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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计算并不是虚拟化
将云计算等同于虚拟化，是最常见的误解，所以这点还是值得声明一下：虚拟服务并不能构建一个云。云计算超越虚拟化解决方案，它有自动配置、先进的多租户、超大容量等优势。相信很多人会混淆云计算和虚拟化，针对这点希望大家能够做个笔记随时提醒自己。
2.云计算需要API的支持
那些建立了称之为“云网站”的人应该要明白API是云计算服务的核心，云计算的部分价值是要靠API来实现的。不管是公共云还是私有云，如果没有API，那就不能称之为云计算。
3.迁移到云并不能修复项目的失败
当迁移到云环境下，那些坏的架构或是应用程序缺陷并不能自动恢复。那些问题在环境集成前是必须要强调的。
4.迁不迁移到云，安全问题都是存在的
很多人推迟应用云是因为云安全问题，实际上，云计算与那些传统部署的系统是一样安全的，甚至有时候比提前部署的更安全。在设计系统时必须要考虑到云计算的安全性以及数据和应用程序的需求，应用适合的技术来支持这些需求，不管是公共云还是私有云抑或是传统的操作系统，都能做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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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喜欢看这档节目的成年人并不少，他们同样喜欢熊家两兄弟和光头强，并且很不满意那位在电话里总是骂光头强的李老板。当然，不少成年人也许和我一样，虽然喜欢这档节目，却又不好意思说出来，生怕别人误解自己，认为此人很幼稚。我们总想把自己锤炼得深刻一些，老辣一些，炼得可以通过别人有否吃“肯德基”，就可以推理出爱国与不爱国这么重大的问题，可以通过汉堡包来分析你是爱国者还是汉奸。所以，成年人一般不敢说自己喜欢看《熊出没》这种少儿节目，免得别人推理这是一种幼稚无知，是非不分的价值取向。
成年人喜欢看《熊出没》中的熊大、熊二、光头强等，其实通过此剧可以释放一种焦虑，欣赏一种寓教于乐，品味那人与大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他们虽喜欢但又不方便说，这类心口不一的事多了，积压了，矛盾就产生了，心理就有了冲突，抑郁症就极容易产生。就等于前段时间报道说的，有一群人在“肯德基”店门口，其中有一群吃得油光满面，肥头大耳的人，努力地抗议国人吃洋餐，吃汉堡包，并在肯德基店门口训斥三个吃了“汉奸餐”的人，那几个吃了肯德基洋包子的小伙子，相比之下显得营养不良，一脸惊愕。他们想，我们现在还有若干只熊猫在国外，那算不算汉奸熊猫呢。
抑郁症到底是什么？抑郁症的表现谁没有呢？任何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诗人，都有“抑郁”的时候，他们要破解一个难题，要寻找一个答案，要追求一个真理，包括从混沌漆黑中奔向光明，这总有一个过程，这不是光有洪荒之力就可以解决的。这过程十分焦虑、煎熬，日思夜想，茶饭不思，这是痛苦与思索并存的时刻，常人难以理解，怎么随便去指责这种表现是抑郁症呢？
更令人不理解的是，每当有人抗不住焦虑，寻找不了答案，被问题困扰堵住心灵之泉时，他们选择了轻生，选择了自尽解脱，这令人扼腕长叹。但，这时候那些网喷们涌现了，他们像肯德基店门口抗议的“爱国者”一样，攻击、谩骂、取笑、讥讽、挖苦，在死去的人身上吐口痰，抹黑，极像一边吃着袁崇焕的肉，一边骂袁崇焕的人！那些“被抑郁症”的人的家属，一边痛失亲人，一边被取笑、鞭笞、侮辱，生离生别看鞭尸，众亲未亡心已亡。请想一想，这些网喷到底是些什么人？！
我们想，光头强是比较幸福的，他有一群真心无邪的朋友，他生活在蓝天白云绿林之下，他的生活虽然简单一些，虽然被那个粗声粗气爱骂人的李老板指责，但总是找到破解的方式方法，总是能和熊大熊二一齐欢笑，这就为抵抗抑郁症的入侵打下牢固的防线。而人们，也要懂得去寻找各种对抗抑郁症的方式方法，不要被一个新名词去困住自己，吓唬自己。
“六一”儿童节那天，我在央视看到光头强的身影了，大家十分高兴。因为他和熊大、熊二给我们带来快乐，带来思考，带来与抑郁症战斗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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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设备机房抗电涌能力的好坏，关系到机房能否正常可靠运行，本文阐述了一种使用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铁氧体器件实现电气设备机房电涌防护的一种技术方案。
【关键词】电气设备 机房 电涌 防护
随着人类文明进入信息时代，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已经离不开各种电气设备。在技术层面影响电气设备机房的安全运行的主要因素是电涌干扰与危害，故做好电气设备机房的防电涌模块的设计是业界的技术难题技术。
1 电涌的形成及危害
电涌主要来源有因大气放电形成雷电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电涌信号；大型电机设备的启动；电网切换大型负载等形成的瞬态干扰信号。电涌是微毫秒量级的极大电流脉冲，典型参数范围是波头时间0.25～20uS、能量2.5～10MJ/?。雷电产生电涌有这几种：
（1）直击雷产生的浪涌；
（2）感应雷电产生的浪涌；
（3）雷云静电感应产生的电涌；
（4）反击过电压产生的电涌，当某金属物体由于雷击产生过电压，对大地或其他物体发生闪击而形成的电涌；
（5）雷电入侵产生的电涌，由于电力传输线或者各种信号线上出现的直击雷或感应雷形成行波电涌信号。
2 电气设备机房电涌入侵的主要途径及防护措施护手段
由直击雷产生的电涌主要通过电力传输线、接地保护线、各种输入输出信号线入侵到电气机房设备里；由感应雷电产生的电涌主要通过电磁感应耦合在电力传输线、接地保护线、设备外壳上、各种信号线、控制设备的输入输出端口产生感应浪涌电压；由雷云静电感应产生的电涌，在设备的表面形成静电过压，静电放电产生干扰信号通过电磁感应耦合到设备电路中；由反击过电压产生的电涌，通过电力传输线、接地保护线、各种输入输出信号线入侵到电气机房设备里；大型电机设备的启动；电网切换大型负载等形成的电涌通过电力传输线输入。典型的防护手段有这些，对于感应雷电产生的电涌采用并联电容器法和变压器隔离法、对直接雷电产生的电涌采用电压开关型的充气放电管、硅可控整流器、三端双向可控硅组件；限压型型的亚敏电阻、抑制二极管等类型器件来实现保护。
通常来讲由雷电产生的电涌信号远远要大于大型电机设备的启动，电网切换大型负载等形成的电涌信号。若系统的设计能防护雷电产生的电涌信号肯定能防护大型电机设备的启动，电网切换大型负载等形成的电涌信号。
2.1 直击雷防护
直击雷的防护主要使用避雷杆塔等接地体、引下线、接闪器将直击雷电引入地下。机房的引下线、接闪器安装在避雷杆塔上，避雷杆塔要远远高于机房而且离机房要有一定的距离其所构成的保护范围要能覆盖整个机房，不能让雷电直接击中机房。
2.2 屏蔽
机房的屏蔽可分为机房屏蔽、室内设备屏蔽、输入输出线路屏蔽。机房屏蔽利用机房室壁内的钢筋、金属构件、门窗地板、铅版、铜网等构建法拉第笼与底网可靠连接构成屏蔽网；设备的屏蔽应按照国建设行业标准（GB50343）来进行多级屏蔽。对输入输出电缆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做等电位连接和接地，最好做穿金属管防护。
2.3 接地
机房的接地网的性能影响机房的整体防雷效果，机房的接地电阻通常要求小于10欧姆。机房接地网应采用联合接地，机房内各类接地线应从接地汇流排或接地网上分别引入。机房接地网由机房建筑地网！避雷杆塔地网和电力变压器地网等构成。避雷引下线与周围金属构件距离需大于3米；独立避雷杆塔引下线与机房屏蔽等构成法拉第电笼应作上下两点电位连接。
2.4 等电位连接
等电位连接的目的主要在于降低雷电流所引起的电位差，避免出现反击。用连接导线或电涌保护器将处在需要防雷的空间内的防雷装置、机房的金属构架、输入输出导线、电气装置等连接起来构成等电位连接网络实现均压等电位，缩小设备间的暂态电位差，有效地保护设备免受暂态电位抬高的损坏。
3 电涌保护器的安装与实施方案
电涌保护器可分为三相电源电涌保护器、单相电源电涌保护器、直流电源电涌保护器。电涌保护器能限制各相线对地线的共模过电压和各相线之间的差模过电压，电源系统中安装电涌保护器要符合电路结构和供电系统的制式。机房供电系统有TT和TN-S两种制式，机房设备的地线（PE）需要接放电管元件，以便消除工频电压长期施加在压敏电阻上产生的漏电流。按国标（GB50057-94）标准安装三相、单相、直流电源电涌保护器。为保险三相电电涌保护器通流容量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安装于交流配电箱内或旁边；单相电电涌保护器通流容量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安装于开关电源处；直流电源电涌保护器通流容量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安装于直流电源处；
为防止反击过电压造成的电涌危害，将机房与外界连接的各种电气线路，利用级间配合良好的SPD浪涌保护器与局部等电位接地铜排相连。同时在线路（地）与设备的外壳（地）之间再并联一只浪涌抑制器。在按照国标（GB50057-94）标准安装电涌保护器后，还是有一部分电涌分量会流入交流配电箱或电源，这时可利用铁氧体磁珠和磁环在低频段损耗小，高频段阻抗大的特点将通过磁环和磁珠的干扰电磁吸收掉，以热能的形式耗散出去。具体做法是在电源线或其他输入输出导线外面套上铁氧体磁环，当有雷击产生的感应电涌沿金属导线侵入室内，在这些线上套着的铁氧体等效于在设备和雷击点间有一个阻抗进行了串接，阻止雷电高频波的传播，使得其能量大大衰减，同时它的幅值和陡度得到快速抑制。在直流电源输入输出端及各种控制通信设备的输入输出端加上铁氧体磁珠能有效的抑制浪涌信号的干扰，保证系统的可靠谱运行。
4 结束语
综述全文，对电涌的产生、危害、传播途径进行分析，对电气设备机房电涌入侵的主要途径及防护措施护手段进行了介绍，给出一种科学有效解决方案，该方案能保证电气设备机房的安全运行。
参考文献
[l]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行业标准（GB50343）.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行业标准（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3]周志敏，周纪海，纪爱华.电气电子系统防雷接地实用技术[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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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底，王秀丽兑掉店铺，带着女儿去了河北廊坊定居。凶手没落网，其家属也不知去向，刘云急了，觉得公安机关不作为。她一次又一次地催促公安人员查找凶手。
第二年7月，公安分局将王秀丽抓获。王秀丽交代，案发后，周信回过家，拿了65万元，和王家两兄弟逃离了吉林，之后就断了联系。王秀丽在接受调查期间，忽然心脏病发作住院，办理了取保候审。
令人没想到的是，1998年9月末，王秀丽脱离警方视线，和女儿再次人间蒸发。
凶手一直逍遥法外，刘云无法接受现实，她找到公安分局负责人，“我怀疑你们有意包庇，不然他们怎会一个一个从眼皮底下溜走？”负责人压力也很大，只能给些言语上的安慰。刘云不满意，“你们抓不到凶手，我自己去找。”
刘云把店铺转让给别人，又将孩子交给亲属照顾，拿着所有积蓄，踏上了寻找仇人的道路，同时逐级上访。
刘云先是到吉林省公安厅上访。随后，在长春大街小巷的人流中，她睁大眼睛，希望能看见仇人的面孔。然而她看得双眼酸疼，也没发现蛛丝马迹。回到家，她病倒了，身边连个端水递药的人也没有……
之后几年里，北京、河北、天津都留下了她寻凶的足迹。为节省开支，刘云住最便宜的旅店，吃馒头咸菜喝自来水度日……可多年坐吃山空，家底还是掏空了，最困难时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多亏吉林市公安局协调有关部门拿出1万元，替孩子交了钱。
亲戚、朋友看到她吃尽苦头，黑发变得一片花白，纷纷劝她不要四处跑了，保住健康要紧。刘云听不进劝告，只要听到和周信有关的消息，就马上作出反应。
一次，刘云来到东市场，忽然听一个商户说，他在内蒙古某地发现有人长得像周信。她打点行囊就要去内蒙古。一个亲戚劝她说：“这么大个中国，想找一个躲在暗处的人比大海捞针还难。你势单力薄，能抓到吗？还是在家等公安局去抓吧。”
“不能等。我出去也许就侥幸碰到几个畜生。”刘云斩钉截铁地说。她在内蒙古查找了半个月，连周信等人的影子都没扑到。警方获知刘云去内蒙古寻凶，立即派出侦查员赶赴当地，同样无功而返。
连年上访和寻找凶手，刘云一直没再工作，生活屡陷困顿。好在公安机关和社会各界伸出援手，为她办理了低保，减免了供热费，每月补助400元，一次性给予生活困难补助10万元。在社会关爱下，刘云对公安机关的误解逐步消除。
案破海南，凶手落网
当时的刘云并不清楚，警方的抓捕工作从未间断。他们先后去了东北三省、北京、河北等地，查找周信等人的亲属，投入警力几百人，行程数万公里，但始终没结果。
2009年5月，刘云得知吉林市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黎海滨到任，便去上访。
7月27日，黎海滨专门主持召开刘云案件调度会。会上，他分析，周信逃跑，不是一个人而是四个人，逃跑的人越多，可能破绽越多。随着时间推移，周信紧绷的神经可能会缓下来，产生麻痹思想。该案虽沉寂15年，但不是没有侦破可能。
之后，专案组重新梳理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一个一个查，最后查到了周信在黑龙江大兴安岭读书时的老师，从老师那里得知，王秀丽的两个舅舅在海林市。
在海林林场，王秀丽的舅舅向警方反映，他一个远房亲戚曾说见过王忠俊，说王的姐夫周信当年去了海南，投奔一个叫张恒的人。
警方分析，他们之所以没找到四名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四人早改名换姓，重新获得户口，所以在全国网逃信息中，无法搜索到他们。而海南建省之初，户籍管理相对薄弱，办户口较容易。这种特殊环境，给周信等人创造了“消失”的条件。
2010年元旦刚过，吉林警方来到海南。调查得知，张恒几年前曾开过两家公司，但公司在2002年都注销了，张恒也没留下其他联系方式。
由于进出海南多以乘飞机为主，警方在海口市机场，包括民航管理局进行调查，终于获得一条重要线索：张恒去过长春，他的妻子还是东北人。
在海口市公安局配合下，吉林警方对七家银行六十五家分行进行调查，获取了张恒的联系电话、地址，并通过跟踪拍照，确认张恒妻子就是周信的小姨子。警方还找到了张恒夫妇的两个孩子。
警方从孩子口中得到消息，他的两个舅舅，也就是周信的两个小舅子在广西。警方又通过调查获悉，张恒与广西北海、河池、云南昆明三地的联系密切。侦查员经过四昼夜连续奋战，最终确定，三地分别是周信和妻子、王忠英、王忠俊的落脚点。
4月16日，周信和王秀丽在河池落网。抓捕时，侦查员喊了一声“老周”，周信居然没反映，直到喊出他的全名，他才愣住了。原来改名换姓很多年，他都把本名忘记了。第二天，王氏兄弟也分别落网。
4月23日，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押回吉林。一大早，刘云就来到昌邑公安分局门前。当头发花白的周信等人被押过来时，积蓄多年的愤怒瞬间爆发，刘云哭喊着，冲了上去。若不是公安人员把她拦下，她真的会撕了这个仇人。
一场血案，毁掉两个家庭
那场血案，不仅毁了刘云一家的幸福，也改变了周信和家人的一生。
当年周信杀害许义坤后，迅速跑回自家店铺，叮嘱妻子：“千万记住，三年后的10月1日，咱们在昆明圆通寺见面，你要把女儿抚养好。”之后，他与王氏兄弟经长春、广州逃至海南。
当时，海南建省不久，各种管理比较松，只要投资就能落户。利用漏洞，周信改名孙俊杰，王忠俊改名孙福来，王忠英改名李毅。1997年，王忠英在海南成家，后带着妻子和王忠俊离开海口，以新身份到广西北海定居。次年，因不适应气候，王忠俊移居昆明。
再说王秀丽。本来，命案与她无关，眼下却因包庇罪被逮捕。
当年，两次受公安人员审讯，王秀丽都没透露丈夫和弟弟的逃跑方向。取保候审后，她带着女儿回到廊坊，1998年，按着约定，她在昆明和周信会合，随后一家来到海南。王秀丽改名刘海兰。2007年，女儿考入广西河池师范学院，周信夫妻也迁至河池。
然而，无论在海南还是在广西，逃亡的日子令周信夫妻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对外人，他们只说家在东北，且多年来不敢跟亲友联系，连王秀丽父亲去世，都没敢过问。而从1997年起，两个弟弟担心姐姐姐夫一旦被抓会牵连他们，便不再联系了。和至爱的弟弟失去来往，王秀丽既伤心，又替他们担忧。由于长期压抑和恐惧，她从2000年起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每年都要住院治疗。
2007年，王秀丽的精神病再次发作。她睡醒后忽然大哭，并扑向窗台要跳出去，说要回家。多亏周信死死抱住她，苦苦相劝。以后，周信去哪儿都带着她，夫妻俩身心疲惫，生不如死。
逃亡也给周信的女儿造成伤害。由于频繁更换学校，东躲，遭人白眼，女儿对父母和社会充满仇恨，经常发脾气，不愿和父母交流，过得很不开心。当年，周信家属于富庶人家，逃亡让这个家彻底衰败了。
在吉林市看守所，不到50岁的周信已满头白发。他被捕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后悔回来晚了，犯了罪就应该面对。”目前，此案仍在审理中。
网抑云了文案范文5
6月7日是武侠大师古龙75周岁冥诞。为表纪念，新版《古龙文集》新书会3日在北京举行，包括《楚留香》、《陆小凤》在内的57部共72本古龙作品将在大陆发行。新版《古龙文集》是古龙著作管理发展委员会（古龙长子郑小龙、次子叶怡宽、三子熊正达）大陆唯一合法授权新版，由倪匡先生担任荣誉主编，历时一年打造，被称为“史上最值得收藏的古龙文集”。“古龙生前未获一分钱大陆版税”，出版方读客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楠在会上表示，此次新版的《古龙文集》由台湾古龙管理发展委员会独家授权，古龙生前好友、香港才子倪匡担任荣誉主编，据称极具收藏价值。“对父亲虽没有不好的感觉，但也没有好的感觉”，古龙次子叶怡宽在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母亲在怀着我时与父亲离婚，所以我从没见过他，直到十来岁时，电视剧《楚留香》在台湾热播，家人才告诉我这是父亲写的”。叶怡宽只看过父亲部分作品，“因为从小缺乏家庭温暖，所以我现在反倒挺顾家，把家庭放在首位”。叶怡宽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弟弟，三兄弟多年前曾因古龙遗产问题对簿公堂，和解后于2006年成立台湾古龙管理发展委员会，共同推广父亲的作品。
电影《白鹿原的故事》英文版即将制作
陕西白鹿原影业有限责任公司与七星电影日前共同宣布：由七星电影旗下美国洛杉矶公司制作电影《白鹿原的故事》英文版。此次，《白鹿原的故事》将在原电影《白鹿原》素材的基础上，由七星电影整合全球一线创作团队，在补拍大量新镜头包括完全重拍实原小说着墨最重的白灵及兆海的主线索基础上，重新讲述这个被誉为“中国民族秘史”的经典故事。七星电影新闻发言人朱芸表示，“在征得原著作者实同意后，我们增加了白鹿原的故事与当代连接的关系，在影片原班演员团队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当代角色，以当代人的视角设计了新的故事叙述架构，试图更为接近原著精神，也希望做成一部中外普通百姓均可以更看得懂的电影。”《白鹿原》小说原作者实对此表示：“我对《白鹿原》重新制作的全新思路非常赞赏，对这部英文版的《白鹿原的故事》充满期待。”
《文学蓝皮书》回顾去年两大热点
近日的《文学蓝皮书》主编白烨指出，有关的文学活动、文学评奖、文学事件等，作为文学创作的自然延伸与必要辅助，在当下的文坛越来越活跃，越来越丰繁。因此，考察年度文坛的状态与动向时，对创作之外的活动、评奖与事件等，势必也要加以关注。《文学蓝皮书》发现，2012年影响较大又颇具意义的两大热点，一是上半年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关的活动与研究，二是下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反应与热议。白烨认为，当年活跃于市场的类型小说，目前主要集中在官场与玄幻两大类别。脱胎于武侠小说的仙侠——玄幻小说，也看不到早期武侠的行侠正义，匡正诛邪，作品里除了魔杖、魔戒、魔法、魔咒，还有各种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怪兽、幻兽。这里的所谓武林高手之间的交手，其实根本不是武功修为的较量，而是各自的“宝贝”的角力。这些玄幻文学所呈现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游戏化的技术产物。因此，它并非是幻想的文学世界，而是文字呈现的游戏世界。这种作品，除了给某些人以一种简单的神性想象的满足与发泄之外，很难再有更多的意义。当然，类型化的作家因为尚年轻和未定型，可能还会有新的成长与变化，并在这一过程中进而走向分化，走向成熟。而这种成长与成熟，显然既需要文学批评的助力，也需要与传统文学的接轨。
湖北媒体尝试作家与传媒合作新形式
前不久，《文学鄂军：湖北作家写作家》一书在湖北省作家协会举行首发式。这本文集由湖北日报社编撰，收录了湖北省作协和湖北日报合作的专栏文章，是湖北媒体与作家合作推动文化发展的新成果。首发式上，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总编辑蔡华东介绍了成书背景。2012年，《湖北日报》在文化版开辟专栏——《湖北作家写作家》，用作家写文章介绍作家的方式，全面展示文学鄂军的盛大阵容。开栏至今，已累计刊载文章170余篇。蔡华东说，这个专栏的开办，一方面是让媒体整合、开发文学资源；另一方面，帮助读者更多更好地了解湖北文学，展现当下媒体应有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他真诚希望，湖北作协的作家能继续与《湖北日报》合作，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为湖北的文化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对媒体与作家合作也非常赞同。她说：“作协的很多文学项目都需要媒体来进行宣传。作协与传媒的互动，不但给了湖北作家宣传作品的平台，让广大群众能更多地了解湖北作家群，同时，也增强了媒体的文化底蕴，是一件双赢的事。”方方还提出，在此次合作的基础上，《湖北日报》和湖北省作协可尝试出版一本湖北文学通史，从先秦的作家开始，由作家为每位湖北历史作家撰写千字左右的单篇，把历史和当代文化贯穿起来，为进一步推进湖北文化大繁荣贡献力量。
余华新长篇《第七天》预销七十万册
长篇小说《兄弟》出版七年之后，著名作家余华再推新长篇《第七天》。据出版方介绍，目前小说还未定稿，余华还一直在修改中。预计将于一个月后出版面世。作为国内叫座又叫好的作家，余华的读者基础相当稳固庞大。据《第七天》出版方营销编辑张小姐介绍说，“我们只向各大书店经销商发出仅有作者名字的新书征订单，除此之外，无任何资料。不到一天时间，预订量已超过70万册，这样大的预订量，远远超越了《百年孤独》中文版等超级畅销书。”出版方提前曝光小说《第七天》开篇：“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提前看过书稿的著名评论家止庵说：“《第七天》开篇非常奇崛，诚可谓大家手笔，小说这么开头，就像郑板桥说的‘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别人没法模仿。”止庵觉得“余华《第七天》开篇的写法，给读者留下了足够大的悬念，一个走向殡仪馆、将被火化的人，在死亡之后还能留给读者什么呢？”
卢新华推出长篇新作《伤魂》
1978年，24岁的复旦大学新生卢新华因发表短篇小说《伤痕》而一举成名，获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卢新华近日推出长篇小说新作《伤魂》，新书不乏对当下社会人性的深入思考和探究。《伤痕》深刻地揭露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伤痕文学”也经由这篇小说发轫、命名。在《伤魂》里，卢新华描写了主人公龚合国的一生，龚合国是“我”在新兵连认识的铁哥们。一次，“我”为新兵们请命，得罪了班长。起初，龚合国还跟“我”一条心，不久却“变节”了，二人的情义也至此决裂。很多年后，战友沈从武偶然联系上了“我”，他说龚合国早就转业，不过现在人已废了。但他独创的“频道论”至今仍被大家津津乐道……小说充满了黑色幽默，发人深省。
邵丽出版长篇新作《我的生存质量》
作家邵丽长篇新作《我的生存质量》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生存质量》是邵丽经过了严峻生活的摔打，淬炼出的文字；是小女儿的柔弱情怀，被生活撕扯了后，生长出的大气概；是对生活的变故，百思不得其解之中，产生的通透。如此的《我的生存质量》，给了邵丽一个让人惊喜的果实，使邵丽的创作抵达了一个新的高度。邵丽曾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分站冠军，全国百家媒体“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称号。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其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争鸣》、《新华文摘》以及各种年选等选载。有部分作品译介到法国、日本、希腊等国家。
刘震云认为中国电影缺的不是故事是哲学
在第二届“故事驱动中国”大会上，著名作家刘震云发表题为“讲故事的艺术”演讲。刘震云表示，中国电影最缺的不是故事，而是哲学。文学是干什么用的？刘震云认为，大家可以说它是讲故事用的，但是自己的文学主要不是讲故事，而是一种思考，“大家读过刘震云的作品，每一个作品都是思考的生活中不存在的一个哲学道理，比如说像《一地鸡毛》，它是在讲大和小的概念。《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一个芝麻怎么变成了西瓜，一个蚂蚁怎么变成了大象的故事。《一九四二》，思考的是这个民族对待苦难的态度。”刘震云说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是《教父》，他认为这部电影的好处不在于这个电影的题材是暴力的题材，而在于里边有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么暴力的电影，故事的驱动力和发动机是什么，我觉得导演是个哲学家，它是一个特别恨的电影，驱动力和发动机却是爱，每一次杀人，每一次黑帮的火拼包括自己家族内部人的突然的暴亡没有一个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爱。”一个故事能不能跨越国界，刘震云认为，可以，“很简单，感人的故事、人性的故事。民族和民族间确实有很多差异，但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比如讲爱和恨的问题上，肯定所有人都是一致的。看电影《一次别离》，我们就发现伊朗的人跟保定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一次离婚在德黑兰发生的事跟北京、石家庄、济南没有任何的区别。”
李洱称网络文学是最具中国性的现象
老家在河南济源的作家李洱，在日前的一次演讲中说：“我曾说过一句话，‘网络文学是文学的卡拉OK’。这个说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咒骂，尤其是网络作家。”在李洱眼里，网络文学是“最具中国性的现象”。他说：“据我所知，最好的网络文学作家，自己是不看网络文学的。他看的和我们一样，是传统作家的作品，整个文学的滋养来自传统文学。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比较早地看到了网络的特点，知道书写工具变化的重要性。”当主持人提到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时，李洱来了劲头，“我是河南人，盗墓的主要工具‘洛阳铲’就来自河南洛阳。我曾经到洛阳、三门峡，和那里盗墓人有过接触。坦率地说，他们对文物的鉴赏，无论是直觉还是能力，都要超过某些博物院的专家。而且，我也知道里面的一些规矩。”李洱“狡猾”地停顿一下，吊一吊台下人们的胃口，接着开始讲故事了：“比方说，最好的盗墓搭档是什么样的呢？不是父子，而是外甥和舅舅。为什么？因为父子俩不好分钱，而外甥和舅舅，既有情感关系上的忠诚，又能谈钱。这里面，折射出很多伦理学的东西。再比如，从墓穴里爬出来时，基本的规矩就是，必须父亲先出来，儿子后出来。如果儿子要先出来，父亲是可以把儿子打死的。因为，父亲不可能霸占了东西、把墓封死不让儿子出来，而儿子却可能这么做。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举这个例子，李洱说，《盗墓笔记》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娱乐消遣。“通过这本书，我可以了解盗墓的一些基本知识，以及从中反映出来的中国人的家族伦理观念。”
贾平凹自称感觉到了一种文化的危机
日前，著名作家贾平凹和刘震云做客由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文化名人进校园活动”，一开场，贾平凹以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再次兴奋了观众的听觉神经。他说：“我推荐刘震云讲话，他口才比我好，比我会说。”已经两年没有在公众场合讲过话的贾平凹称自己口才不好，不爱讲话，却发现越不爱讲话，就越不喜欢讲话，时间久了，就越不敢讲话了。他还戏称：“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方言是一种文化的自信。”贾平凹说，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宏观上讲，这种变化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是好的，但具体从国人来讲，并没有体现出其优越性，这个奋斗、烦恼、痛苦、无奈并存的时代，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现代作家的命运是无法逃避的，我们既要歌颂这个时代，也要批评这个时代。”“中国文化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东西。”贾平凹认为，文学创作的难点有二，其一难在题材选择上，其二难在对人物真实性的把握上。他说，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何选择，在于对生活的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都是最真实的表现，是编造不来的。贾平凹指出，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文化危机”的时代。“人心的浮躁，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危机，文化的危机，太危机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热爱创作的人，一定要对生命、对创作充满信心。”
都梁自曝为跟人打赌赢豪车才写《亮剑》
著名畅销书作家、编剧都梁前不久接受采访时说：1999年，为了一辆宝马车的赌注，我埋头8 个月的业余纯手工创作，完成了后来被重播过4000多次的热剧《亮剑》的原著小说。“到现在我也没有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写作上，写作还是业余的，只不过占的时间比重越来越大，所以我也活得比别人累。”只是打个赌，就写出了《亮剑》。好多人都不相信，写《亮剑》之前我连个豆腐块的千字文都没写过，以前的生活也跟文学完全无关，我以前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写小说。所谓天赋，就是你试了才知道有没有、适不适合干这行。不发掘，人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是什么。当时打赌朋友跟我约法三章：必须在国家的一级出版社出版；必须通过正常的投稿渠道，不能托人；不能自己花钱出书。开始我没当回事，结果一个月后朋友给我打电话，我心想坏了：因为赢了，那辆宝马车归我；输了，我的房子就要归人家了，到时我总不能睡大街上吧，没办法，只好每天忙完公司的事晚上写小说。写出来了还挺得意，呦，我还能写小说了。不过，最后也没好意思要朋友的宝马车，但是让他请我吃饭、以后叫我老师。
以色列作家奥兹获2013年卡夫卡奖
近日，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获得2013年卡夫卡奖。他将在今年10月前往布拉格接受此奖项以及1万美元的奖金。奥兹193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12岁那年母亲自杀，直接把他推向了写作道路。奥兹只用希伯来文写作，他著作等身，并曾荣获各种文学奖项，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他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当今希伯来语作家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一位。目前，奥兹作品的中译本已经在译林出版社出版8本，而《爱与黑暗的故事》新版即将面世。另外，据报道，译林社已买下奥兹两本新作《乡村生活图景》及《朋友之间》的版权，预计在2014年和读者见面。卡夫卡文学奖创立于2001年，每年评选一次。奖金为1万美元，还授予获奖者一尊卡夫卡雕像。该奖旨在奖励创造出人道主义角色的作者，“对文化、国家、语言、宗教上的宽容有所贡献，其笔下永恒的人物反映出人类的普世价值，并能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见证。”菲利普·罗斯、村上春树等都获得过此奖。
略萨话剧《琼加姑娘》亮相京城
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亲笔授权的话剧《琼加姑娘》日前亮相北京人艺实验剧场。这是来自山东烟台的红枫剧团首次来京演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是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被誉为“结构写实主义大师”，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小说《绿房子》《中国套盒》《情爱笔记》、剧本《塔克纳城的小姐》《琼加姑娘》《阳台上的疯子》等。《琼加姑娘》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酒馆里，在四个人的猜测想象中跳跃性展开，讲述一个女人蹂躏或拯救另一个女人的故事，采用了敞开式结尾。导演卞东明说，观赏该剧的意义不在于观望，而在于参与：“它的悲戚或温馨，有待于观众的选择，取决于每一个人对生活的感悟。人是一个整体：包括内在与外表、幻想与现实，充满骚动、悔恨与希冀，也充满掩饰、遗忘与挣扎——不管怎样，它们都是人的一部分，也是人必须面临的命运。”红枫剧团成立于2008年，它没有像大多数民营剧团那样选择喜剧或白领戏剧，而是瞄准了略萨的结构主义三部曲，并于今年2月获得略萨亲笔授权。最先推出的是《塔克纳城的小姐》，现在又拿出了《琼加姑娘》，《凯蒂与河马》也即将完成。
村上春树自称不愿在人前露面
近日，很少公开露面的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出现在日本京都大学，这是他时隔18年后再次在日本国内公开讲演。在演讲中，村上春树表示，“我是不愿意在人面前露面的人，因为想坐地铁，想乘巴士，想过普通人的生活。我想去旧书店和旧唱片店，要是被人认出来，还跟我打招呼的话，那我会很窘的。如能被视为是一种如西表山猫一般濒临绝灭的动物，我将深以为幸。”村上春树的新长篇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造和他的巡礼之年》在日本出版后，很畅销，曾有读者为买书彻夜排队。在演讲中村上春树谈到新作，“原本只想写一个短篇，但构思时登场人物自己动了起来，这还是首次遇到。《1Q84》抹去了日常与非日常的界限，这次又写了一部现实与非现实不再交错，如《挪威的森林》般的作品。”村上春树的演讲，也吸引了中国粉丝的关注。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在微博上透露，他到现场聆听了村上春树的演讲，发表博客《时隔18年的村上春树对日本说什么》，“村上还是少年范啊。那个反戴着棒球帽，穿着格子短袖衬衫，走路风快的男子就是六十多岁的村上春树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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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压抑规训下的扭曲心理
在90年代电影中不乏听凭自我驱使,坚守某种立场的人物,但在遭遇历史､种族或性别秩序的圈禁时,厄运便无可抵挡地降临在个人身上,如《大鸿米店》中的五龙｡人物的命运在导演的“笔”下被历史局限并左右,人物心理的某个侧面在这类影片中被张扬,五龙的仇恨被作者以不无夸张的方法加以表现,人物心理的每一处演变都在影片中得到放大镜般的展示,这些人物心理都不是变动不居的,而是在压抑的规训之下产生的种种扭曲形态｡黄健中导演的影片《大鸿米店》就是中国电影中一处成功的心理书写,集中展示了由仇恨心理导致的“性恶”这一主题,描述了五龙这个在善恶间扭曲的人的心理渐进过程｡
1､非双元逻辑结构
中国电影习惯采用双元对立的意义结构,即善/恶､美/丑､文明/原始､先进/落后等对立面常以组合的方式共同出现在影片中,这一结构具有强烈的对比性,使作者意图能清晰地传递到观众,意义的传输和接受过程通常不会产生歧义或发生意义置换｡《大鸿米店》则采用了一种典型的非双元逻辑结构,①不采用二元对立的意义单元,而是在善/恶中选取人性恶这一极端,虽然这种结构容易带来意义传输的不稳定性,虽然影片由此引发了“审丑”等片面的质疑,但是在心理叙事和人性书写方面却成为极为典型和成功的范例｡如果不以道德标准评价而客观地看,善和恶各自代表了理性和非理性､对“自然性”的克制或屈从,在这个意义上五龙身上展示了后者,即屈从“自然性”､任由非理性发展产生的过程及结果｡
2､恶的演进
五龙的恶产生于非理性的仇恨,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说:如果“仇恨具有理性起源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会如此持久,但是一旦仇恨产生于情感的或神秘主义的因素,那么人们就既不可能遗忘也不可能宽恕｡……它们都表现出同样的暴力倾向｡”②正是由于非理性的情感因素的起源,五龙的仇恨既持久又突出,五龙由仇恨导致的恶及暴力行为的发展在影片中展露了逐步演进的过程｡
五龙混在蝗虫般从乡下逃饥荒的难民中进城,他在桥洞下看见一具腐烂的难民尸体,饥饿切切实实成为极为具体的死亡威胁｡和传统电影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是,饥饿没有催生出善,生存的恐惧反而成为仇恨的源泉,对“城里人”的仇恨激发了五龙恶的欲望｡五龙本不失农民的美好品性,他憨厚淳朴,在米店勤劳工作,有着农民对米的天然热切感受,但他在一系列外在“恶”的考验之下屈从了自己的“自然性”,恶成为他身上的典型人性特征｡刚踏上城里的土地,饥饿就迎面扑来,无奈中他拣食狗食充饥却被吕六爷的打手阿保凌辱,为了生存他屈服了,但内心萌生了仇恨｡饥饿使得米成为他生存的驱使力,由此他循着“米香味”蹲守在冯老板的大鸿米店门口,被精明的冯老板收留｡五龙在米店辛勤工作,不但没有工钱､睡在米仓,还被老板的女儿绮云嫌弃吃饭太多,对冯老板和绮云的仇恨也埋在五龙心中,并在日后不失时机地全面释放｡
在满足了饥饿的基本生存需求后,性成为五龙更高的欲望追求,但在五龙的性欲望中更多的裹挟了仇恨和权力欲望｡五龙对绮云的性要求就包含仇恨和报复,在自己的力量不断强大之后,他不断骚扰绮云并最终占有了绮云,对绮云的觊觎与其说是对性的渴望,不如说是仇恨滋生的恶的彰显和放大｡五龙任由恶的非理性驱使自己的行为,并没有使自己得到满足,反而进一步放纵了对权力的欲望｡
五龙在饥饿和性的缺失和满足之后,对权力的欲望也逐步从模糊到清晰｡五龙在饥饿得到解决后,首先意识到要保障自己应有的权力,他向冯老板和绮云要求自己应得的工钱,并用工钱买了皮鞋,这是对冯老板和绮云鄙夷他的首次报复,因为他们曾恶狠狠地骂这“狗日的杂种”不配穿皮鞋｡如果说用买皮鞋来报复还带有阿q式的虚幻性质,对阿保的报复就实实在在地产生了恶果,五龙把织云和阿保私通的事写信向吕六爷告密,导致阿保被杀,吕六爷将阿保的生殖器割下来送给五龙做结婚礼物,五龙因此获得六爷赏识｡这次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五龙对权力的转向,在五龙看来,六爷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武力上的绝对优势,所以枪比米重要,枪是获得权力的工具｡获得枪后,五龙用枪让冯老板吓得中风,用炸弹炸死了吕六爷,持枪抢米,最后用枪打死了向他疯狂报复的绮云,五龙的胜利让他相信枪或者说暴力是掌控权力的唯一法门｡
影片中最骇人的情节是,五龙将能嚼生米的满口好牙全部拔掉换上金牙,对于这个行为的动机五龙自己解释道:“我以前穷,没人把我当个人看,如今我要用这对金牙跟他们说话,我要你们城里人把我当个人看｡”这一情节我们可以视作是仇恨的非理性发展的结果,五龙对“自然性”的屈从最终走向了非自然性,这也是影片对善恶间二元对立的消解｡五龙的“把我当个人看”的要求是对尊重的需求,然而他以暴制暴的逻辑换来的是仇恨和死亡,世界最终为非理性所宰制,仇恨在五龙身上呈现的非理性的发展为作者所批判,作者对人性中恶的发展和特性有了前所未有的展现｡
从以上分析可见,在五龙身上作者向观者展示了由仇恨心理导致的恶的一步步演进,五龙采取报复行为和暴力行为的动机按照影片中的解释是仇恨,正如影片中五龙对新来的难民(又一个五龙)说:“我从前比你还贱,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因此,恶的行为动机得到独特的解释,恶不是“自发势力”,不是与生俱来､具有先天性特征的东西,仇恨是恶的源泉,并且非理性可促使恶发展和延续下去,甚至在人类中不断造成恶性循环｡这一点是作者对于人性恶的积极诠释,尽管它作为“弱者的意识形态”是应该予以批判的｡
值得注意的是,“仇恨导致恶”这一点却很难为人们所接受,因为恶在中国被视为先天性的人性,这也是这部影片被批判的主要原因｡其实,不能被接受的不是人不能向恶发展的事实,而是农民出身的五龙不断向恶发展的事实｡尽管进城后的五龙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但以农民自居的五龙对城里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憎恨,他甚至咒骂:“城里人都是他妈的一肚子坏水!脏水!臭水!”他换上金牙也是要城里人把他当个人看,可见在憎恨中藏有多少作为弱者的自卑和怯懦,由弱者生发出的憎恨､由憎恨生发出的恶产生多么巨大的动力和作用｡作者从这个意义出发,开拓了人性中更多恶的普泛,影片中的恶不只为农民五龙所独有,在影片中的其他人物身上几乎无处不在｡
3､恶的普泛
除了五龙的恶以外,影片中还描述了织云､绮云､冯老板､阿保､吕六爷的恶,表现为织云的轻佻､绮云的刻薄自私､冯老板的见利忘义､吕六爷的霸权､阿保的欺善怕恶,影片几乎在每个人身上展示了恶的不同侧面｡然而,较之五龙,这些人物的恶的展现多少有些片面和单薄｡以织云为例,影片开始,小时候的织云两姐妹去澡堂找父亲,和绮云不同,织云已表现出了对裸体男人的兴趣,这已经说明了她性格中的主要特征——轻浮,无论是为貂皮大衣对吕六爷献身,还是与阿保､五龙私通,影片从始至终都稳定地将这一特征锁定在织云这个人物身上｡绮云对五龙和织云的刻薄在影片中亦有大量细节来印证,嫌五龙吃饭多她敲桌子,五龙要求工钱她坚决反对,织云未婚先孕她嫌丢脸要将织云赶出去,最终她伙同父亲买凶暗杀五龙,绮云的行为都源自她的自私｡这些人物的恶尽管对于个人来说显得单薄,但他们累积起来将“人性恶”这一主题在五龙之外进行延展,由此恶具有了普泛性｡
作者的表述中,影片的字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字幕作为一种“电影标点符号”,往往是电影作者用来表现其含蓄意指的重要手段,诸如时间标志､空间标志､意义转换等,《大鸿米店》的首尾字幕就具有丰富的含蓄意指:
片首字幕:本片讲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旧中国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
片尾字幕:大鸿米店的这场风波,只不过是整个旧中国一个毛孔里滴出的血｡
影片通过字幕以一个传统的封闭结构勾勒出了影片的主题和意义,但它作出了令人疑窦丛生的评价:这个“引人深思”的“故事”是“旧中国”一个“毛孔里滴出的血”｡这个“引人深思”的故事如果只是“旧中国毛孔的血”,导演对于仇恨和人性恶的心理叙事在普遍性意义上就被削减,当然出于影片屡屡被封的现实命运,我们只有将这读解为某种遮掩的手法,心理叙事的普遍意义才可以从影片得到清晰的指认｡
二､激情冲动后的盲目心理
周晓文的《二嫫》选取的是中国电影中常见的农村题材,在中国电影书写的各式人物中,中国西部的农村女性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类型,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影片《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二嫫的意义却不只在于在人物书写上提供了又一个秋菊,而是在乡土电影中书写了一个看似自主､实则具有盲目心理的农村女性｡
有论者这样评价影片《二嫫》:“在这个小故事背后,是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那是权力格局的演变､更迭,以及人们在这一变迁中的所经历的辗转､承受与挣扎｡事实上,早在进入影片的规定情境之前,一个社会的史前史已然推出了这一变化过程｡而二嫫和电视机的故事,与其说是这历史过程中的一阙小插曲,不如说它正是一种历史进程的后遗效应,二嫫正是在对这一进程的无意识抗议之中,成了历史之手的微末的书写对象与书写工具｡”③应该说,此处对于作者及其作品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但其视角违背了作者的主要意图,它将作为个人､作为女性的二嫫掩置在历史书写的大叙事之后,本身的鲜明个性心理､个人欲望和现实的矛盾却被忽略了｡在我看来,这部影片的特别之处不是对历史的书写,而是作者在塑造中国农村女性的心理特质方面表现出的独特观念,本文将根据二嫫的性格､欲望和行为等心理层面来分析作者的叙事特征｡
1､目标和结局的背离
二嫫是中国西部农村辛勤劳作的普通女性,她的丈夫曾是一村之长,因腰伤而丧失劳动能力,包括性能力,和丈夫的无能不同她泼辣能干,她制作售卖麻花面､编织果筐,她的能力使她在家里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在农村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邻里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二嫫和邻居秀儿妈的关系却并不融洽,秀儿妈讥笑二嫫“搂着个男人守活寡”,二嫫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我家虎子带着把儿呢｡”邻居瞎子是全村的首富,拥有全村唯一的一辆卡车,买了农村罕见的电视机,瞎子家就成了全村孩子的乐园,但瞎子的老婆秀儿妈因对二嫫的敌意而撵走了虎子,二嫫记恨在心,下药毒死了秀儿妈的猪,还立誓要给儿子虎子买比瞎子家还大的电视机,由此开始了向买电视机这一目标发展的盲目行为｡
从二嫫买电视机的起因来看,其盲目行为的动机是出于激情和冲动｡二嫫的誓言说明买电视机是她在和秀儿妈赌气的激情和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但在激情消失､理性回复后这一决定并未取消,二嫫开始了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努力｡为了买到“全县最大的电视机”,二嫫的行为达到执拗的地步｡她卖筐､卖麻花面,有机会就毫不犹豫离家进城打工,不顾身体频繁卖血,在买电视机这个目标面前,所有困难都不可阻挡｡但是二嫫对目标的追求是单指向性的,这个目标表面上具体而明确,实际上却是非常模糊的和盲目的,它对二嫫的生活并无实际意义,因此二嫫的“成功”对于她的实际生活却多少带有些荒谬的色彩｡影片结尾,二嫫历尽艰难买回的电视机最终却没能给她带来幸福,反而成为日常生活的障碍｡由此形成了一个悖论,为了遥远的､和自己生活不着边的外部世界,最终给自己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困难,最初的目标和最终的结局产生了背离｡
2､性权力的错位
影片中二嫫生活的另一个匮乏危机是性的缺乏,如果说电视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二嫫的梦想,性缺失则始终让二嫫无法得到满足,这一点似乎是二嫫产生上述盲目行为的根源｡周晓文说过:“我觉得女性和男性在欲望上是平等的,绝对平等的,甚至我认为是划等号的｡”④作者在这种性别观念之下书写的二嫫,特别是作为农村女性的二嫫,在性方面的渴望和自尊具有的独特价值｡如果说前面分析了“一根筋”式执拗的二嫫和张艺谋电影中执拗的秋菊相比尚有重复的话,那么不同于以往影片对女性欲望的回避的是,《二嫫》对于当代农村女性在性问题上的尴尬有更深刻的表达｡
二嫫的丈夫是从前的村长,村长的身份早已不存在,但这一称呼却留存下来,现今的“村长”不但失去了身份和权力,还丧失劳作能力和性能力｡坚强､勤劳的二嫫担负起全家的生计,经济上的优势也让她在家中拥有了“话语权”,然而和经济上的劣势相比,性问题才是决定家庭地位秩序的关键,影片用和面的镜头来表现二嫫性的匮乏｡影片前半部分三次出现二嫫和面的镜头,和面是作者表现女性欲望的重要指代情节,这种指代方法技巧性地回避了中国电影表现性的尴尬,又确切地反映了女性在性方面的压抑和对性的需求｡影片中第一次和面是,丈夫喝药仍没治好病,二嫫半夜起来用脚和面,柔软的面粉和灶上的氤氲热气抚慰着二嫫,具有性象征的羊角状木扶手和二嫫的喘息声却掩不住二嫫对性的极度渴求｡第二次和面镜头的寓意更加明显,特写镜头中压面的洞和垂下的面条寓意了性的极度缺乏,二嫫挣扎的欲望最终却只能在劳动中倾泻｡第三次和面镜头出现在二嫫进城打工前,二嫫压面的镜头和丈夫裹在被中喝药的镜头对切产生对比,在二嫫劳作的侧影里二嫫的性压抑显得苍凉而有悲剧性｡有意味的是,几次和面都出现在夜晚,性欲望表现得如此喷薄而出,但性压抑在夜幕中似乎又是如此隐秘和不可言说｡影片的后半部分,和面镜头在和邻居瞎子有了性关系后终于不再出现,瞎子满足了二嫫在丈夫身上无法满足的性欲望,然而瞎子并不是理想的对象,尽管他们亲密的时候畅想过将来合法在一起的打算,但面对二嫫的坚持瞎子最终还是退缩了,男性的坍塌再次表明男性之于女性的虚妄,女性转向自身则是必然之途｡
从以上分析来看,性的匮乏与二嫫的盲目心理有密切关联｡由于性的匮乏,她在和秀儿妈的争吵中产生不无意气的､非理性的激情和冲动;由于性的匮乏,她才因秀儿妈的讥讽而下决心买电视机;也正是性的匮乏使二嫫获得了家庭中的强势地位,这使得她有权力任由非理性的驱使采取盲目的行为｡
3､盲目的女性和消隐的男性
周晓文塑造了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盲目的女性,即二嫫这样一个从贤惠和柔顺的“良家妇女”转变为执拗要达到目的的女性,影片则打破了一个女性神话,即以一个执拗而盲目的女性取代了具有柔顺､驯良等传统“美德”的女性｡尽管二嫫的结局和最初的目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背离,尽管二嫫的性压抑始终不能得到舒解,但这种盲目心理在作者那里却是被肯定的,农村女性的特质因为其“盲目”显得格外突出｡事实上这一特质不但在农村女性中,在当代中国女性中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性格特征｡
与此同时,作者描写的男性心理也值得关注｡二嫫身边有两个男人:一个是无能的丈夫“村长”,一个是怯懦､不肯担当的情人瞎子｡“村长”是已经退位的前村领导,这象征着村长过去强大的能力在今天已消隐,演变成一个徒具男性外形实质上具有嫉妒､偷窥等“女性”心理特征的人物｡他介意村长的身份,邻居瞎子的经济优势令他耿耿于怀,在“村长”那里,“面子”固然重要而“里子”更重要,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察觉妻子的外遇后他却不揭破,只是暗地发牢骚｡和二嫫相比,“村长”由于能力的缺乏相形之下显得委琐和无奈,他的权力因二嫫的强势而消隐,就像他和村民打招呼的方式:“闹啥?”“啥也不闹｡”情人瞎子在执拗的二嫫面前同样是懦弱无能的,瞎子在二人关系上的懦弱和无能说明他并不能真正使女性压抑的状态得到缓解,也不能使女性由盲目变得明确,经济上的能力并不能改变男性无能的现状,男性再次遭到否决｡
所以,尽管二嫫不无盲目,甚至“可怜可悲”,但女性的心理特征毕竟在执拗中有了可贵的显现｡与此同时,二嫫的执拗虽然在现代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不可调和的状态中无功而返,但集市上汽车和马车交错的车流中响起的叫卖声显露出的遒劲生命力却是让人无法忽视的,二嫫的盲目心理中显露出的这种生命力正是90年代“作者表述”在心理叙事中的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关注点｡
三､封闭空间内的偷窥心理
除了农村人物外,心理叙事这一“作者表述”形态关注的另一种典型人物类型就是当代城市中的小人物｡和农村相比,城市有更完备的现代社会体制,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紧密联系,强大的社会力量使城市人的生活被整编到城市这个巨大机器的运转中,封闭的空间和强大的整编力量对人产生了压抑｡和前面两类心理叙事一样,人物心理同样被细微而精致地予以描述,何建军导演的《邮差》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文本,描述了城市中的小人物小豆因压抑而产生的极度抑郁的心理状态,影片中表现为小豆的偷窥心理和行为｡《邮差》塑造的主人公小豆的社会身份是城市里递送信件的邮差,他处于阴暗､抑郁的家庭和社会空间中,在这些外在因素的桎梏之下,他用“非常态”的方式——偷窥与他人沟通,作者通过小豆书写了一类生存在压抑之中､以某种个人方式突围的城市个人,又通过小豆说明在城市这个现代文明的荒蛮之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无奈｡
1､隐私:空间的隐喻
在影片中,书信是人们相互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媒介,小豆的邮差身份是他窥视他人隐私､介入他人生活的便利条件｡信件中充斥着偷情者､卖淫女､吸毒者的隐私,这些不可告人的隐私普遍存在于城市人的生活中,作者利用这些信中隐匿或泄露出的隐私,作为书写城市人内心充满苦闷和压抑的隐喻｡影片中的城市具有封闭性的特征,生活在其间的人缺乏彼此应有的交流,由此产生了具有排他､私秘､冷漠､普遍存在等特征的隐私｡在影片中,作者关注的主题是被压抑的个人而非封闭的空间,但封闭空间是造成人的压抑的重要因素｡城市空间在影片中具体呈现为灰暗的旧居民楼､狭窄的胡同､单调机械的邮政所､高高的烟囱､林立的新居民小区,交织于其中的是各种模糊隐约却实实在在制约着人的秩序,如邮局局长､警察代表的力量,这些毫无生活气息的空间和秩序正是现代人的困境:他们困锁于其中,也异化在其中｡外部世界越来越与人无关,甚至成为人生存的障碍和压抑之源,外在的控制和压抑造成了人的异化,人无从释放的苦闷只能以某种“不合法”的渠道呈现,影片中小豆就以偷窥这种“不合法”的行为发泄他的压抑和苦闷｡
和城市人空间上的困顿相对应的是精神上的封锁和隔离,狭窄的空间中人与人之间无法交流｡影片中一个典型的城市封闭空间是小豆和姐姐的家｡影片中小豆和姐姐的关系靠儿时的回忆维系,但姐姐并不能真正进入小豆的内心世界｡小豆对姐姐为他编织毛衣反应冷淡,在有限的家庭空间里小豆还常常冷漠地把门关上,将自己封锁在狭小的房间里｡另一个典型的城市封闭空间是邮政所｡邮局空间在影片中具有悖谬性质,邮局这个为人们提供思想和情感交流的枢纽本身却是如此单调而机械,邮政所的室内布局和劳动分工井然有序,俨然是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信件分类的工作枯燥无味,盖邮戳的声音机械沉闷,同事之间没有对话和交流只有工作,人的表情是机械､漠然的,这一空间在作者表达人的心理和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上具有重要指代意义,是作者设置的隐形符码｡此外,城市的户外空间在影片中也是一个典型的指代性场景｡小豆日夜骑车穿梭在小区或胡同之间(影片的拍摄地是北京),代表着现代和过去的城市建筑统统笼罩在灰色中,人与人之间同样没有行动交流和对话｡小豆的自我疏离和信件中的隐私说明了都市人对于交流的无奈,也正因为如此隐私才对人具有无穷诱惑,对他人隐私的窥视正源于和他人的隔膜,但窥视他人隐私不但不能为小豆解除沟通的症结,反而使欲望泛滥成灾｡
2､偷窥:压抑的反抗和迷茫
小豆通过获得他人隐私来和外部空间交流,他一步步从窥探隐私发展到干涉他人隐私,小豆以这种方式进行着一场“精神突围”的战争,他从开始尝试到后来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在社会组织的权力分配网络中,种种令人惊怵的隐私是如此弥漫,在影片中几乎每个人都有隐私,信不仅是交流的媒介,更是容藏隐私的媒介:第三者写给情人的信､卖淫女给医生的信､自杀男女给父母的信……每个隐私都和人的欲望相关,现实生活对欲望的压制反而造成了隐私的暗流,这是一种反常的兴奋｡
小豆对隐私的窥探是宣泄其欲望的一种方式,因此尽管影片主题是窥探,但作者并未采用偷拍的摄影技巧,反而有意让小豆的行为袒露在观众的视野中｡小豆的每次窥探都公然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他激动不已,“拿出小学生时代就在使用的铅笔刀,工艺仔细地削开了信封——那道自身与他人､信的主人与他人之间的封锁线｡就此,旧的关系立即破解,旧的蛛网遭到破坏,小豆不再是信的差役,而一跃成为信的主人｡”⑤隐私的诱惑不止于获知,小豆在老邮差停止的地方更进一步,他开始以干涉的方式进入他人空间,这个游戏让他兴奋,欲罢不能｡他以隐私要挟发生婚外情的男人,充当正义的制裁者;他重新改写自杀者写给父母的信,充当悲剧的改写者……然而他终究不能改写他人的命运,他人悲剧仍然发生,自己也深陷其中｡
3､性萌动:爱欲的突破口
在对他人的性隐私的窥探的同时,也使小豆产生了性欲萌动,不仅如此,新婚的姐姐和姐夫也激活了小豆隐秘和躁动的欲望,影片中性欲既是小豆释放压抑的主要出口,也是小豆和他人进行交流的一种具有反抗意义的尝试｡小豆从卖淫女宛娟和医生的来往信件中获知了宛娟的秘密,他开始跟踪宛娟,并装成病人到医生诊所见到宛娟｡他甚至扮成嫖客来到宛娟家中,宛娟的职业化和熟练让他不适,他尴尬地离开｡有了和宛娟的这次并不成功的性经历之后,他接受了同事云清的性邀请,和云清在邮政所的工作间里发生了性关系,前面说过邮政所这个空间是个富有隐喻性的空间,小豆的初次性体验发生在这样的空间表明了他对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予以反抗,人的孤立和隔膜也由此得到突破｡但作者对人的孤独和异化并不乐观,和云清性爱之后两人关系的漠然更显醒目,亲密的身体接触后人与人的心灵似乎更加遥远,可见人与人的沟通不可能通过性来实现｡小豆没有得到快乐,孤独也没有缓解,小豆企图通过性与他人交流的尝试因而彻底失败,人最终复归自我的封闭中｡此外,影片还描述了小豆对姐姐隐秘的性冲动｡小豆偷窥姐姐洗澡,虽然小豆最终关上了自己的房门,但小豆对姐姐的非常态性欲不但说明性关系的不可靠,也说明姐弟的天然血缘关系并非人际关系障碍的例外｡由此,作者一再试图说明城市中的人相互沟通是彻底无望的｡
就城市中的个人而言,小豆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小豆和外部空间的交流方式无疑是错位的,因为窥视,小豆自己也成了一个有隐私的人,侵入他人和被他人侵入成为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现实的异化是深刻的,影片正反映了作者对摆脱异化这一理想的拒斥,无论是通过信件还是通过性,小豆和他人交流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影片有一个颇具意味的对照,老邮差老吴因良心的谴责向局长坦白了偷拆信件的事实,局长在安慰老吴之后随即老吴却被警察带走｡相比之下,同样有偷窥行径的小豆的结局却不同,小豆的行为被局长暗暗察觉后,由于小豆洞察局长和云清的私情,因而小豆在拿到奖金(对邮差的奖励)后仅被发配去安装邮筒,成为权力控制的漏网之鱼｡老吴和小豆结局的对比讽刺了权力的荒谬,小豆因权力而孤独也因权力而逃脱,这正是由权力制宰的现代社会的荒谬之处｡《邮差》提出了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沟通?作者对城市中的现代人在沟通问题上表示了悲观的态度,作者对小豆心理的书写,颠覆了以往电影叙事中关于被压抑的小人物采取或臣服或激烈抗争态度的集体认知,描述了在困锁中用自己的方式突围的个人｡
四､结语
本文分析的“作者表述”形态是90年代影片中的心理叙事,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心理描述表达了他们对人性的探究｡对人性的勘探是诸多艺术的创作主体孜孜以求的,但是对人性的关注在中国传统电影中一直较为匮乏,传统电影更为关注颇富意识形态意味的观念的表达,不是关注人性本身,更缺乏深度的心理叙事,因此90年代出现的心理叙事是中国电影“作者表述”的重要突破｡
上述以五龙为代表的传奇人物､以二嫫为代表的西部村妇和以小豆为代表的城市小人物三种人物类型,在他们身上分别呈现出迷恋症､复仇欲､盲目性和窥探癖等心理特质,作者将这些心理特质置于某种特定情境中予以凸显,让人性的隐匿部分得以铺陈和展现,显露出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原生态”｡作者未对这些人性的心理呈现做出褒贬评判,而是以自己平实的表述引领观者走进人物的心理深处,洞悉人性真相,心理叙事的主要价值也在于此｡
①［法］克里斯蒂安·梅茨主编《电影与方法》,第12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7月｡
②［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第5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③戴锦华《<二嫫>:现代寓言空间》,《电影艺术》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