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1
>> 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合作学习与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研究性学习与中学历史教学 中学历史与社会教学模式研究 中学历史教学与生活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人物教学研究 创设情境的中学历史案例教学研究 浅议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研究 网络资源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必要性研究 借助网络与多媒体做好中学历史阅读教学 信息技术下中学历史有效课堂教学研究（方案） 中学历史教学与学生道德情感教学 中学历史教学创新理论研究 中学历史教学能力培养研究 中学历史教学中“问题设计”的研究 中学历史教学模式的研究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挫折教育研究 中学历史教学提问策略研究 中学历史教学中新课导入法研究 多媒体技术与中学历史教学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该网站设有教材教辅、学术动态、教学园地、学生之友、史海拾贝、教学资料、考试中心、培训信息、实验之声等内容。
7.骆志煌工作室（）内分为上古史、中古与文艺复兴史、十七世纪史、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二战、一战史等。内有影音数据，为口述历史与影像史学参考网站。
五、大型在线工具书
中学历史教学中，需要运用原始文献资料以便教学研究之用。因而用到一些大型在线工具书，如四库全书、国学宝典、中华古籍在线全文检索、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古今图书集成等。目前文渊阁四库全书可进行在线查询的有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所收四库全书（http：//.cn：8000/scripts/skinet.dll?OnLoginPage），该网络版可大幅节省搜寻及整理资料的精力和时间，透过《四库电子版》进行全文检索，只需输入字符串或单字，便可数秒间完成，为学术研究带来极大的方便。国学宝典数据库（http：///），该数据库是全球最大中国传统文化检索引擎、内容很全面，支持复合检索功能。中华古籍在线全文检索（http：///）提供数万部13亿字的全文检索，免费、自由开放！南开大学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http：//202.114.65.57/net25/）可进行在线网络字词语的检索及阅读。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http：//hanji.sinica.edu.tw/）包含汉籍全文数据库（含二十五史、十三经、诸子、古籍十八种、古籍三十四种、大正新修大藏经）、古汉语语料库、正统道藏、词话集成、新清史－本纪、乐府诗集、闽南语俗曲唱本《歌仔册》及政书、类书与史料汇编等，其收录文献丰富，可资研究。此外，台湾故宫东吴数位古今图书集成（http：//192.83.187.228/gjtsnet/index.htm）、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全书图像（http：///）也可使用检索。另外，台湾学者开发了Accelon3开放古籍平台（含辞典、藏经、文集、丛书等19部全文检索数据库），除此之外，“十通”、“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电子版”、“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等在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中也可加以利用。查找地方志全文，可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资源（http：///web/guest/shuzifangzhi），查找字词解释，可利用汉典（http：///），汉语大词典（http：//218.78.212.175/hd/）。有关中西历年表的转换，可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两千年中西历转换工具（http：//sinocal.sinica.edu.tw/）。
――――――――
参考文献
[1] 何小燕.网络信息资源环境下的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2003（12）.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2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急就篇>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孝经>：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3
关键词：《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大出版观 技术要素 经世致用
2008年底，在新闻出版总署的大力支持下，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具体组织协调下。历时8年。由200余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撰写的出版史集大成巨著――《中国出版通史》终于出版了。该《通史》包括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上)、清代卷(下)、中华民国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等9卷，洋洋洒洒400余万字、800余幅图片，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出版业的源流、演变和发展脉络，深入总结了我国出版业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系中国出版史学的里程碑。其中，近40万字的《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作为《中国出版通史》的压轴之作，由北京大学知名出版专家肖东发教授领衔撰写，此书表述了该卷乃至《中国出版通史》各卷的基本撰写思路，回顾了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基本历程，勾勒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活动，探索了文字的产生、原始图籍的出现，以及出版的概念与起源，其内容涵盖商周时期原始编辑出版活动的出现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版文化环境、编辑出版活动的兴盛原因和形制特点，秦朝的文化政策与编辑出版活动，两汉时期的出版历史背景、文化政策及其图书编校与出版活动、图书的流通与贸易活动，两汉时期所编辑出版的哲学、文学、史学、科技、字书与工具书、宗教著作。以及两汉时期的出版物形制和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先秦两汉时期的著名图书编撰家，以及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思想、出版特点及其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等等。总之，《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对我国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业概貌及其规律进行了较为精深的考证和全面系统的总结，可谓填补了先秦两汉时期出版史的学术空白，具有开创之功。纵观是书，其主要特色有：
大出版观的开阔视野――以文化史、社会史为视角，注重先秦两汉时期出版业与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出版史家叶再生先生曾说：“出版史是文化的一部分，又与政治、经济和时代的变革密切相关……应该从文化积累、推动社会变革、促进人类进步的角度来对待，了解和分析历史上的各种有关出版现象、事件和人物。”出版是文化保存和传承的最重要手段、最重要载体，也是各个民族最重要的一种文化生态。因此，出版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现象密不可分；出版文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意识形态、造纸、印刷等密切相关，与文明进步、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立意高远，视野广阔，以文化史、社会史为主要视角，作者把先秦两汉出版史放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文化传播活动的大背景下，既尊重先秦两汉出版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又结合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史、社会变革史、思想史来加以观照和分析，把视野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科技乃至社会生活的层面，特别是强调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业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意识形态之问的互动关系，把“图书史、印刷史、文字史等出版分支学科整合到‘出版史’的框架内，由此在立意、结构、行文等方面形成出版史研究所独有的学术风格，初步确立了出版史研究的新范式”。比如，该书开篇即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活动的宏观视角切入，把中华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曙光中进行比照，以文明的起源托起我国早期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方式，而这正是出版得以萌芽和产生的基础，接着转入本书主题，论述萌芽时期的出版活动，如汉字的起源、原始图书典籍的出版等。开篇布局即彰显出与众不同的立意和宏大视野，为出版史研究引入了新的范式。
本书还借鉴考古学、文物学、人类文化学方面的成果，深刻地剖析了文字的起源与产生、出版的起源与概念、出版载体、编辑出版活动、出版文化传播等出版现象、事件和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动因、特点和社会作用，这不仅大大增强了该书的思想性，而且无疑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当时的出版文化活动、出版文化成就，展示了一个多维的窗口。
吸纳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以主流观点为主。并融入个人创见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的领衔作者肖东发教授系出版史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在该书编写过程中。他和其他作者借鉴和利用前辈在史学、出版史学、印刷史、文化史及其他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并蓄，而且善于吸收中外学界的最新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比如考据发掘方面的新成果等)，融入个人的创见，既有所师承，又有所突破、有所发展，使《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洋溢着新世纪的新鲜气息。比如，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出版思想的萌芽及出版的首创和奠基时期，在该书第十章《先秦两汉的出版与社会》中，作者从教化、美刺、尚用、流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五方面论述了先秦两汉的出版思想，并把先秦两汉出版的特点归结为“创新性”、“从封闭到开放”、“从自发到自觉”、“从零散到系统”四点，颇具个人创见。同时，《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以历史的客观性为先秦两汉出版史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于先秦两汉出版史上一系列重大史实及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研究。并力网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回答。
学术观点分歧问题是学界的常见现象，《通史-先秦两汉卷》一书中牵扯到一些学术观点争议问题。如文字的产生、出版的起源、造纸术的发明，等等。如何处理这些争议问题，作者坚持学术民主的良好风气，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兼容并蓄，求大同存小异，以主流观点为主，链接与融合不同的学术观点。例如，关于出版的起源问题，外国的学者讲到出版起源的时候，强凋出版产生的二三大因素：文字、纸张、印刷。这三个要素和出版的发展紧密相连，不可或缺。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个要素是渐进发展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国学术界有三种代表性的不同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字的产生和甲骨、龟甲、简册、帛书等载体的出现是出版的开端，即先秦说：第二种观点认为纸张、抄本，书肆的出现是出版的标志，即汉代说；第三种观点认为有了印刷术才有真正的出版，即隋唐说。对这三种说法，《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没有简单地把这些观点对立起来，而是立足于先秦说，将
“出版”作为一种从萌芽到成熟，从不完整到完整的发展过程加以叙述，而不以现代的出版概念“规范”古代的出版活动，从而巧妙地将这三种观点衔接融合起来。
强调出版载体、形制等技术要素对编辑出版活动的推动作用
任何出版物都是以特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和特定的载体制作技术来支撑的，出版技术因素对出版物形制、文字载体及其他出版新范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出版业的发展，一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之需要，一则取决于时代提供的技术条件，一则取决于对以往出版经验的继承”。出版史的特点是同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紧密地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的。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不仅改变了图书的介质形态与复制方式，也改变了人类信息的存储与传播方式。实现了长时间、远距离传播知识的梦想，使出版逐渐成为重要的强大的信息传播手段”。可以说，任何出版物都是以特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和特定的载体制作技术来支撑的。《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强调科技因素对出版业的推动作用，强调技术在出版历史演变进程中的地位。诸如文字的起源和流变、原始图书典籍的制作、竹木简牍的制作技术、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等，均有专门的章节记述。比如，在该书第八章中，作者通过原始文献考证，专门详解了两汉时期出版物的形制与文字载体，记述了两汉竹木简牍的发现及其特点，如竹简呈细长薄片状、出版物形制丰富多样(简、牍、札、策、检、方、两行、椠、符、削衣、笺、檄等)、简册长度因出版物内容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别等，剖析了两汉竹木简牍的制作方式及其形式。如刮削政治、编简成册、长度内容、书写字体、收卷等，以及两汉时期缣帛的发现及其种类、制作方法(如行格、尺寸、收卷、折叠等)和特殊用途，等等。
论从史出，史从考出，史料严谨、可信
叶再生先生说：“一部出版史著作必须根植于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上。历史资料的搜集、鉴别、考证，既是出版史学研究的基础，又是出版史学研究的前提，只有掌握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导出符合实际、符合历史的史论，才可能使出版史著作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出版史的写作，需要论从史出，需要建立在翔实而准确的原始文献史料之上，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解读出版史料。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和历史规律。《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广征博引文献典籍和考古发现及前人研究成果，书中所有的引文论据都尽可能地注名出处，注释力求翔实准确，引文意义完整，没有断章取义现象。该书对在出版史料的挖掘、梳理、整合方面用功颇深，考证、补充了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史学价值的出版史料，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历史文献基础和严谨的学风。作者在行文中大量引用并考释《论语》、《尚书》、《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说文解字》等经典文献史料和其他时人著述，并借近人王国维、柳诒徵、郭沫若、钱穆、顾颉刚等大师和今人李学勤、裘锡圭等大家的著述中的可信史料考订先秦两汉时期的出版史实，并善于运用考古发现来加以证明。以该书第一章第二节《汉字的产生》为例，作者运用大量原始文献史料考证、论述了汉字的产生过程，从结绳记事、契刻到图画符号、仓颉造字，从《周易》、《庄子》、《古文尚书》到章太炎的“造字缘起说”、于省吾的《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郭沫若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唐兰的《中国文字学》，作者广为引用、考释，其中对原始图画的论述多有独创之处。同时，作者又一一列举和分析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90年代原始文字的考古发现。这些新史料、新发现比较权威、可靠，对于拓展出版史研究的视野，对于中国文字史、文化史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史为鉴，注重经世致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而编写出版史，应即站在当下的角度，用当今史学话语体系、思想体系作为语言载体和工具理性分析。以“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学术理想和学术实践服务于当今的出版文化事业。《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以现代视角为出发点，既注重研究先秦两汉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对当时出版文化活动的影响，又研究文字的产生、出版物载体的变革和图书的编纂、出版、贸易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总结其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突出先秦两汉时期出版文化的历史感与时代感，以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比如，作者在论述“两汉时期的图书流通与贸易活动”时，考察分析了书肆产生的历史因缘与现实基础、槐市的特点，以及其他流通形式，于今仍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4
01世：名汪，本姓姬，字象文，鲁成公黑肱庶子，二夫人姒氏所生，因大夫人姜氏未育，襄公午亦为庶出，故汪即次子也。史属春秋/ 西周/ 鲁国。生于周简王十三年亦即鲁成公十八年戊子（公元前573 年）。长于敦敏值功于鲁，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公元前552 年）封上大夫（最高爵位），食采颍川（颍水得名，秦置颍川郡的前身，辖境主以颍河流域，辐射约今河南禹州、太康、许昌、长葛、登封、尉氏、平顶山、叶县、宝丰东、郾城西、新密南、舞阳北，治阳翟即今禹州市，隋唐后改治许昌），封为颍川侯，亦号颍川汪侯。
夫人王氏――大夫王之女。生子一──挺。公与夫人殁后同葬颍川城（著名夏朝古都──禹州）南三十八里伏龙山，坐坎面离（坐北朝南，背靠颍川面向太康），即晋初陈郡阳夏太康西乡靖仁里。
02世：名挺，字文质，汪侯独子。史属春秋/ 西周/ 鲁国。生于周灵王二十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也即孔子诞生前一年（公元前552 年），仕周至司谏。 妣郑氏──郑君约之女（一曰许氏女）；生子二──诵、芒；公殁葬洛阳（豫）牛耳山。
03世：名诵， 字元通，号志道，挺公长子。史属春秋/ 西周/ 鲁国。生于周景王十五年即鲁昭公十二年辛未（公元前530 年），周敬王二十年辛丑（公元前500 年）仕周为都司马（将军下的部门统领），仕居或封邑鲁之城平阳（后曰东平阳，今新泰市）。妣柳氏──（冀）河间柳怀之女，生子三──钺、铨、。合葬平阳鄯乡武丘。
诵公实为汪氏肇姓之祖，本姓姬。按当时的王、公族规，公子公孙三代后不可延续公族之姓，别姓有多种途径，可封赐、可采邑、亦可自选报准 。诵公依后者，因觉祖名由来神祥而引以姓汪，故奉颍川汪侯为汪氏鼻祖。本汪氏在唐朝前期盛于新安江流域谓之“郡望新安”，唐朝中期盛于河西走廊被封于“河西汪氏”。宋代诏编全国经典《百家姓》，凡姓皆标郡望，新安与河西两地显然不能代表汪氏全体。于事，我汪氏宋代先贤们议定：汪氏郡望应总为平阳，平阳郡始此。
共有十七地称为平阳，久考确认公之采邑并汪氏郡望为鲁之城平阳，而非晋之都平阳，亦非鲁之南平阳和西平阳，理由有三：其一，在当时惟有城平阳已名之而属鲁国，且鲁曾尝试建都如此；其二，诵公实为汪氏别姓始祖，而此前几乎没有分脉，以诵公封地为郡望可一统盖之；其三，汪氏出自鲁国公室，泰山是为鲁邦之望，则平阳可作汪氏之望，宜也。
03世：名芒，挺公次子，其他资料俱缺。芒是否与兄诵同期改为汪姓？有无后裔，是否姓汪？是否有修编并续著宗谱？他与“汪芒之后”的渊源传说有无关联？悬念、无考，遗憾！
04世：名钺，字智宾，诵公长子。史属春秋/ 西周/ 鲁国。生于周敬王十二年即鲁定公二年癸巳（公元前508 年），周贞定王十一年癸未（公元前458 年）仕鲁至公族大夫（上等爵位），封陈郡侯（豫），居洛阳。妣钟氏──颍川钟思恭之女，生子一──嵩；继妣王氏，生子四──嵩、汶、洙、郁（出绍）。
04世：名铨，诵公次子，仕鲁至司马。其他资料俱缺。
04世：名，诵公三子。哀公十一年，齐伐鲁，与公为（人名，昭公之子）皆战死于郎（地名），时年十九。鲁欲殇而葬，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遂以殡礼葬焉，谥曰“烈”（即孔子赞为民族英烈）。立子一──郁，系长兄四子为祀。
05世：名嵩，字子高，钺公长子。史属战国，西周，鲁国。生于周周贞定王二年癸未（公元前467年），周威烈王一十三年戊辰（公元前413年）仕鲁至中大夫（中等爵位，仕居应在河南）。妣江氏──济阳（今河南。又曰姜氏），生子一──建。嵩公因功受诏上表修谱。
05世：名汶，钺公次子，其他资料俱缺。
05世：名洙，钺公三子，其他资料俱缺。
05世：名郁，公立子，系钺公四子承祧，其他资料俱缺。
06世：名建，字君行，嵩公独子。史属战国，西周，鲁国。生于周威烈王十三年戊辰（公元前413年），周显王六年戊午（公元前363年）仕鲁至左中郎将（宫廷左卫军统领，仕居应在山东）。妣萧氏──兰陵（今山东）萧亮之女，生子一──考。
07世：名考，字公绩，建公独子。史属战国，西周，鲁国。生于周显王八年庚申（公元前361年），周赧王八年甲寅（公元前307年）仕鲁至司马（将军下的军政统领，仕居应在山西）。妣叶氏── 太原（山西）叶恺之女，生子一──欣。
08世：名欣，字仁悦（一曰子悦），考公独子。史属战国，西周，鲁国/秦国。生于周赧王一年丁未（公元前314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257年仕鲁至彭城（江苏徐州）戌主（卫戌军统领）以备兵抗楚，次年楚顷襄王伐鲁攻占徐州，又五年楚灭鲁。公认定能困楚者莫若秦，故举家投奔秦国，誓报灭鲁之仇。享年六十四岁，妣姜氏──天水（甘肃）姜俭之女，生子一──永。
09世：名永，字子长，欣公独子。史属战国，秦国。生于周赧王二十年丙寅（公元前295年），秦庄襄王三年甲寅（公元前247年）仕秦至左监门，子承父志蓄势抗楚（仕居应在甘肃、陕西）。妣李氏──舍人（达公贵族之近亲）李超之女，生子一──陈。
10世：名陈，字宇梁，永公独子。史属战国，秦国。生于周赧王三十九年乙酉（公元前276年），秦王政十八年壬申（公元前229年）仕秦至中郎将，助大秦灭六国，征战建功（仕居应在陕西、河南）。妣袁氏──陈郡（河南淮阳）袁义方之女，生子二──量、良。公殁葬长安左冯翊。
11世：名量，陈公长子。仕秦至彻侯（最高爵位），后世居长安，其他资料俱缺。
11世：名良，字文贤，陈公次子。史属战国，秦国。生于周赧王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257年），秦二世二年癸巳（公元前208年）仕秦至中郎将（仕居地应在陕西、甘肃）。妣沈氏──吴兴（今浙江）沈文之女，生子一──猛。
12世：名猛，字君烈，良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秦王政九年癸亥（公元前238年），汉高祖二年丙申（公元前205年）仕汉至中军司马，再仕至沛郡（今安徽相县）守。妣吕氏──范阳（今河北，一曰济阴即山东）吕迟之女，生子二──胜、拔。
13世：名胜，字伯勘，猛公长子。史属西汉。生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壬午（公元前219年），汉惠帝六年壬子（公元前 189年）仕汉至丞相王陵府（今陕西西安）长史，再仕颍川（今河南新郑、禹州）郡守，又封容城（今河北保定）侯。妣李氏──彭城（今江苏徐州）戌主李温之女，生子三──理、重、泰。
13世：名拔，猛公次子。迁居北地，其他资料俱缺。
14世：名理，字仲长，胜公长子。史属西汉。生于汉高祖八年壬寅（公元前199年），汉文帝三年甲子（公元前177年）仕汉至清河（河北）令。妣吴氏──琅邪（山东）吴达之女，生子二── 坚、婴。
14世：名重，胜公次子，仕居颍川，其他资料俱缺。
14世：名泰，胜公三子，仕居宜阳（洛阳）、汴梁（开封），其他资料俱缺。
15世：名坚，理公长子。仕居清河（河北保定一带）。
15世：名婴，字子雅，理公次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文帝一年壬戌（公元前179年），汉景帝三年丁亥（公元前 154年）仕汉至冯翊（陕西西安西）长史，再仕伏波将军。妣陈氏── 颍川（豫东）陈度之女，生子一──晃。
16世：名晃，字文明，婴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文帝后元七年甲申（公元前157年），汉武帝元光二年戌申（公元前133年）仕汉北征至中郎将（仕居应在今陕西、山东等）。妣王氏──琅邪（今山东）御史王评之女，生子一──性。
17世：名性，字公静，晃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元封元年辛未（公元前110年）仕汉至北征中军司马，后为淮阴（江苏）令（仕居应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妣杜氏──河北杜陵之女，生子一──进。
18世：名进，字元涉，性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武帝元封五年乙亥（公元前106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庚子（公元前81年）仕汉至护军司马（仕居应陕西）。妣李氏──始平（陕西中部）李则通之女，生子三──达、将、勘。
19世：名达，字子通，进公长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昭帝始元三年丁酉（公元前84年），汉宣帝甘露元年戊辰（公元前53年）仕汉至中郎将（仕居应在陕西、安徽等）。妣夏氏──谯郡（今皖北）夏汉宗之女，生子三── 雅、、卞。
19世：名将，进公次子，仕居不详，其他资料俱缺。
19世：名勘，进公三子，汪仕居扶风（陕西）， 其他资料俱缺。
20世：名雅，字景儒，达公长子。史属西汉。生于汉宣帝元康三年戊午（公元前63年），汉成帝建始二年庚寅（公元前31年）仕汉至猃狁（即凶奴，今陕北、陇北、蒙西）戌主，再仕清河（今冀南、鲁北）太守。妣徐氏──广陵主簿徐宗彦之女，生子一──勇。
20世：名、达公次子，其他资料俱缺。
20世：名卞，达公三子，仕居淮阴（江苏），其他资料俱缺。
21世：名勇，字伯州，雅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汉元帝永光四年辛巳（公元前40年），汉平帝元始元年辛酉（公元1年）仕汉至广武将军（仕居应在豫），妣许氏──郡（河南）太守许陵公女，生子一──言。
22世：名言，字公辩，勇公独子。史历西汉-新-东汉。生于汉成帝永始二年丙午（公元前15年），新王莽天凤元年甲戌（公元14年）新授广武将军不就，新更始元年癸未（公元23年）从汉授武锋将军，讨王莽有功，任武城（今山东、河南、陕西？）太守（仕居在陕西、山东）。妣张氏──清河（冀南）太守张荣之女，生子一──高。殁葬右扶风（西安西北）茂林马邑山。
其墓碑铭文曰：周公末裔，汉代名贤；英英独秀，沉沉蒿田；麒麟卧地，松柏参天；灵龟万世，华表千年；式刊不朽，视此雕镌。
23世：名高，字元升，言公独子。史历西汉-新-东汉。生于西汉孺子居摄三年戊辰（公元8年），东汉建武二十年甲辰（公元44年）凶奴侵犯，在天水、上党、武陵、五溪等地抗战中，英勇善战，累建功勋，赞为猛烈将军，授北塞戌主（仕居应在陇西）。妣薛氏──彭城（徐州）薛宏之女，生子三──洪、澄、浍。
24世：名洪，高公长子，仕居河西（甘肃），其他资料俱缺。
24世：名澄，字仕清，高公次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己丑（公元29年），汉章帝元和元年甲申（公元84年）取武略进士，仕征北军司马（仕居在陇西）。妣河内（今河南）荀氏，生子一──珍。
24世：名浍，高公三子，仕居广平（今河北），其他资料俱缺。
25世：名珍，字子玩，澄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壬子（公元52年），汉安帝永初元年丁未（公元107年）以父勋仕沛郡（皖北、苏北及豫东）长史，后升沛郡侍郎（应居皖北）。妣宋氏──沛郡宋昱之女，生子一──云。
26世：名云，字元汉，珍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壬申（公元72年），汉顺帝永建元年丙寅（公元126年）父殁后仕汉至渔阳（北京）太守，鲜卑犯边，久战无援终阵亡。享年五十七岁，妣袁氏──许县（河南）祭酒（最高学位）袁昙之女，生子一──。
27世：名，字伯寄，云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壬辰（公元92年），汉恒帝建和三年己丑（公元149年）仕汉至嘉平（四川）县令。妣胡氏──太阳（地名无考）县令胡进之女，生子一──。
28世：名，字子始，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安帝永初六年壬子（公元112年），以孝廉献策，汉灵帝建宁三年庚戌（公元170年），仕汉至太子洗马。妣胡氏──胡公贡（一曰胡公员？）之女，生子一──广。（一官职无考，两地名无记）
29世：名广，字元洪，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顺帝永建六年辛未（公元131年），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公元184年）仕汉，破巾军乱有大功，封中郎将（仕居应在甘肃）。妣贺氏──武都（陇西）贺韬之女，生子一──平。
30世：名平，字衡甫，广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恒帝和平元年庚寅（公元150年），汉灵帝中平六年己巳（公元189年）讨董卓任徐州行军司马，妣陈氏──颍川（许昌）参军陈通之女，生子二──文、文和。
31世：名文，平公长子，居会稽，立子一──超，系弟文和次子承祧。
31世：名文和，字君睦，平公次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灵帝建宁三年庚戌（170），江南始祖。汉献帝初平三年（192），破黄巾军乱授龙骧将军，汉献帝建安二年丁丑（197），中原大乱，从河南禹县南迁，渡江至江南，孙策表授为会稽（浙江绍兴）县令，遂居会稽。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208），孙权遣部平黟、歙二县，与始新、新定、黎阳（今屯溪）、休阳（休宁）六县立新都郡（含浙西、皖南），又举家迁居歙县。遂整撰史料，续修宗谱。妣富春（浙江富阳）孙氏，生子二──轸、超。次子超出继兄文为嗣。公葬新都郡（始新，今千岛湖库区）西九里邵石山。
32世：名超，文公立子，系文和公次子承祧，居会稽。其他资料俱缺。
32世：名轸，字公车，文和公长子。史历东汉-三国。生于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庚午（190），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212），破黄巾贼于故鄣（鄣郡治所，今浙江安吉西北），为弭寇将军、故鄣令。妣历阳（今安徽和县）李氏──李期之女，生子四──彻、远、徐、万春。葬新都郡前都督山。
其碑铭曰：帝喾之胤，姬旦之苗；股肱周室，羽翼鲁朝；源长派远，金声玉条；文波浩瀚，笔海迢遥；烹鲜驯雉，制锦沉巫；既宰他邑，亦赞松榆；燕辞城郭，雁至衔庐；屡华廷槿，匝固荒芜；十年迅速，七尺斯须；茔来元武，兆示青乌；宗支不昧，万载无渝。
33世：名彻，字子明，轸公长子。史历三国-吴国。生于东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辛卯（211），因累建功绩，吴大帝赤乌元年戊午（238）仕吴至湘东郡（一曰湘都郡，今湖南）太守，居湘东；后封新都（浙西、皖南）候，居黎阳（浙西）。妣始新（浙西）方氏──方信之女，生子三──授、守、谦。葬歙郡（歙县）城东八里吴清山（一曰吴渚山）。
33世：名远，轸公次子，迁南陵（皖东），其他资料俱缺。
33世：名徐，轸公三子，迁庐江（皖中），其他资料俱缺。
33世：名万春，轸公四子，任庐江郡（皖中）守，居庐江。其他资料俱缺。
34世：名授，字元德，彻公长子。史历三国-西晋。生于吴大帝黄龙二年庚戌（230），吴大帝太元元年辛未（251），仕吴至射击校尉，宝鼎三年戊子（268），授右将军，仕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太守。妣余氏──新定（地点无考）余丞通之女，生子四──翊、解、演、旭。迁居遂安（浙西），葬邵石山。（汪余方胡是当时新都郡四大姓）
34世：名守，彻公次子，居湘东，其他资料俱缺。
34世：名谦，彻公三子，任豫章（今江西锦江流域）郡丞（副郡守），遂居饶州（波阳）浮梁县（景德镇）。
35世：名翊，授公长子，任海阳（皖南休宁）令，居海阳，其他资料俱缺。
35世：名解，授公次子，任庐江（皖中）郡守，居庐江，其他资料俱缺。
35世：名演，字德敷，授公三子。史属三国-西晋。生于吴末帝甘露元年乙酉（265），晋惠帝元康元年辛亥（291）仕晋至仁威将军、散骑常侍。晋惠帝元康四年甲寅（294）夏，因洪水暴涨，原遂安故居被毁，故迁居遂安（浙西）城北。妣王氏，生子一──道献。公葬新都（浙西）邵石山。
35世：名旭，授公四子，先仕晋军司马，西晋武帝时破刘曜有功，拜忠武将军，历任护军司马、丹阳太守、封淮安侯，食邑二千户。晋成帝咸康二年丙午（336），诏索诸姓谱牒，奉表阙下。旭公续修《汪氏大宗血脉谱》。居宣城。
36世：名道献，字君奉，演公独子。史历西晋-东晋。新安始祖。生于东晋武帝太康九年戊申（288），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壬午（322 ），仕晋至歙县令，遂居歙县，妣胡氏，生子二──恭、威。公卒葬歙郡城东八里吴清山。
37世：名恭，字伯敬（一曰敬伯），道献公长子。史历西晋-东晋。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壬申（312），东晋穆帝升平元年丁巳（357 ），仕晋至除寇将军。生性清高廉洁，不尚财物，居帷书史充栋。居歙南，妣胡氏，生子一──统。享年八十七，葬歙县向杲山。梁大同元年乙卯（535），建向杲院。
37世：名威，道献公次子，繁衍至北野、灵村、辇村、乌聊琶村诸支脉。其他资料俱缺。
38世：名统，字容之，恭公独子。史属东晋-武帝。生于东晋穆帝永和三年丁未（347），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元年辛卯（391）仕东晋至宁远将军（晋制五品）。妣程氏，生子一──元爽。享年六十五岁，葬向杲山。
39世：名元爽，字克明，统公独子。史历东晋-南北朝-宋国。生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甲戌（374），宋武帝永初六年甲申（420），仕宋至富春（今浙江富阳）令。享年七十八岁，妣程氏，生子一──叔举。文学著名，葬乌聊山（休宁庙山）。
40世：名叔举，字鹏远，元爽公独子。史属南北朝-宋国。生于宋武帝永初六年甲申（420），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辛丑（461）为护军司马（一曰参军司马），领兵镇歙后，勇退不仕。妣江氏，生子五──皓、泰、志、聘、霸。享年九十八岁，神为扦，葬绩溪登岭山白扬坑东山下“将军踏弩”形。
41世：名皓，叔举公长子，生子一──睦，其他资料缺。
41世：名泰，字亨之，叔举公次子。史历南北朝，宋国/ 齐国/ 梁国。生于宋孝武帝大明三年辛丑（459），南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庚辰（500）仕齐征仓曹参军，后不就；后梁武帝天监四年乙酉（505），梁欲大举伐魏，授平北大将军，享年六十三岁。娶姚氏，生子五──勋明、然、杰、默、仁。迁居绩溪，葬歙县横品山。因历仕有功，后宋追封基福昭佑侯。
41世：名志，字季道，叔举公三子，迁居葛塘，其他资料缺。
41世：名聘（一曰孺），字季孺，叔举公四子，迁居临溪，其他资料缺。
41世：名霸，字季武，叔举公五子，仕歙县主簿，居长乐乡，其他资料缺。
42世：名睦，皓公子，生子一──宝欢。其他资料缺。
42世：名勋明，字智叔，泰公长子。史历南北朝，梁国/ 陈国。生于南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庚辰（500），陈武帝永定三年己卯（559 ）仕会稽令。因历仕两朝有功，封戴国公，后宋追封衍庆灵佑广济侯。妣许氏，生子三──僧莹、僧湛、僧叔。陈文帝天嘉元年庚辰（560）卒，享年六十一岁，葬歙县云岚山。
42世：名然，泰公次子，生子一──德大。迁居白杨。其他资料缺。
42世：名杰，泰公三子，迁居白杨。其他资料缺。
42世：名默，泰公四子，迁居白杨。其他资料缺。
42世：名仁，泰公五子，迁居白杨。其他资料缺。
42世：名助，志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兴，志公次子，陈太建元年已丑（569）授宣城郡淮安令，妣王氏，生子三──僧繇、僧契、僧奇。其他资料缺。
42世：名起，志公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銮，志公四子，生子二──英、昌。其他资料缺。
42世：名仪，志公五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崇，志公六子，生子二──绍竺、绍祖。其他资料缺。
42世：名君卿，聘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君护，一曰君获，聘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滕，霸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凭，霸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陵，霸公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标，霸公四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可，霸公五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舒，霸公六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宝欢，睦公子，公为隋大将军。其他资料缺。
43世：名僧莹，字伯玉，勋明公长子。史属南北朝/ 陈国。生于梁武帝大同元年乙卯（535），陈文帝天嘉元年庚辰（560），袭封戴国公，任休宁令，三年壬午（562 ）迁任稷州长史。妣歙西郑氏，生子三──世华、世英、世荣。陈后主祯明二年戊申（588）卒，享年五十四岁。多数谱载于隋大业四年戊辰（608）卒，享年七十四岁。葬歙北云岚山。因仕功显著，后宋追封世惠垂贶善应灵显侯。
43世：名僧湛，字天，勋明公次子。史属南北朝，陈国。陈废帝天康元年丙午（公元560年）仕鄱阳令，妣周氏，生七子──铁秩、铁师、铁佛、铁罗、铁彪、铁环、铁环。公享年八十九岁，卒葬歙县溲山。
43世：名僧叔，勋明公三子。或不显.或未成年，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德大，然公之子，妣X氏，生子一──天，其他资料缺。
43世：名容，公之子，生子二──明、。其他资料缺。
43世：名蹲，仁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颖，仁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僧繇，兴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僧契，兴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僧奇，兴公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英，銮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昌，銮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绍竺，崇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绍祖，崇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世华，字英发，又字国辅，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略名为华，僧莹公长子。史历隋朝/ 唐朝。陈后主至德四年丙午（586）正月十八日子时（十七日午夜，属次日凌晨），生于新安登源里（今绩溪淳安大庙汪村）。受世家教诲，并受房叔宝欢的器重并授以兵法，自幼酷爱攻书习武，集大智大勇大德大义于一身。公十五岁尽显高大英俊、机智神勇，十八岁以勇侠自居独步各地，十九岁选据新安，纳勇结邦，且气势相当。时逢婺源寇起，不安逐甚，新安郡府遣兵平乱，力不敌寇而败归，郡守无耐公告全境，召兵募将。公二十岁（605）即率众勇士应征，遂即布兵剿寇，一举灭之，因功获任新安州副将。期间郡将张公妒才藏私，多方迫害，终因赏罚不公，激众将士群愤欲反，张公逃之。公二十九岁（614）受众推任州守将，再平回玉乡（休宁西乡）寇乱。
公三十一岁（616），时逢隋末大乱，公受众官兵拥戴自立为新安州刺史，以镇保一方平安。公三十三岁（618），宣州守将起兵来犯，公亲率众将士反击并攻克宣州，宣州守将请降，公纳降并优待。遂毗邻诸州相继过招，斗谋斗勇，终使杭睦婺饶四州守将均感德摄威，一一归顺。至此公已功德日盛，威誉益隆，统领六州（今浙江、安徽及江西三省近半区域），带甲十万。时至中原大乱，南方割据渐多，隋帝已无能控制，以一州刺史统领六州，恐名威不足，若遇外力入侵极易瓦解，六州诸将忧虑以谋，奉请华公立国称王。众望难推，公三十五岁（620）遂定都歙州立吴邦称吴王，并奉隋为正朔（自定性为大隋朝的诸侯国）。
公三十六岁（621），唐王建国已三年余，尽显强盛且德政誉隆，并传为受隋帝禅让为正统，故汪王视唐帝为真命天子，为促华夏一统，遣堂弟铁佛往西京奉表归唐。唐高祖欣纳并嘉封汪华为上柱国、越国公，总管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诸军事，并任歙州刺史。在举世大乱之际，汪华主镇新安六州十余载，德惠民众，安居乐业，永世赞颂。公四十三岁（628），唐太宗诏授左卫白渠府（今陕西）统军，居西京（今西安），公五十八岁（643 ）诏授 忠武将军、右卫积福府（今陕西）折卫都尉。公六十岁（645 ）唐太宗征辽东，特诏授九宫留守，辅掌朝政，赐五顶花冠诏一品服于众夫人。
唐贞观二十三年己酉（649）三月初三，公病卒于长安，享年六十四岁。永徽三年（652），诸子护柩回故里，葬于歙县城北云岚山。公功德无量，忠勇盖世，热心安民，忠心护国，徽民讴歌，大朝嘉誉，后代唐王多有加封，宋元明清等后朝大帝亦追封十余次，有“侯公王帝”等各种封号。除汪氏宗祠外，地方民建或少数官建的忠烈庙、汪王庙、越国墓祠等数处，尊为太阳菩萨、汪公菩萨、汪王大帝等，鼎礼奉拜一千二百余年。
越国公汪华先后共娶五房，首钱氏受宋四封为灵惠助善协顺显应夫人，继钱氏受宋三封为协德辅顺昭惠妃，嵇氏受宋二封为柔则淑惠夫人，庞氏受宋二封为柔肃顺济夫人，张氏受宋二封为柔淑顺德夫人。关于诸夫人的生卒年份、接纳顺序与年份、所生子嗣，都有多种版本，但主流不外乎以下两种：
一、综合《越国公垂裕录》、《越国公年谱》、《越国公行状》、《通宗世谱》、《江阴合谱》所载：元配钱氏，公未贵时首配，名英，端彦公之女，休宁黎阳乡敦睦里钱源人，至德四年丙午（586）五月十七日丑时生，615年30岁婚，大业十三年（617）二月初二日卯时32岁卒，未育。继配钱氏，名任、大将军巢国公九陇之女，湖州长城光化里人，仁寿元年辛酉（601）八月初九亥时生，622年22岁婚，贞观九年乙未（635）十一月十八日辰时35岁卒，生子三――建、璨、达。三配庞氏，名实，公之女，婺州大云乡安期里人，开皇十三年癸丑（公元593年）五月十六日丑时生，624年32岁婚，龙朔二年壬戌（662）二月十一日酉时70岁卒，生子三――广、爽、俊。四配嵇氏，名圭，宗沆公之女，饶州白水乡山东里人，开皇十三年癸丑（593）二月二十七日亥时生，625年33岁婚，贞观十五年辛丑（641）七月二十一日子时49岁卒，生子二――逊、逵。五配张氏，名瑾，公之女，蓬州伏虞人，贞观元年丁亥（627）四月初七日申时生，644年18岁婚，仪凤二年丁丑（677）十月初九日未时51岁卒，生子一――献。
二、综合《越国公墓祠志》、《通宗世谱》、《越国公小传》、诸多老谱、《越国公汪华》所载：元配钱氏，公未贵时首配，名英，端彦公之女，休宁黎阳乡敦睦里钱源人，586年生，约605年20岁婚，617年32岁卒，生子三 ――建、璨、达。二配嵇氏，名圭，宗沆公之女，饶州白水乡山东里人，593年生，约610年18岁婚，641年49岁卒，生子二 ――逊、逵。三配庞氏，名实，公之女，婺州大云乡安期里人，593年生，约610年18岁婚，662年70岁卒，生子三――广、爽、俊。四配钱氏，名任、大将军巢国公九陇之女，湖州长城光化里人，601年生，约618年18岁婚，635年35岁卒，未育。五配张氏，名瑾，公之女，蓬州伏虞人，627年生，约644年18岁婚，677年51岁卒，生子一――献。
华公共生子九──建、璨、达、广、逊、逵、爽、俊、献。九子皆如父，个个身名显赫。关于九子的生辰年份及日期和所出生母，诸谱亦有多种记载，但其主要亦不外乎上述两种版本。第一种版本虽然全面和详细，但不尽合理。第二种版本虽然更趋合理，但其史料不够详细和全面。因历史悬疑难以考定，故以两种版本并记。笔者追求“合理为上”的原则，以“建公631年晋职、达公630年晋职、爽公644年晋职”推之，倾向于第二种版本，结合多数谱“僧莹公享年七十有四”的记载，便可基本否定“华公三岁亡父八岁亡母”的谬说，亦可合理支持“华公携七子进京”的传说。（笔者：92世裔九华山汪长富）
44世：名世英，字国英，僧莹公次子。唐授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妣李氏，生子四── 畅、操、素、术。公享年五十八岁，卒葬歙北云岚山。
44世：名世荣，字国荣，僧莹公三子。唐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授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五年（公元622年）上表论功，赐二百疋，袭封戴国公，授清江令。妣鲍氏，生子四──亮、光、良、秦。公享年六十五岁，卒葬歙北云岚山。
44世：名铁秩，字于？，僧湛公长子，隋末为堂兄世华裨将，唐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归唐，诏授金紫光禄大夫，歙州总管。其他资料俱缺。
44世：名铁师，僧湛公次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铁佛，字懋族，僧湛公三子，隋末佐堂兄世华保障六州建大功，汪华称吴王时为左丞相。奉表归唐后，授歙州总管府长史，上柱国宣城郡开国公。妣王氏，生子八──伯广、伯密、伯伦、伯廉、伯雅、伯嶷、伯顺、伯当。公族子孙后裔衍居休宁凤亭、溪口等地。
44世：名铁罗，僧湛公四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铁彪，僧湛公五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铁环，僧湛公六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铁珉，僧湛公七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天（即宝之古体字），德大公子，隋末佐世华保障六州建大功，汪华称吴王时为右丞相。奉表归唐后，封淮南郡开国公，授镇殿将军，光绿大夫。妣徐氏，生子二──通、近，继妣朱氏，生子二──远、逍。
44世：名明，容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容公次子，生子一──勉。其他资料缺。
45世：名建，字子高，华公长子。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623）二月十三日戌时，钱母（名任）孪生。考应属正宫钱氏（名英）夫人出，约生于606年。贞观五年辛卯（631年26岁）配左卫勋府，（XX年）诏授沔州杞王府（鄂）咨议，永徽五年甲寅（654）袭爵上柱国宣德郎，朗州都督府法曹参军。 娶黄氏，继娶萧氏，生子六──处修、处约、处政、处冲、处讷、处。高宗永淳元年壬午（682 ，或665）二月十七日卒，享年六十岁，葬岐州岐山县（一曰麋山县，今陕西境内）东北凤凰堆后。 唐宋元历封忠惠公、崇福衍德广右侯等。
45世：名璨，字子遇（一曰云遇），华公次子。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623）二月十三日，钱母（名任）孪生。考应属正宫钱氏（名英）夫人出，约生于606年。（XX年XX岁）配左卫勋府，（XX年）仕宣德郎，霍王府（皖）户曹参军，（XX年）仕氵费州涪川（渝）令。 娶朱氏，生子二──处嶷、处崇。周圣历元年戊戌（698，或683）卒，享年七十六岁，居涪川，葬涪川县北五里。唐宋元历封崇顺衍惠公，忠利侯等。
45世：名达，字德远，华公三子。唐高祖武德八年乙酉（625 ）八月二十一日，钱母（名任）生。考应属正宫钱氏（名英）夫人出，约生于608年。贞观四年庚寅（630年23岁）配左卫勋府，（XX年）以征贺鲁、龟兹、高昌（这几地多在今新疆境内）功，袭封上柱国越国公。娶葛氏，生子三──处哲、处惠、处澄。仕居陕西、甘肃，唐高宗开耀元年辛巳（681，或664）卒，享年五十七岁，葬白渠府（陕）北二十里。历仕巩昌（陇）汪总帅、巩昌卫官指挥使、麟掌陕西都指挥使，唐宋元历封崇善衍佑公、忠应侯、武义王。
45世：名广，字巨君，华公四子。唐高祖武德八年乙酉（625）九月十三日，庞母（名实）生。考应属三房庞氏（名实）夫人出，约生于611年。（XX年）配左卫勋府，（XX年）授飞骑尉。娶氏，生子三──处元、处贞、处节。迁居旌德县新建，周神功元年丁酉（697，或683）卒，享年七十三岁，葬歙云岚山。唐宋元历封历封崇应衍泽公、忠济侯等。
45世：名逊，字谦夫，华公五子。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626）十月初一日，嵇母（名圭）生。考应属二房嵇氏（名圭）夫人出，约生于612年。（XX年）补配左卫勋府、授飞骑尉。 娶金氏，生子三── 处筠、处斌、处寂（一曰处宠）。仕居陕西，唐贞观二十年丙午（646，或633、643）卒，享年二十一岁（一曰三十一岁），葬长安积福府（陕）南一里，唐宋元历封崇利衍济公、忠泽侯等。
45世：名逵，字守道，华公六子。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627）六月十九日，嵇母（名圭）生。考应属二房嵇氏（名圭）夫人出，约生于614年。（XX年）以讨徐敬业有功，授为薛王府（一曰蒋王府）户曹参军。娶王氏，生子一──处则。仕居鲁、豫，唐睿宗景云元年庚戌（710，或697）卒，享年八十四岁，葬云岚山，唐宋元历封崇安衍顺公，忠仁侯等。
45世：名爽，字子开，华公七子。唐朝/ 太宗/ 高宗时期。唐贞观三年己丑（629 ）十二月二十九日，庞母（名实）生，唐中宗嗣圣元年甲申（684）六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五十六岁。核考应属三房庞氏（名实）夫人出，生于武德元年戊寅（618）正月十九日，卒于咸亨四年癸酉（673）六月初九日卒，享年五十六岁。贞观十八年甲辰（644）任右武卫，唐永徽五年甲寅（654 ）配左卫勋府，唐总章二年己巳（669 ），仕岐王府（陕西）法曹参军。爽公仕于陕西等地，家居绩溪。
原配闵氏，生卒育不详；继配戴氏，江阴圭铭公女，唐武元年戊寅（618）二月十三日午时生，唐调露元年己卯（679）七月十八日卒，享年六十二。生子二──处礼、处贵。公与闵妣先葬云岚山，后与二妣同（迁）葬绩溪登源南十一都三图一大田中心（今属绩溪县瀛川乡仁里村七塔组，昔日的大田今成村庄，爽公墓被民宅所困），土名七塔，世称七王坟。南宋六次追封为忠德侯、忠德顺助侯、忠德顺助广休侯、忠德顺助广休协贶侯、崇和公、崇和衍烈公。
爽公后代繁衍众多，陆续迁徙至婺源、德兴、浮梁、饶州、瓦硝坝、歙县、休宁、祁门、宣州、安庆、桐城、潜山、霍山、金寨、岳西、庐江、太湖、合肥、池州、东至、石台、青阳、常州、江阴、杭州、衢州、婺州、泉州、四明、汉阳、黄冈、红安、麻城、孝感、信阳、南阳、黄梅、湖南、陕西、山东等诸多分派。
45世：名俊，字元杰，华公八子。唐太宗贞观五年辛卯（631 ）四月初八日，庞母（名实）生。（XX年）郑王府（豫）户曹参军。娶萧氏（一曰罗氏），生子五──处默、处方、处忠、处厚、处静。仕地河南，家居安徽绩溪。唐中宗丁酉（685）卒，享年五十五岁，葬绩溪登源里汪村西盘园，世称八王坟，唐宋元历封崇惠衍庆公、忠佑侯等。后人迁居绩溪、旌德、祁门、泾县、金寨、江阴等地。旌德新建后裔曾十世同堂，百余人同食，宋真宗诏嘉“义门神宗”，赐额“江南义门第一家”。
45世：名献，字云锡，华公九子。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乙巳（645 ）四月十五日，张母（名瑾，首胎）生。 自少俊毅有父风，有挥戈走马如飞等神功，曾有“挟弹丸弹射水中鸭，鸭张口衔其丸”之神奇传闻。妣韦氏，无生子，唐高宗龙朔三年癸亥（663）十一月初五日卒，享年一十九岁，葬无考。善后有无兄长为其立嗣子，老谱无记。郡人立庙祀之，显有求必应之灵，历封崇显衍正公，宋元追封忠护嘉应侯。
45世：名伯广，开国公铁佛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密，开国公铁佛次子，生子一──文惠，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伦，开国公铁佛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廉，开国公铁佛四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雅，字子正，开国公铁佛五子，袭封父爵（开国公），妣杨氏，生子一──，卒葬休宁汪里村。
45世：名伯嶷，字子思，开国公铁佛六子，唐折冲都尉，贞观十二年以父勋为左率府长史。配广平程公女，生子四──元会、元坦、元积、元谈。其他资料缺。
45世：名伯顺，开国公铁佛七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当，开国公铁佛八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通，天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近，天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5世：名远，天公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5世：名逍，天公四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5世：名勉，公之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5
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图”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大部分少数民族都聚居在西南边陲，单只是云南省就分布有24个少数民族，占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40％。由于西南地区民族众多，风俗各异，历史不同，这里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民间文献资料，发掘整理这些民族文献是我们西南地区民族院校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民族院校是高校体系中的一个分枝，这就意味着它要担负起双重的职责：一般高校的教育树人的教育职责和为民族地区培养所需人才，开发民族宝藏，为民族地区服务，加强民族建设的职责。而图书馆作为学校教育和科研的后盾，应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即在藏书体系中突出民族特色，对民族文献进行广泛的收集，在加工整理后提供给读者使用。如果没有民族文献，那民族院校的民族教育、民族研究工作从何谈起？为此，我们的图书馆都应该成为一座座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料资源宝库，并要重视加强民族文献的开发利用，把这一工作作为我们各馆的首要任务。
现代图书馆学给文献下的定义是“记录人类知识的一切载体。”可以这样认为，凡是反映和描述某一民族或众多少数民族文化生态（民俗、哲学、宗教、法规、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天文等诸多内容）和自然生态的文献（包括书面文献和口碑文献），都可称之为民族文献。民族文献自身的特殊性使我们不能用理解汉文献的方式来理解，把文献看作都是用文字记载，以纸张为载体而存放。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只有21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而其它34个民族则只有语言。由此，民族文献的表现形式较多，大体上可列为五种，下面对这五种形式分别加以说明并对它们的收集及价值作一点论述。
1、用汉文记录的直接或间接涉及民族问题的文献。这种文献在整个民族文献中所占比例最大，而且从古到今都有。在二十四史中或多或少都记叙有古代少数民族情况的资料。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就有介绍西南少数民族的《西南夷列传》专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志、史志等，其中内容多有当地民族情况的记录。如现代学者对嘉靖《普安州志》进行考证研究，得知它大量保存了明代中叶关于贵州西部（彝族聚居地）开发史的原始资料。这对于现代考察明代的军屯问题、贵州民族关系史（如所谓的“米鲁之乱”问题）、明初的贵州文学（如杨彝的诗歌）以及贵州的地方志学史等等，都有巨大的史料价值。而今，对这些史料中关于民族学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广泛展开，它将给民族院校图书馆开展民族文献工作提供一块新天地。对于现代用汉文书写成的民族学文献（现代人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大部分都是使用汉语文字），我们可以进行二、三次文献的深加工工作，给当代民族学研究，民族地区的现代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建设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2、用少数民族文字记载的文献。这部分文献是民族文献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任何一个民族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都比外民族更为了解，所以民族文字记录的资料对于现今民族史的探讨和研究就更显出其特有的价值。21个民族文字书写的文献中，按时间可以分为古籍和新书两部分。前者主要是迄至清代为止的各历史时期用民族文字书写或刻印的典籍，如现存的东巴文（纳西族象形文字）、彝文、傣文等书写成的原始宗教和佛教经卷、唱本及神话史诗。这些是我由古代少数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宗教、文化的发展和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如彝族的“哎哺啥额”或“恩布散额”（即《西南彝志》）就是一部全面记载彝族历史的古彝文书，傣族的贝叶经等。这部分文献虽有一些文化馆、图书馆及民族研究所己开始搜集（如云南民族学院图书馆对以上四种民族古文字书籍的搜集整理工作己初具规模），但大部分仍散藏在民族地区。而且由于范围广，种类多（如彝族散居在滇、黔、川、桂等省，由此而产生了六个不相同的语系分支。），通晓该文字者已多不在世，不易挖掘，加工整理工作更是困难重重，所以它们可以说是一批急待抢救的文化遗产。新书是指辛亥革命至今各民族学者研究者用自己本民族文字写成的有关民族学方面的文献资料。这类文献较多的可算是藏族。它们阐述本民族在新时期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及对未来的遐想，除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记载本民族，也有用本民族文字记载反映他民族的文献，如藏族作者吉格美·那木卡的藏文著作《蒙古喇嘛教史》。喇嘛教的中心在西藏，但从此书中可得知这一宗教的发展影响。这些文献以其独特的内容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民族院校图书馆的藏书，经图书馆的深加工，将造福于读者和各族人民。
3、少数民族用汉文写成的文献。较为突出的是白族、满族、回族。这三个民族都用汉字来记叙自己本民族发展情况，而满、回则语言都己全部通用汉语了。白族，其语言虽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但由于历史上与汉民族经济文化联系密切，因而多数人通用汉语言文字。他们曾用汉字来标记白语，称为“汉字白读”，也就是“（棘+入上下结构）文”（白文）。用白文书写的古文献散见于民间，现已不再使用这种文字而通用汉文，没有多少人识读白文了。我们若能将这些古文献搜集整理出来，那么对于白族辉煌的历史，悠久的文化的研究将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还有现在一些少数民族学者、作家，大都借用汉文来描述和反映自己的民族，如近年来涌现出的大批民族作家，都用汉文来描绘自己民族，反映生活。这部分文献收集困难较少，那么就应做得更好更全面，为建设民族地区尽点力。
4、有些无文字民族用简易图符记录和用语言世代相袭的有史料价值的口碑文献。这类文献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歌谣、舞蹈等。对这些进行挖掘整理，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用简易图符记录的文献，现存的有独龙族的刻木结绳记事，景颇族的树叶信等。我国古代曾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而上述民族保留下来的原始表意形式和符号，可以认为是人类开创文字历史的先河。其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生活状况。口碑文献中流传最广的是民歌民谣。它们尽管质朴之极，却闪耀着智慧之光，艺术之星。今天各式各样绚丽多彩的文艺形式，可以说大部分是从纯朴浑厚的口头文学中孕育出来的。有些民歌诉诸于文字，但更多的是流传在民族地区人民中间。这些口碑文献，内容都是人民最熟知，最关切的事物。反映的是人民的思想、道德、习俗、宗教、哲学、情感和心理，是人民生活忠实的记录，也是人民生活的教科书。到民族地区作田野调查，作采风录，把这些口碑文献整理出来，也是我们各馆的一项任务。最近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古代民谣注析》，人的思想感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从古代民谣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古代社会的民情风俗。
5、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但其内容是汉文化的文献。这部分文献是否仍属于民族文献现有争议，在此不多谈。
汉字历史的资料范文6
关键词：《清实录》；历史文献；满文本；蒙文本
中图分类号：K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4-0001-07
收稿日期：2012-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实录研究”（10FZS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贵安（1962-），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清实录》篇幅巨大，记载广泛，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对于清史研究、清代史学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针对《清实录》史料价值的研究，学术界有一些前期成果，奠定了这一问题研究的基础。如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对太祖一朝的实录作了史料学上真实与否的讨论，并未专门进行史料价值的研究；李建宏《（清实录）的史料价值》专门探讨《清实录》的史料价值，但仅以3000余字作了比较笼统的概括；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将修纂与价值合并叙述，关于史料价值部分只有2000余字；王玉洁《（清宣宗实录）福建省史料及其价值》对《清宣宗实录》的史料价值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局限于一朝和一地。本文针对以上文章存在的不足之处，拟系统地对《清实录》的文献史料价值作一梳理和讨论。
有人曾从意识形态立场对《清实录》的价值进行否定，认为：“由于实录是站在清朝统治阶级立场来编纂的，对于某些史实的记载，也成问题，书中对于皇帝皇室的起居、婚丧、祭祀等等，连篇累牍，占了很大的篇幅。这些材料，除开研究清朝宫室的一些礼节掌故之外，可说一无用处。此外对于官吏的黜陟，除极小部分外，也是没有用处的。”这种认识显然比较偏颇。作为清代史料的浓缩和纂辑，《清实录》无疑是清代历史的珍贵记录，特别是雍正以前的实录，因所采用的档案不少都已亡佚，因此，具有不可取代的文献史料价值。
一、《清实录》具有广泛的清史文献价值
《清实录》是对清代起居注和档案整理后的摘录，是对原始史料和史实的有限度的加工和记载，保留了清代史实的原汁原味，记录了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到辛亥革命为止长达295年（1616―1911）的清朝历史，反映了清朝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众多历史事实，从清朝开国的神话传说到努尔哈赤举兵称金，从清顺治入关占领中原到康熙平定三藩，从晚清西洋入侵和开展洋务到清末新军的建立与清朝被，无不纳入其中，为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丰富可信的史料。有人认为，《清实录》是有关清朝历史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清史资料长编，对清朝每年每月每日所发生的大事大都有记载。也就是说，《清实录》具有广泛的清史文献价值。
《清实录》广泛地记载了清朝历史的各个侧面，展现了清代宏阔的历史画面，其覆盖面十分广泛，上至帝王将相，中达文人士夫，下及贞女烈妇，社会各阶层的状况都尽收眼底。与此同时，《清实录》还广泛记载了清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种史实，为清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清代每一朝《实录》前都有修纂凡例，是其内容的采择依据，从中反映出《清实录》内容的类别，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文化等各方面内容都被它采入书中。下面以《清圣祖实录・修纂凡例》为据，观察一下《清实录》的具体内容：
其一，清朝政治。一是关于清帝的各种活动：对登极、亲政典礼，祭祀天、地，太庙、山陵、日月、社稷，郊祀跻配，奉先殿升附配享，祭堂子拜神；御殿视朝；册立皇后，册封皇妃，册立皇太子等；恭谒山陵、临幸阙里礼仪宴赍，亲征朔漠、阅视河工指示方略等事皆予记载。二是有关皇室的各项重要事件和活动：如太皇太后、皇太后圣寿节、万寿节的庆贺礼仪与筵宴；公主下嫁、郡主、郡君等出嫁；宗室封爵等事。三是有关朝廷举行的重要典礼和仪式：对元旦、冬至等大庆贺礼仪和筵宴；大丧礼仪、奉安地宫礼仪；每岁祭历代帝王、先师孔子及先农等典皆加记载。四是有关政府官吏的升黜除授、入觐陛辞：对异姓王、公、侯、伯、精奇尼哈番升降黜革；外藩王、贝勒、贝子、公之封授袭替及升降黜革；文武大臣的京察、大计和升降等事亦作记载。六是有关朝廷法律与司法：对文武大臣犯罪、拘禁迁谪及正法，特恩宽宥；不论官吏军民犯叛逆大罪正法者；肆赦、停刑、恤刑，律例有更定者；更定督捕条例；特遣官员缉口外窃贼等，均作记载。
其二，清朝民族与外交。对满汉文武官员奉使外国外藩事关大典者；差遣大臣往四十九旗蒙古会盟、劝农、训俗；边远地方土司、酋长归化投诚，宣抚、宣慰、招讨等使授职、袭职，改土归流。远方外国慕化归诚、遣使进贡、赐封爵、给敕印，外藩来朝及遣使进年贡、遣侍子入学、请通市，定年贡则例，特恩减免贡物及宴赍，各作详录。宣宗以后的实录，则记载了与英国、法国、普鲁士、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和外交活动。
其三，清朝军事。对清代开拓疆土，设立、改设、分置和裁并边镇及卫所；命将出征、调兵、筹饷一切方略，军中奏报军机、纳降、献捷、凯旋、迎劳；其山海贼寇、地方官兵剿抚平定；兴灭继绝，绥定喀尔喀拉藏疆土、安集所属人众；平定察哈尔、罗刹，所属兵丁编设佐领，分隶八旗；平定三逆、台湾等处，安插投诚兵丁；平定朔漠，安插厄鲁特降人；筹划海疆事宜；八旗分设佐领，增添甲兵；直隶各省水陆标营兵制，及驿传、烽燧添设、裁减、归并，八旗及直隶、各省绿旗兵奉恩诏及特旨颁赏，扈从、出征、戍防兵于常例给饷外，特恩加赏等事，都予详载。
其四，清朝经济。对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茶盐、铸钱之数；凡开垦军屯、圈拨地土、编审人丁、折征漕粮、蠲除赋役、停罢岁办诸特、并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定者；王以下文武各官俸禄、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定者；遇恩诏及特旨蠲免直隶各省新旧额赋，遇灾荒发粟蠲赋，及于常例外特恩赈恤，以及赈济外藩蒙古，均作记录。对各项工程，如修葺坛、庙、奉先殿；营建山陵，重建阙里文庙，及凡在祀典诸神庙宇、直隶各省先贤庙宇、书院，岳渎等庙宇及其赐书匾额；重建太和殿、修葺乾清宫；黄淮两河、运河、永定河疏筑事宜；直隶各省及边塞地方建筑城垣，疏浚河渠，滨海滨江地方筑堤捍水，一切重大工役等，进行载录。
其五，清朝文化。对皇帝钦定的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活动；授先贤后裔五经博士世袭；直隶各省乡试、文武会试、殿试、传胪，殿试制题，特恩开科、增广乡会试中额，及增加取进府州县卫学文武生员，御试博学宏词，及钦赐举人一体会试、殿试，选庶吉士及教习、授职；国子监及直隶各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纂修实录、圣训、玉牒、国史、起居注、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钦定各种书籍；对伦常和风俗的旌扬，如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烈妇、烈女等i对天象云物、气候征应及日食星变、地震，以及颁历、进春等，都进行了记载。利用《清实录》记载的文教史料，王惠洁撰写《从看皇太极时期的文化、教育》的论文，对创制新满文、翻译典籍、重用儒臣、设立文化机构等文化措施，以及对重办学、施行科举、尊孔圣等教育措施进行了探讨。
从《圣祖实录・修纂凡例》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它对清代历史的记载是相当全面的。对此，学者们多有肯定。有人指出：“清代实录的内容广泛、丰富，涉及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宗教、教育、财政、赋役、自然灾害、天文地理、皇族、宫廷等各个方面。”
《清实录》虽然记事全面，追求“巨细靡遗”，但也并非遇事皆载的流水账簿。康熙五十九年，副都统永泰上书称《世祖实录》失载其祖图赖的事迹，圣祖即命大学士马齐核查。马齐审核后具奏：“实录只载国家大政，其余细微之事，例不编入。”可见，《清实录》还具有特殊的采录宗旨和取舍标准，史料不仅广泛，而且重要。
二、《清实录》具有独到的清史文献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清实录》不仅具有史料的广泛性，而且具有独到性，不少史实都为其他书史记载不详或完全失载。清代所修的有关当代历史的典籍很多，如《起居注》（今已不全）、《清史列传》、“清三通”、《清会典》、《吏部则例》、《大清律例》、《赋役全书》、《大清通礼》、历朝“奏议”、“朱批谕旨”、“方略”等，民国所修的有关清朝的史籍也有《清史稿》、《清朝续文献通考》等书，虽然这些典籍对清朝历史的记载也相当丰富，但是并不能取代《清实录》的史料价值，由于体裁或内容的局限，它们要么比较琐碎（如《起居注》），要么各有侧重（如“清三通”、《清会典》、《吏部则例》），要么比较零散或绫乱（如“朱批谕旨”），不如《清实录》兼收并蓄，博采综录和首尾相续。仅就史料的记载来看，《清实录》许多记载都具有独到的价值。
《清实录》的独到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记叙同一历史事实时，与其他书史的记载有所不同，实录的记载要么角度独特，要么更加具体；二是其部分史料具有唯一性。换言之，实录的史料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替代性。
第一，《清实录》的史料与其他书史的记载有所不同。《清实录》在记载某些历史事实时，有时候相当具体和完整。如《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九所载，顺治十五年七月戊午的一则对吏部的上谕，对于清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十分重要：
自古帝王设官分职，共裹化理，所关甚钜，必名义符合，品级画一，始足昭垂永久，用成一代之典。本朝设内三院，有满汉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等官。今斟酌往制，除去内三院秘书、弘文、国史名色，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仍为正五品，照旧例兼衔。
内阁，满字称为多尔吉衙门，汉字称为内阁。
翰林院，满字称为笔帖黑衙门，汉字称为翰林院。其侍读学士以下员数官衔，满名照汉官称谓。通着察例详议具奏。
六部，满汉尚书，俱作正二品，满字仍称阿里哈昂邦，汉字仍称尚书。满汉侍郎，俱作正三品，满字仍称阿思哈尼昂邦，汉字仍称侍郎。理事官，满字称为一齐下喇哈番，汉字称为郎中，俱作正五品。副理事官，满字称为爱惜喇库哈番，汉字称为员外郎，俱作从五品。主事，满字称为额者库哈番，汉字仍称为主事，俱作正六品。司务，添设满官，汉字仍称为司务，满字仍称为他库喇布勒哈番，俱作从九品。
各衙门见任各官，俱照本品改衔供职。以后升除衔品，俱照新制。凡改定官名，通行传谕。至各衙门满汉启心郎，原因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今宗人府启心郎仍照旧，其余部院满汉启心郎俱着裁去，照原品另用。其太常寺等衙门，满汉官名品级，着一并详议画一具奏。
以上记载了清朝前期满汉官制、名称和品级的画一措施，方便了满汉官制的对应和参考。对于研究清代官制史，这则史料非常珍贵，对清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能够起到深化作用。此条内容，《大清会典》中虽然载录了各衙门的相关情况，但对于将某一官名的满文名称与汉文名称逐一介绍并作一比照，则完全无此记载。此条史料后为《皇朝文献通考》卷七七《职官考一》所转录，但在原始性上，显然不及《清世祖实录》，属于“二手史料”，是实录的“史流”。
第二，《清实录》的部分史料具有唯一性。《清实录》以清代档案为史源，但档案保存并不容易，有不少档案都最终散佚，实录反而成了最早的史源，史料具有独特性甚至唯一性。如《清高宗实录》卷三六载：乾隆二年二月乙丑（七日）：
谕履亲王允构、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皇考世宗宪皇帝临御十三年，所降谕旨、所行政事，现在恭修《实录》敬谨叙入，但皇考前在藩邸时事迹，并无记载。我皇考与皇祖圣祖仁皇帝、世祖章皇帝不同，皇祖圣祖仁皇帝、世祖章皇帝皆自冲龄即位，临御以前，并无应行恭纪之事。皇考即位之时，年已四十有五，从前恭侍皇祖，承欢慈颜，恪遵庭训，仰蒙皇祖恩勤教育。及处朕伯叔之间，诸事如何措置之处，理宜详载，以备将来纂修国史，叙入皇考本纪。雍正七年，皇考曾于养心殿，连日召见诸王公文武大臣、官员等，面谕以皇考所行所历之事。时朕与和亲王亦预闻焉。其后皇考屡向朕弟兄降旨，欲将自幼阅历之事俟闲暇之时，再行详悉告谕，而竞未果。现在大臣中经阅其事者甚少，即或有人虽及其时，而于关系内廷之事，亦无从得知。惟有诸叔父，皆及其时，经阅其事。履亲王庄亲王、果亲王尔三人尚其思绎，各据所见所闻所记者，恭录呈览。候朕笔削更定后，再交大学士等纂入《国史》皇考《本纪》。”
此条上谕，表达了高宗对世宗历史的记录要求，相当重要，但查《乾隆上谕档》第155页载录乾隆二月七日的内容，并无此条上谕，证明了这条上谕最早只见于《实录》的记载，具有独特的价值。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高宗命部臣核对国史《吴三桂传》内所载具疏的内容，发现“上谕部臣一条，遵照康熙十三年四月《实录》原文叙入；又《耿精忠传》内所载议政王等覆核精忠罪状，较尚之信尤为重大，且与安亲王书，语多狂悖一条，遵照二十一年正月《实录》原文叙入。其三桂原疏及精忠原书，馆中积年检查红本，并无此二种，他本中亦未见附载”。这条史料证明，国史列传的史料来自实录，而更原始的档案则散佚无存，无从查找。这使《清实录》无意中成为最独特的史料。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高宗令“国史馆查取《刘进忠传》”，该馆覆称“刘进忠未立专传，惟《实录》、红本内载有刘进忠事迹始末”，并将“摘叙事迹进呈”。从这条史料来看，实录的记载常为国史所没有。乾隆五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有大臣“遵旨查噶礼之母呈控被噶礼用毒谋害一案”，发现“所有康熙年间原案及噶礼之母原呈，俱检查无存，惟查康熙五十三年《实录》内所载刑部原题内叙噶礼之母呈词较详，谨将《实录》抄录呈览”。这封奏疏表明，记载噶礼毒母一案的原始档案均已不存，《清实录》成为记载这一案件的唯一史料。相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有大臣覆奏：“前将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奏章交查国史馆、内阁，据覆查无此件红本，臣遵旨恭查《实录》内载有此事之处，夹签进呈。”显然，吴三桂在康熙十三年的奏疏，原始档案已散佚不见，只有《圣祖实录》卷四十五、四十七间接有所记载，可为此事的唯一线索。
还有一种情况是，某一事件的原始档案部分散佚，《清实录》成为散佚部分的唯一记载。乾隆五十年五月，有大臣“遵旨查康熙年间给事中王原参奏吏部郎中陈汝弼一案，谨将红本抄录呈览”，但他们发现“其议政王大臣、九卿等覆审及定案二本，检查无存，谨于康熙四十四年实录内将议政大臣、九卿等覆审后节次所降谕旨恭录进呈”。这说明，此案审讯部分的档案皆已无存，只能依靠《实录》的记载，说明在这一部分，实录是唯一的史料。
三、前三朝实录早期版本的特殊史料价值
《清实录》的史料价值，还必须动态地加以审视，即根据其不同的版本，分析其不同的史料价值，然后才能正确地进行应用。《清实录》自《圣祖实录》以后，都只有一个定本流传下来，而其太祖、太宗和世祖三朝实录，则经过多次修纂，产生了多个版本，除雍乾校订本（今定本）外，还有其他的早期版本流传下来。这些早期版本并不完全相同，它们与雍乾校订本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今天流传下来的版本，太祖实录依次是《太祖武皇帝实录》（顺治重修本）、康熙第一次修改本、第二次修改本、第三次改修本（康熙三次改修本后被罗振玉编成《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雍乾校订本《太祖高皇帝实录》（定本）；太宗实录依次是现藏博物院的《太宗实录》初纂本和今天流行的定本《太宗文皇帝实录》；世祖实录依次是《世祖实录稿本残卷》和雍乾校订本《世祖章皇帝实录》（定本）。这些版本的价值规律是：版本产生得越早，其史料的原始性越强，其价值越高；而版本形成得越晚，其改纂和润色得越多，史料的真实性越受影响。三朝实录的早期版本，保存了更多的历史真实信息。
第一，保存了明清君臣关系的真实记录。早期的实录版本，称明为“大明”，后修实录则改为“明”。《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对明朝仍持恭顺和敬畏的态度，在文字上多用敬语，如称明朝为“大明国”等，记录了清建州女真对明朝的臣属关系。但是，后修实录则加以讳饰，康熙重修本《太祖实录》“尽删对明朝的敬词字样，而以明清为对等的国家”。以努尔哈赤祖父与父亲死于古勒兵火的一段记述为例，《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记努尔哈赤听到其祖父与父亲被杀后，在与明朝官员交涉时，这样记载道：“太祖奏大明曰：‘祖父无罪，何故杀之？’诏下言：‘汝祖父，实是误杀。’遂还其尸，仍与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太祖奏大明”，显然是臣向君的求诉。康熙朝第一次修改本将这段内容改为：“上闻之大恸，悔恨不已，谓明边臣曰：‘我祖父无罪，何以加害？’明国答言：‘非有意加害，乃误耳。’遂归其丧。”开始将“大明”改为“明国”，明朝所下诏书和努尔哈赤接受明朝敕书之事一笔勾销；康熙朝第二次修改本进一步改作：“上闻之大恸，勃然震怒，谓明边吏曰：‘我祖父无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汝何辞！’明边吏答曰：‘非有意也，误耳！’乃归二祖丧。”将努尔哈赤委屈、悲恸的态度，变成了凛不可侵犯的复仇态度，将努尔哈赤上奏改为责问明朝边吏，强调明朝和建州是有“边界”的；康熙朝第三次修改本，甚至把“明边吏答曰”改成“明遣使答曰”，试图进一步表现出明朝对建州女真的惧怕，以及明满之间的对等地位。相较而言，《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更为真实。此外，太祖、太宗实录的早期修纂本中，天聪九年以前，都经常有“建州卫”的称谓。《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记载天命四年朝鲜遣使之事：“五月二十八日，朝鲜遣官一员，从者十三人，并前使者赍书至。其书曰：‘朝鲜国书，平安道观察使朴化，致书于建州卫马法足下，吾二国地土相连，大明为君，吾二国为臣，经二百余载，毫无怨恶……一《太祖高皇帝实录》则改成：“五月庚戌，朝鲜遣使者一人、从十三人，随我国使臣赍书至。其辞曰：‘朝鲜国平安道观察使朴化，顿首致书满洲国主。吾二国接壤而居，明与我二国，历二百余载，毫无怨恶……’”可见，早期修纂本中，保留了朝鲜国书中的“建州卫马法”的称呼，改修本中竟将“建州卫”改称“满洲国”，将“马法（即酋长之义）”改为“国主”。
第二，保存了清女真部落的真实信息。《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了努尔哈赤家族成员的名字，如努尔哈赤的祖父作“觉常刚”或“觉昌安”（满文作gio―cangga），父亲作“塔克世”或“塔石”（taksi），其生母姓“奚塔喇”（hitara）名“厄墨气”（emeci），其妻即太宗生母作“孟古哲哲”或“孟古姐姐”（monggoieie）等，太祖本人在《实录》中也被记为Nurhaci，“最多只在名字上划些圆圈，以作敬讳的表示”。然而，这些名字在康熙重修本中或因避讳，或因重男轻女而不载。将后妃的名字改为氏名。如长子褚英、次子代善的生母名字“哈哈纳扎亲”被改作“元妃佟甲氏”，莽古儿泰的生母“滚代”被改作“富察氏”，“孝慈武皇后孟古姐姐”改作“孝慈高皇后叶赫纳喇氏”，多尔衮生母“阿把亥”改作“大妃乌喇纳喇氏”，“皇妃赖”改作“侧妃伊尔根觉罗氏”。
三朝实录早期初纂本还透露出满洲君臣关系的真实状态，并不像汉族政权那样等级森严。天聪八年（1634）正月初一日，初纂本《太宗实录》载太宗皇太极前往大贝勒代善府第拜年的场景是：“上行三跪九叩头礼。大贝勒令其子芍托阿哥跪奏曰：‘上行九拜，异日必生九子，一统天下，永享遐龄，共乐太平。’”雍乾校订本则觉得以君拜臣特别不妥而改为：“诣大贝勒代善拜之，以代善兄，行有加礼。代善令其子硕话跪奏曰：‘上恩优渥，臣无以报，惟愿上富寿多男，一统天下，永享太平。’”刻意隐瞒皇太极向兄长代善行三跪九叩头大礼的实情，而改以模糊的“行有加礼”字样。
三朝实录的早期修纂本，还保存了许多满洲旧俗，如子娶后母、侄娶叔母和弟娶兄嫂等等。初纂本《清太宗实录》卷二一“天聪九年十二月初三日”记载了“莽古儿泰、得格垒二贝勒既行悖逆之事，即为仇敌，因令众贝子愿者便取莽古儿泰二妻，和格贝勒纳其一，姚托贝勒纳其一。得格垒一妻，阿吉格贝勒纳之”的情况。莽古尔泰是清太宗的五哥，和格（豪格）是太宗的长子，豪格纳莽古尔泰一妻，就是侄娶伯母；姚托（岳）是大贝勒代善的长子，岳纳莽古尔泰一妻，就是侄娶叔母；得格垒（德格类）是清太祖第十一子，阿吉格（阿济格）是清太祖第十二子，阿济格纳得格垒妻，就是弟娶兄嫂。初纂本明显留下了满洲旧俗的痕迹，雍乾校订本改为“莽古尔泰六子迈达里、光衮、萨哈联、阿克达、舒孙、噶纳海，德格类子邓什库等俱降为庶人，属下人口财产人官”。此外，人殉旧俗、赏赐“妻奴”制度等在早期版本中有记载，而为改修本所隐讳。初修本《世祖实录》残卷载：崇德八年八月丁丑，“敕谕都尔白特索朗阿：汝都尔白特索朗阿，原系内里特地方人，巴祁蓝、撒木世噶往征黑龙江时，有布颜图带领六十人逃亡，汝率领七人将布颜图追回，又擒获二十人。索海、撒木世噶往征黑龙江时，因汝尽心向导，赐汝达儿汉名，免汝供应马匹牲畜，令子孙仍袭其名”。所载信息丰富，但定本《世祖章皇帝实录》则简化成“以杜尔伯特部落索朗阿，随征黑龙江等处为向导，及擒获逃亡布颜图等功，赐名达尔汉”数语，删除了不少满洲部落情况的细节。
四、满、蒙文《清实录》特殊的文献价值
《清实录》除了汉文本外，还有满文本和蒙古文本，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据清代实录修纂制度，实录修成后，要抄缮成五份，分别藏于皇史（大红绫尊藏本）、乾清宫（小红绫御览本）、内阁实录库（小红绫副本）、内阁实录库（小黄绫呈审本）、盛京崇谟阁（大黄绫尊藏本）。除内阁实录库小红绫副本基本散失外，其它四份至今犹存，不过收藏地点多有变动：原藏皇史的大红绫尊藏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藏盛京崇谟阁的大黄绫尊藏本，现收藏于辽宁省档案馆；原藏乾清官的小红绫御览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只有原藏于内阁实录库的小黄绫呈审本未发生改变。除了盛京崇谟阁大黄绫尊藏本只有满、汉两种文本各一部，计2部外，其他四份都是满、蒙、汉三种文字的文本各一部，计12部。也就是说，当时共有满文本实录五份计5部，蒙古文本实录四份计4部。这些满、蒙文本的清实录，并非完帙，有部分册数散落于外。
这些保藏在北京、沈阳、台北及其他地区的满文、蒙古文《清实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一，满文实录可以厘清被汉文实录所掩盖的历史真相。在乾隆之前，实录修纂的程序是先修成满文本，然后翻译成蒙古文本和汉文本；乾隆以后，是先修成汉文本，然后翻译成满文本和蒙古文本。因此，早期的清代实录，满文实录是最原始的文本，在翻译成蒙古文本和汉文本时，难免出现带有政治倾向的技术性处理。要弄清历史真相，满文本无疑是“第一手材料”。例如，雍、乾校订本《太祖高皇帝实录》删去了原始档案中满洲对明朝的敬称，而在《满洲实录》满文本中，仍然保留了对明朝的敬词，如，“nikan I daiminggurun i wsn lii han i juwan emuci sahahuun honinaniya”，翻译过来就是“汉人大明国万历汗的第十一年癸未”；再如，“daiming gurun I wsn lii I taidzi tai boohergen I lii ceng liyang”，翻译过来就是“大明国万历汗的太子太保官衔的李成梁”，里面都是称“大明”，而不像定本那样改称“明”，似乎与明朝是对等之国。雍、乾校订本《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还删略了满洲殉葬旧习，但《满洲实录》满文本却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如，太祖以四个婢女殉葬皇太极生母之事，《满洲实录》是这样写的：“taidzu sure beile haji fujin ofi，del―heme yadame，fujin i taku raha duin sain hehe，be da―habuha.”翻译过来就是“由于太祖聪睿贝勒所爱的福金，单独的离去，便把福金使唤的四个好婢女殉葬了”。尽管汉文本也记载这一事实，但满文本却以原汁原味的形式，还原了历史场景和真相。
其二，满、蒙文实录还可以用来与汉文本对照，改正汉文本中存在的翻译错误。在记述留守辽阳的满洲将臣时，《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称他们为“多毕（或多铎弼）叔叔”、“背胡吉叔叔”、“沙进”和“素把海（或苏巴海）姑夫”。《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则写成：“命族弟铎弼、贝和齐，及额驸沙进、苏把海统兵守辽阳。”其实只有苏把海娶了太祖的宗妹，可以称为“姑夫”，沙进则不能称为“姑夫”。《太祖高皇帝实录》都称之为“额驸”，显然有误。《太祖武皇帝实录》所称“多毕叔叔”、“背胡吉叔叔”，将“叔叔”置于人名之后，并非表示家庭亲属关系，而是对长辈的尊称，然而《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却译成“族弟”，实有不妥。考《满洲实录》的满文本，则发现所记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相同，从而证明了《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的错误。
关于费扬古的称号与名字，《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称：“天命七年七月乙未朔，一等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卒。年六十四。”这种记载较《太祖武皇帝实录》增加了硕翁科罗巴图鲁的本名“安费扬古”（an fiyanggu），但这种记载却大有问题。硕翁科罗巴图鲁的资料在《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有记载：“初名谙班偏哥，因其英勇超众，故名雄科罗（即硕翁科罗）把土鲁。”康熙朝重修《太祖实录》时，在初稿本中还抄录了这段文字：“舂科落初名昂邦费扬古，因其英勇超众，故名舂科落把土图。”这两段记载中，“谙班”与“昂邦”都是满文“amban”一字的音译，意思有“大臣”、“大人”等，“偏哥”与“费扬古”则为满文“fiyanggu”一名的译音。满洲人的名字常常以排行来命名。“fiyanggu”原意是“老幺”，因此，硕翁科罗巴图鲁的本名应是“费扬古”，“谙班”或“昂邦”只是他的官衔。《太祖高皇帝实录》汉文本定本取“amban”第一音节，称硕翁科罗姓“安”，非是。按照满洲早期习俗，所赐“巴图鲁”（勇士）称号，前面再加特殊的限定词，就成了此人的专称。如费扬古的限定词是“硕翁科罗”（“songkoro”，其义为“海东青”，乃东北出产的珍贵名雕），于是，“硕翁科罗巴图鲁”就是费扬古的专称，有专称的人必不再记载他的本名。因此，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称“硕翁科罗巴图鲁安费扬古”（满文本作“songkoro baturu anfiyanggu”）既不合满洲习惯，也将其姓名弄错误了。考《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本载：“nadan biyade，uiujergi amban songkoro baturu mimeme aku oho，ninju duin se bihe.”翻译过来就是：“（天命七年）七月里，第一级的大臣硕翁科罗巴图鲁死了，得岁六十四。”这才是正确的写法，既不将“amban”（谙班）断章取义成“an”而硬说成是费扬古的姓；也不在已称费扬古专称“硕翁科罗巴图鲁”后再提他的名字“费扬古”。由此可见，满文实录对于改正《清实录》汉文本中的错误乃至其他满文错误，都有重要意义。
满洲入关后，随着汉化的加深，蒙古文修成的《清实录》似乎成了一种象征，然而，蒙古文实录的价值还是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不仅在于它“提供了在满洲统治当时，蒙古公文书或文献，书写的方式，尤其是当时在北京和朝廷中，所用的一套格式”，而且“也可以藉它，来找出若干或部分的，非汉语人名地名的正确读音”。
蒙文实录可以解决汉文本中的地名问题。例如《清世宗实录》汉文本载：雍正九年十月癸卯，“随于木城、噶顺、镜儿泉、察罕哈麻尔、陶赖、搜济一带，各设卡伦”。原文中的地名有译意与译音混乱在一起的。根据蒙文实录，则发现这些地名作“Modun-uQota，Tasun，Toii Bulay，o ayan Qamar，Seuji.”据此可知，“木城”（Modun-u Qota）、“镜儿泉”（Toli Bular）两个地名是译意，其他地名则是译音。
蒙文实录还可以解决汉文本中的人名问题。例如《清世宗实录》汉文本载：雍正九年三月乙丑，“命左副御史二格，协办肃州军需事务”。“二格”，蒙文实录作“Elke”，汉译当作“额勒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