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读书的手抄报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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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读书乐手抄报的内容：读书伴我成长
书籍是知识的宝库，是人类成长的阶梯，是我们无言的老师，是人类忠实的朋友，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时光流逝，转眼间，我已经快上二年级了，我已经学会了“a、o、e、i”这些简单的拼音，也学会了“木、土、山、水”等结构简单的汉字，随之我也学会查字典、学会的汉字、学会看更难的课外书籍。我像一条贪婪的鱼儿，在书海里探搜的奥妙。我渴望，我贪婪，我想得到的知识。我从中结实了《童话故事》里美丽、单纯的白雪公主，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穿着水晶鞋的灰姑娘，变天鹅的丑小鸭。书籍抚育了我，让我成长!
我刚开始写作文时，我写的一点儿也不好，语言不通顺，词语不恰当，只要听到“作文”两个字的时候我就象老鼠见了猫样的害怕，可就在害怕的时候。是你，书，出现在我的面前，书，你就象一位老师有耐心的一句句教会了我怎样才能让自己的作文丰富多彩，怎样才能够委婉逼真。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怕写作文了。每当我受到老师表扬，有些飘飘然时，书，你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告诉我：“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这时，我的脸会一下红了。以后，我再也不骄傲了。
书!谢谢你!是你陪我成长，伴我一路远航!
小学生读书乐手抄报的资料：古人勤奋读书典故
1.三坟五典
指 称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典故。语出《左传·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左史，官职名，倚相，人名)趋过(快步走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好好对待 他)。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后人便以“三坟五典”、“典坟”、“坟典”、“坟籍”、“丘坟”等词来泛指古代文化典籍。
2.寻章摘句
形 容读书只顾及文中的片言只语而不深究其精神实质。语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赵咨)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吴王颇知学 乎?’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
3.断章取义
常 指随意摘取诗文中的一部分为己用而不管作者的愿意如何。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春秋时各诸侯国进行外交活动时，使 节们往往以赋《诗》为表达己方意愿的手段。然赋诗者与听诗者可以对诗的文句有自己的理解，而不必管诗的本义。此典的形式常有：“断章取义”、“断章取谊 (古谊同义)”、“断章载句”。现今还用，不过已转为贬义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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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读书的手抄报范文2
习作大家都很熟悉，实际上，办一张手抄报和完成一次习作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要确定主题，然后围绕主题搜集并整理材料，接着对筛选出的材料进行谋篇布局，最后再进行装饰美化。一般来说，办手抄报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步骤：总体构思―拟定标题―搜集资料―版面划分―内容书写―美化装饰。
先说“总体构思”，就像建筑设计师设计房子一样，办手抄报之前，你的脑海里要有这张手抄报办成之后大概的样子。还要想一想：要办好这张手抄报，需要准备什么？怎样去做？是独自完成还是需要他人的帮助？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办报之前想一想这些问题，会让你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事半功倍。
“拟定标题”应该是正式开始办报的第一步。人们常说：看报看题。可见报纸的标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样给手抄报取一个好的标题呢？首先当然是要体现本次手抄报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尽量让自己的标题鲜明、富有创意。比如，在“抗战胜利纪念日”主题手抄报评比中，有同学将手抄报的标题拟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还有的手抄报标题是“勿忘国耻 振兴中华”和“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比较之后发现，后两个标题不仅告诉了我们报纸的内容，而且很规整，读起来很响亮，吸引人们注意，更为重要的是后两个标题还表明了办报人的一种态度。所以，在给手抄报拟题时，我们要让自己“脑洞大开”，根据主题取出恰当又吸引人的手抄报题目。比如：读书主题手抄报，我们不妨拟题“书卷飘香”；庆祝重阳节的手抄报，我们可以取题“爱在重阳”……
题目拟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搜集资料”了。和构思整张报纸一样，我们也要想好搜集哪些方面的资料。当然，资料可以稍微多准备一些，在办报时进行筛选。
“版面划分”是办好手抄报的又一个重要环节，这就像习作的谋篇布局，中心是否突出，详略是否得当，全靠“版面划分”。以一份较为优秀的纪念“抗战胜利日”的手抄报为例，这份手抄报分为四个版块，第一和第二个版块的内容分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抗战胜利日的由来”，这两个版块放在标题的左右两侧，占据主要的版面。中间是“回顾历史”版块，里面写“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平型关大捷”等具有历史意义的故事。右下角安排抗日小故事和爱国诗歌。这份手抄报的主要内容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所以这个版块放在比较重的位置，而爱国诗歌、抗日小故事作为整份手抄报的补充，是辅助内容，放在比较后的位置，字数也要少一些。这样，整张手抄报的排版就显得比较合理。所以说，对搜集来的资料如何处理、划分是办手抄报很重要的一步，把什么资料放在核心位置，哪些资料放在主要位置，哪些资料放在辅助位置，都要事先想清楚，做全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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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内阅读的继续和扩展，是阅读能力训练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面临信息化的挑战，知识、科技日新月异，这就要求人们的阅读必须快速、高效和广泛。然而在小学阶段的课本中共有课文才三、四百篇，几十万字。这如何培养学生与时代相适应的阅读能力呢？于是大纲对小学生课外阅读作了如下要求：“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课外阅读总量五年制不少于100万字，六年制不少于150万字。”并且对各年级也相应地做出量的规定。
课外阅读对提高学生素质，促进个性发展之作用不可低估。站此高度审视农村学校，我们找不出乐观的理由，小学生要完成大纲中的量化目标存在较大因难。“两基”检查期间建立起的图书室，多年来由于缺经费仍保持“历史本色”——室还是那个室，书还是那些书。再者受传统教育影响，“不专心读课本，想读课外书的学生不是好孩子”的观点不但还存在，而且在学生家长中尤为突出。现在，老师观念虽转变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另外，相对而言，农村孩子课外阅读兴趣和能力比城里学生要弱。农村学生课外阅读条件虽然差，但我们能放弃吗?不，我们只能脚踏实地、因地制宜地寻找对策。一年来我按着提供书籍、激发兴趣、教给方法来实践，学生的知识丰富了，视野开阔了，思维激活了，课堂不再冷场，学生发言积极而生动，习作水平显著提高。
一、提供课外阅读书籍
首先与家长多交流，通过致家长的信、家访或家长会等形式，阐述课外阅读的重要性，改变家长偏见。再根据学生特点向家长推荐适合孩子阅读的课外书目，请家长与孩子一同选购，或经家长同意老师帮着购买。另外在班级中开展捐借课外书活动，要求每位同学每学期捐出一本书（期末可以带回），放入班级图书角，选出一名责任心强的学生当图书管理员，让学生借阅方便。这样捐出一本便可借阅多本，保证了学生有课外书读。
二、激发课外阅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指导课外阅读同样应从激发兴趣开始。有了兴趣，学生就会主动地寻找读物，并能自觉地克服困难，努力并认真进行阅读。激发兴趣我从三方面着手。
1.介绍读物引趣。教学课文时介绍文中人物、内容梗概、精彩片断或文章作者，引发“欲知详情，请看原文”的欲望。如教《蝙蝠和雷达》，介绍仿生学知识，推荐仿生学书籍；教《亡羊补牢》，推荐《中国古代寓言选》让学生阅读。特别要结合课文介绍并推荐文学名著简明本和著名作家优秀作品、科普读物等。
2.开展活动诱趣。通过开展故事会、读书交流会、科普知识竞赛、办手抄报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诱发学生多读、多搜集资料。
3.借助评价生趣。学生在课外阅读中表现突出的予以表扬和奖励，如读书笔记做得好的，故事多且讲得生动的……手抄报办得有特色还放在学校展览。学生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得到肯定，课外阅读的热情更高涨。
三、教给课外阅读方法
1.浏览法。要求学生读某些文章时只要了解大概内容便可。如新闻资料，不需逐字逐句地读下去，而是快速地观其概貌，用尽量少的时间获取尽量多的信息，把握大意，得其要领，但需集中注意力，有目的地扫视，防止走马观花，漫不经心。训练时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阅读某篇文章，说出主要内容。
2.选读法。根据自己在课内学习或写作上、课外活动或日常生活中的某种需要，有选择地阅读有关书报的相关部分，以便学以致用，培养学生带着问题迅速捕捉所需信息的能力。选读要与浏览相配合，在浏览中选读。此法指导时，我主要让学生办手抄报，先确定适当的主题，学生根据其主题选择相关资料读、抄。
3.精读法。此法主要在讲读课上训练。对某些重点文章、重点部分，集中精力精研细读。要求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口、眼、脑、手并用，做到边读边想边记。以求“得于课内，得益于课外”。按此法阅读能促进知识牢固掌握，提高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增强语文修养，提高语文能力，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4.做笔记读法。即在阅读过程中边读边记录。要求学生都备有摘抄本，阅读时发现文中值得采摘的词句、观点或在自己脑中闪现的灵感智慧，对文章的体会感想，即刻存储于摘抄本中。
四、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阅读活动，营造良好阅读氛围。
一是开展诵读交流会和读书汇报会。各班每月举行一次读书班会，内容有国学诵读比赛、推荐一本好书、古诗词总动员、三国演义交流会、西游记人物大讨论、故事会等。尤其是张鸣璐老师在二年级开展的百家姓诵读活动课《中华姓氏知多少》和卢会军老师在六年级开展的《诵读经典 走进名著》读书展示活动影响较大，受到肯定。
二是开展国学诵读、课外阅读手抄报评比活动。上学期开展国学诵读手抄报评比，这学期各班根据阅读内容自定主题办手抄报。活动要求开展全员参与，统一配发纸张，语文教师指导内容，美术教师指导版面设计。手抄报征集数量多，质量高，同时上报参加省级评选。
三是开展“我和书的故事”“读书有感”征文活动。五年级和六年级根据推荐书目有计划组织阅读，为检验阅读效果，提高写作水平，分别开展“我和书的故事”“读书有感”征文活动。学生写出了真情实感，在训练表达能力同时，培养了学生热爱阅读、自觉阅读的良好习惯。
有关读书的手抄报范文4
（一）通过办英语手抄报，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俗话说得好，“兴趣是第一位老师”，有谁能在不喜欢的方面有所发展和造就？特别是小学生，由于年龄小，自制能力差，兴趣对他们的自主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传统的英语教学一般认为学生只有在课堂上才能学习英语知识，培养听、说、读、写的能力，课下只是抄课文，写单词。为了巩固所学的单词、句子，不知要抄写多少遍，这样的机械重复，枯燥呆板，学生越学越没兴趣，无形中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如今教师的观念要改变，学生的英语学习要变得生动活泼。学生不仅在英语课堂上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大胆地走向课外。我们可以利用 “手抄报”让他们去设计、刊登，促使着他们去学习，去想，去观察思考。
（二） 通过英语手抄报学习单词，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单词教学过程中总能遇到一些较难记忆的单词，不管教师怎样提醒，总有学生记不住。反复地朗读又太机械、枯燥，会使学生渐渐失去读的兴趣；反复地写，又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小学生都喜欢涂涂画画，小学阶段学习的单词，大约有一半是可以用简单的图画表示的，这时，我们让学生在手抄报上画上这个单词的图片，让学生画一画，涂一涂，使学生边听、边想、边画，在兴高采烈中产生丰富的联想，加深了理解和印象，然后在图片的旁边写上这个单词。这样，学生就能够牢固地记住这个单词。
在小学英语三年级教学Animals这一模块时，我就安排学生画一张有关动物的手抄报，再让学生们发挥想象，自己动手画，动手写。学生兴致高涨，在愉快的气氛中很快把单词学会了，而且印象深刻，不易遗忘。看到学生们一张张不同形状的动物手抄报，我们感到由衷的喜悦。同时学生也深刻地记住了这些单词。
（三）通过办手抄报这一活动，拓展学生的视野，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自学习惯。
“手抄报”的内容哪里来？我们安排学生们广泛地阅读。不仅仅是在课堂上读，而且在课间、饭前、饭后读，在节假日也要读。英语方面的读，天文、地理方面的也读，大量地阅读，不断积累，他们获得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综合素质有了明显地提高。
例如：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学习英语的基础浅，我们把学过的英语单词让他们进行分类，水果类的单词，apple，orange，pear……，而有的学生通过查资料，把没学过的watermelon，mango_……都找到了一起。这样，既复习了课本知识，又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同时又培养了他们良好的自学习惯。
（四）通过办手抄报，既丰富学生的英语课外知识，又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教材中经常涉及到一些西方的文化背景知识，有些知识距离我们很远，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对此，我们就想办法，让孩子们办手抄报，把抽象的东西明朗化，更易于学生理解。例如：四年级学习课文“Halloween”（万圣节）时，我们让学生自己去搜集关于万圣节的知识，万圣节的来历，万圣节时英国的孩子们怎么过？杰克灯的制作等等，把这些资料汇编成小报，使之加深印象。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也可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俗话说，“要在游泳中学游泳”，要想让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光靠老师在校期间的指导和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倡导学生们在课外的时间多涉猎些和西方文化背景知识有关的书籍，经常看一些英文音像制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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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得多了，自然会从书中领悟到一些道理。当你真正认真地把一本书从厚读到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你已经在书的影响下隐隐约约地改变了许多……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小时候在孩童时期，当第一次考试取得不如意的成绩时，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生着闷气，满脑子都是考试失败的阴影，无法抛弃阴影，也没有去考虑过如何反省自己，偶然间伸手拿起一本书，翻开第一面，上面写着“失败是成功之母”，带着好奇心又往下翻了几面，上面写着“时刻自我反省，成功就是属于你的”。读懂了这两句话，我顿悟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上的种种不足，在以后的日子，我不断改进这些缺点，这竞促使我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屡屡得胜。
频繁地翻阅这本书，我又明白了许多，当初只能靠拼音逐字逐个读书的我终于能够流畅地阅读并且懂得了书名《名人名言》的含义，其实它记录的是一些名人包含哲理的话或经验，还有道理。在以后的日子里，靠着这本书给予了我不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不管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里……
记得有一次，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拿着刚做好的国庆节手抄报走在路上，突然一阵风吹来，我手一时没拿紧，风竟将我的手抄报刮到路边的小水沟里去了，看着自己煞费苦心所做的手抄报付诸东流，心理焦急又无奈，难过得都哭了起来，伤心地回到家里，当我再一次遇到问题而感到疑惑时，我又习惯性地拿起那本书，上面又写着“一切重新来过，相信自己，你能够做得更好。”这句话激励了我，于是我又重新找来绘图工具，重做了一张，果然，这张手抄报在我的努力下画得十分好看，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和表扬。
这本书伴随着我的成长历程，在我遇到疑惑的时候，给予了我许多的启迪，让我在人生的道路永不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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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抄本 出版 《世说新语》 传写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1-0098-06
抄本，专指以手工抄写而成的书籍或文章。在中国的简牍时代，人们将文字抄于竹简、木板或缣帛上。公元105年，东汉和帝元兴元年，蔡伦发明“蔡侯纸”，自此以后，中国社会迅速迈入纸的时代。雕版印刷普及之前，大致自汉末至北宋初年，近一千年的时间，文字作品大都是以纸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从出版学观点看，汉唐时期属于名副其实的抄本出版[1]。
在出版实践上，汉唐时期的抄本出版，与宋至清代的刻本出版，与晚清以来的现代出版，差异很大。本文拟以《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出版与传播过程为例，分析抄本出版的主要特征，包括书籍的出版传播方式、著作权、编辑、书商等问题。
1 《世说新语》的出版与传播（抄本时代）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魏晋时期文人名士言行的小说，成书于5世纪上半叶（南朝刘宋时期）。书中所记人物自秦末至刘宋初年[2]，大致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初，以晋代（3—4世纪）的人与事所占比重最大。这本书写成后，流传很广，深得历代读者的喜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经典著作。
今人对《世说新语》产生与流传的了解，除相关史书外，主要来自宋代汪藻《世说叙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晚清王先谦《世说新语考证》、近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等书籍和文章。《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出版与传播情况，笔者主要基于上述论作，并参考相关考辨文章（包括硕士、博士论文）。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笔者力求综合考虑各方观点，结合原始资料，给出相对客观的答案。
1.1 书名不一
今天，书名《世说新语》是共识。这一共识始于宋代[3]，宋以前，这本书称作《世说》或《世说新书》。
宋以前有关《世说新语》的史料，主要见于《南史》《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史通》《酉阳杂俎》《通典》，在这些书中，大都记载为《世说》，只在《史通》《通典》《酉阳杂俎》等少数几部书中出现过《世说新书》的名字。北宋末年，黄伯思第一个指出，书的本名是《世说新书》[4]。四库馆臣最早注意到这一资料，也完全认同黄伯思的观点[5]。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支持四库馆臣之说（其实是黄伯思之说），也推测此书本名是《世说新书》。
对《世说新书》之论，余嘉锡以后的学者——徐震堮和杨勇均不认同。徐震堮“颇疑此书本名《世说》”[6]。杨勇更指《世说新书》之论为“妄自测猜也”[7]。 徐震堮、杨勇认为，书的原名应为《世说》。
书的原名到底是《世说》还是《世说新书》，两方各执己见。以笔者来看，书的原名或以《世说》为宜。一来《世说新书》之论大都基于推测，二来，宋以前，所有正史的记载均为《世说》。在无明确书证及出土文献证明前，正史中的明确记载是应该认真考虑的。至于《世说新书》，当是传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抄本，应该是在《世说》写成后不久，大约梁陈之际就出现了[8]。《世说新语》的名字则要到五代宋初才出现[9]。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行文中使用《世说》为书名。
1.2 编撰者与编撰过程
《世说》的署名作者为刘义庆。刘义庆（403—444）是刘宋王朝的开创者——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10]。自《南史》至《四库全书总目》，历代公私著录，对作者均无异议。直到20世纪上半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才提出质疑，认为《世说》“或成于众手”[11]，此论一出，得到广泛认可，余嘉锡、徐震堮、杨勇等均表赞同。曹之更在其《中国古籍编撰史》中专辟一节“世说新语的抄撰者”，对刘义庆的作用和“成于众手”之说进行了全面论证：“首先，刘义庆是一个组织者，他把一大批‘文学之士’从各地招来，并为他们编撰《世说新语》提供了各种方便，厥功甚巨。其次，由于地位和学识的关系，刘义庆当参与了《世说新语》的策划、谋篇等工作，也不排除他在听政之余亲自参与抄撰工作的可能性。这样，刘义庆作为《世说新语》的‘主编’应当是当之无愧的。”[12]以笔者所见，曹之所论综合已有研究，最为详尽可信。
至于《世说》的成书过程，鲁迅提出，《世说新语》“纂缉旧文，非由自造”[13]。当代研究基本认同此论。该书主旨鲜明——魏晋清谈和人物言行；体例明晰——分门录事、以类相从，说明编辑意图明确。从编撰过程看，编撰者们对已有资料进行了不少剪裁与加工，属于以编为主，以自撰为辅[14]。
1.3 注本的出现
《世说》成书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杨勇定于宋文帝元嘉十六七年之间（439 — 440），曹之则认为要到元嘉二十一年（444）始成书[15]。两者相差不大，可笼统表述为五世纪上半叶。以此为基准，大约在《世说》成书三四十年后，南齐人史敬胤[16]为该书做了注解。在史注后二三十年，梁代的刘孝标又为《世说》作注，注本共十卷[17]。刘孝标的注文十分丰富，引书400余种[18]。刘孝标注本面世后，很快取代了史注，并和《世说》原本一起流传。原书与注本起初是分开流传的，到唐代，二书合并，通行为十卷本[19]。
1.4 抄本类型多样
《世说》面世后，宋以前，一直以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梁代刘孝标的注文中有“诸本”“众本”等语[20]，可知当时《世说》已流行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抄本。但这些抄本均已亡佚。存世的抄本实物只有19世纪下半叶发现于日本的唐代抄本《世说新书》残卷[21]。要了解《世说》抄本的情况，只能通过文献记载。除隋志、两唐志等的官方记载外，较多可信记载来自南北宋之交汪藻的《世说叙录》。汪藻是北宋至南宋时人，他写的《世说叙录》一书，最早记录了《世说》自诞生到北宋时期的流传情况。
汪藻除著录隋志、两唐志的《世说》抄本外，还记录了十余种宋及宋以前的私家藏本，有李氏本、颜氏本、晁文元本、钱文僖本、晏元献本、王仲至本、黄鲁直本、章氏本、张氏本、赵氏本、陈扶本、激东卿本、邵氏本等。汪藻所著录的这些抄本大都因收藏于某家而得名，这些抄本内容大致相同，但书名、分卷、篇第乃至具体文字均有不同。书名有《世说》《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前文已述。至于卷篇问题，汪藻认为，《世说》最初究分几卷，已不可知。据汪氏总结，有两卷、三卷、八卷、十卷、十一卷等数种分卷系统，在篇第上，也不尽一致，有36篇、38篇、39篇的分别，此外，即使同为十卷，具体的分卷方式也不相同[22]。
其中，十卷、36篇的刘孝标注本最为常见，是《世说》抄本系统的通行本。
2 抄本时代书籍出版的几个特征
现代出版包含编辑、复制、发行三个要素，基于这三要素，可以描述出书籍由作者到读者的过程：作者写出书稿，投到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把关（阅读、修订），形成定稿，出版机构将这一定稿印刷（大量复制），投放到以书店、报亭、网络为代表的书刊市场上，供读者自由选购。这一过程中，书籍大都通过市场自由流通，各类出版机构和书店（包括网上书店）等是读者获取书籍必不可少的中介，出版社、作者、书店一般都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以此来看宋以前《世说》的出版，会发现很多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现象，如作品面世后，书名不一、卷数不一、篇第不一，流传过程中，出版社、书店乃至经济收益均无任何记载。从出版学角度，这些现象涉及作品如何面世、读者如何获取书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等问题。《世说》的出版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汉唐抄本出版的面貌与特征。这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书籍的传播方式——读者传写[23]。这也是抄本出版与印刷出版的最大差异。由于书籍传播模式的不同，抄本时代，著作权的主张、定稿的处理，读者获取书籍的途径，中介、出版效益等，均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2.1 读者传写是抄本书籍公众传播的最主要方式
《世说》在抄本时期的传播方式是读者传写。所谓读者传写，指的是读者从市场上购买纸笔等书写材料，自己或雇人抄写（佣书），来复制文本，供读者自己使用。汉唐史料中常见“传写”一词，此类事例更是俯拾皆是，读者传写在汉唐时期是文本传播的主要方式。
尽管在有关《世说》的记载中，没有明确指明它的传播方式，但与它差不多同时代、同类型的书籍——《语林》就是通过读者传写传播开来的：“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24]可以确定，《世说》的流行必也如《语林》一般——“无不传写”。
读者传写的主动权完全在读者，读者始终掌控着书籍的流传。只要读者喜欢，不需经作者同意，也无需支付作者报酬，只需自己掏钱购置纸笔墨，自己抄或雇人抄，抄几本随意。从出版学角度看，读者传写是抄本时代书籍面向公众传播的最重要方式，也可以视作一种复制发行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持续了一千多年。
2.2 编撰者不经中介，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定本
在现代出版观念中，作品的定稿问世属于出版机构的业务，出版机构中的编辑一般会对作者书稿提出意见，与作者协商修改后，排定版式，最终确定为定稿。换言之，作者完成作品后，如果不经过中介机构，特别是出版机构编辑的认可，就无法作为定稿向社会公众传播。以此来看《世说》，会发现，在作品面世的过程中，既不见出版机构或书商，更无出版编辑的身影。《世说》完成后，作者刘义庆并未交付任何出版机构，而是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定稿。这种现象实是抄本时代的常态。西晋陆云为其兄陆机编定文集问世[25]；梁代诸葛璩的文集由其弟子刘皦编定问世[26]；唐玄宗为上官婉儿编定文集[27]；白居易自己编定文集，送到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作为定本，让天下人传写[28]。抄本时代，在作品问世过程中，几乎看不到中介的身影，大都是作者或编撰者，直接向社会提供定本。
2.3 读者传写会形成不同的抄本系统
抄本时代，作品通过传写的方式流传开来。传写如链环一样，每一个传写者面对的底本都是上一个传写本，直接面对原本的极少，这样的结果，就是极可能形成不同的读者圈和不同的抄本系统。之所以会出现《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等书名，“李氏本”、“颜氏本”、两卷本、三卷本、十卷本、十一卷本等十数种不同的抄本类型，原因就在于读者传写。汉唐时期，越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传写的抄本系统就越多。如陶渊明的集子，由于传写的风行，梁、隋、唐官府所藏陶集抄本就有数种类型[29]，民间收藏的抄本类型与官方又不相同[30]。到北宋初年，陶渊明集已存在数十种不同的抄本。
2.4 读者传写秩序的形成：维护署名权、自发评论、自发校勘
作者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定本，随着传写的开始，抄本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多种抄本的出现似乎表明定本的困难。汉唐时期的人们如何对待这种现象呢？仔细考查资料，会发现，在这种貌似无序的传抄系统中，存在着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
《世说》原书八卷，是刘义庆提供的定稿。梁代之前，《世说》以八卷本面貌传抄，梁代刘孝标的十卷注本出现后，八卷与十卷同时在社会上流传，到隋唐之时，社会上广泛传写的就是十卷刘注本了。很显然，尽管抄本类型多样，但在《世说》流通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通行本。通行本的遴选过程，完全基于读者的自觉选择。以注本为例，史敬胤、刘孝标注《世说》，均为个人行为。他们的最初身份都是读者，为《世说》作注，完全是出自个人喜好。刘注本面世后，读者在传写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其注本的优秀，从而自觉淘汰了史注，确立了刘注本的权威性，使之成为《世说》的通行本。通行本的出现充分说明，读者传写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读者自发维持的秩序和规范。具体表现为三个特征：读者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读者自发评论；读者自发校勘。
2.4.1 读者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
汉唐时期，无论何种抄本系统，读者都会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以《世说》为例，卷数、篇第、文字等均可能因为传抄，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但作者从未出现变化，书名也始终保证最核心的《世说》名称不变，从而维系了作品与作者关系的可靠性。刘孝标注本出现初期，原本、注本分行，后合并，这一过程中，一直清楚地标明刘义庆撰、刘孝标注。说明读者心目中，著作权的归属是十分清楚的。书籍面向公众传播后，署名权就变得尤为重要。作品署上作者之名，充分表明作品的归属，读者传抄过程中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既能保护作者的权益，亦能推动作者创作的积极性，更是书籍公众流通的标志和重要保证。
2.4.2 读者自发评论
读者传写培养出了大批的当世读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现“纸贵”之事，如左思、谢灵运、谢庄、邢邵、徐陵、庾信等，作品一经问世，立即被读者传抄，声名远播。作品在当世即拥有了大量读者，文人相互品评作品之风也随之兴盛。魏晋以后，读者评论蔚为风气[31]。在品评之风盛行的环境中，《世说》的读者选择过程完全有可能伴随各类品鉴，包括口口相传、书信往来乃至意见领袖的推重等。这种读者自发形成的品评是确立权威抄本或通行本的一种重要方式。
2.4.3 读者自发校勘
读者传写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传抄错误。书名不一，卷数不一，篇第不一，都是传抄的结果。错字、漏字、改字等异文现象更是常见。《世说·赏誉138》：“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刘孝标注称：“柯，一作朾；又作仃；又作艼。”[32]这三字字形相近，明显是传抄之误。现存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与离其时间最近的现存宋刻本对照，就有数十字不同，且多出了五百余字，更有部分文字，其他存世刻本均无[33]。
既然差错不可避免，校书就成为必需。自汉至唐，校勘在藏书或阅读中十分常见，对传写起着一定的规范作用。政府制作或复制书籍，常规做法都是先校书，再复制[34]，这一规矩早在西汉刘向校书时即已形成[35]。隋唐官府所藏《世说》，同样也会走这样的流程。校勘并不仅是政府行为，民间同样如此。最早为《世说》作注的史敬胤就是第一个认真的校勘者，刘孝标在作注时更是“广校众本”[36]。梁陈以来，在《世说》的传写过程中，读者中的有心人一直都在自觉地进行校勘。自刘孝标、顾野王至汪藻、黄伯思，校勘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出版学观点看，在面向公众传播的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定本的提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读者传写中，如无一定规范，极有可能造成作品传播的混乱。但事实是，汉唐时期的读者通过对署名权的认定、自发的评论和校勘，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作品的有序传播。
2.5 著作权：独重署名权
《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包含两个部分：人身权和财产权。署名权属于著作权法中的人身权，最为重要。没有署名权，就谈不上财产权，可以说，署名权是著作权的基础与核心。作者出售他的作品，有权获取报酬，他人要想复制和使用，既应取得作者的同意，也应支付相应的报酬。这些观点，在今天的人看来天经地义。但在中国的抄本时代，公元3—11世纪，人们对著作权的看法与今天有很大不同。简言之，无论作者或读者均只有署名权观念，没有财产权观念。
读者传写过程中，《世说》原本和注本的署名均明确标为刘义庆和刘孝标。《世说》自面世始，就广受读者欢迎，传抄者众多，但作为作者的刘义庆以及作为注者的刘孝标，却从未获得到过任何经济上的利益。没有人支付给他们稿费，更无版税。这种现象在抄本时代十分正常。中唐时期，白居易、元稹的“杂诗”十分流行，扬州、越州一带，有人复制他们的作品并售卖[37]，元、白二人与这些售卖者全不相识，也未从其手中获得任何收益。白居易更认为他们私自售卖的那些作品，讹误频频，于是自己抄写复制了几份文集定稿，放到几处佛寺中，任人传写，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而不是要从中获取经济收益。
抄本时代，作品完成后，主要通过读者传写传播开来，作者要的是名声，而非金钱。在著作权领域中，作者独重署名权，漠视财产权，这种观念直至刻本时代依然占据主流。
2.6 书商参与程度低
研究出版，需要考察出版机构或书商。那么，抄本时代的书商是何种状况？《世说》在抄本时代是一本热门书，传抄者众。以现代出版眼光看，这种热门书必会成为出版社或书商争抢的对象。但在《世说》的出版过程中，却找不到书商的身影。刘义庆直接向社会提供了定本，读者自己买纸抄写书稿，这其中均不需要书商。书商有可能参与抄写复制，但也找不到任何资料证明。可以说，《世说》的出版，从现有资料看，书商几乎零参与。那么，抄本出版中，书商处于何种地位？当今学界常常引用北朝《阳五伴侣》和唐代元白诗作之例，说明书商售卖书籍。但我们注意到，在这两个例子中，书商与作者根本不产生如今天那样的出版关系，元稹、白居易与售卖者毫无关系。北朝有书商抄卖阳俊之的《阳五伴侣》，书商当面见到阳俊之，却不认识，且称其书的作者名阳五，是“古之贤人”[38]。在这两个例子中，《阳五伴侣》、元白诗作均为当时的热门作品，但书商与作者全不相识，均为私下复制售卖，作者未获任何收益，而且，作为作者，白居易对书商明显持反感态度。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明，在创作领域中，书商没有什么地位。在读者领域或书籍流通领域中，由于读者传写的盛行，书商的作用也不会大。以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抄本时代，书商在书籍出版传播领域中的参与程度比较低。
3 结 语
书籍的公众传播方式是出版活动的核心问题。抄本时代，书籍的主要传播方式为读者传写，以此为基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抄本出版的独有特征。
从现代出版观点看，读者传写就是复制，由于传写不需经作者同意，也不给作者报酬，算得上是一种盗版行为，但处于抄本时代的汉唐人，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均视此现象为当然。抄本时代的作者重名不重利；作者直接向社会提供定稿；读者自行传写；自觉校书；书商参与度低……这些都是中国抄本出版的特有现象。同样，传抄极易造成定本的不确定性，出现书名不一、卷第不一和异文现象等。作品面世后，如果是热门书如《世说》，较之一般书籍，由于抄写复制的本子多，卷次不清和异文现象会更为突出。如果不是热门书，则通过传写方式能保存下来的抄本就较少，极端者，书籍的亡佚会不可避免。这些都是读者传写不可回避的问题。
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最困难的是理解并还原当时的历史境况。对于抄本，书籍史、文献学界均不陌生，但抄本出版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原因概在于：汉唐时期抄本书籍的出版情况与宋以后的出版，与西方抄本时代的出版均有很大差异。也正因为此，2003年，出版学家林穗芳先生就指出：“有关古代抄本出版的情况我们目前所知甚少。”[39]时至今日，已有不少出版史论作论及到了抄本出版问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40]。但总体来看，多数研究囿于文献学和书籍史视角，侧重于罗列书籍种类和版本流传，或者抛开出版流程，单纯谈论书籍的编辑，读这样的论作，总有隔靴搔痒之感。笔者着力梳理《世说》的出版传播过程，目的就是想证明，我们可以拿现代出版的观念来看古代，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世说》并非偶然和个例，抄本时代处处存在读者传写现象，只有承认这一现象，才能真正触摸到抄本出版的内核。
注 释
[1][39]“西方学者一般把古代出版史划分为抄本出版和印刷出版两个时期。” 林穗芳.有关出版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出版史料，2003（2）：107，112
[2][3]“《世说》所录人物，以秦末陈婴母（《贤媛一》）入之篇，次以武帝时之郭舍人（原作东方朔，误。《规箴一》），次以元帝时之京房（《规箴二》）、王昭君（《贤媛二》），次以成帝时之班婕妤（《贤媛三》），下至宋初谢灵运（原作傅亮，误，《言语》一0八）而止。”“（《世说新语》之名）极盛于宋代。”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再版序”13 （笔者按，各类《世说新语》笺注及相关研究文章中，以杨勇的统计最为仔细）；“卷前”1
[4]“《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梁豫州刑狱参军刘峻注为十卷，采摭舛午处，大抵多就证之，与裴启《语林》相出处，皆清言林囿也。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说澡豆事以证陆畼事为虚，亦云‘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 不知孰更名之。盖近世所传。”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106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儒家”：《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张舜徽认为，这六十七篇是刘向“所自为之书”。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123-124
[5]“黄伯思《东观余论》谓，世说之名，肇于刘向。其书已亡。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 四库全书研究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1836
[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前言”1
[7][24][32][33]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1，248，435，“卷前”4
[8]（梁陈之间）的顾野王：“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 （汪藻《世说叙录》）。 世说新语（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13 “《新书》之名，当起自梁、陈之间。”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1
[9]日本学者神田醇基于汪藻的《世说叙录》，判断“世说新语”之名可能出现于五代宋初。见罗国威.《世说新语》辞典序[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75
[10]刘义庆本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 宋书（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74-1475
[11][1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53，53
[12]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12
[14]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08-110；张叔宁.“纂缉旧文”与“自造”新文[J]．明清小说研究，2003（4）：5；刘强认为，《世说》有虚构和杜撰，是在文献可征基础上的“二度创作”。见刘强.《世说》学引论[D].上海：复旦大学，2004：19-21
[15] “《世说》成于众手，刘义庆出刺江州之时也。即元嘉十六、十七年之间（438、439）。”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3 “刘义庆率一大批‘文学之士’从元嘉十年开始抄撰，直到元嘉二十一年（444）去世。”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12
[16]周祖谟为《世说新语笺疏》所作“前言”中认为，史敬胤为南齐人：“汪藻在《考异》中所录敬胤书共五十一条，其中十三条无注。案敬胤事迹无考，据‘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一条注文，知与卞彬同时，当为南齐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前言”1，杨勇在“自序”中认为，史敬胤为齐梁间人。在“卷前”中，引刘兆云之说，定史注成书时间约在齐永明中。当在公元485、486年间。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自序”6；“卷前”3
[17]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撰著时间考[J].古籍整理学刊.2009（1）：19-21
[1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凡例”2；另据赵建成统计，刘孝标《世说注》共征引古籍475种。见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考略[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3
[19]“八卷、十卷分行，至于唐世，遂二书合行，通为十卷。”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卷前”1
[20]《世说·文学57》“僧意在瓦官寺”条刘孝标注：“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广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意。” 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1
[21]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日本明治十年（1877）发现于京都东寺，后割裂为五，分藏五人。罗振玉设法使分者复合，并于民国五年（1916）影印。该残卷起于“规箴第十”，终于“豪爽第十三”。其中，“规箴”24则，“捷悟”7则，“夙惠”7则，“豪爽”13则，共51则。
[22]世说新语（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13-617
[23]“读者传写”观念最早由刘光裕先生在2004年提出。详见刘光裕《抄本时期书籍流通资料》，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5]陆云《与兄平原书》：“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迄十一。当黄（潢）之。书不工，纸又恶，恨不精。”见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71
[26] “诸葛（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门人刘曒集而录之。”梁书（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87：744
[27][28] “上官昭容名婉儿，西台侍郎仪之孙也。……婉儿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婉儿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之。……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 “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旧唐书（卷51； 卷166）[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75，4358
[29]梁有《陶潜集》五卷，隋有《陶潜集》九卷，唐有《陶渊明集》五卷，《陶潜集》五卷，《陶潜集》二十卷。分别见《隋书·经籍四》《旧唐书·经籍下》《新唐书·艺文四》。
[30]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有宋庠（996-1066）所作序录，序录中，宋庠指出：“今官私所行本，凡数种，与二志不同。”他自己就藏有数十家陶集的本子，且搞不清楚哪一种是原本：“卒不知何者为是。”宋庠语见胡旭.先唐别集叙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77，378
[31]陈静.抄本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者、读者和作品[J].出版科学，2010（2）
[34]“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既归主。” 隋书[M]（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3：908 “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征相次为秘书监，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 旧唐书[M]（卷46）.北京：中华书局，1975：1962
[35]陈静，刘光裕.刘向校书对古典出版的贡献[J].出版史料，2004（1）
[36]《世说·文学57》“僧意在瓦官寺”条，刘孝标注曰：“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广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意。”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1
[37]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贾于市肆之中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资料丛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1
[38]“（阳）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陈副、尚书郎。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有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 北史（卷47）[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