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立春的诗范文1
一、多种形式让幼儿体验、感受散文诗的意境美
意境，就是文学艺术作品中通过形象描写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幼儿的思维直观、具体、形象，活动带有较强的情绪色彩，在散文诗教学中，如果一味地让幼儿学习掌握优美的词句，幼儿就会感到索然无味，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多种形式让幼儿体验、感受散文诗的意境美上。
如新授散文诗《春天是一本书》，活动前带领幼儿到大自然中寻找“彩色的春天”、“会笑的春天”、“唱歌的春天”，多方位感受春天，并引导幼儿与小伙伴们相互说一说；教室内主题墙上布置“彩色的春天”（黄的迎春花、红的桃花、绿的柳叶、白的梨花……）、“会笑的春天”（小池塘的酒窝、小朋友的笑脸……）、“会唱的春天”（春雷、春雨、燕子、青蛙……），让幼儿犹如在一个童话世界里，直接感受到散文诗中的意境美；活动中让幼儿观看多媒体课件（优美的音乐、动人的散文诗语言、鲜明的形象、迷人的画面……），在视听结合中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去进一步感受作品的丰富意境，幼儿注意力集中，思路开阔。
又如散文诗教学《春节是个百音盒》，活动开始，结合挂图通过谈话帮助幼儿回忆过春节时的热闹情境，唤起幼儿已有的关于春节的感受，尝试让幼儿通过从各自的理解出发表述对春节的认识，进而激活幼儿的思维，激发幼儿的兴趣，在初步欣赏的基础上让幼儿观看精心设计制作的形象、生动、快乐、有趣的课件：伴着“叮当叮当”的响声，圣诞老人的礼物车还没走远；“噼啪噼啪”声中烟花和爆竹、“哗啦哗啦”风中舞动的春联、“咕咚咕咚”锅中翻花的元宵和水饺让新春的气氛浓浓的；“咔嚓咔嚓”声中小河不停地打开透明的冰窗晒太阳；“嘻嘻哈哈”是孩子们欢快的笑声。在视听结合中，让幼儿进一步感受散文诗的意境美，帮助幼儿在脑海中建立了有关春节的立体的印象。
有时还可以游戏的形式让幼儿体验、感受散文诗的意境美，如散文诗教学《捉迷藏》活动中，根据教学内容创设相应的情境，再根据教学内容让幼儿分别扮演相应的角色（黑夜、太阳、绿色、白色、黄色、蓝色、红色等），在这种氛围中，让幼儿直接感受到散文诗的意境美。
二、寻觅散文诗的语言亮点，以幼儿乐于接受的方式丰富给幼儿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要“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并通过多种活动帮助幼儿加深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散文诗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幼儿的语言能力，教师要善于寻觅散文诗的语言亮点，然后以幼儿乐于接受的方式丰富给幼儿，让幼儿创造性地运用到生活中去。
散文诗《春天是一本书》，运用比喻的手法赞美春天。第一自然段围绕“春天是一本彩色的书”出现了第一组排比句：“黄的迎春花，红的桃花，绿的柳叶，白的梨花……”；第二自然段围绕“春天是一本会笑的书”出现了第二组排比句：“小池塘笑了，酒窝圆又大；小朋友笑了，咧开小嘴巴……”；第三自然段围绕“春天是一本会笑的书”出现了第三组排比句：“春雷轰隆隆，春雨滴滴答，燕子唧唧唧，青蛙呱呱呱……”。这三组排比句意境优美，句式结构工整，语句浅显易懂，是幼儿学习的好素材。教学中，我们借助图夹文的形式，让幼儿有重点地说出图片的内容，然后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念一念，在进一步熟悉诗歌内容及结构的基础上，模仿散文诗的句式，将各自有关春天的经验用图文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仿编诗歌，通过本活动，幼儿不仅理解了散文诗的内容，感受了散文诗所表现的春天的美，而且还掌握了散文诗的句式，有效提高了幼儿运用语言的能力，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经验，同时体验到与同伴共同学习的快乐。
三、给幼儿自主仿编的空间，以支持、鼓励的态度引发幼儿仿编的积极性
有关立春的诗范文2
关键词：小学古诗词 教学 培养审美情趣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3（c）-0119-01
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教读古典诗词，应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学生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读古典诗词时，必须指导学生在咀嚼、体会、感悟和创新上下功夫，放手让学生自主诵读，从整体上去感知诗词的音乐美，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步入诗的意境，最终获得思想的启迪，达到积累祖国语言、提高审美情趣的目的。
1 多氛围启发想象，感知美的画面
诗和画虽然有某些共同的审美特征，但是，画是视觉艺术，诗是语言艺术。画是用线条、色彩、形体、构图等来表现的，具有直观性；诗是用语言描述的“无形画”，具有间接性。因此，教师在古诗词教学中必须通过语言这个媒介，启发学生去想象，才能使学生感受诗中的画面美。如《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诗人着眼于小池，抓住泉眼、树阴、小荷、蜻蜓等景物的特点，用清新活泼的语言，描绘了一幅静谧、温馨而富于生机的“泉池小荷”图。
如何启发学生们的想象，让学生感受古诗中的画面美呢？第一，教师应注意语言，语言要生动，形象，老师叙述生动的故事能让学生感受到美丽的画面。第二，教师要从生活当时提取有用素材。如《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老师可以让学生想象自己的心情愉悦时放声歌唱的快乐场景，生活中捉蜻蜓的感觉，使学生能出现诗中描绘的美好的画面，让学生感受诗中美好的画面。第三，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感官去感受景物。第四，教师要善于运用幻灯、绘画等辅助手段帮助学生感受诗中的画面美，加深对诗的理解。
2 多角度体会情感，领悟美的意境
所谓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所呈现的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正如古诗词，诗人往往将自己的感情，愿望，希望赋予在对客观事物的描述，使自然的东西一样也有人的感情，从而创造是艺术领域的融合。怎样指引学生体会并领悟古代诗词中美的意境呢？详细来说的话，有两点是需要我们做到的：首先，在教学中，教师需要以情动之，教师在授课之时要自己先进入那种意境中，用自己的感情激发学生的感情，让学生情感的脉搏得以奏响，与教师一起融入伤感或者快乐的情境里。这些都需要教师从动作，或者语言，或者表情上都要富于感情，切忌面无表情、无动于衷的一般讲解。其次，教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需要根据不同特点的诗词，从具体的文字语言着手，启发学生体会诗中所表达的感情。
3 多形式品析词句，把握美的语言
古诗词用词非常精练，一字一词都经过作者的千锤百炼。电教媒体能克服时空限制，通过形、声、光、色等形式，将抽象的语言文字转化为直观、形象、具体的视听文字，这样有利于学生抓住诗中的诗眼或者含义深刻的词语，反复推敲、理解，体会语言文字的妙处。如《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中的“生”字用得十分绝妙，但仅凭教师口头讲解，学生始终难以体会，而运用录像恰当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教学时，教师先提问：“生”字是什么意思？诗人为什么不用“升”而用“生”呢？紧接着引导学生带着问题观看录像：画面上，草木葱茏，苍翠欲滴，危峰兀立，山峦叠嶂，而香炉峰此时正被烟雾笼罩，在阳光的照耀下，一团团紫烟不断从山谷中升起，景象美不胜收。学生积极思考，观察，很快从香炉峰云不断上升的动态画面感受“生命之美”，含有“产生”意味着香炉峰总是处于云雾缭绕之中。这样，学生不仅理解了语言文字的表层意思，而且把握了语言文字的深层含义及其精练的美。
4 多启发探求理趣，理解美的哲理
古诗词固然以抒情见长，重在以情感人，但其艺术的魅力总是与思想的光辉水融的，因而更能震撼人心，益人神智，令人久诵不厌。正是那些在理智上独见机巧、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诗词，在鲜明生动的形象中蕴含着“理趣”，闪耀着真理与智慧之光，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力量。这就是诗词中的哲理美。诸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些蕴含哲理的妙语佳句，是人类生活经验提炼的结晶，放射着自然辩证法的光芒，具有丰富的美感作用。教学这类古诗词，对于诗词中的哲理不宜生硬灌输，而要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在头脑中再现艺术形象，借助形象领悟自然的规律、人生的真谛，获得奋进的力量，唤起对“美”的追求。
5 多策略链接拓展，积淀美的文化
之所以说古诗词和学生举例遥远，因为有大量的诗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造的，这就对学生的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一个考验。在学习诗歌之前要阅读，收集大量的诗歌和相关的材料，为了更好的和更深入的了解。在这些一次次的积累中，学生的语言技能和理解的理解逐步厚重起来。一首古诗词学完之后，就可以把更多知识做相关链接。如学完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以后，教师可以让学生拓展学习苏轼的《立春》词，词颇有趣味：“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与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全词中用了七个“春”字，首句都是从立春的习俗发端。“春牛、春杖、春幡、春胜”，都表示了春天来临的气息，勾画出作者慕春惜春之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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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小说集《毕业前后》与长篇小说《校花们》，应该归入青春校园题材，后者朱家雄有送过我，记得我曾试着推荐给影视公司改编来着。他是写校园与青春的作家，通过他的作品我读到了70后作家的经验与反省。
他的随笔集《未名湖畔的青春》收入了他各个时期的短文，读下来总体印象是他以一个作家的视角对北大与当下文化、文学、诗歌进行了一个散点式批评与观察，他好像做过文化记者，带有强烈的文化调查与思考的习惯。
他在寻找事物的真相，但并不越位，他只是客观记述，或者发出他委婉的感叹。他的写作划定在个体性的体验，这是一部文化体验式的书。
朱家雄的自序：《有关青春的总结陈词》，他说得很清楚：“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这本书是跨越时空的，他在这个时空里写下了“北大校园的风景”、“成长路上的感悟”、“以梦为马的旅程”、“诗歌与青春同在”、“漫卷书香的光阴”、“两代新锐的崛起”等六辑。他的文笔活泼，保留了青年沈从文式的湖南人看北京的天真与纯朴，把我带到了那个白衣飘飘的贫乏年代。青春是所有人的证词，青春远去，记忆的文字印在纸上，晃若隔世，又亲切如昨，死亡的是诗人海子的年代，重生的是文学的光芒，以及他原汁原味的青春证据。
写作并不需要有多少理由，写下就是对世界的表态。在他这里写作好像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写小说，写诗，他还编选了70后代表作家小说选集，他试图对70后这一作家群体进行梳理与总结，也得到了关注。
朱家雄在我脑子里的印象是一个儒家气息浓厚的青年，说话轻言细语，表达严谨，时有思想闪烁，其写作也相当勤奋，但他不是一个高产作家，显然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作品并不轻易出手。
这本书是他主编的“尚品书系”中的一本，其中还有诗人李少君一本《文化的附加值》，属于文化随笔系列，装帧素雅，与朱家雄这个作家沉静的个性保持一致。他的文化视野宽广，散发一种内敛的审美，他试图向心灵寻找证据，过滤掉了时代的喧哗，留下了精神的宁静与个体的反省。
他在《寻找诗意》一文中写道：“这是一个丧失了诗意的时代。”他的无奈隐藏在字里行间，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青年，他的感伤是即时性的，他在此文中描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图景：“我们在生活中所要寻找的真正的诗意应该散发着古典的气息，是趋于田园的，并且能显示出天人合一的倾向。让我们用双眼在城市中随时发现着，让我们的心灵像天鹅一样腾空而起，凌驾于城市上空。”朱家雄的观点我基本赞同，他是以古人为榜样的青年，心中有净土，所以其文字也显出了空灵的理想之美。
这是一本“像天鹅一样腾空而起”的书，有天空，有白云，有天鹅飞过，也有片片羽毛散落在湖畔。“湖畔”本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概念，湖畔诗人（The Lake Poets）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较早产生的一个流派，20世纪初中国新诗中也出现了一个湖畔诗派。中国文人愿意把肉身放置在湖畔，或许与湖水有关，与清风明月有关，与清朗有关。
那么“青春”是什么呢？是一个带有事故意味的词，成长与感伤是其主基调。朱家雄的青春是浪迹北京的青春，是上世纪90年代文化中国的青春。他把他的活动领域划到未名湖畔，与当年一代文化浪子有相似的历史，不过时生了结构性转型，浪漫主义被残酷现实取代，诗意退到了博雅塔里去了，空留一池湖水供人游玩与凭籍。游玩变成了文化的主要功能，而凭吊我们寂静的文化，向往古人的生活方式，朱家雄的乌托邦文化理想让人有心痛之感。
《未名湖畔的青春》――一代文化青年的青春凭吊。
本雅明在《经验与贫乏》一书中评论到荷尔德林的两首诗时，他说：“一种――我们无从得知其内在源泉的――美，不是在塑造诗人的形象，而是使之解体，其程度且不亚于对上帝形象的解体。――而且诗人的勇气还奇异地建立在另外一种陌生的秩序之中，即与生者的亲缘关系之中。”朱家雄同时是一位隐秘的诗人，他的诗我多年难以看到，最近才在《中国诗歌》杂志上看到其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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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古诗的教学，对于小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培养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发展个性，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小学语文古诗教学是个难点，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基本上是一个路子教学：老师讲解，学生识记，最后背诵。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来试图改变这一局面：如创设情境教学古诗，利用音乐欣赏古诗，进行美的古诗教学研究，利用网络进行古诗教学，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等等，但总觉得这些教学模式内容丰富，但只留于形式，这样的模式教学，也只能是强硬地灌给学生一些知识，而学生的自学能力得不到培养，更何况中国的古诗诗情画意充满了美感，这种模式教学却又让学生失去了那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反思过去，我们说小学语文古诗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重视学生的自主性，重视以读为本，读中感悟，使学生终生受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思想，有感情，有独立的人格，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命体，都蕴藏着独立学习的巨大潜能。古诗的教学就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要放开自己，放开学生，让学生自主探究，深切体会古诗的意境美、语言美、音韵美和形象美。同时，新课标也强调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这种古诗教学模式启发学生自求自得，自主探究，让学生在语文古诗教学中，能力与素质得到全面发展与提高。
课堂是片沃土，当你播下一粒种子后用心浇灌，它定能生长得郁郁葱葱。
教学《春之古韵》中杜牧的《江南春》时，一个学生突然提出：“为什么用‘酒旗风’来表现江南的春天呢？”这个问题提出后引起其他同学的认同，“莺啼”“绿映红”“烟雨”都是江南春天富有代表性的景物，而“酒旗”与春天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作者为什么要用它来表现江南的春天呢？
问题提出来了，我没有丝毫准备，那就先听听学生的观点吧，我将这个问题转给学生。有学生说：“江南酒肆多，作者到江南一看到处是酒肆就随手写进诗中。”此时，有学生提出反对意见：“诗人写诗怎么可能随便写呢，不是经过千锤百炼，也是反复思考过的，就算是随手写来，也必定是有感而发。”
又有学生说：“酿酒要用粮食，江南是鱼米之乡，酿酒的原料丰富，所以酒肆就多，作者用‘酒旗风’写出了江南的富庶。因此，这首诗中的‘酒旗’虽然与春天无关，却能给我们留下江南春天美丽、富庶的印象。”
这个想法很有见地，我当即表扬了这个学生，并补充：“唐代是我国古代经济比较发达的朝代。作者生于晚唐，经历了贞观和开元盛世时期。此时，唐朝国家强大，经济繁荣，使酿酒业有很大的发展。因此，江南很可能酒肆林立。”
又有一个学生说：“作者要表现的是整个江南的春天，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只能抓住江南最具代表性的景物来写。‘水村山郭’‘酒旗风’虽与季节无关，但它们都是江南的地域特征。”
学生的发言让我欣喜不已。
这时，又有学生站起来说：“作者写江南的春天提到‘酒旗’，可见诗人是爱喝酒的人，不然他为什么不写别的单写酒肆门口的酒旗呢？”
这个学生的话引起一片笑声，这不正是引导学生探究的好机会吗？于是，我便启发到：“不错，杜牧的诗中的确有很多作品涉及到‘酒’，你们想想还有哪些是你们熟悉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学生很快吟出了脍炙人口的《清明》，又想到了“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我还借机让学生找了一些唐诗中以酒为题材的诗句，这下一发不可收拾，学生思潮涌动找到了很多。
例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等。
有关立春的诗范文5
[关键词]诗歌；地理教学；课堂气氛
一、运用诗歌增强记忆效果
在讲授《长江》一课时，可用诗歌降低记忆长江支流名称的难度。如对于金沙江大渡河，可用“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来讲解；讲我国的省区市划分时可用“三北两广两宁山，五江四南藏蒙川，陕甘青贵福吉安，港澳重天上台湾”来记忆；《黄河的治理》“地上河”部分的教学中，对“地上河”最形象的说明是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这样的歌诀琅琅上口，学生很容易掌握。
二、运用诗歌将知识化难为易
地球的形状和运动规律的知识比较抽象，若能在利用教具演示之外，再引用“地球形状稍扁圆，绕日运动叫公转，公转一周是一年，光照地球有直斜，形成五带分冷暖，公转地轴斜不变，春夏秋冬去又还”、“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等诗歌，就可以形象地描绘出地球的形状和运动的性质，这样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重点，且化难为易。再如用“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来说明地形与气候的关系，将抽象的理论概念变得直观形象，即随着地势的升高气温就会逐渐降低，山上山下的春天各有早晚，自然桃花开放的时间也各不相同。而“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和“五原春色归来迟，二月杨柳未挂丝”虽然都是描写二月（农历），但物候景象却大相径庭：江南已是草木青翠、百鸟鸣唱的世界，堤岸上的杨柳正陶醉在春风博物之中，若隐若现，而处于北国的五原县却春风未度依然空寂萧条。通过物候的对比，使学生掌握我国南北气候的差异，化难为易。中国地理《西北地区》有关本地区植被特征的描述是这样的：在贺兰山以西的内蒙古西部、新疆两大盆地，由于降水越来越少，草原上的牧草也越来越矮小、稀疏，逐渐成为荒漠。为了加深学生的印象，我引用诗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来说明祁连山和河西走廊西部气候干旱，是杨柳都无法生长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三、运用诗歌深化教学内容
如“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把大戈壁飞沙走石的场面描绘得形象生动；“海潮随月大，江水应春生”把海潮及河流涨落规律生动地刻画出来；“四季无寒暑，一雨变成秋”是昆明四季如春的写照；“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是气候随高度变化的垂直地带性差异； “上山云里钻，下山走河边，对面喊得应，走路要一天”的民谣描述的是横断山区岭谷相间、交通困难的状况。这些诗歌易读易记，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也丰富和深化了教学内容。
四、运用诗歌活跃课堂气氛
例如讲解《长江的开发》“水能宝库”时，我先让学生通过小组内读图、分析讨论、合作理解，找出长江“水能宝库”主要位于上游河段。此时，我不失时机地追问：“为什么长江上游河段水能资源如此丰富？”学生结合识图，经过小组内的短暂讨论，得到答案：“长江上游河段水能资源丰富，是因为处于一、二阶梯与二、三阶梯两两阶梯的交界处，所以河流的落差大，水流湍急，水能资源丰富。”进而，我继续启发到：“三峡水能资源巨大，大诗人李白也曾有诗为证，想想是哪首诗呢？”话音刚落，学生们热情洋溢地齐声朗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时我也被同学们高涨的热情深深感染，补充说：“早在1956年，就有要在三峡处建立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规划，有《水调歌头游泳》诗词为证。哪位同学知道，诗词中的哪些句子，体现了要在三峡处建立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这时，一位男生举手站起大声朗诵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样的课堂，气氛活跃，实现了真正的双边教学。
五、运用诗歌陶冶学生的情操
有关立春的诗范文6
近百年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已经累积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与研究史料。勇于趋新者，理论至上，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而从某种角度来说，理论是升华了的东西，必须有深厚的“根基”作为滋养，离开文学文论有血有肉的“根基之地”，就容易形成一种缺乏经验研究的真空状态；而怯于趋新者，宣称必须坚守古人的表达方式，推崇经验万能，拒理论的介入于千里之外，可是这样一头扎进无限丰富纷繁的研究细节中去，更多的时候是生发出一种“望洋兴叹”式的怅然自失。离开理论“精气神”的指引与提升，似乎又回到传统的研究状态中去了，作为一种学科建制或言说方式的文学理论由此失去了它的理论层次，也缺乏某种研究深度与高度。故此，如何对待“趋新”与“承旧”，如何在趋向国际化学术话语和固守传统学问的偏好与分歧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处理好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关乎文学理论研究的方向性问题。易言之，如何根据中国文本实践与表达方式的具体特征提炼理论概念，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更为贴近历史经验，从而建立或生发具有活力的学术传统，是从事文学或文学理论研究者始终面临的学术难题。
就古代文论研究来说，研究的突破口最主要的就是在思考力的培养上，这样读西方学术著作，特别是读其理论著作显然比读中国线装书来得更直接更容易。李春青教授拒绝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那套做法，那种从低到高建筑金字塔式的用一个中心、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去讲述中国古文论问题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抛弃这种做法，不仅是因为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主义者已经主动放弃了这种传统理论走向，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形式本身不适用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对象自身的特质。李春青教授认为，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新的哲学传统为“平台”建构新的文学理论，首先就要抛弃那种“概念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将文学现象看作永远处于流动、生成、演变过程的活动，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物。可以说，古代文论最有希望的研究之路仍然是“趋新”与“承旧”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有时候需要将“趋新”的一极向“承旧”的一边靠一靠；有时候又需要将“承旧”的一极向“趋新”的一边移一移。
二、“中国文化诗学”的苦索者
学问之道，盖缘于天性，成于勤奋。李春青教授从大学时代即对理论研究充满兴趣，彼时已经发表几篇学理性很强的理论论文，特别是大四之际在部级刊物《文学评论》1982年6期上发表《浅谈美与善的关系》，无疑对李春青教授后来走向理论研究之路给予了莫大的鼓舞。钱穆曾言：“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钱穆论学书简》）自1985年以后，李春青教授多年以来一直跟随著名文艺理论大家童庆炳先生进行学术研究，又身处高等学府北师大执教，且兼有优秀学术团队“文艺学研究中心”诸位名家学者在学术上切磋磨荡。可以说，李春青教授良好的理论研究素养、治学的勤奋，加之得天独厚的研究平台和便利的学术信息渠道，使三十年以来的文学理论研究一直站在学术理论前沿阵地，实际上也一直行走在理论研究的高峰上。
李春青教授早期出版的几本“专而细”的“小书”，都是从文艺的微观层面入手而写得极其精细的著作，如《艺术直觉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艺术情感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美学与人学――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超越》（法律出版社1991年）等，均是彼时风行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思潮下的产物，此时对弗洛伊德、荣格、苏珊・朗格、萨特、弗洛姆等人的理论，特别是对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美学有广泛而脉络性地研读与把握，没有深入的体会也是无法形成令人信服的学术专著的。令人注意的是，几本小书涉及诸多相似相近的理论概念，作者均用严谨规范的学术语言加以界定与区分，并且很自在地将复杂问题用朴质清朗的语言和恰切的例证表达出来，由浅入深，使人无不通晓显明。以笔者的理解，此时对经典理论的研读与理解，奠定了后来做学问的基础，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背景因素：其一，早期文艺学心理学的学术训练，造就了作者极强地透视文本中蕴涵的心理与精神的细微因素，无疑为后来的“文化诗学”阐释策略讲求在文本、体验和文化语境之间穿行提供了贯通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文艺心理学”研究思潮主要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而引发人们对文学反映论的反思，为了清理过去僵化的文学反映论的学理缺陷，学界在寻找一条有效而迂回的阐释策略，就是转入文艺心理学领域去寻找学理资源。多年的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无疑培养了理论的革新意识和研究问题的批判精神。其二，对经典理论的偏好。此时熟读马恩文选并读费希特、马尔库塞、霍克海默等人的理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似乎在寻求研究理论的突破，如书中所称“是试图以此作为理论依托工具或思想根基来批判或反思其他形形的西方美学思想”。①人爱其同类，对经典理论家的偏好，“爱之者其思深”，显示了比较纯正的思想资源、抽象思维及其推理的严谨。另外这些经典理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预设，甚至成功进入后期研究方法的研究视角和问题的切入点。如马克思关注“社会中的人”及“价值”学说，无疑对随后的“文学价值学”研究进程进行了深入地推进，特别是“社会中的人”首要含义是人的“群体性”，只有在“群体”中人的“个体性”才是可以成立的，这种“社会中人”的主体纬度使后来的学术研究特别关注“集体主体”，也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内在价值观念建构者――处于某种相对独立性的社会阶层或社会集团。贵族阶层、士人阶层、文人身份、名士之流的文化价值观和趣味观念均成为后期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切入点，相对而言，这种理论视角也具有更强大的理论包容力、穿透力与研究气场。
《文学价值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随后的博士论文《乌托邦与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均处于李春青教授学术路向的转折期，特别是博士论文的写作基本奠定了后期的学术走向，此时“中国文化诗学”的研究构想业已萌芽。由早期偏重西学资源的论述，转向中西并治而尤重中国学问，也由多年以来在童庆炳先生指引下的文艺心理学研究路向调整到自己独立研究的学术方向。用“乌托邦”的概念和文学价值观的视角透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特别是研究其中若干代表人物，显示了很强的理论穿透力。论述尤为精彩处在于对儒、道、释以及诸子的文论文化“别具一格”的解读，这种做法不仅显示作者具备良好的哲学与历史知识素养，也显示出作者试图从先秦学术源头处立下学术根基的论学立场。以我的理解，此种学术路向也是后期学术研究成功的关键因素：绝佳的哲学和历史知识素养，使从事文本研究时重建“历史语境”（文化空间）成为绝佳的条件；而从学术源头处用力打下立脚基础，循流而下则事半功倍，后期研究下游之学自然也易辨清浊。《论衡・谢短篇》云“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说的是知古不知今，则多流于迂阔；但知今而不知古，则恒失之空疏，而李春青教授治学兼备古今之学而并重，故能成其大。用以赛亚・伯林的说法，李春青教授读书涉猎博杂而且研究课题多变，似乎是一位“狐狸型”学者；而在理论研究的建构和解决问题的路径上，同一类型的题目、同一个大问题思考达数十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却是一位典型的“刺猬型”的学者，简言之，就是用“狐狸型”的学术积累来做“刺猬型”的学术识断。如在《乌托邦与诗》中，对《诗经》的看法还仅仅停留在“自然价值观”阶段，对“趣味”、“文统”、士人阶层的“悬浮”状态等概念也是“点到即止”；而随后在《诗与意识形态》中着力解决的正是前书所遗留的《诗经》问题；对上述观念的梳理则直接留到《趣味的历史》“坠欢重拾”。
从1995年起，李春青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诗学的研究，并于同年为研究生开设“文化诗学”专题课。《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的出版标志“中国文化诗学”的初步“形成”，《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显示该研究构想走向“成熟”，而《趣味的历史》（三联书店2014年）则预示着“文化诗学”的实操性很强、体系更强也更圆融，也使得“趣味”观念的历史内涵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完整、系统而且逻辑连贯的整体解释。这几本专著分别是李春青教授在“宋代文学观念”“诗经”“趣味”等经典文本和专题性研究方面的精细研究。李春青教授采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构想显示出了擅长从宏观上的总体把握问题的能力，从高处俯瞰并把握问题的内在结构，从而引入所论述的问题，并使得出的逐条结论服务于总的思考框架，从而将无限繁复的研究细节或分散隐蔽的史料充分钩稽出来，编织成一个个令人信服的“文化诗学”图景，复杂而微观的表象得以呈现出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这种特殊的读通文本与贯通文本的能力，除了掌握大量文献史料以外，丰富的想象力与对文本内部结构的深刻体认都是不可或缺的助力。举例来说，如果说“敬”与“德”“诗言志”“诗亡然后《春秋》作”“诗大序”“郑玄诗学”等等，都是全书首要关注的散乱之“点”，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只要画出此类“散点”就“点到即止”，然而李春青教授顺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工具将之穿成了“线”，随后扩展成了“文化诗学”的“面”。对于李春青教授来说，真正关注的是如何由“散点”上升到“穿线”再到“聚面”，也就是如何将“点”连起来成为“线”，如何将文论文化观念描述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的文化图景。这里不仅需要显微镜式的细窥，更要上升到望远镜式的鸟瞰。书中对细节的研究大多紧扣着这条论述主线，或者说是被“线”所牵引而出的，细节研究所得的结论，也都能够服务于这条主线。如钱穆说“在下笔时，绝不能让枝节胜过了论述问题的大木大干”。（《钱穆论学书简》）另外在治理秦汉学术，特别是在其史料欠缺的历史时段，画“线”之前往往无法积累足够多的“点”，由“线”带“点”便成为进行较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手段。由“线”带“点”的方法还造成了全书的完整性。如果说前面几本书的论述习惯分上、下篇的展开论述线索，这样“散点”与“穿线”还略欠圆融，而《趣味的历史》则通篇完整，其学理与体系也更加自然天成了。
当然，李春青教授采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构想不仅在个体实践上取得了很大的实绩，而在由其主编、多人集体合作研究的几本比较厚重的系列著作，如《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和《先秦文艺思想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出版后也均获得极高的学术荣誉，“中国文化诗学”研究构想，由此也显示出在群体学术研究课题中的阐释活力。李春青教授对理论研究的追求，对“中国文化诗学”研究构想从思想幼芽到枝繁叶茂已逾二十余年矣，这种理论探索可参见李春青教授出版的几种理论论文合集：《在文本与历史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侧重探讨中国古代诗学意义生成模式和深层的文化逻辑，《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专门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存在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反思，涉及作者几十年以来从事理论工作遇到或反思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反思文艺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集中探讨了在“理论之后”的学术思潮下对理论自身的反思与研究。
三、“中国文化诗学”的实操方法
多年以来，李春青教授对“中国文化诗学”进行过多次地“正名”或清理概念的工作，做此种工作不仅是在为“中国文化诗学”寻求理论方法的合法性和本土根源，也在持续不断地为提升或强化此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层次而努力，其中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导论”部分对此方法有比较完整清晰的归结和表述，后在《趣味的历史》中对“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有过细致的论证。李春青教授强调，这种研究方法是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独特阐释理念与方法，它在中国本土既有悠久传统，又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学阐释路向。故此，可以说“中国文化诗学”虽然借用了来自西方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概念，但与之并不相同。“文化诗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有效的、灵活的、具有普适性也具有特殊意义的研究方法。它尽管借鉴了许多理论元素，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哲学阐释学、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美国新历史主义等等，但它不是一种理论体系或者纯理论性质的文本分析，或者说此法不立足于理论建构而仍然是侧重以文学文论文本分析为目的的实践应用。
以笔者的理解，“中国文化诗学”的研究立场至关重要，这就是对文化文本知识和意义的双重关注。不仅要梳理知识生成演变的客观逻辑，而且要寻求意义系统的当下合法性，甚至认为后者更为关键。此种研究立场可谓“文化诗学”的“灵魂观点”。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对文本的“意义系统”遮蔽不清，实际上，在中国，文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意义建构”行为。任何理解和阐释活动，无论看上去如何客观公正，如何拒斥价值介入，实际上都是对某种意义的选择与阐扬，或者借用伽达默尔的话说，是“视域融合”的产物，即“效果历史”。例如，古代文论话语，如飘逸、典雅、淡远、闲适、空灵所负载的本来是古人的审美趣味与人生体验，是最富诗意、最灵动鲜活的精神存在，然而它们一旦被确定为客观知识，并被一种科学主义的“求真”态度所审视时，就完全失去了它的固有特性，成为没有生命的躯壳。如果我们在承认古代文论话语的知识性的基础上将其视为一个意义系统，通过有效的阐发而使其还原为一种活的精神，那么我们就与古人达成了真正的沟通，“效果历史”就产生了：古人的意义也成为我们的意义，而这才是任何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②当然，正是因为关注“意义建构”行为，由此，“文化诗学”主要聚焦于研究分析文论文化中生产“意义系统”的“言说者”或“集体主体”，如贵族阶层、士大夫阶层、文人身份、名士之流以及现代知识分子、大众群体等等。实际上，从中国古代文论到现当代文学理论都与言说者――古代的士人阶层与近现代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认同意识直接相关。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文化诗学”的研究立场决定了“文化诗学”实际操作方法或基本阐释策略是在文本、体验、文化语境之间穿行。重建“文化语境”与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构成“文化诗学”研究的两个“轮子”或者说两个基本点。文本文论或某种思想总是基于某种具体的历史语境，是对当时某个时刻的历史和社会的文化资源、社会需求、通行的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思维方式等诸多文化元素的回应。文化语境的意义就是为研究对象置于一个具体的坐标系之中，使之成为可以衡量、可以把握的。重建文化语境，简单说来，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等等各类文化文本的“互文本”性质的深入分析，确定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文化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把握这个时期话语意义生成的基本模式――各种有着不同方向的“力”之间构成的关系样式。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文本的显著特征是文、史不分，政、教不分，认知性与价值性不分，哲学与道德不分，也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坚持“互文性”的研究视角才可以使研究获得合理性。这样以“追问真相”的传统学问手段，如版本、目录、校勘、训诂、传注、辑佚、钩沉等等，只在“考据”层面上才是可能。以传统经史子集为研究领域的学问要走向新的学术视野，要运用多种资源、多种文献、多种方法进行重建工作。而细致的“文本分析”，主要是关注语词的使用，特别关注文本语词所负载的意义世界。从文本的意义世界到文化语境，再从文化语境反过来看文本的意义世界，在这样的“循环阅读”过程中，文本意义就得到了增殖――这就是文化诗学最主要的阐释路向之所在。③实际上，上述两个基本点也是互相制约与互补的关系，如果过分专注于文本自身的内在结构分析，而忽略了文本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环境等因素，文本研究极可能陷入某种脱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纯形式主义研究，从而变成偏离历史语境的纯粹的逻辑推演；但是一味地寻求“历史语境”的重建，也容易造成“文化主义”或“历史主义”的决定论，偏离文学文论研究的主题方向，从而将原本自立的文学文论研究变成其他学科的附庸。
四、“中国文化诗学”的未来展望
李春青教授运用经典理论资源与经典文本或重要文本个案相结合展开著述，取得了效果显著的学术实绩。从某种程度上说，李春青教授的研究比较关注上层文化而忽略了普通人民，特别很少关心当时的物质生活，这点在《趣味的历史》中也给予了说明：“研究仅仅局限于主流文化或“大传统”的研究，而属于“小传统”的平民百姓的日常审美经验则不在讨论的范围之类。”④目前中国学界在此种研究路向的指引下，在现当代文学文论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从阐释的深度与高度上来说，还不及李春青教授在古代文论文化阐释方面显示出的理论活力。这样很容易让人误解“文化诗学”的研究构想就是秉持贵族文化或精英学问的立场。以笔者的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是“中国文化诗学”首要之义是关注“历史语境”的重建，特别重视“集体主体”的言说立场和身份特征，关注文本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而在目前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和历史情况，现当代文学文化文论领域仍然有不少理论仍然是不允许去书写与探讨，相对来说，也就很难重建清晰完整的“历史语境”与展开细致的文本分析。但是“文化诗学”如何将对古代经典文本的成功经验应用到对近现代文本、通俗文本，甚至大众文本的阐释上来，实现经典文本与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的确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摸索的事情。另外，古代经典之所以能够延续到今天，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触及文化史中的基本问题，牵涉现实生活的重建，甚至构成了文化思想历程中绕不过去的木桩。如陈涛认为，不同的思想家，不同的文本，根据其自身能力的差异，能够攀升到的超越性和自主性的程度存在高下之分。那些能够保留下来，作为“经典”被我们一代又一代反复阅读的著作，较之于其他著作，更具有这种自主性、更脱离历史语境。⑤就《诗与意识形态》来说，随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的文学观念的引入，学界充分强调《诗经》的“抒情感发”功能，假如抱着“同情与理解”的态度，在这个新的“历史语境”下也可以探讨另一个版本的“诗与意识形态”问题。
任何理论都不过是以特定视角进入研究对象的一种方式，而视角的宽广与偏狭程度决定了所论问题、观点和理论的有效性与普适性。“文化诗学”在实际操练的过程中往往蕴含一个争议很大的阐释立场：就是对研究对象和相关文本不去做价值判断。或者梳理文本内在的或深层的文化逻辑，或者揭示文本实际的文化功能，或者归结文学价值观生成的深层文化逻辑。此种考虑，或许有鉴于过去僵化的文学反映论与过激的意识形态批评所导致“价值”强制介入的惨痛教训。同时，目前“文化诗学”研究方法还融入不少清晰而悲观的看法，如《乌托邦与诗》揭示士人阶层产生“乌托邦”思想改造现实社会的“无力感”，《诗与意识形态》认为历史自身发展按照自己的残酷逻辑流动，而文化学术只是漂浮于它上面的泡沫。比较乐观地说，“文化诗学”将主体纬度引入，并加之政治与历史多重文本话语参入“历史语境”，孕育着可以构建一个能够回应社会现实的“理论期待”和行动力量。加强对本土社会现实的认知，寻找并积蓄新的思想资源，同时中国许多经典文献，如儒家典籍历来不仅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生活的主要来源，也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写照，文本中的“乌托邦”情怀和“意识形态”话语成分可以适当加入理论方法之中去。如何从文化文论文本中研讨其价值意义、寻找自我反省或参与社会现实的力量，可以成为“文化诗学”研究构想一种新的“理论期待”。
注释：
①李春青：《美学与人学》，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②③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第15-21页。
④李春青：《趣味的历史》，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