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改变命运范文1
后来我就再没有这位女博士的音讯了，不知她是否已经顺利毕业，也不知道她能否在博士的千军万马中成功找到合适的工作。又假如她幸运胜出，成为高校教师，她是否像其他很多年轻学者一样，经常感慨高校“青椒”（青年教师）收入太低工作压力大的“悲惨”境况？她是否又会时常陷入愧疚，因为她无力回报在经济上支撑了她10年大学求学路的家人？
这是一个真理轻易崩塌，信念总是动摇的时代，“读书改变命运”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随之倒下的是“知识就是财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书中自有千钟粟”等风行一时的教育励志口号。取而代之的是“一毕业就失业”，“科研穷三代，读博毁一生”，“高中生拖累全家，大学生拖垮全家”等令人沮丧的说法。
一个曾经振奋人心的信念倒下了，问题是――谁是凶手？
我最近看了一部名为《读书致贫》的纪录片，是《为什么贫穷》系列公益纪录片中的一部，由丹麦一个公益组织拍摄，旨在唤起人们对贫困问题的关注。《读书致贫》是关于中国的故事，讲述了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学生在高考前后的纠结，一个从独立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艰难的求职经历，以及一个私立学院的“讲师”四处宣讲，“忽悠”低分学生到这个学费高昂教学低劣的学院读书的故事。
这部纪录片令我震惊的是，在一些情况下，教育不仅无法助人脱贫，甚至使人更贫困了。穷人不是教育恩惠的对象，反而成为了教育产业捕食的猎物。用纪录片中那位“讲师”的话说就是，他们学校一般只挑偏远地区消息闭塞的地方宣讲招生，因为这些学生不像城市里的学生，没什么见识，根本没办法识破这些骗局，不知道一旦进了这些学校，面临的将是什么局面。
教育是任何国家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对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穷困阶层一般比富贵阶层更高，因为富人更有能力自寻出路。公共产品存在缺陷的地方，穷人更可能成为更大的受害者。例如，食品安全也是一个基本的公共产品，但是现在农村地区假冒伪劣产品横行，监管疲弱，农民或许可以用较低价格买到这些商品，但却可能要付出更高的医药成本去治疗伪劣食品导致的健康问题。一个国家至少应该确保穷人能够在同等成本下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假如他们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或是根本就被拒之门外，那么有关政策一定是出了问题了。
读书改变命运范文2
纪思道前一段时间在《纽约时报》批评学者固守象牙塔，写的东西就几个人看。于是质疑：学者这么做有意思吗？难道不是浪费了宝贵的头脑么？并且建议学者要走出大学，面朝大众进行写作。
对此，学界大体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嗯嗯嗯”，你说的没错，学者可能要写得更通俗易懂一点；另一种就是“去你的”，哪怕只写给一个人看，也很有意思，看不懂是媒体编辑有问题。后一种看法，就差直接说媒体是反智主义了。
中国媒体的反智主义也不缺例子。到目前为止，还有人讨论“读书有无用处”，然后试图将接受高等教育与找到一份工作直接挂钩，一旦毕业生没找到合心意的工作，就说高等教育失败了，读书无用了。而两会代表说不鼓励农村娃上大学时，这就实在让人有点啼笑皆非了。
一旦当人们开始将教育的目的降格到作为找工作的敲门砖时，反智主义就已经生根发芽了。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读书，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高等教育，为什么没有像“那些人”设想的那样起作用？
二、读书何为
那些人设想的高等教育有什么作用呢？主要的功能是毕业时候能有块敲门砖。李零于是感慨，这种模式之下，必然是大学变成养鸡场。
也就是说，之所以高等教育没有像“那些人”设想的那样起作用，是因为那些人本来就误解了高等教育。因为你的目标和期许都完全不对头，怎么能指望结果合人心意呢？
读书何为？当然有多重答案。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读书的态度都有点功利主义。“书中自有”各种好，美女黄金乌纱帽。还有什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句还没什么，但你看后两句“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就不像话，仿佛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全不顾读书可能只是一个要件。但读书本身就是自我充足的。
“自我充足”这话不太好理解，我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与大多数人将读书当成挣钱的工具不同，读书本身是一项“消费活动”。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你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阅读康德、边沁、罗尔斯以及桑德尔的作品，不一定能给你的工作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甚至也未必能给你带来一份体面的工作。事实上，你本就不应该期待这种阅读能带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因为这本身是一个消费行为，你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或者按照经济学的看法，是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我在《以读书获得自由》一文里还举过“消费”莎士比亚的例子）。
扭转仅仅将高等教育当成敲门砖的观念是很要紧的，因为高等教育本身是一项昂贵的奢侈品消费活动。读者可以仔细考虑下，为了消费康德可不仅仅靠你有钱就能消费得了，最重要的是你得投入相当多的时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读书都是极其昂贵的消费。期望值落空的那些人多少将消费活动误作生产性努力了。
无非是社会化建构将读书搞得比较神圣，显得不同于去东莞桑拿或者下馆子吃饭，但就其消费本质而言，其实没有太大区别。这也使得读书本身附加了太多不应该有的社会期待，例如将读书和当官、找工作、甚至找情人联系在一起（例如最近围绕哥伦比亚大学所产生的一系列绯色新闻）。当然这不能全怪读书人，你本来好好读书消费，但太穷了又遇不到能包养的人或机构，总得为生计做点努力。多少才子佳人风流事，都不说些稻粱谋，虚得很。
三、即便读书作为一种生产性努力
岁月真是神奇的东西，改革也一样。高等教育产业化一来扩大了招生规模，这样就把原来上不了大学只能进技术院校的学生“硬生生”变成了“大学生”。但市场短期内未能及时调整，这就导致大部分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与此同时，市场上的技术工作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种结构性错配与“硬生生”被变成的“大学生”群体有很大的关系。这种高等教育领域的通胀已经被批评很多了。
但即便是作为一种生产性努力，高等教育依旧是摆脱贫困、走出农村的一条重要路径。当我们讨论高等教育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时，首先要界定的是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我的看法是你首先要比较读书和不读书的平均收益；其次要看到即便是接受高等教育，不同学习带来的收益也不一样。清华大学的李宏彬教授领导其研究团队，从2010年起做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在全国2305所高校里抽取了100所，第一轮调查了其中的19所学校的共6059名应届毕业生。不同于政协委员王平近年来所提出的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这种“雷人提案”，如果你大学毕业往东南方去，那么你的平均工资要高出至少200元每月，考虑到东南部地区的平均起薪为2262元，200元是很大一个数。窝在农村就不可能有这个收入。
李宏彬教授及其团队还有一系列研究与此相关。例如他们统计从1988年到2009年，城市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两年半。这是什么概念呢？平均而言，城市职工每增加一年教育，教育回报率就从1988年的2%增加到2009年的8%~10%。很少有投资可以向教育一样有年均8%~10%的投资回报率，所以即便将教育当做一项生产性努力，其回报也非常可观。靠“身边人”“我的朋友”“邻居家的小孩”那些成功或不成功的例子无非是贬低教育的回报率的。
当然有人会说，你刚刚不是说高等教育吗，这会儿怎么又转说教育了。因为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其平均回报越高。所以这背后的潜台词是高等教育的回报在中国远高于基础教育。那么这是不是真的呢？李宏彬等人指出中国大学的回报率为16.3%，但高中的回报率很低，只有4.5%。从教育投资回报率的角度看，高中教育又是不得不进行的投资，因为为了获取高等教育高收益。平均而言，多读一年大学相比于不读大学而言，收益会增加16%。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职业教育的回报也很客观。
高中的回报率低，有很大一个原因是高中仅仅就是为了考上大学，一旦考不上，高中三年获得的技能其实不能用于其他地方。相比于庞大的考生群体而言，尽管实行了大学扩招，能变成大学生的也不是多数人。这就拉低了高中的回报率。
在大学里学什么呢？李宏彬等人发现学好英语很重要，学英语的回报达18%，也就是说，英语成绩好的毕业生起薪要比英语不好的毕业生起薪更高。当然了，数据也的确显示出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好的高等教育，以211、985院校为例）的机会正在收窄。但相比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孩子来说，还是远远胜出。
媒体偶尔胡说八道也不要紧，政协委员提案就要稍微严肃一点，不能误导。尽管媒体和政协的声音其实也无足轻重，进不到决策层。想到这，我既有点欣慰，但更多是莫名觉得悲从中来。
四、读书关乎自由
悲从中来是因为觉得即便如我不断进行公共写作，可能也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但回头想想，至少作为一个读书人而言，必须抵制反智主义的倾向，同时要告诉大家读书更多是个消费性活动，并且实际上即便将读书当成生产性努力，现在也是回报很高的时期。
劝人不读书，不管是以何种方式，
读书改变命运范文3
初一(11)班刘欣奕
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书中，我们往往能够找到许多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从而更好的拥抱成功，建设自己更美好的未来。阅读一位位英雄的事迹的同时，我也不禁开始有了一些感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有很多因素可以促使他的成功，而我认为，在所有可能的优点之前，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才是开启成功真正的金钥匙。
钢铁般的意志，千锤百炼。
提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往往是意志顽强，身残志坚，志向远大等词语。保尔总是将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自己的信念，他和同志们一起驰骋沙场，为国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修建临时铁路中保尔的小队拼命走在最前，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着工作。保尔从未放弃过，即使是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坚信着胜利，以他特有的执拗，赢回一次又一次胜利。他同敌人们进行了一场场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敌人有侵略者，但对保尔来说，最大的敌人，还是病魔。长时间的奔波在前线彻底击垮了他，保尔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后，十分苦恼，难以自拔。他开始有自杀的念头，但他坚强的意志和信念还是战胜了消极悲观，他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命运的打击，拿起笔开始了争取归队的斗争。当然，他成功了——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声的喊出：保尔是个英雄！
音乐般的意志，永不停息。
读完《名人传》，对音乐大师贝多芬又更有了一份敬意。贝多芬的童年非常不幸，他那好赌好酒的父亲想利用他发财，贝多芬每晚都被逼迫着练琴，只要出错就是一顿暴打，邻居们常常听见这个小孩子由于疲倦和疼痛而抽泣着睡去。但他却没有因此而抱怨命运的不公，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他继续坚持练琴，终于成为闻名世界的音乐家。而命运却没有就此放过他，当他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耳朵越来越聋时，他几乎绝望了。人生似乎不值得活下去了：对一个音乐家来说，还有比听不见他喜欢听而且靠它生活的甜美声音更不幸的事情吗！起初，他怕人们注意到他的耳聋，以为一个听不见声音的音乐家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不！他想起他想写的一切音乐，“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也许对他来说，音乐是一种迷人的声音，它也是表现最深刻的思想的一种语言。贝多芬从此坚定自己的信念：不能与人交谈，就把自己的意愿写在纸上；不能谱曲，就用牙齿抵住一根固定在钢琴上的木棒来感受早已烂熟于心的琴声的震动，从此完成了轰动世界的诸多交响曲。不得不说，此刻我认为贝多芬已不仅是一位音乐大师，更是生命的大师！
勇士般的意志，不屈不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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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书写万言，却不用电脑，钟葵说，用笔书写才叫书写，合着字的文理，选择字句。而电脑敲字就办不到。但他并非排斥电脑，作为报社夜编室的编辑，要用电脑作稿。
让钟暴得大名的是他主持的广州日报《和谐人居》栏目，“找钟葵的电话几乎打爆了报社总机”。
钟葵，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兼修者。20年来潜心于传统易经、堪舆学的研究，期间与不少“江湖异人”成为莫逆之交。他与中山大学教授以及中医师等组织过一个非正式的易经研究小组，切磋道法。
人过50不算命。到这个岁数还不知天命吗?
钟认为易经的阴阳与五行都是普遍真理，适应于古今中外、人体内外、国家与个人各个层面，绝非迷信。易经并非不带价值判断，人的行为毕竟受地位制约的，比如3这个数不上不下，处于3这个位置的人就要小心行事。
我从他身上印证了一个判断，即中华文化传承，虽然若断若续，虽然屡经磨难，但是灭不了，总有传人将它传承下去。硬去打造文化，只能是拔苗助长，搞政绩工程。
问答录
Q 命是由天注定的吗?
A 不是。命，或者八字，就是基因，只是古代人不知道这个词，科学如果改不了人的基因，命就暂时不能改。命运当然能改变，比如做善事改变命运。当然这属佛理，因果报应，超出命理范围了。
Q 个人命运与时代运势是紧密关联的吗7
A 这实际上是环境与人的关系。西方心理学有认为人的先天或早年决定一生的如弗洛伊德学派，也有认为环境改变人的行为学派。我人为环境与人是交互作用的。八字算运是很准的，时代运势与个人之命是有连接点的。街头算命，不懂大环境、大时代，不算大运道去算小命运是徒劳的。比如时期，你命中再有财又如何呢?不懂大道理，不懂历史不懂经济，只会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Q 推算师算自己的命吗，
A 算自己的命，一是懂得进退之道，知道可为与不可为；二是对自己一生有个冷静的认识，减少盲目性，不要一天到晚梦想做李嘉诚。
Q 算命有什么积极的地方?
A 早点规划自己的人生，早点知安身立命。比如我的命就是跟文化跟文字打交道，每当做点旁的事情，总会有一种很强的力量把你拉回来。知命就安心了。现代人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要什么。现代人是迷惘的一代，没事只会烧香拜佛，不去认识他自己。
Q 您认为命运可以改变吗'
A 命是先天的，不可改变；运是后天的，可以自己把握。
读书改变命运范文5
答: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时期,咱们国家时髦过一阵子“读书无用论”。那个时候,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无数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被赶进“牛棚”,无数知识青年在“革命”的名义下被发配到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那个时候,不学无术、白卷先生是“当代英雄”,而两弹元勋、专家学者却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弹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操剃头刀的。其结果,是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民不聊生、几近崩溃。读书人看不到希望,读书只意味着更加悲苦的命运。
问:这种情形我们只是在政治和历史教科书中有所了解,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实在难以想象,太荒唐、太不可思议了。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那就没法不“崩溃”了。
答:是打倒“”,拨乱反正,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特别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才使我们的国家走上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才彻底改变过去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唐逻辑,才重新唤起无数有志青年读书报国的拳拳之心。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在中国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昭示人们: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族,从此要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写在自己前进的旗帜上,以此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决条件。也就是从那时起,崇尚读书、尊重读书、全民读书,成为整个社会蒸蒸日上、充满朝气的一个缩影。“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成为所有人的高度共识。
问: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所以读书学习对我们而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读书怎么会没用?不读书才会成为一个无用之人。这是任何一个孩子都明白的道理。
答:一般说来是如此,但也不一定。这要看究竟为什么读书,是为眼前利益,还是为长远发展?是为升官发财,还是为人性的自我完善?是为一己私利,还是为中华崛起?这些看似并不矛盾的说法,实际面对的时候还是有差别的。改革开放至今,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高等院校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中国的社会进步举世瞩目。然而,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正悄然弥漫在我们周围,使我们不能不正视它的存在。一项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读书无用论”呈抬头之势。一些人认为“学得再好,也比不上有个好关系”;有人开始重复过去的老调:“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人认为:“书本知识都是些过时的玩意儿,根本解决不了自己的生计问题”;还有人认为:“读书越多,人越迂腐,越不懂潜规则,越难以在社会立足”……
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现在的年轻人开始萌生“读书无用”的想法呢?不是有很多人通过读书改变了自身命运,为国家社会做出了贡献吗?
答:你说得不错,的确有人通过读书学习改变了自身命运,也对社会有所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人读书之后不仅没有改变自身命运,相反,还改变了父母和家庭的命运。只是这种改变不是朝着好的方向,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读书改变命运”这句令人振奋的话,有时不得不作反面的理解,这是不免让人感到酸楚的。
青年人占待业人口的比例逐年升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每年大学毕业生实际的就业率,远低于公开报道的数字;就业压力之大,远比人们感受到的还要大。有网民认为,读书成本过大,毕业后收入不高甚至长期找不到工作,是导致“读书无用论”沉渣泛起的直接原因。有细心人大致算过一笔账:按照每名大学生每年平均支出八千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等),本科四年就要花费三万两千元,相当于农民年均收入的十五倍。也就是说,农民需要不吃不喝干上十五年才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这样的教育投入,大大超过了一个普通农民的承受能力和生存底线。而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常常成为空有文凭,缺乏谋生手段,又不能吃苦耐劳的“啃老族”。
还有网友认为“读书无用论”与近年来高校不顾实际承受能力和师资力量,盲目扩招,导致毕业生人数激增,无法成功实现就业有关。在巨大的就业压力面前,一些大学生即便主动要求将月薪降至最低工资线以下,甚至不惜容忍“零工资就业”,依然难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对普通学生而言,能以“打杂的工钱”获得一份工作,已是莫大的幸运。在此情况下,他们不能不产生“读书改变命运”究竟朝哪个方向改变的疑问。一个农家子弟读大学,为的就是孩子学成后改变家庭境况。而残酷的现实给他们当头一棒,明确地告诉他们:不要迷信“读书改变命运”,那只是个传说。如今高校流行“书奴”一说,指全家举债、寒窗苦读一族。“书奴”毕业后成为“房奴”、“车奴”,人生就此被“还债”所奴役,原有的“发挥特长、成就事业”等理想被就业现实和低收入状况消磨殆尽,最终蜕变为“愤青”。
问:大学生的就业困境,势必影响到教育发展的全局。这样一想,问题可能更加严重。
答:你说得没错。其实,“读书无用论”不止存在于高校,在中小学,特别是城市中小学中同样存在。暗淡的就业现实,使无数市民不得不算一笔投入产出的大账。如果在投资教育和孩子成才之间严重入不敷出,长期呈现负回报状态,我们就不能简单指责家长“目光短浅”、“只打小算盘”、“惟利是图”。因为生活非常现实,人毕竟不能饿着肚子、光着屁股读书。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实现了“两免”,这是政府为农民兄弟做的一件好事。城市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政策不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择校”依然是个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的现实。如果想要孩子接受相对好一点的教育,那么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下来,哪个环节不要掏几万元甚至更多的钱?这些钱可能是学生几辈子也无法挣回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投入产出比”的问题。实在不是学生和家长不知上学好,而是在高昂的学费和学习成本面前无可奈何,在渺茫的就业前景面前无可奈何。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自食其力尚且是个问题,孝敬父母、报效祖国更无从谈起。至于“价值实现”,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人耻笑的天方夜谭。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悲哀。
问:这是一个危害无穷的大问题,不知其中的严重性是否已为全社会所认识?
答:我不知道全社会是否有这种自觉,但有识之士一直没有停止呼吁。“读书无用论”的蔓延,严重影响青少年成长,危及国家民族未来。一面是经济发展急需人才,自主创新急需人才,广大农村急需人才;一面是每年百万计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种“人才富余”的虚假表象,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问:这个危险的信号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尽快地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状?
答:必须把教育作为中华民族的百年大计真正重视起来,加大投入力度,合理布局规划,理顺不同层级教育之间的关系;必须从教育产业化、行政化的严重误区中坚决地走出来,调整结构,均衡发展;必须从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设计教学科研体系,加强基础学科研究,大力发展应用科学和职业教育;必须教育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放眼广阔天地,不要把眼光只盯在几个大城市上,而要在奉献社会的同时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在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探索大学生成长的诸多模式。比如从我国实际出发,可否考虑让每个大学生毕业后必须在农村工作两年,以此作为投身祖国建设、培养发现人才的重要举措。我相信,只要我们下大决心改变窘迫现状,理顺各种关系,广开就业门路,营造各尽所能、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新读书无用论”不过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一股浊流而已,终究成不了气候。因为它违背国家意志、背离人民愿望,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注定是短命的。有志青年万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陷入“读书无用论”的泥潭。
(朱铁志:杂文作家,《求是》杂志副总编辑)
读书改变命运范文6
一个偶然的机会，罗仁炳读到一本书――《食用菌栽培技术》。反复阅读后，他决定先在自己家里试种食用菌。在试种过程中，记不清有多少次失败的经历，也记不清有多少次埋头苦读。失败,试验，再失败，再试验。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罗仁炳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一名土专家。之后，他又到万源草坝乡租用场地，扩大规模种植食用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2007年，当他得知县里计划大力发展稻田蘑菇的消息后，又在南坝镇租用100亩土地，专门种植稻田蘑菇，当年就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获得纯收入8.5万元。正是读书开始改变他的生活。
2009年，他大胆投资100多万元，在双河镇方斗科技示范园区组建成立宣汉县天丰菌业有限公司，开始大规模种植食用菌，潜心研究各种食用菌生产技术，并请来食用菌专家做技术指导。2010年，他再次筹资100多万元，将企业提档升级，扩大规模，种植了黑木耳、蘑菇、香菇、金针菇等多个品种，成为全县食用菌产业的领军人物，极大地推动了全县食用菌产业的发展，为把全县建成食用菌产业强县做出了突出贡献。
罗仁炳说过：“我这一辈子没有其它的爱好，不爱打麻将、玩扑克，就喜欢读书，我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书是我获取知识最好的方式，也是我最好的娱乐方式。”当上了企业总经理后，他的床头仍然长期摆放着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各方面的书籍，只要一有空就会拿起书来阅读，常常读书到深夜。读书让他明理，读书让他转变经营理念，读书让他拓展经营思路。
2010年12月，当他得知县农广校举办农民创业培训食用菌培训班的消息，毅然报名参加培训。培训中，学校从成都聘请的创业培训师的精彩授课，给罗仁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他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培训活动还没有结束，罗仁炳便主动找到老师，购买了老师带来的《精明处事的能力》、《推销员必备全书》、《营销案例》等书籍，然后一字不漏地阅读，认真做读书笔记。通过学习，他找到了自己在企业经营中存在的不足，以及企业产品滞销的原因，并很快改变经营方式，使自己的企业管理更加完善，运营成本降低，销售环节更加畅通，企业效益与日俱增。
罗仁炳自己富裕了，但他没有忘记乡亲邻里，他总是说：“自己富不算富，乡亲邻里富了才是真正的富，我要依托食用菌产业让大家富起来。”
在全县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之际，他又专门到县农广校、县农经站找来《新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专业合作社管理章程》等书籍来学习。2010年初，他发起成立了老君菇专业合作社，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在罗仁炳看来，“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既有利于当地农民发展食用菌生产，又有利于自己企业的壮大，是两全其美之事。”罗仁炳是专业合作社核心人物，他很乐意为合作社社员服务，为菌农提供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市场信息咨询及产品销售。在和菌农交流时，他总是不忘鼓励他们多读书，读好书。如今，他的专业合作社参社人员已达到235户，在他的感召下，大部分社员都有读书学习的好习惯。
常有人问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主宰着人生的命运？我们能否改变自己命运？要怎样才能使人生更加精彩？罗仁炳读书改变生活、读书转变理念、读书开阔视野的经历告诉我们，读书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读书能使人生一天比一天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