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由来范例6篇

汉字的由来

汉字的由来范文1

最早,聪明的古人想到了结绳记事法,他们用大小不同的结来记录,发生过的事,大到历史事件,小道口角纷争。后来,人们发现,在阳光下的石头,可以用石头来画上颜色,人们便开始用这种方法。

一天,有一个叫仓颉的人,出去散步,发现地上有鸟的脚印,他们横的横,竖的竖,线条是那么优美,仓颉便拿起一根树枝,学着在地上画了出来,于是,最早的汉字诞生了,仓颉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他的同伴,他的同伴看到高兴极了,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着,看这个字外部宽松,内部紧凑,那个字不圆不方,刚刚好。

自从仓颉造了字,大家的生活也方便了许多,人们开始找树枝在地上画字,把要做什么,想做什么全划在地上。

汉字的由来范文2

1.形声化

形声化是汉字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汉字的发展过程,就是汉字朝着形声化方向演变的过程,这在形声字所占汉字的比重中便可以看出。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形声化是一条重要的发展方向。形声字有声符和形符组成,大多数形声字以声符表示形声字声音,以形符表示本意所属的意义范畴。

形声化导致了“艹”部字发展过程中累增和追加现象的产生,如蕖、薪等字。“艹”由最初的甲骨文构件经过不断地发展,逐渐固定形成形旁“”,并衍生出了许多新的字形。

2.简化

“人们总是要求文字简单、方便,驾驭容易,使用效率高的。我们把文字的这种注定的发展趋向叫做文字的‘简易律’――趋向构造简单学习使用容易的规律。”在简易律的作用之下,汉字形体不断减省,书写更加便利。简化是形成部首结构变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从古至今,语言、文字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都遵循着一个重要的规则,即“经济性”原则。“经济性”原则促使汉字由复杂转向简约的节约化、便利化方向发展,笔画不断的减少。“艹”才最终演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书写形式。

“艹”构件由最初的甲骨文,再演变到金文、战国文字,再到小篆、隶书、楷书,最后才简化演变现在的“艹”。前面所提到的汉字的演变过程及简化字过程便是由于汉字的简化要求而促使形成的,如蒿、劳等字。

3.美化

汉字在演变的过程中不仅遵循着“经济性”的原则,贯穿着“规范性”的原则。汉字的美化正是汉字不断规范化的结果。人们在书写、应用汉字时,不断探索其“美化”效果,使汉字朝着不断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在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审美心理和书写要求,汉字形体也逐渐由原来的描摹象形向横平竖直的方块字方向演变。原来的圆润弧笔变得平衡、对称、整齐。在字体美化的过程中,有些字的构件或线条发生改变,有些字则增加一些装饰性的构件或线条,造成了一些字体的讹变。另外,圆润复杂的“艹”到横平方正的“艹”也是由一些字体美化的要求而促使形成的。

4.异化

字体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形近变异”和“形近趋同”的现象,这些都属于异化现象。“形近变异是指汉字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将汉字的某个部件写成与它形体相近而意义不同的其他部件,从而造成字形理据的丧失或重构。”形近趋同是指两个意义本无联系的两个构件仅仅由于形近相似而变成最后的相同。如“月”、“肉”、“舟”古文字形是不同的,后来随着汉字的发展演变,在说文小篆后,三个字形逐渐变得相似,后来就变成了相同的字形“月”,如月出(从月)、肝(从肉)等。

在“廿”中,有些是由手部或丝线讹变而成的,如若、兹等字。因为手与丝线在简化美化的过程中渐渐和“”变得相似,而最终归入“艹”部。还有一些是“”部字异化形成的。这些字最初由鸟翎、眼眉、羊角、箭尾等讹变形成“”形,后来由于“”和“艹”相近而都写成了“”,如、梦、苟、等。

汉字由最初的象形字向形、音、义兼备的成熟文字系统发展的过程中,其形体便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着。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部首“艹”的构形来源是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复杂的。而且“艹”构形部件也不断变化着,不仅有多新造字和讹变字进入到“艹”部首中去,还有一些本属于“艹”部字的字经过简化演变后离开“艹”部首。通过对“艹”部首构形来源及发展演变的深入分析,相信会对我们正确认识汉字,正确书写汉字,正确运用汉字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64页.

汉字的由来范文3

关键词:零起点 对外汉字教学 非汉字文化圈

汉字教学是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它是一种特殊的表意文字体系,属于语素文字。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是指以外国人为对象、以现代汉字为内容,旨在掌握汉字运用技能的教学活动,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基础课。[1]对外汉语教学包括拼音、词汇、语法、汉字教学四个要素,在以上诸要素中,汉字教学历来是对外汉语教学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内容,始终处于滞后的局面。

本文以义乌工商学院2011年秋季零起点阶段留学生的汉字教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个案访谈,从汉字教学的瓶颈、造成汉字教学困难的原因等方面进行研究,进而得出汉字教学的方法,希望能够更好地帮助留学生习得汉字。

一、零起点阶段汉字教学的瓶颈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掌握水平是衡量留学生汉语水平的重要指标。汉字教学相对于拼音、词汇、语法教学却相对滞后,仍处于从属地位。特别是对于零起点阶段的留学生而言,汉字教学存在着瓶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字本身的特殊性

从汉字本身的特点来看,其一,汉字是表意文字,不属于拼音文字体系。拼音文字由26个字母中的某些字母线性排列而成,可以根据音标直接拼读,也很容易识记。然而,汉字是无法根据读音来判断写法的,汉字是平面型方块文字,由汉字的笔画横向纵向同时展开形成平面,难于认读和书写;其二,汉字字形结构复杂,符号繁多,且数量庞大。对于零起点阶段的留学生而言,难免会产生畏难情绪,尤其对那些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汉语学习者来说,汉字在他们看来就如同堆砌而成的图形或图画,学习的时候不知道从何下手,令学习者望而生畏。

(二)教学对象的特殊性

所谓“非汉字文化圈”,是相对于汉字文化圈而言的。汉字文化圈是指历史上或现在以汉字作为传播工具和文化载体,本国语言大量借用古汉语词汇的东亚地区,主要为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而非汉字文化圈零起点留学生则是指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汉字背景、母语为拼音文字的汉语初学者[2]。据统计,本院2011年秋季零起点留学生共有142名,其中,来自韩国、日本、越南、泰国等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只有6位,绝大部分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

汉字文化圈 非汉字文化圈

留学生人数 6 136

所占比例 4.22% 95.78%

图表(一)

这些留学生来中国之前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认知几乎为零,他们初学汉字,既要注意字形本身的结构关系,又要建立字形与字音、字义之间的结构联系,难度可想而知。对于非汉字文化圈零起点留学生的汉字教学往往达不到“认写同步”的教学效果,这些留学生的汉字书写正确率和认读率大大低于同一水平的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汉字已经成为他们学习汉语的最大困难。

(三)留学生的学习态度

从学生角度进行分析,部分留学生,尤其是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对汉字存在着严重的抵触情绪。对这些学生而言,汉字属于东方思维方式下的典型产物,数量多,结构复杂,“看似一幅画”,写时却无从下笔,认读记写都存在着严重的困难。

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由于对汉字完全陌生,初学时感到困难和不习惯,很可能使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受挫,以至于他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学习汉字,只要会说汉语就足够了。这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有一定关系,因为他们从事外贸行业,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只满足于能听能说,对汉字有所放松。

二、汉字学习困难的原因分析

零起点阶段留学生在汉字认读和书写过程中存在着困难,汉字教学的滞后已严重影响留学生词汇、语法、语篇的学习。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找出汉字学习困难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首先,汉字本身的特点造成汉字难认、难写、难记。汉字字形结构复杂,数量庞大,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零起点阶段的留学生而言,汉字无异于画图,由一堆线条无序排列而成,使他们不知从何分析和辨认;汉字从书写角度来看,要复杂得多,是一个从基本笔画到基本部件再到完整汉字的逐步生成的体系。由于汉字笔画众多,部件众多,导致汉字字形众多。这很容易使学生对汉字产生畏惧感,丧失学习汉语的兴趣。

其次,由于本院零起点阶段95.78%的留学生都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他们初次接触汉字,汉字的书写系统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汉字没有固定有序的可以提炼分离出来的字母,也没有固定的排列组合方式,更没有规律准确的表音方式。同时,多音字、形似字、同音不同义字都会给他们识记带来困难。因此,识记汉字无疑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使得学习汉字的最初阶段步履为艰。

再次,本院留学生的独特性决定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学习汉字。他们都属于非学历生,仅仅参加语言进修,加上学习汉语的目的多数是为了经商贸易,大部分的学生只有半天的在校学习时间,因此,他们不可能像学历生那样有充足的时间来复习、巩固,这造成汉字学习的困难。

同时,大多数留学生不仅仅在学校学习,他们还在义乌从事经济、贸易、旅游等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短期学习(一般学制为一年),而且他们也从未学过汉语,因此教学特点是: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他们学习汉语的原因、目的以及对汉语的需求不一,如图表(二):

图表(二)

职业身份决定了他们只满足于能听能说,对汉字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以前他们从未接触过汉字,认为汉字难认、难写、难记,因此,他们认为完全没必要学习汉字,对他们的事业而言,只要会说汉语就足够了。

最后,部分对外汉语教师由于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强调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而忽视汉字教学。教师在课堂上经常忽略笔画、笔顺、部件和基础汉字的教学,或者认为学生都已掌握,将汉字教学当作已知参数而简要略过。另外,在对外汉语教师师资培养上,现阶段很多高校对外汉语专业的主干课程是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等,文字学开设课时相对较少,有的甚至被忽略。这使得对外汉语教师往往语言学知识深厚,而文字学功底、特别是汉字功底相对薄弱。

三、零起点留学生汉字教学策略

(一)培养学生汉字学习兴趣

很多留学生从一开始就主观认为“汉字是天书”,从而对汉字产生畏惧心理。教师在授课之初,要排除学生的畏难情绪,系统教授汉字的基本知识,包括笔画、笔顺、部件,让学生树立汉字观。

在零起点留学生的汉字教学中,教师要教给学生学习汉字的方法,帮助学生理清思路,使他们明白无论汉字多么复杂,都是由基本笔画构成部件,再由这些笔画和部件经过有序叠加、串联而成。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从象形文字入手,比如“人”字,教师应口手并用,指导学生边读边写,让学生明白汉字是从哪笔开始起笔的,笔画的书写顺序,并反复讲授,让学生同步书写。

同时,教师可以通过详细讲解个别字,引导学生学习与它相关联的字。如“人——大——太——天——夫”,逐渐加减笔画,让学习者理解并掌握不同汉字的写法。教师引导学生掌握汉字的书写规律,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才能从根本上扫除他们对汉字书写的困扰,使他们亲身感受到学汉字并非完全无规律可循,只要入了门,汉字学习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二)改进教学方法,总结规律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切实改进教学,摸索出一套适合零起点学生学习汉字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克服汉字教学中被动、无计划的情况。在教授汉字的初始阶段,就应该告诉学生汉字的构成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

学习一部分的汉字之后,教师可以将这些有关联性的汉字挑选出来,引导学生发现汉字间的异同。例如,教师可在黑板上或PPT上展示以下汉字:河、海、湖、江。教师首先要告诉学生偏旁——“三点水”的含义,右边加上不同的汉字形成不同的字,这几个字的含义都和水有关,这些字都是形声字。通过总结,学生今后在学习中遇到有三点水的左右结构的汉字,就会主动拆解,分析字义和读音,并且懂得凡是有三点水的汉字一定和水有关,而三点水右边的部件很可能决定这个字的读音。

通过举一反三,总结规律,可以提高学生汉字学习的效率,降低学习难度。

(三)充分利用汉字教学的各种辅助手段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死板地讲解汉字,而要充分利用各种辅助手段,比如借助板书、实物、直观图片、表情、手势、姿体语言、多媒体、简笔画等来辅助汉字教学,一方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另一方面可降低汉字学习的难度,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多媒体手段在汉字教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使用多媒体手段,学生能够直观地理解教师所讲授的内容,加深学生的感官认识和记忆。特别是零起点阶段非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他们更普遍接受“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交际教学理念,因此,他们更喜欢动画和视频相结合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例如,汉字“人”的笔顺,教师可用PPT或制作动画。

对外汉语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剪纸、简笔画、太极拳等。在讲解“木”、“本”、“末”这三个汉字时,为使学生更一目了然,教师可以用简笔画画一棵“树”形,然后告诉学生“本”、“末”分别指“树根”和“树干”。这样讲解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教师可穿插一些简单的小游戏,寓教于乐。例如,把留学生分成男女两组,每位学生各拿一个偏旁部首,比如三点水、提手旁、单人旁、王字旁等。男女两组同学分别报数,凡是报到数字中包含“3”或者是“3”的倍数的两位同学,要求他们用各自的偏旁部首组合或写出一个汉字,并认读。如果不认识或者读错,就要求学生表演一个小节目。这样留学生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游戏中学习汉字知识,活跃课堂气氛。

综上所述,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字本身的难点以及本院留学生的特殊性是制约对外汉字教学的瓶颈。为解决汉字教学的难题,需要广大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探索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提高汉字的教学水平,使枯燥的汉字教学变得充满趣味,促进对外汉字教学事业的发展。

注释:

[1]王晓雁:《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初探》,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1)。

[2]张彩霞,尹大伟:《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汉字教学策略探析》,语文学刊,2011,(1)。

参考文献:

[1]徐丽亚.六书理论与对外汉字教学[J].文学教育,2009,(8).

[2]朱志平.汉字构形学说与对外汉字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4).

[3]费锦昌.对外汉字教学的特点、难点及其对策[J].北京大学学报,1998,(3).

[4]刘艳丽.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汉字认知难点及教学策略[J].开封大学学报,2005,(2).

汉字的由来范文4

关键词:中国;日本;汉字词;比较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07-02

所谓汉字,原本是中国的文字,在日本又被称为汉语词的词。现代日语使用的汉字约2000个,其中,1100多个与汉语的形相同或相近。日语虽然将汉字作为表意符号,但多用于表达抽象的概念、人类社会活动或者专业术语等,并且具有语气比较生硬、多用于正式场合或者文章中的特点。而且汉字传入日本,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有一部分汉字在日本写法和意义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不能简单地引用汉字,完全按照汉语的含义来理解日本的汉字。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使用汉字词,对中日两国的汉字词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地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汉字词的定义

汉字词,或称为“汉源词”是指位于汉字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存在的、从古汉语中派生出的词汇。它可以由几个汉字组成,也可以由一个汉字组成。汉语中所有的词都是汉字词。从词源上看,汉语中的汉字词绝大多数是汉族语言的词,但也有一小部分是非汉族语言的外来词。如葡萄、罗汉、马拉松、迪斯科等是音译外来词。在日语中,汉语词在广义上是指源自汉语的词汇,从标记上看一般使用汉字书写,而且如「消息「縁「美麗等。有些汉语词如「喧嘩「綺麗等大多采用假名标记,日常使用频率很高,一般人已不把它们当作汉语词了。另外,像「ギョウザ(餃子)「チャ-ハン(炒飯)这样的词虽然也是来自近代汉语,但不视为汉语词,而视为音译外来词。日本的政府公文和报纸刊物大量使用汉字,近代开始,一部分和制汉语又向中国回流,并为现代中文所采用。

二、汉字词的分类

汉语中的汉字词,从构词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类。日语中的汉字词大致上与日本人所说的“汉语”相当;不过“汉语”一般指音读汉字词,而我们所说的汉字词则不论音读、训读,只要是用汉字组成的就行。在日本学界,也有人主张“汉语”不限於音读汉字词的,如柏谷嘉弘著《日本漢語の系譜》在第二章《漢語の範圍》中认为“汉语”应该包括下列六种类型的词﹕(1)汉语词﹕仁、义、天命、明月、王昭君、一进一退。(2)汉语外来词﹕袈裟、狮子。(3)和汉混种词﹕爱す,及第す,老(おい)法师、故殿(との)。(4)汉欧混种词﹕ドイツ语、フランス革命。(5)和制“汉语”﹕大根、火事、返事、出来。(6)西欧译词﹕哲学、心理、手术、原子、酸素。这种分法是从汉字词的来源分的,如果从语音类型来分,则可以大致分为音读汉字词、训读汉字词和音训混读汉字词。

三、汉字词在日语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全部日语词汇中,汉字词的比例要占到半数以上。

根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对昭和三十一年的九十种杂志所作的统计调查,“汉语”在全部词汇中所占的比例是47.5%,而前面说过,日本人所说的“汉语”是指音读汉字词,汉字词则还要包括训读汉字词和音训混读汉字词。所以说,汉字词在日语中所占的比例肯定要占到50%以上。另外,国立国语研究所还对昭和四十九年以及昭和五十年的理科和社会科的高中教科书中的词汇作了统计调查,其中“汉语”所占的比例是58.77%,还不包括人名(10.22%)和地名(9.57%)。我们所讨论的汉字词也包括人名和地名,把这两项也加进去,总的比例就达到78.56%,如果再加上训读汉字词和音训混读汉字词,总的比例就要超过80%。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汉字词在日语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汉字源于中国,传入日本之后,从内容形式、方法内涵上丰富了日语语言的表达,对日语在文字、音韵、词汇、语法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文字方面,汉字的输入,不仅使日本产生了音标文字“假名”,日本人还根据汉字的特点,用“六书”造字法,造出了日本“国字”。汉字不仅是日本文字的母体,而且也是日本文字主要的构成部分;在音韵方面,汉字传到日本,其发音逐渐被纳入、整合到日语的语音体系之中,“キャ、キュ、キョ、シャ、シュ、ショ”等拗音拍的产生是由于吸收了汉语的缘故,拨音、促音、长音的产生也是受到汉语的间接影响。另外,日本进入明治时代以后,语言特别是词汇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在引进欧美文化的同时,伴随着新概念、新事物的产生,创造了大量由汉字语素构成的新词,这也是受到汉语的间接影响,但在语法方面最不明显,仍产生了一些接续词,诸如“すべからず”“せざるべからず”“するやも計りがたし”等语法形式,这些是受到汉语的间接影响,来自于对汉语文章的训读。

四、日语中的特殊汉字词——人名和地名

日本的人名和地名绝大多数是用汉字来写的,它们也是汉字词。日本人的姓有用一个汉字的,也有用几个汉字的。例如:森、松本、佐々木、武者小路、勘解由小路。在古代甚至还有长达七个汉字的姓,如:大身狭屯仓田部。一般说来,现代日本人的姓氏以两个汉字的为最多,其次是三个汉字,再次是一个汉字,超过四个汉字的姓极少。日本人最常见的姓就是铃木、佐藤、田中、山本、渡边等。日本人的名是由一个汉字或教个汉字组成。如,「犬养毅、「森下洋子、「酒井田柿右卫门。现代日本人的名也是以两个汉字的为多,四五个汉字以上的名已近非常罕见。日本人的姓氏有很多是地名,这跟中国古代很相似。古代中国人的姓氏里,有一部分是跟地名相同的,如齐、鲁、赵、魏、宋、陈等。现在,中国人的姓氏就没有跟地名相同的了;日本则不一样,许多姓氏与地名完全相同。如:奈良、横滨、神户、福冈、名古屋、神奈川等,既是地名又是姓氏。

汉字具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是现存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中国人的祖先在五六千年以前创造了汉字,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民族,曾经对汉字作过借用或改造,但是有的随着民族的消亡而绝迹,有的则因为文字的变革而废止。汉字是适应汉语语法和语言表达规律的一种文字。在现代汉语中被定性为“语素、音节”文字,而在日本一般被定性为表词文字。汉字传入日本之后,经过长时间的演变,至今已完全蜕变为标记日语的一种成熟的文字,其性质和功能也发生了改变。日语中的汉字词虽有相当一部分在字形上与汉语相同或相近,但在文体、语义轻重、褒贬色彩、词汇搭配、文化伴随意义等方面和汉语不尽相同,在发音和书写方式上也不统一,使得虽同为汉字词,但在汉日两种语言使用中有很大差异。对于学习和研究日语的中国人来说对中日汉字词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王力.王力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李莉.关于日语词汇中的汉语词[J].日语学习与研究,1998.

[4]侯越.日语教学中的文化认知探讨[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

汉字的由来范文5

清末以前,传统文字学(即小学)只是经学的奴婢。人们殚精竭智研修小学,主要是为了通经。清朝末年,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文字学家们致力于建立—门独立的汉字学,企盼把小学从经学中解放出来。

当时及后来,泛滥于思想界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们大都认为,现代化是单元的,现代化即等于西方化。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字学,必然带上欧洲中心主义的深深的胎记。

与古代文字学家不同,清末以来的文字学家接触了西方文化,大体弄清了西方文字的面貌及其历史。既然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既然西方文字和它的历史呈现出特定的样态,那么,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向西方文字“认同”。

(1)汉字的“形”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

西方拚音文字不是以形表义的,而仅仅是表音的,它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它对语言有极强的依赖性。既然如此,汉字也应是这样。于是中国的文字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汉字“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3页)这样的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有的文字学家断然说,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的主张,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斯大林又进一步指出:“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基础’的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一般的文字学家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思想的自然基础,仅仅是指有声语言。这样,认为汉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那就是离经叛道的。

可是,近年来,通过对聋哑人和失语症患者的研究,人们认识到,语义同物质手段的联系是多维的。这样的物质手段,可以是声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手语形式。现代心理学的实验也证明,认读方块汉字可以直接从图象获取意义信息,不像认读拚音文字那样,必须通过语音的分析才能了解意义。

正因如此,我们相信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的这句话:

“(汉字的)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词再去表示概念”。

(2)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

西方文字大体经历了图画文字(古代埃及文字)、表词文字(古代埃及文字)、音节文字(古希腊文字)和音素文字(古布腊文字,拉丁文字:希腊音素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而腓尼基文字是在古代埃及和克里特·迈锡尼文字影响下形成的;拉丁文字又源于希腊文字)这么几个发展阶段。就书写单位来说,西方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绝对的简化。

在此启发下,又兼看到了汉字中的一些简化现象,于是文字学家们立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今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日益简化。

但是,汉字的事实似非如此。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的繁化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殷商时代,“祖父”的“祖”只写作“且”,语气词“唯”只写作“佳”,“考妣”的“妣”只写作“匕”或“比”。这类现象决不是罕见的,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与西方文字书写单元的一味简化不同,汉字书写单元的演变走的是一条自己的路,它是既简又繁。吕叔湘说:“讲到字形的演变,可以说是既有简化,又有繁化。简化指减少笔画,为的是写起来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为的是区别字义”。(《语文近著》145页)这样的看法是比较符合汉字发展的特定状况的。

汉字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发展道路呢?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则是中国文化宏观背景的影响。中国文化有一种基本的特征,即是调和持中,它制约着我们汉族人处理问题时的方式。比如,古人在处理政治问题时,既不一味的“宽”,也不一味的“猛”而是讲究“中和”,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古人认为,这样才能处理好政事。又如在为人上,古人认为既不能太“质”,否则就过于“野”,也不能太“文”,不然就过于“史”,要取其中,即“文质彬彬”,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再如在处理“中学”和“西学”这对矛盾时,人们大都主张“中学”为“主”为“体”,而“西学”为“辅”为“用”,这也是取中庸之道。总之,古人在处理矛盾时,不好走极端,而常以互相让步、调和折衷的办法解决。这样的中庸文化精神,也制约着人们对汉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的处理方式。汉字是要人书写的,写出来后又是让人看的,书写的人要求汉字形体简单,而看的人又要求汉字“视而可识”。这两项要求就构成一对矛盾。面对这个矛盾,古人是取中庸之道的,即走简明化的道路。既考虑书写人的要求,努力减少笔画便于人们书写;也照顾阅读人的利益,适当繁化,以区别字的意义。

(3)汉字日益向表音的道路上迈进

西方文字的发展历程是,由表示意义到表示音节,再由表示音节到表示音素。既然如此,中国的汉字也应当是日益走向表音。

为什么说汉字的发展具有音化的趋势呢?文字学家们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假借字的产生和大量使用,,二是标音的形声字的出现。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如果汉字也同西方文字一样,是在一步步地向表音的方向迈进,那么在汉字中,传统所谓“假借字”应该是越来越多,而且相同的音节应该逐步用同一个“假借字”来书写。这样才能逐步由表意文字过渡到音节文字,最终变成拚音文字。

但是,汉字的历史发展状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假借字在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出现并比较广泛地被使用着,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假借字多半被加上了义符。比如“溧冽”的“溧”本来写作“栗”(栗树的栗),“忧感”的“感”本来写作“戚”(斧头类兵器),“云谓”的“谓”本来写作“胃”(肠胃的胃),“碡瑁”两字本来写作“毒冒”。有些假借字虽然没有加上意符,但是,由于它频繁地被使用,它的特定形体作用于人的视觉神经,使人产生了条件反射,在人们的头脑中已实现了字形和字义的直接联系。比如,连词“而”、“则”,代词“其”、“此”等等,人们视其形即知其义。

汉字在其发展中,逐渐取得绝对优势的不是假借字,而是“溧”、“感”、“谓”一类的形声字。形声字为什么会有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呢?有的文字学家解释说:“这是由于它具有标注语音的优越性”。(梁东汉《文字》20页)这样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若论标注语音,那么形声字不及假借字,因为后者是纯粹表示语音的。既然具有标注语音优越性的汉字会在汉字的发展中占有优势,那么在汉字占绝对多数的应该是假借字,而不是形声字。其实,形声字是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音化是为意化服务的。它的声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而只是大概地譬况一下,而且还常常兼表意义。一句话,形声字基本上也是以形表义的。

总之,汉字的发展趋势,并不是象有些文字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步步地走向音化,而是始终在“意化”。

(4)汉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

五四时期的多数专家学者,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他们相信,要实现现代化,就要走西方的道路。既然如此,汉字未来的出路就在于拉了化,即以字母表示语言中最小的单位——音素。这一点,成了当时许多学人的共识。后来,文字学家们又得出了汉字的发展呈简化和音化的趋势,这样,人们就更加相信,未来的汉字一定会是一种西方式的拼音文字。建国以后,党和政府把汉字的根本改革作为—项政策来加以推行。主席在1951年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是五四时期汉字拉丁化思想的历史延续。经这位伟大人物的提倡,汉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成了不容置疑的语言文字工作上的指导思想。还具体地指出了汉字拼音化的具体实施步骤。主张要分两步走,一是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二是加以根本性的改革。总理根据文字改革的思思,提出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二是推广普通话,三是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样文字改革的各项基础工作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然而,汉字拼音化运动至今快一个世纪了,它的成就却不大。这是为什么?

另一个引起人们反思的原因,则是近年来人们对现代化这一概念认识的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特别是欧美学者认为现代化的潮流是单元的,它从西欧崛起后,将要涵盖天下,波及世界各地,任何—种文化,都要经过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洗礼。但是,7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异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了。如以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代表的新工业文明——即东亚工业文明即是其中之—。这些东亚同家和地区所走的道路,与西方的道路有所不同,其工业化的模式也有别于西方,但是,他们却取得了很大成就,实现了现代化。而对这样的事实,人们开始对现代化单元发展模式产生怀疑,开始认识到,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是西方的一条,实现工业化的模式也不只是西方一种,现代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单元的。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一些思想家开始进行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即设法突破19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所提出的现代化模式。他们没法从三个方向进行突破,—是回到传统中去,二是想办法了解非西方的重大文化传统,再一个就是了解初民的文化传统、初民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寻根热潮在世界范围内蔚为壮观。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汉字,再思考汉字的未来。

清末以来,人们人都认为汉字“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而拉丁文则很容易,它“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提笔”。(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既然如此,汉字与拉丁文:字的优劣自不待言,汉字走拉丁化的道路也势在必行。

可是,今天人们却认识到,汉字虽然有—些缺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记忆汉字虽然不象记忆西方文字宁母那样容易,却没有记忆词的书写形式的辛劳。而且汉字还有其它一些优点,如汉字适应汉语的特点;它以形表意,阅读速度快;它是一种平面字,储存的信息多,给人的敏感优于线形字;它简洁明确,有超时间和地域的功能等等。正因汉字有种种长处,所以行人说汉字是“智慧的结晶,文明的奇迹”,甚至还有人说:“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汉字既然适合汉语的许多特点,并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长处,所以,人们认为汉字的未来不见得是拉丁化,对汉字进行的改革,不应是废弃式的改革,而应是继承式的改革,即把它不好的地方取消,采取优胜的地方。

二、难以克服传统文字学理论的缺欠

我国传统的文中理论,有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个理论产生于汉代,经东汉末年许慎的阐发而影响于后世。它本身有许多缺欠,主要有下述三点:一是把造字方法与用字方法混为一谈,更不会阐述这两者区分的原则,二是没有分清汉字的静态结构类型和动态的创造方法这两个概念,三是对造字方法、用字方法以及结构类型缺乏科学、完整的认识。

许慎所具体阐发的六书理论,虽然存在着种种缺欠,但是在清代以前,它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许慎以来没有发现多少新材料,在宋代虽有不少金文材料出土,但却没有用于汉字学的研究;二是许慎所撰写的《说文》,属于我国小学的经典著作,而小学与经学的地位几乎同样崇高,一般人不得妄加非议;二是我同学术研究的传统缺乏创新意识,人们崇媚古人,古人的学说被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之故,人们对六书学说不发生怀疑,研究汉字学只是在六书的系统里、圈子内,画地为牢。许慎以来,文字学的著作虽然可以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却没有。一直到清代,有些文字学家才发现,六书理论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即把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混为一谈了。

汉人把六书都看成是造字的根本大法。其实,在这六书里,假借、转注两法与前四种方法有明显不同,使用这两种方法以后,在整个汉字体系里,并没有增加新的汉字。把这两种方法也称之为造字之本,显然是名不副实。对《说文》和“六书”有深入研究的清代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对“六书”加以区分。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戴震说:“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他用“体”和“用”这两个概念把六书切为两半。清代著名的文字学家王筠则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木也。”(《说文释例》)他则使用“经”和“纬”这两个概念,并明确地指出,前四书是造字之本,后两书是用字之本。

有些文字学家,不愿意相信六书两分的看法,他们宁愿相信汉人。汉代学者明明说六书是“造字之本”,你们清儒为什么说后两书不是呢?

其实,清代学者区分了造字和用字之不同,提出了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概念,是很有理论意义的,是对于中国文字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后人应择善而从,不应迷信汉儒,应该在清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下述问题:一是造字和用字区分的标准是什么?二是造字法和用字法这两个理论子系统各包含哪些理论要素?

关于造字和用字这两者的区分标准问题,文字学家们并没有把它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而这个区分原则,显然是文字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此认识不清,必然影响到汉字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

我们认为,凡符合下列两条者即属于“造字法”。一条是,活动的结果使语言中一个需要记录的语素有了自己的书写形式,二是在整个汉字大家庭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

定下这个原则,有助于系统全面地探讨文字的创造和使用问题。

关于汉字的创造方法。最早有前面讲过的汉人的六书说。这个说法把用字方法也包括进去了。清人认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者才是文字的创造方法。这四书学说虽然比六门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问题仍然很大。

第—,由于它没有分清动态的“文字创造”和静态的“文字结构”这两个概念,所以把由不同力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归于同一种创造类型之下。例如所谓的“形声字”就是这样,有些形声字,如“氢”、“氧”等等,是直接用两个偏旁组合而成的,是真正的“形声相益”,“氢”、“氧”这两个语素,原来根本就没有书写形式。但许多形声字,则是通过对记录该语素的旧有汉字的改造而产生的。比如原野的“野”的初文作“”,后来加注“予”声,于是“”这一新的形声字就诞生了。由上述两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若从静态的结构来分析,都是由意符和音符组成的,古人把这两类字都纳入“形声字”这种造字方法之下的原因即在此。

第二,由于古人缺乏较强的抽象概括能力,所以又把用同一种造字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分属在不同的造字类型之下。如指事、象形、会意这三书就是这样。这三书都是通过描摹字形(包括事物之具体形状和抽象的形态)来表达语素意义的。例如古文字小的“上”是通过描绘一短横在一长横之上的形体来表达在上的意思,“日”是通过描绘太阳的外部形态来传达日头的意思,“舂”是通过描摹两手举杵舂臼巾之物的形状来表达“舂”这种动作。这都是用同一种方法创造出来的汉字,却被分成二类,正因如此,这三类造字法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上”、“下”两字,许慎归为“指事”,而郑樵却列入“象形”。又如象两手争夺一物的“争”字,有人认为是“象形”有人认为是“会意”。

第三,有一种文字创造方法还没有被归纳出来。比如“叵”(由“可”字变来的)“少”(由“小”字分化出来的)、“祖”(由“且”字改造而成的)等字是什么方法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四书说没有回答。

四书说的上述缺欠源于汉人的六书学说。四书说既然存在这样的缺欠,那么对它进行改造就是势在必行的了。30年代,精通传统小学和古文字学的唐兰先生,对六书说、四书说展开了批判,还提出了他的关于汉字创造理论的新学说——三书说。这三书说是,—为象形文字,二为象意文字,三为形声文字。唐兰认为,象形文字要具备下列二个条件。首先,一定是独体字,其次,一定是名字(用来记录名词的汉字),最后,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义(“人”是象形字,因为它只有“人”的意思;“大”不是象形字,因为它含有“人”以外的“大”的意思)。除了象形文字,形声文字就都是象意文字。

唐兰的三书说仍然存在四书说的上述三种缺欠。既是诗人又是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的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新的三书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他认为这是汉字创造的三种基本类型。“象形”是由形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得义,“假借”是由音得义。陈梦家的三书说,克服了四书说的第二项缺欠,把“象形”、“指事”、会意”看成一种造字方法。但是,他概括这三书时使用的名称——“象形”则不甚理想。陈氏的三书说,仍没有克服四书学说的第—、二条缺欠,而且又把“假借”当作文字的一种创造方法,这无疑是汉字创造法研究上的退步。

]988年裘锡圭先生出版了《文字学概要》,在这部代表着80年代汉字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里,他采用了陈梦家氏的三书说。但他对“象形”这—名称做了改动,使用了“表意”这个术语。他认为:“这样才能使汉字型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文字学概要》106页)这样,裘先生的三书说是表意、假借、形声。这三书说仍然带有陈梦家三书学说的缺欠。

中国汉字的创造方法到底怎样,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确定了“造字法”和“用字法”区分的原则之后,应该全面、系统、科学地把汉字的创造方法概括出来。

汉字是语素文字,也就是说,—个汉字所记录的大都是一个语素,而且是单音节语素。语素有它的声音,也有它的意义。在最初(主要是从事理逻辑上说的),人们创造汉字时使用的方法,大都是绘形表义法,这种方法是通过描绘形象化的符号来图解语素的意义。比如,要想记录“门”这一语素,就画上两扇门;要想表示“追逐(野兽)”的意思,就画人(用一只脚代替)追逐逃走的猪这样的简要图画。这种造字方法,基本上包括了传统的“象形”、“指事”、“会意”这三书,但比这三者的涵盖面要大。

另一种方法,就是形体分化法。这种方法是为了应付由于语素意义的引伸变化和汉字形体的假借而造成的一字多词的情况而使用的。为了解决一字多词的矛盾,人们便在原字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例如,“且”字既作副词用,又表示祖父的“祖”,人们就由“且”通过加偏旁“示”分化出一个“祖”字来,专门表示“且”的后一种意义。又如“取”既有取东西的意思,也有娶妻的意思,人们就由“取”通过加偏旁“女”分化出一个“娶”来,专门表示“取”的后一种意义。再如“气”有云气和乞求两种常见意义,人们就由“气”通过减少笔画分化出一个“乞”字来,专门表示“气”的后一意义。

再一种造字法,是表义拟声法。这种方法是同时取来两个汉字,用其中一个汉字的字义指示所要记录的浯素的意义,用另一个汉字来譬况所要记录的语素的声音,两者合而为一,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来。如“氢”、“氧”、“氮”、“禧”、祐”、“祺”等字都是这样产生的。

总之,文字的创造方法应该是下述三种,即绘形表义法、形体分化法、表义拟声法。

关于汉字的使用方法,过去有“转注”和“假借”两书说。“转注”的含义如何,人们始终搞不明白。这样,就只剩下“假借”一法了。

文字的使用,是指没有(或有)书写形式的语素对已有汉字的借用。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一般只取被借字原来的音,例如象簸箕形的“其”字之所以被语气词“其”借用,是因为簸箕的“箕”和语气词“其”音近。这种借用方法就叫音借法,也就是一般所谓“假借”。

有时语素对文字的借用,只取被借字的形而不管它的音、义。例如,因为“获”的古字“隻”象人手里拿着一只鸟,有“只”的意思,所以就被语素“只”借过来,作为自己的书写形式。这种方法叫作形借法。

语素对文字的借用,有时只取被借字的义而不管它的形和音。例如,表义为十斗的“石”,本来并不读如“担”,但是,由于它和语素“担”意义相同,“石”就被借来书写“担”这个语素,“石”也就改读为“担”。这种方法叫义借法。

汉字的由来范文6

【关键词】汉字;字体;演变

中国字体就是汉字的书写体态,即:汉字的外行和体式。相传,中国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所创,他是根据各种兽蹄印,鸟爪痕而创造的文字。不过,有据可查的是:汉字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其形成大约是在我国夏商相交的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汉字的发展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古文字阶段。这个阶段汉字的特点是形象化,比较接近摹写的对象,秦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大篆、小篆等都是这种字体。第二阶段是今文字阶段。这个阶段的汉字的特点是符号化,象形的线条变成了笔画,形象性减弱而符号性增强,秦以后的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都是这种字体。汉字的字体演变有三次大的变革:商代甲骨文——秦代小篆;秦代小篆——汉代隶书;汉代隶书——魏晋以后的草书、楷书、行书。

一、汉字的雏形——象形文字

原始时期的一些图画、图纹、图符等,虽能够表达人的一些意思,但它们没有和语言建立稳固的关系,与语言的音节和词没有对应的关系,所以它们都还称不上是真正的文字。

1、真正称得上文字的图符——甲骨文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最早的能真正称得上文字的图符应是甲骨文,是因为它的每一个符号基本上能找到一个与现代汉语相对应的字。①甲骨文是从殷商遗址中发现的刻在龟兽骨上的文字,所以被称之为“甲骨文”。其特点是象形图画性很强,大多是象形字和会意字,占到了总数的60?,由于显字的书写材料是坚硬的龟甲兽骨,书写的工具是契刻的刀,所以甲骨文的笔画特点是线条细瘦,圆转与方折相间,方笔画居多,字形瘦长,且大小形态参差不齐。甲骨文是汉字的雏形,堪称汉字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2、铸在青铜器上面的文字——金文

金文是在殷商、周、春秋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文字的总称。②金文又称“钟鼎文”和“铭文”。因为当时用青铜器铸造的器物主要有两类:礼器和乐器。礼器多以鼎的形式铸造,乐器则多以钟的形式铸造。于是“钟鼎”就成了商周青铜器的代称,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自然就被称之为“钟鼎文”。后来则把凡刻在石碑和其他器物上的文字统称为“铭文”。商代金文的字体特征有渊源于甲骨文的明显痕迹,许多字仍似简化的图画。周代的金文较商代的金文有了明显的进步,字体结构趋向紧凑,结构已基本定形,开始摆脱了象形图画的面貌。

二、首次统一规范定型的汉字——小篆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下令统一全国文字,推行小篆,将原来的籀文称为大篆,于是有了大小篆之分。秦统一规范汉字消除了同一汉字的众多异体字,实现了汉字新的统一和规范。篆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受到政治干预最强烈的字体。

③大篆和小篆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笔画匀称,线条粗细一样;不像甲骨文和金文那么多的异体了;字形呈长方;大小划一;文字的图画意味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失了。秦代统一汉字,从大篆到小篆其实就是字体的一个简化过程。首先在笔画结构上有所简省,在形体风格上较原来大篆方正、典雅、笔画多弧形圆转。从小篆开始,走出了汉字不规则、不稳定的图画风格时代,进入了汉字规范、统一、定型阶段。这是汉字产生以来的第一次通过官方行政和法令手段的正式定型,称得上汉字发展史上第二座里程碑。

三、古今汉字的分水岭——隶书

隶书的兴起是因为秦统一中国后,由于政务繁忙,官府里经办普通文书的“徒隶”们为了应急求快,便采用了民间草写惯了的俗体字,即快速简写的小篆字。因为这种简体字首先兴起于“徒隶”之手,于是后来便称为“隶书”。

汉字字体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称作“隶变”,其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④一是隶书从小篆的圆转绵长的线条演变成为平直方折的笔画;二是隶书的字形从小篆的竖长方形变为扁方形;三是古文字属于线条文字,隶书已经演变成为初期的笔画文字,已具有横、竖、撇、捺、点、钩、折等笔画;四是隶书的笔画,从小篆的粗细一律演变成为粗细不一;五是隶书的字形比小篆的简省;六

是隶书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字象形的特征,象形的特征在隶书中已经完全消失。

篆书发展到隶书,是汉字发展史上一大飞跃。隶书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是汉字走向正式定型的标志,是现代汉字的开端,堪称汉字发展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

四、速写的字体——草书

草书是一种比规范体写得潦草一些的字体,是由于“救速”、“赴急”而产生的。⑤ (下转第250页)

(上接第248页)草书的书写之所以可以迅速完成,效率极高,其技术性因素有三:一是损隶书之规矩,存字形之梗概;二是结构省简,笔划纠连,书写自如;三是笔划简捷,线条活泼,纵任奔逸。

草书主要的是章草、今草、狂草三种。最早的草书是章草,从汉隶演变而来。章草始于西汉,盛行于东汉、西晋,延续至东晋中叶。其形体的特征是保留隶书的“波磔”,笔画有连笔,略带草意,有点类似于楷书为基础的行书,实际上是隶书的简捷书体。今草由章草演变而来,这种字体,随书写方便的需要,笔画相连,一气呵成,给人以自由奔放之感。狂草比今草还要放纵肆意,狂妄不羁。

五、汉字字体的楷模——楷体

楷书又叫“真书”、“正书”,是从隶书演变而来。最初兴起于汉末,东晋时大发展,唐时大盛。楷书继承了隶书和章草的优点,将隶书的“波磔”的笔画改为平直,把原来扁平的形体改为方正,纠正了隶书之难写和章草之难识的不足,并适当吸取草书的简化规律加以简化。

楷书自汉末兴起,至今已有约1700年的历史,成为历代正规使用的一种典范文字。楷书之所以能在这么长的时期中被人们广泛的使用,就在于楷书字体方正、横平竖直、笔划清楚、准确易识、便于书写。从楷书开始,汉字的笔画形式和方块字形,均已基本定型。

六、亦楷亦草的中间体——行书

行书始于楷书之后,在晋代开始流行。此字体简化楷体笔画,兼采用草书连绵笔画,是介于楷体、草体之间的一种亦楷亦草的中间体。行书分行楷和行草两种。写得稍微规矩些,接近楷书的叫行楷;写得放纵一点的,接近草书的叫行草。

行书比楷书易写,比草书易认。一千多年来,行书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字体,现今人们的手写体基本上是行书字体。而篆、隶、草不适宜于时代所要求的简洁的需要,因此,已经被楷、行所代替。篆、隶、草作为书法艺术,仍然具有重要的保留价值。

总之,中国汉字的字体经历了几千年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变历程。字体的演变和官方标准文字的替代是同步进行的。然而由于唐宋以来印刷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汉字几千年来自然的演化进程才被大大延缓乃至停滞了。新形势下的电脑打字的普及,更进一步地延缓或改变了汉字几千年来自然演化的进程。总的来说,中国汉字的字体演变的总体趋势是由繁趋简。中国汉字的字体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字体简化易写的过程。

注释:

①②廖才高.汉字的过去与未来[m].湖南大学出版社,2005:4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