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1
在古人关于时间段的概念中,最长的是“年”。年的概念最初源于庄稼成熟。年字甲骨文作,上部分像禾苗之形,下部分像人弯腰背负之形,用人背负禾苗来表示庄稼成熟而进行收获之意,又由庄稼一年一熟而引申为时间单位。到金文时字形稍有讹变,人与禾苗连接在一起,成为形。篆书又在人形上增加装饰性笔划,遂变为形。“年”字的构形突出反映了汉民族时间观念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
与“年”表示相同时间段的还有“岁”,这是根据天象纪年,称为岁星纪年法。岁星即太阳系九大行星中的木星,根据木星在天体中运行的规律来纪年的方法即为岁星纪年法。古人以地球为观测点,观测到木星每年都要行经一个特定的区域,绕天一周需要12年。于是将木星绕天的区域分为12个星次,依次命名为星纪、玄枵、诹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木星每运行至一个区域,这一年便记为“岁在××”,12年为一周期。由于木星具有纪年的功能,便将木星命名为“岁星”。“岁”的繁体作“”,甲骨文作,于省吾等人认为此即为斧钺之“”字,其中的两点或曰像斧钺上用于挂置的两个孔眼,或曰是斧钺上的文饰。“”甲骨文又作,左为形,右侧为由两个“止”字,其构意各家说法不一。这种写法在西周金文中成为主流,且布局更为整齐化,作、等。郭沫若在《金文丛考》中认为:“左右二圆点之象形文变为左右二止形之会意字,而字以成。是故本之异文,其用为木星之名者,乃第二段之演进。”后来又由木星之名引申指一年的时间。到篆文时由于“”“戌”形体相近,而“岁”的古音也与“戌”相近,在形声化趋势的影响下,“岁”字便以“戌”代替了“”,写作,成为“从步,戌声”的形声字。岁星纪年法在文献中有很多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有“岁在星纪”,《襄公三十年》有“岁在降娄”,都是以岁星纪年的例子。
一年又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叶玉森等将甲骨文的释为“春”字,其字与“木”字形近,上部弯曲延展状表示树枝在春天抽条生长。其字或者在下面加,作。其中的即“日”,是形旁,突出表示春天跟太阳的关系。古《孝经》中“春”字都写为,与甲骨文形体相近。金文中树的形状发生变化,枝条延展张扬之形简作一条横线。为了突出植物生长的含义,又在甲骨文的形体之上增加一个形旁“”,作。小篆承接金文形体,上从,下从日,只是中间原来的枝条延展之形被拉长,变为“屯”形,作。《说文》将“春”训释为“推也”,即在春和日暖的时候万物都开始生长,也切合了“春”字在甲骨文中的造字意图。
“夏”字甲骨文作、,像蝉形。叶玉森在《殷墟书契前编集释》中认为,甲骨文卜辞中的蝉形被假借来表示夏天义,因为蝉是代表夏天到来的一种昆虫,听到蝉声便知道夏天已经到来。金文的“夏”字由蝉形演化为人形,作。蝉的头部及触角演化成为形,躯干部分由人形替代,蝉的四肢亦变作人的四肢。小篆整齐化作,成为头、身、手、足俱全的人形。《说文》将“夏”字解释为“中国之人也”,这是因为夏朝时夷狄开始入侵中原,为了与外族人相区别,从那时起将中原人称为夏人。《尚书•尧典》有“蛮夷猾夏”,其中的“夏”即指中原汉人。
和“夏”字类似,“秋”字甲骨文也为昆虫形,作,郭沫若等人认为是一只振翅鸣叫的蟋蟀形。由蟋蟀在秋天到来时鸣叫借以表示秋天。《诗经•豳风》中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就是用蟋蟀的活动范围来表示时节变化。所以,甲骨文以蟋蟀的出现作为秋天到来的标志。后来,由于秋天庄稼收获后经常要焚烧,所以“秋”字便加上了部件“火”。到籀文时形体发生讹变,作。蟋蟀形讹为龟形,并另加义符“禾”,突出禾谷成熟之义,也兼读(jiāo)声。小篆又省去龟形,作。“秋”在文献中常用作庄稼成熟之义,如《尚书•盘庚》中有“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这进一步体现了汉民族的时间观念和农业的关系。
“冬”字甲骨文形体作、,戴家祥等认为此是“终”的本字,像丝线终端有绳结形,后引申而有冬季之义。金文将字形线条化,又在中间加了“日”形,作,从而突出其与太阳的关系。小篆又将义符由“日”换为“”,用结冰来作为冬天的象征。
古人对于时间的划分是十分细致的,不仅一年分为四季,在一月之内也确定了特定的时间点,如“朔”“晦”“望”等。每月的第一天叫“朔”,这一天月球运行至地球和太阳之间,地球上见不到月光。“朔”字小篆作,从月,从。的甲骨文形体为,是一个倒立的人形。由倒立的人形和月结合起来,表示月相圆缺变化而带来的时间上的回环。我国古代把每月的第一日称为“朔日”,即初一,所以《说文》以“月一日始苏”解释“朔”字。古人很重视朔日,因为如果朔的日子定错,时序就会大乱。天子告朔于诸侯,诸侯告朔于庙。史官记事,遇事发生在朔日,也必须写明。如《书经•尧典》有“十月一日朔巡守”。连古代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都称为“易正朔”,可见朔日在古人时间观念中的重要性。
每月的最后一天叫“晦”,这天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在地球上见不到月光。“晦”字甲骨文作同“每”,作。睡虎地秦简另加形旁“日”,作。《说文》对“晦”的解释是“月尽也”。那么,为什么表示“月尽”的字要加形旁“日”呢?其实,“晦”字原本表示的是“昼尽”,即日光昏暗不明。《尔雅•释言》:“晦,冥也。”《国语•鲁语》有“自庶人以下,明而动,晦而休”,《诗经•郑风•风雨》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其中的“晦”字都是日光昏暗的意思。由“昼尽”进而引申为一月的末尾,如《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左传•成公十六年》:“陈不违晦。”杜预注:“晦,月终,阴之尽。”
农历大月十六、小月十五叫“望”。这天是月亮最圆最美的时候,人们常常举首赏月。“望”字甲骨文作,下面的一横表示地面,中间为人形,合起来表示人登高之义,上部以夸张的方式突出人的眼睛,表示登高举目远望之义。金文另加“月”,作,突出望月之义。小篆承接金文并整齐化,作。小篆“望”的隶定字作“”,《说文》:“,月满与日相,以朝君也。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大意是说“”的构意是日月相望,如同臣朝君于廷。这种解释明显与“”的早期构形不符。问题的关键在于许慎对“”中的部件“臣”和“壬”理解有误。其中的“臣”是眼睛的变形,而不是表示大臣;“壬”是“挺立”之义,而不表示“朝廷”。后来,“”中的部件“臣”换成了声符“亡”,写作“望”,这样“望”字便由原来的会意字变成了形声字。
除了对年、月的内部划分外,古人还根据天色把一昼夜分为若干时段。一般将日出时叫旦、朝。 “旦”字甲骨文作,上像日,下像地面,表示太阳从地面升起之义。金文将下部分填实,作;也有两部分相分离者,如,这与后来的“旦”字的结构已经十分接近。“朝”字甲骨文作、,表示日月同在草中,用日出林中而月未落表示早晨之义。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2
《说文解字》：“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这就是说，“祭”就是手里拿着肉祭祀神灵的意思。“祭”字的甲骨文字形作，左边像肉（即楷书“祭”字左上角的部件），右边像手（即楷书“祭”字右上角的部件），下面的点像血滴，点的多少不一，表示刚刚宰杀的牺牲，还在滴血，就拿来祭祀，这说明当时还保持着血食的习惯。“血”字甲骨文字形作，正像祭祀时将血盛在器皿中的样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者茹毛饮血，用血报神。”古人自己吃生肉，饮鲜血，也拿生肉鲜血来祭祀神灵。久而久之，“血食”也便成了祭祀的代称。我们经常在古书中看到“社稷不血食”的说法，意思就是社稷之神得不到祭祀，象征着国家的灭亡。这种杀生血食的祭祀习俗，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记载，直到今天，中国部分地区还有以“血食”祭祀鬼神的做法。
当然，对于“祭”字中的点到底代表着什么，还有些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认为，点代表的不是血，而是碎肉末。古代祭祀的时候，为了方便神灵的享用，人们事先要另外准备一些切碎的肉末，撒在大块的肉上，祭祀时祭祀者左手提着肉块或盛肉的器具，右手抓取上面的肉末慢慢抛撒，好让神灵前来享用。随着祭祀的进程，肉末越来越少，就好像神在一点一点地享用一样。这有点儿类似于现在殡葬时撒纸钱的仪式，左手持斗，右手从中抓取纸钱撒向空中，口中不停地祷告让亡灵前来拾取。《仪礼》说：“右手执肺，左手执本……绝末以祭。”这里的“本”应该是大块的祭品或盛祭品的器皿，“肺”应该是切碎的肺末，可以抓取，“绝末”就是把肉末一点一点地撒出去。从《仪礼》的这一记述来看，把“祭”字中的点解释作肉末，似乎也有一定的根据。还有人认为，“祭”左边的不是肉，而是盛酒器，手持酒器将酒倒出，以这种方式进行祭祀，点就代表从器皿里淌出的酒滴。不过，这种说法目前还找不出更多的证据。
“祭”字甲骨文还可写作、，字形中除了手、肉、血滴之外，下面增加了或，所增加的部分就是“示”字。其实，多数与祭祀或神灵有关的字，都会带上这样一个偏旁。《说文解字》：“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许慎对“示”字的解释，依据的是其小篆字形，他认为，上面的两横是“上”字，“上”代表天，下垂的三笔分别代表日月星，上天用日月星所形成的不同天象，映射人间的祸福，提示人们遵照行事；人们则通过天象观察自然的变化，了解神的旨意。这种根据小篆字形所得出的解释，无法与“示”的甲骨文字形相切合。“示”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写法，按照叶玉森《说契》的说法，“乃最初之文。上从一，象天；从丨，意谓恍惚有神自天而下，乃以丨为象征。变作，下从一，象地，谓神自天下地也。又变作、，上从二，乃从一之讹。……更变作、，与小篆合。即许（慎）三垂日月星之说所由来，亦即近儒汉族崇拜三光之说所由推演。实则初民崇拜大自然，惟觉有神自天下降而已。‘示’本繁变之字，许君及近儒之说，并不免附会。”叶玉森批评了许慎的说解，但他自己的解释也同样有附会之嫌，把其中的“丨”解释作仿佛有神自天而降，确实显得过于玄虚。
将解释为神主的说法也很流行。神主大致相当于现在所供奉的神灵或祖先的牌位，古时候的神主多为一根竖立的木头，或者将几根秸秆捆在一起，外面涂上泥，以此作为神的依附，供人们祭祀供奉。但这种说法很难解释神主上面所加的一横究竟是什么含义，变成两横又是什么含义，酒或者血为什么能从神主上流淌下来，这些都还是疑问。相比较而言，我们更愿意相信另一种说法，即像祭坛， 像祭坛上摆放有祭品，、、则像酒或血从祭坛上流淌下来，或者是祭品的碎末从祭坛上撒落，这样解释似乎可以与“祭”字中的点相印证。
我们还可以通过“祝”字的甲骨文字形（见图1）来观察的形象。祝是祭祀时负责向神祷告的人，也指祭祀时的祷告词。其甲骨文字形正像一个人跪在地上，面向神坛向神祷告的样子。“祝”的这些字形中，有的祭坛上没有祭品，只是跪在神坛前作祷告状；有的则像伸开双手，在祭坛上摆放祭品之形；更有的就像前面所说的左手持盛肉的器具，右手抛撒肉末的样子（如第一行的第4、5个字形），这说明，认为“示”字中的点是肉末的说法，在字形中也可以找到根据；而第二行第1个字形中，“示”字的四点从祭坛的两侧直接下落，又确实像液体（血或者酒）向下流淌的形象。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当时祭祀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有的以血与肉祭，有的以酒与肉祭，有的则是“绝末以祭”，不同的造字者选取不同的方式作为字形的取像，于是便有了“示”和“祝”等字的不同写法。这种为同一个字选择不同取像的情况，在甲骨文中相当常见，如“牢”本指圈牲口的地方，有的圈牛，有的圈羊，有的圈马，于是“牢”字也就有了、、等不同的写法，这是因取像不同而给同一个字造出几个不同字形的典型例证。由此看来，关于“祭”字中的点究竟代表什么，正确答案很可能不止一个。
图1中第二行的前5个“祝”字，跪着的人形上面都加上了大“口”，意在突出这个人在张着大嘴不停地祷告；最后一个字形的“口”虽然放在下面，也起着同样的作用。祷告时所说的言辞叫祝词。祝词有的是程式化的，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祝词是固定的；有的则针对不同的祭祀内容而有不同的祝词。在古代文献的记述中，有不少祝词是非常个性化的。如《尚书・金》篇，就记录了周公为周武王的疾病而作的祝词：周灭商后的第二年，周武王生了重病，身体不适。武王的母弟周公旦为了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武王，就把自身作为抵押，建成三座祭坛，修整祭祀的场地。又在三坛的南方筑起一座台子，周公面向北方立于台上，安放好璧，手拿着，向武王的曾祖、祖父和父亲祷告说：“你们的长孙（武王）患了重病，如果你们三位先王在天上有助祭的职责，就用我来代替他的身子吧！我仁厚孝顺，多才多艺，善于事奉鬼神。你们的长孙比不上我的才艺，又不会事奉鬼神，（还是让我去帮你们助祭吧，别让他去了。让他好好地活在人间吧！）而且他在天帝那里接受了任命，获得了整个天下，因而能够使你们的子孙在人间安宁，天下的老百姓无不敬畏他。唉！不要丧失上帝降给的宝贵使命，我们的先王也就永远有所归依了。现在，我来听命于大龟，你们如准许我的祈求，我就带着璧和去追随你们，听候你们的命令；你们如不准许我的祈求，我就将璧和收藏起来，再也不向你们请求了。”于是用龟甲卜问了三次，都显示出吉兆。第二天，周武王的病就好了。周公旦的这段祝词的确很有特色，他为了达到代替武王去死，以便让武王继续治理天下的目的，故意在先王的神坛面前夸耀自己的本领，好让先王相中他而放回武王，这种为国家社稷牺牲自我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3
关键词：对音；音韵；对比；朝鲜汉字音
一、朝鲜汉字的历史
自古，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以汉字和汉文化作为载体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古代朝鲜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的意义和发音来书写韩国语言，即所谓的“借用汉字标记法”。汉字作为韩语书写的重要手段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国的许多史书记载以及韩国的历史文献都可证明这一事实。早在汉朝在朝鲜半岛创立四郡开始，汉语便已传入朝鲜，这些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鸡林类事》等以及一些谚文材料、吏读材料、古代朝鲜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晰看出。汉字一直作为古代朝鲜的正式文字使用。“借用汉字标记法”主要有三种方法：吏读、口诀、郷札。很多学者均认为早在上古时期，汉语便对韩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15世纪朝鲜，即1443年，由申叔周创制出了《训民正音》，作为朝鲜语的标准文字记录工具，但是汉字仍然是朝鲜公文的正式书写工具。
二、朝鲜汉字音的概念
在古代朝鲜与古代中国交流的过程中，特别是朝鲜在借用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汉字及汉语语音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便产生了不论是对于韩国还是对于中国音韵史都有着重要意义的语音资料——朝鲜汉字音。朝鲜汉字音，又叫“韩国汉字音”或者“高丽译音”，这三种称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指的是包括韩国在内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部分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域里正在使用的今儿曾经使用过的“汉字”的“读音”。
三、朝鲜汉字音国外研究概况
对于韩语中的汉字音研究，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方面的先驱者并不是中国人和韩国人自己，而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他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结合汉语音韵学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来研究《切韵》音系，在研究过程中，他使用了现存的汉语各地方音和朝鲜汉字音等，构拟了《切韵》体系的声母和韵母系统。在此之前，研究者们一直专注于通过古代典籍来研究汉语音韵学，而高本汉的这一方法开拓了研究的新境界，拓展了研究思路，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音材料的研究，特别是朝鲜汉字音，研究涉及朝鲜汉字音的来源、性质和演变等一系列问题。
与高本汉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著有《唐代长安方言考》。马伯乐基本同意高本汉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地对朝鲜汉字音的形成过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著名学者有阪秀世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是10世纪宋代的开封音。河野六郎则提出朝鲜汉字音的基础方言应该是唐代长安音，并指出朝鲜汉字音有两个层次。
一些日本和韩国学者将朝鲜汉字音与日本汉字音进行比较研究，例如：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日本吴音》、藤井茂利的《推古期遗文假名朝鲜汉字音》、高昌植的《韩日汉字语·音韵比较》等。
韩国和朝鲜国内也有很多学者研究朝鲜汉字音，例如辛荣泰、北朝鲜学者柳烈、韩国学者赵世用、李基文、崔爱玲、严冀相、金完镇、朴炳采、俞昌均、朴庆松等在朝鲜汉字音方面的研究都有着很重要的贡献。朝鲜、韩国学者构拟出中古和上古朝鲜语的语音体系，加深了朝鲜历史演变过程。
四、朝鲜汉字音国内研究概况
在朝鲜汉字音受重视之前，研究古汉语主要是围绕古代几部重要的韵书而展开，例如《切韵》、《广韵》等，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声音的变化无法直接从汉字上看出，因此仅依据基本韵书很难准确推出古代汉语的发音面貌。朝鲜汉字音作为古代汉语音系和古代汉语音系互协的产物，被中国和韩国音韵学家视为研究古代汉语和韩语的一扇窗户，逐渐得到重视。
起初学者们还是以语法和词汇为研究主要方面，很多学者都是针对这两本书中的语法及词汇现象进行讨论，例如：熙（1958）的《书后》，文章主要是对成书年代和版本问题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谢晓安等《与语言研究》、李泰沫《四种版本语言研究》，康宴镇《研究—诸书之著成及其书中汉语语音语法之析论》、梁伍镇《语言研究》。谢晓安等合作撰写的《与语言研究》是一部对《老乞大》和《朴通事》二书的语法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他们利用先前编好的《与索引》对二书的语法面貌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和定量统计分析。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了朝鲜汉字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音系的重要性，著作和成果也逐渐增多。胡明扬的《和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依据对音材料整理出16世纪北方汉语的语音系统；姚俊的《朝鲜语语音研究》通过对三个版本的老乞大语音探讨，结合语音的组合特点，拟构出当时朝鲜语的音位音值，并在此基础上对《老乞大》所反映的16世纪到18世纪朝鲜语的语音变化进行描写；金基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探讨了朝鲜对音文献里反映地近代汉语语音问题。金基石指出：在朝鲜李氏王朝刊行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翻译老乞大》和《翻译朴通事》等一系列汉朝对音韵书和教科书文献里，保存着朝鲜汉学家对汉语近代音尤其是入声字的真实描写和深刻论述。（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刘泽民.朝鲜对音文献入声资料的重新解读.［J］.民族语文，2010，03
［2］孔桂花.从朝鲜译音文献看近代汉语的入声.［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10
［3］宋兆祥.中上古汉朝语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8
［4］高静.韩文历史与文化.［J］.当代韩国，2006，04
［5］金基石.近代音的热点问题与汉朝对音文献的价值.［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
［6］崔玲爱.有关15世纪前的汉音韩文资料.［J］.民族语文，2003，05
［7］张辉女.汉字和汉语与朝鲜半岛语言的关系.［J］.民族语文，2002，05
［8］李得春.近代朝鲜文献中的汉朝对音转写问题.［J］.民族语文，2001，02
［9］金基石.朝鲜对音文献浅论.［J］.民族语文，1999，05
［10］严冀相.韩国古代汉字为中国上古音说.［J］.语言研究，1997，（01）
［11］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2］胡明扬.《老乞大谚解》和《朴事通谚解》中所见的汉语朝鲜语对音［J］.中国语文，1963，03
现代著作
［1］黄同酥，汉语音韵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李得春.韩文与中国音韵［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8
［3］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陆志韦，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王力，汉语音韵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4
关键词：汉字；古代汉语；词汇；教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3-0254-02
汉字是一种以象形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表意兼标音的文字，其字形与词义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间有着异常重要的关联，所以常常可以通过分析字形来达到探求词义的目的。由于汉字字形与词义之间的密切关联，就为我们透过字形探求词义创造了方便的条件。我们试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探析：
一、可以利用汉字的表意特点，通过分析字形来探求词义内部的脉络关系。
表意文字的最大特点是尚形，要求以形表义，形、义结合。由于汉字的字形与词义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二者间的结合有着异常密切的关联，所以常常可以通过分析字形来探求词义，并分析其词义特点。
1.利用字形构造讲清词的本义。刃（古字形为“刃”），刀上加一符号，表示刀锋所在。《说文》：“刀，坚也。像刀有刃之形。”采（古字形为“采”），手在木上，表示采摘。《说文》：“捋取也。从木从爪。”炙（古字形为“炙”），用火烤肉。《说文》：“炮肉也。从肉在火上。”涉（古字形为“涉”），徒步过河。以上字形与词义之间的关系异常形象、紧密，既可以生动而又令人信服地说明其形与义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可以通过分析字形探析出各词的本义来，从而把各个词内部复杂的义脉关系梳理清楚。
2.充分利用汉字的特点，加强对汉字形、音、义的综合阐释。过去我们对于古汉字的分析，往往只注意到字形与词义之间的联系，但事实上每个汉字都是形、音、义的有机结合体，形、音、义三者三位一体，不可或缺，只有充分利用汉字的特点，加强对其形、音、义的综合阐释，才能说真正把这一汉字研究得比较深透了。这一点尤其在分析通假字时特别有用。分辨和识别通假字通常可以从音同音近的角度入手并结合汉字的字形和意义特点综合予以考量。所谓通假字是指本有其字而不用，却临时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借字来代替本字的现象。从字形上看，同声符的字往往可以相互通假，它的根据仍然是音同或音近，因为按谐声规律而言，声符相同的字，其古音也必然相同或相近。所以考察是否构成通假字首先要注意其声符。例如，“详”通“佯”，“逝”通“誓”，“锡”通“赐”，等等。有时候，也常常可以以简代繁，用一个笔画比较少的字代替一个笔画比较多的字。例如，“矢”通“誓”，“才”通“裁”，“矜”通“鳏”等等。
3.利用“俗字源”的手段进行形象化的词汇教学。所谓“俗字源”就是一种利用汉字自身特点进行形象生动的曲意别解手段，它通俗、易懂，妙趣横生，寓教于乐，能突出汉字构成的特点，也可以纠正学生写字时容易发生的错误，在汉字教学实践别是在帮助学生记忆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作用。例如：众――人挤人、人挨人，人上还有人，人很多，自然成“众”；好――一个人又有妻子（女）、又有孩子（子），真是好极了；祭（古字形作“祭”）――祭祀的时候要在供桌上摆放祭品，所以“祭”字像手持祭肉在供桌上祭祀的情形；利用“俗字源”讲解汉字，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培养他们学习汉字的兴趣，增进对汉字的了解，并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有效地弥补正规课堂教学的不足。
二、通过字形分化和字义发展来探析古今字词义间的差异及演化规律
古今字历来是古代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很不容易讲解。比较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从字形的分化、字义的发展角度来加以分辨和识别，由此考察古今字词义之间的差异及其演化规律。古今字是指在表达某一共同意义上先后产生的形体不同的字。产生古今字的原因一是分化多义词的义项，从形和义的结合上使之表达更加明确。当一个多义词的若干义项相距较远，在人们心目中认为已发展成不同的词时，人们便另造一个新字来表达多义词中的某个意义，这样既分化了多义词的义项，又从形和义的结合上使文字的表达更加明确了。例如，“知”的本义是知道、了解，知道得多，人就变得智慧聪明起来。“知”的本义和引申义在古代用同一个“知”字来表达，后来另造了“智”，专门用来表示“知”的引申义，这样，“聪明、智慧”的意义就从“知”中分化出来了，“知”与“智”就成了一对古今字。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用字的假借，造成本字本义与在意义上不相干的假借义共存于一体，为使本字本义与假借义区分开来而另造新字所出现的古今字。例如，“说”字的本义是陈述、解说，后借用为喜悦的“悦”，后来人们另造新字“悦”，专门用来表示“喜悦”义，“说”与“悦”便有了明确的分工，成了古今字。
三、通过字形的联系讲清同源词之间的意义关系
汉语言词汇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积累过程，新词的产生有多种途径，但一般总离不开旧词的基础。孤立地看，某些词犹如一盘散沙，似乎说不清它们内部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但事实上这些新词和旧词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源流关系，具有同源或同族关系，这便是同源词。这些同源词往往可以从它们的字符偏旁上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汉字字形的联系来认清同源词之间的意义关系。例如，兼（古字形为“兼”）是一只手同时持有两把禾麦之形，意思是“兼有”。由“兼”构成的的字也都含有“双”或“两”的意思。“缣”为双股丝，“”为比目鱼，“鹣”为比翼鸟。再如，“”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成：“水脉也。”是水脉直而长的意思。以“”为语根构成的同源词古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相通，都有“直而长”的意思。“茎”是直而长的草木枝；“径”是直路；“”是直的波纹；“胫”是小腿，其形状又直又细；“颈”是细长的脖颈；“经”是纵织的丝线。在具体的古代汉语词汇教学中，适当通过对某些汉字字形的联系分析，除了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词语孳乳的知识及同源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外，还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积极作用：①有助于加深对词义的理解。例如，“耳”和“”同源，“颈”与“刭”同源，后者均由前者生发出来。“耳”、“颈”是名词，“”、“刭”是以“耳”、“颈”为对象的动词，据此，它们用刀割耳朵、割脖子的词义就很容易理解了。②有助于扩大词语的积累。例如，一旦我们知道“戋”具有小而少的意思后，就可以由此及彼，顺理成章地清楚明白“浅”指水少，“钱”指金少，价值低的货币，“”指古代一种内容少的注释，“贱”指价格低，“饯”是用少量的酒食为人送行。从而通过抓住这组同源词的语根由此及彼地扩大词语的积累。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5
摘要：古诗文的学习是语文教材编写、语文教学以及中小学学生在语文的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古诗文的“教”与“学”的矛盾是很突出的，“教师难教，学生难学”这是由于教学的方式方法不恰当造成的。本文主要就近些年汉字“字形分析法”谈谈字形分析对古诗文教学的功用。
关键词：古诗文；教学；字形分析；功用
古诗文是对古代的口语进行修饰加工的书面语形式，我们所见到的古诗文都属于古代文学作品。由于古代距今时代久远，古代的书面语更是不好理解，而古人的表达方式与现在的表达方式有着千差万别，语言具有社会性，社会的发展演变必然会导致包括词汇、语音、语法在内的语言系统的演变，汉字字形自然也会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古代的汉语和今天所使用的汉语书面语以及普通话和相比，我们已经很难直接通过字面读懂和理解古人的意思了，这种演变给现代人阅读古诗文带来极大的困难，因而在古诗文的教学中存在许多问题。在古诗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们经常会使用“灌输式”教学法，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完全没有理解，学生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追究其原因，问题不外乎教师的教学方法欠妥当，教师在古诗文教学中首先应该把重心放到字的字形分析解释上。
清代以来，随着对许慎《说文解字》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说文学”的兴起，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字形分析”的重要性，借助字形分析探讨古诗文中字词的意思。传统的字形分析法最早出现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六书”理论，这是我国第一部通过字形分析探求本义的字书，字形分析是指通过对汉字形体结构分析解释其意义，即分析汉字结构部件。”苏培成先生在《现代汉字学纲要》中认为：“真正实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有据的，看到一个汉字，能够从其部件联想到它的读音和意义，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语素，这样的字才叫有理据。” 那么怎样进行汉字的形体结构分析呢？
现代汉字由于形体的演变已经看不出原始的“笔意”了，语文教师应该了解汉字的“前世今生”，认识汉字的演变过程，然后把汉字拆分成偏旁，构件并分析字素。具备这些能力后利用许慎的《说文解字》和 “六书”理论分析字形并探讨字义，如李白《静夜思》的“思”字为一个形声字，现代汉语有思想、思念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那么这个应该怎么给学生解释呢？思字上面是一个田下面是一个心，怎么能有思念的意思呢？这时就要根据《说文解字》来分析这个字了，“思，思，容也，从心，囟声，凡思之俳源铀肌O⒆惹小保ā端滴摹肪硎），“囟，囟，^，Dw也。象形。凡囟之俳源迂叮或从肉宰。”（《说文》卷十）囟的甲骨文上面像刚出生小孩的头盖骨，没有长合，下面是个人，代表人的头，那么人为什么是心在思考呢？古人认为在杀动物的时候，把动物的心拿出来它还在跳动，人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在思考，后来就发现不对了，思考是用脑子在想东西，心又不长在头里，而囟是头，心是在头部的下面，所以造字时就在囟的下面加个心，表示思考的思。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思念的思古文上面是囟，而并不是田，年代久远把“囟”误写成“田”了。这就造成今天我们阅读古诗文时产生望文生义的错误了。
从汉字的性质来讲，汉字是一种由声符、义符和记号三种符号组成的文字系统，就文字所记录的词来说，在意以上有联系的字符是义符，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声符，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因此汉字被称为意音文字。 对汉字的分析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纯表声和纯表意的g文，是独体字，合体的表意字只要是会意字，而且汉字意符和声符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是成系统的字符，是按照一定的区别原则和组合手段结合而成的体系，分析汉字时要看整体系统，不要拘泥于一字一符或某一类字符。掌握和了解字形分析法在古诗文教学中有以下几个功用：
一是对教师教学的作用，由于汉字部首具有很强的象形性特征，根据字形分析字义，增加了教学趣味性，产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教学内容能够顺利进行，避免了课堂枯燥乏味。比如讲“率疲弊之卒”中的“率”，课文注释“率”是“带领，率领”的意思，有些老师在给学生讲时说现代汉语与率组成的词语都是统率，率领，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发展到今天，为了口语表达韵律和谐但是通过查阅《说文解字》分析字形“率，率，捕鸟也，象丝网，上下其竿柄也。”（《说文》卷十三）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捕鸟时我们要拉网，网的两边有比较粗的总绳，把这根绳一拉网就收紧了，这根总绳是网的统率，所以引申为率领、带领的意思，仔细观察字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特点，这样一讲，就生动形象多了，而且给学生提供了更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二是对学生使用操作的作用，客观上利用字形可以准确地判断和确定这个字他说记录的字义，并加深印象，提高汉字书写的正确率。例如在小学识字阶段，讲老鼠的“鼠”，如果老师给学生这样教：鼠，小篆字形为鼠，老鼠最具有特征的是它的牙齿，上面的臼就是牙齿，下面左边的那一部分是老鼠的爪子，右边长长的斜勾就是老鼠的尾巴，学生自然就会在脑子里进行联想，从而增强了学生的想象力。这样就培养了学生对汉字的认识能力，对汉字字形构造就会充满兴趣。在中学阶段，更多地学习繁体字，通过对字形的分析探求字的本义，了解它的引申义，假借义等，学生就有了自主阅读和学习古诗文的能力。主观上，兴趣是一个人最好的老师。一个趣味性的课堂能够激发学生思维的活跃性和创造性，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迫切想要了解更多的知识的欲望，从而提高学习水平，古诗文本就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重难点，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这些困难自然不是问题。
可见，分析汉字字形构造对正确了解和掌握其用法和意义，对古诗文的阅读和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语文教师在讲授古诗文时，除了讲授字义、词类活用、语法结构，还要给对学生讲清楚汉字意符和声符的系统关系，还有字形、字音、字义的关系，让学生了解汉字的“前世今生”等有关汉字常识，把重心放在利用分析字形探求字义上，打好古代汉语学习的基础。但是，不能直接把这种方法用于现代汉语简化字的分析上，教材上的汉字都是经过简化定型了的，有些已经看不出原始的样子和造字意图了，失去了它原本的表意功能，经过简化了的汉字的偏旁部首与古字关系不明确，甚至没有关系。因此在根据字形讲授字义时，首先要给学生展示这个字的繁体字形，再从历时的角度推它的字体演变过程，然后根据“六书”理论和现代偏旁部首分析汉字的意符和声符，具体探求造字r的本义以及通过本义引申演化而来的引申义、假借义等将其系统化条理化。
参考文献：
[1]苏培成. 现代汉字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6页.
[2]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11页.
[3]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0页.
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6
[关键词]古代汉字 现代汉字 表意 表音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3-0151-03
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形、音、义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虽然从古至今，汉字的形体、读音和意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汉字的基本性质没变，现代汉字仍然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形、音、义之间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关联。
造字之初，每个字的定型应当是有一定根据的，许慎据小篆之形将汉字分为六种，象形字、指事字以形表义，会意字合形会意，形声字兼表音义。可是隶变使汉字形体不再象形，简化更是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语义的演变和渐趋丰富又让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语音系统的演变则使形声字的表音功能降低。那么，古今汉字在形音义的关系上到底存在哪些差异呢？
一、古今汉字的形义关系
由于字形的演变和汉语的不断丰富与发展，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在古代汉字阶段，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字形与本义（即当时的常用义）的关系上，而现代汉字阶段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主要是字形与现代常用义的关系。
1. 古代汉字的形义关系
汉字产生之初，其形体与意义的关系是怎样的，因为没有流传下来的文献可供参考，我们不得而知。根据汉字的性质，我们可以推断，在造字之初，或者说在图画文字阶段，汉字数量尚不多，其形体与意义的关系应该是很简单的、直观的，这时的字形基本上反映的是字的本义。可是文字要成功地记录汉语，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上升为记录汉语的工具，就不能总是停留在象形阶段，而只要离开了图画阶段，字形的表义功能就会受到限制。
到了古文字阶段，部分汉字形体还具有相当直观的表意性。这种通过自己的形象表意的字符称为形符。早期汉字象形程度较高，表意字多使用形符。象形字、指事字如“山、鱼、鸟、木、本、末”等以形表意，会意字如“寇、即、既、北、得、弃”等合形会意。这种形义关系，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语义。
早期的形声字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某些形声字的字义与形符的意义基本相同。如“船、^、爹、爸”。
随着汉字象形程度的逐渐降低，汉字变得不象形之后，形符的表意作用被破坏了，人们不再依靠字符的形体而是根据它所表示的字义来判断。这种依靠字义来表意的字符称为义符。春秋以后的表意字，有许多就是用义符构成的。如“楞、甭、孬、尘、尖、耷、掰”等等。后来，义符逐渐取代了形符。形声字往往直接用义符与音符合成。义符的意义是固定的，用有限的义符来造出数以万计的形声字，义符肯定不能准确地表示每个形声字的字义。所以，形声字的形旁多数不能准确表意，它只表示事物的类属、范畴，目的就是给同类事物一个共同的特征，将同类的事物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明显的字族，显示此族字的系统性和清晰的血缘关系，同时也显示了先民对事物的认识程度。《说文解字》“足”旁有85个字，其意义与足（膝盖以下部分）有关，但有的是足的动作，如“践、踏、跳”，有的是足的部位，如“跟、踝”，有的是足行的样子，如“跛、蹇”，此外，足所涉及的“路（道也）”“（马行貌）”等字也以“足”为义符。所以说，形旁和形声字的字义联系是比较宽泛的、不太确切的，只是提示一个义类的信息而已。但就是这样一个提示作用，就可以帮助人缩小认知的范围，减轻大脑的负担。例如听到“只”这个音，无从知其形与义，但看到字形“枝”“肢”，就马上知其所指。
2. 现代汉字的形义关系
如果说在古代汉字阶段，我们探讨字形与字义的关系主要以字的本义为主的话，可是到了隶楷阶段，汉字彻底摆脱了象形表义的形态，成为记录汉语的符号，从字形上往往看不出什么意义的信息，即便是原本象形的字，也早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例如“寒”金文像人在房屋里铺草以御寒意，隶变后“人、房、草”形与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
有的意符在隶变后形体因构字部位的不同而发生分化，例如“心”本是象形字，《说文解字》“心”部字263个，无论居于何部位，其字形不变；可是隶变后，处于左旁的“心”受汉字方块的约束，变为“忄”，二者相去甚远，这时我们分析字形与字义的关系就需要先经过溯源使变形部件获得音义，然后才能谈论形义关系。
同样，古今字义的变化也是必须注意的。由于汉语在不断变化，语言中某些意义的消失往往会造成字本义的消失，进而引申或假借出了新的意义，这又使得字形与意义的联系中断。如“我”本象形字，甲骨文象兵器形，假借作第一人称代词，本义消失。再如“特”本指公牛，其义今不存。
因此，到了现代汉字阶段，就不能仅仅以传统六书来分析现代汉字的形义关系。要考察字形与字义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再以字形是否能表意为标准来探讨字形与字本义的关系，而应根据现代字形分析现代字形和现代常用字义的关系，从字形与它所代表的词的意义是否一致入手。比如“马”本是象形字，现在虽然不象形而成为记号字，但它本身固定下来的“马”这个词的意义始终没变，当它作意符组成“骏、驭、驰、驯、骑”等形声字时，也是靠它自身固定下来的词的意义来表与“马”有关的意思，所以还应把它看作是真正的意符，是可以反映字义的。只要了解“马”的意义，一旦见到以“马”为左偏旁的字就会自然地联想到这个字所代表的词的意义与马有关。但是“骗（《集韵》：跃而乘马也。）、骄（《说文》：马高六尺为骄。）”等字义本与马有直接联系，可是现代常用义“欺骗”“骄傲”与“马”无关，所以“马”在现代人的心中就成了记号。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在理解字义时往往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简单事物来帮助记忆，愿意从字面上建立最直接的联系。这是人的一种直观第一的认知心理的反映。见“三点（氵）”而知为“水”，见“王”旁却不知是“玉”，也是因为人的认知心理在作怪。“玉”与人的现实生活逐渐脱离，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就逐渐陌生，只知道“玉”表“玉石”而不必知道“王”是“玉”的古形体。这种心理是长期应用汉字的过程中约定俗成下来的。
根据上述规则，参考传统六书，现代汉字基本上也可以分为六种――会意字、形声字、半意符半记号字、半音符半记号字、独体记号字、合体记号字。所谓记号字就是形体不再表意的或不再表音的，或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它主要来自古代的象形字，往往具有较强的构字能力，是理解或掌握其他字的基础。
现代汉字字形反映字义的能力到底怎样呢？施正宇对3500个现代汉语常用字中的2522个形声字的形符进行了测查，发现现代形声字有效表义率为83%。[1] 可见，现代汉字的形义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同时也证实古今汉字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
二、古今汉字的形音关系
1. 古代汉字的形音关系
在古文字阶段，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等字形本身不能提供任何语音信息，都和语音没有直接的联系。假借字虽和语音有关，但属于同音字的借用，与字形无关。汉字的字形与语音发生直接联系始自形声字的产生，只有形声字的出现才使汉字的形体和读音具有了切实的联系，汉字的形体开始具有了表音的功能。
由于上古音研究的不足，我们不能详细统计古代形声字的声旁的表音功能，但是根据形声造字的原理，可以推知初造出的形声字，凡是同一声旁的字读音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在古文字阶段去古未远，形声字的声旁也基本能起到表音作用，能够比较准确地提供字音信息。《说文解字》收字9353个，形声字多达7697个，占了总数的82%还多。许慎均采用“从某，某声”的解说方式分析字形标注字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 现代汉字的形音关系
在现代7000个通用字中，形声字有3975个，占56.7%。形声字在现代汉字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相当重要。可是到了现代汉字阶段，形声字声旁的表音功能相对于古代汉字而言已经大大弱化了。周有光1978年的研究表明完全规则的形声字大约只占汉字的30％，声旁的有效表音率只有39%。[2] 20世纪90年代初，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汉字整理研究室从声韵调三方面对声旁与整字读音的声、韵、调关系的研究表明，声旁与整字读音的声、韵、调全相同的情况占38％，声旁与整字读音的声、韵相同，调不同的占18％，声旁与整字读音的韵相同，声、调不同的占16％。[3] 由此可见，现代汉语形声字声旁的表音功能总的来说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形声字的声旁可以帮助提示一定的读音信息，但也可能会起干扰作用。
声旁表音功能的弱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是语音系统的演变。在语音演变的过程中，形声字的声旁或形声字本身的读音发生了改变，于是产生了声旁表音不准的现象。“古无轻唇音”，本来都读重唇音的字到隋唐时生分化，如“昧”及其声旁“未”在古代同属重唇，后来“昧”读重唇，“未”读轻唇。这种情况相当多。“胎、怠、殆”和“治、始、怡”两组字都以“台”为声旁，而今读音并不相同，也是由于语音发生了演变的缘故。
二是字形的变化。汉字形体在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的变革：一次是秦汉时期的隶变，一次是解放后的汉字简化。这两次变革使许多形声字的声旁发生变化，如“更（原从攴丙声）、急（原从心及声）、布（原从巾父声）、疫（从役省）”都是隶变后消失的形声字；“鸡（u）、办（k）、盘（P）、际（H）”都是简化后消失的形声字。
虽然有少数字在简化时对其表音不准确的声旁进行了替换，使简化后的汉字表音更准确，如“B、C”分别简化成“态、证”，改变了一些由于语音的演变造成的声旁表音不准确的情况，增强了表音功能，但数量太少，不足以扭转声旁表音率低的现实。
三、汉字的音义关系
一般认为，语言中音与义的结合是任意的，声音和概念没有必然的联系，任何声音都可以表示任何概念。但是，经过社会长时间的约定俗成，某一声音就固定地表示了某个概念，于是在这一语言系统里它们发生了联系。
汉字在记录汉语的时候，一般并不直接显示读音，而是侧重显现它所表达的某个特定的含义，因此，最初的象形字、指事字和独体会意字都体现了以形表义的思想，没有考虑声音的成分。有一部分会意字，其中某个意符除了表意以外，还有表音的作用，但这种表音是次要的，它的主要作用还是表意。这种字叫做“亦声字”，《说文解字》有“某亦声”的提法。如：
珥：是一种耳饰，从耳玉，耳亦声。 坪：是平土，从平土，平亦声。
返：是还走，从反走，反亦声。 娶：是取女作妇，从取女，取亦声。
此外，一部分形声字的声符在表音的同时也有表意的作用。本来形声字形符表义，声符表音，分工明确。可是在语言文字的发展过程中，重视表义的民族思维促使人们给表意不清的字加注意符，造出新的形声字。因此，一部分声符的意义和形声字的字义有联系，即音符兼表意。例如：
蛇：由初文“它”加注意符“虫”。 暮：由初文“莫”加注意符“日”。
征：由初文“正”加注意符“彳”。 捧：由初文“奉”加注意符“扌”。
古人就注意到了某些声符能表意的现象，汉代开始使用声训的方法，即用同音字或音近字去解释字义。许慎作《说文解字》，郑玄注经，都使用读若、读为的方法，就是声训的应用。刘熙作《释名》，通篇使用声训的方法。到了宋代，王安石在《字说》中指出“凡字声都有义”。王圣美进而提出“右文说”，认为“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虽然这种因声求义的做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发现了汉字形体的读音与意义的关系，为汉字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因为这类兼表音义的字在汉字中数量不多，而且这种音义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语源的探求上，属于训诂学的范畴；而现代汉字的形义关系重点在现代常用义上，所以对音义关系的分析不是现代汉字学研究的重点。
综上所述，因为现代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不同程度地存在联系，所以我们可以在汉字教学实践当中充分利用这种联系，提高汉字学习的效率。为了充分认识和了解现代汉字，人们仿照传统六书的分类方法，把现代汉字基本上也分为六种――会意字、形声字、半意符半记号字、半音符半记号字、独体记号字、合体记号字。其中记号字是形体不再表意的或不再表音的，或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它主要来自古代的象形字，往往具有较强的构字能力，对这部分字进行溯源析流，有助于与之相关的其他字的识记。这种汉字分类法是基于一般人对汉字的理解与认知的，它与语言学家理解的结果可能会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异，但并不影响我们对汉字中现存的形音义关系的利用。
[参考文献]
[1]施正宇. 现代形声字形符意义的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