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三角关系；分析工具；金融消费者保护；综合性法律机制
目前，全球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趋于成熟。理论上，研究者运用经济学理论、法学理论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分析；实践上，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已采取诸如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和进行金融消费者立法等保护举措。但是这些理论和实践一般过于分散，从某个侧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阐释，没有从用系统化的全息视角梳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片面化、碎片化。
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以主体为基准，金融消费者、金融提供者、金融监管者天然构成一个三角结构模型，这个模型有其自身的逻辑平衡。金融消费者为政府监管提供政治支持与援助；政府监管又必须符合消费者的利益并限制金融供给者的不当行为；金融提供者必须遵守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并保有自身的声誉。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体三角平衡
（一）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工具分析：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因此其决策和行为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金融消费领域来看，金融消费者专业知识的有限性和金融机构垄断性地位导致金融供给者的信息优势明显。部分金融机构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用虚假的信息误导消费者，从而实现掠夺性的金融交易。信息搜寻是解决金融消费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但由于金融产品的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使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过高。为了解决金融消费者为信息买单的问题，需要引入必要的政府监督机制，对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二）从委托-理论工具分析：委托理论研究委托人如何使人努力工作以实现委托人的最大利益。激励问题是委托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当签订合约后，人面临着道德风险，需有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包括显性激励机制和隐性激励机制。显性激励机制是让人与委托人承担部分风险，将风险与收益挂钩。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提供者与金融消费者签订的金融合约中要包括金融机构收益获取和其服务质量应挂钩，达到奖勤罚懒。隐性激励机制认为，没有显性激励合同，人也会积极工作，因为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在金融市场当中，金融机构一旦知道其声誉受损将带来严重的损失，就会努力维护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约定。这样，金融服务供给者在显性和隐性的激励机制下有可能重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信守与消费者之间承诺。
（三）以父爱主义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工具分析：个人或家庭在金融消费市场通过选择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是自由主义的体现。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等因素制约了市场效率的实现。父爱主义理论是指采取阻止自我损害，增进利益来提升当事人的福利、需要和利益。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监管政策来对金融消费市场进行规制。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为金融监管者进行规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由。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金融消费者作为理所当然的选民，其必然要用选票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政府监管机构和政策法规制定机关，保障自己的救济方式和救济程序。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供给、需求、监管
（一）金融需求方作用：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是信息和知识。金融消费者作为单个个体，其信息不对称几乎不可避免，金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组织建立可以消减个人的弱势地位，同时良好的救济机制同样必不可少。
（二）金融供给方作用：金融机构在只考虑短期利益下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来增加自身利益。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为金融消费者的侵权提供了动力，一些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形成一种代售关系，代售行为的薪酬结构与佣金模式激励金融中介机构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方式。金融机构的创新对金融消费者构成威胁，过分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加剧消费者的信息劣势。但是，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利益相关者，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利益是一致的。为了实现金融行业的长久发展，金融行业的自律对保证行业发展必不可少。
（三）金融监管方作用：自从泰勒提出“双峰理论”，政府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已基本为各国监管当局认可。政府通过管制和干预，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金融消费者保护要适可而止，复杂的监管体系会让金融消费者无所适从，造成监管困境。
三、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路径分析
（一）行业自律：自律监管的好处在于自律的灵活性可以弥补执法和司法对抗产生的缺陷：僵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成立诸如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加强自身的行业规则制定，更多考虑到消费者的保护和行业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单家机构的短期利益。内部控制也是金融主体行业自律的一部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减少不法行为的产生。
（二）消费者自治与救济：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以有效对消费者进行教育。救济方面，国外金融ADR制度是非诉救济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非诉讼救济比诉讼救济具有廉价省时的特性。诉讼救济方式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立法文本，然后有保障程序实施司法手段。
（三）政府监管：金融交易结构日益复杂，金融产品日益创新，如何创设适应金融综合化经营的法律监管机制有赖于金融监管理念转变。金融监管要保持平衡，要适当监管，消除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金融垄断等市场失灵功能，同时避免监管乱用。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要构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机制。
所以，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从主体、供需、保护路径来看，呈现三角金字塔结构。三角结构中的三角关系是动态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割裂三者之间关系的做法和行为会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断裂。（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赵煊，魏 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述评[J].东岳论丛，2012（3）.
[2]呼建光， 毛志宏.金融消费者保护：经济理论与法律形式 [J].社会科学，2013（2）.
[3].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困境及其完善，上海经济，2012（4）.
[4]张蕴萍.信息不对称与金融消费者保护 [J].学习与探索，2013（1）.
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消费者权益 公司社会责任 公共利益
论文摘要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在为股东赚取利润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和强调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文梳理了公司应当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论证了公司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探讨了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结论认为法治需要道德与法律协调并举，软法与硬法的协调并用，道德所倡导的社会责任能够以柔克刚，其软力量在适合其作用的领域绝不亚于法律强制的“硬”力量。
一、现代公司与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是现代经济关系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伴随着20世纪的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开展，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在为股东赚取利润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和强调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公司在满足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关怀和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它体现了对公司营利性之外的社会性关注。其核心价值观是以人为本，而非以钱为本。公司社会责任通常的理解是指公司的道德责任，其内容无限丰富，包括了对劳动者、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及环境保护、慈善救灾、社会公益事业等多方面。其中，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重视。
为促进经营者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满足消费需求，改善消费环境，除公司自身提高认识加强自律外，有必要从外部对公司的行为加以约束和引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法律规范之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强化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应发挥积极作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3年颁布以来，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消费者保护领域出现了新问题和新情况，修改消法众望所归，已被提上日程。修改消法，将公司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法定化，使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权益真正成为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定责任。
二、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
(一)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是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
守法责任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强调公司必须守法应该成为弘扬、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根本，这是公司应当承担的最低道德责任，是公司处理与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关系的底线。依法经营中的“法”不仅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包括了《食品安全法》、《公司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一系列规范公司生产经营的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实质也是依法经营的一部分。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和最高原则，对于经营者尤为重要。经营者在宣传、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时应做到实事求是，真诚善待消费者。
(二)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关键
现代社会是需求多元化的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不同，这就要求公司在制定生产经营计划时应首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市场的需要，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不断推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当然，个性化产品设计的前提是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确保消费安全。同时当产品出现瑕疵或缺陷时公司应迅速通知消费者，并及时进行产品召回。产品召回制度减轻了消费者的损失，同时也避免公司受到重创。该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但其必将成为以后消费者对缺陷产品救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尊重消费者的各项权利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1.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即消费者有权在消费之前了解产品的相关信息，但是由于消费者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等方面与经营者相比处于弱势，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往往也是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因此公司要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首先就要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例如应当如实标明产品的生产产地、原材料、使用性能、使用方法及存在的风险等，使消费者能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2.消费者享有隐私权。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具体人格权。对于消费者的隐私，任何人都附有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因此，商家在经营过程中，应自觉保障消费者隐私，需要采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必须要征得消费者的同意，并建立严格的信息管理制度，切实保障消费者的隐私权。
3.消费者享有选择权。即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享有选择商品和服务及经营者的权利。但实践中有些公司，尤其是一些占有优势地位的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通过签订霸王合同限制或者剥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霸王合同看似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但其实质是消费者为了获得商品或者服务而被迫接受经营者提供的合同，违反了契约正义原则。因此，告别霸王合同，实现格式合同的公平化，避免合同内容产生混淆或歧义应成为公司保障消费者选择权的重要内容。
三、公司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
(一)增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强化其自律机制
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以及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加大，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认识到，消费者是公司的衣食父母，离开了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公司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避开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而空谈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没有意义的。2006年我国企业了首个社会责任报告即《国家电网公司2005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将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自然环境承担责任，以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
一家公司越是承诺发展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就越有可能把这个信息正确地传递给利益相关者，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者通过具体行为来回报公司的正确行动。因此，他们可以引领利益相关者网络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也就是朝着卓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质量前进。除了在思想上意识到公司对消费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应当体现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公司还应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及本公司的具体情况自觉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消费者责任政策，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彰显善待消费者的诚意。
(二)完善相关法律，强化公司法律责任
公司严格履行法律义务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只有在守法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公司承担的道德责任。法律为公司规定的义务，是公司处理与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底线。在中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基础性内容已经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得到体现。中英政府合作项目“国有企业重组和企业发展”(SOERED)的研究团队查阅了200多个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发现其中每一个法律文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构成了一个企业在中国合法经营和保护自己权益的完整法律依据，总起来有六大类:基本原则、商业责任、职工权益、安全卫生健康、环境责任、社区责任;责任内容覆盖了从生产到消费、从知识产权到商业诚信、从核心劳工标准到职工福利、从保护女工的特殊权益到对特殊社会人群的保护、从责任的定义到处罚办法等诸多方面。
在消费领域，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但也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成本增加、利润减少等风险，因此承担社会责任很多时候并不是企业家们自愿的选择，而是迫于社会舆论评价体系的压力所为。因此，为防止公司在竞争中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上的收益，有必要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规范。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多在我国相关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如消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损害赔偿权、公平交易权等，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保证消费者安全义务、真实信息告知义务、明码标价义务等;产品质量法中也明确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以及损害赔偿责任等;广告法、食品安全法也对企业进行虚假宣传，欺诈和误导消费者行为作出规定。可以说，现阶段对公司守法责任的强调与坚守应该成为弘扬、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根本。
四、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企业化”、“第三部门”和“公用事业市场化”运动。这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带来了法律理念上的“公私融合”、“纵横统一”的变化，这与20世纪以来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日益成为法律规范核心概念是相吻合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整，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行政上的公共责任和会计上的受托责任的融合。这种结合主要表现在经济法领域中，是与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以及“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特点完全一致的，这种新的责任模式，可以被界定为经济法上的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了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的交相呼应，法治需要道德与法律协调并举，道德以柔克刚，其软力量在适合其作用的领域绝不亚于法律强制的“硬”力量。
《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中出现公司社会责任的用语或概念。但是，法律的规定未必就形成法律义务，《公司法》第5条实际上是以法律条文发出了一个道德号召。社会责任的法律化并不简单表现为某个法律条文的道德意蕴，而在于通过法律对道德的倡导和鼓励。
现代社会公司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其所肩负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也在增大。作为社会的企业成员，公司在不断满足投资者利益最大化需求的同时，还应当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其中公司对消费者所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舒心，这是对广大经营者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内容。总之，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日益深刻的今天，自觉强化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是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是公司占领市场份额、赚取利润，增强抗风险能力的金钥匙。
注释:
史际春.企业和公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第158页.
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62页.
王利明.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中国电力网.chinapower.com.cn/article/1021/art1021295.asp.访问时间:2010年6月14日.
邓峰.论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第146-153页.
史际春，肖竹，冯辉.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第39-51页.
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3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非合同相对方；惩罚性赔偿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3.03.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颁布实施已近20年，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立法技术不完善与时代局限性，致使《消法》存在着一些制度漏洞，进而造成消费者现今的维权困境。近年来，大规模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层出不穷，消费者在自身利益被侵害的同时，逐渐丧失了对市场的信心，于是重新修订《消法》被提上日程。修订《消法》的首要任务是准确定义“消费者”概念，这是《消法》建构的基础，而现行《消法》并未就这一涉及全局的概念准确定义。本文将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秉承的宗旨理念为指针，结合《德国民法典》中有关“消费者”的定义与中国自身境况，明晰“消费者”概念的构建要素。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宗旨理念
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离不开理念的指导，否则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状况，就难免出现背离立法宗旨的行为。要确立“消费者”概念，必须先确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宗旨理念，并在此理念之下探讨“消费者”的概念。首先是一切法律都须遵守的理念，即法律之终极目标；其次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身特有的理念，用一句话概括，便是伊曼努尔・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因此可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宗旨理念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任何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均是为了保证社会整体之良性有序发展。这是一切法律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深层次之考量。如果任由经营者利用自身优势地位谋取利益，而使消费者陷入窘境却不加以援助，只会导致市场秩序崩溃，社会陷入混乱；反之，如果不顾经营者正当利益而对消费者保护力度过大，则会导致经营者发展欲求低下，最终影响社会进步。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做的是：适度保护消费者，使其与经营者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既不因现实中的弱势地位而使消费者遭受不利益，也不能因法律上的倾斜性保护而侵犯经营者的正当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做的是在动态中保证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平等，这不仅是修订《消法》时所须考量的，也是在定义“消费者”概念时所必须贯彻的。
第二，在不违背上述原则之情况下，最大程度地维护消费者正当利益。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身所特有的原则。“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消费者不是经营者谋取利益的工具。然而，消费者的强弱态势，是社会自由竞争之结果，对此法律需给以尊重而不得随意干涉。现实中，消费者过于分散，难以联合起来对抗经营者，而个人又难以承受单独对抗的成本，加之经验、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便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任由经营者恣意而为，社会发展将难以维系。因此，法律必须赋予消费者一定特殊权利，以保护消费者正当利益，防止经营者欺压。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身而言，只要不违背保证社会整体良性有序发展的原则，就应尽可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抵制经营者恶意行为。
上述两个原则不仅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运行的各个环节中予以贯彻，也要在定义“消费者”概念时予以贯彻；既不可过度扩大消费者范围，将特殊权利赋予过多人群，威胁经营者正当利益；也不可限缩消费者范围，使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难以实现其立法宗旨。
二、《德国民法典》中的“消费者”概念 我国《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从逻辑学角度来说，下定义时不能出现循环逻辑，既要定义何为“消费者”，就不能在定义项中出现“消费者”；从语义上讲，本条规定的是消费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受到保护，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的行为范围。由此可见，在立法上，我国并未明确定义“消费者”概念。但整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体系须以“消费者”概念为基础而建立，且对“消费者”概念的理解会影响到法官审理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概念指导，同案不同判就难以避免。因此，在修订《消法》时，有必要明确界定何为“消费者”。中国法律近现代以来深受德国法影响，同时作为国际公认的消费者保护制度较为健全、先进的代表，德国法无疑可为我们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德国民法典》第13条规定：“消费者是指既非以其营利活动为目的，亦非以其独立的职业活动为目的而缔结法律行为的任何自然人。”[1]该“消费者”概念包括一个肯定性要件“自然人”和两个否定性要件“非以其营利活动为目的”、“非以其独立的职业活动为目的”。对目的的考察，大多数观点认为应以缔结法律行为时的心理为准，即在缔结法律行为时，行为人确实或可推定为无从事营利活动目的，并且无从事独立职业活动目的，那么不论该行为人在此之后是否从事该两项活动，都应被视为消费者。
1.消费者应为“自然人”
消费者须是自然人，即个人。“法人，诸如有权利能力的社团、基金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以及公法上的财团、基金会和机构等，都不属于消费者。”[2]其原因如下。
第一，对消费者进行倾斜性保护有相应的前提，即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所以给予消费者倾斜性保护，是因为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由于科技发展、分工细化，使消费者独立判断选购商品的能力降低；包装技术的发展，新材料、新原料的不断发展和运用，又掩盖了商品的瑕疵，为消费者增加了许多潜在的危险；各种推销、宣传、广告等手段的采用使消费者实际上处于盲目的被支配状态；市场全球化和产销多层化导致消费者救济更为困难；生产经营者间的联合垄断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等等”[3]。与经营者相比，消费者个人往往势单力薄，在经济上无法与经营者抗衡，在交易经验、交易信息与法律知识方面也缺乏必要的准备和了解，因而易被经营者欺压。
而法人与经营者相比，并不一定处于弱势地位，甚至会处于强势地位，此时也就丧失了倾斜性保护的理论前提和现实依据。当然，也存在这样的疑问：与经营者相比，法人虽然在整体上处于强势地位，但在经营者专营的具体交易领域内，仍处于交易信息不对等、交易经验不充足的相对弱势地位，如中国政法大学（法人）与中国移动（经营者）相比，此时也存在着倾斜性保护的前提，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否应将此时的法人视为消费者呢？不能！因为法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强弱态势，纷繁复杂，并不像个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强弱态势那样一目了然，具有普遍性。法律难以包罗万象，在法律中，依照不同交易领域，分别给出具体交易形态下强弱地位的判断标准，并以此确定消费者身份的做法，不但会因社会经济形态的千变万化而难以做到，也会因法律逻辑和语言逻辑本身的局限性而难以实现；如果强行予以规定，不仅会造成法律本身冗长而繁杂，也会因逻辑体系的不完整，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面对纷繁复杂而多变的交易市场，不难假设以下情况的发生：A公司与B公司存在经济往来，法律只规定了A公司专营交易领域内判断强弱地位及消费者身份的标准，而赋予B公司以消费者身份加以保护，却未规定B公司专营交易领域内判断强弱地位及消费者身份的标准，而不赋予A公司以消费者身份。这样就是人为地制造不平等。
第二，之所以将法人排除在外，是因为它并不像个人那样，是商品或服务的最终消费者。法人“在购买某种商品或接受某种服务以后，还需要将这些商品或服务转化为个人的消费”。[4]因此，法人“可以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但不能作为最终的消费者”。[4]法律之所以赋予消费者特殊保护权利，原因之一便是他们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也承受着由此而来的不利益，如饮用过期酸奶后，不良反应的承受者是使用者个人。
正是基于上述两点理由，才将消费者限定为个人，而排除法人。同样，我国也应将消费者限定为个人。由于深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在法人之上，我国还存在着“单位”这个上位概念，“单位”是指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企业等非自然人的实体或其下属部门，个体工商户除外。因此现阶段应特殊强调的是“排除单位”。究其原因，不仅包括上述将法人排除在外的两点理由，还与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因为《消法》规定了‘假一罚二’的惩罚性赔偿原则，如果将单位视为消费者，则可能导致单位采购人员和主管人员在‘赔偿的归己，损失的归单位’问题上做文章，最终产生腐败。”[5]若将单位视为消费者，会刺激实施欺诈行为的经营者拉拢单位主管人员，使其放弃惩罚性赔偿，进而滋生腐败。
2.不得以从事营利活动为目的
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在缔结法律行为时，不得以从事营利活动为目的。因为“消费者首先是与制造者相区别的。而在商品交易领域，消费者则是与商人相区别的概念。消费者购买或接受某种商品或者服务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自己使用”。[6]
如果个人以营利活动为目的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其便是经营者，而非消费者。因为“经营者是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单位和个人。”[3]（P7）同时，以营利活动为目的的个人，也不具备前文所述的对个人进行倾斜性保护的前提：首先，此时的个人已成为经营者，并不缺乏交易信息、交易能力和法律知识，即使因缺乏上述条件而遭受不利益，也是其在追逐营利活动时，所应承受的风险；其次，他并非商品或服务的最终消费人，不会承受消费者可能承受的不利益。
因此，在定义消费者概念时，需将以营利活动为目的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行为人排除在外。
3.不得以从事独立的职业活动为目的
《德国民法典》同时规定，作为消费者的自然人“缔结法律行为”不得以从事独立的职业活动为目的。所谓“‘职业活动’意为持续进行的、对外具有明示性的、有偿的活动。首先是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农场主和小工商户”。所谓“‘独立性’，是指其活动是由自己负责，而不是作为第三人的人或履行辅助人”。[2]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在独立的职业活动领域内，行为人的地位类似于经营者。例如在与相对方签订委托合同时，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在经验、法律知识等方面处于强势地位，并无保护必要。
我国学者并未采用《德国民法典》中“缔结法律行为”的表述，而更多的是以“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来指代消费行为，在这种表述之下，行为人自然不存在“以独立职业活动为目的”。
以上3个要素均具有合理性，值得我国在定义“消费者”概念时，结合自身实际状况，予以吸收借鉴。当然，制定法律要以国情为依据，且我国《消法》中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德国法中所不具备的，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以确定我国“消费者”概念的构建要素。
三、作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承受人的范畴 非经营者以经营者为相对方而订立的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合同，即为消费合同。个人往往通过订立消费合同而成为消费行为承受人（以下简称“承受人”），即商品所有人与服务接受人。但现实中，承受人并不一定是消费合同相对方：商品所有者并不一定是商品买受人，服务接受者并不一定是服务合同签订人。生活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形：消费合同订立后，不以营利活动为目的的非经营者一方并不保有消费品，而是将其转移给他人所有，此时的承受人并非消费合同相对方，其中的典型形态有单位福利、友谊赠与、互换以及临时性买卖等。本文所称的临时性买卖是指，消费合同中的非经营者一方临时起意而将消费品卖与他人。应当强调的是，非经营者一方在订立消费合同时并不以营利活动为目的，否则，其应被视为经营者，他与另一方经营者最初订立的合同应是商业合同而并非消费合同。基于合同相对性，非消费合同相对方的承受人（以下简称“非合同型承受人”）不能行使合同权利。但其能否具有消费者身份？消费者是否必须是消费合同的相对方？合同相对性是否制约着消费者身份？要阐明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明确消费者权利，因为它与消费者身份天然一体：谁具有消费者身份，谁就享有消费者权利；谁享有消费者权利，谁就具有消费者身份。因为下定义时，应遵守“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重合”[7]的逻辑规则，所以，“消费者”概念须将“应享有消费者权利的群体”均纳入其中。换言之，非合同型承受人能否成为消费者，取决于其是否应享有消费者权利。
就现行《消法》而言，消费者权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消法》第2章中之各项权利；另一类是《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惩罚性赔偿权。《消法》第2章所赋予消费者的9项权利，是其他法律权利在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具体化：安全权（第7条）、知情权（第8条）、自主选择权（第9条）、公平交易权（第10条）、依法求偿权（第11条）是一般民事权利在消费者保护领域的具体表述，而结社权（第12条）、求教获知权（第13条）、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第14条）、监督权（第15条）则是宪法中所规定的结社自由、教育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保持民族习惯自由与监督权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讲，这些并非消费者所特有的权利。因此，下面将重点以惩罚性赔偿权为对象加以论述。
就当今经营者欺诈成风的市场乱象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重新修订《消法》，惩罚性赔偿权也会继续被保留，因而在定义我国“消费者”概念时，须将惩罚性赔偿权人纳入，即非合同型承受人是否拥有惩罚性赔偿权，就意味着其是否应被视为消费者。
消费者权利是以经营者为对象的权利，惩罚性赔偿权也不例外。承受人是消费合同相对方时，其当然享有惩罚性赔偿权。若承受人并非消费合同相对方，其是否仍应享有以经营者为对象的惩罚性赔偿权？这需要对惩罚性赔偿权的立法宗旨、功能及性质进行分析。
1.惩罚性赔偿权的立法宗旨与功能
任何人均须为不道德之事付出代价。惩罚性赔偿权的立法宗旨是惩罚经营者不道德之行为，弥补消费者损失，遏制经营者再次行为不道德之事，最终实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究其功能，可分为补偿功能、制裁功能和遏制功能。补偿功能是指通过给予受损者以超过其损害的赔偿，使其在经济上得以弥补，心理上得以平衡；制裁功能是指“通过给不法行为人强加更重的经济负担，使其承担超过被害人实际损失以外的赔偿来制裁不法行为”；遏制功能是指通过对不道德的经营者处以超过其所得利益的惩罚，使之得不偿失，迫使其放弃再次做出不道德行为的意愿。“惩罚性赔偿的遏制功能是重要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惩罚性赔偿通过给不法行为人增加经济上的负担使其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就可以促使行为人采取较为安全的措施以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将事故发生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8]因此，经营者但凡做出不道德之事，就须为其行为付出代价，给予受损害方惩罚性赔偿，而不论其行为伤害的是不是消费合同相对方。
2.惩罚性赔偿权的从属性
“从权利是指在几个互相关联的权利中，以他权利的存在为存在基础或者没有利的存在其存在就没有意义的权利。”[9]惩罚性赔偿权并不能独立存在，须依附于利，其应属从权利。那么惩罚性赔偿权所依附的是何利？是合同债权还是其他权利？立法者苛责经营者是基于其行为的不道德性，补偿消费者是基于其利益受损。经营者的不道德和消费者的利益受损都是源于消费品，即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未达到承诺标准，即未达标消费品本身是惩罚性赔偿权的基础。那么谁享有未达标消费品所有权，即谁享有商品所有权或要求经营者提供服务的权利，谁就应享有惩罚性赔偿权。作为从权利的惩罚性赔偿权应随其利消费品“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非合同型承受人作为消费品“所有权”人，应当享有惩罚性赔偿权。
3.非合同型承受人享有惩罚性赔偿权的必要性
（1）实现制度功能，避免架空法律。制定法律是为了实施法律，发挥实效，解决问题，所以构建法律须避免因制度漏洞而架空法律。
在单位发放福利的情形下，单位是合同相对方，单位成员是承受人，但其并非消费合同相对方。在单位被排除在消费者范围之外而不能行使惩罚性赔偿权的状况下，如果不赋予单位成员惩罚性赔偿权，那么经营者即使存在欺诈行为，也会因为缺乏惩罚性赔偿权利人，而无法对其进行惩罚性制裁，无法实现该制度应有的功能。
在友谊赠与、互换以及临时性买卖等情形下，作为消费合同相对方的购买人由于转移消费品所有权，而造成其在现实生活中既缺少追究经营者欺诈责任的意愿，又因不持有消费品而无法证明经营者欺诈的现状。若不赋予其惩罚性赔偿权，也会导致有制度、无运行。同时，转让所有权则可以被视为购买人以符合其内心要求的对价，而将所有不利益与包括惩罚性赔偿权在内的所有利益转让给非合同型承受人的行为。
通过对典型形态的分析，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为避免架空法律，应赋予非消费合同相对方的承受人惩罚性赔偿权。
（2）抑制单位主管人员腐败。在我国单位福利尤其是大型企事业单位福利所涉金额相当可观的情况下，如果单位成员不享有惩罚性赔偿权，那么存在欺诈行为的经营者所要面对的就仅仅是单位，这无疑会刺激经营者拉拢单位主管人员，使其放弃合同权利。当经营者不仅要面对享有合同权利的单位，还要面对享有惩罚性赔偿权的单位成员时，不仅会降低其实施欺诈行为的可能性，而且也会减少其在实施欺诈行为之后拉拢单位主管人员的意愿，抑制单位主管人员腐败。
综上所述，消费行为承受人即使并非消费合同相对方，也应具有消费者特有的惩罚性赔偿权，即具有消费者身份。而个人通过与经营者订立消费合同成为商品所有人或服务接受人的，则无疑也具有消费者身份。换言之，作为消费行为承受人的个人具有消费者身份，至于其是否与经营者订立消费合同则不必过问。
四、“买假”人不应被排除在消费者范畴之外 大陆法系传统理论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会激发人性贪婪，会促使个人为追求高额赔偿而不惜损害自身。因而“在大陆法系，无论是侵权损害赔偿还是违约损害赔偿，都是奉行单纯的补偿性民事法律责任制度”[10]，较少采用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中国民法基本坚持大陆法系传统，却在《消法》第49条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是因为法律要运用于实践，就必须结合现实。面对经营者欺诈成风的市场乱象，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存在之必要。但关于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至今未有定论。在讨论消费者概念时，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从而更加明确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
1.理论之争
对于“知假买假”，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理念，给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但焦点只在于：“知假买假”的行为人是否属于消费者。
认为“知假买假”行为人不属于消费者的学者提出以下观点：“知假买假”者主观上不存在消费目的，客观上经营者欺诈并未实施成功，而行为人所为属自愿行为，不能认为其受有损害。但是人的主观心态复杂多变，难以认定，大量购买假货也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就一定“知假”，且“如果在购买以后不能够退货，留在自己的手中，损害更大，因为他根本不能使用该产品，或者即使能够使用，其功能也受到限制。所以，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对知假买假者没有损害是不正确的”[6]。
认为“知假买假”行为人属于消费者的学者则提出以下观点：立法者在认识到惩罚性赔偿制度弊端的情形下，依然规定了惩罚性赔偿金，就应尽力追求立法者在立法时所做的价值选择，保护消费者合法利益，无需考虑“知假”与否。[12]这种观点虽有合理性，但存在如下问题：按其思路，即使行为人明确声称“知假买假”的，也会被纳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保护之下，而这是在明显地鼓励人性贪婪。而本应是打击经营者贪婪的制度却又在鼓励他人贪婪，这与法的终极目标并不相符。
争论双方在理论上都存在不完整性，而且双方直接以“知假买假”为论述对象，在理论设想上都将过量“买假”行为人直接视为“知假者”的做法也值得商榷，毕竟行为人主观心态如何，只有本人才可知晓。因而需要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法律实践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展开的，它不仅需要法律条文、理论支持，还需要司法机关个案裁决，因而在考虑“知假买假”这个问题时，就不仅要考虑法条、理论还需要考虑社会环境、司法运行。本文将在“知假买假”的上位概念“买假”之下，对“买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进行探讨。
2.“买假”行为的具体情形
“买假”行为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个人声称不“知假”而适量“买假”，即按理性思考行为人应属消费者的；二是个人声称不“知假”而过量“买假”，即行为人是否属“知假买假”存在疑问的；三是个人明确承认自己是“知假买假”的。所谓适量，是指购买者所购买的消费品与其现实生活需求相适应；所谓过量，则是指购买量超过实际生活需求量。例如，行为人家庭共有3人，若其购买的手机为3部左右，则是适量；若是13部，则是过量。
无论从理论、现实生活还是司法实践来看，在第一种情形下，行为人都应属消费者，应受到惩罚性赔偿制度保护，对此不展开论述。
第二种情形，就行为人主观心理而言，分有两种状态：一是从经验法则出发，行为人应属“知假买假”的；二是在特殊情况之下，行为人确实是在收藏爱好、一时兴起等心理状态支配下而做出购买行为，行为人不属“知假买假”的。
第三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不可能出现，然而逻辑上，其与第二种情形却存在密切联系，有必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论述。
3.第二、三种情形下的“买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的具体分析
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宗旨和功能出发，结合司法功能，对“买假”行为的后两种情形，可进行以下三个层次的推论。
（1）技术层次之推论。从技术上讲，“疑罪”应从无。在第二种情形下，行为人主观上是何心态，“知假”与否，只有本人才知晓。“如何才能证明其在购买商品时是知假买假？别人是无从得知的，即使自己承认，也很难说他在购买时就是明知的。因为现在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很多产品的技术密集性越来越强，产品的瑕疵往往不是表面的而是隐蔽的，不是凭肉眼检查就能知晓的。是否属于假冒伪劣还应当由专门的机关进行检测。”[6]既然行为人主观心态到底如何存有疑问，就不得将其作为“知假买假”，理应视其为消费者。第三种情形下的行为人是否应被视为消费者，在此推论之下，无法得出答案。
（2）逻辑层次之推论。经营者做出不道德之事，就理应为此付出代价，无论行为人“知假”与否，都不应成为经营者是否承担责任的影响因素。考察社会现实，不难看到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损害―赔偿―再损害”的循环链条，惩罚性赔偿制度就是要在经营者初次做出损害行为之后给予严惩，以遏制损害行为的再次发生，从而在长远意义上最终实现保护消费者的立法初衷。按此逻辑，将后两种情形下的行为人都视为消费者，将其全部纳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保护之中，就可有效打击经营者的侥幸心理，实现制度功能，从而保护消费者。这也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宗旨理念中的第二个原则。同时，“满足‘知假买假’者的要求，无疑开辟了一条动员社会力量打假防假的途径”[6]。从实现制度功能的逻辑上讲，只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而行为人向经营者购买了消费品，其就应受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保护，具有惩罚性赔偿权，即应被视为消费者。在此层级推论之下，后两种情形下的“买假”人均属消费者。
（3）道德层次之推论。法律和道德无疑有着界限，但两者并非泾渭分明、毫无联系。在现今世界，强权法制越来越不具有说服性，法律运行越来越需要道德支撑，法律难以做到道德无涉性。因此，在考虑“买假”人是否为消费者，并因此获得赔偿时，就必须要进行德性的考量。在行为人明确声称自己“知假买假”的情形下，如若依然将其作为消费者，而赋予其惩罚性赔偿权，便是在明确地鼓励贪婪。立法理念的第一原则是，任何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均是为了保证社会整体之良性有序发展，而鼓励贪婪会破坏社会的良性有序发展。法不仅是社会运行的行为标准，也是道德最低层次的表达，法对人有着一种德性的指引作用，其不应鼓励贪婪。因而，在此层级推论之下，第三种情形无疑应被排除在外，声称自身“知假买假”者不应被视为消费者。
“买假”行为的后两种情形虽有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只有“承认自己知假与否”这一墙之隔，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德性层次，须把第二种情形下的行为人也排除在消费者之外。首先，如前所述，“疑罪”应从无，除行为人外，他人无法探明其行为时的主观心态，无法得知其行为是否出于贪婪之心；其次，法律是一种动态的博弈，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贪婪都应受到抑制，不能否定一方而肯定另一方的贪婪，须运用司法手段，在动态中使之达到平衡，所以法律本身不得将第二种情形下的“买假”人直接排除在消费者之外，而是应将其纳入消费者的范畴内，交由法官，在大的社会环境下、在具体个案中予以具体考量，通过个案判决引导社会运行。面对中国现今的社会境况，有必要将其视为消费者，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应保护者之中，以打击经营者不道德行为；如果消费市场有所改善，经营者信誉普遍较高，与之相比，利用惩罚性赔偿权的行为人有更大之贪婪时，则司法可适当地否定其请求。
综上所述，只要“买假”人没有明确声称自己“知假”的，就应视其为消费者，而不得将其排除在消费者范畴之外。
五、结语
“工业化社会孕育了一种考虑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的契约关系的新观念。立法者倾向于保护最弱者，打击最强者，保护外行，打击内行；当事人必须服从于一个被现代法学家称之为经济秩序的东西。”[12]如何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日益地显露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不足。值得期待的是，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消法》的重新修订，可以弥补制度漏洞，切实有效地保护消费者。当然，修订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定义何为“消费者”，作者不揣鄙陋，就我国“消费者”概念的构建要素进行探析，并总结上文提出以下浅见：
第一，消费者应限定为个人，而排除单位；
第二，消费者主观上不得以营利活动为目的；
第三，消费者行为应是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行为；
第四，个人是消费行为承受人的，不论其是否为消费合同相对方，都应被视为消费者；
第五，“买假”人未声明自己“知假”的，应被视为消费者，在定义“消费者”概念时，不得将“知假买假”作为否定性要素。
[参考文献]
[1]德国民法典[M].陈卫佐，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刘青文.论消费者、经营者概念在德国民法典中的确立[J].中德法学论坛，2008（6）：72.
[3]王利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5（4）：6.
[4]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J].政治与法律，2002（2）：3.
[5]陈运雄.论消费者的概念[J].求索，1998（4）：38.
[6]王利明.关于消费者的概念[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3（3）：39.
[7]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形式逻辑[M].4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7.
[8]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5）：1.
[9]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32.
[10]杨立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功与不足及完善措施[J].清华法学，2010（3）：7.
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4
关键词：汽车 营销模式 生态理论 园区 价值链
持续发展的我国汽车产业给投资者和经营者们带来了巨大诱惑。在汽车产业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局势下，汽车制造商、经销商、服务商都把工作重心转向市场、转向客户，使得汽车这一特殊产品的制造模式、销售模式、利益分配模式最终取决于其市场营销模式。
基于生态学理论的汽车营销模式
生态学理论指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群在各自的生态位上通过一系列取食和被取食过程建立起食物链和食物网，以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为前提，实现和维护整个区域生物生态系统稳定。共生共赢、共同发展是生态系统的最典型特征。此外，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中，某些物种在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如果它们消失或削弱，则整个生态系统可能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些物种就是关键种。研究发现，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是自组织“利益共享”系统，不论是关键物种，还是一般物种，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都不能获取绝对“独占”优势，否则，生态系统就遭遇失衡破坏，系统难以维持下去。
生态学理论对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在构建新的营销模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汽车生产与销售不是传统模式下的简单“买”与“卖”关系，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汽车生产、销售及消费过程日益复杂，不确定因素太多。消费者的个人品牌偏好、消费需求多元化、消费维权意识的提高、汽车消费文化的形成等，都自然地将汽车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维修商等集成为一个动态的商业系统，即商业生态系统。基于生态学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认为，现代公司在快速多变的复杂环境中生存，其长期发展已经不是单个公司所能够控制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现代公司的发展壮大是与其相关公司、供应商、顾客、社会组织、公众以及自然环境等共同成长的。”汽车营销系统的形态特征、运动过程及系统维护与稳定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
从汽车生产商到经销商，再到消费者，已形成了一条以价值实现和转移的价值链――相当于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依附于这条价值链的还有许多利益相关者，如汽车维修商、配件供应商、金融服务商、燃料供应商、消费教育机构、汽车文化娱乐等。在传统汽车营销模式中，这些相关利益者相对“独立”于汽车交易与消费过程之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汽车产品的交易与消费效率。基于生态学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要求各利益相关者应被有机地整合到整个汽车营销系统的价值体系中，并形成快捷、高效的“食物网”――价值（链）网。在这个价值（链）网中，各“物种”按照各自的“生态位”建立起价值转换能级关系。
在汽车营销系统中，生产商、经销商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决定和影响整个汽车营销系统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可将其视为“关键物种”。显然，“关键种”的利益应该自觉地被限制在一定合理范围之内，既不能损害消费者利益、也不能损害相关利益者利益。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从系统的稳定性和发展性来看，整个汽车营销系统就自然由于“关键物种”的“独占”优势而遭到破坏。
从系统论的思想看，生态系统是一个相对“区域”的概念。在一定区域内，各物种之间通过内在联系建立完整的生态系统，这样可以方便食物链和食物网的建立，从而实现物质和能量在交换中成本最小化，同时也便于物种之间的竞争与进化。同样的，在汽车营销系统中，我们也要求交易过程简单化，交易成本最低化，消费者消费效用最大化，进而促进整个汽车产业发展快速化。要实现这一点，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根据我国目前汽车消费市场特征，在大中城市将所有参与汽车销售的“物种”集成起来，并在一定区域内建立汽车营销商业生态系统。这就是本文提出的核心思想――汽车营销生态园。
汽车营销生态园构建的现实可行性
我国现代汽车工业发展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通过总结过去经验和借鉴吸收外国模式，在市场准备、消费者培育和政策指导方面已日趋完备，构建现代汽车营销生态园的条件也已成熟。
汽车产业发展迅速。我国已建立起完整的汽车工业生产体系，柔性化、敏捷化、多样化、规模化的汽车工业生产体系完全能够满足汽车消费市场需求，为生态园构建提供了供应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发展，高速公路、停车场、加油站修建，为汽车消费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变为汽车消费提供了可能。目前，汽车消费已从以代步工具为特征的消费转向以文化娱乐为特征的消费，消费过程的差异化、个性化、时尚化成为汽车消费主流。传统的汽车营销模式不能满足消费需求；我国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空间不断拓展，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大中城市数量增多，人口聚集趋势明显，人口规模迅速膨胀，也为构建综合性的汽车营销生态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市场行为逐步规范。汽车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及相关利益者之间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已从纯粹的“竞争”关系走向“竞合”关系，各自利益取向也由“竞争单赢”变为“竞争共赢”，各利益单位已建立起一个围绕汽车“生产、销售与消费”的利益共同体。汽车营销生态园这一新的理念和方式能很好地运作、处理各方利益关系。
汽车营销生态园构建的基本思路
区内系统集成。按照自然生态系统规则要求，以科学的业务流程和特定的服务功能，将汽车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维修商、金融服务商、零配件供应商、汽车文化俱乐部等有机地整合到一个特定的园区内。
实现有效共享。各方利益者在汽车营销生态园区内，根据自己的服务功能，按照营销系统业务流程，在汽车营销价值链上，实施价值转换。在转换中实现一系列共享，主要包括利益共享、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文化共享、技术共享等。由于有共享机制作保证，因此，汽车营销园区内外所有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各方利益者也能在园区内通过交易博弈最终确立自己的商业生态位。
搭建科学平台。汽车营销生态园构建及运作需要有一定的“软硬”生态基础，即要科学搭建好园区运作平台。包括物流平台、资金平台、信息平台、服务平台、产品展示平台、消费训练平台、文化教育平台等。平台搭建原则：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宗旨，以服务流程顺畅为重点，以资源有效利用为目的。
构造生态流程。自然生态系统显示，生态系统中物种间的物质及能量转换是以“链”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物种在生态链上，从上游或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并加以利用，再将剩余资源或废弃物转移给下游物种，最终在整个生态系统内实现重复利用、无限循环、零污染和零排放，自然生态链上能量和物质转换最为经济有效。在汽车营销生态园区内，包含着以价值转换为核心的几组业务链（流程），如价值链（资金链）、信息链、物资链、服务链、消费知识传播链等，其中，价值转换链是关键链，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它链都依附于该链而存在。因此，园区内业务规划是按照生态链思想开展的，即以价值链为主链构建业务活动流程，通过链接把各方利益者联系起来，在价值转换过程中，在链上集成物资流、信息流、服务流、知识流等。由于生态链接，因此，园区内各方利益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可以使整个营销系统运作效率达到最优。
准确定位园区。汽车营销生态园在功能和形态上不同于一般经济园区，在园区定位上有所差别。主要考虑以下因素：城市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城市功能区划及其发展趋势；汽车产业政策及动向；个人收入及其增长速度；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城市定位及商旅文化氛围；大区域内城市集群度、集群结构及规划前景；汽车消费者消费结构特征；其它因素。汽车营销生态园一般位于大中城市郊区较为合适，在功能设置上应成为整个城市功能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汽车营销生态园功能设计
汽车营销生态园功能区划可划分为汽车咨询服务区、新车展示区、试车区、金融服务区、行政管理区、维保服务区、二手车交易区、汽车文化俱乐部等功能区。各功能区集成后基本涵盖了消费者“一站式”服务和终身服务要求。每个功能区又有特定的服务功能。
汽车咨询服务区。在园区内设置汽车咨询服务区，以满足消费者对不同品牌汽车的技术参数、实际性能、驾驶及乘坐感受、购车手续及程序、新车磨合注意事项、日常养护、驾车习惯、交通法规、教育培训、汽车文化等方面咨询要求。
新车展示区。该区集中展示各厂家新款上市车型，并为各厂家或经销商提供展示企业形象的平台，同时也是让消费者体验汽车消费文化的一个窗口。
试车区。这个功能区按照标准的试车场建设，主要为消费者提供零距离的消费体验和消费指导。通过试车，体验不同产品和品牌的汽车机械性能，操作感受、舒适性和安全性，帮助消费者做出购车决策。
金融服务区。该区核心功能：一是提供购车贷款和交易结算，二是提供保险咨询和新车投保。此外，也提供家庭投资理财咨询服务。
行政管理区。其职责类似于经济园区或工业园区的管理委员会，此外，还负有为消费者办理购车手续，包括登记、车检、上牌、咨询服务等。
维保服务区。主要是从根本上消除汽车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具体包括：汽车维护及保养知识咨询、零配件供应、车辆维修服务、燃料供应等。
二手车交易区。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购车、换车、弃车、租车之需求。具体功能包括：二手车价值评估、车辆置换、汽车租赁等。
汽车文化俱乐部。为消费者提供学习汽车知识、了解汽车科技史、体验汽车驾驶、交流个体经验、以车会友的场所。开设汽车餐饮店、文化馆、科技馆、安全知识教育馆、休闲娱乐馆等。定期举办与汽车产业发展、汽车消费有关的汽车文化活动，如新品推介、飙车竞赛、车技表演、车模表演、休闲旅游、驾车陪练、专题讲座、知识研讨等。这一功能区也为汽车生产商、经销商提供即时、动态的汽车需求信息。
汽车营销生态园不是汽车交易市场或汽车超市在规模和功能上的简单“升级”，它的突出特点体现在汽车消费的人本性，服务功能的完备性，服务流程的高效性，各类资源高度集成性，汽车消费文化有效传播性以及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和其它相关利益者之间互动性。它吸收和继承现有汽车营销模式的优点，同时又补充、完善和提升了营销功能，在园区内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商业生态系统，对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将发挥极其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赵富强等.汽车营销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借鉴.北京汽车，2003
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5
【关键词】消费社会；角色认知；消费者；责任
20世纪西方社会实现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现代化、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使得消费者的购买力获得极大地提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先后步入了“大众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是消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要求是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随着全球化浪潮和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也日益加深，在我国的部分大中城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消费社会特征已经初露端倪。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形势将扩展波及到中小城市甚至农村消费市场。
一、消费社会背景下我国消费者的自我角色认知
在消费社会背景下，从需求的角度看，国家本着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因此对于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十分看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得到极大的鼓励，购买力也在不断提升，从供给的角度看，商品供给空前充裕，企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联合大众传媒不断刺激消费者的各种消费欲望，使消费者的角色认知与传统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目前我国消费者主要表现为如下的两种角色认知：
1.消费者上帝论。这种消费者角色的认知主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方面对自身与企业的相对权利和地位的认知。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企业面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因此消费者对于企业而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企业在生产、销售等方面日益重视消费者的重要作用，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甚至利用营销的功夫来取悦消费者，因此“消费者就是上帝”成为消费社会广为流行的口号。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和以往相比拥有了更多自由选择商品、公平交易等权利，不再像商品不充裕社会那样，缺少自由的选择权。而伴随着物质的日益充裕，消费者也越来越认同这种观念，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消费主体，消费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2.消费者论。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从他开始，人成了世界的中心，一切由人出发，一切服从于人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自然界就只能作为人的实践对象和满足实践需求的对象而存在[1]。消费者论正是以此为依据，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认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关系中，生产者应当按照消费者的意愿来进行生产，消费者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它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性。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理论得到极大认同，人们越发认为消费权利至上，使消费者的欲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鼓励。
二、对消费社会下我国消费者角色地位的深层解读
随着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以及企业和大众媒体的推演，上述探讨的“消费者上帝论”和“消费者论”已经成为我国消费者两种主要的自我角色认知，但是，实际上消费者的地位并不如此乐观，消费者的自我认知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下面是对我国消费者角色地位实质的分析：
1.真正的劣势地位——对消费者上帝论的驳斥
虽然我国绝大部分市场已进入买方市场，但消费者在市场中具有天生的弱势地位，而且我国在经济领域的立法也相对滞后，导致“消费者是上帝”在很多情况下是消费者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面对垄断行业消费者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即使是非垄断行业消费者也存在着资源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不对称等种种的劣势[2]。近年频繁出现的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证明“消费者上帝论”只是一句美好的口号而已。
2.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利用工具——对消费者论的驳斥
由于消费者思想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因此，伴随着消费者思想的渗透，消费者对自身的主体地位日益认同，认为自身相对于他人，相对于社会、相对于自然，均是处于主导的主体地位，消费的自由权利不涉。而这种消费者的意识，由于忽视了伦理道德的约束，变得越发的危险。它为人们不受制约的追求自身消费欲望的满足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提供了借口，使人们欠缺对自身行为后果的自省，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经济活动中非伦理现象大量滋生。由于消费者缺乏对自身消费的道德考量、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公平正义的判断，被物质消费欲望所束缚，精神领域却日渐贫乏。人类在消费上的无度而导致的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前所未有地突出了人类消费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3]
三、我国消费者自我角色认知的重建
在消费社会背景下，消费者应该认识到“消费者上帝论”和“消费者论”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建立起对自身角色的正确认知，努力塑造自身成为责任型、智慧型的消费者。
责任型消费者角色认知。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论得到极大的认同，但是这种极端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模式，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念，从而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消费的理想模式[4]。根据权利与责任对等原则，在消费者享受消费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消费责任和义务。消费者的责任主要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实现消费公平正义的责任。消费的公平是指每个人在行使自己自由消费权时，以不影响他人消费和整个社会消费等为前提。主要涉及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涉及当代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一国内部当代人之间在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问题。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用自然资源消费方面的权利极不平等。即使在我国，目前消费不公现象也普遍存在。穷人和富人、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在消费方面无法拥有平等的权利，富裕阶层的奢侈、炫耀、浪费消费等享乐主义消费行为大行其道。而作为负责任的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自己对资源的过多占用就是对他人的掠夺和不公。代际公平是指人类代际间对消费利益的享有也应该实现机会上的均等。当代人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感，从根本上转变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观念，在利用资源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子孙后代赖以健康生存和正常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5]。（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追求合理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做到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系统的绿色消费。每个消费者都应该在消费时对自然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杜绝不必要的奢侈浪费的消费行为，从而间接成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者。（三）优化社会文化环境的责任。消费价值观、消费习俗是一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价值观和人们消费习俗的良性变化，对一国的社会风气的净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消费者应该警惕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避免过度追求享乐主义、物质主义，避免只追求物欲的满足，而忽视精神境界的提升。在消费时，弘扬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悲天悯人、敬畏自然的传统消费文化理念，为社会风气的净化做出贡献。
智慧型消费者角色认知。在消费社会中，虽然“消费者是上帝”，“消费者论”充斥我们的视听，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消费者弱势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消费者应该理性的看待自己的角色地位，塑造自身成为智慧型消费者。智慧型消费者主要表现在自我保护和自我约束两个方面。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源于消费者对自身弱势地位的理性认知。现代企业与单个消费者作为市场主体在地位上的不对称日益加剧，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经常出现。消费者应该坚决抵制和揭露各种侵害自身权益的事件，熟悉各种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渠道和法律，积极的进行自我保护。消费者的自我约束主要是指消费者应树立适度理性的消费观念，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发展。适度消费就是适当合理的消费，既包括数量上的适度合理也包括质量上的适度合理。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消费欲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刺激，传统的节约、朴素、居安思危的消费思想普遍被摈弃，取得代之的是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我国城市消费者、年轻消费者和中高收入消费人群表现尤为明显。然而这种无度的消费已经背离了人的需要、幸福等应该追求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容易使人逐渐在消费中失去对自我的掌控，沦为自身物欲的奴隶。无度的消费更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适度消费的观念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责任意识和对自身人生意义的理性把握。
参考文献：
[1]徐新.现代社会的消费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符国群.消费者行为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秦鹏，黄学彬.消费者质疑——种环境伦理下的人文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6（1）.
[4]陈启杰，田圣炳.论从消费者到可持续消费的转型[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10）.
消费者利益论文范文6
在消费者是自然人还是单位的问题上，理论界与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存在重大的差异。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只有少数学者，赞同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然而，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却几乎一致地认为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例如，《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1994年12 月9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只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5年8月1日施行；1997年6月20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黑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12月15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4年9月28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是指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直接用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单位和个人。”《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7月5日公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6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第2条第1 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7年12月12日公 布施行）第2条前段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事实上，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时候，关于单位消费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就存在争议。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也要消费，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也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以便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适用于公民而不适用单位，单位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可以适用合同法。
我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应仅限于自然人，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而不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应专指自然人，这是因为：
1、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产生和立法宗旨来看，其是为了保护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而产生的。将消费者的范围局限于个体社会成员是基于对个体社会成员弱者地位的认识。 《消法》之所以要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主要就是因为消费者是弱者。正是因为消费者是个人而不是单位，在交易中往往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表现在：a.结构弱，即消费者是分散的个人，往往势单力薄；b. 实力弱，即消费者个人的经济实力是无法与企业法人的经济实力相匹敌的；c.手段弱，即缺乏保护自己的手段、识别商品的知识和手段等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在交易中不具有对等的实力，实质上成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而对消费者的损害，不仅损害大众的利益，而且也会危害社会经济秩序，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各国立法都强化对消费者个人的保护。而单位并不是消费关系中的弱者，当单位与个体经营者或实力更弱的单位发生经济关系时，其甚至处于强者的地位。因此，对单位给予特殊保护就失去理论依据。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为了平衡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有必要对作为消费者的个人进行特别保护，但没有必要对单位进行特别保护 .如果与经营者之间出现了纠纷，双方均可以通过合同主张权利，并应当受《合同法》 的保护。假如对单位的订约行为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特别保护，或者说因为单位是商品的买受人，就应当对其进行特别保护，那么，对作为商品出卖人或服务的提供者的经营者来说是不公平的，没有充分体现法律的平等保护的原则，也是与民法的基本原则相背的。
2、从历史上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定的消费者权益，都是与个人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而主要不是赋予单位所享有的权利。“消费者权利”的明确提出，是在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国情咨文中，即安全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safety）、知情权利（the right to be informed）、选择的权利（the right to choose）、意见被尊重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heard），以及后来由尼克松总统补充的“方便救济的权利”。它们被公认为是消费 者的五项基本权利。1985年4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消费者准则》，国际消费者联盟提出了消费者的八项权利：（1）得到必需的物质和服务借以生存的权利；（2）享有公平的价格待遇和选择的权利；（3）安全保障权；（4）获得足够资料的权利；（5）寻求咨询的权利；（6）获得公平赔偿和法律帮助的权利；（7）获得消费者教育的权利；（8）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这些权利常常被称为“消费者的人权”，表明这些权利与个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团体所享有的权利。《消法》在该法第二章对消费者权利进行了专门规定，其中包括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之时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及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由此可见，其中许多权利都是 赋予个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不涉及单位。
总之，单位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与经营者相比，根本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它和经营者之间在谈判的地位、所掌握的交易的信息等各方面都是等同的，没有必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其进行特别的保护。同时这也是消费者运动发展的一贯做法。
二、患者是消费者吗？
从实践来看，医疗服务纠纷是患者投诉较多的一类服务，对医疗纠纷的投诉，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是否有权受理，以及对医疗纠纷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也即患者是否是消费者，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争议较大。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1.否定说。医院、医疗卫生管理部门中几乎全部赞同该说。该说认为，医院与患者的关系不能等同于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与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患者不是消费者，理由有：由于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决定了医院不能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营者。医院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项服务从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社会效益第一。因此，医院不同于“经营者”。患者不是“消费者”，因为医院的医疗收费仍然坚持执行政府的指令性价格，不能采取市场调节的随行就市。这种指令性价格总是低于实际成本，这就是说，患者的生命、患者的健康的价值与诊疗服务价格不统一。患者以严重违背价值规律的价格所交的费用，与其得到的诊疗服务不属于等价交换；尤其是如果医院把患者当作消费者，付多少钱，给予等价的服务，实际就降低了医生的职业责任和职业义务，患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所以，患者不是一般的消费者。
2.肯定说。该说认为，看病、治病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活动，医生、 医院为人们提供的服务就是《消法》中的服务，其出售的药品也属于《消法》中的商品 ，况且医院提供的服务与出售的药品都是有偿的。因此，认为医疗纠纷不适用《消法》 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3.折衷说。该说认为，从总体上说医患关系应适用《消法》的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前并未把所有的医院推向市场，根据国家有关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我国将实行营利和非营利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实行不同的财政、税收和价格政策。例如，后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而不是市场调节价。由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具有经营者的身份，因此不能适用《消法》，而只能适用其他专项法规或有关立法的规定。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在医疗关系中，患者都是接受医疗服务的个人。他或她为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定的对价，尽管这种对价不一定符合市场价格，但和一般支付对价而获得服务的消费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医院的医疗收费仍然坚持执行政府的指令性价格，不能采取市场调节，随行就市。但不可否认医疗关系具有有偿性 ，患者接受医疗服务不像一般服务那样获得一种身心的愉悦，但也是为了恢复身心健康，满足个人的需要。
更何况，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赋予的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包括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之时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及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大多可以为患者所享有。所以，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 尤其是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整个医疗活动中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由于医疗服务的技术含量高，信息不对称，使得患者一般处于缺少充分选择权的被动地位，其弱者身份更加突出，因此也需要对其进行特别保护。
我认为，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从法律上来看，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意味着给患者以消费者的法律身份和保护，意味着当我们走入医院时，不再是低人一等、低声下气的“求医”，而成为平平等等的请医、买医。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于医患纠纷的解决，可以使患者多一层保护，不再投诉无门，可以理直气壮的依靠法院而非行政部门维护自己的权利，使取证、鉴定、索赔、仲裁等一系列过程更加具有操作性与法律程序的保障。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是对法律技术的一种巧妙与恰当的运用，目的正是在现有的法律资源下，最合理最切实际的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从道理上说，当正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走入陌生的医院时，他们无疑处在弱者的地位。医护人员必须把患者当作消费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他们的权利与人格。在一个健康的消费过程中，无论在任何时候，消费者有权要求耐心的服务；无论多么复杂的医疗过程，消费者有权得到医护人员必要的解释。这其实也是医德自身的要求，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的却是，道德的自律太难抵抗人性的弱点了，只有一种有效的制度约束和保障才能保证既有目的的实现。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正是由一种没有约束力的自律走向一种法律的他律、职业的他律、舆论的他律，最终达到保护患者，减少医疗事故的目的。
的确，由于历史与制度的一些原因，这样做会在短期之内给的医疗机构带来观念、管理甚至是体制的冲击。对弱者的袒护必定会损害原先强者的利益。而破坏一个固有利益格局必定会有许多新的问题以弊端的形式出现。但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改革的阵痛不能成为阻碍我们追求社会更大利益的理由。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更有利于医疗、医院体制改革，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更有利于患者权益保护的操作，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更有利于市场正义的倡导。
