁。“新E.P.T.65：478”载左丰家（编号55），其妻22岁，其父50岁，其母38岁。
“主干B型”——由一对夫妻、其已婚儿子及其弟妹组成，只有1例，这就是“合29·2”记载的张彭祖家（编号56）。张妻42岁，二子一女，大子19岁，已婚，其妇15岁，次子12岁，幼女9岁。该类型与前一类型都是由两代各一对已婚夫妇组成，只是后者第二代已婚男子结婚较早，年纪尚轻，还没有成为户主，而且家庭成员还包括他的弟妹，故也可视为主干A型的扩展类型。
“主干C型”——由一对夫妻及其父母组成，但或丧妻，或丧父或母的家庭，3例，可视为主干A型的残缺类型。
“主干D型”——由一对夫妻和父母及弟妹组成，但或丧妻，或丧父或母的家庭，4例，可视为主干B型的残缺类型。
“主干E型”——由一对夫妻和户主的父母、子、妹组成，但丧妻，丧父或母的家庭，它和主干D型的区别在于这类家庭包括了三代人，但都是残缺的主干家庭。
分类统计的结果是：核心家庭及其残缺类型占户数的81.5%，人数的78.4%；主干家庭及其残缺类型占户数的18.5%，人数的21.6%。其中，仅核心A型和核心B型就合占全部户数的64.5%，全部人数的57.6%。详见表3：
三
我们对郑里廪簿和居延汉简有关家庭材料所作的统计，是否能够大致反映秦汉（主要是西汉）农民家庭的一般情况，从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还需要与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参照。
我国古代史籍中的主角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为一般农民作传的。但有三种情形例外：一是战国秦汉以后打破了殭死的等级制度，农民或平民中某些人也有可能爬上帝王将相的位置，他们的传记中保留了一些贫贱时的资料；二是春秋战国以后，士庶合流，士农结合的耕读之家成为农民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其中独行隐逸之士往往为史家所称道；3、曾经“惊天动地”的农民起义领袖也会被作为“反逆”载入史册。以上这些记述有时也包含了古代农民家庭的材料。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从汉代文献中检得有关秦汉农民家庭的资料15则，列为表4。
[1] 《史记·楚元王世家》载：“高祖兄弟四人（按：刘伯、刘仲、刘季——邦、刘交），长兄伯，伯早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佯为羹尽……”据此，刘邦兄弟没有分家前家庭人口可以达到六口。但刘邦成年以后应已分家。理由有二：一、“过”者，访也。如果当时刘邦和他的嫂子没有分家析产，应言“归”，而不应言“过”；而且嫂子也不至于对小叔来“蹭饭”如此反感。二、《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当了皇帝后曾“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如果当时刘邦和他的哥哥没有分家析产，太公应该比较他们兄弟的勤惰贤愚，而不是比较他们“治产业”的能力。他们是什么时候分家的？从《楚元王世家》看，分家时刘邦应该尚未结婚，而当时太公似乎并不与刘邦的巨嫂同居共食。又据《汉书·楚元王传》，老四（刘交）是同父异母少弟，估计太公的第一个妻子刘媪生下刘邦不久即去世，太公又续娶一妻，生下刘交。若此估计不错，则可推测刘家是在老大（刘伯）娶妻时分家，伯、仲、季均自立门户，太公夫妇（太公与刘交生母）则与小儿子刘交同居共食。分家后，老大发展为三口的核心家庭（刘伯死后为两口），老二刘仲也可能发展为三口之家（刘仲有子濞，后封吴王），刘邦发展为四口之家，太公夫妇与小儿子亦组成三口之家。
[2] 从“独与兄伯居”看，陈平兄弟当不止二人。这时似乎父母已亡，兄弟分家析产，30亩田可能就是分给陈平的产业，他大概是少弟，又好读书而不事生产，所以“独与兄伯居”。这是陈平未婚时的情形。婚后如何，史无明言，按当时的习俗，应该分家。有人将此材料视为汉代存在兄弟同居家庭（联合家庭）的证据，不妥。
[3] 扬雄的祖上扬季在西汉初曾官至庐江太守，从扬季到扬雄大约130年至150年之间，五代，每代约25—30年。扬雄育子时其父大概50—60岁，父母可能还健在，故推测扬雄夫妇与其父母、独子组成为典型的五口主干家庭。
[4] 在《汉书·贡禹传》的记述中，贡禹提到其妻子，而没有提到其父母，父母大概已经去世。又贡禹死后皇帝“以其子为郎，官至东郡都尉”，表明贡禹只有一子。故断为三口之家。
[5] 从这些记载看，高凤兄弟是分了家的，高凤是一个大约三口的核心家庭，其寡嫂和孤兄子则组成另一个残缺的核心家庭。
[6] 《后汉书》载姜诗所居称“比落”，谓其夫妇力作供母，其妻昼夜纺织，应该是一户耕织结合的农民。姜诗家包括姜诗夫妻、其母、其子，共四口，组成一个残缺的主干家庭。
[7] 从有关记述看，倪萌与其兄也是分了家的，原来都是三口的核心家庭，其兄死后，萌收养兄子，成为四口的扩大核心家庭。
[8] 上述记载表明朱买臣是一个贫民。但《太平御览》卷十引《邹子》说：“朱买臣孜孜脩学，不知雨之流麦。”若此说可靠，则朱买臣还是一个农民。
在上表15例中，以家庭人数计，5口者1家，占总数的6.7%，3—4口者9家，占总数的60.0%，2口者5家，占总数的33.3%；2—4口者占总数的93.3%。若将表中“3—4”口之家均按4口算，15户共48人，平均每户3.2人。以家庭类型计，各类核心家庭11户，占总数的73.3%，各类主干家庭4户，占总数的26.7%。这一统计结果与关于居延戍卒家庭的统计是高度一致的。[1]
[1] 居延汉简与汉代文献所载各类农民家庭比例的对比见下表：
2—4口家庭
5口以上家庭
各类核心家庭
各类主干家庭
居延戍卒家庭
93.9%
6.1%
81.5%
18.5%
汉代文献所载农民家庭
93.3%
6.7%
我的农民兄弟范文3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电视台开始播放“矿难救援”的现场画面了。像“升井”“遮住眼
>> 63个“阶级兄弟”和111个“阶级敌人” 为了212个农民工兄弟 为了一个农民工兄弟的安危 为了渔民兄弟的生命 为了6位矿工兄弟 为了农民兄弟出行安全 为了同窗兄弟的嘱托 为了八名矿工兄弟的生命 为了69名矿工兄弟的生命 为了我的兄弟姐妹 为了兄弟们,你就从了吧 为了农民兄弟，各团“蛮拼的” 第33个同学（连载） 埃托奥的33个秘密 老婆PK兄弟,谁说他们是“阶级敌人”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为了3000个孩子 四个同龄兄弟 小白有个“黑兄弟” 屈信安：为了农民兄弟的疾苦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医学 > 为了33个阶级兄弟 为了33个阶级兄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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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哪一天起，电视台开始播放“矿难救援”的现场画面了。像“升井”“遮住眼”“心理疏导”这样的专业术语都被普通老百姓熟知，每当有被困多日的矿工脱险时，现场主持人难以掩饰的激动，感染着每一个观众。《地心营救》的最后高潮，就是在这种欢呼声中功德圆满的。33名矿工全部安全升井，在智利总统的欢迎下，回到了亲人的怀抱。《地心营救》这个“科幻片名”让人误以为是又一部好莱坞大片，其原名《33名矿工》才更贴近创作者的意图――再现著名的“圣何塞矿难”，把那个被困井下701米，前后69天，所有33人都获救的“奇迹”搬上银幕。对于遇险的矿工和家属来说，这固然是场生死一线的灾难;之于智利政府和总统皮涅拉而言，这也是一个聚拢民心，提升国际形象的良机，两千万美元花得值。成功的救援，无疑给当局加了分，这部电影的效果同样如此，就像他们为世界杯拍的纪录片，在媒体的放大下，人人都成为了民族英雄。“救援奇迹”本身就足够有意义，所以电影的基调也是向上的，观众看到的是同心协力的振奋场面，地上的人倾尽全力，地下的团结自救，人性的阴暗面并没有太多触及，就连埋下矿难隐患的企业，也未及足够的揭露和批判。 灾难片常见结构
我的农民兄弟范文4
从车箱里找到被保存完好的26万元现金时。他更是忍不住失声痛哭：都是这26万元钱惹的祸啊，这场车祸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原来，哥哥说要第二天早晨再从天津返回武汉。可当他听天气预报说天津到武汉的高速公路的部分地区将有暴风雪时，他便决定立刻返程。孙水林说，得赶紧回家。明天大雪封路就回不了家了。他们还有一部分工人的工资没有发放完，大年三十差工人的钱不合适。没想到这一走，竟成了兄弟俩的永别。
孙东林和孙水林兄弟二人出生在湖北武汉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直从事建筑工程的工作。2010年2月9日，孙水林因为在北京催的款额太少，就去天津找弟弟孙东林借钱，只为了给跟着他做工的那些农民工发工资。按照往年的习惯，年三十前农民工兄弟都会到武汉的孙水林家中领一年的工钱。从1989年在外承包工程开始，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们都一直遵守着这个不成文的约定。
其实这不是约定，是兄弟俩在自己心上铭刻下的诺言。他们以前给别人打工时，经常要忍受老板毫无理由地克扣和拖欠工资。那时候孙水林就对弟弟孙东林说：等我们当了老板，一定不要欠农民工一分钱。一诺值千金，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有兄弟俩的良心作证。
26万元现金承载的是哥哥沉甸甸的诚信。孙东林擦干眼泪，星夜踏上哥哥还没有走完的诚信之旅。
因为哥哥的账单在车祸中找不到了，没有任何依据，孙东林最后决定让工人凭良心报，报多少他就发多少。26万元现金很快发完了，但是还有一些农民工没有领到工资。孙东林拿出自己6万多元的积蓄，忍受丧子之痛的母亲也拿出了自己1万元的养老钱。到腊月二十九晚八点，农民工的工钱全部发放完毕。
我的农民兄弟范文5
敬爱的党组织:
党课理论课部份在上周六晚上已落下帷幕。回顾这5次课，我学到的不但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更在老师旁征博引的先进事迹中明确了本身的努力方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第一次也是唯逐一次录相课——“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颁奖仪式”。本日又重新看了一遍，依然为那些来自平凡岗位却做出不平凡事迹的人们肃然起敬，再一次接受了一场震动心灵的知己的洗礼。
孙东林、孙水林这对信义兄弟的事迹深深地震动了我。为了及时的给农民兄弟发放工钱，孙东林明知有暴雪封路的危险，毅然踏上了南下的路程。怎想，这却是一条不回路，一家五口竟全部遇难。在面对亲人死亡的巨大悲痛时，弟弟孙水林英勇的挑起了哥哥未完成的重任，在没有账本的情况下，他决定让农民工用自己的知己说话，他们说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不单单是在考验农民工的知己，更是考验以孙水林为代表的建筑商的知己啊。农民工工资拖欠题目已屡见不鲜，仿佛在我们的印象中，凡是那些包工头都会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因而，当看到孙氏兄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并非所有的包工头都如此，他们展现了人情中最宝贵的一面——信义时，我们一个个无不感动得百感交集。农民工经常是城市中最受忽视的群体，他们平时节衣缩食，就是为了把钱寄回家侍奉父母、妻儿。当年关将至，多少农民工赶往农村的老家，或许对他们而言，一年就回这么一次家，乃至有的人连年都没有回家过过。孙氏兄弟的事迹让我这个老家在农村的孩子深深地为之肃然起敬，也真的为农民工谢谢他们，也希看能有更多像孙氏兄弟这样的人，让更多的农民工过上一个美满的春节。
“他总看他人，还需要甚么;他总问自己，还能多做些甚么。他舍出的每枚硬币，每滴血都滚烫火热。他越平凡，越发非凡，越简单，越彰显简单的伟大。”
知己，每个人都有，只是有时候，我们的知己会被外物所蒙蔽，会迷失了自我。这一场知己的洗礼，让我重新熟悉了自己，也熟悉了这个世界。不管甚么时候，不管何地，请保持我们的知己。
我的农民兄弟范文6
从2010年2月21日开始，楚天都市报率先推出报道时代典型人物“信义兄弟、接力送薪”系列报道。从第一天起，这组报道就开始吸引全国各地媒体的关注。其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前后6次聚焦，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也纷纷开辟专栏持续进行升温。在此后的两会上，“信义”也成为年度热词。
2010年至2011年，“信义兄弟”相继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十大责任公民”、“2010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以及全国第三届道德模范等殊荣。同时，楚天都市报的该组系列报道也获得第21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信义兄弟”接力送薪的故事，为何能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它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新闻价值取向？它又是怎么样被发现的？作为“信义兄弟”的首发报道者和整个事件的亲历者，其采写经过仍如昨日一样历历在目。
险些失之交臂的中国新闻奖
“信义兄弟”的故事，讲述的是湖北孙水林兄弟俩每年都会在年前给农民工结清工钱，2009年底哥哥孙水林为赶在年前给农民工结清工钱，在返乡途中遭遇车祸遇难。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钱送到农民工手上的感人故事。从2010年2月21起，楚天都市报连续半个月的时间，用多个显著的版面，采用消息、通讯、图片、评论等多种立体的报道形式，对这对兄弟生死接力送薪的感人故事进行了报道。
可这样一个重大的人物典型，我们却险些与其失之交臂。
“信义兄弟”的线索，最先来自于楚天都市报的新闻报料平台。2010年2月20日上午，报社接到一个读者打来的电话称：2月10日凌晨，在南兰高速河南兰考境内，发生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武汉市黄陂区泡桐街在京建筑商孙水林一家5人，在回老家过春节的途中遇难。
当天，打电话的人正是孙水林的弟弟孙东林，即后来的“信义兄弟”给我们打来的求助电话。他在电话中说，目前，哥哥一家的遗体尚在异乡，善后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恳请楚天都市报记者能够关注此事，最好派人与河南有关方面联系，促使事情尽快得到处理。类似的新闻求助线索，在楚天都市报新闻报料平台中几乎每天都有。若就孙东林的报料情况来看，很难予以公开报道和关注。
一是时效性差。发生在10多天前的一起交通事故，很难让读者有阅读的兴趣。二是贴近性差。作为区域性媒体，关注的新闻重点为传播区域内的人或事，孙东林所反映的其哥哥的情况，因在河南兰考发生，其新闻性持续减弱。
当然，若进行新闻处理，也无非是围绕雪天路滑，黄陂在外地的5个人不幸遇难，由这个令人嘘唏的事件提醒司机朋友们，外出遇风雪天气时，应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对这样一条事发较久，牵扯两省的灾难性信息，有没有介入的必要？我们认为作为将责任扛在肩头，情为民系的主流媒体，有责任和义务关注此事。于是，报社派相关记者积极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介入，可正是通过深入采访，我们却从这起车祸背后发现了“孙家兄弟生死接力送薪”的感人故事。
细节挖掘好比新闻有了眼睛
当天，我赶到孙水林、孙东林所在的老家黄陂区泡桐街采访时，触目一片悲情。
接受采访时，孙东林声音嘶哑、神情悲痛。说到哥哥一家为何深夜驱车回家的原因，孙东林只是说，当时雨雪交加，哥哥担心再不赶路，未来几天高速公路可能封闭，不能回家过年。
“一年到头，我们俩兄弟都在外面搞工程，只有春节才能在家与父母相聚，所以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孙东林接受采访的回答，让我感觉孙水林一家的遇难，所能体现最大的新闻价值，只能是体现在孙水林是个比较重情义的汉子或孝子，因为急着赶路回家与父母团聚，结果一家5人却殒命在了高速公路上。
可在孙东林的继续悲诉声中，我却捕捉到一闪而过的一个细节：孙东林在哥哥遇难轿车的残骸中，发现26万元现金。
回家过年为何要带这么多现金？在我的追问下，隐藏在车祸背后的一个感人故事浮出水面：原来，孙水林急着赶回家，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春节前，他要将自己欠工友的几十万元工钱发给大家过年。接着问下去，更让人嘘唏不已的一幕出现了：弟弟孙东林在哥哥一家的后事尚没有办，也不知道欠工友们多少钱的情况下，他竟然与家人决定，让民工们凭着良心领工钱，工友们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最终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帮哥哥偿清了欠60多名工友的33．6万元工钱。
能够捕捉到这一感人的新闻，回顾梳理采访“信义兄弟”前前后后的经历，我认为尽可能更多地掌握信息材料，将获取的材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注重采访中掌握的每一个细节显得尤为重要。细节是新闻作品中使用最生动、最典型、最具体也最能反映人物个性特征的新闻事实。孙东林从哥哥报废的后备箱中搜出了26万元现金的细节点是一闪而过的，而我在一步步的采访中发掘到了，才有了2010年之初，全国各媒体争相报道的“信义兄弟”，这个最为打动人心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
第一天的报道，从细节上来说，仅仅是发掘出了孙水林车祸后其弟孙东林接力送薪的感人故事。在第二天继续跟踪报道过程中，我与同事们继续采访时，着重注意了兄弟俩如此发工钱的时间跨度，以及兄弟这样做的目的和初衷等细节，“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信义兄弟守诺20年”这个重大的主题跃然而出，这也成为这组报道掷地有声的最大亮点。
而新闻采访重视细节的挖掘与升华，简单地来说，好比是让新闻有了自己的眼睛。
借助专家“外脑”深化主题高度
当晚，我从黄陂赶回报社，时针已经指向晚上8点，我第一时间向编辑部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情况。楚天都市报编委会认为，社会的诚信体系尚不健全，企业信义缺失比较普遍，拖欠农民工血汗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此背景下，孙氏兄弟行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是诚信湖北的一个生动注解。
随之，楚天都市报编委会达成共识，迅速启动“重大报道应急反应预案”，举全报之力，重点报道这一典型。
2010年2月21日，楚天都市报头版以《为了哥哥的遗愿 弟弟代兄发工钱》为题，后面又链接两个整版的图文报道，浓墨重彩地推出了孙家兄弟的感人故事。
为进一步挖掘这一故事蕴藏的精神、文化内涵，提炼和升华这组报道的主题，楚天都市报编委会还开门办报、借助外力，邀请省内的专家、学者到本报开展“头脑风暴”。
当天下午，湖北省社科院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学者，齐聚楚天都市报会议室，大家畅所欲言，对报道方向提出了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大家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精髓，构成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观、荣辱观。国人更是将“信义”奉为“立身之本”、“兴业之纳”、“治民之道”。于是，楚天都市报编委会在采纳各位专家观点的基础上，为该组报道确立了“信义兄弟、接力送薪”的主题和基调，从而使报道的方向更明确，主题更集中。
这一系列报道持续推出后，“信义兄弟”成为诚实守信的时代楷模、道德的标杆，走向荆楚、走向神州，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人。
“信义兄弟”系列报道的成功面世，正是按主流化转型的要求，真正把普通人物，草根市民的所作所为，放到了时代的洪流中去审视，才使一起普通的车祸有了一个新的价值取向：如果我们没有将这起车祸与人性相联系，没有将接力送薪与欠薪事件的屡屡发生相关联，我们就不可能挖掘到这起事件蕴含的道德力量、时代精神，更不可能触及、刺痛诚信缺失的社会现象。
审视“信义兄弟”报道的成功，最关键的因素之一，还在于楚天都市报编委会2007年实施主流化转型战略以来，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责任担当，坚持从普通人的命运中，捕捉人性的光辉和时代的精神。近几年，我们已成功地发掘出了“10・24大学生舍己救人英雄群体”、“暴走妈妈”等系列影响全国的草根典型。对楚天都市报人来说，主流价值观已入心入脑，运用主流意识研究新闻的价值，已成为楚天都市报人自觉的行为。
精心包装 人物形象丰满鲜活
对于“信义兄弟”系列报道，楚天都市报从2010年2月21日到3月4日，共用39个显著版面，刊发消息、特写、通讯、评论、图片等新闻报道156条(幅)，报道规划和阵势前所未见，通过精心策划、精心包装，塑造的时代典型人物形象丰满鲜活，使得时代楷模可敬可亲、可信可学。
楚天都市报在报道“信义兄弟”时，各种新闻“语言”都极具匠心，体现了我们对优秀作品的“精品意识”。
这一组报道采用消息、通讯、评论、摄影、特写等多种新闻手段，强力聚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粉饰不拔高，真实地反映了平民典型的各种侧面、质朴客观。比如，在描述“信义兄弟”这一平民典范时，由于车祸，工资凭证毁失殆尽，只能凭农民工自报数目发工资，“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发钱那天，我心里一直挺乱，心里也沉甸甸的，可当钱发完时，我一下子感觉如释重负……”这样的语言，真实记录了孙东林复杂的心理流程，没有豪言壮语，却真实可信；再如“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信义兄弟”朴实无华又掷地有声的语言，已让受众耳熟能详。这既是他们对社会的承诺，又是对失德者的鞭挞。
此外，《为了哥哥的遗愿 弟弟代兄发工钱》、《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等主标题，洗练深刻，尽显“画龙点睛”之功；《季布重一诺，大道在民间》、《千经万典，信义为先》、《“信义兄弟”彰显时代风范”》等评论，高屋建瓴，尽显事迹蕴含的道德、文化精髓；刊发的数十幅图片传神写意，既有悲情再现更具精神关照；版面组合大气，多而不乱，分而不散，有力彰显了典型的丰满形象，不仅说服力、感化力更强，而且让读者深切地认识到，原来典型人物原本跟他们一样的普通，大家都可以通过努力，成为道德的标杆、时代的楷模。
而“信义兄弟”经过各种媒体的组合报道，感动中国。
2010年2月22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栏目中，以1分45秒的时间，播发了孙氏兄弟的感人事迹。
23日，人民日报在“社会版”头条位置，发表题为《哥哥发薪路上遭车祸，弟弟忍痛接力还工钱》的报道，指出：“这源于孙氏兄弟坚守20年的约定――‘无论多么困难，决不拖欠一分钱’”。
23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以《湖北“包工头兄弟”不欠薪的生死接力：“今生不欠来生债”》为题，播发长篇通讯。
27日、28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再次播发“信义兄弟”的长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